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經濟范文10篇

摘要：由于美國和東亞之間的特殊關系以及其在東亞地區不可取代的政治經濟利益，美國對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一直保持著持續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主要表現在其對東亞經濟一體化的態度經歷了從最初的反對到有條件支持的變化。

關鍵詞：利益區域經濟一體化影響

一、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

在影響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各種因素中，美國因素是最重要的外部因素。這種影響力來自于美國和東亞國家之間的特殊關系。這種特殊關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軍事上的聯系和經濟上的依賴。

從軍事上來說，美國與東亞各國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這種聯系被許多東亞國家視為區域內防范軍事沖突的安全保障。日本和韓國是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最親密的盟友，東盟內部的許多國家也都與美國存在著某種形式的軍事合作。這種政治上的特殊關系必然對這些國家的經濟戰略決策產生重要的影響。直接導致了許多國家甚至東亞自身也對是否有必要建立一種排除美國在外的區內經濟合作及其對區內政治軍事安全可能產生的影響保持疑慮。從日本和韓國以及東盟在區域一體化進程中躊躇猶豫亦進亦退的態度可見一般。

從經濟上來說，亞地區各國經濟對美國具有強烈的依賴關系。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一直是東亞各國最大的海外出口市場。甚至有人認為，東亞各國的經濟增長與美國市場之間具有直接關系。筆者收集了2004年和2007年中國、日本、韓國對美國的出口占各自出口總額的比重，從這些數據對比關系中可以發現，相對于2004年的情況，雖然2007年東亞三大主要經濟體對美國的出口比重略有下降，但實際上仍然維持在一個相對較高的水平。特別是中國和日本對美國的出口比重仍然保持在20%，而且，美國仍然是中國和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市場。不可否認，美國因素在東亞經濟運行中確實具有重要地位。

［摘要］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東亞國家推動了一系列區域經濟、金融合作與建設，取得重要進展。但是，東亞經濟金融合作仍然存在諸多障礙和問題。首先，東亞區域的貿易一體化進展有限，較為依賴區域外貿易。其次，區域金融一體化程度落后于貿易一體化。東亞各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金融聯系遠遠高于與區域內其他經濟體的金融聯系。最后，與此相關聯的，東亞國家的政治互信仍有待加強。

［關鍵詞］東亞；經濟金融合作；一體化；障礙

1997—1998年，東亞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各國政府開展了一系列促進區域合作和金融一體化的舉措以應對外部沖擊。如今20年過去了，盡管各類區域貿易和金融的合作機制在不斷增強，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在不斷加強，然而考慮到當前資本流動波動性加大及其對經濟金融體系潛在沖擊的增加，東亞區域經濟、金融一體化進展仍遠遠不夠，我們有必要回頭審視東亞區域實體經濟與金融一體化面臨的障礙與挑戰。

一、區域貿易一體化進展有限、仍然較為依賴區外貿易

東亞的區域經濟一體化，主要是通過商品市場中的貿易渠道展開。然而，事實上，盡管區內貿易不斷增加，但東亞地區的區內貿易擴張幅度有限，東亞地區各國的貿易仍主要依賴于區外貿易。ADB的亞洲區域一體化指數顯示：1995年，10＋3國家的區內貿易占比45．01％，2015年則是47．16％（2015年是最新數據）。也就是說，在上述20年當中，東亞區內的貿易占比僅僅只提高了2．15個百分點。而在同一時期，歐盟的區內貿易占比一直處于60％左右的水平。此外，東亞區內的加工貿易、中間品貿易占比較高，這是東亞區內貿易的一大特點。如果剔除掉這方面因素、只考慮最終需求，則東亞區內貿易占比還會有明顯下調，東亞各國最終需求受到其他區域，特別是美國的最終需求的推動。可見，東亞經濟還遠遠談不上與其他區外經濟的脫鉤。基于現有的實體經濟基礎，東亞地區對區外的貨幣、匯率、金融市場的依賴性也較強。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一般路徑是從貿易、投資，再走向貨幣、金融領域。在二戰后，出于對戰爭的反思、對和平的渴望，政治驅動的歐洲一體化進程，是從煤鋼共同體、關稅同盟、歐共體這樣的合作一步步走過來的。而東亞財金合作的初始動力，則是基于對金融危機的反思，直接走向了貨幣金融合作，比如清邁協議及其多邊化、亞洲債券市場倡議等。這種就金融合作來應對金融危機的思路難免忽略了金融危機爆發的實體經濟原因，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短視的做法。對于東亞各國而言，一直以來的出口促進戰略使得貿易仍主要依賴于美國、歐洲等區外貿易，因此，各國政府更傾向于穩定與美國、歐洲之間的匯率，對區域內匯率的穩定主要是出于減少在區外貿易中的競爭的目的，從而造成了東亞各國對于穩定區域內匯率的動力不足，對東亞區域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形成障礙。

