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范文10篇

去新疆支邊兩年，去之前，我是個默默無聞的老師，回來后——剛回來沒有多久——仍然是個默默無聞的老師，依然在中學做教師，從初一開始教起，就像他兩年來并不曾離開過一步，那些風沙磨礪的日子似乎在他轉身之際就消失了，留下的只是比從前粗糙了的肌膚和更加無語的沉默——了響應黨中央西部大開發教育對口支援的偉大號召，年月，我放棄了博興優越的工作條件，帶著領導的重托，帶著父老鄉親的厚望，懷著為祖國邊疆教育事業獻身的決心，來到了祖國的西部邊陲——新疆伊犁。在那里的兩年時間內，我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實現著自己的奮斗目標。

一、強化學習，提高素質

無疑，新疆是個自然環境優美的好地方，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里的經濟并不發達，甚至可以說非常落后，經濟的落后直接導致教育的落后。因此，選擇到新疆援教，就等于選擇了坎坷和困難，就等于選擇了吃苦和受累。

對此，我已經在心理上做好了準備，正如臨行前領導們所說的：多民族地區情況非常復雜，在那里工作，必須靠自己成熟的政治素質，過硬的業務水平和高尚的道德風范，才能贏得當地群眾的信任，工作才能做好。這就需要大家不斷地努力學習，進一步提高自己的素質。

為了不負領導的重托，為了不讓家鄉人民失望，人還沒到新疆，我就沒日沒夜的認真研究起了國家的民族政策、宗教法規，民族歷史、宗教歷史，用知識來武裝自己的頭腦，為使自己在最短的時間內融合到新疆人民當中，爭取早日成為他們中心貼心的一員做著準備。

另一方面，我馬不停蹄地走訪有經驗的老教師，向他們吸取教學經驗，并且將自己近二十年來摸索出的點點滴滴都整理出來，記錄到小本子上。此外，我又跑到書店自費買來大量教育教學書籍、材料，潛心研究，認真鉆研，深入思考，從理論和實踐上做著充分的入疆準備。

內容提要清代北方邊塞建有眾多的官辦牧場，放養大量的馬、駝、牛、羊等各類牲畜，其規模和發展程度遠遠超過前代。它是當時國家直接經營畜牧業的集中表現形式，是在改革宋、明政府間接經營畜牧業——官督民辦（將官畜寄養于民間）的基礎上形成的。它曾采用的一整套嚴密而適用的管理辦法，對后世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關鍵詞清代官牧場官畜管理發展衰落邊塞

清朝封建社會，農業與畜牧業并重，二者皆被認為是國民經濟的本業。在北國邊塞地區，由于地理條件和傳統習慣等因素，畜牧業成為其主要的經濟成分。我國北部邊疆具有極為豐富的畜牧業資源，不僅廣大邊民在這里廣泛地從事著畜牧業活動，而且清政所和皇室也在此開辦牧場，發展畜牧業。官方開辦的牧場，有其獨特的經營形式和管理方法，對清代經濟、軍事產生較大影響，頗具時代的適應性，值得我們探討和研究。

官牧場的設置及其種類

晚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滿洲貴族率領強大的八旗軍闖進山海關，攻城略地，占領中原，建立了清朝封建政權。滿族，原為游牧民族，通常生計，“唯馬匹牛羊是賴”。并且，滿族武裝八旗軍是一支以騎兵為主的部隊，兵驍馬驃，稱雄一時。就整體而言，畜牧業曾是滿洲貴族或新興統治者的經濟基礎和軍需的必要資源，至關重要。所以清廷對之十分重視，除了強調振興民間畜牧業之外，還大辦官牧場。

清代北部邊疆官牧場，是清政府在傳統畜牧業活動的基礎上，集中牧養牲畜的場所，是其行政衙門和軍事衙門從事畜牧業生產和管理的一種普通形式，同時也是一種較成熟、較高級的畜牧業管理機構和組織。清朝官牧場主要劃分為太仆寺牧場、皇室牧場（上駟院牧場）、八旗牧場和綠營牧場4部分或4大類。由朝廷開辦的太仆寺牧場和由內務府開辦的上駟院牧場屬于中央牧場；八旗牧場和綠營牧場屬于地方開辦的軍牧場。順治初年，朝廷在張家口外設置種馬場，于陜西省設立苑馬寺，為軍隊牧養或提供馬匹，皆隸屬于兵部。后來到康熙四年（1665年）裁去苑馬寺，擴大種馬場。5年后，種馬場改屬于太仆寺，并分設察哈爾左右兩翼牧場。位于張家口外哈喇尼敦井的太仆寺左翼牧場，地土遼闊，方圓600里；位于齊齊爾罕河的右翼牧場，方圓400里?？滴鯐r，這兩翼牧場共牧養著160群騾馬，約3.2萬匹，騸馬32群，每群59匹——305匹。清初在獨石口外設立的直屬于上駟院的御馬場，地處上都、達里岡愛、商都、達布遜諾爾等處，水草豐茂，地界綿延千余里。最初，上駟院牧務分設3場，后來又增為5個場，分別為大凌河牧群馬營、養息木哈達牧群馬營、養息木邊外蘇魯克牧牛羊群及黑牛群牧營、養息木邊外牧群牛營1。上駟院所屬牧場，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時，牧養著騾馬197群，騸馬46群，走馬2群，駝22群2，每群馬200匹——500匹，每群駝100峰——200峰。建于察哈爾的八旗牧場，也同樣是方圓廣闊，其占地范圍，東至克什克騰旗界，西至歸化城土默特旗，南至晉北大同府、朔平府邊際，北到蘇尼特及四子部界，周邊達千里。順治時分別在這里建有：正黃旗牧場、鑲黃旗牧場、正白旗牧場、鑲白旗牧場、正紅旗牧場、鑲紅旗牧場、正蘭旗牧場、鑲蘭旗牧場。據康熙四十九年統計，“鑲黃旗、正黃旗、正白旗牧場各有牛95群，羊180群。牛以120頭為一群，共3萬余；羊以400只為一群，共216000只”3。到乾隆時，還在大青山后設立了綏遠八旗牧場，頗有成效。相比之下，綠營牧場設置較晚，正式成立于乾隆元年（1736年）。起初是因西北用兵，軍馬缺少，調解艱難，故而吏部尚書劉于義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署理陜甘總督、辦理軍務時，奏請在西北設立牧場、蓄養軍馬，以裕邊防。胤禛帝批準了劉于義的要求，在4個軍事重鎮各設牧場1處4。兩年后，便在甘州大草灘、涼州黃羊川、西寧擺羊戎、肅州花海子湃帶湖建起了最早的綠營牧場。10年后，又于甘肅安西提督牧地建綠營牧場1個。乾隆二十五年、二十六年（1760年、1761年），又相繼在新疆烏魯木齊、巴里坤設立兩個牧場。幾年后，巴里坤牧場便分為東西兩場。另外，清政府還在新疆的濟木薩、古城、瑪納斯、塔爾巴哈臺等處辦起綠營兵馬場。以上各類牧場，是清政府根據地理特點，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一種體現。

