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A范文10篇

摘要：文化從多個方面影響國家的外交決策。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兩國文化中既有共性也有差異，外交決策也會表現出本國文化的某些特點。中日文化的共性與差異都對日本對華ODA決策產生了影響，中日文化共性為經濟合作提供了可能，中日文化差異則為經濟合作提供了必要。

關鍵詞：日本；ODA；文化

日本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中最早向中國提供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以下簡稱ODA）的國家。自1979年底至2007年，日本政府累計向中國政府承諾提供日元貸款協議金額32701．84億日元。〔1〕

國內外一些學者已對日本ODA進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對人們認識和了解日本ODA非常有益，但既有的研究偏重于1979年12月日本對華提供援助之后的內容，日本對華ODA決策方面的研究，還有深入研究的空間。本文試從文化的角度來剖析1979年底日本對華提供ODA決策的文化動因。

一、文化與外交的關系

文化的含義包含人類在長期實踐活動中創造的有形的物質和無形的精神兩個層次。文化從深層次上對外交產生深刻影響。英國政治家帕麥斯頓勛爵曾經說過：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而對國家利益的判斷深受本國文化的影響。文化在確定國家外交目標中具有導向作用。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是綜合國力在國際社會的反映。外交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文化影響著一個國家看待國家利益的方式。“政治領袖必須在符合國家價值觀念的前提下才能形成政策，國家價值觀只是個人價值觀的集合”。〔2〕在文化認同基礎上制定的外交政策容易形成獲得民族共識和增強政策的凝聚力。所以文化作為一種軟力量在明確什么是好、什么是壞，確定外交目標上能夠起到導向作用。不同國家外交政策的決策者受到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的熏陶和影響，制定出來的外交政策自然也有所不同。

內容提要：世紀之交，因日本ODA（政府開發援助）大幅度減少和日本國內“中國威脅論”抬頭等原因，對華ODA也連年下降了。與此同時，日本對華ODA的政策和方針也進行了重要的調整，援助重點和援助地區都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新動向、新特點。

關鍵詞：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ODA

一、對華ODA的連年減少及其原因

（一）對華ODA的連年減少

自1979年日本前首相大平訪華承諾ODA以來，日本一直是中國最大的ODA提供國，援助額占中國所接受援助總額的一半以上。1993－1998年，中國還曾是日本最大的ODA對象國（1996年除外）。其中，1994年對華ODA達到了創紀錄的14.79億美元，超過了對印度尼西亞ODA的8.86億美元，占日本ODA總額的15.3%。到2000年度為止，日本對華ODA總額已達3萬億日元左右，其中有償資金援助26507億日元，無償資金援助1233億日元，技術援助1244億日元。日本對華ODA主要是日元貸款，主要用于沿海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無償資金援助和技術援助主要是醫療保健等生活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環境保護等。日本對華ODA與貿易和投資一起，促進了中國經濟增長，對此，中國方面已多次給予高度評價并表示了感謝。

然而，自1999年度對印度尼西亞ODA為16.07億美元、超過了對華ODA的12.26億美元以來，對華ODA卻出現了連年大幅度下降的局面。2000年度，對華ODA減少為7.69億美元，比上年減少了37.3%，不僅低于對印度尼西亞ODA的9.70億美元，而且還低于對越南ODA的9.24億美元。2001年度，對華ODA雖回升到第二位，但援助額只為6.86億美元，同比又下降了10.8%，只相當于1994年度的46.4%。2002年度，對華日元貸款為1225億日元，無償資金援助為57億日元，又分別比上年度減少了25%和12%。

摘要：主權融資是當代國際融資的重要方式。中日主權融資關系是建立在冷戰背景下和兩國政治關系正常化的基礎之上的。兩國融資關系歷時時間長、融資規模巨大，涉及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領域，并有其自身的特點。近幾年來，中日主權融資關系發生了較大變化，日本政府對華日元貸款規模不斷下降，并對兩國政治經濟關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分析其變化的原因主要是兩國政治上的分歧，日本總是將日元對華貸款同中國核試驗掛鉤向中國施加壓力；并對貸款的用途無端憂慮，利用貸款這張王牌來影響中國的發展進程等等。

