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自由貿易理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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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古典貿易理論；生產可能性方程；福利函數；消費可能性方程

中圖分類號：F0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0-0-01

一、新古典自由貿易理論的內容

俄林在同時吸取了一般均衡分析理論代表人物卡塞爾的觀點后才完整的提出了新古典貿易理論的H-O理論。之后學者進一步發展了H-O的理論，完整的新古典貿易理論的理論體系主要有：

H-O定理：在兩種產品和兩種要素的情況下，每個國家都出口密集地使用其豐裕生產要素所生產的產品，進口其他產品。H-O定理是在兩種生產要素條件下的比較優勢理論的模型，這是與古典貿易理論基于單一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模型不同之處。

S-S定理：薩繆爾森與斯托爾珀認為：“如果某種產品的相對價格上升，將會該產品生產中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的所有者的報酬增加，同時降低另外的生產要素所有者的報酬，且無論種要素在何種部門被使用”。

H-O-S定理：由保羅·薩繆爾森認為“在H-O的相關假定的條件下，國際貿易將會導致兩國間的同一商品與同一種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與絕對價格出現均等化”。

羅勃津斯基定理：羅勃津斯基認為“當產品價格與要素價格不變時，某種要素投入的增加，將會生產中密集使用這種要素的產品的產出更大的增加”。

里昂惕夫悖論：里昂惕夫基于1947年與1951年美國的進出口商品中的要素進行計算，發現美國進出口的商品與H-O理論不相符，所以稱之為悖論。

多個國家多個生產要素的H-O理論：芬斯特拉用一國的有效生產要素占全世界的有效生產要素的比例與一國的GDP與全球的GDP之比例進行比較，也就是用一國的有效要素的世界占比與一國的GDP的世界占比進行比較，有效要素豐裕的國家在密集利用這種有效生產要素的產品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應該生產并出口這種產品。這是H-O的最新的理論進展。

二、新古典自由貿易理論的一般均衡分析的實例分析

通過具體的生產可能性方程與社會無差異方程來定量與圖示分析相結合來說明自由貿易的貿易得利。

案例分析：如圖1所示，如果中美兩國生產服裝（X）與飲料（Y）生產可能方程的分別為PPFCHN：X2+4Y2=80000與PPFUSA：4X2+Y2=80000，福利函數都為U=XY（消費偏好相同的假定條件），且假定封閉時兩國相對價格分別對應的是0.5與2。

1.分析封閉狀態下均衡時各國和的生產與消費量及福利水平。

2.假定自由貿易狀態下均衡時兩國各自在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上的產量增加40%，分析國際相對價格與兩國的生產與消費量、貿易量及福利。

分析如下：如圖1所示，因為U=XY，MUx=Y，MUy=X，為保證最大收益，MUx/MUy=Y/X=Px/Py

1.封閉時：因為要求福利最大，一定有中國的：MUx/MUy=Y/X=Px/Py=0.5，則X=2Y，代入到中國的PPF中有8Y2=80000，有Y=100則X=200，由于封閉狀態下均衡市場出清，此時消費量與生產量是相等的。UCHN0=100*200=20000=UA，同理一定有美國的：MUx/MUy=Y/X=Px/Py=2，則Y=2X，代入到B國的PPF中有8X2=80000，有X=100，Y=200。由于封閉狀態下均衡市場出清，此時消費量與生產量是相等的，有UUSA0=100*200=20000=UA。

2.由圖形可知中美在分別在服裝與飲料上具有比較優勢，自由貿易增加具有比較產品的產量，則此時中國的產出X=200*（1+40%）=280，代入到其PPF中有Y=20；同理此時美國的產出Y=200*（1+40%）=280，X=20。此時全球X與Y的總產出都是280+20=300，那么國際相對價格為Px/Py=300/300=1，假定消費可能性方程為Y=-X+K，且因同時經過兩國自由貿易均衡時的生產點，則K=300，所以消費可能性方程為Y=-X+300。又因為為達到福利最大化，一定有MUx/MUy=Y/X=Px/Py=1，有X=Y，代入到消費可能性方程，此時兩國的消費水平都是X=Y=150。此時A國出口的X=280-150=130、進口Y=150-20=130；B國出口Y=280-150=130、進口的X=150-20=130。此時的福利水平都為150*150=22500，大于封閉時20000，因為自由貿易使中美的福利分別都增加了。這也說明要素稟賦理論實質上也是研究兩個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理論。

圖1 新古典貿易理論的圖示分析

三、實例分析中的難點

上述分析中主要的難點是如何求出消費可能性方程，社會公眾為獲取最大福利，其社會無差異曲線一定與同期的國內最新相對價格水平相切。當然依據H-O-S，同期的國內最新相對價格水平也就是世界相對價格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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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古典貿易理論;絕對優勢;比較優勢;評價

作者簡介:劉堯飛,男,江蘇邳州人,南京師范大學泰州學院商學院院長助理,碩士,研究方向: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

中圖分類號:F091.33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7.010文章編號:1672-3309(2010)07-0025-02

一、古典國際貿易理論概述

(一)亞當?斯密(Adam?Smith)的絕對優勢理論

1.歷史背景

18世紀中后期,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在西歐各國獲得了空前發展,隨之而來的便是產業革命。產業資產階級為了擴大海外市場,并從國外進口廉價的工業原料,他們迫切需要擺脫重商主義(mecantilism)國際貿易理論的束縛,反對政府對國際貿易的干預,反對金銀外流的禁令。他們對貨幣金銀本身已經不太感興趣,而是對具體的物質財富(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更加重視。為了適應產業資產階級的歷史需要,以Adam Smith為代表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潮開始盛行。

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了《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Wealth of Nations》(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一書, 批評重商主義,反對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創立了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國際貿易方面,他主張國際分工和自由貿易,強調國際貿易的雙方互利性,從而提出自己的國際貿易理論,即絕對成本優勢理論。

2.理論假設和主要觀點

絕對優勢理論的前提假設有以下方面:(1)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兩種產品、一種投入要素,即“2×2×1”模型,投入的邊際產量是固定的,生產的規模報酬不變;(2)收入預算約束,消費受制于收入,不能借錢借債消費;(3)對外貿易方面,沒有運輸成本和其他交易費用,進出口貿易值相等,即貿易是平衡的。生產要素在一國內是自由流動的,但國際間不能自由流動;(4)市場是自由競爭的。

由此可見,絕對優勢理論是一個理想模型。該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在于商品生產效率的不同,即單位產品的絕對勞動時間消耗不同;商品生產效率的不同是由于各個國家所擁有的自然優勢和獲得性優勢的不同造成的。自然優勢是指自然地理、氣候條件等方面的優越性,普通人力無法控制。如波蘭的平原土壤條件好,糧食生產效率高,單位糧食產品所消耗的絕對勞動時間就少,其小麥生產就具有絕對成本優勢。獲得性優勢是指某國掌握的特殊商品的生產技術和技能。技術熟練、技術水平高,生產效率就高,單位產品生產的絕對勞動時間消耗就少。

(二)大衛?李嘉圖(David?Richado)的比較優勢理論

1.歷史背景

19世紀初期,英國工業革命迅速發展,使當時英國成了“世界工廠”,但地主貴族階級在政治生活中還起著重要作用。1815年,英國政府為維護地主貴族階級的利益而修訂了《谷物法》,引起英國糧價上漲,地租猛增,地主貴族顯著獲利,工業資產階級利益卻嚴重受損。糧價昂貴迫使工人工資提高,商品成本提高,利潤減少,削弱了工業品的競爭能力。出于發展資本、提高利潤的需要,英國工業資產階級迫切要求廢除《谷物法》,與地主貴族階級展開了激烈斗爭。Ricardo在1817年出版的代表作《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中提出了以自由貿易為前提的“比較成本論”,這種更加一般化的國際貿易理論將自由貿易置于更加堅實的理論基礎之上,奠定了西方國際貿易理論的核心基石,也為工業資產階級提供了理論武器。

2.基本觀點和理論邏輯

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在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基礎上提出了比較優勢理論。Smith認為由于自然稟賦和后天有利條件不同,各國均有一種產品生產成本低于他國而具有絕對優勢,按絕對優勢原則進行分工和交換,各國均可獲益。Ricardo發展了Smith的觀點,認為決定兩國能否進行專業化分工和自由貿易的基礎不是絕對成本的差別,而是比較成本的差別。在“2×2×1”的國際環境中,即使其中一個國家在兩種產品生產上都處于絕對成本劣勢,另一個國家在兩種產品生產上都處于絕對成本優勢,兩國照樣可以進行國際專業化分工和自由貿易。只要雙方各自選擇自己比較成本低的產品進行專業化分工并盡力擴大生產、加強出口貿易,同樣可以保證貿易雙方的互惠互利。

Ricardo在“論對外貿易”一章中舉了一個通俗的例子:“如果兩個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個人在兩種職業上都比另外一個人強一些,不過制帽時只強1/5或20%,而制鞋時則強1/3或33%,那么這個較強的人專門制鞋,而那個較差的人專門制帽,豈不是對雙方都有利嗎?”

Ricardo的比較優勢理論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之上的,其理論前提假設是各國勞動生產率存在差異,從而也就暗含著各國生產同一產品的生產函數是不同的,這才是形成比較成本優勢的基礎。所謂比較成本,是指將本國不同產品成本的比率與國外同類產品的成本比率進行比較,即不同國家的成本比率的比較。只要成本的比率存在差異,不同國家應按“兩利取重,兩害取輕”的比較優勢原則進行分工,這樣兩國之間就能夠進行相互交換,并從中獲得經濟利益。

二、全面客觀地評價古典國際貿易理論

1.絕對優勢理論的評價

該理論可以看成是解釋國際貿易產生原因的最早的理論,它第一次用勞動價值論說明國際貿易的利益和基礎,為互惠互利的國際貿易理論的建立奠定了基礎。絕對優勢理論倡導自由貿易,因此,它是反對重商主義的銳利武器,加速了近代工業的發展。該理論最大的貢獻在于說明國際貿易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戲”,折射出了國際交往活動中的“雙贏”思想。其主要理論缺陷是在確定從事國際貿易的絕對優勢時,要將本國某種產品的成本與國外同樣產品的成本直接進行比較,以成本的絕對高低來決定進出口。這樣的比較會使那些在所有產品的生產成本上都處于劣勢的國家無法參與國際貿易。另外,該理論未考慮需求因素,無法說明均衡價格如何確定,因而就無法解釋國際貿易的收益分配問題。

2.比較優勢理論的評價

比較優勢理論繼承了絕對優勢理論的科學成分,如勞動價值論、專業化分工、自由貿易等,更為重要的是用比較成本概念代替了絕對成本概念,使自由貿易政策有了更加堅實的理論基礎,為當時自由貿易政策取得最后勝利發揮了重大作用。比較優勢理論還解決了國際貿易中的兩個最基本問題:第一,指出了國際貿易的廣泛基礎,即任何類型的國家都有參與國際貿易的可能性,這也是比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進步的地方。第二,提出了國際交換的特殊原則。比較成本是一種獨特的比較選擇方式,不是將本國某種商品的成本與國外同樣商品成本進行直接的比較,而是將不同產品成本的比率進行比較。

比較優勢理論同樣具有明顯缺陷。第一,它只把勞動作為唯一的生產要素,忽略了資金、自然資源、技術等要素對產出的影響;第二,它只是簡單地把兩種商品的相對成本進行比較,從而確定比較優勢,但如果商品數量增多,比較優勢就難以確定;第三,比較優勢理論不僅把勞動生產率的國別差異看成是外生的,而且沒有能夠探尋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與絕對優勢理論相比,比較優勢理論同樣沒有考慮需求因素,無法確定國際均衡價格和貿易利益的分配問題。