抗戰時期，隨著西學東漸的深入，來到云南的學人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紛紛加入到邊疆的調查研究中，邊疆研究的風氣日漸深厚，與此同時，國內報刊雜志也如“雨后春筍，相互競長”。在當時眾多的刊物中，《邊疆人文》是最為集中刊登云南少數民族民俗文化少有的刊物，為民眾了解少數民族民俗開啟了一扇窗。

一、“邊疆人文研究室”與《邊疆人文》的創辦背景

20世紀40年代初期，隨著戰爭局勢的不斷惡化，除西北、西南地區外，中國的半壁江山成為了淪陷區。西南地區，特別是西南邊陲的云南，以擁有滇緬公路、滇越鐵路而成為連接國際交通的主要區域。鑒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政府計劃再修筑一條由滇南的石屏通往佛海（今云南勐海）的省內鐵路，以便連接滇越鐵路。與此同時決定提供一筆?？睿幸粋€學術機構，調查鐵路沿線的社會經濟、民風民情、語言文化等方面的情況，以供修筑鐵路過程中參考與應用。據研究室成員邢公畹回憶：“南開大學的黃鈺生（子堅）教授和馮柳猗教授在云南社會賢達繆云臺先生的支持下，取得了石佛鐵路的委托與經費，便決定乘這個機會創辦一個邊疆人文研究室，一方面為石佛鐵路的修筑做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為南開大學創辦一個人文科學的研究室，開辟一個科研陣地。”[1]1942年6月，在黃鈺生和馮文潛等人的積極籌備下，“邊疆人文研究室”成立，邊疆人文研究室的全稱為“南開大學文科研究所邊疆人文研究室”。任聘陶云逵教授為研究室主任，并主持研究室的工作。成員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轉入的邢公畹，西南聯大畢業生黎國彬、黎宗瓛，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畢業生高華年等人。在《南開大學文學院邊疆人文研究室章程》和《南開大學文學院邊疆人文研究室研究計劃與工作步驟》中都強調對云南少數民族民俗的調查，計劃調查內容包括傳統教育、民間口頭傳統、社會組織、民間信仰、民間手工藝等內容。[2]584-586在研究室章程和計劃的指導下，同仁們很快就進入到田野，開始了有計劃的調查工作。從1942年7月至1945年，研究室成員對修路計劃經過的沿途地區開展了走訪調查，取得了豐碩成果?！哆吔宋难芯渴艺{查工作表》對此作了詳細的記錄。[2]587-588除了陶云逵是對宗教信仰的調查外，其他幾位學者關注的基本都是少數民族語言與文化。這里有學者自身專業方面的原因，還有就是調查少數民族語言是研究民族文化的前提。調查組成員從昆明出發，經玉溪、峨山、新平、元江、車里（景洪）、佛海（勐海）等地，對沿途的哈尼族、彝族、苗族、傣族等少數民族的語言民俗、民間信仰、社會經濟、地理等進行了調查?？箲饡r期的云南少數民族地區，調查工作危險艱苦，各種各樣的熱帶病流行，民眾對調查工作的不理解，再加上社會治安沒有保障，路上還要準備跟土匪交手，甚至有丟失性命的危險。當時的調查困難重重，甚至會威脅到生命，調查工作能按計劃順利進行，并產生了一批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實屬不易。陶云逵調查了新平縣彝族的民間信仰和社會組織；邢公畹在新平、元江的傣族、彝族的地區搜集、記錄、整理了大量的當地的口頭故事和當地習俗；高華年在調查新平彝族的語言和文學的同時，還對民間信仰和人生禮俗進行深入的調查；袁家驊在峨山對窩尼語調查時收集了不少的故事；黎國彬在車里調查了當地少數民族的生產、貿易、經濟情況等人文和地理狀況。調查者除了收集到豐富的調查材料外，還注重民俗文物的收集，在民間收集到的有宗教經書、宗教用品、生產生活用具品、少數民族服飾等。這次綜合性的大調查，內容包括語言學、民俗學、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對石佛鐵路沿線少數民族的風土人情、生活水平、語言文化做了較為全面和深入的調查。研究室為石佛鐵路提供的調查資料主要有：石佛沿線少數民族分布狀況圖表；鐵路員工應用的語言手冊和石佛鐵路沿線社會經濟調查報告等。1942年云南省石佛鐵路籌備委員會以西南邊疆人文研究名義出版了一輯油印本。其內容包括：黎國彬《峨、新、元三縣的糖業》《漠沙社會經濟調查》《青龍廠社會經濟調查》、黎宗瓛《楊武社會經濟概況》四篇調查報告。[3]研究室成員在調查過程中，除了按石佛鐵路委托的要求完成調查任務外，在研究室同仁們的努力下，還取得民俗文化方面的調查研究成果。西南聯大常務委員張伯芩稱贊道：“內容詳實，蔚為大觀，望繼續努力，俾能對于我國文化多有所貢獻”。[4]邊疆人文研究室成員不多，平均年齡不足三十歲，他們都是來自研究所或大學，受過專業的學術訓練，治學嚴謹，具有刻苦鉆研的精神，在田野調查中很快就有新的體會和學術成果反饋。但在物資匱乏的抗戰時期，學術刊物的發行量有限，出版商大多都不愿接手專業性強的學術期刊，這類刊物一般都是不賺錢的買賣，研究室也沒有更多的資金支持發行刊物，看著研究室成員來之不易具有學術價值的調查報告、文稿都一疊疊地擱置起來，研究室主任陶云逵決定帶領同仁們自己蠟刻，以油印的方式出版研究成果。《邊疆人文》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見圖1）。《邊疆人文》刊物分為甲乙兩種形式，甲種為語言人類學專刊，共出了三種，分別是邢慶蘭（邢公婉）《遠羊寨仲歌記音》、高華年《黑夷語中漢語借詞研究》和《黑夷語法》。乙種為綜合性的刊物1943年9月開始面世，除第一卷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是月刊外，在昆明蠟刻發行的都為雙月刊，1946年7月第三卷五六期在昆明出版后，隨著南開大學返回天津，蠟刻版的《邊疆人文》也隨之終結。1947年12月鉛印版第四期《邊疆人文》合刊在天津出版，同時也成為《邊疆人文》期刊的終結版。《邊疆人文》乙種綜合性刊物在艱難中走過了四年，共發表文章41篇。從文章的數量來看并不算多，但其歷史價值卻非常重要，特別是對云南少數民族民俗文化的調查成果值得學術界加以探求。