關鍵詞：主權融資；日元貸款；開發援助

主權融資是以政府信用為擔保的國際融資方式，主要包括政府與政府之間雙邊、以及政府與超國家國際金融機構之間的資金融通。日本政府向中國政府提供大量的日元貸款，其融資屬性為主權融資。由于多種復雜的原因，中日主權融資關系經歷了曲折發展歷程，尤其是近幾年來，中日主權融資問題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筆者在此主要探討中日主權融資關系的形成、演變、影響及其對策。

一、中日主權融資關系的建立和發展中日主權融資關系確立有其特定的國際環境、政治基礎和特殊歷史原因。兩國融資關系建立和發展經歷了較長的歷史時期。

．中日主權融資關系建立的歷史淵源

從歷史背景看，中日主權融資關系是在戰后國際關系框架中形成的，并隨著國際環境和中日兩國國內政治經濟的變化而不斷發展演變。

建交以來，中日經濟關系在平等、互利原則下得到長足發展。近年來，雙方經濟關系在貿易、投資和金融領域發生了結構性良性變化。這些為中日經濟合作的進一步擴大和發展提供了較高的起點和扎實的基礎。

（一）雙邊貿易穩步增長，貿易結構向水平分工方向發展。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由于兩國經濟互補性強，地理上僅一海之隔，經濟交往條件得天獨厚，經貿關系得到快速、穩定發展。2001年，由于“9·11”事件影響，美國及全球經濟增長放慢，國際貿易條件急劇惡化，日本對全球的貿易出口減少15.7%，進口也減少7.9%，但惟有對華貿易總額比上年增長4%，達到891.96億美元，與中日建交初期相比已經增長了80倍以上。（注：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7月公布的統計資料。日本連續9年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2002年上半年，中日貿易額達451億美元，其中日本對華出口增長11%，進口與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中日貿易占日本貿易總量的份額比上年增長1.7%，達到12.8%，中國已多年成為日本的第二大貿易伙伴。（注：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7月公布的統計資料。中日貿易在總額不斷上升的同時，表現出一個突出的特點是貿易結構已經開始由“垂直”向“水平”方向發展。過去，中日貿易長期呈“垂直分工”形態，即中國從日本的進口多為工業制成品，而對日本出口則以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制成品為主。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中國對日出口的商品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以服裝、機電產品為主的制成品出口明顯上升。2001年中國對日制成品出口比率已經高達84%，為歷史最高值，其中機電產品出口保持了持續旺盛增長勢頭，從1990年的5.1億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65.4億美元，占中國對日出口總額的28.4%，僅次于紡織品的29.1%，居對日出口的第二位，2001年8月以后，紡織品月度統計開始出現下降趨勢，而機電產品出口仍然呈上升走勢，因此可以預測2002年機電產品將有望成為中國對日出口中所占份額最大的產品。（注：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7月公布的統計資料。

（二）對華直接投資（注：對華直接投資僅指對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在起伏中上升，投資領域向高附加價值產業轉變。整個80年代，日本企業對華直接投資較為緩慢，但是9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和日本企業對中國市場了解程度的不斷加深，日本對華投資開始大幅增長，1995年形成高峰，投資額達44.7億美元，僅次于美國。在所有對華直接投資國家中名列第二，中國成為日本對亞洲投資最大的投資對象國。1996年以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大幅下滑，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日本對華投資進一步下落。直到2000年，由于中國加入WTO在即，日本對華投資欲望開始恢復。2001年在西方主要國家出現經濟同步下滑的背景下，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合同件數仍然多達2003件，比上年增加了24.1%，合同金額為54.2億美元，比上年增加47.3%；實際利用資金也達到43.5億美元，比上年增加了49%。日本對華投資盡管起伏較大，但在對華投資國家中始終處于領先地位。截至2001年底，日本向中國投資企業達22370家，累計協議金額約441億美元，實際利用金額約327億美元。日本是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對華直接投資國。（注：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公布的統計資料。）90年代以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主要特點是投資結構正在從勞動密集型企業向技術、資本密集型企業延伸，2001年日本對中國制造業的直接投資急劇上升，達到1590億日元，比上年增加89.3%，相反對非制造業的直接投資只有209億日元，同比下降18.4%。（注：根據日本財務省統計資料計算。投資領域已由服裝、食品等行業向電子、機械、汽車、建材等行業擴展。近年機電產品所以成為中國對日出口增長較快的主要產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企業對華投資結構發生變化，對機電等制造業投資比重明顯上升，對兩國貿易起到了拉動作用。