總之,古典國際貿易理論的產生,從經濟學角度解釋了國家間經濟交往的原因,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國際貿易的發展規律,對于擴大一定歷史時期內國家間的經濟交流合作,促進社會財富的創造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該理論過于強調商品的流通環節,忽視了生產環節。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均出生于資產階級家庭,他們代表著工業資產階級利益,因此該理論帶有強烈的階級性,不僅為工業資產階級提供了理論武器,而且為一定時期內的資本主義殖民擴張提供了借口。

參考文獻:

[1]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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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哲學線索和歷史線索全文如下：

摘 要：針對國際貿易理論本科教學中存在的難以在知識的深度性和課堂的生動性之間把握平衡等現實問題，認為，在教學中缺乏哲學和歷史思維的導入是其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礎上，對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存在的哲學線索和歷史線索進行完整的梳理和提煉，希望有助于同行本科國際貿易理論的教學和研究。

關鍵詞：國際貿易理論; 本科教學; 哲學線索; 歷史線索。

對于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師生們來說，面對《國際經濟學》、尤其是其中的國際貿易理論部分的教學，都頗有畏懼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國際貿易理論較之國際金融理論和其他經濟學科，具有更多的幾何圖形和數理實證分析，理論發展又具有較強的邏輯連貫性，要求學生既具備扎實的微觀宏觀經濟學基礎和基本的高等數學知識，又要有一定的邏輯分析能力，甚至還需要一點對經濟問題研究的熱情和興趣[1]。在教學中，教師往往難以在知識的深度性和課堂的生動性之間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說教中去;

在學習中，學生往往忽視邏輯思維整體把握，割裂各個數學模型間的聯系，陷入死記硬背的痛苦境地從而，在教與學方面，都達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國際貿易理論的教學中忽視哲學和歷史思維的導入; 缺乏哲學和歷史的視野，必然將國際貿易理論說教成干巴巴的數學模型和幾何線條，使得課程的教學缺乏生氣和現實感。哲學方法和歷史方法是一切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綜觀幾百年來的國際貿易理論演化史，我們發現，國際貿易理論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其發展也存在著清晰的哲學線索和歷史線索。把握好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哲學線索與歷史線索，才能使我們對國際貿易理論的理解和學習提升到一個更高層次上。以下，筆者結合自己本科教學的心得體驗，對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哲學線索和歷史線索進行提煉和總結，希望對同行的教學有所幫助，并有助于學生更深刻地把握國際貿易演化中存在的潛在規律。

一、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哲學線索。

國際貿易純理論在長久的歷史演化中潛藏著一條哲學線索，我們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首句來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2]這句話是老子從哲學的層面上來探索宇宙萬物演化的規律，也可以從系統的層面上來揭示國際貿易理論整體邏輯演繹的哲學規律。

( 一) 道生一。

所謂的道生一，即，經濟學為說明資源配置之道，逐漸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論分析框架。

國際貿易理論其本質是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微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是研究既定市場經濟制度下的資源配置問題，所以國際貿易理論所要討論的是世界范圍內的資源配置問題。微觀經濟學為了說明理性人進行資源配置之道，數百年來，從亞當斯密提出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的原理以來，西方經濟學家們進行著一場構建一般均衡理論大廈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紀末，馬歇爾將古典的勞動和成本價值理論和新興的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綜合起來，從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構建一個以供求分析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3]，一般均衡理論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來，后經阿羅、德布魯等現代經濟學家的嚴格證明，使一般均衡理論實現了完全公理化。當我們通過微觀經濟學的學習后，掌握了這個資源配置之道，接下來的《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學習中，我們就要將這個為說明資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國際經濟格局下進行應用，來討論世界范圍內的資源配置問題，即國際貿易問題。

( 二) 一生二。

所謂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觀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在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應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貿易理論和現代自由貿易理論。

在微觀經濟學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幾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產可能性界曲線，二是相對價格線; 三是社會無差異曲線。生產可能性邊界在古典與現代貿易理論的不同理論假設的基礎上，呈現出不同的形狀：古典貿易理論，堅持勞動價值論，在勞動的同質性和唯一性的假設下，生產可能性邊界是一條直線段; 而現代要素稟賦理論，貫徹要素價值論的原則，引入另一種生產要素資本，在兩部門不同要素比例的條件下，生產可能性邊界呈外凸狀。在封閉條件下，國與國之間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和社會無差異曲線的不同形狀和位置導致了國與國之間相對價格的差異。相對價格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基礎，于是古典貿易理論與現代貿易理論又進一步統一到比較優勢理論中去。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國際貿易完全競爭理論中的完美應用。

( 三) 二生三。

所謂二生三，系指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新階段，誕生了新貿易理論。

1970 年代后，國際貿易理論在引入規模經濟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競爭模型，將資源配置之道貫穿到國際貿易不完全競爭理論的分析中去，從而實現貿易理論的新變革。規模經濟因素的引入，導致遞減的機會成本，從而形成內凹狀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曲線。新貿易理論有三大貿易理論模型，它們是外部規模經濟模型、壟斷競爭模型和寡頭壟斷模型。外部規模經濟模型仍然應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說明外部規模經濟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性; 而壟斷競爭模型和寡頭壟斷模型則將微觀經濟學中的產業組織理論分析方法應用新貿易理論的研究中去，從而證明了產品的差異性、規模經濟，以及廠商的非合作行為在國際貿易中的決定作用。

( 四) 三生萬物。

所謂的三生萬物，是指在古典貿易理論、現代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的基礎上，國際貿易理不斷演化，從多個研究的角度產生諸多理論流派和觀點，所有這些理論都可以統一在供求價值論的理論框架下。

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價格理論( 供求價值論) ，即商品的價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給兩個因素共同決定的。國際貿易從其實務本質來說，就是一筆以國家為主體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給方和需求方;一筆交易的達成，或是由于供給方的交易意愿較強，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較強，我們都可以從供給方和需求方去尋找其交易背后發生的動因。同樣，任何國際貿易理論，或是從供給層面，或是從需求層面來尋求不同形態貿易發生的基礎，或二者兼有之。綜觀各種貿易理論，其貿易基礎的決定因素可用下圖加以概括。

?圖 1 國際貿易基礎的決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從思維的高度展現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哲學脈絡。綜觀諸多國際貿易數理模型，大多可以從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幾何曲線的變化中得以生動說明。生產可能性邊界曲線的變化： 或呈直線狀( 古典貿易理論) ; 或呈外凸狀( 現代要素稟賦理論) ; 或呈內凹狀( 新貿易理論) ; 或內外移動或偏向不同的坐標軸( 反映要素積累對國際分工的影響) 。社會無差異曲線的變化： 或內移或外移( 反映一國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軸或偏向 Y 軸( 反映一國對 X、Y 兩種產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彎曲或平緩( 反映一國對兩種產品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對價格線的變化： 或相對平緩( 反映一國在 X 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 ; 或相對陡峭( 反映一國在 X 產品上具有比較劣勢，而在 Y 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 ; 相對價格線上生產均衡點和消費均衡點的位置又呈相應的變化( 兩點合一反映一國處于自給自足的狀態; 兩點分離則反映一國參與國際貿易分工的狀態; 消費均衡點在生產均衡點左上方，反映一國出口 X 進口 Y; 消費均衡點在生產均衡點右下方，則相反) 。三條曲線不同的變化組合生動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貿易基礎和貿易形態的變化。此外，作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則成功應用于貿易政策的經濟效應的分析中。所有這些分析又統一于以供求價值論為基礎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設下的全球化資源配置之道。這就是資源配置之道在國際經濟格局下簡潔而有力的演繹。

二、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歷史線索。

國貿理論的講授，如果過多地滲透進數理的語言，不免顯得枯燥乏味。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對其學習和講授，歷史視野的引進也必不可少。縱觀數百年來的國際貿易理論演化史，筆者認為，存在著三大歷史動因推動著國際貿易理論的不斷發展。

( 一) 與貿易保護主義斗爭的需要。

歷史上，西方國際貿易理論主要存在著兩大流派：

一是自由貿易理論流派; 二是保護貿易理論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國家為主角的全球經濟體系中，國際貿易所引起的國際產業結構調整，必然會影響一國國內不同部門的利益和不同國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學者或是站在本部門利益或是站在本國利益的基礎上，提出相應的貿易理論和政策主張。因此，國際貿易理論自身存在著強烈階級性和對抗性。整個國際貿易理論的演進史就是自由貿易主義和保護貿易主義的斗爭史。亞當斯密絕對成本理論的提出，是站在當時新興工業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來反對重商主義; 李嘉圖比較成本理論的提出是為反對當時的《谷物法》，從而為英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進掃除了障礙; 李斯特為了保護德國的民族工業，提出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以對抗英法兩國經濟學家極力主張的古典學派自由貿易理論。各學派的理論觀點也是在相互尋找對方理論邏輯漏洞的過程中而提出的，他們背后是所代表的階級集團的對抗，在思想層面上同時也是他們各自貿易理論觀點的精彩疊呈的博弈。亞當斯密批判了重商主義金銀是財富唯一形態的財富觀，將絕對成本理論建立在更為科學的財富觀的基礎上; 李嘉圖為回應《谷物法》支持者對斯密絕對成本理論存在的邏輯漏洞的攻擊，創立了比較成本理論，夯實了國際分工的理論基礎，使自由貿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廣的范圍; 李斯特則高舉民族主義的大旗，提出生產力理論以抗辯斯密的財富觀理論，創立符合德國國情的保護幼稚工業論，在理論上指導著德國走上了工業化道路。這些經濟學家的貿易理論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階級烙印和人文情懷，其背景的充分展開，將展現出一幅生動而鮮活的歷史畫面。

( 二) 理論在邏輯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論的發展既有質變，也有量變。當理論的質變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來的時候，理論就開始自我完善式的量變。這種量變是尋找固有理論在闡述或論證過程中所遺留的邏輯方面的漏洞和空白，進行自我填補、自我完善。這既是學術研究的路徑，也是推動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現實動因。這種動因，在推動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起著很大的作用。歷史上，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雖然成功論證了各國參加國際分工的比較優勢的貿易基礎，但是李嘉圖的理論并沒有解決貿易雙方利益的具體分配問題，特別是沒有解決進出口商品交換比例如何確定的問題。李嘉圖留下的這一國際貿易利益劃分問題的學術空白，被其后繼者約翰穆勒所填補。于是，穆勒創立了相互需求說，從而補充和發展了比較成本理論; 此后，馬歇爾又運用數學工具闡釋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說，以幾何圖形使這一學說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和羅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對 H-O 理論所遺留下的貿易利益在一國內部分配和要素積累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等問題的理論空白進行填補。

國際貿易理論在邏輯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現為，隨著價值理論的發展，國際貿易理論日益將自己建立在更為科學的價值論的基礎上，使貿易理論的發展達到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越。價值理論是經濟學研究的基礎，西方主流經濟學經歷了勞動價值論、要素價值論、效用價值論到供求價值論的不斷更替，國際貿易理論也經歷了古典貿易理論到要素稟賦理論的演進，最終將技術、要素稟賦和偏好集于一體，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礎上的國際貿易理論標準模型，從而使其理論基礎更為堅實完善。

