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范文10篇

一、朝鮮經濟面臨的主要困難

20世紀90年代，朝鮮經濟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為此，朝鮮政府從1995年起開始了“苦難的行軍”，號召全國人民為克服眼前的經濟困難而發奮努力，國際社會也紛紛給予同情并伸出援助之手。時隔5年之后，朝鮮政府通過2001年新年共同社論（《勞動新聞》、《朝鮮人民軍報》、《青年前衛報》）宣布“苦難的行軍”勝利結束，暗示朝鮮經濟已經走出了低谷。其具體背景是：1999年朝鮮經濟比前年增長了6.2%，2000年又增長了1.3%，2001年則增長了3.7%，從而結束了長達9年之久的經濟負增長。（注：朝鮮《勞動新聞》，2002年3月28日。）盡管如此，持續9年的經濟困境，使朝鮮財源枯竭，生產嚴重萎縮，人民生活極為困難。

當前，朝鮮政府面臨解決的突出問題是糧食問題、電力問題和資金問題。

糧食問題是長期困擾朝鮮居民生活的最大難題。目前朝鮮人口大約2350萬人，假如每人月平均糧食需求量為15公斤，那么1年就需要180公斤，全國口糧總計需要430萬噸，再加上種子、飼料、工業原料等至少需要600萬噸。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朝鮮的糧食年產量一直徘徊在300-400萬噸，因而其口糧的絕對不足量達30-40%（參見表1）。

另據2001-2002年糧食會計年度供求預測，目前朝鮮可生產大米134萬噸，玉米148萬噸，土豆47.1萬噸，大麥、小麥等兩季作物總產量為17.8萬噸，總計達354萬噸。（注：《統一韓國》，2001年12月號，第22頁。）這比朝鮮糧食最低需求量600萬噸還相差246萬噸。可見，目前朝鮮的糧食產量仍無法滿足國內最低需求。這種狀況不僅進一步削弱農業的基礎，難以造成農業生產的良性循環，而且給整個國民經濟帶來深刻的負面影響。

朝鮮的電力不足也是當前直接影響國民經濟正常運轉的一大問題。朝鮮電力不足問題早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就有預兆，進入80年代以后更加明顯，于是政府先后采取了許多限量用電的措施。例如：各地區產業實行交替生產制，實施企業電量配額制等。為了解決日趨加重的電力難問題，朝鮮政府在90年代后半期曾大力推進中小型水力發電廠建設，先后在全國各地興建5000多個中小型發電站，僅1999年就新建龍山1號發電站、安州煤礦煤氣發電站等十多個大型發電站和700多個中小型發電站。盡管如此，由于國內煤炭生產量的下降和原油進口量的減少，火力發電嚴重受阻，而水力發電又受季節性影響無法正常運轉（冬季發電量只有夏季的50%），因而目前新建發電廠對緩解電力不足問題成效不大（參見表2）。據1999年統計，朝鮮年發電量為186億千瓦，這僅為韓國（2393億千瓦）的十三分之一。（注：《南北韓經濟社會狀況比較》，韓國統計廳，2000年12月。）

朝鮮的現狀，從網上零散的資料來看，并不是原來想象得那樣慘，平壤還是不錯的。不過總體的生活方式，無論正反面的材料都可以得出結論，政治上類似于中國的領袖崇拜嚴管期，經濟上類似于中國的票證期，而其背離程度要超過中國類似時期。

中國的改革，雖然說是經濟改革，但是對于歷史問題是有結論的，主席也三七開了，真理的標準也討論了，人的思想一下放開了。有四項基本原則為政權做保，靈活上又有穩固的基礎。這個思想上的準備工作總體來說非常不錯，類似國家里還是做得最早最好的。