二、《邊疆人文》與民俗文化

《邊疆人文》發行之初，原來打算只作為內部交流的材料，但在“邊疆人文研究室”主任陶云逵的精心組織和號召下，受到學術界不少名家的重視。在第一卷第一期只發表了研究室成員陶云逵和邢公畹的兩篇文章。從第一卷第三、四合刊時，情況發生了變化，在學術界有聲望的學者開始向《邊疆人文》投稿，先后發表了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的《論藏緬族的父子連名制》，聞一多的《說魚》，向達的《瞰青閣識小錄》等。除此之外，還有來自青年學者的高質量論文，如馬學良對彝族民間信仰的田野調查成果，張清常對邊疆民歌的研究等?！哆吔宋摹烦蔀榱藗鞑バ挛幕?，發表學人們對云南民俗文化調查成果的重要渠道。發表民俗文化方面的文章比重相當大，其內容涉及民歌、信仰禮俗和民間故事等各方面，為全面了解云南社會文化積累了寶貴的資料。（一）民歌與《邊疆人文》。民歌是少數民族民俗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種歌唱傳統，又以歌唱日常生活的形式呈現?！哆吔宋摹钒l表民歌類的文章見表1。十篇民歌文章中有五篇出自張清常的研究，可見他在民歌研究上的用心。張清常1915年出生在貴州安順，幼年隨家人遷到北京。1934年于北京師范大學國文系畢業后，考上了清華大學研究院中文系研究生，1937年研究生畢業后任教于浙江大學中文系?？箲鸨l后，朱自清邀請他到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任教，當時30歲的他成為了西南聯大最年輕的教授之一。傳唱后世的愛國主義經典名作——《西南聯合大學的校歌》就是由他譜的曲。來到昆明后的張清常對少數民族民歌非常關注，在《由我國內地民歌說到邊疆歌謠調查》一文中說到，“有一些人說，我國邊疆的許多民族并不屬于中華民族的系統，因而極盡挑撥離間之事，慫恿我國邊疆各民族獨立。對少數民族音樂的調查是在于證明此種謬論不成立。”[5]張清常帶著民族主義的情懷論證邊疆民歌與內地民歌具有共性，以此從民歌方面反駁民族分裂主義的陰謀。他以云南民家（白族）情歌為調查對象，雖然側重點在于民歌的曲調方面，對民歌與日常生活方面的關聯性調查還不夠深入，但其記錄的民歌材料卻為后人研究民家（白族）歌謠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獻參考。聞一多的《說魚》一文發表于1945年第2卷3、4期合刊，從隱語的定義和文化功能進行分析，從《周易》《左傳》《詩經》等文獻中引出中國以“魚”代“情侶”“匹偶”，并以西南少數民族民歌為依據，論證其打魚、釣魚是求偶的隱語，烹魚、吃魚喻義合歡或婚配。民間以魚象征配偶是因為魚具有很強的繁殖能力，而在原始人類的觀念中，婚姻的唯一目的就是繁衍，“所以在古代，把一個人比作魚，在某一種意義上，差不多就等于恭維他是最好的人。”聞一多認為，“文化發展的結果，是婚姻漸漸失去了保存種族的社會意義，因此也就漸漸失去了繁殖種族的生物意義。”但“任何人都是生物，都有著生物的本能，也都擺不脫生物的意識。”[6]聞一多運用數十首西南民歌挑開古典文獻中的層層迷霧，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啟發了后人去發掘民歌藝術中所隱藏的深層意義。云南彝族的一個支系叫阿細人，他們的歌唱題材十分廣泛，從開天辟地、人類起源到人們社會的形成都融入到歌唱內容中，無論在田間地頭、山林，還是在“公房”里，男女相遇都會激發他們的靈感相互對唱。1942年流亡緬甸的光未然回到云南，在路南縣一所中學謀得教員的職位，他根據彝族青年畢榮亮的演述，記錄整理了長期流傳在阿細人民間的長篇敘事詩《阿細的先雞》，1944年由昆明北門出版社出版。[7]1953年再版時改名為《阿細人的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當時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語音樂律實驗室的語言學家袁家驊也流亡到昆明，1945年受邀到路南修縣志時，看到光未然出版的《阿細的先雞》后，找到了光未然調查時的同一個演述人——畢榮亮，用國際音標記錄了全部內容，同時在阿細人居住的幾個村落進行調查和記錄。袁家驊通過調查后，1946年在《邊疆人文》第3卷5、6合期上發表的《阿細情歌及其語言》一文，對于沒有文字的阿細人，這些纏綿的情歌記錄了他們的歷史、情感、生活和性格。1953年《阿細民歌及其語言》由中國科學院出版發行。（二）民間信仰與《邊疆人文》。對于產生于原始社會，歷經歲月的傳承、發展與演變延續至今的民間信仰具有自發性，是民族固有精神的持續，對民眾生活具有重要影響，因此，民間信仰調查是了解一個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哆吔宋摹酚嘘P民間信仰的文章見表2?！