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人文》中的民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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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隨著西學東漸的深入，來到云南的學人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紛紛加入到邊疆的調查研究中，邊疆研究的風氣日漸深厚，與此同時，國內報刊雜志也如“雨后春筍，相互競長”。在當時眾多的刊物中，《邊疆人文》是最為集中刊登云南少數民族民俗文化少有的刊物，為民眾了解少數民族民俗開啟了一扇窗。

一、“邊疆人文研究室”與《邊疆人文》的創辦背景

20世紀40年代初期，隨著戰爭局勢的不斷惡化，除西北、西南地區外，中國的半壁江山成為了淪陷區。西南地區，特別是西南邊陲的云南，以擁有滇緬公路、滇越鐵路而成為連接國際交通的主要區域。鑒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政府計劃再修筑一條由滇南的石屏通往佛海（今云南勐海）的省內鐵路，以便連接滇越鐵路。與此同時決定提供一筆專款，委托一個學術機構，調查鐵路沿線的社會經濟、民風民情、語言文化等方面的情況，以供修筑鐵路過程中參考與應用。據研究室成員邢公畹回憶：“南開大學的黃鈺生（子堅）教授和馮柳猗教授在云南社會賢達繆云臺先生的支持下，取得了石佛鐵路的委托與經費，便決定乘這個機會創辦一個邊疆人文研究室，一方面為石佛鐵路的修筑做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為南開大學創辦一個人文科學的研究室，開辟一個科研陣地。”[1]1942年6月，在黃鈺生和馮文潛等人的積極籌備下，“邊疆人文研究室”成立，邊疆人文研究室的全稱為“南開大學文科研究所邊疆人文研究室”。任聘陶云逵教授為研究室主任，并主持研究室的工作。成員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轉入的邢公畹，西南聯大畢業生黎國彬、黎宗瓛，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畢業生高華年等人。在《南開大學文學院邊疆人文研究室章程》和《南開大學文學院邊疆人文研究室研究計劃與工作步驟》中都強調對云南少數民族民俗的調查，計劃調查內容包括傳統教育、民間口頭傳統、社會組織、民間信仰、民間手工藝等內容。[2]584-586在研究室章程和計劃的指導下，同仁們很快就進入到田野，開始了有計劃的調查工作。從1942年7月至1945年，研究室成員對修路計劃經過的沿途地區開展了走訪調查，取得了豐碩成果。《邊疆人文研究室調查工作表》對此作了詳細的記錄。[2]587-588除了陶云逵是對宗教信仰的調查外，其他幾位學者關注的基本都是少數民族語言與文化。這里有學者自身專業方面的原因，還有就是調查少數民族語言是研究民族文化的前提。調查組成員從昆明出發，經玉溪、峨山、新平、元江、車里（景洪）、佛海（勐海）等地，對沿途的哈尼族、彝族、苗族、傣族等少數民族的語言民俗、民間信仰、社會經濟、地理等進行了調查。