朝鮮的政治層面上，由于是父死子繼，要做出對于歷史的反思，困難重重，積年之下，有積重難返的感覺。和晚年以前真正的神武表現不同，金日成的所謂英雄事跡編造得太多。如果說中國是用階級觀來看待歷史，那么朝鮮是在編造歷史。中國曾經的錯誤觀念自有黨內的力量就可以扭過來，老毛錯了，老鄧是對的，一個大黨照樣不垮。朝鮮要這么做，就會喪失政權合法性，固然無法自存于朝鮮社會中，朝鮮勞動黨怎樣來領導政權亦難以想象。這也是朝鮮為何過了這么多年遲遲沒有動作的原因。相比之下，越南就好得多，沒有以個人崇拜為政權基礎，一旦結束了與中國的戰爭，立即向中國學習開始了改革，成效可觀。

政治上無法松動之下，要有所變化打破危局，朝鮮只能從經濟上著眼。朝鮮這次是純粹的經濟改革。這些做法，與中國曾經用過的相似之處甚多。

朝鮮的外匯體系，是國際上最離譜的幾個國家之一。一個是緬甸，居然排到聯合國生產總值統計表上第十五名，不用說是因為緬元與美元的離奇官方定價。朝鮮也是這樣，一個朝鮮元官價要換四個人民幣，而實際上在黑市上一個人民幣抵25朝鮮元。這樣搞，只能是在經濟上自絕于國際社會。在經濟上，這個國際社會對于中國主要是指西方國家那些有錢闊佬，對于朝鮮其實主要是指中國。

中國剛開始改革的時候，遠沒有這么離譜。人民幣80年代初1.8換一個美元，后來幾次跳級于93年變到8.2。考慮物價的上漲，綜合考慮購買力因素，當初的1.8其實并不算太高，反而是現在的8.2有些太低。在這個上面，中國的改革并不需要太大動作就可以讓國際貿易順利完成了。朝鮮由于完全無用的外匯體系，碰上變修的只認現錢的中國與自身難保的前蘇，只能以易貨貿易為主。

1形態特征及生長習性

常綠灌木，高1～2m，葉革質，葉長0.8～1.4cm，寬0.4～0.8cm，邊緣略反卷，表面側脈不甚明顯，花序腋生，花密集，淺黃色，蒴果近球形，花期4月，果期7～8月。性喜光，稍耐陰，淺根性，須根發達，整個生長季節均可移植，喜溫氣候和濕潤肥沃的土地。可耐-35℃的低溫，生長緩慢，萌芽力強，耐修剪。

2朝鮮黃楊的生產技術

2.1播種繁殖方法

2.1.1播種時間：朝鮮黃楊種子成熟后壽命較短，遼寧地區播種時間為9月最適宜。秋季不能及時播種，種子必須在低溫條件下貯藏，以降低呼吸耗損，把自身的養分貯存下來，為胚芽解除休眠的萌動提供物質基礎。

2.1.2播種方法：條播時，播種前要進行苗床整理，施腐熟好的農家肥適量（1t/667m2），然后深翻做成寬1.2m的矮床待播。播種時每床開四條深5cm、寬15～18cm的溝，澆足底水后施適量的防地下害蟲的農藥，均勻撒種，覆土平整后覆蓋草簾即可。撒播時，苗床做成寬1.2m、深6cm的槽型矮床，篩好覆蓋土和沙子。播種前撒適量防地下害蟲的農藥和化肥，并與土壤充分混合。然后均勻撒種，30～35g/m2。覆蓋上篩好的細土4cm，沙子2cm。最后澆水即可,蓋1層草簾，以保持土壤濕潤。

當今朝鮮將采取何種改革措施擺脫眼前的經濟困境，這與政權在當前及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的決策趨向密切相關，因而倍受國際社會關注。近年來，朝鮮當局雖然仍在強調“堅持朝鮮式社會主義發展方向”，“防止資本主義因素的滲透”，但自去年7月以來相繼出臺的一系列新的經濟政策，已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其調整或改革之意，至此政權有條件的、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已漸顯端倪。

