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經濟金融合作障礙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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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東亞國家推動了一系列區域經濟、金融合作與建設，取得重要進展。但是，東亞經濟金融合作仍然存在諸多障礙和問題。首先，東亞區域的貿易一體化進展有限，較為依賴區域外貿易。其次，區域金融一體化程度落后于貿易一體化。東亞各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金融聯系遠遠高于與區域內其他經濟體的金融聯系。最后，與此相關聯的，東亞國家的政治互信仍有待加強。

［關鍵詞］東亞；經濟金融合作；一體化；障礙

1997—1998年，東亞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各國政府開展了一系列促進區域合作和金融一體化的舉措以應對外部沖擊。如今20年過去了，盡管各類區域貿易和金融的合作機制在不斷增強，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在不斷加強，然而考慮到當前資本流動波動性加大及其對經濟金融體系潛在沖擊的增加，東亞區域經濟、金融一體化進展仍遠遠不夠，我們有必要回頭審視東亞區域實體經濟與金融一體化面臨的障礙與挑戰。

一、區域貿易一體化進展有限、仍然較為依賴區外貿易

東亞的區域經濟一體化，主要是通過商品市場中的貿易渠道展開。然而，事實上，盡管區內貿易不斷增加，但東亞地區的區內貿易擴張幅度有限，東亞地區各國的貿易仍主要依賴于區外貿易。ADB的亞洲區域一體化指數顯示：1995年，10＋3國家的區內貿易占比45．01％，2015年則是47．16％（2015年是最新數據）。也就是說，在上述20年當中，東亞區內的貿易占比僅僅只提高了2．15個百分點。而在同一時期，歐盟的區內貿易占比一直處于60％左右的水平。此外，東亞區內的加工貿易、中間品貿易占比較高，這是東亞區內貿易的一大特點。如果剔除掉這方面因素、只考慮最終需求，則東亞區內貿易占比還會有明顯下調，東亞各國最終需求受到其他區域，特別是美國的最終需求的推動。可見，東亞經濟還遠遠談不上與其他區外經濟的脫鉤?；诂F有的實體經濟基礎，東亞地區對區外的貨幣、匯率、金融市場的依賴性也較強。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一般路徑是從貿易、投資，再走向貨幣、金融領域。在二戰后，出于對戰爭的反思、對和平的渴望，政治驅動的歐洲一體化進程，是從煤鋼共同體、關稅同盟、歐共體這樣的合作一步步走過來的。而東亞財金合作的初始動力，則是基于對金融危機的反思，直接走向了貨幣金融合作，比如清邁協議及其多邊化、亞洲債券市場倡議等。這種就金融合作來應對金融危機的思路難免忽略了金融危機爆發的實體經濟原因，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短視的做法。對于東亞各國而言，一直以來的出口促進戰略使得貿易仍主要依賴于美國、歐洲等區外貿易，因此，各國政府更傾向于穩定與美國、歐洲之間的匯率，對區域內匯率的穩定主要是出于減少在區外貿易中的競爭的目的，從而造成了東亞各國對于穩定區域內匯率的動力不足，對東亞區域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形成障礙。