洞笳谝闹谧迮c圖騰》一文就是陶云逵在云南新平縣的調查成果。大寨黑夷（今納西族），考察的內容為姓氏與宗教圖騰之關系。本文分為兩個方面，一部分是對大寨黑夷宗族考察，以祭祀和族長人選來分析其信仰民俗；另一部分是在宗族的調查過程中，發現存在宗族社會組織中的圖騰現象。通過西方圖騰理論與大寨黑夷動植物崇拜的比較分析，發現“第一，魯魁山一帶黑夷，除以動植物為族稱之外，服裝、發飾、用具、房屋裝飾均看見有象征宗族姓物之圖案或形狀；第二，宗族對于姓物守有若干禁忌，類如禁吃、殺、觸、用等，并以神話傳說的形式表現犯禁的后果；第三，族人是其姓物的后代或姓物是其祖先的保護者。這些表現方式說明圖騰的存在以及圖騰與人們生活的關系?！盵8]《西南部族之雞骨卜》是陶云逵非常有名的一篇調查報告，考察了西南地區雞骨卜的起源與傳播狀態。材料來自于陶云逵的田野調查和參考他人的田野材料，田野調查地及民族分別是：云南新平縣魯魁山大寨一帶納蘇部族（黑夷）、同縣趙米克寨納蘇族、云南瀾滄縣酒房寨阿卡部族、四川栗波昭覺兩縣金□□□支阿莊支恩扎支布茲支之黑夷、云南新平縣漠沙鄉花腰擺夷、云南娥山縣化念鄉青苗、云南武定祿勒黑夷、云南元江大羊街車庫寨查窩、云南耿馬縣和瀾滄縣的卡瓦山之卡瓦人。從地理上看雞骨卜主要分布在川滇兩省，從語系來看主要是西南的三大部族。通過陶云逵的田野調查以圖文并茂的方式介紹了西南少數民族占卜的具體方法和習俗。語言學家羅常培對此文給予高度的評價，“綜合堪究勝義殊多”。[9]當時北京大學大四學生馬學良在“湘黔滇旅行團”途中曾在聞一多的帶領下采風問俗，既積累了調查經驗，也培養了對民俗調查的興趣。1939年馬學良考上了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語言組漢語歷史音韻學專業，師從羅常培和丁聲樹兩位教授，后在羅常培的推薦下跟隨從美國留學回來的李方桂做田野調查，開啟馬學良的云南彝族禮俗調查研究?！逗谝淖鼾S禮俗及其與祖筒之關系》和《倮譯太上感應篇序》兩篇文章都是馬學良在云南彝族地區的田野調查，他用“以俗解經”和“經俗互證”的研究方法探尋彝族社會文化。1943年夏天根據“邊疆人文研究室”的安排，高華年在峨山莫石村苗寨進行語言調查。當時他除了記載苗人的神話故事、山歌和語匯作為語言上的研究之外，對當地的風俗習慣也進行了深入調查?！肚嗝缁榧迒试嶂Y俗》一文就是在這一帶的調查成果。另外，《魯魁山倮倮的巫術》是對新平縣楊武壩魯魁山和峨山莫石村的調查，文中對巫術不是以迷信的視角進行批判，而是在文中多次引用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論》來對巫術進行分析，可以看出他對民間信仰的認識具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并結合田野調查材料，對巫術在少數民族中存在給予了充分的理解。（三）民間故事與《邊疆人文》。民間故事方面有范寧的《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和邢慶蘭（邢公畹）《敦煌石室所見董永董仲歌及紅河上游擺夷所傳借錢葬父故事》兩則民間故事?！镀呦εＥ适碌姆治觥芬晃囊阅铣捍阢痢肚G楚歲時記》中的牛郎織女傳說為原始母題，運用古典文獻，如劉向編撰《孝子傳》中的《董永》、晉代干寶的《搜神記》中的《毛衣女》、段成式《酉陽雜俎》；引用當時的學者如趙景深、常任俠、鐘敬文、陳志良等人的論文資料；查閱了英國學者柯克女士等記錄的《天鵝處女型故事》的基礎上，把這類故事分為毛衣女郎型、烏鵲填河、山伯英臺型三種類型去探尋其故事的源頭和七夕的起源。通過分析，范寧認為，“楚懷王初置七夕，牛女故事產生至少是完成在漢代，漢代農業最發達，也就是封建社會最穩定的階段，婚姻制度是家庭的基石，男耕女織夫唱婦隨的社會把對偶婚認為不能改變的。牛郎織女這則傳說是維持對偶婚制的精神牧師。”[10]從研究方法上來看，范寧受到當時歷史地理學派的影響，力圖廣泛搜集故事異文，比較研究故事情節之差異，從地理上來確定故事最初的發源地和傳播路線，探尋其原型。從材料的運用可見其知識淵博，運用古籍文獻、考古資料、外文資料、民俗調查材料等進行綜合性研究，開創了民間故事研究的新境界，實現古今材料的互證與結合。1946年《敦煌石室所見董永董仲歌與紅河上游擺夷所傳借錢葬父故事》發表于《邊疆人文》期刊第3卷5、6合期。此文是邢慶蘭（邢公畹）以1942云南新平縣漠沙鄉調查花腰擺夷（今傣族）采錄的《借錢葬父故事》為材料，與查閱到的敦煌石室所記錄下的《董永董仲歌》和劉向記載的《孝子傳》進行的民間故事比較研究，通過故事的核心母題、傳承原因及從民間故事內容分析漢文化對少數民族口頭傳統的影響。