一、朝鮮經濟面臨的主要困難

20世紀90年代，朝鮮經濟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為此，朝鮮政府從1995年起開始了“苦難的行軍”，號召全國人民為克服眼前的經濟困難而發奮努力，國際社會也紛紛給予同情并伸出援助之手。時隔5年之后，朝鮮政府通過2001年新年共同社論（《勞動新聞》、《朝鮮人民軍報》、《青年前衛報》）宣布“苦難的行軍”勝利結束，暗示朝鮮經濟已經走出了低谷。

其具體背景是：1999年朝鮮經濟比前年增長了6.2%，2000年又增長了1.3%，2001年則增長了3.7%，從而結束了長達9年之久的經濟負增長。（注：朝鮮《勞動新聞》，2002年3月28日。）盡管如此，持續9年的經濟困境，使朝鮮財源枯竭，生產嚴重萎縮，人民生活極為困難。

當前，朝鮮政府面臨解決的突出問題是糧食問題、電力問題和資金問題。

糧食問題是長期困擾朝鮮居民生活的最大難題。目前朝鮮人口大約2350萬人，假如每人月平均糧食需求量為15公斤，那么1年就需要180公斤，全國口糧總計需要430萬噸，再加上種子、飼料、工業原料等至少需要600萬噸。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朝鮮的糧食年產量一直徘徊在300-400萬噸，因而其口糧的絕對不足量達30-40%（參見表1）。

燒烤在北方，尤其是在東北、西北，幾乎是美食愛好者心中的上品。南京人嘗過了圖門的串式燒烤，朝鮮族燒烤也悄燃興起。

朝鮮族燒烤

特點之一：調配出各種去濕清熱配方，對各種肉類、菜品進行腌制處理，口感香濃、嫩滑，更有滋陰養顏、健脾潤肺、去濕排毒的功效。鮮族的燒烤，最大的特點是明火燒烤。高溫下，所有細菌都無生存的機會，且肉中原有的油脂也在燒烤的過程中被去除。

特點之二：主要以牛肉為主，牛里脊、牛排、牛舌、牛腰，還有海鮮、生魚片等都是鮮族燒烤的美味，尤以烤牛里脊和烤羊肉最有名。其肉質的鮮美爽嫩，讓每一個品嘗過的人都會津津樂道。據金山峰烤肉王的經營者介紹，他們這里的牛肉是根據所需肉部位的不同進行采購，其肉牛平日里所吃的飼料也有不同的配方，朝鮮族燒烤的選料可稱之為嚴格。

推薦小店：大同江燒烤。位于南京鎮江路上一個不起眼的小門面里，從老板到伙計，全都是東北人，客人都是老客，做的就是回頭生意，一到傍晚，顧客盈門。

此店的所有燒烤器具、調料都是從東北運來，所以味道純正。每桌客人都贈送朝鮮風味的各式小菜，叫不上名，但味道很不錯。微辣、微酸，不是很咸，原料無非是泡菜、酸黃瓜、豆制品，還有一種極小的腌制過的魚，配上以肉為主的燒烤，倒是葷素相濟、相得益彰。

朝鮮和我們中國一樣，在新年也有貼窗花、桃符的勻俗。朝鮮人在新年時，家家戶戶貼對聯和年畫。有的人家在門上貼上壽星或仙女的畫像，祈求上天保佑，驅走鬼魅，賜給幸福。元旦黎明，人們把一些鈔票塞進了除夕預先扎好的稻草人中，扔到十字路口，表示送走邪惡，迎接吉祥福星。黃昏，人們又將全家人一年中脫落的頭發燒掉，祝愿家人四季平安。新春佳節，朝鮮的婦女穿戴一新。元旦日少女們頭戴一種麻制的帽子，稱為“福巾”，身穿帶花紋的五色彩衣，進行蕩秋千比賽。她們以一處樹花為目標，看誰先踢到或咬到為勝。也有在高處掛上銅鈴的，以先碰響者為冠軍。新年期間，朝鮮人除了享以美酒佳肴外，還必須要做一種用糯米加上松子、栗子粉、棗泥和蜂蜜等，蒸煮成與我國的八寶飯相類似的甜飯食用，以預示家里人丁興旺日子過得象蜜一樣甜。

