公安學報范文10篇

摘要：公安高校是一個特殊的學生群體,公安院校學生將來從警的特殊性要求使警務化管理成為必然。嚴格的警務化管理能規范學生的言行、思想、身心，促使他們成才。

關鍵詞：警務化管理；學生；個性發展

一、重視警務化管理與學生個性協調發展的必然性

1.1警務化管理的意義公安院校是為我國的人民警察培養后備人才的院校，作為武裝性質的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工具，各個公安院校一定要嚴格管理，嚴格監督，使整個人民警察隊伍的能力得到明顯提升。所以，在各個公安院校在進行日常的文化素質教育和職業技能教育的同時，還必須堅持“從嚴治警，從嚴治校”的方針，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建立一套系統的警務化管理制度。警務化管理對我國公安院校的長期發展，為我國培養合格的人民警察，提高我國人民警察的總體水平有重要意義。

1.2警務化管理是學生個性發展的前提警務化管理對于加強對公安院校學生警察意識的培養，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公安院校要培養適應時展的預備人民警察，因此他們從入校的那天起就受到警察理念，警察思想的熏陶，這樣的環境下使學員更能夠塑造出學員的警察意識，使他們更能夠堅定自己人民警察的立場。實行警務化管理能夠使學員始終保持優良的職業作風和保持嚴格的紀律性，經過長期的警務化管理，能夠使學員在以后的工作中自主的保持自己的紀律性，形成了忠誠、堅毅、吃苦耐勞的警察品格。這是警察院校與其他普通院校在管理方面的最大的不同點。公安院校有其行業特點，所以在警察院校進行警務化管理的同時還要注重學員的個性發展，在警務化管理的前提下為學員提供足夠的個性發展空間，為學員提供展示自己個性的平臺。有時候，學員的個性發展違背了警務化管理的要求，這就需要學員的個性發展服從于院校的警務化管理，要讓警務化管理去約束學員的個性發展，沒有警務化管理的個性發展，就會使學員失去嚴明的紀律性，失去警務化管理的意義。

二、正確處理好學生個性發展與警務化管理的辯證關系

摘要：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借助信息網絡技術的便捷，對不特定社會公眾實施非接觸式詐騙，簡稱“電詐”犯罪。“互聯網+”背景下的電詐犯罪具有跨區域性、隱蔽性、手段多樣性等特征。當下電詐犯罪治理困境主要有：立法設計缺陷導致電詐犯罪立案、管轄難；警力資源有限辦案難；涉案財產損失挽回難；電詐犯罪成本低，打擊治理難等。基于電詐犯罪治理現實困境，應轉變傳統治理觀念，將治理重心置于前端預防并采取多元治理手段：完善立法解決爭議；多部門協同合作有效共建共治；打擊電詐亞文化，切斷電詐犯罪源頭。最終實現電詐犯罪的源頭治理，達到“全民反詐”的高潮，讓電詐犯罪無處遁形。

關鍵詞：互聯網+；電信網絡詐騙；困境；治理

1引言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利用互聯網金融平臺實施的電信詐騙越來越職業化、高科技化，甚至形成了相互合作的若干產業鏈，增加了打擊的難度[1]。互聯網1.0/2.0時期，依附于互聯網的詐騙犯罪還具有較為明顯的物理性，但隨著網絡技術的不斷更新迭代，當下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已不限于物理條件，呈現涉案人數眾多、被害人眾多、技術智能化、地域跨度較大等負面特點，治理效果差強人意。當下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仿佛成為了一百三十多年前犯罪學家加羅法洛所論述的那種“幾乎沒有危險，工作量最少，經濟報酬優厚”的犯罪勾當。根據“互聯網+”背景下電信網絡詐騙的犯罪特點，也困于現實治理的窘境，打擊電信網絡詐騙，必須轉變治理思路，將治理重心置于前端預防并采取多元治理手段：第一、完善立法解決電詐爭議；第二、將以往的“打擊為主”轉變為“預防為主”，多個部門協調聯動，實現電詐預防共建共治制度；第三、打擊電詐亞文化，重點預防，三管齊下，從而達到全民反詐的高潮態勢來治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

2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發展現狀

根據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發布的《中國電信網絡詐騙分析報告》中的得出：僅在2015年此一年，電信網絡詐騙涉案人員將近60萬，經濟損失高達222億元。2017年之后，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發生率有所緩和，同比下降了6.1%，造成群眾財產損失也有所下降，群眾財產損失為120.1億元，同比下降29.1%。雖然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發生率較于2015年的峰值點有所下降，但涉案財產金額仍然觸目驚心，多發態勢依然嚴峻。2015年6月，我國建立了以公安部為主的，包括23個部門及單位參與的“國務院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2]。誠然，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對于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因電詐犯罪不再局限于物理條件，具有高度的智能化、技術化、隱蔽化、多樣化等特性，當下的治理措施要想根治電詐犯罪卻有些捉襟見肘。應對新型網絡犯罪常態化，最合理的措施必然是要將網絡犯罪治理前置到犯罪前端，減少犯罪的發生[3]。通過轉變電詐犯罪治理思路，將治理重心置于前端預防并采取多元治理手段，將以往的“打擊為主”轉變為“預防為主”，且針對我國實際國情及電詐犯罪特點“揚長避短”，由“一元打擊”轉變為“多元共治”，從犯罪根源著手，打爛電詐犯罪滋生溫床。