( 三) 應對國際貿易現實挑戰的需要。

任何經濟理論都是對經濟現象的反映和解釋，當實踐的發展，經濟理論不能夠解釋說明新的經濟現象時，就必然會得到不斷的修正，甚至被否定，這就為新理論的誕生提供了歷史契機。國際貿易理論幾百年來的演化史，其實就是不斷地應對國際貿易現實挑戰的歷史，實踐給予貿易理論以新的生機，賦予其新的時代內容，甚至實現了其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越。要素稟賦理論認為，根據比較優勢原則，參加國際貿易的各國將出口密集使用其擁有量豐富的要素的產品，進口密集使用其擁有量稀缺的要素的產品。當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統計資料來實證檢驗美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時，卻得出了與這一結論相反的結果。如何解釋這個被普遍認為正確的理論卻又與國際貿易的現實相矛盾的現象，引發了戰后一系列新的貿易理論的產生，從而推動著國際貿易理論向縱深發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來國際貿易發展歷程，從勞動分工形態演變的大尺度看，過去一百年國際分工的基本層面從產業間、產業內深入到產品內部的不同工序、區段、環節和流程; 為應對國際貿易現實的挑戰，國際貿易理論也順次經歷了產業間分工理論( 以比較優勢原理為核心的傳統貿易理論) 、產業內分工理論( 新貿易理論) 、產品內分工理論階段[6]。二戰后，國際貿易所表現的特征與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所預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來，約2/3 甚至更多世界貿易是發生在技術、資源和偏好相似的發達國家之間，其主要以制成品貿易為主。這對以產業間貿易為研究對象的傳統貿易理論形成強大的挑戰，導致 1970 年代新貿易理論的誕生[4]94 -95。當前國際產品內分工深入發展的現實，對以產品為基本分工對象的國際分工貿易理論帶來了新的挑戰; 而正在發展成熟的產品內分工理論彌補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長期忽視工序層面分工現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動因，或單獨或共同地推動貿易理論大樹不斷地發展、繁榮壯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論的誕生，既有填補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空白的需要，又與當時英國資產階級爭取自由貿易運動相聯系; 重疊需求理論的產生，既有應對發達國家間產業內貿易現實挑戰的需要，又彌補了傳統貿易理論長期忽視需求層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論的提出，則既有維護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利益的動因，又有理論應對國際貿易現實挑戰的需要傳統貿易理論認為自由貿易對參與國普遍有利，而二戰后的國際分工情形正好與之相反。

總之，國際貿易理論的講授與學習貫穿哲學的線索，能充分展示理論數理推導的邏輯美，增強教學的條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學生從整體上更好地把握國際貿易理論的內涵; 貫穿歷史的線索，則會增強理論課講授的生動性，使其更貼進社會科學的本源，這不僅有助于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而且有助于學生理論專業素養的養成，加深其對理論發展的來龍去脈的了解。聯系歷史背景，緊扣理論觀點，再配以條理性和系統性的模型解說，必然使課堂的講授張馳有度，更富有立體性。當然，這也對教師綜合知識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戰。哲學方法與歷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會科學的根本方法; 同樣，高校在國際貿易理論的教學中，也必須將哲學和歷史線索充分展現，并且在必要時進行適當歸納，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講授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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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坤望，張伯偉。 國際經濟學( 第二版)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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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貿易理論；本科教學；哲學線索；歷史線索

一、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哲學線索

國際貿易純理論在長久的歷史演化中潛藏著一條哲學線索，我們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經》中的話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边@句話是老子從哲學的層面上來探索宇宙萬物演化的規律，也可以從系統的層面上來揭示國際貿易理論整體邏輯演繹的哲學規律。

（一） 道生一

所謂的“道生一”，即，經濟學為說明資源配置之道，逐漸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論分析框架。

國際貿易理論其本質是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微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是研究既定市場經濟制度下的資源配置問題，所以國際貿易理論所要討論的是世界范圍內的資源配置問題。微觀經濟學為了說明理性人進行資源配置之道，數百年來，從亞當?斯密提出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的原理以來，西方經濟學家們進行著一場構建一般均衡理論大廈的智慧接力。當我們通過微觀經濟學的學習后，掌握了這個資源配置之道，接下來的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學習中，我們就要將這個為說明資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國際經濟格局下進行應用，來討論世界范圍內的資源配置問題，即國際貿易問題。

（二） 一生二

所謂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觀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在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應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貿易理論和現代自由貿易理論。

在微觀經濟學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幾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產可能性界曲線，二是相對價格線； 三是社會無差異曲線。在封閉條件下，國與國之間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和社會無差異曲線的不同形狀和位置導致了國與國之間相對價格的差異。相對價格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基礎，于是古典貿易理論與現代貿易理論又進一步統一到比較優勢理論中去。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國際貿易完全競爭理論”中的完美應用。

（三） 二生三

所謂“二生三”，系指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新階段，誕生了“新貿易理論”。

1970 年代后，國際貿易理論在引入規模經濟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競爭模型，將資源配置之道貫穿到“國際貿易不完全競爭理論”的分析中去，從而實現貿易理論的新變革。規模經濟因素的引入，導致遞減的機會成本，從而形成內凹狀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曲線。

（四） 三生萬物

所謂的“三生萬物”，是指在古典貿易理論、現代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的基礎上，國際貿易理論不斷演化，從多個研究的角度產生諸多理論流派和觀點，所有這些理論都可以統一在供求價值論的理論框架下。

國際貿易從其實務本質來說，就是一筆以國家為主體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給方和需求方；一筆交易的達成，或是由于供給方的交易意愿較強，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較強，我們都可以從供給方和需求方去尋找其交易背后發生的動因。同樣，任何國際貿易理論，或是從供給層面，或是從需求層面來尋求不同形態貿易發生的基礎，或二者兼有之。

二、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歷史線索

（一） 與貿易保護主義斗爭的需要

在以國家為主角的全球經濟體系中，國際貿易所引起的國際產業結構調整，必然會影響一國國內不同部門的利益和不同國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學者或是站在本部門利益或是站在本國利益的基礎上，提出相應的貿易理論和政策主張。因此，國際貿易理論自身存在著強烈階級性和對抗性。整個國際貿易理論的演進史就是自由貿易主義和保護貿易主義的斗爭史。

（ 二） 理論在邏輯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論的發展既有質變，也有量變。當理論的質變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來的時候，理論就開始自我完善式的量變。這種量變是尋找固有理論在闡述或論證過程中所遺留的邏輯方面的漏洞和空白，進行自我填補、自我完善。這既是學術研究的路徑，也是推動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現實動因。這種動因，在推動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起著很大的作用。

（三） 應對國際貿易現實挑戰的需要

任何經濟理論都是對經濟現象的反映和解釋，當實踐的發展，經濟理論不能夠解釋說明新的經濟現象時，就必然會得到不斷的修正，甚至被否定，這就為新理論的誕生提供了歷史契機。國際貿易理論幾百年來的演化史，其實就是不斷地應對國際貿易現實挑戰的歷史，實踐給予貿易理論以新的生機，賦予其新的時代內容，甚至實現了其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越。

總之，國際貿易理論的講授與學習貫穿哲學的線索，能充分展示理論數理推導的邏輯美，增強教學的條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學生從整體上更好地把握國際貿易理論的內涵； 貫穿歷史的線索，則會增強理論課講授的生動性，使其更貼進社會科學的本源，這不僅有助于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而且有助于學生理論專業素養的養成，加深其對理論發展的來龍去脈的了解。聯系歷史背景，緊扣理論觀點，再配以條理性和系統性的模型解說，必然使課堂的講授張馳有度，更富有立體性。

參考文獻：

[1]文娟.《國際經濟學》課堂教學改革的思考與實踐[J] . 經濟師，2009，（ 07） .

[2]老子，.道德經[M]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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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經濟主義貿易保護論是一種被西方貿易保護論者冠以“新貿易保護主義”的貿易理論。該理論見于英國學者蒂姆·朗(TimLang)和科林·海茲(ColinHines)合著的《新貿易保護主義》一書中。該書聲稱他們主張的新貿易保護主義“旨在通過減少國際貿易和對整個經濟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樣化,讓它朝著地區或國家內生產的最大化方面發展;然后以周邊地區為依賴對象,并且只把全球貿易作為最后的選擇”①。

    蒂姆·朗和科林·海茲認為自由貿易政策存在著自身固有的缺限,在當今世界環境下,自由貿易政策所帶來的問題比其期望解決的問題更多。例如,自由貿易政策本欲提高經濟效率,增加就業,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促進世界經濟的增長。但帶來的卻是過度競爭,導致全球失業人數的增加,居民平均生活水準的下降和世界經濟增長的緩慢;又如,自由貿易政策本想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增加世界經濟蛋糕的規模,并認為這一結果一旦產生,世界便可有更多的東西分享,其中的一部分會流向貧窮的國家,縮小世界不平等現象,但帶來的卻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為短期利益掠奪性開采資源,廉價出口,國家通過削減社會開支來鼓勵出口,造成相對貧困的擴大。再如,近20年來,世界環境的急劇惡化與自由貿易政策導致的全球貿易迅速擴大以及自由市場自身沒有能力把環境損失計入貿易成本有著重要的關系。由于自由貿易政策存在上述缺限,因此要實現經濟、公平和環境(3ES)的持續協調發展,就必須放棄自由貿易政策,由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所取代。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內容是:以地區經濟優先發展為核心,實現貿易平衡,強化貿易規則。

    (一)加強地區間的合作,實施新型的地區主義

    地區經濟主義貿易保護論者認為,加強地區間的經濟合作是實現經濟、公平和環境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地區間的經濟合作應優先于全球范圍的自由貿易。當一國國內分工和貿易被充分利用之后,才應過渡到鄰近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區域分工和貿易,最后,實行世界范圍的分工和貿易。蒂姆·朗和科林·海茲認為:“自力更生應該成為國家內部以及一個地區的國家之間的一個共同目標,這樣可以使他們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最大程度地滿足需要和提供服務。如果經濟活動是為自力更生提供服務,那么,它們對國際貿易的依賴程度就會降低,經濟增長受無情競爭的影響也會減少。當生產和就業必須一致為了滿足地方需要而服務時,就應該重新將經濟活動定位,使其擺脫出口導向的模式”②。

    新貿易保護主義者認為,實行地區經濟主義的貿易保護政策,(1)可以充分利用本國或本地區的經濟資源,增加本國或本地區的就業量,推動傳統產業的技術創新,減少過度競爭,促進本國或地區的經濟增長。(2)地區經濟主義也有利于改變發展中國家以最低、最有競爭性的價格出口本國資源性或低附加值的產品,從而導致低效益出口的狀況,促進對資源的本國利用和生產加工,使產品的附加值更多地在本國形成,從而改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提高其經濟實力,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3)地區經濟主義也有利于世界環境的保護和改善。實行地區經濟主義的貿易政策,由于地區性自力更生程度的提高,國際貿易下降,使得更高比例的產品在當地實現,任何對于環境不利的影響將在當地變為現實,這將會增加人們對于環?？刂拼胧┑闹С?而不是將造成污染的產業轉移到國外。當前,那種在西方國家存在的“眼不見為凈”的商業心態,將被“為什么要污染我們自己的家園”的思想所替代,環境保護將具有更為廣泛的社會基礎。

    (二)實現貿易平衡

    地區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主義論者主張,一國應該根據預期的出口量控制進口量,并且要使二者嚴格相等,反對國家間貿易的不平衡。他們認為,貿易平衡是商品國際公平交換的條件,一國與他國的貿易中存在大額順差,就是對他人利益的損害,最輕的情況是使他人失業,最壞的情況是剝削他人。一國進口的目的應是進口國內無法獲得的材料、技術或者本國不能生產的商品和服務。進口來源的序列,首先是周圍國家和地區,其次才是其它國家和地區。地區貿易及國家貿易交換的產品應主要是生產技能和技術產品。新貿易保護主義者還認為,一國政府應該實行高標準的進出口限制規則,這些限制措施要同高標準的健康、安全、環境相聯系,同時,也要運用關稅手段對影響環境的進口產品課征生態或其它關于能源、廢料、毒素等方面的稅收。

    (三)制定新的貿易規則

    新貿易保護主義者認為,為使地區經濟優先發展,實現貿易平衡和保護世界環境,必須要有一套新的貿易規則來保證。新的貿易規則既包括世界范圍的貿易規則,也包括地區間的新貿易規則。新的貿易規則的目標不是最大限度地減少貿易壁壘,而是促使世界經濟活動對環境和人類提供最大程度的保護。