在明、清易位的幾十年間(1616—1644)，朝鮮王國(1392—1910)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謂“屬國安則大明亦安，屬國危則大明亦危”。【黃景源:《江漢集》卷27《明陪臣傳一》卷2，漢城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第225冊，1999年版，第28頁.】明與朝鮮真可謂唇齒相依。明朝滅亡之前，清朝兩次出兵朝鮮，把明朝這個最為重要的藩國變成清朝的藩屬，從而翦除明朝羽翼。張存武先生指出，從1592年到1636年，清朝與朝鮮是從無關系到非正式的關系，到兄弟聯盟，到封貢關系，而這種關系轉變的手段則只能斥諸戰爭。【參見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第2頁.】但在清朝征服過程中，朝鮮始終不改對明朝的忠心。即便臣服清朝后，朝鮮還是想方設法與明朝潛通往來。明朝滅亡后，朝鮮又企圖與南明及臺灣鄭氏政權相通。而支配朝鮮行動背后的即是春秋義理思想。對于明、清交替時的中朝關系，劉家駒、張存武等先生已做過細致深入的闡述。【參見劉家駒:《清朝初期的中韓關系》，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張存武:《清代中韓關系》，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筆者無意重復前人的研究，只想通過朝鮮應對后金與清朝的過程，來揭示朝鮮所持的春秋義理觀，并借此探討朝鮮與清朝關系演變的歷程及其特點，為我們全面認識清代中朝宗藩關系的特點尤其是朝鮮對清朝的文化心態提供一些幫助。

一、薩爾滸戰前朝鮮與建州女真之往來

后金興起于建州。按照吳晗的話說，建州介于三大勢力之間，西有明朝，北有蒙古，南有朝

鮮。建州女真在勢力強盛時，乘虛入寇，或助明朝攻蒙古;或乘明朝無暇顧及時，抄掠明朝邊境;或南下向朝鮮攻擊。勢衰時便卑辭求內服，同時受三方官職，乞求賞賜糧食。【參見吳晗:《關于東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燕京學報》(1935年6月)第17期.后更名《朝鮮李朝實錄中的李滿住》，《讀史札記》，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47頁;又見《吳晗史學論著選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4頁.】朝鮮與清朝宗藩關系發展的艱難，與朝鮮長期同清人祖先女真交往密切相關。因為朝鮮在長期與女真的往來中，一直將女真看作是“夷”、“胡”，文化上始終認為朝鮮較女真高出一等。而在雙方交往中，亦存在過某種程度上的上下尊卑不平等關系，這些都是阻礙雙邊關系正常化的重要原因。

日本學者河內良弘對明代女真史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參見[日]河內良弘:《明代女真史の研究》，京都同明舍1992年版.】他把女真與朝鮮的關系視作藩屬同宗主國的關系，女真諸部以事奉上國的姿態事奉朝鮮，而朝鮮又以待藩邦的態度對待女真諸部。他認為朝鮮與女真的關系是在大的中華體系之下，【中華世界體系，費正清稱之為"中華世界秩序"(TheChineseWorldOrder)，參見JohnKingFairbank，ed.TheChineseWorldOrder，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認為中華世界體系中心是中國，而周邊分為:華化地區(SinicZone)，以朝鮮、越南、琉球、某些時期的日本為代表;內陸亞細亞區域(InnerAsianZone)，即游牧民族活動之中國長城以北、中亞草原地區;外部地區(OuterZone)，乃歷史上的外夷，具體就是東南亞、西亞和歐洲.日本學者藤間生大提出東亞中華世界發端于秦、漢，形成于唐、宋，見《東アジアの世界形成》(東京:春秋社，1977年).高明士則將其稱為"天下秩序"，指出德、禮、政、刑是維系此秩序的四大要素，見《從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韓關系》，《中韓關系史論文集》(臺北，韓國研究學會，1983年)，第1-166頁.】形成以朝鮮為中心的小天朝體系。筆者并不贊同女真與朝鮮存在著藩屬同宗主的關系，因為女真各部衛、所都是明朝設立，并非朝鮮設立的，而且女真諸衛所隸屬明朝版土，并非朝鮮的領地，故而不能說具有宗藩關系，但在明代雙方的交往中，朝鮮處于主動和支配地位，女真處于被動和被支配地位。這樣在朝鮮的心目中，女真是夷人、胡人，是未開化的民族，這種觀念根深蒂固。