三、結語

中華民族既是一個民族共同體概念，也是一個國族概念，“多元一體”是中華民族既有共性也有個性的民族發展大趨勢的體現。在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多元”的特征，是指各民族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所具有的“個性”和“特質”，即語言、地域、經濟、文化心理的多樣性和表現形式上的特殊性?！耙惑w”的特征，是指各民族的“個性”和“特質”在共同的發展過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同化所形成的民族共同體的共同特征和“一體化”趨勢。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自始至終都存在著由多元到一體的凝結特點：先是分布于黃河流域的多個部落互相融合形成了華夏族；之后華夏族又融入北狄、東夷、西戎、南蠻等多種族群而形成漢族。作為中華民族凝聚核心的漢族一經出現，就對周圍的眾多民族產生強大的吸引力，他們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發生著密切的聯系，并不斷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一個整體，這就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有兩個值得重視的特點，一是多元中的本土特點。中華民族盡管是由眾多的民族經過數千年的不斷融合而形成，但這些民族無論是歷史上已消失的民族，還是現實生活中存在的民族，多是在中國這塊遼闊的土地上土生土長的民族，即便是有些少數民族的祖先具有外人的血統，也是在與中國境內各民族的不斷融合中形成的；二是在抵御外侮的共同斗爭中，使中華民族凝聚力得到不斷升華。中華民族內部各民族，包括歷史上已經消失的民族，他們之間雖然也有過沖突，但數千年來相互間不斷交融已經將他們結合為一個統一的整體，中國成為他們共同的活動地域和共同的家園。當近代遭遇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瓜分時，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即被空前釋放出來。

在歷史演進中，統一多民族國家和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同步發展的。統一多民族的中國與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同步發展，成為世界歷史發展史上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線。而促使這種同步發展成為可能、成為現實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極富中國特色的邊疆政策的實施。邊疆政策的基本任務是守住一條線（邊界線），管好一片地（邊疆地區），實際上包含著物與人兩個要素?？梢哉f，邊疆治理是一項針對人和物綜合治理的社會系統工程。在統一多民族的中國，邊疆地區是少數民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區。因此，邊疆政策的最重要內容之一即是處理民族關系，唯有調動邊疆地區民族上層的積極性和為廣大民族群眾打造一個穩定、發展的社會環境，才能推進統一多民族中國和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良性發展。

邊疆政策：內涵、外延與作用

中國歷史上無論哪一朝哪一代，都面臨著邊疆問題，統治者也都為鞏固統治而制定邊疆政策，展開邊疆經略。邊疆經略是歷代王朝對邊疆地區的開拓與經營。邊疆政策是實施邊疆經略的指導方針與具體措施，而治邊思想則是制定邊疆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邊疆政策的正確與否，邊疆經略的成敗得失，治邊思想能否符合時代潮流，不僅直接影響一個朝代的興衰存亡，而且對于作為整體的統一多民族國家——中國的形成、發展也產生重大影響。

中國封建王朝的邊疆政策，自秦漢時期初具規模后，經隋、唐、元、清諸多大統一王朝邊疆經略實踐的充實、完善，形成了完整的體系，這在世界各國歷史上是頗具特色的。中國古代邊疆政策包含十分豐富的內涵，其要者有從中央到邊疆地區的管理體制、邊疆的行政建置、邊防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經濟開發政策以及近代以來與邊界交涉相關的外交政策等，所有這一切構成了古代邊疆政策的完整體系。中國古代邊疆政策外延應該包括與治邊思想有關的世界觀、國家觀、民族觀、傳統治邊思想以及與邊疆政策有關的人、事、地、物研究和不同時期、不同類型、不同國別的邊疆開發比較研究等方面。

概而言之，中國古代邊疆政策的基本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邊疆民族地區的教育精準扶貧策略具有政治性、民族性、民生性、地緣性和社會性等多元復合特質，它深遠地影響著當地各族人民的價值取向、行為模式和社會發展趨勢。