    二、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新貿易保護論

    90年代還有一種具有廣泛影響的新貿易保護理論,是將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理論應用于保護貿易中,其基本觀點是,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遠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工資水平,如果西方國家不對其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實行限制,將會造成發達國家工人的工資水平向低收入國家的工資水平看齊,從而導致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發達國家應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實行限制。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理論在西方早期的國際貿易理論中并未涉及到,古典貿易理論中隱含的前提之一是生產要素在各國之間不流動,赫克歇爾———俄林(H-O)理論也以世界各國生產要素不流動為條件。最早完整地提出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的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1948年薩繆爾森在對赫克歇爾———俄林理論進一步研究時,得出一個新的命題:自由貿易不僅會使商品價格均等化,而且會使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以致兩國的所有工人都獲得同樣的工資率,所有的土地單位都能獲得同樣的地租報酬,而不管兩國的生產要素供應量或需求模式如何。由于它是赫克歇爾———俄林理論的引伸,所以稱作為赫克歇爾—俄林—薩繆爾森(H—O—S)定理。

    根據該理論,國際勞動價格均等化的過程可以通過對外貿易和勞動力的國際流動來實現。就對外貿易而言,根據比較成本優勢原理,勞動力資源豐富、資本相對缺乏的國家應主要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與資本較多、而勞動力相對缺乏的國家的資本密集型產品進行交換,這種交換的結果通常會使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增加,從而引起勞動力價格上揚,反之,會使資本密集型國家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減少,從而引起勞動力價格的下降。這一過程若持續下去,如無其他障礙,二國的勞動力價格從理論上說將趨于一致。薩繆爾森提出生產要素均等化理論,原本試圖進一步闡明,自由貿易有助于促進生產要素價格的均等,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使居民收入分配和消費水平達到最優,從而提高整個世界的福利水平。然而進入90年代后,由于東亞及東南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及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持續增長,出口貿易發展迅速,某些傳統貿易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有顯著提高,對西方國家的同類產品造成競爭壓力。在西方國家中出現了要求對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及發展中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呼聲,并且日趨高漲。

    勞動力價格均等化理論反過來則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用以對付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的新貿易保護主義的重要依據,法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莫里斯·阿萊斯、美國的“世界經濟論壇主席”克勞斯·施瓦布均發表文章或談話聲稱,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出現的高生產率和低工資現象,使得發達國家難以與之競爭,這樣必然會影響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這一問題已成為發達國家面臨的主要威脅。對于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新貿易保護主義,西方國家不僅大造輿論,而且利用同發展中國家談判的機會,在1994年召開的首屆東盟———歐盟會議上,西歐國家就提出所謂的“勞工權力”問題;1996年召開的世貿組織首屆部長會議,“勞工標準”問題成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爭論最大的問題。據報道,美國和法國已經決定聯合提議在下輪的世貿組織談判中將工資和工作條件的國際標準問題列入談判議程。

    三、環境優先新貿易保護論

    90年代新貿易保護主義理論的再一個突出表現是借保護世界環境之名,限制國外產品的進口,保護本國衰退的劣勢產業。由于近20多年來全球工業化的加速,導致了環境問題的產生,如空氣污染、溫室效應、有毒廢物的排放、物種滅絕等問題的加劇,使生態平衡遭到破壞,人類的生存環境日益惡化,威脅到了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為此,1992年6月聯合國召開了“環境與發展大會”并通過了《環境發展宣言》、《21世紀議程》和《關于森林問題的原則聲明》等文件,標志著國際社會對環境問題及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進一步關注和重視。在國際機構的大力推動下,人們的環保意識逐漸增強,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以及消費心理和消費行為開始發生變化,興起了“綠色消費”的熱潮,由此出現了由環保產品、環保技術和環保服務構成的潛力巨大的新興市場,為國際貿易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

    由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相比具有經濟和技術上的顯著優勢,在發展環保型產品、搶占環保市場的同時,利用國際貿易組織尚未產生公平合理的能夠得到各國普遍接受的國際公約的時機,借保護環境之名,運用種類繁多的保護措施,筑起“綠色壁壘”,保護本國日趨衰落的夕陽工業?！熬G色”貿易保護論的基本論點是:第一,由于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已日益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為了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國際貿易應優先考慮保護環境,減少和消除污染和破壞環境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鼓勵環保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推動環保市場的擴大。第二,為了保護環境和居民的身體健康,任何國家都有權采取關稅和非關稅措施,控制甚至禁止污染環境的產品進出口。但這些措施應遵守非歧視原則、市場開放原則和公平原則,增加透明度。第三,為了保護環境和生態資源,任何產品都應將環境與資源費用計入成本,使環境和資源成本內在化。第四,在環境和資源成本內在化中,任何國家都不能以自己的環境標準計算成本,應以國際環境標準為準。第五,為了世界貿易在公平的基礎上進行,任何國家不能以任何理由為借口,給予企業“環境補貼”,發展中國家也不能享受特殊待遇。

    四、對90年代新貿易保護主義理論的評價

    上述三種新貿易保護主義理論,盡管所包含的內容和政策主張不盡完全相同,但它們的基本觀點是:在當今世界經濟形勢下,自由貿易不利于解決西方經濟增長緩慢、世界環境保護和國際貿易在公平基礎上進行的問題。對這一觀點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它涉及的核心問題有兩個:一是貿易政策與經濟發展和環境的關系,二是國際公平貿易標準以什么為尺度。因此,深入討論貿易政策與經濟發展、環保的關系及國際公平貿易的標準有助于我們對新貿易保護主義作出客觀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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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信息經濟和網絡經濟的發展，國際貿易飛速發展，同時面臨新的挑戰，原來的理論很難對信息經濟的許多問題做出完善的解釋。

當大家都感到網絡使全球變成了地球村的時候，卻發現地球村的居民并沒有走向共同富裕，信息經濟仿佛把距離拉近了，但是卻把地球村的村民貧富差距拉大了;歐洲的債務危機使得歐盟有分裂的危險，窮國和富國的差距也在拉大。

1 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發展。

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說。亞當斯密絕對優勢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產生于各國之間生產商品的勞動生產率的絕對差別。一國應該專業化生產和出口那些本國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進口那些外國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所謂絕對優勢是指，如果一國相對另一國在某種商品的生產上有更高的效率，則稱該國在這一產品上有絕對優勢。

斯密主張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反對國家對外貿的干預，認為自由貿易能有效地促進生產的發展和產量的提高。

相對優勢說對絕對優勢說的取代及其發展。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是世界各國產品比較優勢的存在，各國應該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進行專業化生產并參與國際貿易，貿易雙方均將在國際貿易中獲得貿易利益。任何國家都可以憑借自己的相對優勢即按照兩優取最優，兩劣取次劣的原則從事生產和交換。

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理論被稱為新古典貿易理論，其理論模型即 H- O 模型。要素稟賦理論認為雙方均憑借自己的相對優勢從事生產和交換，即各國應該生產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國相對充裕要素的產品，而進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國相對稀缺要素的產品。

在赫克歇爾和俄林看來，現實生產中投入的生產要素不只是一種勞動力，而是多種。根據生產要素稟賦理論，在各國生產同一種產品的技術水平相同的情況下，這種生產要素的價格差別則取決于各國各種生產要素的相對豐裕程度，即相對稟賦差異，故稱為要素稟賦說。由此產生的價格差異導致了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

2 信息經濟或者知識經中環境下的國際貿易。

物質、能量和信息產業的發展。我們都在喊信息經濟時代

篇7

一、關于貿易結構優化的理論

（一）傳統理論。亞當·斯密以地域分工理論作為其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礎，創立了絕對成本說。認為一國應當進口別國生產成本比本國生產成本絕對低的商品，而出口本國比別國生產成本絕對低的商品，以促進分工，促進交換，獲得更多的利益。而大衛·李嘉圖則在絕對成本說的基礎上，發展了相對成本說。從生產成本的相對差別出發，認為若兩國生產力不同，一國即使生產不出成本絕對低的商品，只要能生產出成本相對低的商品，就可以同另一國進行貿易，并且同樣能使貿易雙方獲利。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則凝聚了斯密和李嘉圖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要素稟賦論。認為不同國家擁有的生產要素不同，各國在生產那些密集使用其較充裕的生產要素的商品時，必然會有比較利益產生。因此，各國應出口利用本國較充裕的生產要素生產的商品，而進口本國相對稀缺的生產要素生產的商品。

長期以來，比較成本說和要素稟賦說在國際貿易領域一直占有統治地位。據此學說，各國應當充分利用其現有資源，以便從國際貿易中獲利。例如，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資源豐富，則應生產出口其勞動密集型產品；而發達國家資本、技術資源豐富，故應生產并出口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雙方均能從貿易中獲利。但由此帶來的問題是，若不改變這種進出口狀況，發展中國家將永遠處于一種低位次的狀態。從理論上說，國際分工位次愈低的經濟，愈依賴國際分工位次高的市場。那么，發展中國家高度依存發達國家市場則不可避免，發展中國家優化貿易結構也將無從談起。

（二）技術缺口理論。傳統理論認為，比較成本優勢產生于各國自然資源質上和量上的差異，而經濟學家Posner則認為，國際間技術水平的高低，也是比較成本的優勢產生的重要原因?；诖?，Posner發展了技術缺口理論。認為國際間技術的差別導致了國家間貿易流的產生。當一國在技術上領先時，成本對貿易流的走向沒有太大的影響，只有當模仿缺口結束，其他國家同樣掌握了這一技術，而該國喪失了對技術的領先地位時，成本的差別才決定了貿易的走向，技術缺口貿易和低成本貿易似乎是對外貿易的兩個階段。

技術缺口理論將技術引進了貿易領域。一國若想改變其在國際貿易中的落后地位，便應重視技術革新。但是，發展中國家在科技上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而R&D又需耗費大量資金成本，使得資本本已稀缺的發展中國家資金更加緊張。而技術革新所帶來的益處卻又不能在短期內實現，靜態的比較優勢和動態的發展目標之間矛盾重重，如何取舍，這將不僅是單個企業的問題，更是政府部門與國家整體的問題。

（三）新貿易理論政策。新貿易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克魯格曼、迪克西特、赫爾普曼等。“最近的實證研究表明，反映傳統的比較優勢的產業間分工和貿易同時伴隨著產業內貿易分工，這種分工反映了規模經濟以及消費者對產品多樣化的需求。”（克魯格曼語）傳統的貿易理論不能解釋這種產業內貿易，為此克魯格曼指出，產業間貿易最初的產生取決于各國要素稟賦的相似性。并指出，固定成本的存在，使得規模經濟成了產生產業內貿易最基本的原因?？唆敻衤撟C了產業內貿易指數等于要素比例相似性指數。并通過考察，得出結論：當國家間越來越相似，市場從完全競爭轉變為不完全競爭，且處于規模報酬遞增階段的時候，規模經濟就取代要素稟賦的差異成為國際貿易的主動力。

該理論成功地解釋了產業內貿易產生的原因，并對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作了一系列分析。但卻認為各國貿易模式的確定，即各國應分別生產何種產品，取決于各種不確定因素。如政府政策和各種歷史的或偶然的因素。例如：一國由于新發明的誕生，專利保護等首先進入了國際市場，并達到了一種規模效益，便使得他國由于成本劣勢而難以進入，所以，“規模行業中不確定事件引起的產業先期建立和市場先期進入，可使廠商贏得比較優勢?！?/p>