（三）中日簽署貨幣互換協議，金融合作邁上新臺階。過去中日兩國的金融合作主要是圍繞政府開發援助(ODA)展開的，自1979年12月至今，日本已經向中國提供總額約達2.7萬億日元的日元貸款，1112.8億日元的無償援助和1089.5億日元的技術合作資金。（注：日本《ODA白皮書》。）日本對華援助約占中國接受外國政府貸款總額的50%以上，是對中國提供政府開發援助最多的國家。盡管近年來日本的ODA政策有些調整，但今后日本政府開發援助仍將是未來中日經濟關系的重要內容之一。東亞金融危機以來，中日兩國在金融領域的合作逐日增多，除兩國央行之間建立了定期對話機制、相互在對方增設金融分支機構外，更重要的是兩國在2002年3月簽署的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實現了中日兩國金融領域在亞太地區的高層次合作。根據上述協議，兩國中央銀行在必要時可向對方提供總額為3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安排，以協助穩定其金融市場秩序。日本是繼泰國之后與中國第二個締結這類協議的國家，作為外匯儲備位居世界前兩名的日本和中國在金融領域的這一合作不僅使兩國經濟關系走向新層次，也為今后兩國在東亞地區的多邊合作開辟更加廣闊的前景。中日貨幣互換協議作為東亞國家貨幣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必將對加快東亞貨幣安全網絡建設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

展望未來，無論從目前兩國經濟運行軌跡看，還是從東亞地區多邊領域走勢看，中日合作都將面臨新的機遇和有利條件。

——評日本-東盟領導人特別會議

內容提要:面臨日本－東盟自由貿易區落后的狀況，為適應全球性FTA的新局面，日本－東盟召開了領導人特別會議，達到了雙方預期的目的。這對加強日本與東盟“心心相印”的伙伴關系，促進其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全面合作，促進和推動東亞經濟聯合和東亞自由貿易區的發展，都將產生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與影響。然而，因日本農業自由化的障礙，日本與東盟以及東盟各國經濟連攜協定的談判未必順利。

關鍵詞：日本，東盟，領導人特別會議，經濟連攜。

繼2003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召開的日本-東盟領導人會議之后，12月11-12日,日本-東盟領導人又在東京召開了特別會議。這是東盟10國首腦和外交部長第一次在區域外與其他國家召開的會議，受到了日本和東盟各國的高度重視。會議期間，除各國共同參加的領導人會議和外長會議外，日本還分別與東盟各國的領導人和外交部長進行了雙邊會談，以經濟連攜為中心,就雙方共同關心的經濟和其他領域廣泛而全面的合作進行了協商。這次經過一年多策劃和準備的會議,順利簽署了《為實現新千年活躍的持久的日本-東盟伙伴關系的東京宣言》（以下簡稱《日本-東盟東京宣言》）和《日本-東盟行動計劃》等一系列文件，基本上達到了雙方預期的目的。《日本-東盟東京宣言》被稱之為日本-東盟關系的里程碑，不僅對發展和加強日本與東盟以及東盟各國的經濟關系意義深遠，而且對促進和推動東亞經濟聯合和東亞自由貿易區的發展，也將產生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

一、日本-東盟領導人特別會議的背景

（一）會議的提出

2011年以來，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地震海嘯災害和核電危機等內外部因素沖擊，日本政府大力推動本國政策性金融機構改革，強化其政策性職能，充分發揮政策性金融對本國經濟金融發展的積極支持作用。日本國際協力銀行（TheJapanBankforInternationalCooperation，簡稱JBIC）是日本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其使命“旨在為日本和國際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以及提高日本國民的生活水平而開展業務”。在本次政策性金融改革過程中，JBIC將于2012年4月1日從日本政策金融公庫（JapanFinanceCorporation，簡稱JFC）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行政法人，更好地發揮其推動日本企業“走出去”活動的支持作用。近年來JBIC的改革發展對于我們了解并把握國際上政策性金融改革發展的一些總體特征和發展趨勢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一、JBIC總體情況介紹

