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改革范文10篇

【摘要】與同是改革者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相比，鄧小平不僅權力基礎深厚、威望高，也更有改革智慧。他慎重處理歷史問題、以漸進方式推進經濟改革、尋求變革中的穩定秩序、掌控黨內分歧和社會思潮、運籌有利的戰略環境，既有力推進了中國改革進程，又穩穩掌控著改革進程。

【關鍵詞】鄧小平；改革開放；智慧；穩定

談到改革，人們往往會把鄧小平的改革和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相對照，顯然這是兩種不同的改革思路，有截然不同的結局。不得不認可這么一個事實：戈爾巴喬夫改革最后失敗了，鄧小平改革把中國帶上一條發展的道路，一條新的道路。其中機緣巧合，有很多復雜的因素，包括兩國改革的起始條件不盡相同等，但重要的一個因素是最高決策者的威望和智慧。對這一點，戈爾巴喬夫也承認。據外交部部長李肇星說，他有一次在飛機上偶遇戈爾巴喬夫，曾問過“蘇聯改革為什么失敗？為什么那么大的蘇聯在短短幾年內就解體了？”戈爾巴喬夫猶豫了片刻后回答：“在各國領導人當中，我最敬佩的是鄧小平先生。而我們那里沒有個鄧小平。”①如果硬要把戈爾巴喬夫與鄧小平放在一起比較，我認為有兩大不同。一個是政治經驗、資歷權威和權力基礎，戈爾巴喬夫同鄧小平沒法比。這是歷史形成的，是沒有辦法的事。戈爾巴喬夫上臺時民意呼聲很高，但民意如流水，因時而變，沒有幾年戈爾巴喬夫就失去了政治明星的色彩，人們轉而追逐更加激進的葉利欽。二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策略有重大失誤。古往今來改革者很多，但改革成功者很少。改革對最高決策者的智慧要求是很高的，一方面，要求改革者有能力破除各種阻力，推進改革進程；另一方面，又要求改革者有能力掌控改革進程，不至于使改革這艘巨輪傾覆。回過頭來看鄧小平改革，我認為至少有五個方面值得總結。