抗戰時期的云南少數民族地區，調查工作危險艱苦，各種各樣的熱帶病流行，民眾對調查工作的不理解，再加上社會治安沒有保障，路上還要準備跟土匪交手，甚至有丟失性命的危險。當時的調查困難重重，甚至會威脅到生命，調查工作能按計劃順利進行，并產生了一批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實屬不易。陶云逵調查了新平縣彝族的民間信仰和社會組織；邢公畹在新平、元江的傣族、彝族的地區搜集、記錄、整理了大量的當地的口頭故事和當地習俗；高華年在調查新平彝族的語言和文學的同時，還對民間信仰和人生禮俗進行深入的調查；袁家驊在峨山對窩尼語調查時收集了不少的故事；黎國彬在車里調查了當地少數民族的生產、貿易、經濟情況等人文和地理狀況。調查者除了收集到豐富的調查材料外，還注重民俗文物的收集，在民間收集到的有宗教經書、宗教用品、生產生活用具品、少數民族服飾等。這次綜合性的大調查，內容包括語言學、民俗學、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對石佛鐵路沿線少數民族的風土人情、生活水平、語言文化做了較為全面和深入的調查。研究室為石佛鐵路提供的調查資料主要有：石佛沿線少數民族分布狀況圖表；鐵路員工應用的語言手冊和石佛鐵路沿線社會經濟調查報告等。1942年云南省石佛鐵路籌備委員會以西南邊疆人文研究名義出版了一輯油印本。其內容包括：黎國彬《峨、新、元三縣的糖業》《漠沙社會經濟調查》《青龍廠社會經濟調查》、黎宗瓛《楊武社會經濟概況》四篇調查報告。[3]研究室成員在調查過程中，除了按石佛鐵路委托的要求完成調查任務外，在研究室同仁們的努力下，還取得民俗文化方面的調查研究成果。西南聯大常務委員張伯芩稱贊道：“內容詳實，蔚為大觀，望繼續努力，俾能對于我國文化多有所貢獻”。[4]邊疆人文研究室成員不多，平均年齡不足三十歲，他們都是來自研究所或大學，受過專業的學術訓練，治學嚴謹，具有刻苦鉆研的精神，在田野調查中很快就有新的體會和學術成果反饋。但在物資匱乏的抗戰時期，學術刊物的發行量有限，出版商大多都不愿接手專業性強的學術期刊，這類刊物一般都是不賺錢的買賣，研究室也沒有更多的資金支持發行刊物，看著研究室成員來之不易具有學術價值的調查報告、文稿都一疊疊地擱置起來，研究室主任陶云逵決定帶領同仁們自己蠟刻，以油印的方式出版研究成果。《邊疆人文》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見圖1）。《邊疆人文》刊物分為甲乙兩種形式，甲種為語言人類學專刊，共出了三種，分別是邢慶蘭（邢公婉）《遠羊寨仲歌記音》、高華年《黑夷語中漢語借詞研究》和《黑夷語法》。乙種為綜合性的刊物1943年9月開始面世，除第一卷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是月刊外，在昆明蠟刻發行的都為雙月刊，1946年7月第三卷五六期在昆明出版后，隨著南開大學返回天津，蠟刻版的《邊疆人文》也隨之終結。1947年12月鉛印版第四期《邊疆人文》合刊在天津出版，同時也成為《邊疆人文》期刊的終結版。《邊疆人文》乙種綜合性刊物在艱難中走過了四年，共發表文章41篇。從文章的數量來看并不算多，但其歷史價值卻非常重要，特別是對云南少數民族民俗文化的調查成果值得學術界加以探求。