朝鮮初年，朝鮮半島北部(今咸境道、平安道一帶)并非朝鮮人居住，而是女真人的活動地域。遼、金、元三朝400年間，中朝北部邊界基本穩定在朝鮮江原道的永興地區。元朝時朝鮮北部由鐵嶺衛管轄，明朝永樂以后，鐵嶺衛北撤，這片土地遂由朝鮮掌管。【對于明代中朝邊界的形成，可參見王冬芳:《關于明代中朝邊境形成的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但當時這一帶的居民以女真人為主，女真部族構成了朝鮮北部藩籬。朝鮮世宗國王時期(1419—1450)，朝鮮先后在北部設立了四郡六鎮，【四郡乃懋昌、閭延、虞芮、慈城，六鎮乃慶興、慶源、穩城、鐘城、會寧和富寧.對其研究可參見李仁榮:《韓國滿洲關系史研究》(漢城，乙酉文化社，1954年)，書中對四郡的設廢過程進行了詳細研究，對朝鮮與女真關系更進行了專門研究.】以加強控制，并從南方強制遷徙朝鮮人在北部地區定居，逐步實施對北部地區的有效控制。當時遷徙來的朝鮮人，因為不適應北方的氣候，疾疫流行，以致“新徙之民，不安其心，思歸故土，或臻亡命”。【《李朝世宗實錄》卷40，世宗十年五月丁巳，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56年.】為了確保北部地區的穩定與安全，就得處理好與女真諸部的關系。為求控制女真，朝鮮采取羈縻與武力征伐兩種措施，以確保對這一地區的有效控制。朝鮮對女真的羈縻策略，首先是施恩籠絡，授酋長以侍衛、將軍等職位，同時，若遇上女真天災，亦予以救濟。朝鮮太宗時(1401—1418)開始對女真施恩。當時建州衛酋長猛哥帖木兒求見，即以其“居吾境，為吾藩籬，宜待之厚”，【《李朝世宗實錄》卷45，世宗十一年九月丁卯.】遂厚待之。世宗時期(1419—1450)對女真諸衛酋長多授予侍衛一類頭銜。《李朝世宗實錄》載:“中朝于夷狄，不惜除都督以下之職者，非欲侍衛也，欲羈縻也。又國初萬戶宣略將軍之職，不惜遙授，亦欲羈縻也。”【《李朝世宗實錄》卷10，世宗二年十一月己巳.】于是對當時建州衛童倉、凡察等人子弟授予官職，并令在朝鮮娶妻，使其安心侍衛，“使之迭相往來覲親，則彼自有永久安堵之心”。【《李朝太宗實錄》卷19，太宗十年三月乙亥.】世宗年間，建州左、中、右三衛發生罕見旱災，谷食皆枯，朝鮮遂給糧，人給米二升、鹽一升救荒，令女真各部感激不盡。此皆是籠絡措施。

從中國邊城丹東到朝鮮的新義州到平壤，中國旅客看到二十多年前在中國熟悉的景象。但平壤酒店其實早已設有賭場，社會處于巨變的前夕。

在中國邊境城市丹東，不管是出租汽車司機、游覽船老板，還是專業導游，以幾乎同樣的話對有意去朝鮮的旅游者說：“那里很干凈，很漂亮，特別是平壤。人民非常友善，有禮貌，但就是窮！窮得甚么都沒有。”一個到過朝鮮的游覽船老板還建議：“多帶些吃的去。多帶些瓶裝水！……再買點便宜的香煙，去了后送給朝鮮的司機、導游，他們會高興得不得了。”