原JBIC成立于1999年10月1日，由原日本輸出入銀行和海外協力基金合并成立，定位是政策性融資機構（PolicyBasedFinancingInstitution），是當時的日本官方出口信貸機構和日本官方發展援助（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簡稱ODA）主要執行機構。2008年10月，日本政府將ODA業務從原JBIC剝離并由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apanInternationalCooperationAgency，簡稱JICA）承辦；JBIC專門從事國際金融等業務，并與國民生活金融公庫、農林漁業金融公庫和中小企業金融公庫合并成立JFC。2010年6月，日本政府提出要從“強化靈活性、專業性以及提高對外交涉能力的角度”研究JBIC的業務模式。2011年5月2日，《株式會社國際協力銀行法》（簡稱《JBIC新法案》）公布并開始實施。JBIC在其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與日本政治經濟發展的政策性金融需求緊密結合，持續體現政府意志。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日本國內資金較為緊張，日本輸出入銀行主要對日本出口產品在生產期間所需資金提供“生產性出口融資”，通過財政資金為船舶、車輛、成套設備等出口項目提供長期信貸支持。1952年，該行增加了進口信貸和擔保業務，支持國內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等資源進口。在日本出口商品日益采用分期付款方式的背景下，日本輸出入銀行逐漸轉向“延付性出口融資”。上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日本企業由單純出口轉為向海外投資并重；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將出口信貸與ODA整合在一起由JBIC統一承辦。進入21世紀以來，在盡量縮減政策職能范圍、充分發揮民間金融機構作用的指導思想下，日本政府將ODA業務又從JBIC分離出來并將JBIC并入JFC。在本輪國際金融危機期間，日本政府從更好地發揮政策性金融的作用角度出發，將JBIC從JFC獨立出來。此外，JBIC還負責提供為駐日美軍再編①提供便利的有關金融服務，這也充分體現了其政策性銀行屬性。

JBIC的資金來源主要為兩種。一是日本政府依據JBIC的業務規模發展不斷追加資本金。2011財年，日本政府向JBIC追加了355億日元（等值約4億美元）的資本金。二是除政府撥付資本外，JBIC絕大部分資金來源于政府借款和發行JBIC債券（見表1）。根據規定，JBIC可以從政府、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借入資金，但從后兩者借入的資金僅限于滿足資金周轉和特定用途的短期借款并必須在同一個經營年度內償還。3.FILP機構債券自2001財年開始發行，在日本國內資本市場以JBIC自身信用為基礎發行，無政府擔保。JBIC享受稅收優惠政策。根據日本稅法，JBIC無論是作為JFC體系內的機構，還是2012年4月以后作為獨立的公共法人，都沒有交納法人稅的義務，不用交納所得稅和印花稅。根據《JBIC新法案》有關規定，JBIC還可以各繳執照稅、不動產購置稅、車輛購置稅和特殊土地持有稅等稅金。JBIC作為日本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其運營原則著眼于在充分發揮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同時保持自身可持續發展。JBIC的運營原則分為五方面，一是準確實施政策性金融業務；二是補充民間業務；三是收支相抵；四是維護和提高國際信用；五是專業自主靈活開展業務。

二、JBIC近年來的改革發展

《JBIC新法案》明確了JBIC的職責。JBIC的職責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促進日本在國外重要資源的開發和獲取；二是維持并提高日本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三是促進以防止全球變暖等保持環境為目的的海外事業的開展；四是應對國際金融秩序的混亂。前三方面的業務主要是為了直接服務于日本企業開拓海外市場，第四方面的業務則著眼于穩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金融體系，為日本經濟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或減輕外部因素對于日本經濟的不利沖擊。此外，以上四方面業務都須在補充民營金融機構發展的前提下進行《JBIC新法案》繼承了現行《日本政策金融公庫法》中對JBIC組織結構和會計方面的規定，強調保持其政策性金融機構的屬性不變。JBIC在任何時候都由日本政府全資擁有，其職責都必須服從和服務于日本政府的需求，其組織架構仍舊保持不變。為維持JBIC的信用并保持順利融資，日本政府繼續對JBIC發行的債券提供擔保并繼續向JBIC提供融資便利。由于JBIC為全資國有金融機構，JBIC必須在提留足夠的準備金后向日本政府中央財政上繳其剩余利潤。JBIC的預算必須提交并由日本國會審批通過后執行，其賬戶財務狀況相關報告必須提交日本國會，由日本政府監督JBIC修訂其內部相關規章。《JBIC新法案》將JBIC在應對本輪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的一些臨時業務作為常規業務固定下來，擴大了JBIC的業務范圍，以更好地發揮其政策性銀行的作用。根據《JBIC新法案》，此次業務范圍擴展將于2012年4月份正式生效。屆時，JBIC將可以向發達國家提供出口信貸，對所有日本企業提供海外收購貸款、短期搭橋貸款，經由日本民間金融機構實施“中間信貸”，為貨幣互換、應收賬款、企業債券和出口信貸提供擔保等。