二、《邊疆人文》與民俗文化

《邊疆人文》發行之初，原來打算只作為內部交流的材料，但在“邊疆人文研究室”主任陶云逵的精心組織和號召下，受到學術界不少名家的重視。在第一卷第一期只發表了研究室成員陶云逵和邢公畹的兩篇文章。從第一卷第三、四合刊時，情況發生了變化，在學術界有聲望的學者開始向《邊疆人文》投稿，先后發表了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的《論藏緬族的父子連名制》，聞一多的《說魚》，向達的《瞰青閣識小錄》等。除此之外，還有來自青年學者的高質量論文，如馬學良對彝族民間信仰的田野調查成果，張清常對邊疆民歌的研究等。《邊疆人文》成為了傳播新文化，發表學人們對云南民俗文化調查成果的重要渠道。發表民俗文化方面的文章比重相當大，其內容涉及民歌、信仰禮俗和民間故事等各方面，為全面了解云南社會文化積累了寶貴的資料。（一）民歌與《邊疆人文》。民歌是少數民族民俗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種歌唱傳統，又以歌唱日常生活的形式呈現。《邊疆人文》發表民歌類的文章見表1。十篇民歌文章中有五篇出自張清常的研究，可見他在民歌研究上的用心。張清常1915年出生在貴州安順，幼年隨家人遷到北京。1934年于北京師范大學國文系畢業后，考上了清華大學研究院中文系研究生，1937年研究生畢業后任教于浙江大學中文系。抗戰爆發后，朱自清邀請他到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任教，當時30歲的他成為了西南聯大最年輕的教授之一。傳唱后世的愛國主義經典名作——《西南聯合大學的校歌》就是由他譜的曲。來到昆明后的張清常對少數民族民歌非常關注，在《由我國內地民歌說到邊疆歌謠調查》一文中說到，“有一些人說，我國邊疆的許多民族并不屬于中華民族的系統，因而極盡挑撥離間之事，慫恿我國邊疆各民族獨立。對少數民族音樂的調查是在于證明此種謬論不成立。”[5]張清常帶著民族主義的情懷論證邊疆民歌與內地民歌具有共性，以此從民歌方面反駁民族分裂主義的陰謀。他以云南民家（白族）情歌為調查對象，雖然側重點在于民歌的曲調方面，對民歌與日常生活方面的關聯性調查還不夠深入，但其記錄的民歌材料卻為后人研究民家（白族）歌謠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獻參考。聞一多的《說魚》一文發表于1945年第2卷3、4期合刊，從隱語的定義和文化功能進行分析，從《周易》《左傳》《詩經》等文獻中引出中國以“魚”代“情侶”“匹偶”，并以西南少數民族民歌為依據，論證其打魚、釣魚是求偶的隱語，烹魚、吃魚喻義合歡或婚配。民間以魚象征配偶是因為魚具有很強的繁殖能力，而在原始人類的觀念中，婚姻的唯一目的就是繁衍，“所以在古代，把一個人比作魚，在某一種意義上，差不多就等于恭維他是最好的人。”聞一多認為，“文化發展的結果，是婚姻漸漸失去了保存種族的社會意義，因此也就漸漸失去了繁殖種族的生物意義。”但“任何人都是生物，都有著生物的本能，也都擺不脫生物的意識。”[6]聞一多運用數十首西南民歌挑開古典文獻中的層層迷霧，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啟發了后人去發掘民歌藝術中所隱藏的深層意義。云南彝族的一個支系叫阿細人，他們的歌唱題材十分廣泛，從開天辟地、人類起源到人們社會的形成都融入到歌唱內容中，無論在田間地頭、山林，還是在“公房”里，男女相遇都會激發他們的靈感相互對唱。1942年流亡緬甸的光未然回到云南，在路南縣一所中學謀得教員的職位，他根據彝族青年畢榮亮的演述，記錄整理了長期流傳在阿細人民間的長篇敘事詩《阿細的先雞》，1944年由昆明北門出版社出版。[7]1953年再版時改名為《阿細人的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當時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語音樂律實驗室的語言學家袁家驊也流亡到昆明，1945年受邀到路南修縣志時，看到光未然出版的《阿細的先雞》后，找到了光未然調查時的同一個演述人——畢榮亮，用國際音標記錄了全部內容，同時在阿細人居住的幾個村落進行調查和記錄。袁家驊通過調查后，1946年在《邊疆人文》第3卷5、6合期上發表的《阿細情歌及其語言》一文，對于沒有文字的阿細人，這些纏綿的情歌記錄了他們的歷史、情感、生活和性格。1953年《阿細民歌及其語言》由中國科學院出版發行。（二）民間信仰與《邊疆人文》。對于產生于原始社會，歷經歲月的傳承、發展與演變延續至今的民間信仰具有自發性，是民族固有精神的持續，對民眾生活具有重要影響，因此，民間信仰調查是了解一個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邊疆人文》有關民間信仰的文章見表2。