摘要：教材建設是學科建設的重要體現之一，是穩定教學秩序、提高教學質量、實現高等院校人才培養任務的重要保證。目前治安管理學科教材建設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在某些方面還存在許多不足之處，具體表現在治安教材建設總體構架缺陷明顯、教材層次區分度不夠、對很多現實問題研究不夠、教材內容交叉重復現象。可以通過分類編寫教材、分層次編寫教材、加強案例教材建設和創建一體化教材模式，來加強我國治安管理學科教材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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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教材建設；治安學；問題；對策

Abstract：Teachingmaterialdevelopmentisoneoftheimportantaspectsofcoursesconstructing,basingonitsstableteachingorder,increaseteachingquantity,guaranteethetalentedpersoncultureassignment.Thecurrentpublicorderadministercourseteachingmaterialdevelopmentsveryfast,buttherearesomelacksstill:thetotalframedisfigurement,notenoughtotheteachingmateriallevelofstructuredistinctiondegree,notenoughtotherealisticproblemsresearch,intersectandrepetitiontotheteachingmaterialcontents.Wecanintensifythepublicorderadministercourseteachingmaterialthroughmanyways:classifyingtheteachingmaterial,delaminatingtheteachingmaterial,enhancingthecaseteachingmaterialdevelopmentsandcreatingtheintegralteachingmaterialmode.

Keywords：Teachingmaterialdevelopment;Thepublicordersubject;Problem;Strategy

教材建設是學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像治安學這種新興的學科來說，其意義更為重大。本文從治安學出版的教材入手，加以系統歸納和評述，以期比較全面地反映治安學科教材的出版現狀，希望就此拋磚引玉，以推進治安學科整體的完善和發展。

摘要：公安院校的法學教育是公安職業與法學教育相結合而形成的特殊的法學教育，對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的推進有重要意義。文章分析了公安院校法學教育的現狀，從人才培養目標、課程體系、教學內容、教學模式、教師知識結構等方面提出完善路徑。

關鍵詞：全面依法治國；公安院校；法學教育

人民警察作為國家重要的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力量，其執法質量和能力水平直接關系到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的實施。作為公安后備人才的培養陣地，公安院校以高水平的法學教育為法治公安建設提供戰斗力。

一、公安院校法學教育的重要意義

思想政治教育與法學教育是一種有機聯系、相互作用的關系。思想政治教育側重的是對人的意識的引導，而法學教育所側重的是對人的法律意識和法律思維的塑造。從作用的效果上來看，法學教育更能深化公民法治意識，約束公民的行為，保障社會的良性運轉［2］。從作用機制方面來分析，只有思想政治教育得到良好實現后才能保障法學教育順利進行。但是，法學教育并不是對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種簡單延續，實際上當一種行為方式僅僅靠思想政治教育無法有效實現時，人們就會考慮采用法治的方式加以彌補，強化思想政治教育。

二、公安院校法學教育的現狀

一、測謊由來

所謂測謊，就是對謊言的鑒別活動。“測謊”一詞，是由“測謊儀”(LieDetector)而來；“測謊儀”的原文是Polygraph，直譯為“多項記錄儀”，是一種記錄多項生理反應的儀器，可以在犯罪調查中用來協助偵訊，以了解受詢問的嫌疑人的心理狀況，從而判斷其是否涉及刑案。由于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此時大都會否認涉案而說謊，故俗稱為“測謊”。準確地講，“測謊”不是測“謊言”本身，而是測心理所受刺激引起的生理參量的變化。因此，解釋“測謊”或