一、慎重處理歷史問題

鄧小平啟動改革的時候，面臨這樣一種形勢：一方面必須大規模進行撥亂反正，使中國從“”的陰影中走出來，從過去的階級斗爭、繼續革命的軌道轉到現代化的軌道上來，使中國共產黨從一個革命黨轉到掌握全國政權的執政黨的軌道上來；另一方面，在這個大轉折過程中，不至于發生大的動蕩。或者說，既要糾正的晚年錯誤，同時又不能夠損害黨的權威。我認為這與1956年赫魯曉夫所面臨的狀況有相似的地方。相比較而言，鄧小平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比赫魯曉夫的智慧高一層。從1978年起，開始了一個撥亂反正的歷史性進程。在思想領域，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實質上是一次擺脫“”理論和個人崇拜束縛的思想解放運動。在政治領域，進行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調整各方面政策，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把幾十年來歷次政治運動中對社會造成的傷害，在很大程度上彌補回來，重新凝聚了人心，并且為改革準備了干部和群眾基礎。中國的改革開始正是以這種觀念上和政治上的變革為前導的。在這一過程中，怎樣處理對歷史問題的評價，對的評價，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鄧小平清楚，“”遲早要有一個結論，但他起初認為條件還不成熟，不要匆忙作結論。后來他看到，把歷史問題放一放，集中力量搞建設的想法不太現實，無論是結束對歷史是非和恩怨的糾纏，還是為改革開放提供理論依據，都沒法繞過歷史問題的評價，而且國際上也有種種猜測，擔心中國的政策出現反復。一個時期，“”結束前27年歷史的評價問題成為人們關心的焦點。歷史評價的核心是對和思想的評價。1979年10月間，鄧小平改變了想法，決定起草一份歷史問題的決議。鄧小平十分警惕“非毛化”的說法，也絕不搞所謂“非毛化”。鄧小平講過，.“不做中國的赫魯曉夫”。①1956年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的錯誤，這是蘇聯發展必須要走的一步，但是赫魯曉夫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比較粗糙，沒有經過黨內的廣泛醞釀、討論，就以個人秘密報告的形式在黨代會上講出來，而且很快報告就泄露出去，等于是在大家沒有事先準備的情況下，扔下一個炸彈，引起蘇聯國內以及包括東歐國家在內的共產主義陣營的大震蕩。這個教訓鄧小平、陳云等人始終記著，他們力圖避免這種結果，在評價問題上，采取了很謹慎的態度。不是草率從事，而是經過兩年多的時間起草、討論、修改，其中包括四千人高級干部的討論，才做出一個《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一個起草和討論過程，也是在黨內達成共識的過程。鄧小平為起草歷史決議定了三條原則，“最核心的一條”是確立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思想。②決議采取的方式是把思想和“晚年錯誤”區分開。在這個前提下，徹底否定發動“”的理論和實踐，同時肯定一生“功績遠遠大于過失”。明確思想“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但對思想作出新的詮釋，突出地強調它的“實事求是”的特性，強調要以符合實際的“新原理和新結論”豐富和發展黨的理論。這樣一個處理方式在當時是引起質疑的，有些人認為邏輯上說不通。但是對鄧小平來講，他認為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目的主要有三個：第一，通過繼續肯定和思想，維護黨的正面形象，避免像蘇共二十大后所引起的劇烈政治動蕩；第二，對思想做出新的闡釋，為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鋪平道路，提供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第三，通過這一決議，大體上使人們在歷史問題上的爭論基本結束，可以集中精力搞現代化建設。對《決議》的評價，從開始到現在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對的錯誤批判不夠，有人認為對的否定過了頭。以今天的觀點看，決議對歷史的總結，特別是對“”的總結是不夠的，僅僅從政治上徹底否定“”，還不足以真正汲取“”的深刻教訓。然而，所謂“歷史決議”實質上是一個政治決議，它要尋求當時黨內外“最大公約數”，考慮政治的可接受性。不能否定《決議》在當時的歷史作用，所謂歷史作用就是“歷史之錨”，把歷史固定下來，然后在此基礎上向前走。如果當時不做出這一決議，不把歷史問題敲定，可以想象，多方力量還會不斷為歷史問題而纏斗。從歷史實際進程看，從中蘇對比看，我們可以體會到鄧小平的政治智慧。

二、以漸進方式推進經濟改革

改革貫穿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過程，鄧小平對改革指導思想的正確認識，加快了我國改革的步伐，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它主要體現在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及對改革性質的正確認識上。

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

鄧小平對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弊端有著深刻的體會，他認識到需要對過去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改革。但是既然要改，就要確定一個改革目標，解決“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確定以什么模式作為改革取向。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解和對改革目標和任務的理解都是相互關聯的問題，是一個問題的不同方面。

到底什么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一直是理論界研究的重大課題，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曲折歷程。在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人們走上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并在理論上對社會主義進行了探討。但在探索的過程中也曾出現了重大失誤，以至于在改革前中國社會陷入了全面危機，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人民生活十分困難。嚴峻的社會現實促使鄧小平反復思考到底“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在思考的過程中，鄧小平的思路沒有停止在過去總結社會主義特征的層次上。因為過去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并不是由于放棄了社會主義原則和特征造成的，許多就是堅定地堅持社會主義特征和原則的名義下犯的錯誤。在鄧小平看來，這里面還有一個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問題，我們遇到的許多問題就在于沒有真正抓住社會主義本質，沒有按照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進行社會主義改革和社會主義建設。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有一個發展過程，他是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逐步提出社會主義本質這一概念的。1979年7月，鄧小平就說過：“我們不要資本主義，但是我們也不要貧窮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發達的、生產力發展的、使國家富強的社會主義。我們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的制度優越。它的優越性應該表現在比資本主義有更好的條件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本來是可能的，但過去人們有不同的理解，于是我們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進程推遲了，特別是耽誤了十年。”這是鄧小平最早論述社會主義本質問題的談話，他認為，社會主義就是要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就在于能夠比資本主義更好的發展生產力。

