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日本對華ODA決策的文化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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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從多個方面影響國家的外交決策。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兩國文化中既有共性也有差異，外交決策也會表現出本國文化的某些特點。中日文化的共性與差異都對日本對華oda決策產生了影響，中日文化共性為經濟合作提供了可能，中日文化差異則為經濟合作提供了必要。

關鍵詞：日本；ODA；文化

日本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中最早向中國提供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以下簡稱ODA）的國家。自1979年底至2007年，日本政府累計向中國政府承諾提供日元貸款協議金額32701．84億日元。〔1〕

國內外一些學者已對日本ODA進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對人們認識和了解日本ODA非常有益，但既有的研究偏重于1979年12月日本對華提供援助之后的內容，日本對華ODA決策方面的研究，還有深入研究的空間。本文試從文化的角度來剖析1979年底日本對華提供ODA決策的文化動因。

一、文化與外交的關系

文化的含義包含人類在長期實踐活動中創造的有形的物質和無形的精神兩個層次。文化從深層次上對外交產生深刻影響。英國政治家帕麥斯頓勛爵曾經說過：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而對國家利益的判斷深受本國文化的影響。文化在確定國家外交目標中具有導向作用。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是綜合國力在國際社會的反映。外交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文化影響著一個國家看待國家利益的方式。“政治領袖必須在符合國家價值觀念的前提下才能形成政策，國家價值觀只是個人價值觀的集合”。〔2〕在文化認同基礎上制定的外交政策容易形成獲得民族共識和增強政策的凝聚力。所以文化作為一種軟力量在明確什么是好、什么是壞，確定外交目標上能夠起到導向作用。不同國家外交政策的決策者受到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的熏陶和影響，制定出來的外交政策自然也有所不同。

二、中日外交中的文化因素

很多人認為日本文化抽去了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內涵后就一無所有。實際上，日本有自己的文化。日本文化如同一顆樹，它的根深扎于日本的國土上。〔3〕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兩國關系源遠流長；兩國文化傳統中既有共性也有差異，中日兩國同屬“漢字文化圈”；兩國在生活方式上具有共同點，在價值觀念上也存在共同點。中日兩國的文化差異也是十分明顯的，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是東亞傳統文明的中心，對周邊地區和民族產生輻射型影響。日本學者大多承認中國古代文明哺育了日本古代文化。在東亞文化區內，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源發性和獨創性，日本傳統文化為繼發性。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里》中承認“日本文明是一個獨特的文明，它是中國文明的后代”。〔4〕同時，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中華民族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不斷發揮聰明才智，舉世聞名的四大發明對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貢獻。儒釋道三家互相磨合，形成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這充分說明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自主創造性。“中國和它的西方鄰國以及南方鄰國之間的交往和反應，要比一向所認為的多得多，盡管如此，中國思想和文化模式的基本格調，卻保持著明顯的、從未間斷的自發性。”〔5〕與之相反，日本文化以吸收、模仿外來文化見長。除了神道以外，作為日本傳統文化中很多重要內容，大都從別國輸入。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吸收和對美國文化的模仿是日本文化的鮮明特點。

如前所述，文化對外交潛在著影響力。中日外交決策也就滲透著兩國傳統文化的痕跡。

首先，中國傳統文化對外交的影響力主要表現為：第一，“天朝大國”歷史地位與“重義輕利”的外交風格。中國在歷史上一直處于東亞的中心，憑借強大的經濟、政治、文化實力將周圍國家稱為“蠻夷之地”。這種地位形成了強調以道德和文化魅力而不是以暴力征服他人的文化傳統。新中國長期推行的“友誼外交”，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也體現了以取得心理滿足為特點的中國式外交風格。第二，輝煌的歷史與近代被壓迫歷史形成的特殊心態。中國是悠久的文明古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人們都將中國稱為天下。中國人民有很強的民族自豪感或者說是自大心理。但是近代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踐踏的歷史，使中國人民的自尊心受到很大傷害，產生自卑意識。這兩種意識交織在一起表現出“民族無意識”，〔6〕它有時候表現為過度的自我關注和自我膨脹，對外部世界忽視和怠慢，有時候則表現為自卑、敏感、強烈的防備心態。第三，“君子和而不同”與“和平共處”、求同存異的外交方針。中國傳統思想中認為的理想社會是“君子和而不同”，達到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所以在外交方針上，中國強調和平共處，反對恃強凌弱的霸權主義行徑。

其次，日本文化傳統對外交的影響表現為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島國意識與過度的危機感和被害意識。日本是一個島國，資源貧乏且多發地震，因此，日本總是害怕落在別國的后面，害怕成為“國際孤兒”，害怕周邊國家對自己安全構成威脅，這都是危機感的表現。由于日本人的心理太圖示化，總是將攻擊自己的人視為強大而狡猾的存在，自己是軟弱的犧牲者，從而認可自己的侵略行為。日本人的這種被害者意識，也頻繁見于國內外的商業活動中。這種心理在對外交往中表現為日本總是強調自己的“無防備”，強調自己是受害者，或者假設自己將受到傷害。第二，日本縱向序列意識和對美國的追隨。與中國強調橫向聯系不同，日本強調縱向聯系，“日本人是用等級的觀點來看待國內問題的，他們也用同樣的觀點來看待國際問題。”〔7〕