二、金融一體化發展滯后

東亞金融危機的教訓之一是東亞地區經濟體融資結構存在嚴重的貨幣錯配和期限錯配。更深層次的金融融合有助于形成更大、更廣泛、更深入、流動性更強、效率更高的金融體系，進而保護該地區免受外部金融沖擊，為未來的增長鋪平道路。基于此，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各國決策者們開展了一系列促進區域合作和金融一體化的舉措，希望通過加強地區儲備和發展本地貨幣計價的債券市場特別是公司債券市場來增強對變幻莫測的全球金融市場抵御能力。主要包括清邁協議（CMI）下的雙邊互換協議網絡（BSAs），其他的還包括2008年和2009年的一系列東盟＋3財長會議加快CMI的多邊化（CMIM）等。經過多年的發展，東亞地區貿易一體化水平不斷提高，但區域金融一體化落后于貿易一體化（Park等，2008）［1］1321－1338。東亞各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金融聯系遠遠高于與區域內其他經濟體的金融聯系（Eichengreen等，2004）［2］，例如，日本是東亞地區對外投資規模最大的國家，盡管與東亞其他國家的貿易往來非常頻繁，但其投資目的地主要在東亞以外地區。東亞區域金融一體化發展滯后的原因主要包括：與發展良好的實體經濟相比，東亞各國金融體系普遍發展不足，金融發展水平低、金融開放度低以及交易波動性高，導致了東亞區域金融一體化很大程度上由區域內經濟體之間的高貿易量驅動，而充當東亞金融安全網的CMIM、AMRO尚未啟動，在技術上的可靠性仍然未得到驗證，進而導致了東亞區域金融一體化發展滯后。此外，各國間由于缺乏政治互信導致的政治風險、對跨境資本流動的限制、信息不對稱、外國銀行進入的障礙以及監管和制度質量的差異，也為金融一體化創造了障礙。（一）亞洲區域債券市場發展滯后，本幣債券市場發展失衡從2003年開始，東盟＋3經濟體發起了一系列的倡議，促進亞洲債券市場的發展。亞洲債券市場經過多年的發展取得巨大成就。截至2016年12月，東盟＋3中的10個經濟體本幣債券規模近20萬億美元，是2003年7．8萬億美元的2．5倍。理論上，亞洲債券市場既包括本地區各國本幣債券市場，也包括一個東亞地區性國際債券市場，這個地區性債券市場可以是東亞經濟體本幣債券市場的區域內延伸，也可以是東亞地區外經濟體債券市場的向本區域的擴展，也可以是一個基于東亞共同貨幣的債券市場。然而，從當前的發展情況來看，以發展本幣債券市場為重點的亞洲債券市場，未能從根本上解決東亞地區面臨的貨幣錯配和期限錯配問題。第一，多數東亞經濟體公司債券占本幣債券的比例依然較低。從東亞10個經濟體本幣債券市場整體來看，政府本幣債券占到本幣債券總額的78．4％，而公司債券只占到21．6％。分國別來看，越南本幣公司債券占本國本幣債券的比例還不到5％，中國、印度尼西亞、日本、菲律賓、泰國等國公司本幣債券占比也偏低。這一現象說明，亞洲債券市場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政府推動。私營部門仍未能充分利用本幣債券市場融資，發展亞洲債券市場、幫助市場主體克服貨幣錯配和期限錯配的目標仍未完全實現。資料來源：亞洲債券在線。第二，“馬太效應”的存在注定無法實現東亞各經濟體本幣債券市場的齊頭發展，部分經濟體期限錯配和貨幣錯配的問題仍無法解決。當前，東亞各經濟體本幣債券市場發展極不均衡。近年來東亞本幣債券市場雖取得快速發展，但債券市場份額仍主要集中在日本、中國、韓國等少數幾個經濟體。為保證市場具有充足流動性，這要求該債券市場必須具有一定的規模，從東亞地區來看，只有日本、中國能滿足這一條件，這也決定了只有這兩個國家的本幣債券市場才能擴展至其他國家，最終成為東亞區域債券市場的一部分。（二）東亞金融安全網：CMIM、AMRO尚未發揮實質作用自2000年建立以來，清邁倡議資金規模不斷擴大，并從雙邊機制擴展為多邊機制，作為東亞地區金融安全網的潛在作用不斷提升。然而，到目前為止，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仍未啟動過，CMIM在技術上的可靠性仍然未得到驗證。特別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在美元流動性短缺的情形下，韓國、新加坡貨幣當局都與美聯儲建立雙邊貨幣互換，印度尼西亞央行也試圖與美聯儲建立雙邊貨幣互換安排，他們并未尋求CMIM的幫助。這說明CMIM仍未發展成為東亞地區理想的金融安全網，這既包括CMIM本身的問題，同時作為CMIM輔助機構，東盟與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也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第一，CMIM資金不斷擴容，但是從未啟動，這妨礙了CMIM發揮作用。CMIM為成員經濟體安排的資金規模相比其他金融安全網并不低。目前CMIM下各成員的出資資金規?？傆嫗?400億美元，所有成員理論最大借款規模為2435億美元。在CMIM與IMF貸款項目脫鉤比例為30％的情況下，各成員可從CMIM自主動用的借款規模為731億美元。與IMF快速融資工具相比（年度限額為各國份額的37．5％），除了中國、日本外，其他成員從CMIM可獲得的資金額度都要高于從IMF快速融資工具可獲得的資金額度。即使對于韓國來說，其從CMIM可獲得資金為115億美元，遠高于其從IMF快速融資工具可獲得的資金規模（35億美元）。此外，大部分東盟國家從CMIM可獲得的自主動用借款規?；疽才c其從IMF備用安排提取的年度限額（145％）相當或略有超過。像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柬埔寨等國從CMIM可獲得的最大借款規模甚至已超過其從IMF備用安排提取的累積限額（435％）。從與各成員的外匯儲備規模對比來看（假設短期動用比例為10％），對于經濟規模較小的東盟經濟體來說，其從CMIM與基金組織30％脫鉤比例下可獲得的資金也基本可以與其短期內動用的外匯儲備相當。因此，從各種金融安排的橫向對比來看，目前CMIM下的資金規模并不低。從資金動用上看，CMIM最大的問題是，到目前為止，仍未有成員啟動過CMIM的融資安排。由于被長期放置不用，一國在申請CMIM時可能向市場發出錯誤信號，被市場誤讀為該國已“無計可施”，從而進一步惡化該國經濟信心。這種情況下，CMIM不僅無法起到地區金融安全網的作用，反而加劇了市場擔憂。也基于此，一些國家寧可選擇其他金融安排，而不愿意申請動用CMIM。第二，CMIM貸款工具的使用程序仍不透明。CMIM的基本目標之一是解決本地區出現的短期流動性困難，為此，CMIM共設有兩個貸款工具：一是“清邁協議多邊化穩定便利”（CMIMStabilityFacility，CMIM－SF），是CMIM下的危機解決工具。二是“清邁協議多邊化預防便利”（CMIMPrecautionaryLine，CMIM－PL），是CMIM下的危機預防機制。CMIM規定，請求CMIM安排（包括CMIM－SF和CMIM－PL）的成員方需要滿足一組先決條件。這些先決條件包括完成對該成員經濟及財政狀況的評估及沒有違約事件等。此外，CMIM還要求資金請求方遵守諸如提交定期監督報告和參與“東盟＋3經濟評估和政策對話”（ERPD）項目等。但是這些條件并沒有具體的公開說明。這不利于引導市場預期，限制了各國申請相關貸款工具的積極性。第三，AMRO的監督目標仍不夠明確AMRO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實施地區經濟監督來確保東亞地區的經濟與金融穩定，并支持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的執行。為實現上述目標，AMRO被賦予四項功能：（1）監督和評估成員經濟體的宏觀經濟狀態和金融穩健狀況，并向各成員報告；（2）識別本地區宏觀經濟與金融風險和脆弱性，并在要求時向各成員提供及時緩解這些風險的政策建議；（3）幫助各成員執行本地區金融安排（也即清邁倡議多邊化）；（4）執行委員會指定的為滿足AMRO目標所必要的其他活動。然而，AMRO對于監督目標的界定過于模糊，其“經濟與金融穩定”的目標并未明確區分其與IMF監督的不同。這導致目前AMRO仍未形成自己的監督特色，也沒有形成與IMF監督不同的側重。