這種不確定性便為改善貿易結構而實施政府干預提供了理論依據?？唆敻衤赋觯骸罢畬Q易的干預在某些條件下可能更符合國家利益。”從而進一步提出了戰略貿易政策。

二、關于優化貿易結構的理論

（一）戰略貿易政策。戰略貿易政策最初是由斯賓塞和布蘭德提出來的。傳統的貿易政策以規模報酬不變與完全競爭為基礎，主張自由貿易。然而，對完全競爭的結構市場的背離往往使市場處于一種“次優”狀態。這種次優狀態使得許多潛在的收益不一定能實現，從而使自由貿易政策失去了其最優地位。加之上述不確定性，更為適度的干預提供了某種理論上的支持。最常用的例子便是國際飛機市場中波音與空中客車的競爭。由于不完全競爭與規模經濟的存在，市場份額對廠商的重要性超出了收入分配的重要性：搶先占領市場，便能獲得超額利潤。

從這一理論出發，一國若想改變其貿易結構，便應選定一些重要的行業與部門，對其實施有效的政府干預，建立大規模的企業集團，充分利用規模經濟的效應，積極參與國際分工。但是，如何選定這些行業與部門？一窩蜂的單純追求如微機等的一系列高科技產業是否有效？就落后國家而言，為趕超發達國家而一味投入大量資源追求發達國家所追求的產業，這種選擇就成本和效益而言，是否明智？因此，在實施戰略貿易政策的時候，應考慮是否應該同時回歸傳統貿易理論，從本國資源出發，選擇有效的“戰略貿易”目標，較早地取得成本優勢與規模效應。

（二）競爭優勢理論。幾乎與克魯格曼提出新貿易理論的同時，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波特提出了“競爭優勢論”。從80年代到90年代初，波特先后出版了《競爭戰略》、《競爭優勢》和《國家競爭優勢》三部著作，分別從微觀、中觀、宏觀角度論述了“競爭力”的問題，對傳統理論提出了挑戰。指出：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未必具有競爭優勢。在《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波特更著眼全球范圍，站在國家的立場上，從長遠角度考慮如何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

波特認為，一國在某一行業取得全球性的成功的關鍵在于四個基本要素，即生產要素；需求情況（一國的國內需求）；相關和支撐產業；以及企業的戰略、結構與競爭。這四個基本因素連同兩個輔助因素（機遇與政府作用）共同決定了一國是否能創造一個有利于產生競爭優勢的環境。

1、生產要素：波特將生產要素劃分為基本要素與高級要素。前者包括自然資源、氣候、地理位置、非熟練勞動力等先天擁有的或不需花費太大代價便能得到的要素。后者則指需要通過長期投資或培育才能夠創造出來的，如高科技、熟練勞動力等。波特指出，雖然“要素稟賦決定了比較優勢”，但是對于競爭優勢而言，高級要素卻是最為重要的。因為他們是取得“高級比較優勢”的關鍵。一國基本要素的不足，可以通過高級要素獲得補償。例如，勞動力不足可以用生產自動化來解決。但是，如果在高級要素上處于劣勢，卻無法用其他方式予以有效的彌補。波特同時指出，一國的高級生產要素是在基本要素的基礎上產生的，而基本要素的劣勢，又有可能對一國形成壓力，刺激創新。

2、需求情況：波特認為一國的國內需求對于競爭優勢的形成具有很大作用。國內需求大，有利于促進競爭，形成規模經濟。而國內需求的“質量”更有利于促進創新，提高產品質量。高品味的、挑剔的消費者有利于向國內生產者提供高檔需求的信息。

3、相關與支撐產業：任何一個產業都不能孤立地發展，發達的、完善的相關與支撐產業，有利于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產品成本，提品信息，從而建立起競爭優勢。

4、企業的戰略、結構與競爭：各國企業的目標、組織方式千差萬別。各國具有比較優勢的資源與這些目標、方式的有效結合，有利于形成競爭優勢。而一國激烈的國內競爭，有利于促進創新，促使企業走出國門，獲取世界范圍內的成功。

競爭優勢論為貿易結構的優化提供了一個全方位的思考：改善貿易結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先天因素——資源稟賦，固然重要；后天優勢——高級要素的決定作用卻越來越明顯。如今，出口什么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用什么技術與方法來生產這種產品，貿易結構的優化，也不再是簡單的農輕重的比例問題。這里面不僅存在著一個量上的考慮，更存在著一個質上的要求。然而，如何培育高級要素，如何使消費者變成挑剔的、具有高品位的“信息提供者”，這不僅有歷史的、傳統的因素，更依賴于綜合國力以及國民素質的提高。因此，政府的作用便不可忽略。這不僅表現在實施國民教育方面，同時也表現在對其他三個因素的影響上。波特主張政府應當在經濟發展中起到催化和激發企業創造欲的作用。政府應當加強基礎設施的投入，加快產品、生產要素市場的建立，完善政策法規，為企業競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三）幼稚工業保護理論。19世紀初，德國的紡織、采礦、冶金、機械制造業等都有所發展。但與當時處于“世界工廠”地位的英國相比還相當落后，受英國廉價工業品的沖擊很大。為此，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李斯特于1841年出版了《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提出了幼稚工業保護理論。李斯特認為古典學派的“比較成本說”的觀點存在錯誤。因為按比較成本原理購買國外的廉價產品，表面上看起來雖然有利可圖，但實際上卻影響了本國該產業的發展，從而會長期處于落后和從屬于外國的地步。而如果放棄這種短期利益，對這種幼稚工業實行保護政策，雖然一開始該產品的價格會上升，但經過一段時期，不但本國的產業可以得到充分發展，而且生產力提高后，商品的價格也會下跌，甚至會低于外國的進口價格。李斯特認為，“財富的生產力比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多少倍”。在李斯特的影響下，通過保護政策的扶植，德國經濟在短期內有了迅速的發展，終于趕上了英國。

保護貿易與自由貿易向來就是國際貿易領域里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在自由貿易成為當今世界主流的情況下。我們也應當看到，自由貿易存在許多負面效應。對于競爭力不強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自由貿易往往對本國產業造成沖擊，一些新興的工業往往會被外國產品“扼殺在襁褓中”，甚至根本就沒有產生的可能。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便也難以升級。但是，保護有“保護先進”與“保護落后”之分，即使保護幼稚產業，也應是有條件和有期限的。

篇8

一、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經濟發展的根本

稍微觀察過當今的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歷史的人都會注意到，它們經濟增長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產業結構的不斷技術密集化，這種技術密集化的主要表現就是一國最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變得具有了更高的技術含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是一國能夠形成凈出口的產品，這種產品的技術密集化集中體現了一國全部產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和技術密集化。這種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過程就是臺灣人所說的“產業升級”。這也與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相符：按照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現代的經濟增長、特別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來源于生產中的技術進步。

確實，上述說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產的產品不同把生產分為“技術含量高的”與“技術含量低的”。這種分法當然并不很嚴格?？梢杂貌煌姆椒ㄉa同一種產品如棉布，這些不同的方法有著不同的技術含量。但是，如果考慮到企業總是在生產同種產品的不同生產技術中挑選成本最低的那種，不同種類的產品生產在技術密集的程度上就還是有著顯著的區別。例如，紡紗的技術含量顯然低機生產的技術含量。

19世紀以來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走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有相當大的共同性。一國進入了開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過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國際競爭力的行業一般都是紡織業，因為它需要的技術水平比較低。此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取決于一國走哪一條產業升級的路徑：在發展重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如德國、日本和韓國），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依次變為鋼鐵、化工、造船、汽車和機器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高技術成分（大規模集成電路和大型數據機）等等；而在發展輕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則依次變為日用消費品、服裝、電子產品等等。走這樣的技術密集化和產業升級道路，世界各國幾乎沒有例外；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越快，經濟增長就越快；不能迅速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的國家，其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幾年陷入經濟困境的東亞國家，多半都是由于沒能將整個經濟的支柱轉向更加技術密集化的產業。例如，自80年代以來日本的優勢產業就是汽車制造和家用電器產品，這種產業結構至今沒有明顯的改變，這就從根本上妨礙了日本經濟的進一步增長。這是最近10年來日本經濟陷入困境的深層原因之一。

由此看來，對一國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來說，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有多高、對外貿易增長速度有多快，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一個國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現對外貿易增長快、整個經濟增長慢甚至經濟衰退的現象，這種情況下的對外貿易增長快是該國經濟出現了重大問題的表現。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重更不是一個好的追求目標。任何嚴肅的經濟分析都可以證明，對任何國家來說都存在著一個最優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高于這個依存度和低于這個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運輸成本的限制，國家越大，其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達100％，而美國、日本的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不過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國這樣的國家對外貿易雖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對外貿易是對周圍的歐共體國家進行的，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只占其GDP的20％。整個歐共體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也只占其總產出的20％。而歐共體在土地面積和人口上與美國處于一個數量級。這是一個典型的證據，說明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與國家的規模成反比。這被克魯格曼概括成一個規律：越小的經濟體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國際比較表明，在當代，人口、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當的工業化經濟體的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只應當在20％左右。中國的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等，人口為美國的數倍，最近幾年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卻在40％上下。從發達國家的角度看，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這種過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中國生產可貿易商品的生產率相對較低而生產非貿易商品（如理發）的生產率相對較高，從而使中國國內以人民幣計算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相對比價，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比價。這一方面低估了中國的總產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有人以購買力平價方法估算，認為就實際產出來說，中國的GDP應當比現在的統計數字高4倍，相應地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這說明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統計方法問題，是由于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進行統計的結果。但是，對于我們現在研究的問題十分重要的是，在經濟增長很快的國家，由于可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增長得快于非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在進一步的高速經濟增長中以本國貨幣計算的對外貿易額增長慢于當年價格GDP的增長，就是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統計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會下降。日本和韓國都曾經出現過按現行統計數字計算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現象。這不僅說明對外貿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說明經濟高速成長到一定時期后還要求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適當下降。

總之，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是盡快實現產業升級，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必須圍繞著這一點來決定國家的對外貿易戰略，使國家的對外貿易戰略完全服務于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東亞國家前幾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不是它們實行了外向型經濟，而是它們使自己的對外貿易戰略、外向性經濟以致整個的經濟政策都為盡快的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

對于中國來說，最有效地為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的對外貿易戰略肯定不會是自由貿易政策。一般說來，自由貿易政策對任何發展中國家都不會是一個最優的政策。

二、自由貿易政策有害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自由貿易已經成為西方經濟界不可動搖的教條。西方人的灌輸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輿論，以致發展中國家的許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貿易政策才是真正的發展經濟之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有人還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國如果接受一系列貿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時的實際GDP會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這一類的論調，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要想發展經濟，就應當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放棄對本國產業的一切保護措施。而在實際上，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鼓吹自由貿易，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其損人利己的私貨。自由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是一副毒藥。

西方發達國家不斷地向發展中國家兜售貿易自由化的藥方，但是它們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貿易政策發展起來的。近200年來擔當過世界經濟最強國的那些西方發達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在歷史上都曾經是工商業落后于別的國家的“發展中國家”。當它們急起直追發展自己的工商業時，它們都對自己的新興產業實行了嚴格的保護，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經濟強國之后才轉而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的。克魯格曼這個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自己就承認，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開始它們的工業化進程的”。其實何止是這三國，第一個現代工業化國家－－英國就是靠保護貿易發展工商業的。英國轉向自由貿易政策是在19世紀上半期，那時英國早已坐穩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寶座。在這之前，當英國的紡織業還大大落后于其它國家時（那時紡織業是最“先進”的產業），英國政府曾經用最極端的手段保護本國的紡織工業，以致于禁止本國臣民使用別國生產的紡織品。而英國正是靠從紡織業開始的“產業革命”才成了以后一個世紀的世界第一經濟強國。