我雖然不全信他的話，但還是去丹東最大的一家超級市場買了一堆方便食品、三打彩色圓珠筆、五盒單價兩元四角的香煙、一條毛巾、一管牙膏和兩罐青島啤酒。突然，我產生反省，“這購物行為，難道不是對于朝鮮的優越感的一種大暴露嗎”？

丹東是座繁榮的小城市，與朝鮮的新義州只有一江之隔。連結這兩個邊境城市的是橫跨鴨綠江的“中朝友誼”橋。去朝鮮的中國旅游團，須先從丹東車站登上中國的火車。旅客被提醒有哪些物品是不允許帶入朝鮮，其中有手提電話、傳呼機、筆記本電腦、高倍數望遠鏡和長焦距相機。

早上八點，旅客集合時，導游重申“入朝事項”：不要從車上扔東西給外面的朝鮮人、不要在火車上向外拍照；到了平壤，拍金日成銅像，不要拍半身；留影者不能模仿金日成手勢；不要把自己的觀念強加給朝鮮人。

九點鐘，掛著“丹東——平壤”牌子的火車駛出站，在通過“中朝友誼”橋后緩慢行駛五分鐘，就到達朝鮮的新義州車站。導游在車上發給游客事先向中方申請的一次性“入出境許可證”，并告訴游客在車上就要把行李打開，等候朝方檢查。每節車廂都上來一名海關人員，從頭到尾檢查旅客的行李，但并不嚴格，有些例行公事的味道。海關檢查結束后，朝鮮人民軍的一名軍官一手拿著旅客的入出境許可證，一手提著金屬探測器，對男旅客進行安全檢查。他的表情始終很從容，偶爾會要求旅客掏出口袋里的東西讓他看。之后，是女軍官對女旅客進行檢查。全部檢查大約四十五分鐘。

摘要：詩歌是古代東亞漢文化圈文學創作的一種主要形式，朝鮮在長時間接受中國的詩學及文學理論，并根據自身實際情況予以取舍及受容。這些提出的文學批評理論在中國古代經過同時期或后世文人的接受與批評，呈現出不同且具體的樣貌。本文旨在闡明清朝康乾時期“神韻說”的形成和內涵，并梳理中朝兩國主要學者文人對神韻說的繼承和發展，進一步探索古代文論“神韻說”在清朝和朝鮮傳播與嬗變的異同。

關鍵詞：王士禎；神韻說；詩學；朝鮮漢詩

一、王士禎與神韻說

王士禎，原名王士禛，后避雍正皇帝胤禛名諱，改為士正，后乾隆帝以為士正與士禛相去太遠，改為士禎，別號漁洋山人，世稱漁洋先生。王士禎為清順治年間進士，主要活動年代為康熙年間，在從政之路上步步高升直至刑部尚書，其文學造詣同從政之路相似漸趨精熟，在康熙中后期執文壇牛耳，成為一時大宗，大力提倡神韻說，與浙西詞派開山朱彝尊并稱為“南朱北王”。東亞漢文化圈的文學理論，向來有重具體輕抽象，形式上較散亂而非系統的特點，王士禎的神韻說也不例外。神韻說并非是一個系統的、明確的詩歌創作與批評體系，而是在王士禎個人的創作實績與具體的詩歌話語中體現出來，影響同時代及以后文人詩歌創作導向，匯合為以神韻為宗旨的詩學理論樣態。王士禎的整體文學活動，自青年到晚年，大致呈宗唐，繼而轉向學宋，最后又復歸于宗唐的樣態。王士禎青年時期在《丙申詩序》中闡述了他“典遠諧則”的詩歌理論，“典”是從畫的創作入手來確立他認為的詩歌要旨，“遠”是從音樂中的歌唱和樂器入手說明一種普遍的藝術效果，“諧音律”則是強調語言的韻律和諧的重要性。相應體現這一詩歌理論和美學追求的是他的成名之作四首《秋柳》詩。在《論詩絕句》中，王士禎以詩歌創作為命題，以自然山水為對象，深化確立了自己的詩歌創作理論。在晚年，王士禎以自己的詩學主張和審美要求，編選了《唐賢三昧集》，是其神韻說走向成熟的標志［1］。神韻的概念可上溯到魏晉時期，魏晉時期尤其是東晉，品評人物成風，神韻被用來品評人物的外貌之上［2］。受這種慣性的形象，神韻之后被用來評論人物畫，在元明時期，始有以神韻論詩的散見片段。司空圖和嚴羽的詩論已對神韻說有所涉及，王士禎在學宋時亦對蘇軾和黃庭堅有所繼承，明時興格調性靈之說，清初詩人顯示出一種超越明后期詩論的態勢。王士禎身體力行，又經同時代文人及其弟子的跟進實踐，神韻說和神韻詩在康乾時期成為文壇蔚然大觀的宗尚［3］。王士禎在《池北偶談》中專列“神韻”一條，又在詩話、詩歌創作、選詩成集中不斷伸發神韻主張，推崇王維和孟浩然，在后期愈發體現出一種清遠沖淡和古雅的美學原則。在《漁洋詩話》中，王士禎傳授門徒強調“學力”為先，注重韻律法度，強調詩歌創作時要“佇興而就”。王士禎的神韻說具有集成和總結的特性，倡導以“韻”為中心的審美導向。