二、金融一體化發展滯后

摘要：近年來，新地區主義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理論基礎越來越受到研究界的重視。新地區主義在東亞的形成和發展與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與區域化趨勢密切相關，伴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而日漸清晰。目前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制度化程度低，還處在起步階段，但向制度化方向發展的趨勢已經形成。由于受到當前金融危機的影響，東亞各國合作愿望更加迫切，特別是東北亞的中日韓三國，加大了合作的力度，必將會對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產生重大的推動作用。

關鍵詞：新地區主義；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制度化

新地區主義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與二戰后以歐共體為代表的傳統的地區主義相比，具有很大的差異。

地區主義實踐的經典在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中。在冷戰期間，西歐國家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在經濟和政治領域開展協調與合作，成功地實現了一體化，建立了一體化組織歐共體。歐共體組織帶有明顯的區域保護的內向封閉色彩。為了與后來的地區主義相區別，人們稱上世紀60、70年代歐洲的地區主義為傳統的地區主義（或舊地區主義）。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區的醞釀和歐共體內部市場化進程的加速，一種新地區主義開始出現在世界舞臺。發達國家為了擴大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影響力，愿意與一些發展中國家密切經濟領域合作，簽訂緊密的經貿合作協議。美國通過促使墨西哥開放市場而建立了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在推動與中東歐國家區域一體化的進程中，要求新成員必須進行自身改革以適應歐盟的規范。這些現象改變了傳統地區主義注重在經濟體制和發展水平相一致基礎上推進貿易融合的“淺一體化”做法，而是通過在不同經濟體制和發展水平的國家之間推行貿易、金融、技術、信息等方面全面合作的“深度一體化”，積極推動區域一體化進程。由此“新地區主義”應運而生。

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地區主義現象在亞太地區表現為一系列跨地區的多邊合作機制的建立。1980年建立“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the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Council，PECC），1989年建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APEC），1994年分別建立半官方性質的“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ouncilForSecurityCooperationintheAsiaPacific，CSCAP），和第一個官方對話機制的東盟地區論壇（ASEANRegionalForum，ARF）。上述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組織和安全對話機制的突出特點是其成員包括了東亞、北美、南太平洋甚至南美洲國家，幾乎覆蓋整個太平洋地區。在分析這種過去沒有出現過的合作機制時，美國學者諾曼?帕爾默（NormanD．Palmer）在《亞太地區的新地區主義》一書中首次提出了“新地區主義”這一新概念，以區別于傳統的地區主義。他認為，地區主義理論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后，隨著20世紀80年代美蘇關系的緩和，在“修正的民族主義和相互依存的時代”，地區組織和一體化出現了新的特點，新的地區主義不僅僅是舊的地區主義的簡單復興，而且日益成為國際關系中的新因素。他強調“新地區主義”的突出特點是跨區域性，即地區合作應超越單一地區，實現跨區域國家間的合作與融合。

東亞經濟發展模式是多樣性的，還是單一的，長期以來一直是國際經濟理論界爭論不休的問題（注：本文的研究對象為新加坡、韓國、香港、臺灣、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中國和越南十個東亞經濟體。）。在浩瀚的學術文獻中，有關概念的使用及其內涵極其混亂。因此，在探討東亞經濟發展模式多樣性問題之前，必須區分“東亞模式”、“東亞經濟增長模式”和“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內涵上的差別。