三、日本對華ODA決策的文化動因

中日文化的共性與差異在日本對華ODA決策問題上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首先，文化共性為對華ODA決策提供前提。“經濟合作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共性”。〔4〕中日兩國同屬“漢字文化圈”，在生活方式上和價值觀念上存在共同點，可以減少文化沖突與阻力，為中日經濟、政治、文化交流提供了平臺。1979年12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政府為促進文化交流的協定》和《中日兩國關于在渤海南部及西部海域合作進行石油和天然氣勘探開發的協定書》在同一天簽訂，充分說明了文化傳播與經濟合作的互動關系。

其次，文化的差異性對日本對華ODA決策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中國文化對接受日本ODA決策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重義輕利的外交風格使中國在外交決策中強調中日友好。新中國成立后，在涉及日本的問題上，中國領導人一再強調中日友好，反映了傳統的天朝上國的歷史地位影響下領導人在處理外交事物時的重義輕利的外交風格。這一外交風格，為兩國順利建交，展開經濟文化交流鋪了路，是日本對華提供ODA的前因。第二，“君子和而不同”促使中國人們愛好和平，希望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國文化中強調和而不同。這在當代外交中的表現就是“互不干涉內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及求同存異等基本的外交準則。這種文化傳統使中國人民具有愛好和平的思想傳統。愛好和平，睦鄰友好就要發展與日本的友好合作關系，所以中國接受日本對華ODA也是中國政府和人民希望中日友好，愛好和平的表現。第三，接受日本ODA使對“自力更生”、“無債一身輕”等傳統思想的突破。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不適應于市場經濟要求的因素，打破片面強調自力更生，和“無債一身輕”思想，就是促進中國文化向著適應現代化文化的方向發展。關于引進外資問題的思想解放，給中國文化注入了新的內涵。而中國政府接受日本政府開發援助就是對舊文化的突破，為新文化的傳播創造了條件。

日本文化對做出對華提供ODA決策的影響主要表現為：第一，“序列意識”為遏制政策的轉變提供了文化解釋。“日本人思考本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時，往往根據其國內模式來類推。他們傾向于把國際秩序看作日本社會內部文化模式的外部表現，而這種模式是以垂直組織結構的相關性為特征的。”〔4〕日本較重視“縱式關系”，傾向于把人、社會集團、國家等一切事物都想象成一個序列，由此而影響到日本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唯美國馬首是瞻。因而“尼克松沖擊”對日本對中國外交政策的轉變起到了重要的影響。中日結束不正常關系。其后，在各種因素作用下，需要對華提供ODA時，日本也先同美國協調。大平首相在來華之前，特意赴美，在此問題上取得美國默許。第二，和平主義思潮推動中日友好。和平思潮是戰后日本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現的社會思潮，對整個社會和大眾產生重要影響。戰后，起初的民主化和和平主義思潮雖然在制度層面是由美國占領當局進行的。但是面對戰爭失敗的事實，日本人也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對和平的內涵加深了了解，并對和平充滿希望，形成了和平主義思潮。在處理與中國關系問題上，日本很多政治家和有識之士都強調“中日不再戰”，希望中日兩國“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這種追求和平的基調也反應在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理念：“我們作為和平國家，負有著為維護世界和平、確保國際社會的繁榮而發揮與其國力相稱作用的重要使命”。第三，國際化思潮促使日本政府支持中國改革開放。國際化思潮發生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深入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它來源于對“國際孤兒”的恐懼和經濟繁榮后對國際地位的要求。面對國際社會對日本的批評，日本有意改變在國際社會中“經濟巨人、政治侏儒”和“一國利益至上主義，缺乏國際協調精神”的形象。日本的國際化思潮及其實踐恰與中國的改革開放發生了歷史性的相遇。〔8〕在對華提供政府開發援助問題上，日本就有意通過支持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將中國納入國際體系，幫助美國分擔責任。

綜上所述，中日文化的共性與差異共同影響了日本對華ODA的決策。日本對華提供ODA的實質是通過中日兩國的外交行為實現了雙方互利的經濟合作。中日文化對中日經濟合作有促進作用，反之，雙方的經濟合作也為文化的交流減少了阻力，提供了機會和可能。

參考文獻：

［1］許志峰，楊麗娟．中日簽署2006年度日元貸款政府換文．人民日報，2007－03－31．

［2］王曉德．美國文化與外交．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5．

［3］李鵬程．跳躍與沉重——二十世紀日本文化．東方出版社，1999：2．

［4］［美］塞繆爾?亨廷頓，周淇等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2002：29、141、264．

［5］［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1卷第二分冊）．科學出版社，1975：337．

［6］尚會鵬，徐晨陽著．中日文化沖突與理解的事例研究．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4：8．

［7］［美］R?本尼迪克特．菊花與刀：日本文化的諸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37．

［8］徐靜波等主編．中日文化與政治經濟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