一、邊疆民族地區教育精準扶貧的研究背景

貧困是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攔路虎”，解決貧困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前提。2013年11月，“精準扶貧”的重要思想提出，首次作出了“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的重要指示。2015年1月，強調堅決打好扶貧開發攻堅戰，加快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督逃撠毠浴笆濉币巹潯分赋?精確瞄準教育最薄弱領域和最貧困群體，實現“人人有學上、個個有技能、家家有希望、縣縣有幫扶”，促進教育強民、技能富民、就業安民，堅決打贏教育脫貧攻堅戰。由此可見，教育精準扶貧是國家精準扶貧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邊疆民族地區教育基礎薄弱，更是我國扶貧的重點區域?！敖逃珳史鲐殹笨梢越缍?在精準扶貧戰略的指導下，將教育的“扶智”與“扶志”功能以“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的方式貫注到邊疆民族地區的扶貧攻堅活動中來，用以培養、改善和提高邊疆民族地區少數民族勞動者的素質與技能，提高勞動生產率，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撐，提供最直接、最有效的精準扶貧，實現國家扶貧開發的戰略任務，完善教育公平與社會公正的體制與機制，斬斷貧困的惡性循環鏈，成為邊疆民族地區經濟增長的內在驅動力。

二、邊疆民族地區教育精準扶貧研究的現狀

學術界對民族地區教育精準扶貧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1．理論上強調民族地區教育與民族社會協調發展的關聯性、迫切性與重要性。2．對不同民族地區教育的客觀情況及民族社會貧困問題進行了描述與討論。3．聚焦民族地區中民族教育與民生改善之間的內在關聯。4．分析民族地區教育發展對扶貧所具有的教育—經濟—社會邏輯。由此可見，我們能發現國內外關于教育精準扶貧的研究較多，但還存在幾個方面的不足:一是這些研究多指向社會總體性的教育精準扶貧，還停留在面上的討論，而對民族地區尤其是邊境民族地區如何實施教育精準扶貧的方式、內容及政策等涉及民族地區特殊性的教育精準扶貧該如何實施等問題，尚未見到較為系統的研究成果。二是對民族地區實施教育精準扶貧問題策略的研究，仍停留在現有各類各項民族政策的“普適性”框架之內，未能將提出的“精準”要求貫徹到實際的研究及行動中來。三是從民族地區教育精準扶貧的實際研究內容上來看，諸多研究成果中還存在“兩條線”的問題，即要么是從扶貧的角度來談教育，要么是從教育的角度來談扶貧，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發展的具有一定合理解釋性、前瞻性、策略性的研究成果明顯不足。

三、推進邊疆民族地區教育精準扶貧研究的思路

一、“三生教育”的內涵及內容

“三生教育”就是要通過教育的力量，使受教育者接受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樹立正確的生命觀、生存觀、生活觀的主體認知和行為過程。也就是要通過整合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的力量，激發學生的主體認知和行為實踐，最終達到幫助學生確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目標過程?！叭逃卑ㄈ齻€內容，即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生命教育是揭示“人”生物自然屬性的認知教育。它主要為學生解釋生命的起源、發展的規律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幫助學生認識生命、尊重生命、珍愛生命，促進學生主動、積極、健康地發展生命，提升生命質量，實現生命的意義和價值的教育。生存教育是解決“人”安生立命問題的實踐教育。它幫助學生學習生存知識，掌握生存技能，保護生存環境，強化生存意志，把握生存規律，提高生存的適應能力、發展能力和創造能力，樹立正確生存觀念的教育。生活教育是關于“人”的價值的道德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它幫助學生了解生活常識，掌握生活技能，實踐生活過程，獲得生活體驗，確立正確的生活觀，追求個人、家庭、團體、民族、國家和人類幸福生活的教育[2]。

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三生教育”的重要意義

“三生教育”是素質教育的基礎工程，是德育工作的基本內容，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基本要求。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各級各類學校學生中實施“三生教育”，對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努力推進素質教育，大力發展云南現代教育，促進受教育者全面發展，實現少數民族家庭幸福和促進社會和諧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維護民族團結，構建和諧社會

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學生眾多，學校猶如一個民族融合的大家庭，各民族學生在校統一的接受教育，親如姊妹般相處生活。但由于每個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民族傳統、民族風俗和民族文化，如果少數民族學生之間或者漢族學生與少數民族學生間，因為不了解，或缺乏正確的認識，有可能會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同學矛盾”，甚至引發“民族矛盾”，產生不必要的“民族問題”。開展“三生教育”，有助于各民族學生形成符合自我發展、民族發展和社會發展的生命觀、生存觀、生活觀，進而達成自覺維護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社會和諧的共識。

中國古代邊疆政策在促進統一多民族中國的發展、壯大進程中發揮過獨特的作用。加強中國歷史上邊疆政策的研究，對于當代中國邊疆治理具有借鑒意義。

邊疆政策：特殊國情的產物

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悠久，文化燦爛，這是國人每每引以為自豪的。如果我們對此稍作認識上的升華和哲理上的思考，那么，它們即是指我們的先輩為今人留下的兩項舉世囑目、無與倫比的歷史遺產：幅員遼闊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和人口眾多、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簡言之即為大一統與多民族。這是中國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特殊國情。

統一多民族的中國，是經過一個漫長而曲折的發展過程后大致定型于現代狀態的。這一過程雖然十分漫長、復雜和曲折，但總的趨勢是，自先秦時期起，在現代中國領土內開始形成一個核心區域，這一區域雖不是一成不變的，但大致在黃河中下游至長江中下游一帶。在這個中心區域建立政權的既有華夏，也有夷狄，既有漢族，也有少數民族。在國家的發展進程中，邊疆地區的發展是其有機組成部分，全國范圍的發展狀況決定了邊疆地區的發展水平，邊疆地區的發展狀況對全國范圍的發展也產生重要影響。