筆者認為，東亞模式這個概念屬于歷史學與社會學的范疇，是從歷史學與社會學的角度考察東亞國家和地區主要是“亞洲四小龍”實現現代化的過程。其內涵是指“亞洲四小龍”在相似的歷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強政府的干預下，重視教育與人力資源開發，在經濟與社會生活各方面實行趕超戰略，加速實現現代化的一種模式。東亞經濟增長模式則是屬于經濟學的概念。其研究對象是東亞地區經濟增長規律及其增長源要素，包括勞動投入要素、資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勞動與資本投入后的促進經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概念也屬于經濟學的范疇，是從經濟學的角度考察東亞發展中國家與地區經濟發展的基本特點以及基本經濟發展狀況。其本質內涵是分析東亞發展中國家與地區建立在經濟增長基礎上的經濟發展，包括研究人均國民收入或人均GNP的發展趨勢；經濟結構的基本變化；經濟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國（地區）人民而非外國人參與的經濟發展過程及相應的收入分配關系；與之相適應的經濟政策與管理體制（注：參見馬爾科姆·吉利斯等：《發展經濟學》第一、三、四章。W.W.Norton&Company1987年第二版；邁克爾·托達羅：《經濟發展與第三世界》，中譯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頁。）。但是，隨著近些年來各門學科的相互融合，經濟學家在考察一國經濟發展時，已將視野從經濟增長擴展到社會發展等更為廣闊的領域。同時，為了簡便，在國內外經濟論文中，東亞經濟發展模式通常被統稱為“東亞模式”。

閱讀有關英文論文或著作時，可以發現，東亞模式在英文中有兩種表述：即EastAsianModels和EastAsianModel，雖然僅相差一個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與內涵卻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為東亞地區的各種模式，后者則指東亞地區單一的模式。

認同于單一“東亞模式”的一些學者認為東亞模式的內涵包括了以下六個重要特征：(1)科學技術、研究開發的高投資；(2)合格教育與人力開發的高投資；(3)高儲蓄率與高投資率；(4)促進出口的自覺政策（即在經濟增長初級階段，采取本國本地區貨幣貶值政策，在經濟起飛階段，則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業的工業政策）；(5)注重公平增長，避免了西方國家在早期經濟增長階段出現的社會不公平現象；(6)謹慎的財政、金融政策和在對外經濟政策支持下的穩定康健的宏觀經濟環境。不幸的是，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單一“東亞模式”的內涵似乎又變為“裙帶資本主義”、“國家發展與國家壟斷”、“道德公害與道德敗壞政權所致的劣質銀行業”、“私人與公共部門之間的腐敗關系”、“經濟基礎脆弱”綜合體的代名詞（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andCapitalFlows,"FinancialTime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Pill,H.,"InternationalBorrowing:ADecompositionofCredit

冷戰結束以來，東亞地區安全形勢持續趨緩，在總體上保持了和平與穩定。然而，地區內還存在著一些不安定因素，領土與海洋權益爭議是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中國和日本則是地區內與鄰國相關爭議最多的兩個國家。長期以來，中國與鄰國曾既有陸上爭議也有海上爭議，日本則只有海上爭議。此外，東南亞國家之間也有一些領土與海洋權益爭議。作為兩個地區大國，中日在傳統上分別被視為陸權國家與海權國家，其與周邊國家的爭議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基本上反映了地區相關爭議的概貌。

本文圍繞東亞中日俄韓及東南亞國家間爭議的6個主要案例展開研究，分析爭議發生的原因，概述爭議演變的狀況，探討導致演變的主要因素，總結爭議演變反映的相關國家間及整個地區內政治、經濟關系的變化。這些變化不僅決定了東亞領土與海洋權益爭議的過去與現在，而且將決定其未來;而后者的演變也將對前者的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

一、中蘇/俄邊界爭議

新中國成立后，在中蘇邊境上存在著三條界線:條約線、蘇圖線和實際控制線。條約線是19世紀中后期中俄間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所確定的國界線，根據這些不平等條約，沙俄把中國15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據為己有;蘇圖線是蘇方地圖所標示的邊界線;實際控制線是中蘇雙方實際控制的邊界線。從條約線到蘇圖線再到實際控制線，蘇俄占領了中國更多的領土。由于三條界線并存，中蘇國界形成了許多爭議地區和爭議島嶼，總面積超過3．5萬平方公里。①

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蘇關系處于蜜月期，雙方爭議隱而不露。1958年，中國政府決定逐步解決與鄰國的邊界問題。此后，中蘇兩國政府開始進行勘界工作。最初的勘界工作基本是在友好、信任的狀態下進行的。然而，隨著中蘇兩黨發生意識形態上的嚴重分歧，兩國關系開始趨向緊張，邊境摩擦也隨之上升，1960年發生了中國新疆6萬多居民逃往蘇聯的嚴重事件。60年代初，兩國邊界問題被正式提到了談判桌上。