1972年9月29日，中日兩國發表聯合聲明，宣布“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中日兩國實現了邦交正常化，從此中日關系揭開了新的一頁，日本政府對華政策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回顧30年來日本對華經貿政策的演變和發展，總體來說，日本采取的是積極發展中日經貿關系的政策，但在不同時期采取不同的措施，并根據自身的經濟利益出發，結合國際形勢的變化而不斷進行調整。

一、推行自主外交下的日本對華政策

進入20世紀70年代，日本經過戰后經濟的高速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大國，經濟實力大增，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日本外交開始推行以日美關系為基軸的自主外交。事實上，在20世紀5、60年代的日本外交就典型地搖擺于“對美一邊倒”與推行自主外交之間，對美牟取利益時，就“對美一邊倒”；對華牟取利益時，就搞自主外交。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開始調整對華政策，特別是“尼克松沖擊”，促使日本必須調整對華外交政策，推行自主外交。1972年7月7日，田中角榮組閣的當天，在首次的內閣會議上，提出“在外交方面，要加緊實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正常化，要在動蕩的世界形勢中強有力地推進和平外交”，“中國的問題是最大的外交問題”。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對華采取的經貿政策主要是以本國的國家利益為前提，推動中日經貿關系向前發展。在這一政策的指導下，1974年—1975年締結了貿易、航空和漁業協定。1978年—1979年又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中日長期貿易協定》等文件，并開始商定由日方提供第一次日元貸款。

在這一時期，雖然日本極力推行自主外交，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末期，美國出于聯華抑蘇的目的，在中日關系上，采取了支持中國的政策，使日本在對華經貿政策上不得不采取積極的態度，特別是在日本對華貸款方面表現更為明顯。1979年10月17日—18日，日美在華盛頓協商對華援助計劃時，日美出現意見不一，美方要求明文規定，日本對華提供日元貸款“沒有附加條件”。對此日本的通產省表示反對，最后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原則上沒有附加條件”[1]。

也正是在日本采取積極的對華政策和美國的支持下，中日貿易關系得到了快速的發展。1980年中日貿易額達到89.1億美元，與建交時1972年的10.4億美元相比增長近9倍（表—1）。這一時期也是中日貿易發展最順利的時期，增長幅度大都在兩位數以上。

表—1：70年代中日貿易進出口

1972年9月29日，中日兩國發表聯合聲明，宣布“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中日兩國實現了邦交正常化，從此中日關系揭開了新的一頁，日本政府對華政策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回顧30年來日本對華經貿政策的演變和發展，總體來說，日本采取的是積極發展中日經貿關系的政策，但在不同時期采取不同的措施，并根據自身的經濟利益出發，結合國際形勢的變化而不斷進行調整。

一、推行自主外交下的日本對華政策

進入20世紀70年代，日本經過戰后經濟的高速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大國，經濟實力大增，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日本外交開始推行以日美關系為基軸的自主外交。事實上，在20世紀5、60年代的日本外交就典型地搖擺于“對美一邊倒”與推行自主外交之間，對美牟取利益時，就“對美一邊倒”；對華牟取利益時，就搞自主外交。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開始調整對華政策，特別是“尼克松沖擊”，促使日本必須調整對華外交政策，推行自主外交。1972年7月7日，田中角榮組閣的當天，在首次的內閣會議上，提出“在外交方面，要加緊實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正常化，要在動蕩的世界形勢中強有力地推進和平外交”，“中國的問題是最大的外交問題”。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對華采取的經貿政策主要是以本國的國家利益為前提，推動中日經貿關系向前發展。在這一政策的指導下，1974年—1975年締結了貿易、航空和漁業協定。1978年—1979年又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中日長期貿易協定》等文件，并開始商定由日方提供第一次日元貸款。