改革以前很長一段時期里，我們一直在批判“唯生產力論”，鄧小平在剛剛開始改革的時候，就把社會主義與生產力聯系在一起，這在認識上是一個重大突破。鄧小平說：“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采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這段話說明鄧小平已經意識到搞社會主義必須抓住本質，制定政策必須符合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1990年12月鄧小平更加深刻的指出：“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1992年春天，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對社會主義本質做了總結性的理論概括：“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

摘要:改革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和鄧小平同志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針對改革提出了不同的指導思想，二者既具有一脈相承性，又有著各自的時代特色。新時代下，習在改革必然性、改革任務和改革方法等方面，不僅繼承了鄧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而且對其進行了創新、豐富和發展，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對實現兩個“百年”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有重大意義。

關鍵詞:;鄧小平;改革思想

2018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在鄧小平同志改革思想的指導下，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為了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和發展，必須將改革進行到底，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在總結前人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的發展變化實際不斷推陳出新。改革進程中，習根據新時代新情況，汲取鄧小平改革思想的精髓，結合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對改革任務、改革方法等進行了創新和發展。

一、改革必然性思想比較

任何一種改革思想的產生都有其歷史必然性，我國從新中國的成立到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轉變，黨的十八大以后，又進入到從富起來向強起來的轉變。為了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在發展的各個階段上，都要根據我國的發展實際和要求，通過改革來完成。鄧小平同志是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前提下，面對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以及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的現實，立足于社會主要矛盾提出的改革開放。鄧小平同志幾經困難與挫折，第三次上臺重新回到領導崗位的時候，努力嘗試改變國家這樣的狀況，認真分析了我國當時的國情。第一，是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對黨、國家、人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損失，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第二，在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前，人們一致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標志，要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實行計劃經濟。必須承認，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計劃經濟集中全國物力財力搞發展，短期內確實對國家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產生了很大的積極作用。但隨著國家不斷發展，計劃經濟的弊端開始顯露，由于計劃經濟較強的控制力，遭致了對市場調節作用的忽視，生產不能夠適應人民的需要，人民的需求得不到滿足，大大減弱了人民的勞動積極性，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為應對這種局面，萌發了鄧小平的改革思想。進入新時代后，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轉變，人民的需求由“物質文化”轉變為“美好生活”，我國發展面臨的問題由“落后的社會生產”轉變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因此，面對新形勢下出現的一系列新問題和人民的新需求，在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成就與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過去在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造成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嚴重，經濟上地區之間、城鄉之間、行業之間等差距明顯，實體經濟水平有待提高；政治上，貪污腐敗現象日益猖獗；社會上民生發展仍然存在不少短板，人民就業、醫療等面臨不少難題；生態方面資源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等等，這些矛盾和問題使得新時代下必須進行全面而深刻的改革，習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在不斷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實踐中，形成了系統的改革思想。

二、改革任務思想比較

一、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的歷史回顧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序幕。如今重讀《鄧小平文選》、《鄧小平年譜》，我們會發現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其內容十分豐富。主要表現在：

(一)關于改革開放的必要性

鄧小平從正反兩個方面做了闡釋。從正面說，“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要做到發展，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對內改革”；“中國一定要堅持改革開放，這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希望”；“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從反面說，“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不開放不改革沒有出路，國家現代化建設沒有希望”；“如果放棄改革開放，就等于放棄我們的根本發展戰略”。鄧小平認為，改革是社會主義發展的直接動力，改革是當代中國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改革是一場革命，改革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關于對外開放，鄧小平從歷史、現實與未來等不同角度做了論述：其一，回顧歷史，“中國長期處于停滯和落后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閉關自守”；其二，面向現實，“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其三，展望未來，“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二)關于改革的歷史地位和重要意義

鄧小平認為，改革是一場革命，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意義“是為下一個十年和下世紀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續發展的基礎，沒有改革就沒有今后的持續發展……這件事必須堅決干下去”。鄧小平說：“改革開放要貫穿中國整個發展過程，不是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也不是二十年。”他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來看改革的地位和意義，認為“這場革命不僅影響中國，而且會影響世界”，“可以對世界上的社會主義事業和不發達國家的發展提供某些經驗”。

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

鄧小平對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弊端有著深刻的體會，他認識到需要對過去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改革。但是既然要改，就要確定一個改革目標，解決“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確定以什么模式作為改革取向。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解和對改革目標和任務的理解都是相互關聯的問題，是一個問題的不同方面。