《大寨黑夷之宗族與圖騰》一文就是陶云逵在云南新平縣的調查成果。大寨黑夷（今納西族），考察的內容為姓氏與宗教圖騰之關系。本文分為兩個方面，一部分是對大寨黑夷宗族考察，以祭祀和族長人選來分析其信仰民俗；另一部分是在宗族的調查過程中，發現存在宗族社會組織中的圖騰現象。通過西方圖騰理論與大寨黑夷動植物崇拜的比較分析，發現“第一，魯魁山一帶黑夷，除以動植物為族稱之外，服裝、發飾、用具、房屋裝飾均看見有象征宗族姓物之圖案或形狀；第二，宗族對于姓物守有若干禁忌，類如禁吃、殺、觸、用等，并以神話傳說的形式表現犯禁的后果；第三，族人是其姓物的后代或姓物是其祖先的保護者。這些表現方式說明圖騰的存在以及圖騰與人們生活的關系。”[8]《西南部族之雞骨卜》是陶云逵非常有名的一篇調查報告，考察了西南地區雞骨卜的起源與傳播狀態。材料來自于陶云逵的田野調查和參考他人的田野材料，田野調查地及民族分別是：云南新平縣魯魁山大寨一帶納蘇部族（黑夷）、同縣趙米克寨納蘇族、云南瀾滄縣酒房寨阿卡部族、四川栗波昭覺兩縣金□□□支阿莊支恩扎支布茲支之黑夷、云南新平縣漠沙鄉花腰擺夷、云南娥山縣化念鄉青苗、云南武定祿勒黑夷、云南元江大羊街車庫寨查窩、云南耿馬縣和瀾滄縣的卡瓦山之卡瓦人。從地理上看雞骨卜主要分布在川滇兩省，從語系來看主要是西南的三大部族。通過陶云逵的田野調查以圖文并茂的方式介紹了西南少數民族占卜的具體方法和習俗。語言學家羅常培對此文給予高度的評價，“綜合堪究勝義殊多”。[9]當時北京大學大四學生馬學良在“湘黔滇旅行團”途中曾在聞一多的帶領下采風問俗，既積累了調查經驗，也培養了對民俗調查的興趣。1939年馬學良考上了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語言組漢語歷史音韻學專業，師從羅常培和丁聲樹兩位教授，后在羅常培的推薦下跟隨從美國留學回來的李方桂做田野調查，開啟馬學良的云南彝族禮俗調查研究。《黑夷作齋禮俗及其與祖筒之關系》和《倮譯太上感應篇序》兩篇文章都是馬學良在云南彝族地區的田野調查，他用“以俗解經”和“經俗互證”的研究方法探尋彝族社會文化。1943年夏天根據“邊疆人文研究室”的安排，高華年在峨山莫石村苗寨進行語言調查。當時他除了記載苗人的神話故事、山歌和語匯作為語言上的研究之外，對當地的風俗習慣也進行了深入調查。《青苗婚嫁喪葬之禮俗》一文就是在這一帶的調查成果。另外，《魯魁山倮倮的巫術》是對新平縣楊武壩魯魁山和峨山莫石村的調查，文中對巫術不是以迷信的視角進行批判，而是在文中多次引用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論》來對巫術進行分析，可以看出他對民間信仰的認識具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并結合田野調查材料，對巫術在少數民族中存在給予了充分的理解。（三）民間故事與《邊疆人文》。民間故事方面有范寧的《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和邢慶蘭（邢公畹）《敦煌石室所見董永董仲歌及紅河上游擺夷所傳借錢葬父故事》兩則民間故事。《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一文以南朝梁代宗懔《荊楚歲時記》中的牛郎織女傳說為原始母題，運用古典文獻，如劉向編撰《孝子傳》中的《董永》、晉代干寶的《搜神記》中的《毛衣女》、段成式《酉陽雜俎》；引用當時的學者如趙景深、常任俠、鐘敬文、陳志良等人的論文資料；查閱了英國學者柯克女士等記錄的《天鵝處女型故事》的基礎上，把這類故事分為毛衣女郎型、烏鵲填河、山伯英臺型三種類型去探尋其故事的源頭和七夕的起源。通過分析，范寧認為，“楚懷王初置七夕，牛女故事產生至少是完成在漢代，漢代農業最發達，也就是封建社會最穩定的階段，婚姻制度是家庭的基石，男耕女織夫唱婦隨的社會把對偶婚認為不能改變的。牛郎織女這則傳說是維持對偶婚制的精神牧師。”[10]從研究方法上來看，范寧受到當時歷史地理學派的影響，力圖廣泛搜集故事異文，比較研究故事情節之差異，從地理上來確定故事最初的發源地和傳播路線，探尋其原型。從材料的運用可見其知識淵博，運用古籍文獻、考古資料、外文資料、民俗調查材料等進行綜合性研究，開創了民間故事研究的新境界，實現古今材料的互證與結合。1946年《敦煌石室所見董永董仲歌與紅河上游擺夷所傳借錢葬父故事》發表于《邊疆人文》期刊第3卷5、6合期。此文是邢慶蘭（邢公畹）以1942云南新平縣漠沙鄉調查花腰擺夷（今傣族）采錄的《借錢葬父故事》為材料，與查閱到的敦煌石室所記錄下的《董永董仲歌》和劉向記載的《孝子傳》進行的民間故事比較研究，通過故事的核心母題、傳承原因及從民間故事內容分析漢文化對少數民族口頭傳統的影響。