在這一時期，雖然日本極力推行自主外交，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末期，美國出于聯華抑蘇的目的，在中日關系上，采取了支持中國的政策，使日本在對華經貿政策上不得不采取積極的態度，特別是在日本對華貸款方面表現更為明顯。1979年10月17日—18日，日美在華盛頓協商對華援助計劃時，日美出現意見不一，美方要求明文規定，日本對華提供日元貸款“沒有附加條件”。對此日本的通產省表示反對，最后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原則上沒有附加條件”[1]。

也正是在日本采取積極的對華政策和美國的支持下，中日貿易關系得到了快速的發展。1980年中日貿易額達到89.1億美元，與建交時1972年的10.4億美元相比增長近9倍（表—1）。這一時期也是中日貿易發展最順利的時期，增長幅度大都在兩位數以上。

表—1：70年代中日貿易進出口

一

建交以來，中日經濟關系在平等、互利原則下得到長足發展。近年來，雙方經濟關系在貿易、投資和金融領域發生了結構性良性變化。這些為中日經濟合作的進一步擴大和發展提供了較高的起點和扎實的基礎。

（一）雙邊貿易穩步增長，貿易結構向水平分工方向發展。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由于兩國經濟互補性強，地理上僅一海之隔，經濟交往條件得天獨厚，經貿關系得到快速、穩定發展。2001年，由于“9·11”事件影響，美國及全球經濟增長放慢，國際貿易條件急劇惡化，日本對全球的貿易出口減少15.7%，進口也減少7.9%，但惟有對華貿易總額比上年增長4%，達到891.96億美元，與中日建交初期相比已經增長了80倍以上。（注：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7月公布的統計資料。www.jetro.go.jp/ec/j/trade/selector.html）日本連續9年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2002年上半年，中日貿易額達451億美元，其中日本對華出口增長11%，進口與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中日貿易占日本貿易總量的份額比上年增長1.7%，達到12.8%，中國已多年成為日本的第二大貿易伙伴。（注：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7月公布的統計資料。www.jetro.go.jp/ec/j/trade/selector.html。）中日貿易在總額不斷上升的同時，表現出一個突出的特點是貿易結構已經開始由“垂直”向“水平”方向發展。過去，中日貿易長期呈“垂直分工”形態，即中國從日本的進口多為工業制成品，而對日本出口則以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制成品為主。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中國對日出口的商品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以服裝、機電產品為主的制成品出口明顯上升。2001年中國對日制成品出口比率已經高達84%，為歷史最高值，其中機電產品出口保持了持續旺盛增長勢頭，從1990年的5.1億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65.4億美元，占中國對日出口總額的28.4%，僅次于紡織品的29.1%，居對日出口的第二位，2001年8月以后，紡織品月度統計開始出現下降趨勢，而機電產品出口仍然呈上升走勢，因此可以預測2002年機電產品將有望成為中國對日出口中所占份額最大的產品。（注：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7月公布的統計資料。www.jetro.go.jp/ec/j/trade/selector.html。）

（二）對華直接投資（注：對華直接投資僅指對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在起伏中上升，投資領域向高附加價值產業轉變。整個80年代，日本企業對華直接投資較為緩慢，但是9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和日本企業對中國市場了解程度的不斷加深，日本對華投資開始大幅增長，1995年形成高峰，投資額達44.7億美元，僅次于美國。在所有對華直接投資國家中名列第二，中國成為日本對亞洲投資最大的投資對象國。1996年以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大幅下滑，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日本對華投資進一步下落。直到2000年，由于中國加入WTO在即，日本對華投資欲望開始恢復。2001年在西方主要國家出現經濟同步下滑的背景下，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合同件數仍然多達2003件，比上年增加了24.1%，合同金額為54.2億美元，比上年增加47.3%；實際利用資金也達到43.5億美元，比上年增加了49%。日本對華投資盡管起伏較大，但在對華投資國家中始終處于領先地位。截至2001年底，日本向中國投資企業達22370家，累計協議金額約441億美元，實際利用金額約327億美元。日本是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對華直接投資國。（注：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公布的統計資料。www.jetro.go.jp/）90年代以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主要特點是投資結構正在從勞動密集型企業向技術、資本密集型企業延伸，2001年日本對中國制造業的直接投資急劇上升，達到1590億日元，比上年增加89.3%，相反對非制造業的直接投資只有209億日元，同比下降18.4%。（注：根據日本財務省統計資料計算。www.mof.go.jp/fdi/sankou03.xls.）投資領域已由服裝、食品等行業向電子、機械、汽車、建材等行業擴展。近年機電產品所以成為中國對日出口增長較快的主要產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企業對華投資結構發生變化，對機電等制造業投資比重明顯上升，對兩國貿易起到了拉動作用。