“測謊技術”，我們認為其科學稱謂應是心理測試技術。

二、測謊儀如何進行測謊

（一）測謊的三大前提

1.被測人必須自愿接受測試，除非涉及刑事案件，任何人不能強迫他人接受測謊，否則，即構成對人身權的侵犯；

學術期刊(以下簡稱“期刊冶)在促進科學知識的創新、科技成果的轉化以及社會科技的進步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在一定時間內某期刊所出版的學術論文對后續某段時間內相關領域知識創新的促進能力被稱之為期刊影響力[1]。期刊排序分區是衡量期刊影響力的重要指標,通常由某種或某些文獻計量學指標(又稱“期刊表征因素冶)來度量,對總體評估期刊的學術質量、宏觀考量期刊的辦刊定位與出版策略、學術績效短期評價、圖書機構期刊采購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意義。特別地,從科研管理實踐來看,期刊排序分區是對于以數量勝質量、賺取獎金和應付考核投機行為的低成本有效對策[2]。最常見的期刊影響力度量指標是影響因子。普遍認為,影響因子越大,期刊影響力就越大。因此,期刊排序分區方法通常與影響因子有關。例如,適用于SCI英文期刊的排序分區方法主要包括:科睿唯安公司的期刊引用報告分區方法(簡稱“JCR分區冶)[3]和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的分區方法(簡稱“中科院分區冶)[4]。在JCR分區方法中,將某一個學科的所有期刊都按照上一年的影響因子降序排列后,依據學科內期刊總數目,平均將這些期刊分為4個區,每個所占期刊數目比例為25%。在中科院分區方法中,采用期刊的前3年影響因子均值進行降序排位,然后將這些期刊以固定但非平均的方式劃分為四個區,期刊的區分位分別是5%,6%~20%,21%~50%,51%~100%。然而,隨著各個學科知識創新日漸加速、跨學科研究日趨普遍、文獻出版方式日呈多樣化,僅僅使用影響因子來進行期刊分區存在一定的缺陷。研究工作者試圖開發一個更為合理的期刊影響力度量指標,探索可以較為全面反映學術期刊質量和影響力的新型期刊分區方法。在影響因子基礎上,人們已經研究了多種新的指數,如h指數[5,6]、及其改進g指數[7]、特征因子[8-9]、f(x)指數[10]、PR8指數[11]以及學術期刊影響力指數(AcademicJournalCloutIndex,CI)[12]等。特別地,中國科學文獻評價研究中心的期刊影響力指數CI,目前已經成為了國內中文期刊文獻分區的重要依據。該指標是一種依賴于將“總被引頻次冶和“影響因子冶的非線性綜合指標[12]。CI分區方法首先將期刊的CI值作為排序度量值對特定學科的所有期刊進行降序排位,然后采用與JCR分區相似的方式,依據某個學科內所有期刊的數量來平均分割成四個分區。盡管影響因子是衡量期刊影響力的重要指標,但是期刊影響力是多個方面因素的綜合影響結果,其影響因素指標體系是由一系列具有內在關聯的評價指標所構成[13]。顯然,綜合各種指標的期刊影響力評價方法能夠從多個層面反映出期刊影響力的真實水平。然而,當前分區方法沒有反映出其它多種期刊因素(如即年指標、半衰期、互引指數等)。近年來,不少研究趨向于利用采用相關系數[14]、線性回歸[15]、因子分析[16-17]等線性分析方法綜合多種期刊表征因素,進行期刊影響力綜合評價并排序。盡管文獻[14]中同時也使用TOPSIS來捕獲期刊表征因素之間非線性關系,但僅限于因素之間的二次關系。總的來說,當前方法難以捕獲多個期刊表征因素之間的非線性關系,而且難以描述特定學科內期刊的全局和局部關系。另外,諸多期刊因素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關系會干擾期刊影響力評價。因此,針對目前的分區方法不足,本文利用相關系數矩陣和方差膨脹因子挑選高獨立性的若干重要期刊表征因素,并利用深度自編碼器的高維非線性刻畫能力,綜合集成這些因素,從而生成一種新的期刊排序度量指標并基于此進行期刊分區。