到底什么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一直是理論界研究的重大課題，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曲折歷程。在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人們走上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并在理論上對社會主義進行了探討。但在探索的過程中也曾出現了重大失誤，以至于在改革前中國社會陷入了全面危機，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人民生活十分困難。嚴峻的社會現實促使鄧小平反復思考到底“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在思考的過程中，鄧小平的思路沒有停止在過去總結社會主義特征的層次上。因為過去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并不是由于放棄了社會主義原則和特征造成的，許多就是堅定地堅持社會主義特征和原則的名義下犯的錯誤。在鄧小平看來，這里面還有一個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問題，我們遇到的許多問題就在于沒有真正抓住社會主義本質，沒有按照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進行社會主義改革和社會主義建設。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有一個發展過程，他是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逐步提出社會主義本質這一概念的。1979年7月，鄧小平就說過：“我們不要資本主義，但是我們也不要貧窮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發達的、生產力發展的、使國家富強的社會主義。我們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的制度優越。它的優越性應該表現在比資本主義有更好的條件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本來是可能的，但過去人們有不同的理解，于是我們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進程推遲了，特別是耽誤了十年。”這是鄧小平最早論述社會主義本質問題的談話，他認為，社會主義就是要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就在于能夠比資本主義更好的發展生產力。

改革以前很長一段時期里，我們一直在批判“唯生產力論”，鄧小平在剛剛開始改革的時候，就把社會主義與生產力聯系在一起，這在認識上是一個重大突破。鄧小平說：“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采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這段話說明鄧小平已經意識到搞社會主義必須抓住本質，制定政策必須符合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1990年12月鄧小平更加深刻的指出：“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1992年春天，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對社會主義本質做了總結性的理論概括：“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

社會主義本質搞清楚了，改革的目標自然而然也就明確了。出于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解，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我們搞改革的目的就是通過改革與生產力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政治經濟體制，從而更好地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落實到實際工作上，就必須始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何情況下都不動搖。正是基于以上認識，鄧小平在改革的進程中，始終以此作為改革的根本指導思想。

[摘要]鄧小平關于改革本質的思想，從理論層面看，主要體現在他對“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兩大論斷相統一的辯證思維上；從操作層面看，主要體現在關于改革是基本制度調整、運行機制轉軌和體制轉型三位一體，量變和質變結合的觀點上；從深層依據上看，主要體現在他對“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辯證統一的深刻理解中。

[關鍵詞]改革本質；自我完善；第二次革命；兩個必然

近30年的改革史說明，“為什么要改革”和“如何改革”的討論將會隨著改革的深入而不斷拓展和深化，特別是改革碰到較多問題和較大困難的今天。因此，進一步加深對鄧小平的改革理論特別是其改革本質思想的理解，無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的統一：鄧小平關于基本制度、體制、機制問題的新思維

二次大戰后，和平與發展逐步成為世界的主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痛定思痛，一方面總結自身的經驗教訓，一方面汲取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和社會福利政策的優長之處，進行持續不斷的社會改革和政策調整，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從而迅速抓住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機遇。相比起來，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歷了40年代的迅速崛起和50—60年代的高速發展之后，卻逐漸把在經濟發展粗放型階段，在對抗資本主義包圍威脅情況下形成的一套觀念和體制固定化，并把它與資本主義的現展完全對立起來，從而逐步走向僵化，痛失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機遇。“”期間的鄧小平，通過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與挫折、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內在聯系，特別是對我國建國以來歷史的反復思考比較，最終得出這樣的認識：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必須下大力氣真正弄懂和解決“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如何發展馬克思主義”和“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兩個重大的時代課題。這就使他能夠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高度上，對社會主義的本質究竟是什么、社會主義為什么要改革、社會主義改革的本質又是什么、應如何改革等一系列問題進行深入思考。

鄧小平對改革本質問題的把握，突出地體現在他對改革的兩個基本定位上，即“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和“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這兩個基本定位，都是體現改革本質的，問題是如何把它們統一起來。這既是自1950年南斯拉夫改革開始的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進程中一直未解決的難題，也是蘇東改革最終背離初衷走向劇變的關鍵之點。