第一次談判于1964年舉行。當時中蘇關系尚未徹底破裂，雙方就東段邊界走向一度達成初步共識，后因意識形態斗爭因素加重而未能簽署協議。第二次談判(1969－1978年)因兩國關系全面破裂，并已發生過邊境軍事沖突，未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第三次談判(1987－1991年)隨中蘇關系正常化的進程而較快取得了進展。1991年5月，中蘇簽訂《中蘇國界東段協定》，基本解決了雙方邊界爭議最大也是最困難的部分。蘇聯解體后，日益加強友好合作關系的中俄兩國繼續談判，先后達成《中俄國界西段協議》(1994年)和《中俄國界東段補充協定》(2004年)。以2005年6月互換補充協定批準書為標志，兩國徹底解決了歷史遺留下來的4300公里的邊界問題。

東亞（東盟十國、中、日、韓）經濟受金融危機影響，增長速度近些年來明顯減緩。但無可否認，就全球范圍內來說，東亞仍然是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我們知道，隨著某一地區經濟的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一個必經的發展階段。東亞經濟合作在近些年也取得了一些進展，但總的來說，它的成效依然難以令各方滿意。那么，當前面臨著什么樣的制約因素、下一步合作應該何去何從，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探討。

一、東亞經濟合作的基本框架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東亞經濟合作的既定框架，不難發現，政治家選擇的這些合作框架雖各有各的側重，但在機制上是有所重疊的；在時間上雖然有承接關系，但并不是絕對的新舊替代。所以，我們要理清這些合作框架各自的內涵，我們才知道下一步的政策選擇應該側重在怎樣的框架內，采取何種步驟。

1.東盟(ASEAN)。它成立于1967年7月，是政治色彩比較濃的一個區域集團。它成立以后一直致力于一個多邊安全合作體制的構建。特別在1992年1月的東盟第四屆首腦會議上，東盟宣布它的目標是加強與地區外的國家進行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對話，實現東南亞的和平自主和建立中立無核區。

2.東盟地區論壇(ARF)。這個論壇自從1994年7月成立以來，一直在地區安全問題上發揮了積極作用。1995年的第二次會議進一步確定了它的目標是逐步增加大國之間的相互信任，建立處理地區沖突的安全機制，維護和保證亞太地區的繁榮和穩定。看上去這一論壇似乎政治性十足，但很多經濟合作都建立在這一框架規則的庇護和引導之下，所以，它也是東亞很重要的合作框架之一。

3."10+10"會議（東盟與全體對話國會議）和"10+1"會議（東盟與單一國會議）。這兩種對話機制雖然一直進展緩慢，但在地區安全協調和大國關系協調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東亞的其他經濟合作框架的建立一般都要照顧到這一框架的范圍和影響力。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新加坡、韓國、香港、臺灣、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中國和越南十個東亞經濟體。）。在浩瀚的學術文獻中，有關概念的使用及其內涵極其混亂。因此，在探討東亞經濟發展模式多樣性問題之前，必須區分“東亞模式”、“東亞經濟增長模式”和“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內涵上的差別。

筆者認為，東亞模式這個概念屬于歷史學與社會學的范疇，是從歷史學與社會學的角度考察東亞國家和地區主要是“亞洲四小龍”實現現代化的過程。其內涵是指“亞洲四小龍”在相似的歷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強政府的干預下，重視教育與人力資源開發，在經濟與社會生活各方面實行趕超戰略，加速實現現代化的一種模式。東亞經濟增長模式則是屬于經濟學的概念。其研究對象是東亞地區經濟增長規律及其增長源要素，包括勞動投入要素、資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勞動與資本投入后的促進經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概念也屬于經濟學的范疇，是從經濟學的角度考察東亞發展中國家與地區經濟發展的基本特點以及基本經濟發展狀況。其本質內涵是分析東亞發展中國家與地區建立在經濟增長基礎上的經濟發展，包括研究人均國民收入或人均GNP的發展趨勢；經濟結構的基本變化；經濟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國（地區）人民而非外國人參與的經濟發展過程及相應的收入分配關系；與之相適應的經濟政策與管理體制（注：參見馬爾科姆·吉利斯等：《發展經濟學》第一、三、四章。W.W.Norton&Company1987年第二版；邁克爾·托達羅：《經濟發展與第三世界》，中譯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頁。）。但是，隨著近些年來各門學科的相互融合，經濟學家在考察一國經濟發展時，已將視野從經濟增長擴展到社會發展等更為廣闊的領域。同時，為了簡便，在國內外經濟論文中，東亞經濟發展模式通常被統稱為“東亞模式”。