1方法

1.1實證數據選取與預處理。本文數據來源于2017年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人文社會科學)[12],總共選擇“圖書館學;情報學冶(以下簡稱“圖情冶)、“法律冶和“體育冶三個學科中的學術期刊為實證研究樣本,其中“圖情冶學科包含43種期刊,“法律冶學科包含94種期刊,“體育冶包含41種期刊。每一種期刊包含學術期刊影響力指數(AcademicJournalCloutIndex,簡稱CI)和期刊分區(Q),以及35項學術期刊計量指標或表征因素(簡稱“因素冶)。例如,復合類指標、綜合類指標、人文社科影響因子指標、出版指標、引證指標、網絡傳播指標等。因為少量期刊缺失個別因素的數據,需要對數據進行篩選。本文采用如下篩選方案:(1)剔除存在較多缺失因素數據的期刊:“圖情冶期刊中的英文期刊《JournalofDataandInformationScience》,“法律冶期刊中的《中國法律評論》、《交大法學》、《蘇州大學學報(法學版)》、《國際法研究》、《醫學與法學》、《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河南警察學院學報》、《中國律師》、《新疆警察學院學報》、《廣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學院學報》、《遼寧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中國刑警學院學報》,“體育冶期刊中的英文期刊《JournalofSportandHealthScience》和《當代體育科技》;(2)存在缺失單個因素數據的期刊,采用該學科內其它期刊該因素值的平均值作為其估計值,如《情報學報》的“web即年下載率冶;(3)用邊界值代替非確切數值,如“>20冶的數值均以“20冶替代;(4)刪除不必要的冗余因素和分區無關因素,如“影響因子排序冶是與“影響因子冶的冗余,“研究層次冶是與分區無關的因素。最終選用42種“圖情冶期刊,82種“法律冶期刊和39種“體育冶期刊為研究對象,每一種期刊均包含33個因素,如表1所示。根據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的方法,這些因素分為三組,分別是:“上年期刊主要影響因子冶,“其它各類計量指標冶和“人文社科類影響因子、被引頻次及可被引文獻量冶,詳細信息如表1所示。因為所有期刊影響力因素的取值范圍差異很大,比如“復合總被引冶的數值量級可達上萬,而“復合影響因子冶的數值量級只有10左右,所以本文采用數據標準化來減少計算誤差。標準化的定義為:z(i)=x(i)-滋(i)滓(i)(1)其中為x(i)為期刊x的第i個因素的原始數值,滋(i)和滓(i)分別為數據中所有期刊的該因素的均值和標準差,z(i)為標準化之后該因素的數值。1.2深度自編碼器。深度自編碼器(以下簡稱自編碼器)作為深度學習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無監督的深度神經網絡[18]。它不僅能夠表達高維非線性變量關系,而且能夠將其壓縮為低維關系,從而為衡量期刊的排序分區提供一個可視化的表達和分析。在實際應用當中,自編碼器具有重建過程簡單、可堆疊多層等優點,通常由輸入層、編碼解碼隱含層和輸出層組成。其中,輸入層和輸出層維度(神經元數目)相等,輸入層和隱含層之間構成編碼器,輸入信號x沂Rd通過編碼過程在編碼隱含層產生含數據特征的激勵a沂Rm,解碼隱含層和輸出層之間構成解碼器,a通過解碼過程得到重構信號y沂Rd,解碼是編碼的逆向運算。在本文中,x代表期刊,用d個期刊因素表示,y表示重構之后的期刊。自編碼器的訓練目標是使原始輸入y抑x,從而捕獲數據中最重要的信息。如圖1所示,本文采用L層自編碼器,其過程可用如下公式表示:輸入層-編碼隱含層:a(1)=f(Wx+b)(2)編碼隱含層:a(i+1)=f(W(i)a(i)+b(i)),i=1,…,L(3)其中,W和b分別為各層的權值矩陣和偏置項,L為編碼隱含層的數目,f(誗)為激活函數,本文中采用sigmoid函數,其定義為f(z)=11+e-z,值域為[0,1]。在本文的自編碼器實現中,輸入層包含神經元數目對應于期刊因素的數目。同時,也設計了包含不同隱層數目的自編碼器構架,用來調查特定學科內期刊的全局和局部關系以及期刊排序分區。在可視化當中,最后一個編碼隱含層的神經元輸出值分別作為期刊的坐標值。該值又稱為隱空間主元值,簡稱隱元值。