三、東亞國家政治互信仍有待加強

政治互信是加強財政金融合作的基礎，政治風險是導致東亞國家將主要投資投向收益率較低的發達經濟體的重要原因（Lee等，2013）［3］396－418，東亞各國的金融一體化需要高度的政治協商以及密切的宏觀經濟和財政協調。缺乏政治互信，東亞區域的財政金融合作將舉步維艱。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東亞區域國家之間的互信程度面臨挑戰。目前，東亞是世界上軍事演習最密的地區，每年的軍演都有數百次之多。東亞國家之間的政治互信面臨的新問題，一方面，與一直以來的歷史問題有關，另一方面，也同東亞經濟格局的巨大變化有關。2005年，中國的GDP大致是日本的一半；2010年，中國的GDP與日本持平；到了2014年，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兩倍。恰巧在中國GDP趕上日本的2010年，中日關系出現了趨向于緊張的一個轉折點，即2010年9月撞船事件。2010年撞船事件之后，中日關系緊張持續升級。根據中國學者的估算，由于雙邊關系緊張，2012年中國對日本出口潛在損失313—318億美元，日本損失為368—379億美元（徐奇淵，陳思翀，2014）［4］1－24。區內政治互信存在問題，尤其是中日兩個大國間的互信存在問題，是東亞財金合作的重要障礙。此外，東亞區內的政治互信也不單純是東亞區內的問題，還牽涉到美國這樣的區外因素。在東亞一些國家，美國不但仍然保持政治影響力，有軍事存在，而且在財金領域也有多種影響渠道：美國通過ADB、IMF、世界銀行等機構對東亞產生影響，此外，美國還通過雙邊貨幣金融合作對該地區產生影響?？梢姡瑬|亞地區的政治互信問題具有其復雜性，這種復雜性植根于歷史，受到現實中實力格局巨變的沖擊，而且牽涉到區外的干預、影響因素。因此，東亞國家財金合作的政治、外交環境仍然面臨較多的約束條件。不過反過來看，如果東亞國家在財金合作方面能夠先行取得進展，這也將可能反過來改善東亞地區的政治互信。

四、總結

目前，資本流動波動性加大及其對經濟金融體系潛在沖擊的增加對東亞區域經濟金融一體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由于東亞經濟體的國際貿易以加工貿易、中間品貿易為主，區內貿易占比較低，東亞各國區域貿易一體化進展有限。受到貿易一體化的影響，同時區域內金融體系普遍發展不足，充當東亞金融安全網的CMIM、AMRO尚未啟動，各國間缺乏政治互信，導致東亞區域金融一體化發展嚴重滯后。未來，東亞各國應進一步加強金融體系建設，加強區域金融安全網的建設及建立政治互信，提高區域抵御國際風險的能力［5］47－59，維護經濟穩健增長。

作者:肖立晟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