摘要:鄧小平社會主義改革思想作為鄧小平理論的主體內容之一，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事業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指導作用。它是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加以提出、逐步展開并達到成熟的，其內容主要涵蓋了“中國為什么要實行改革”、“中國應該進行什么樣的改革”、“怎樣進行這樣的改革”三大方面。新時代，深入學習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提出的這些思想，對于深入理解和掌握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繼續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關鍵詞:鄧小平;社會主義改革思想;形成;當代價值

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就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革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既具有理論價值又具有實踐意義的重要思想，形成了內容豐富的社會主義改革思想。鄧小平的改革思想，是圍繞著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一根本任務的重新認定而加以提出、逐步展開并達到成熟的。它的形成發展，又是與新時期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偉大實踐相互伴隨的。這些重要思想對于新時代深入理解和準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必然性，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鄧小平社會主義改革思想的形成

鄧小平社會主義改革思想的形成有一個過程，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到十二屆三中全會前，是這一思想的初步形成階段。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1978年9至10月間，鄧小平在談到實現現代化必須解放思想、從現在的實際出發、充分利用各種有利條件時，就已經提到了改革的問題。他指出:“我們現在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有好多條件，同志在世的時候沒有，現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據現有的條件思考問題、下決心，很多問題就提不出來、解決不了。”他還提出應該根據新的情況來確定新的政策。強調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場偉大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于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同年12月，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鄧小平又聯系解放思想，克服官僚主義，提出了改革問題，他認為我們的經濟管理工作，存在機構臃腫、層次重疊、手續繁雜、效率極低等問題，“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責任，責任在于我們過去沒有及時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在鄧小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作出把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的同時，提出了經濟工作必須實行“三個轉變”的思想:一是要把主要注意力轉到生產斗爭和技術革命上來;二是要從那種不計經濟效果、不講工作效率的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和方法，轉到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結合起來的科學管理軌道上來;三是要從那種不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技術交流的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狀態，轉為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進入國際市場。這些思想的提出，為確定改革開放的總方針提供了良好的開端，也標志著我國經濟發展指導思想的重大轉變。顯然，這一階段，鄧小平還主要是從發展生產力的角度來說明進行改革的必要性及其意義的，這里所說的革命，也主要是指實現四個現代化，還主要不是從改革本身來揭示其性質和含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伴隨著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任務的完成以及改革開放實踐的逐步展開，鄧小平對實行改革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1980年8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組織制度這一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問題，提出必須對現行領導制度存在的各種弊端進行改革，這就把改革引向政治領域，使之不僅成為經濟上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需要，而且成為政治上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需要。1984年6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朋友的談話中指出，我們提出要發展得快一點，“這就要求對內把經濟搞活，對外實行開放政策”，這就將改革開放這兩大政策聯系起來，進而從其思想實質上深刻闡述了實行改革的意義。同年10月初，鄧小平在會見參加中外經濟合作問題討論會全體代表時，第一次談到了改革的革命含義，并把改革開放相提并論作為我們實現經濟發展宏偉目標的“根本政策”，并認為“這幾年進行的農村的改革，是一種帶革命意義的改革”。稍后，在會見德國總理科爾的談話中則進一步提出:“我們把改革當作一種革命，當然不是‘’那樣的革命。”這一階段，鄧小平在講到改革時，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明確地從政策重新選擇的角度來講改革，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首先解決農村政策的調整問題，搞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有了經營管理的自主權，農村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則要轉到城市改革，即全面改革;二是明確地把改革也歸結為開放，強調無論是農村改革還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內容和基本經驗都是開放。

【關鍵詞】鄧小平/行政改革/漸進式改革

【正文】

行政系統是國家權力體系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其構成及運行方式與國家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和社會的發展有著密切關系，由此決定了行政改革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將直接關系到一國行政管理的效能和國家的治亂興衰。因此，應當謹慎地選擇行政改革的途徑與方式。