2實證分析

2.1期刊因素分析與選擇。盡管期刊擁有多達33個因素,然而有的因素與其它因素密切相關,相互之間存在較高的相關性,導致因素之間存在共線性問題。比如在2017年的“圖情冶期刊中,第2個因素“復合影響因子冶與第3個因素“復合他引影響因子冶之間的相關性高達0.9969,它與第4個“復合5年影響因子冶之間的相關性為0.9768。再如,第11個因素“可被引文獻量冶與第33個因素“可被引文獻量2016冶的相關系數等于1,其中的原因在于數據來源于2017年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所以這兩個因素包含相同的數據。指導期刊發展的首要任務是明確重要的因素、并剔除冗余的因素。以“圖情冶期刊為例,我們首先計算了方差膨脹因子(簡稱VIF)。結果表明,“可被引文獻比冶(15.279)、“基金論文比冶(22.645)、“平均引文數冶(24.273)、“引用半衰期冶(20.735)和“被引半衰期冶(15.520)這五個因素的VIF在15和25之間,存在較嚴重的共線性現象,括號中數值為對應的VIF值;更為嚴重的是,其它因素的VIF遠大于25,甚至高達10的7次方,存在極度共線性現象。由此可見,“圖情冶期刊的因素之間存在非常嚴重的多重共線性現象。其次,按照表1里面的因素編號順序,我們計算了建立因素之間的兩兩相關系數矩陣,從而挑選共線性程度較低的期刊因素。因為我們不關注相關性的正負,而是關注相關性的大小,所以相關系數矩陣包含的是相關系數的絕對值。為了進一步分析這些因素之間的關系,我們應用非負矩陣分解算法對該矩陣實施聚類。經觀察發現,這些因素可以形成4個聚類。其中,第1個聚類包含11個因素,包括10種綜合類、復合類以及社科統計源期刊引用的影響因子和即年指標、以及“web即年下載率冶,其內部的平均相關系數高達0.935。第2個聚類包含10個因素,包括8種復合類、綜合類總被引和各種統計源引用、“被引期刊數冶和“總下載量(萬次)冶,其內部的平均相關系數為0.841。第3個聚類包含7個因素,包括4種可被引文獻量、2種半衰期和“引用期刊數冶,其內部的平均相關系數為0.545。第4個聚類包含5個因素,分別是“可被引文獻比冶、“基金論文比冶、“平均引文數冶、“他引總引比冶、“互引指數冶,其內部的平均相關系數較低,僅為0.229。圖2(a)顯示了因素相關系數圖,其中節點表示期刊因素,連邊表示因素之間的相關系數,粗連邊表示高相關性,細連邊表示低相關性;為了突顯聚類,因素聚類用虛線框和對應的序號進行標定。最后,針對相關系數很高的聚類,只選擇其中第一個因素作為該聚類的代表因素。對于相關系數較低的聚類,選擇全部的因素。總共獲得了8個因素,包括“復合總被引冶、“復合影響因子冶、“可被引文獻量冶、“可被引文獻比冶、“基金論文比冶、“平均引文數冶、“他引總引比冶和“互引指數冶。在重新計算它們的VIF之后,我們發現由于“可被引文獻量冶的VIF值(4.314)相對其它的因素而言數值較大,而且與其他因素的相關性超過了0.600,因此為了降低共線性程度進一步剔除了該因素。最終采用其它7個因素進行期刊影響力分析。如圖2(b)所示,這些因素的VIF值均小于2.500,平均VIF值為1.693,“基金論文比冶具有最大的VIF值2.207。同時,我們也統計了它們之間的相關系數。如圖2(c)表示,其相關性絕對值總體較低,平均相關系數僅為0.250;最大的相關性發生在“基金論文比冶因素,它分別與“平均引文數冶和“復合影響因子冶之間的相關系數值為0.557和0.520;最小的相關性發生在“復合影響因子冶和“他引總引比冶之間,兩者幾乎完全獨立。這些結果表明,所選因素之間具有很低的共線性程度,可以用來進行下一步的期刊排序,從而可以用來指導期刊發展和提高期刊影響力。2.2基于深度自編碼器的期刊排序。在實證分析中,根據隱層數目與神經元數目,設計了不同構架的自編碼器,以將上一節選出的期刊因素拼接在一起作為自編碼器的輸入。采用了四種不同層數的自編碼器構架,其隱層數目分別為1,2,3,4,并分別調查了每一種構架對應的隱層神經元數目。通常隱層數目在3及以上的自編碼器被稱為深度自編碼器。為了描述方便,這里采用{A,B,C,D}的格式來表示自編碼器構架,其中字母數目表示層數,字母本身表示該層的神經元數目。以“圖情冶期刊為例,我們設計了漸進式的構架設計策略,即先調查隱層數目為1時對應的神經元數目,然后在此基礎上調查隱層數目為2時對應的神經元數目,以此類推,直至確定最后一個自編碼器構架中的神經元數目。具體過程如下:(1)當采用一個隱層{L}的時候,我們分別調查了L分別等于2~10、15、20、30、40、50和60條件下自編碼器的隱空間輸出結果。由于CI是目前最好的期刊影響力度量指標之一,我們計算了第一個隱元與CI的相關系數,并期望第一隱元能夠正向衡量期刊影響力,所以選擇這個相關系數為正且數值最大時對應的神經元數目作為該隱層的最佳神經元數目。我們發現,L=3對應最好結果。同時,該值也可為多個期刊的影響力分布提供了一種可視化手段。因此我們選擇3作為自編碼器{L}的隱層神經元數目,同時也是自編碼器{L,3}中第二個隱層的神經元數目。(2)當自編碼器采用{L,3}構架時,我們分別調查了L在同樣條件下自編碼器的隱空間輸出結果。通過與上一步類似的方法,確立隱層神經元數目L=5。(3)當自編碼器采用{L,5,3}構架時,確立隱層神經元數目L=50。(4)當自編碼器采用{L,50,5,3}構架時,確定隱層神經元數目L=30。雖然可以繼續增加層數時,但是采用更多隱層構架的自編碼所產生的隱元數值卻越來越小,趨向于過擬合。最終,我們最多只考慮采用四層的深度自編碼器構架。此外,盡管最終獲得了三個維度的隱變量,但結果表明只取前兩個隱元來顯示期刊分布就足夠了。圖3(a)、(b)、(c)、(d)分別顯示了“圖情冶期刊由四種自編碼器生成的隱空間分布。為了方便可視化,使用CI分區作為期刊的標記,其中圓點、方塊、三角和淺藍菱形分布表示1、2、3、4區期刊。由四個不同構架自編碼器生成的期刊分布結果如下:(1)當采用第1個自編碼構架時:對比CI分區結果,第一個隱元與CI值的Spearman相關系數等于0.7582。