把當今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美國與南美國家、與中國比較一下，就知道自由貿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經濟發展了。雖然南美國家取得政治獨立的時間比美國晚了40年，但是19世紀初它們的經濟發展水平沒有明顯差別，其它的經濟條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積、人種）都相差不多，當時它們在經濟上都遠遠落后于英國。但是在整個19世紀中，美國人在不斷反對英國人干涉其內政的斗爭中對自己的制造業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主義，結果是很快就發展起了最先進的工業和經濟，在19世紀末成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而南美各國卻被英國政府的“友好”姿態所迷惑，聽信了英國人的甜言蜜語，實行自由貿易政策，聽任英國的工業來摧毀自己的制造業，到20世際初終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國家的行列。世人現在都在傳說拉美國家本世紀50年代以來保護本國制造業的“進口替代戰略”如何不成功，他們卻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國家吃夠了19世紀的自由貿易政策的苦頭，它們才在本世紀中期轉向了“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戰略。我們現在有理由懷疑，這樣大肆渲染拉美國家進口替代戰略的失敗，又閉口不提它們過去自由貿易的失敗，是西方發達國家為破壞落后國家的自主發展以永遠保持自己經濟上的優勢而搞的宣傳伎倆。

中國與美國是一個更好的對比：自之后，中國被迫開放，到20世紀初清朝滅亡前夕，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應當說是最合乎自由貿易理想的了。那時候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下，中國政府不能也不敢保護本國的制造業，僅有的關稅壁壘也被國際條約限制而不得超過5％，實際上平均關稅率連5％都不到。可是這樣的自由貿易并沒有使中國發展起來。1912年，當中國的進口關稅平均還不到5％之時，美國全部進口的平均關稅負擔卻為18.5％。須知美國當時已經是世界的第一經濟強國、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卻仍然以這樣高的關稅保護本國的產業，中國那樣落后，卻只有那么低的關稅保護，中國的工業怎么能發展！現在的人都批評那時的，認為它的封建主義本質注定了它發展中國工業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實，這樣落后的國家，光是沒有象樣的關稅保護這一條，就注定了中國工業不能發展。

現實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貿易優越性”的經濟理論形成了如此明顯的對立，有些人還是如此虔誠地相信和宣傳這一套學說，這是為什么？

這里只說一個理論上的根本問題：按可計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貿易好處根本就不可信。對自由貿易好處的全部論證都是以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學說為基礎的。按照這個學說，只要兩國生產同樣兩種物品的相對成本不一樣，這兩個國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產的相對成本比較低的產品，進口自己生產相對成本比較高的產品，這種貿易可以使這兩個國家都獲益，因為它們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資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國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9單位酒，葡萄牙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83單位酒，那就不管它們的絕對生產成本是多少，都應該由英國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國出口呢絨。而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貿易結構自動就會達到資源最優配置的這個要求。李嘉圖自己認為國家之間在相對成本上的差別來源于它們在生產率上的技術差別；而以后的新古典貿易理論則強調這種相對成本上的差別來源于不同國家在生產要素稟賦上的差別，即不同國家擁有的生產要素之間有不同的比例?？捎嬎阋话憔獠贿^是把這些理論化為具體的數學模型，再利用統計數據對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為什么現在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為什么作為這個模型基礎的比較成本理論成了“自由貿易優越論”的論據，而自由貿易優越論與成功的發展經驗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較成本學說和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產要素的生產率，不承認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不承認對外貿易政策可以影響生產率。如果一國生產某種產品的相對生產率高一些，它生產這種產品的相對成本自然就會低一些。但是生產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在實踐中的學習和鍛煉。一般來說，人們干同一種工作的次數越多，工作效率就會越高；同樣，一個企業生產過的同一種產品越多，生產效率就越高，其生產成本也就越低。這個道理，有工作經驗的人都會感覺到。而美國人早就作過測算：一種型號的飛機的累積產量增加一倍，其生產成本就會降低20％。這種“學習效應”有兩個特點：一種產品的生產率取決于它的生產歷史，歷史上生產過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種產品的生產歷史越長，其成本降低的潛力越小。從生產第一架飛機到生產第二架飛機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產出一萬架飛機之后，要再生產一萬架飛機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來，生產沒有生產過的產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產成本，而生產老產品則不會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慮到這種學習效應，我們就可以知道比較成本學說對自由貿易政策所作的論證錯在哪里：發展中國家生產過的“新產品”（現代工業產品）一定很少，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生產率一定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相對成本也一定高于發達國家。這就是人們抱怨“國產小汽車的價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現這種現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而要使現代的新產品的相對成本降下來，最主要的途徑就是要多生產這些現代的新產品。發展中國家降低現代工業產品的潛力最大，只要堅持生產這些新產品，許多產品的相對成本就會迅速下降。但是由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實行自由貿易，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就會虧本，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無法進行。但是不從事這些現代產品的生產，就永遠得不到學習效應，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效率也永遠不會提高。而如果以高額關稅保護本國的這些新產品的生產，使生產它們的企業不至于虧損，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會發展，堅持一個時期之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率就會提高，其相對成本會隨之下降。這樣，自由貿易政策實際上可能阻止了一國提高其歷史上生產很少的產品的生產率，而保護關稅政策則有利于提高這種生產率。用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之父、19世紀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的話說，保護關稅犧牲的是現在的價值，得到的卻是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經濟政策本身可以影響生產率的最典型例證。

以其現在的情況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沒法考慮政策對生產率的這種影響。它根本就不考慮“學習效應”，因而必然夸大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好處，低估它對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長遠的壞處。使用這樣的模型作出的測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針對19世紀中期的發達國家英國扼殺后起國家德國的經濟的陰謀，李斯特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貿易政策是最發達的國家扼殺其未來的競爭對手的手段。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唆敻衤鳛楫敶鷩H貿易理論的權威，在其所著的《國際經濟學》教材中明確承認我們前邊所說的學習效應的作用，也明確承認今日的發達國家多半都是靠保護本國幼稚產業起家，但是一談到今日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們的保護本國產業的政策如何失敗，給人的印象就是發展中國家根本就不該保護本國的產業。對一種理論上完全有道理、歷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貿易政策，他卻硬要說它不適用于今日的發展中國家。這樣的寫法不能不讓人懷疑他寫作的真正動機：我們有理由懷疑他在這里并不是抱著真正的科學態度，而是為了某種利益而從某種偏見出發來說話。這種利益就是當今最發達的國家美國的利益，而這種偏見就是由美國的利益而產生的對落后國家發展的敵視。

落后的國家不應忘記，自由貿易政策是破壞其經濟發展的一副毒藥；而許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貿易優越論”的人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毒藥。

自由貿易的信徒們還有一個頗令人信服的論據：自由貿易可以打破國內企業在本國市場上的壟斷，而這種壟斷是無效率的，必然會造成低產出、高價格。這是對自由貿易的“促進競爭論據”。但是這個論據有偷換概念之嫌。從邏輯上說，也可以靠允許以致鼓勵本國企業進入來促進國內市場上的競爭，打破壟斷并不意味著需要引入外國企業。如果考慮到企業的最優規模這種效率因素，我們可以承認，“促進競爭論據”對小國是相當有道理的。以汽車制造業為例。當今這個行業最有效率的公司規模是年產150萬輛轎車。如果每個汽車廠商都達到這個規模的話，按“一戶一車”即平均3個人保有一臺車、每臺車使用10年計，象韓國這樣的小國有一個汽車廠商就足夠滿足本國需要了。但是一家企業獨占國內汽車市場當然會造成極嚴重的壟斷。問題在于，這個例子也恰好說明，“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由于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即使達到“3戶一車”、每臺車使用15年，也要有6個年產150萬輛的汽車廠才能滿足中國的“穩態”需求。6個汽車企業還不足以造成足夠的競爭嗎？為什么只有外國企業來了才算競爭呢？實際上，中國汽車行業今日的問題仍然是廠商過多，競爭過度，而不是企業太少、競爭不足。這種舉例分析的意義在于，它證明了，只要國內的經濟政策得當，中國這樣的大國完全可以即取得規模經濟的好處，又僅靠國內企業就產生足夠的競爭，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貿易讓外國企業來制造競爭。“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這樣的大國。

三、中國應當采取的對外貿易戰略

前邊的分析告訴我們，中國既不應當采取片面追求擴大出口的對外貿易戰略，更不應當為了換取出口的擴大而過度開放進口。在今日之中國，對國內市場和產業的保護必不可少，問題只是應當保護哪些產業，開放哪些產業的國內市場。

關于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分析告訴我們，最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貿易政策是保護它們的現在生產率相對較低、但是提高生產率的潛力又很大的產業，這些產業可以將本國產業的技術密集程度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在根據這種考慮來選擇貿易保護的對象時，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參照系，那就是現在已有的產業結構。

在轉向改革開放政策之前，中國為了不受美國和蘇聯等超級大國支配，曾經致力于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工業系統，從而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它包括了幾乎任何一種工業部門。以當時甚至現在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來衡量，這樣建立起來的許多工業部門必定是產品性能和質量差、成本高從而缺乏國際競爭力的。生產要求的技術含量越高的部門情況越是如此。這在航空工業等部門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在轉向改革和開放政策之后，這種部門的企業大都陷入了虧損的困境，成了經濟上的包袱。

現在的人們大都忙于嘲笑建立這些企業時沒有考慮經濟上的承受能力，嘲笑這些企業是閉關自守的落后思想的產物。但是，現在真正重要的已經不再是清算過去，而是在現在的情況下將來應當怎么辦。從經濟發展要求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角度看，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生產正是中國今后幾十年的產業升級中應當大力發展的生產部門。一個產業的成長需要時間和經驗，決不是有了資金能夠買進設備就可以一下子辦成的。臺灣90年代初期的經濟已經足夠發達，但是當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業時卻沒有任何基礎可作支持。當時臺灣為了發展自己的飛機制造業，曾經想買下美國的麥道飛機公司，只是由于美國政府的干預而沒有成功。這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一國現有的工業基礎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國家的一筆最為寶貴的財富。

如果我們采取適當的措施保護和扶植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的生產，保存并發展其技術力量，我們將會大大加快整個國家技術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為國家將來達到發達水平時的經濟準備好支柱性的產業部門。如果我們聽任這些現在還沒有競爭能力的部門在市場競爭中消亡，國家也還是要解決這些部門的那些往往是高技術的員工的就業和生活救濟問題，還是要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得失相權，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僅不放棄、反而要進一步扶植和發展這些部門的生產。而扶植這些已有的高技術產品生產的主要方法，除了國家通過各種渠道給予補貼之外，就是在對外貿易上保護這些部門的國內市場。

經濟發展上的一般規律是，一國新生產的一種產品通常都是先占領本國市場，然后才發展到對外出口。對于中國這樣的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來說，只要人均收入能夠很快提高，任何高技術產品在國內都可以有極其廣闊的市場。就是對客運飛機這種最高技術水平的產品，中國也已經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國之一。問題只是要以適當的貿易政策保護好自己的這個國內市場。

從中國目前的生產和貿易模式看，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水平：中國的技術含量相當于造船和家用電器生產的部門已具有了國際競爭力，因為中國已經開始大量出口技術檔次比較低一點的家用電器和船舶。在這種情況下，目前中國應當全面放棄對技術含量低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的貿易保護措施，將有限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術含量高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那些原則上放棄保護的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產部門從紡織品和服裝生產部門一直到鋼鐵生產部門。在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中，只有個別的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產品品種生產需要保護。因此，限制這些部門產品進口的貿易保護措施應當集中在它們的那些技術含量比較高的品種上，如某些特殊的紡織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鋼或鋼材等等。在這些技術含量比較低的生產部門中，只有一個部門應當是例外，那就是農業部門。盡管農業部門產品生產的技術含量一般比較低，但中國還是應當對農產品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措施，以盡可能地保護本國的農業生產。這不僅是為了保證中國的農業和食品安全，更是為了保護仍然占中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的利益。