三、結語

當年“邊疆人文研究室”五六個學者，為了實現學術報國的理想，堅守一份學術志業，深入邊陲，考察民族文化，記錄邊疆少數民族的風土人情、語言文化等，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圖片、資料和研究成果，更為可貴的是為了讓年輕人的調查成果能早日面世，在研究室主任陶云逵的帶領下創辦了具有影響力的《邊疆人文》期刊。創刊之時，正是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期，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為了《邊疆人文》早日問世，陶云逵多方拜訪或寫信給有關專家學者，并親自編寫稿件，刻寫蠟版，甚至參加刊物的油印、裝訂。后來刊物不僅成為本室同人發表科研成果的陣地，而且通過刊物聯絡匯集了云南民族民俗文化的愛好者，如聞一多、羅常培、馬學良、張清常等紛紛撰文支持刊物的發展，學者們者以求真務實的治學態度和嚴謹細致的調研精神，呈現了一批批優秀的反映云南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成果。《邊疆人文》在艱難的歲月中僅存四個年頭，但這并不能否定其價值。一方面，在西南聯大支持下的“邊疆人文研究室”成員為辦好雜志付出了諸多努力，體現當時學人自力更生的學術精神。另一方面，抗戰時期來到云南的學人對少數民族民俗文化調查熱情高潮，《邊疆人文》為專注于民俗文化的他們提供了平臺，所刊載關于云南民俗文化方面的論文，或是經過田野調查，或是通過現實與歷史結合的反思，既有民俗文獻保存的價值，也有民族與邊疆問題解決的現實理論，在中國民俗學的發展歷程中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邢公畹.抗戰時期的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兼憶關心邊疆人文研究室的幾位師友[M]//見南開大學校史研究室編.聯大歲月與邊疆人文.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384.

[2]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云南師范大學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三）教學.科研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3]李列.民族想像與學術選擇——彝族研究現代學術的建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7.

[4]南開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張伯芩致馮文潛函[M]//聯大歲月與邊疆人文.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496.

[5]張清常.由我國內地民歌說到邊疆歌謠調查[J].邊疆人文，1944年第1卷（3、4期合刊）：15-27.

[6]聞一多.說魚[J].邊疆人文，1945年第2卷（3、4期合刊）：1-8.

[7]光未然.阿細的先雞[M].昆明：北門出版社，1944.

[8]陶云逵.大寨黑夷之宗教與圖騰制[J].邊疆人文，1943.第1卷（1）：1-13.

[9]羅常培.悼陶云逵教授[J].邊政公論，1944（9）：15.

[10]范寧.七夕牛女故事分析[J].邊疆人文，1946年第3卷（3、4期合刊）：9-32.

作者:劉薇 單位:云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