其中,CI值排名前三的1區期刊《中國圖書館學報》、《圖書情報工作》、《情報雜志》與其它1區期刊相對分散;有兩個1區期刊《大學圖書館學報》《圖書館論壇》與2區期刊靠近;大多數2區期刊與1區期刊鄰近,但《醫學信息學雜志》遠離其它2區期刊;隸屬于3區的期刊與4區期刊和2區期刊均呈現較大重疊混雜。(2)當采用第2個自編碼構架時:第一個隱元與CI值的Spearman相關系數等于0.8028。期刊分布更加突顯了1區期刊與其它期刊的不同,大部分1區期刊保持與其它期刊分離的狀態;兩個2區期刊《情報學報》和《現代圖書情報技術》靠近1區期刊;此外,在2區期刊當中,除了《醫學信息學雜志》之外,《現代情報》也略遠離其它同分區期刊;4區期刊《圖書情報導刊》遠離其它的同分區期刊。(3)當采用第3個自編碼構架時:期刊的分布范圍進一步縮小,期刊分區邊界初步顯現,呈現出與第一個隱元相關的趨勢,其與CI值的spearman相關系數為0.826;CI值排名第一和第二的1區期刊《中國圖書館學報》《圖書情報工作》突顯出了與其它期刊不同,而其他兩個2區期刊《情報學報》和《現代圖書情報技術》呈現靠近1區期刊的趨勢,分別與《情報雜志》、《情報理論與實踐》和《情報科學》相近。(4)當使用第4個自編碼構架時,所有期刊被映射成一條近似單調直線,能夠使用第一個隱元對期刊進行排序和分區,其中第一個隱元與CI值的Spearman相關系數為0.8503;1區期刊可分為三組,第一組包括《中國圖書館學報》和《圖書情報工作》;第二組包括《情報雜志》《情報理論與實踐》《情報資料工作》《情報科學》《圖書情報知識》《圖書與情報》,但是2區期刊《情報學報》和《現代圖書情報技術》位于其中;第三組包括《大學圖書館學報》《圖書館論壇》,但是它們與其他分區的期刊混雜在一起。此外,其它分區期刊存在不同程度的混雜重疊。總的來說,自編碼器能夠一個以非線性方式綜合了多個高獨立性期刊因素的期刊排序度量,其第一個隱元可以用來作為期刊排序度量值(排序得分)。另外,也應用深度自編碼器在“法律冶期刊和“體育冶期刊。由于篇幅限制,只選用了采用一個隱層和四個隱層這兩種自編碼器構架的期刊排序結果,如圖4所示。期刊排序結果表明,這兩大類期刊表現為與“圖情冶期刊相似的規律。當采用一個隱層時,期刊較為分散,第一個隱元與CI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748和0.501,但是該構架利于發現離群期刊,如“法律冶期刊里面的《法制與社會》和《武漢公安干部學院學報》,“體育冶期刊中的《冰雪運動》。當采用四個隱層時,期刊分布呈現規律性,第一個隱元與CI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796和0.838。再次說明,第一個隱元可以用來作為分區得分。2.3分區方法對比。現有分區方法均根據期刊順序和數量來實施,可分為基于平均劃分的方法和基于固定非平均劃分的方法。前者的代表方法包括JCR分區方法和CI分區方法,后者的代表方法有中科院分區。基于現有的劃分策略,本節對應地設計了深度學習平均分區方法(簡稱DL平均分區)和深度學習非平均方法(簡稱DL非平均分區),并以“圖情冶期刊為例進行對比分析。JCR分區和中科院分區分別使用影響因子作為期刊排序度量,而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簡稱“年報冶)提供的兩大類影響因子:復合類和綜合類。為了實施后續的期刊分區方法對比,首先調查了復合類影響因子與綜合類影響因子在JCR分區和中科院分區中的差異。對比結果表明,兩者無論是對于JCR分區還是對于中科院分區而言,結果非常接近,在42個“圖情冶期刊中只有2個期刊的分區不同。因此,在后續的分區方法對比當中,只采用“復合影響因子冶(簡稱“影響因子冶)來分析JCR分區和中科院分區結果。對應于期刊分區策略,分區方法對比分為兩個部分。首先,以CI分區為基準,對比了采用平均劃分的JCR分區方法和DL平均分區方法。主要對比結果如下:(1)在CI的1區期刊列表中,JCR分區將《情報科學》和《圖書館論壇》分為2區,DL平均分區將《大學圖書館學報》和《圖書館論壇》分為2區;(2)在CI的2區期刊列表中,JCR分區將《圖書館雜志》《國家圖書館學刊》分為1區,將《圖書館理論與實踐》和《醫學信息學雜志》為3區;DL平均分區將《情報學報》和《現代圖書情報技術》分為1區,將《圖書館雜志》、《圖書館工作與研究》和《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為3區;(3)在CI的3區期刊列表中,JCR分區和DL平均分區同時將《中華醫學圖書情報雜志》分為2區、將《農業圖書情報學刊》和《農業網絡信息》分為4區;此外,JCR分區將《文獻》為4區,而DL平均分區卻將其分為2區,將《圖書館學刊》和《四川圖書館學報》分為4區;(4)在CI的4區期刊列表中,JCR分區將《大學圖書情報學刊》《圖書館界》為3區,DL平均分區將《古籍整理研究學刊》《圖書館界》《數字圖書館論壇》《中國典籍與文化》分為3區。其次,以采用非平均劃分的中科院分區為基準,對照CI值和CI分區,設計了一個CI非平均分區,并對比了DL非平均分區。主要對比結果如下:(1)中科院分區的兩個1區期刊中,CI和DL非平均分區將《大學圖書館學報》分別分為2區和3區;(2)在中科院分區的六個2區期刊中,CI和DL非平均分區都將《圖書情報工作》分為1區,將《情報雜志》分為2區;前者將《情報資料工作》《現代圖書情報技術》分為3區;后者將《圖書情報知識》《圖書與情報》分為3區;(3)在中科院分區的十三個3區期刊中,CI和DL非平均分區都將《情報理論與實踐》《情報科學》分為2區;前者將《信息資源管理學報》分為4區;后者將《情報學報》分為2區,將《圖書館雜志》《圖書館工作與研究》分為4區;(4)在中科院分區的二十一個4區期刊中,CI非平均分區將《圖書館理論與實踐》分為3區,DL非平均分區將《中華醫學圖書情報雜志》和《文獻》分為3區。綜上所述,在給定平均劃分條件下,三種分區方法在1區和4區的分區結果差異不大;在給定非平均劃分條件下,由于非平均劃分條件下1區和2區期刊數目較小,三種分區方法的結果差異稍大;少量期刊主要表現為分區差值臨近,沒有出現跨越一個及以上分區的差異情況;此外,《中國圖書館學報》在所有分區結果中均排名第一。詳細對比結果如表2和表3所示。