閱讀有關英文論文或著作時，可以發現，東亞模式在英文中有兩種表述：即EastAsianModels和EastAsianModel，雖然僅相差一個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與內涵卻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為東亞地區的各種模式，后者則指東亞地區單一的模式。

認同于單一“東亞模式”的一些學者認為東亞模式的內涵包括了以下六個重要特征：(1)科學技術、研究開發的高投資；(2)合格教育與人力開發的高投資；(3)高儲蓄率與高投資率；(4)促進出口的自覺政策（即在經濟增長初級階段，采取本國本地區貨幣貶值政策，在經濟起飛階段，則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業的工業政策）；(5)注重公平增長，避免了西方國家在早期經濟增長階段出現的社會不公平現象；(6)謹慎的財政、金融政策和在對外經濟政策支持下的穩定康健的宏觀經濟環境。不幸的是，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單一“東亞模式”的內涵似乎又變為“裙帶資本主義”、“國家發展與國家壟斷”、“道德公害與道德敗壞政權所致的劣質銀行業”、“私人與公共部門之間的腐敗關系”、“經濟基礎脆弱”綜合體的代名詞（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andCapitalFlows,"FinancialTime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Pill,H.,"InternationalBorrowing:ADecompositionofCredit

一、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建立與東亞經濟圈的事實形成

二戰后，作為戰敗國的日本由于成功實施了以政府主導性、出口擴張性為主要特征的經濟發展戰略，國民經濟在戰爭的廢墟上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隨著日本經濟在戰后的重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特別是70、80年代以來，作為在東亞地區唯一的經濟發達國家，日本開始逐步向東亞地區進行直接投資，在東亞地區建立了以自己為核心的“東亞雁行國際分工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東亞雁行發展模式”。

“雁行模式”的提法起源于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的“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在這一理論模式中，赤松要認為，日本的產業發展實際上經歷了進口、進口替代、出口、重新進口四個階段，因為這四個階段呈倒"V"型，在圖表上酷似依次展飛的大雁故得此名。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日本學者引用赤松要“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將戰后東亞地區國際分工體系和經濟發展過程也喻為一種“雁行形態”或“雁行模式”。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基本內涵是：戰后以來，率先實現工業化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潛在比較劣勢的產業轉移到“亞洲四小龍”，后者又將其成熟的產業依次轉移到東盟諸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80年代初，中國東部沿海地區也開始參與東亞國際分工體系，勾勒出一幅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經濟發展的雁行圖景，在他們之間形成了技術密集與高附加值產業－資本技術密集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階梯式產業分工體系。

隨著東亞區域雁行國際分工體系的逐步建立，東亞地區各經濟體之間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深。縱觀整個東亞地區，就地區對外貿易來看，東亞區域內相互出口由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30.2%增加到90年代前期的38.3%，同期的相互進口由28.2%增加到34.5%。1994年，整個東亞地區內部相互貿易的比重已占全部貿易的43%。而東南亞金融危機之所以能在短時間迅速波及到其他東亞國家（地區），也充分反映了東亞地區各經濟體之間經濟關系的緊密程度。

由于東亞地區各經濟體基于傳統雁行分工體系之上的經濟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加之地緣上相近，文化傳統上相親，因此，二戰以后，在東亞地區實際上形成了一個以日本為核心的非制度性經濟圈。

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不可逆轉的趨勢，而作為國際多邊貿易體制的過渡和補充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更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繼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形成之后，建立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近來也呼聲高漲，但是東亞各國之間所特有的一些狀況依然對一體化進程造成了不小的阻礙。

一、東亞區域合作的內部動力和外部影響因素

首先分析一下外部因素：(1)由于經濟全球化進程飛速發展，導致國際市場的競爭與風險加劇，特別是在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中，由于巨額游資充斥其間，如果某個國家金融體系不夠完善、金融機構的管理水平不夠高，就有可能使投機者有機可乘，從而給該國乃至全球金融市場造成動蕩。而東亞地區大部分國家還處在發展中國家水平，其金融制度、法律法規不夠完善，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會面臨較大的風險，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詮釋。在經濟全球化的挑戰面前，東亞任何一國都顯得有些力不從心，迫切需要緊密合作來共同面對機遇與挑戰。(2)作為上世紀末經濟全球化浪潮過渡和補充的世界范圍內的區域經濟合作浪潮洶涌澎湃，加上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這大大激發了東亞國家加強區域合作的積極性，增強了它們對區域合作的信心。當初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成使該地區形成了約3.6億人口的大市場，內部貿易額達到2250億美元，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1-2萬億美元，約占世界貿易總額的30％。而東亞地區如果能形成這樣的自由貿易區，則會形成約19億人口的更大市場，內部貿易額必定會大幅度上升，運行良好的話就有可能會取得超過NAFTA的成就，這極大地誘惑了東亞各國。