根據這樣一種對外貿易戰略，目前中國需要重點保護的國內工業部門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機器設備制造、汽車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產業中的高技術組成部分的生產（如集成電路的生產和軟件開發）。我們應當動用可能使用的一切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措施，將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保護好。為此必須對目前的關稅和其它各種對外貿易政策作重大調整。目前我國的關稅和對外貿易政策是鼓勵企業使用外國產的設備而不使用國產設備，鼓勵企業使用進口飛機而不使用國產飛機，這種狀況不應當再持續下去了。

目前機器設備的進口占中國進口的一個很大部分。轉向重點保護技術含量高的產業可能導致中國的進口增長以致整個對外貿易的增長放慢，甚至導致對外貿易占中國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經說明，在經濟進一步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對目前的中國來說，只要這種下降是逐漸的而非急劇的，在對外貿易對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大驚小怪。

中國未來真正的經濟問題在于中國的人均資源遠遠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國要變成一個經濟上的發達國家，就必須成為一個以技術含量高的產品的生產、包括機器設備的生產為支柱產業的國家，在國際分工的體系中側重于生產機器設備和其它技術含量高的產品。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向這一地位邁進的過程，而為了完成這一發展，中國必須在對外貿易中全力保護和發展這樣的產業。如果能夠完成向這種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中國的進口將以資源和初級產品、特別是原油為主；向這種經濟結構的轉變同時就是進口結構向以原油等初級產品為主的轉變。我們現在就必須準備并著手開始這一轉變。為此必須對整個對外貿易戰略作大調整，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須作大調整。

對外貿易戰略上的最大調整，就是轉向全力以赴地以關稅和非關稅手段保護本國的裝備和機器制造業、高科技產業。這一方面會加快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國長遠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將出口所得的外匯收入節約下來進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這一點的前提下，中國應當學習美國的戰略，減少對本國領土上的石油資源的開采，將本國的石油資源儲存起來作為應付重大國際危機的戰略儲備。在對外經濟關系上，中國還應當盡可能加入俄羅斯和中亞的石油開發，與這些當事國達成“投資開發后換取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協議。這樣可以使中國未來的原油進口來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應上的風險，更重要的是使中國能夠頂住未來可能出現的西方的“禁運”和封鎖。

與這些對外戰略相適用，中國應當結合“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在企業自主開發先進技術、取得自主的知識產權的過程中，在使用和開發技術上將應用節約能源的技術、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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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嚴復；經濟思想；自貿區；對外貿易

嚴復（1854-1921），福建人，近代偉大的思想啟蒙家，翻譯家，他是將資產階級古典學派經濟理論介紹到中國的第一人。其譯著《原富》，即我們通常見到的譯本《國富論》，這是英國著名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著。嚴復深受斯密思想影響，但他并沒有全盤接受斯密的理論，有所肯定，也有所批評，他最為肯定的是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他的思想集中表現在《原富》的按語中。

當前，世界經濟增速放緩，中國發展也進入了新常態，國內產能過剩問題突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任務艱巨，出口所面臨的形勢不容樂觀，在此背景下，2013年9月29日上海設立自貿試驗區。此后，廣東、天津、福建等自貿試驗區逐漸設立。自貿試驗區是我國探索進一步開放的試驗田，對“倒逼”國內改革，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高產品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一、嚴復《原富》按語中的主要經濟思想

1.生產自由思想

《原富》按語中到處體現著經濟自由主義的思想，嚴復反對中官商壟斷，主張給民族資產階級充分自由?！吧w財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至多，必使廓然自由，悉絕束縛拘滯而后可。”只有解除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束縛，才能發揮其積極性，使他們更多地生產。他主張以一種契約的形式來規范社會生產關系，減少經濟發展的阻力，“一切上之所應享，下之所宜貢者，則定之以公約，如此則上下相安而以富”。他主張市場調節機制和自由競爭，聽任民族資產階級發展工商業的民辦政策，以促進經濟發展，并指出正是英國長期實行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經濟社會才會保持了長久發展。對于自由主義之理念，他甚至創造性地將中國傳統的道家思想與現代經濟當中自由主義觀念結合起來，在《原富》按語中寫出：“樂其事，若水之驅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

2.貿易自由思想

在按語中，嚴復深刻批評閉關鎖國的謬論：“今之憂貧者日求國富，而惡為其通，此何異醫者日進填補之劑，而塞病人之二溲?！彼岢杂桑磳Q易保護主義，“自由貿易非他，盡其國地利民力二者出貨之能，悠賈商之公平為競，以使物產極于至廉而已”；另外他認為，當時的中國工業落后，所以不得不出口原料，進口工業品，這樣的貿易方式對中國十分不利，因此他主張運用自由的經濟思想理念大力發展民族工業，改變不利的貿易地位；而且他還提倡發揮傳統產品的優勢，大力加強薄弱環節，這有這樣才能在對外貿易中取得成功；他并不認為引進外資毫無弊病，例如在《為張燕謀草奏》中，他說弊病有兩條：“契約不明，任其侵欺，委棄利權，喧賓奪主，一也；見好外人，官為所用，強稱官產，欺壓股東，二也”。

3.金融發展思想

嚴復的金融思想集中體現在“譯事例言”和“按語”中，他認為一個國家的金融制度應該符合客觀發展的需要。他肯定了銀行的貸款制度，認為這種制度方便了人民，有利于生產，但點名了銀行貸款的宗旨是借給缺錢的人作為資本，用于發展生產而不是用于消費，他反對大規模向國民借債和以款作抵押，認為只有在商業和制造業已發展到高水平時才能這樣，否則國家會遭到覆滅的災難。另外，他反對濫發錢幣，指出弊病，提出整頓幣制，強調政府應該在穩定幣值方面發揮主導作用，通過法制手段建立完善、穩定的幣值以結束幣值混亂的局面，將經濟推上正常的發展軌道。在銀行建設領域，他竭力主張商民自辦銀行，他認為銀行興辦可以疏通滯財，鼓勵節約，輔民善治，幫助民間投資，發展生產，增加積累，滿足消費，因而是求富、務富之道。嚴復還主張以流通刺激農業生產、舉辦保險業、統一度量衡。

二、嚴復經濟思想對自貿試驗區建設的現實意義

1.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創造公平競爭環境

一百多年前，嚴復已經提出自由競爭和經濟由市場調節，減少壟斷和政府干預，這種思想對于自貿試驗區改善投資環境有重要的意義。長期以來，繁雜的行政審批制度和行政干預阻礙了我國民營企業的發展，使得民營企業不能在一個公平自由的市場環境中生存。因此，自貿試驗區建設過程中應創新行政管理體制，減少行政管理對企業發展的束縛，實現產業更加自由，發展更加便利。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應深入推進商事登記制度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簡化程序，縮短審批時間，提高行政效率；另一方面推進事后事中的監管體制，加強司法建設，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

2.推進負面清單制度建設，擴大對外貿易

在按語中，嚴復批評閉關鎖國的謬論，提倡自由，反對貿易保護，主張擴大貿易。當前，我國改革正處于攻堅克難的關鍵階段，國內產能過剩，產業創新力還遠遠不夠。推動貿易自由化，充分參與國際競爭，對于倒逼改革，促進國內產業優化升級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推進負面清單制度，吸引外資，擴大對外貿易，實現自由競爭十分必要。一方面我們應對負面清單之外領域實行備案制，擴大對外項目，目前我國大部分自貿試驗區已經開始著手推進；另一方面我們應大力推進貿易便利化，提高海關行政效率，努力實現關檢合作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資源共享，為貨主節約成本，提高碼頭場地的使用效率以及創造出中外企業公平競爭的商業環境。

3.推進金融體制改革，促進金融開放創新

在“譯事例言”和“按語”中，嚴復認為一個國家的金融制度應該符合客觀發展的需要，主張商民自辦銀行和幣值穩定。加快自貿試驗區建設，我們依然要發揮好銀行的作用，加快金融制度創新以服務實體經濟，實行穩步推進金融市場開放的戰略政策，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促進貿易和融資便利化。嚴復竭力主張的商民自辦銀行對進一步探索私有制銀行或股份制銀行的發展道路，放低社會資本準入門檻，使其發揮好的為社會服務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推進自貿試驗區建設進程中，一方面我們應逐步嘗試加大社會資本準入，另一方應正視金融國際化帶來的風險，在“一線放開”和金融逐漸開放的過程中，審慎金融監管，防控金融風險，保障幣值穩定。

三、結語

一百多年前，嚴復將西方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引進中國，表達了他對國家“求強”“致富”的強烈愿望，其翻譯的《原富》及按語中所體現的關于經濟、外貿等思想對今天自貿試驗區的建設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因此，研究嚴復的經濟思想，深刻挖掘其思想內涵對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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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儒威.嚴復經濟思想探析[J].中國城市經濟，2012（02）.

篇10

當發展中國家進行貿易體制改革以使政府保持其中性地位時，一些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正面臨著摒棄中性貿易政策以增加本國福利的需求。這一需求源于近年來貿易理論的不斷發展和體現不完全競爭及遞增的規模效益特性的模型的運用，它表明了政府在貿易政策中充當積極的角色。

這引起了人們的關注：發展中國家很有可能在以下情況下恢復早先的政策：（a）如果他們認定發達國家的貿易干涉是一種變像的“使鄰國淪為乞丐”的方式從而使財富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移；（b）發展中國家認為這些理論上的發展為他們本身進行干預提供了根據?？启敻衤鼘①Q易理論的發展通俗地解釋為“新貿易理論”是因為新模型為政府對貿易的干預在某些情況下有利于國家利益提供了可能。

以競爭模式為基礎的標準新古典貿易理論中鼓吹貿易政策能動主義只是將其作為糾正扭曲的一種手段。扭曲源自國際貿易或直接與國際貿易有關。這種貿易扭曲既可以是內生性的也可以是政策所致。內生性的貿易扭曲是與整個經濟相關的，在貿易活動中它是由于市場不利因素造成的。例如，出口的外部因素不完全適合于出口商時，出動就可能不會發生。在開拓國際市場，建立國家和產品的質量信譽，在外國市場上摸索經營的方法和在外國市場上尋求商品和服務渠道時會面臨這些外部因素。出動也可能由于資本市場的不完善而中止。這可能是因為出動因其最終的債務方是外國實體或者風險與貨幣的波動有關或者與在外國市場的經營有關而本身具有內在的風險。也還會出現一些其它形式的內生性貿易扭曲現象，例如，當被動接受價格的消費者和生產者沒有意識到一個國家在對外貿易中的市場力量時，或者，當遞增的規模收益導致產生一條非凸狀生產可能性邊界曲線時，就會出現內生性貿易扭曲現象。

當貿易干預自身導致偏離帕累托最優狀態時，政策所致的貿易扭曲就產生了。這種扭曲在國際貿易中是十分普遍的，例如，源于進口保護、外匯管制和出口征稅等的扭曲共同形成了不利于出口而有利于進口的作用。當政策制定者不能或不愿糾正這種扭曲現象時就只有政府干預才能糾正這一偏差，并以對進出口都公正的有效匯率為特征對出口和進口替代具有相同激勵作用的中性策略來消除以上偏差。這樣將可以在比較利益的基礎上發展貿易并改善經濟福利。

但新的貿易理論提供了即使沒有扭曲的情況時，政府對貿易的干預仍能改善福利的例子?？紤]到這一理論內涵的重要性，本文評論了新貿易理論的觀點，并在理論和實際經驗的基礎上，評估了它們與發展中國家貿易政策的相關性。

2.新貿易理論

新貿易理論提出了貿易干預的兩個論點——利潤轉移論（或稱戰略性貿易論點）和外部因素論。利潤轉移論是以許多市場上的國際競爭實質上是寡頭壟斷競爭的觀念為基礎的。在一些文獻中引用的這些市場的例子有諸如半導體、航空和生物科技產品等高技術產品市場。由于壟斷競爭的主要特征就是產品的價格高于生產的邊際成本，進口這一類產品的國家要向出口公司支付租金。這一情況為政府的干預提供了可能，因為政府可以通過改變公司的決策把生產和有關的租金轉移給國內的公司從而增加國民福利。