3結論

[論文關鍵詞]和諧社會;農村;平安建設

[論文內容提要]農村土地､債務､基層民主制度建設､治安環境是當前農村社會矛盾的主要表現｡在分析原因的基礎上,筆者認為只有加強農村平安建設工作的組織領導和農村治安綜合治理基層組織建設､加強農村和諧文化建設､切實抓好農村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加強和改進信訪工作,才能化解農村各類矛盾糾紛,減少不和諧､不穩定因素,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創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開展農村平安建設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內容｡保持農村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之間的相互協調,使農村安定有序､充滿活力,使農民群眾安居樂業､和睦相處,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關鍵｡筆者從當前社會矛盾的主要表現出發,在分析原因的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對策,以期拋磚引玉｡

一､當前農村社會矛盾的主要表現

當前我國農村社會治安保持持續穩定,農民群眾的安全感不斷增強｡但由于受多種因素的影響,農村社會治安也面臨著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少數農村地區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治安問題還比較突出,群眾反映還比較強烈,農村社會穩定的形勢依然嚴峻｡當前農村社會矛盾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大方面:

(一)土地問題成為農村矛盾的重點

摘要：民法是保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的基本法律，在深層次上影響著公安執法工作。在民法制典的背景之下，公安院校應當改變長期以來對民法教學的忽視，確立民法在公安教育的重要地位，采用與時俱進的教學模式和方法手段，實現符合公安實踐需要的有效民法教學。

關鍵詞：公安院校；民法；教學

民法是至為基本的法律，其核心是保護人民群眾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過往已經明證，唯有建立健全的民事法律制度，才能更好地保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更好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國的民法建設歷經波折，終于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通過民法總則，為形成民法典樹立起統領性的原則和理念。民法建設極大地影響著我國法治社會的進程，亦勢在必然地推動民法教育的進步發展。面對民法制典的重大時刻，公安院校應當藉此反思自身民法教學的得失，重構符合公安實踐需要的民法教學，培養警校學生成為具有民法精神、能夠嚴格依法行政和熱情服務民眾的人民警察。