（三）中日簽署貨幣互換協議，金融合作邁上新臺階。過去中日兩國的金融合作主要是圍繞政府開發援助(ODA)展開的，自1979年12月至今，日本已經向中國提供總額約達2.7萬億日元的日元貸款，1112.8億日元的無償援助和1089.5億日元的技術合作資金。（注：日本《ODA白皮書》。）日本對華援助約占中國接受外國政府貸款總額的50%以上，是對中國提供政府開發援助最多的國家。盡管近年來日本的ODA政策有些調整，但今后日本政府開發援助仍將是未來中日經濟關系的重要內容之一。東亞金融危機以來，中日兩國在金融領域的合作逐日增多，除兩國央行之間建立了定期對話機制、相互在對方增設金融分支機構外，更重要的是兩國在2002年3月簽署的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實現了中日兩國金融領域在亞太地區的高層次合作。根據上述協議，兩國中央銀行在必要時可向對方提供總額為3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安排，以協助穩定其金融市場秩序。日本是繼泰國之后與中國第二個締結這類協議的國家，作為外匯儲備位居世界前兩名的日本和中國在金融領域的這一合作不僅使兩國經濟關系走向新層次，也為今后兩國在東亞地區的多邊合作開辟更加廣闊的前景。中日貨幣互換協議作為東亞國家貨幣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必將對加快東亞貨幣安全網絡建設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

1電抗器引發故障的處理

1.1中心線電流變化對于幾臺發電機并列運行，中心線電流隨所帶負荷不平衡而發生巨大變化。并列運行時，某臺發電機所帶負荷相對其它機組越大，則該機中心線的電流就越大。這是因為其他發電機三次諧波電流與該機形成環流，造成該機中心線電流大大增加。此種情況會導致中線過熱，甚至熔化。因此，要求并列運行時盡量調整各臺發電機所帶負荷的平衡。

1.2造成準同期并網裝置失靈由于發電機中心線直接接地而系統側的“零點”（主變中心點）是經電抗器而接地，對交流電來說，經電抗器后電流就滯后電壓90度。因此,對于直接取用機端電壓（220伏）進行并網的同期裝置，兩個零點之間就存在著22v左右的電壓差，造成同期裝置失靈。在實際中，只要用一根1.5mm2導線將主變中心點接地，同時也引一根地線到同期裝置并適當調大并網角度，即可解決此問題。

1.3造成線路主與變及電抗器間的諧振筆者曾在某電站遇到過該情況并進行了處理。該電站3臺250kw機組，兩臺175kw機組，1號主變容量為1000kwA，2號主變容量為500kwA。開機并網時發現準同期裝置失靈，同期轉向燈不正常，白燈、紅燈同時熄滅。測同期裝置引入電源電壓分別為210v、340v，測母線三相對地電壓為170v、230v、340v，短路電抗器三相對地電壓均在220v左右，同期裝置及轉向燈也恢復正常，以此現象判定為諧振。處理方法有三種：(1)先投入2號主變并上一臺175kw機組，破壞諧振點，再并250kw機組；(2)采用1個轉換開關，250kw機組并一臺前先將電抗器短接，并上機組后再切除短接；(3)有條件地方采取補償電容，一方面可以破壞諧振，另一方面又可以補償機組無功，這是最恰當的。

2中性點不接地系統電壓不平衡現象

2.1電壓互感器熔斷器熔斷電壓互感器熔斷器熔斷有高壓熔斷器熔斷和低壓熔斷器熔斷之分，出現的現象也是完全不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