在外部因素驅動的同時，東亞各國自身對區域合作意識的加強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首先，“東亞整體意識”在區域內達成了共識，尋求區域競爭力已成為各國的共同目標。很長一段時間，東亞被“割裂”為東南亞和東北亞，兩者之間來往很少，個體意識較強，東南亞國家更多的是尋求內部合作。從1967年成立東南亞國家聯盟到1992年實施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到如今東盟自由貿易區進行得有聲有色，其內部貿易確實做得不錯，但其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與東北亞國家的合作卻十分有限，危機爆發后，東盟國家發現東北亞國家也被波及，這讓它們了解到東亞各國的經濟依存度其實是較高的，加上中國在危機期間毫不猶豫地向東南亞受災國伸出援手以及所表現出的一種負責任的大國姿態，讓東盟國家轉變了地域觀念，將自身置于東亞整體區域之內，轉而謀求區域合作機制以提高整體競爭力，這種主觀意識的轉變奠定了區域經濟合作的基礎。

其次，由于美國在1997年金融危機中表現出一種漠不關心的姿態以及操縱IMF對援助方案提出苛刻條件的所作所為，讓受災國從慘痛的經歷中意識到必須依靠東亞內部自身的合作才能生存發展，外部的力量并不一定靠得住。而在2001年美國經濟的衰退導致以美國為主要市場的東亞國家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這更加深了東亞國家對上述觀點的認識。正是由于這些主觀因素的影響才造成了如今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熱潮。

[摘要]在當今國際經濟一體化迅速發展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匯率無論是對單個國家經濟還是對國際經濟整體而言，都是影響巨大的經濟變量。但是它能否在比較長的時期內保持在較為合理的水平上，則取決于合理的匯率安排。所以，東亞國家和地區應積極、有步驟地加強成員之間的政策協調和貨幣合作，逐步推進建立東亞單一貨幣區的進程。

[關鍵詞]東亞；匯率協調；單一貨幣區

目前，區域經濟合作和一體化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潮流。東亞貨幣合作在近年來有了加速發展的趨勢。其中，東亞匯率協調機制的建立對東亞貨幣合作至關重要，是東亞貨幣合作不可逾越的階段。所謂東亞匯率協調是指通過東亞國家的匯率協調與合作，建立起穩定的區域匯率安排，既能夠維持本地區的金融穩定，又為建立東亞貨幣聯盟打下堅實基礎。

一、東亞各國匯率制度選擇面臨的困境

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之前，大部分東亞國家的匯率制度事實上是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危機期間，這種固定匯率制度被采用的國家所放棄，轉而實行浮動的匯率制度。而危機之后，在東亞實行浮動匯率的國家存在“浮動恐懼”(fearoffloating)的現象，其實際匯率事實上均有回歸盯住美元的傾向。目前，東亞各國匯率制度選擇面臨困難。一方面，東亞各國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具有內在的脆弱性。如果說在經濟發展初期，出于促進貿易發展而選擇的盯住匯率具有一定合理性，但隨著時間和經濟形勢的變化，盯住美元不再是東亞各國理想的匯率制度選擇。自1985年廣場協議以來，東亞各國與美國經濟增長的同步性大大削弱，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導致放棄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成本較高。同時，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易受投機資本攻擊，引發金融危機。另一方面，浮動匯率制度也并非東亞各國的合理選擇。首先，從對外經濟依存度看，浮動匯率無法滿足東亞地區穩定國內價格水平和貿易商品價格的要求。東亞各國主要是出口導向型經濟，在浮動匯率下增加了貿易風險，阻礙了經濟的正常發展。

其次，浮動匯率往往具有過度波動性，出現匯率“超調”(Overshooting)，貨幣當局在外匯市場上的干預常常虧損巨大。最后，“浮動恐懼”心理決定東亞各國不可能實行真正的自由浮動匯率。目前，東亞各國在名義浮動下對匯率波動實施比較嚴格的管理，同時又大力積累外匯儲備的做法，正是“浮動恐懼”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