一、公安院校民法教學的現狀反思

公安院校以培養符合公安工作需要的應用型人才為根本目標。公安機關基本的工作內容是刑事執法和行政執法。因此，公安院校的學科建設總是圍繞著培養偵查破案的刑警、管理治安秩序的治安警、管理交通秩序的交通警等的職業能力，法律教學亦是著力于相應的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作為直接執法依據的刑事或行政法律。由于公安執法并不直接適用民法，民法往往被許多公安院校視為法律教學可有可無的部分。這樣的觀念導致公安院校多以簡單的實用主義角度選擇法律教學內容，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為必修課，在法學體系中極其重要的民法被邊緣化，在教學安排上表現為民法設定為選修課，課時量少、內容淺易和資源匱乏。以幾所公安本科院校為例，江西警院偵查學專業不開設民法課，治安學專業開設48個學時的民法；吉林警院僅開設20個學時的民法；遼寧警院和鐵道警院開設32個學時的民法；河南警院認為民法是政法干警招錄體制改革的考試科目，課程的開設應從有利于學生就業的角度考慮，而加大民法的課時比例，開設102個學時的民法。[1]與此相應，公安院校學生難免不受此影響，由于課程的單薄而不重視民法，缺乏民法學習的熱情和積極性。民法長期以來被相當一部分公安院校忽視的教學現狀必須予以改變。公安院校以培養警務人才為己任，當然不能以工具運用的角度定位教學，而必須圍繞公正執法的警魂塑造。如果公安教育過于強調公安機關的管理職能，其結果可能導致觀念上忽視公民權利對警察權力的約束。如果公安院校的法律教學完全拘泥于現實考慮，勢必無益于培養具有法治信仰的執法者。法律教育決不能走急功近利的老路，應腳踏實地地將法治理念、法律思想貫穿到法律教育的始終。[2]作為執法者，人民警察當然需要掌握作為執法依據的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更應當理解此類執法依據背后的法治精神。民法之所以被稱為“萬法之母”，是因為現代法律根植于民法深厚的土壤，民法理念深刻地影響著諸多法律并確立私權邊界而阻卻公權侵擾。民法在深層價值上決定著行政執法的合法性，與公安機關法定職責在根本上緊密關聯。公安執法活動的最終目標是代表國家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權利，其職責是保護公民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3]公安機關履行其職責直接或間接涉及廣泛的民法領域，掌握民法的規范內容和精神實質，有助于人民警察以法治思維實施執法活動，更準確地運用刑法、行政法的具體規定，實現維護社會正義的法定使命。公安院校的民法教學亟待加強，但自身的不足亦要正視并改觀。當前民法教學最大的問題就是受傳統教育“學科本位，知識本位，課堂本位”觀念的影響，存在著重學科完整輕現實需求、重知識灌輸輕能力培養、重課堂教學輕現場實踐的弊端。公安教育由于其行業特性，必須始終保持與公安實務的密切聯系，注重公安工作實際需要，有針對性地對學生的警察職業能力進行培養。然而，當前公安院校的民法教學從教學內容到教學方式注重的依然是學科體系的完整性，側重于民法基礎理論知識的傳授，以課堂講授為根本授課方式。在教學過程中，很多公安院校會盡量開展案例討論、直至輔以模擬法庭，相關案例情節往往選用社會事件，雖然對加深學生的知識理解起到一定作用，但由其缺乏公安行業的針對性而使學生無法通過這樣的學習過程形成民法理論知識與公安實戰工作的關聯，導致學生的實踐能力與所要從事的公安工作脫節。因此，公安院校的民法教學從理念到手段都應當深刻反思，以脫胎換骨的方式迎接民法典新時期的到來。

二、公安院校民法教學的觀念重塑

摘要公安部日前作出部署,決定開展集中整治行動,堅決遏制執法過程中發生的涉案人員非正常死亡事件。接連發生的涉案人員因刑訊逼供非正常死亡事件,引起了社會的強烈關注,禁絕刑訊逼供,是時代的呼喚,也是法制文明的要求,本文從刑訊逼供的危害、存在的原因出發進行分析,對遏制刑訊逼供中的問題及其對策進行粗略探討。

關鍵詞刑訊逼供危害遏制對策

5月13日上午,經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判決,被宣告無罪釋放的河南省柘城縣老王集鄉趙樓村村民趙作海收到賠償義務機關代表——商丘市中級人民法院宋海萍院長親手交付的人民幣65萬元。至此,因“故意殺人罪”而冤獄11年的趙作海申請國家賠償案終結。

從去年年初的“躲貓貓”開始,“喝開水死”、“摔跤死”、“做夢死”……接連發生的涉案人員因刑訊逼供非正常死亡事件,引起了社會的強烈關注,使執法機關的公信力受損,成為社會的不和諧之音。

一、刑訊逼供屢禁不止的原因

刑訊逼供不論對于個人還是社會,危害巨大,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屢禁不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論文關鍵詞]和諧社會;農村;平安建設

[論文內容提要]農村土地､債務､基層民主制度建設､治安環境是當前農村社會矛盾的主要表現｡在分析原因的基礎上,筆者認為只有加強農村平安建設工作的組織領導和農村治安綜合治理基層組織建設､加強農村和諧文化建設､切實抓好農村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加強和改進信訪工作,才能化解農村各類矛盾糾紛,減少不和諧､不穩定因素,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創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開展農村平安建設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內容｡保持農村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之間的相互協調,使農村安定有序､充滿活力,使農民群眾安居樂業､和睦相處,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關鍵｡筆者從當前社會矛盾的主要表現出發,在分析原因的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對策,以期拋磚引玉｡

一､當前農村社會矛盾的主要表現

當前我國農村社會治安保持持續穩定,農民群眾的安全感不斷增強｡但由于受多種因素的影響,農村社會治安也面臨著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少數農村地區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治安問題還比較突出,群眾反映還比較強烈,農村社會穩定的形勢依然嚴峻｡當前農村社會矛盾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大方面:

(一)土地問題成為農村矛盾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