從各國實踐看，行政改革的方式一般分為兩種，即“一步到位”的“激進式改革”和“投石問路”的“漸進式改革”方式。所謂“激進式改革”，是指決策層把改革的目標公諸于眾，然后根據國家和社會發展的現實狀況，在較短時間內全面推行改革措施，爭取一次性實現改革目標。而“漸進式改革”則是指在改革的實踐中，根據社會發展的基本目標不斷確定改革的任務和調整階段性目標，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完成，從而達到改革的整體要求。對于當代中國的行政改革，鄧小平主張立足實際，從有利于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穩定發展出發，采取“漸進式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略。

一、我國行政體制漸進式改革的特點

從我國體制改革的實踐來看，鄧小平所倡導的這種漸進式改革思路和方略，具有十分鮮明的特點：

[論文關鍵詞]鄧小平;農村;改革;思想特點

[論文內容提要]農村改革是鄧小平領導全國改革的先聲,鄧小平以農村改革為突破口和立足點,將中國改革步伐一步步向縱深推進｡鄧小平立足國情､立足現實､破立結合､實事求是以及始終堅持安定團結的改革思想特點,是中國農村改革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對今天的農村改革和“三農”問題的解決仍然具有借鑒意義｡

農村改革是鄧小平領導全國改革的先聲,農村改革實踐的成功經驗是鄧小平確立其全面改革思想的現實依據｡鄧小平正是以農村改革為突破口,以農村改革經驗為立足點,將中國改革步伐一步步向縱深推進｡

一､立足國情､立足現實,強調農村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農民擺脫了受剝削､受奴役的地位,翻身做了國家的主人｡經過1952年——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村社會實現了兩大轉變:一是封建的小農經濟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轉變;二是封建的農民向社會主義集體農民的轉變,從而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提高,農村社會呈現出百廢待興的局面｡

但是,由于受傳統農業的影響,特別是“左”傾思想的干擾,把社會主義的商品貨幣關系誣蔑為“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和條件”,把發展商品生產等同于“走資本主義道路”,人為地阻礙了農村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發展,極大地挫傷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阻礙了農業的發展｡因此,“從1957年起,我們生產力的發展非常緩慢｡拿農村來說,到1966年的十年間,農民的收入沒有增長多少……‘’時期,情況更加困難｡”[1]

一、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為什么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如何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為了答復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首先弄清楚中國政治制度的基本狀況，并對它作出切合實際的估量。

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一般被稱作人民民主制度。就國體(即各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地位)來說，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就政體(即政權的組織形式)來說，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就政黨制度來說，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就國家結構形式來說，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以及在這種單一制國家中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種制度，是歷史形成的，是廣大人民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進行選擇的結果。

現代中國曾經面臨著三種可供選擇的建國方案，即：先由北洋軍閥后由國民黨統治集團主張的堅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軍事專政，使中國繼續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道路；由某些中間黨派的領袖人物和中間人士主張的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使中國走上自由、獨立地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由共產黨提出的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即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使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這三種方案在中國人民長期的政治實踐中受到了檢驗。其結果是：第一種方案遭到了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其代表者的統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種方案也沒有得到中國人民的贊同，就是原先持有這種主張的人，除極少數走向反動以外，多數也承認了這種主張不具備現實性，因而在實際斗爭中站到了共產黨的一邊；只有第三種方案，即共產黨提出的方案，逐步地贏得了全國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擁護。這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即人民民主制度在中國的確立，是具有歷史的必然性的。這種制度，適合中國的國情，符合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使得廣大人民擺脫了幾千年來被壓迫、被奴役的地位，成了新社會、新國家的主人；它保護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生產力；它保證了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和社會的穩定。與以往封建社會的專制制度和半殖民地半封建舊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制度根本不同，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不是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工具，而是依靠和保護廣大人民的機關。正因為如此，與舊政治制度比較，它有著無可比擬的優越性。我們必須堅持這種基本制度。

既然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我們為什么還要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呢?這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同其他社會一樣，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需要發展和改革的社會。作為一種新生事物，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并非一開始就是完善的。它的一些具體制度和一些制度的具體環節上還存在著若干缺陷和弊端。正因為如此，我們又必須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以便使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得到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

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1957年2月，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指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和法律，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但是，國家機構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制度中某些環節上的缺陷，又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我們今后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繼續解決這些矛盾。由于這種矛盾不是對抗性的，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在這里，為我國進行政治上層建筑方面的改革，提供了理論的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