二、清代文人論神韻說

神韻說的本質概念和內涵是隨著王士禎詩歌創作的實踐而不斷豐富。《丙辰詩序》中提出的典、遠、諧、則這四個要點，成為其詩歌理論神韻說的核心。當時在詩壇上占據重要地位的張九徵、錢謙益對青年王士禎在《丙辰詩序》中的詩歌觀點大為認同。但對王士禎的神韻說和神韻詩，也不乏有格局小、內容空洞的批評，趙執信認為王士禎的神韻詩“徒以風流相尚”批評其缺乏現實性，趙執信的《談龍錄》詳述了趙、王兩人不同的詩歌觀點。朱彝尊和陳維崧指其晚年詩歌“非所謂出乎風而入乎雅者興”“變風變雅之音漸而不作”。但從長時段的角度來看，清初康熙年間的文人對其引稱贊賞者居多，并將神韻說的詩歌理論付諸創作實踐和批評活動［4］。《帶經堂詩話》中的“答問類”八十一條，王士禎師生在一問一答中詳細探討了音律、用韻等詩法問題，通過對古詩十九首等具體文學作品的討論，王士禎為弟子指明了詩歌風格傾向，進一步追尋文學的本質和價值。《師友詩傳錄》并其《續錄》記錄了王士禎對其弟子所作詩歌的評論和指導，在這種師生傳承性質的活動中，神韻說的宗旨為其眾弟子接受并弘揚。詩歌理論接受后并付諸實踐的過程，必然會發生某種程度的嬗變。王士禎以后神韻說的繼承者、受神韻說影響的清代文人必然會對已成為重要詩歌理論的神韻說作出自己獨有的再闡釋，進而繼續推進詩歌和文學的前進發展，這其中的突出代表有其再傳弟子翁方綱，以及受過王士禎贊譽“門戶依傍漁洋”的沈德潛。翁方綱作三篇《神韻說》分別論述神韻說的內涵，詳述王士禎提出神韻說的必要性和意義，以及在具體作詩實踐中得詩之神韻的方法。翁方綱尊崇神韻說，認為“蓋漁洋一人，提唱神韻，山輝川映，一時諸名士恐或皆在冰雪聰明函蓋中耳。”并將其和程朱理學之道統并論，“道是一個大圈，我只立在此大圈之內，看汝能入來與否耳。此即詩家神韻之說耳”。在翁方綱看來，杜甫是詩教的繩矩，而杜甫雖然沒有直接提及過神韻，其詩句“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的神就是神韻，杜牧評價李賀詩的“使加之以理，奴仆命騷可矣”中的理也是神韻，“訏漠定命，遠猷辰告”就是神韻的真正要旨。作為清朝官方意識形態的程朱理學強調格物致知，重視道的繼承和實踐。將神韻與道和理并論，一方面肯定了神韻說的“正宗”地位，一方面又將神韻說的內涵予以嬗變，即翁方綱從強化意識形態力量入手，強調詩歌的社會教化功能，繼而以弘揚理學道統，這與王士禎神韻說宗尚王、孟、韋、柳的清遠沖淡之風已相去甚遠。翁方綱把神韻作為詩學的普遍法則來看待，他嚴厲批評那些僅著眼于神韻詩清遠沖淡之風和在創作上“佇興”和“興會”的人：“目漁洋為神韻家，是先不知神韻乃自古詩家所共具，漁洋偶拈出之，而別指之曰神韻家，有時理乎？彼既不知神韻是詩中所固有矣！”對神韻詩中由其特性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空寂缺點，翁方綱認為這不是王士禎神韻詩歌本質缺點，而是那些僵硬模仿神韻詩文人的弊病，繼而提出了神韻即格調的說法，借神韻說的影響力樹立自己的詩歌理論肌理說［5］。相對于翁方綱直接對神韻說的直接論述，沈德潛對神韻說的態度主要是從其選詩活動、對其他詩人的評價中間接體現出來［6］。沈德潛在《重訂唐詩別裁集序》中說他的選輯詩歌的標準和次序是“先審宗指，繼論體裁，繼論音節，繼論神韻”，《清詩別裁集》的選輯取舍標準是“特取其高華渾厚有法度神韻者”，對諸多詩人的評價也用神韻一詞以褒之，這體現了沈對神韻說的認同并自覺將其作為評詩選詩的尺度。沈德潛重視詩歌的社會現實意義，在肯定神韻說的美學價值的同時，也對其以重典遠的藝術特征帶來的空洞無物隱晦表達了自己的異見，他認為王士禎的《唐賢三昧集》“于杜少陵所云“鯨魚碧海”，韓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者，或未之及。”沈德潛于此通過弘揚杜甫、韓愈的雄健之風來批評王士禎的神韻說的言之無物之弊。在《七子詩選序》中更是直接指出“神韻者，流于才思之余，虛與委蛇，而莫尋其跡者也”。