中華民族既是一個民族共同體概念，也是一個國族概念，“多元一體”是中華民族既有共性也有個性的民族發展大趨勢的體現。在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多元”的特征，是指各民族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所具有的“個性”和“特質”，即語言、地域、經濟、文化心理的多樣性和表現形式上的特殊性?！耙惑w”的特征，是指各民族的“個性”和“特質”在共同的發展過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同化所形成的民族共同體的共同特征和“一體化”趨勢。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自始至終都存在著由多元到一體的凝結特點：先是分布于黃河流域的多個部落互相融合形成了華夏族；之后華夏族又融入北狄、東夷、西戎、南蠻等多種族群而形成漢族。作為中華民族凝聚核心的漢族一經出現，就對周圍的眾多民族產生強大的吸引力，他們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發生著密切的聯系，并不斷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一個整體，這就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有兩個值得重視的特點，一是多元中的本土特點。中華民族盡管是由眾多的民族經過數千年的不斷融合而形成，但這些民族無論是歷史上已消失的民族，還是現實生活中存在的民族，多是在中國這塊遼闊的土地上土生土長的民族，即便是有些少數民族的祖先具有外人的血統，也是在與中國境內各民族的不斷融合中形成的；二是在抵御外侮的共同斗爭中，使中華民族凝聚力得到不斷升華。中華民族內部各民族，包括歷史上已經消失的民族，他們之間雖然也有過沖突，但數千年來相互間不斷交融已經將他們結合為一個統一的整體，中國成為他們共同的活動地域和共同的家園。當近代遭遇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瓜分時，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即被空前釋放出來。

在歷史演進中，統一多民族國家和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同步發展的。統一多民族的中國與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同步發展，成為世界歷史發展史上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線。而促使這種同步發展成為可能、成為現實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極富中國特色的邊疆政策的實施。邊疆政策的基本任務是守住一條線（邊界線），管好一片地（邊疆地區），實際上包含著物與人兩個要素?？梢哉f，邊疆治理是一項針對人和物綜合治理的社會系統工程。在統一多民族的中國，邊疆地區是少數民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區。因此，邊疆政策的最重要內容之一即是處理民族關系，唯有調動邊疆地區民族上層的積極性和為廣大民族群眾打造一個穩定、發展的社會環境，才能推進統一多民族中國和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良性發展。

一、“三生教育”的內涵及內容

“三生教育”就是要通過教育的力量，使受教育者接受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樹立正確的生命觀、生存觀、生活觀的主體認知和行為過程。也就是要通過整合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的力量，激發學生的主體認知和行為實踐，最終達到幫助學生確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目標過程?！叭逃卑ㄈ齻€內容，即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生命教育是揭示“人”生物自然屬性的認知教育。它主要為學生解釋生命的起源、發展的規律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幫助學生認識生命、尊重生命、珍愛生命，促進學生主動、積極、健康地發展生命，提升生命質量，實現生命的意義和價值的教育。生存教育是解決“人”安生立命問題的實踐教育。它幫助學生學習生存知識，掌握生存技能，保護生存環境，強化生存意志，把握生存規律，提高生存的適應能力、發展能力和創造能力，樹立正確生存觀念的教育。生活教育是關于“人”的價值的道德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它幫助學生了解生活常識，掌握生活技能，實踐生活過程，獲得生活體驗，確立正確的生活觀，追求個人、家庭、團體、民族、國家和人類幸福生活的教育[2]。

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三生教育”的重要意義

“三生教育”是素質教育的基礎工程，是德育工作的基本內容，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基本要求。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各級各類學校學生中實施“三生教育”，對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努力推進素質教育，大力發展云南現代教育，促進受教育者全面發展，實現少數民族家庭幸福和促進社會和諧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維護民族團結，構建和諧社會

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學生眾多，學校猶如一個民族融合的大家庭，各民族學生在校統一的接受教育，親如姊妹般相處生活。但由于每個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民族傳統、民族風俗和民族文化，如果少數民族學生之間或者漢族學生與少數民族學生間，因為不了解，或缺乏正確的認識，有可能會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同學矛盾”，甚至引發“民族矛盾”，產生不必要的“民族問題”。開展“三生教育”，有助于各民族學生形成符合自我發展、民族發展和社會發展的生命觀、生存觀、生活觀，進而達成自覺維護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社會和諧的共識。

論文關鍵詞：抗戰時期按遠省政府教育

論文摘要：杭日戰爭時期綏遠省的邊往教育有了較大的發展，按遠省政府實行的教育措施起了推動作用，但由于戰時教育資金投入不足，教育資源缺乏，教育對象的忍想認識低下，以及按遠省政府在推行邊往教育政策的方法中存在著嚴重脫離實際等問題，最終導致其教育預計目標不可能完全實現。

“七七事變”后，日寇對華發動全面侵略，華北與華東大片國土危在旦夕，“各地之機關學校，均以變起倉卒，不及準備，其能將圖書設備擇要移運內地者，僅居少數，其余大都隨校舍毀于炮火，損失之重，實難數計”。19380年，國民政府成立“全國戰時教育協會”負責全國各地學校的遷建工作，決定在西南、西北建立抗戰教育基地(:7}:以提高邊民教育文化水準。配合政治軍事等方面之需要，西遷的高校除繼續接受從內地來的學子，還在當地廣收學生，為西部地區培養了大量的各類人才。同時，也于所在地營造出了重視知識、重視教育的良好風氣。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對作為抗戰大后方的西部邊疆的少數民族教育采取了一些相應的舉措，制定了推進邊疆民族教育的方針，增設了邊疆民族教育行政管理機構，相繼頒布了關于教育督導、教材編譯方面的章程等等。再加之大量西遷高校和文化機構所營造的獨特文化氛圍的影響或直接推動，西部邊疆民族教育遂獲得了自近代以來前所未有的發展，同時也推動了綏遠省邊疆教育的發展。

一、綏遠省政府對國民政府制定的教育方針的實施

1939年，國民黨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通過《推進邊疆教育方案》，確定了實行邊疆教育的方針及各級教育中心的目標。其具體內容是:(1)“邊疆教育應以融合大中華民族各部分之文化，并促進其發展，為一定之方針”;(2)“邊疆教育之設施應遵照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抗戰建國綱領，暨三民主義教育實施原則第六章之規定，為邊疆各級教育實施之標準”;(3)“邊疆教育得適應當地特殊環境及其生活習慣，設法推進，但其他語言生活習慣相同之邊民，如漢、回子弟所如之學校，除學校設備得酌量適應宗教生活外，其余均照內地普通學校辦理”;(4)“初等教育應以公民訓練與語文訓練職業訓練并重，并養成其衛生習慣(5)“中等教育應照中學師范學校及職業學校各規程之規定，但特別注意生活技能之訓練及國家民族意識之養成”;(6)“高等教育應以養成國家建設之各項專門人才為目的”;(7)“社會教育使人民了解國家民族意義，認識國際情況，并具備近代科學常識，增進智能及養成其優良之生活習慣(8)“邊疆教育經費，應逐年增撥義教及社教經費，各以中央補助義社教全部經費百分之五十，補助邊區各省”。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基本情況；農村文化基礎設施不斷改善；農村文化活動豐富多彩；實施邊疆解“五難”（看戲難、看電影難）工程取得的成效；面臨的問題和困難；對策及建議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民族文化呈現個性化向共性化，單一化向多元化發展的趨勢，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民族文化資源豐富，底蘊深厚、縣農村經濟有了較大發展、進一步加大文化投入，加快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組織開展豐富多彩的文體活動、積極做好新增中央投資項目的申報工作、指定專人負責具體項目的實施監督和管理、建立健全工作制度，規范工作流程，明確責任，落實分工、主動加強與州文體局及縣政府領導匯報，和相關部門、鄉鎮溝通與協調，積極落實配套資金，確保項目的順利實施、縣文化館和鄉鎮文化站積極做好群眾文藝輔導、舉辦文藝培訓班、組織民間文藝演出、農村文化活動的廣泛開展，促進了邊境農村治安穩定、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薄弱，不能滿足農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基層文化專業性人才缺乏，農村文化工作的開展受到一定的影響、邊境村寨農民“看書難”、“看戲難”、“看電影”難問題仍然存在、文化活動經費嚴重不足、切實加大文化投入，加快和完善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合理配置文化隊伍，切實解決文化經費、創新工作機制，深入開展農村文化活動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省委省政府決定從2007年起用三至五年的時間，率先從25個邊境縣和3個藏區縣開始，全面實施邊疆解“五難”惠民工程，逐步解決各族群眾“上學難”、“就醫難”、“看戲難”、“收聽收看廣播電視”和學“科技難”的問題，這是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的重要舉措。根據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關于印發《××邊疆解“五難”惠民工程方案》的通知》（*辦法{2007}18號）文件精神，××縣認真貫徹落實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按照省文化廳解決邊疆群眾“看戲、看電影難”的總體要求，及時成立了由政府分管副縣長為組長，文體局領導為副組長的××縣實施××邊疆“解五難”（看戲、看電影難）惠民工程工作領導小組，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負責解決“解五難”（看戲、看電影難）惠民工程的統籌協調工作，明確了工作職責與分工，做到主要領導親自抓，分管領導具體抓；同時制定了切合實際的工作方案，明確提出了解決“看戲、看電影”難的指導思想、總體目標、工作思路、基本任務、工作內容和保障措施，使解決“解五難”（看戲、看電影難）惠民工程有條不紊的開展。2007年以來，結合××實際，創新工作方式，整合各類文化資源，積極認真開展工作，全縣實施××邊疆“解五難”（看戲、看電影難）惠民工程取得明顯成效。

一、基本情況

××縣是××省最南端的一個邊境縣，東部和南部與老撾接壤，西邊與緬甸隔江相望，國境線長達740.8公里。西北與景洪市相接，北面與普洱地區江城縣毗鄰；全縣土地面積7084平方公里，轄7鎮3鄉1個工委，52個村委會，531個村民小組；有傣、漢、哈尼、彝、瑤等9種世居民族，全縣總人口25.68萬人，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72%，是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隨著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構建、昆曼國際大通道建設，把××從邊陲推向了××改革開放的前沿。

在歷史的長河中，氣候、地形、地貌和生物的多樣性，以及多民族縣份的特征，造就了××多姿多彩、引人入勝、獨特絢爛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呈現個性化向共性化，單一化向多元化發展的趨勢，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民族文化資源豐富，底蘊深厚。

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富民政策指引下，××縣農村經濟有了較大發展。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農民的文化需求也日趨高漲。為不斷滿足農民群眾的文化需求，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關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實施邊疆解“五難”惠民工程的要求，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在中央、盛州文化部門的關心支持下，進一步加大文化投入，加快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組織開展豐富多彩的文體活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多方面、多層次、多樣性的精神文化需求，農村文化建設得到了長足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