當今朝鮮將采取何種改革措施擺脫眼前的經濟困境，這與政權在當前及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的決策趨向密切相關，因而倍受國際社會關注。近年來，朝鮮當局雖然仍在強調“堅持朝鮮式社會主義發展方向”，“防止資本主義因素的滲透”，但自去年7月以來相繼出臺的一系列新的經濟政策，已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其調整或改革之意，至此政權有條件的、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已漸顯端倪。

一、朝鮮經濟面臨的主要困難

20世紀90年代，朝鮮經濟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為此，朝鮮政府從1995年起開始了“苦難的行軍”，號召全國人民為克服眼前的經濟困難而發奮努力，國際社會也紛紛給予同情并伸出援助之手。時隔5年之后，朝鮮政府通過2001年新年共同社論（《勞動新聞》、《朝鮮人民軍報》、《青年前衛報》）宣布“苦難的行軍”勝利結束，暗示朝鮮經濟已經走出了低谷。

其具體背景是：1999年朝鮮經濟比前年增長了6.2%，2000年又增長了1.3%，2001年則增長了3.7%，從而結束了長達9年之久的經濟負增長。（注：朝鮮《勞動新聞》，2002年3月28日。）盡管如此，持續9年的經濟困境，使朝鮮財源枯竭，生產嚴重萎縮，人民生活極為困難。

當前，朝鮮政府面臨解決的突出問題是糧食問題、電力問題和資金問題。

糧食問題是長期困擾朝鮮居民生活的最大難題。目前朝鮮人口大約2350萬人，假如每人月平均糧食需求量為15公斤，那么1年就需要180公斤，全國口糧總計需要430萬噸，再加上種子、飼料、工業原料等至少需要600萬噸。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朝鮮的糧食年產量一直徘徊在300-400萬噸，因而其口糧的絕對不足量達30-40%（參見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