外部因素論認為，一些可以產生積極的外部因素的行業和公司也無法發揮它們的最佳社會效應；因此，有賴于政府的有效促進。而這一觀點一直被作為政府進行干預和提供保護的根據。

以上觀點認為，這些行業是典型的知識密集型的高技術產業，因此，必須是政府支持的對象。但實際上，這是非常少見的。

通過國際談判（如烏拉奎回合）以保護專利和知識產權的措施，實行慣例貿易，而研究與開發在這種保護中具有不適應性，對此，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見。此外，利用貿易工具如出口補貼來改變外部因素并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因為外部因素是國內的扭曲，要求使用國內的工具加以解決。有關貿易扭曲的經濟文獻明確地指出，在這種情況下，最佳的政策干預就是研究與開發或生產貼補。只有當外部因素產生于出動本身而不是從生產時出口補貼才有合理性。在這種情況下，外部因素就與貿易相關，需要通過貿易手段來解決。在新貿易論的文獻中融人了外部因素就反映了普遍性的行業與貿易政策概念的混亂。因此，下面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把重點放在唯一與貿易政策相關的利潤轉移論上。

a.利潤轉移論

有三種關于利益轉移論的不同形式。在最簡單的形式中，該論點主張使用關稅來抽取國外的壟斷企業在潛在的進入市場中可能享有的租金。如不存在這種潛在的進入關稅只會擴大國內外產品價格的差異，并使福利惡化。對國內公司潛在的進入市場的威脅限制了外國公司的定價反應并促使他們通過一定程度上吸收關稅來阻止這種進入。只要關稅被吸收，即使是部分被吸收，那么，價格的上漲就將低于關稅，因此，關稅收入就能遠遠補償消費者剩余的損失。在特例中，當國外企業吸收了全部關稅時，租金就將在無任何額外扭曲的情況下被抽取掉。這一政策導致的結果和進口商通過進口稅行使壟斷力是一致的。這一點在商業政策文獻中已得到充分的闡述和分析。然而，它們又有本質的區別——正如在最優關稅論中所論述的那樣，租金抽取論不要求一個國家是傳統意義上的能影響貿易條件的“大”國；即使一個小國在國內市場上存在寡頭壟斷供應商時也可以利用進口稅來增加國民福利，這是在最優關稅例中不可能有的結果。

利潤轉移論的第二種形式是，對在第三市場上與一個國外對手進行雙寡頭壟斷競爭的國內企業提供貼補。第三市場的假設使得國民收益的討論僅限于生產者剩余。根據雙寡頭壟斷競爭模型的實質，由兩家廠商互相作用曲線的交點所決定的均衡產出水平，雖然就兩家總體情況而言是最優的，但就某一國而言卻是次優的。因此，貼補通過降低國內企業的邊際成本而增加了國家的福利，從而使之具有更高的作用曲線。這就使企業占有更大的外國市場份額，也增加了國內的利潤，降低了外國的利潤?？鄢a貼后的國民福利隨著利潤的增加而增加，補貼本身只是一種轉移支付。這一觀點的關鍵是，補貼使國內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采取更富于進取性的策略，由此迫使國外競爭對手做相應的改變以適應這一情況。

這一分析在新古典貿易理論的具體內容中可以得到逐步理解。正如迪爾多夫和斯特恩所指出的：“在某種程度上存在扭曲現象。任何一個企業都認識到通過擴大出口所得利益會比事實上的少?！边@導致了個體與社會邊際收益曲線的差異。在這種特定情況下，個體的邊際收益曲線在社會邊際收益曲線之下，因而由個體邊際收益曲線和個體邊際成本曲線的交點所確定的出口貿易額是次優的，所以，有必要擴大出口。這類差異產生于不現實的雙寡頭壟斷假設，其中每一個公司都預期另一公司的產出與本公司的產出是不相關的，而實際上模型表明兩者之間是負相關的。缺少國外生產者反響的信息是實際的扭曲。這也要求政府干預。但是，補貼盡管帶來了效益卻仍不是最好的辦法。扭曲理論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政府向國內生產者提供更多的市場信息，坦誠地說，政府所能獲得的信息比個人總要多些。

利潤轉移論的第三種形式就是新興工業論的新擴展。這種觀點認為，一個受保護的國內市場使得具有規模經濟特征的國內廠商在規模上比國外生產者更具有優勢，并使它能夠在國內市場和未受保護的國外市場中增加市場份額，這樣就把利潤從國外轉移到了國內公司中，從而以國外福利為代價增加了國內福利。

在新古典理論中，源自公司的規模經濟就保護本身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因為這種經濟最終在公司的成熟期帶來利潤并可用來償還公司成長期內為投資所借的貸款。但在科魯格曼的例子中，規模經濟是不能由廠商自身得以實現的，因為廠商受到它在國內市場份額大小的限制。在科魯格曼的模型中，規模經濟是靜態的，隨著廠商的產出規模在一既定的時點增加而產出平均成本下降。換句話說，也就是廠商在標準的V形平均成本曲線上向下傾斜的一段內營運。

科魯格曼的靜態規模經濟模型作為一個獨立的保護幼稚工業理論是具有新意的，因為總是動態的規模經濟是以資本市場的不完善性和外部因素為基礎的正統的幼稚工業保護論的核心。在這種動態經濟中，平均成本隨著產出增加時期的延長而降低。這里時間是關鍵，因為只有經過一段時間才能有所認識。但是，動態經濟學可能確實是依賴于靜態經濟學的。舉例來說吧，當認識不僅是時間，而且也是市場規模的函數時，可能隨著累計產出的增加（這段時間的總產出）而提高，靜態規模經濟自身就不是幼稚工業保護論的基礎了。但在論證這種靜態規模經濟學是保護論的基礎時，科魯格曼把進口替代從國內擴大到國外，這樣就把暫時的進口保護轉換成了一種促進出口的機制?？启敻衤^點的關鍵是已假定國內市場足夠大，能有利于假定的規模經濟的實現。

科敦指出，雙寡頭壟斷時假設關于進口保護可促進出口的假設并不重要。他引用伯塞爾和斯納普的研究表明，當存在以遞增的規模收益率為特征的國內壟斷者，他們接受世界價格（假定為小國），則關稅使歧視性壟斷成為可能使國內價格上升而國外價格下降從而促進出口（盡管這并不是社會意義上的最優）。

這樣，盡管一些有關利潤轉移的觀點出自傳統的貿易理論，但利潤轉移論的確為政府干預提供了至少兩條依據。一種是為布蘭德和斯賓塞的租金提取說為小國在其國內市場上存在著國外寡頭壟斷供應商時，利用進口關稅改善國民福利提供了依據；第二種是科魯格曼以進口保護來促進出口的論點，提出了靜態的規模經濟對于幼稚工業保護說是一種獨立的根據，但如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到的，所有的利潤轉移說都遭到了激烈的批評。

b.對利潤轉移說的批判

利潤轉移說在經濟和政治經濟學方面遭到相同程度的批判。經濟方面的批判集中于模型對于競爭行為和公司數量，寡頭壟斷公司宣稱賺取超額利潤的數量，分析的部分均衡特性，對扭曲識別和對工具選用假設的敏感性。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批判集中在鑒于國外可能的報復，無效的政府干預，特殊集團利用了政策，道德公害問題及可能有害的再分配效應而使戰略性貿易政策的范圍受到很大限制方面。

（i）經濟方面的批判

對競爭行為假設的敏感性，依頓和格羅斯曼簡明扼要地證明了這種模式的脆弱性。他們證明得出這些結果的關鍵取決于“庫爾諾特”關于每個廠商都把其它廠商的產出看作是既定的并因此選擇它們自身的最佳產出水平的假設。若轉換成伯特蘭戰略，則戰略的變量是價格而不是產出，通過使出口稅成為最優戰略能改變此種政策的結果；反之，如果雙寡頭壟斷者致力于不變的可推測量，而且每一廠商的可推測變量與其競爭對手的實際政策的反應是一致的，那么，租金轉移到國內公司或利潤轉移是不可能的而自由貿易政策成了一種最優政策。

為了捍衛其論點，斯賓塞提出，廠商間的競爭發生在三個階段——研究開發階段、生產階段和營銷階段，只是在最后一個階段，方可有價格的競爭。所以，對依頓和格羅斯曼的批判也只適應于最后一個階段。在最初的兩個階段是數量上的競爭，因此屬于庫爾諾特型。然而斯賓塞認為，仍可把早期階段作為目標，但是考慮到外部爭論，正如前面就外部因素問題所已經討論過的那樣，如果政策是針對早期階段的，那么，建議的只是產業政策，因為，所要求的手段是國內的工具，所以，不可能存在激進的貿易政策。

對產商數量的敏感性，狄克塞特考慮了一個更一般的雙寡頭壟斷的情況，但這是一個涉及國內市場并因而涉及與消費者剩余關系的情況。他表明只是在廠商數目不是“太大”時，才把出口補貼作為一項政策建議。但隨著國內廠商數目的增加，出口補貼的最優政策實際上會顛倒過來。這是由于國內廠商間的競爭導致了消極的金錢因素，因為每個國內廠商都考慮本身的行為對其它國內競爭者的利潤所產生的影響。這將減少它們共同帶給這個國家的全球性租金份額。當有足夠的廠商數目時，為了稅收的消極外部動機會超過為了貼補的利潤轉移動機。

正如霍斯特曼和馬克森所提出的那樣，即使出口貼補擴大了在全球市場的份額，設想的增加租金仍可能不會實現。這是因為出口貼補導致進入市場的低效從而減少了廠商的產量，使公司的平均成本曲線向上而不是向下移動，使租金也趨向于零。因此貼補收不回，生產者的超額收益率也極不可靠，國民福利也比自由貿易條件下低得多。

依頓和格羅斯曼也表示，當廠商行為具有始終如一的猜測性特征但又有不止一個國內廠商時，出口稅將通常是最優的。一致的猜測性消除了利潤轉移的可能性，這樣，剩下的可發揮作用的因素就只有國內廠商在第三市場上的競爭了，如上所述，這又會導致消極的金錢外部因素。福利最優化策略需要使用出口稅來限制出口和更充分地在貿易方面利用國內壟斷力量——這是古老的最優關稅論的復活。

關于超額利潤的大小：格羅斯曼總是就寡頭壟斷公司可賺取的超額利潤和租金的大小提出疑問。他指出，如果利潤不大，那么，作為增加國民財富的一種方法的利潤轉移的整個范圍將被大大縮小，在這種情況下只可能導致資源的錯誤配置。

關于局部均衡的分析：當經濟干預保護理論在局部均衡內容的分析中得到擴展時，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結果可有根本的不同。促進出口論是以在本來是富有競爭性的經濟中只存在一個寡頭壟斷國內行業的模式為基礎的。當這個行業得到補貼時，它的擴展是因為其它用途中抽出資源所以沒有租金的損失。但在一般均衡情況中，一些廠商令傳統脫離廠商的行列，國內對稀缺資源的競爭將抬高它們的市場價格并以價格挫敗國內的競爭對手，這與著名的“荷蘭病”范例的配置效應十分類似。而且，如果有數個國內寡頭壟斷者從一個行業可獲得抽取租金的利益，這是其他行業租金的損失所造成的。這些將抵消來自出口補貼的國民福利增益。

事實上，狄克塞特和格羅斯曼已表示，當所有的出口行業處于均衡時（如面臨相似的出口市場條件，擁有同樣的生產技術，面對相類似的國外競爭程度），則當任何一個或多個部門是津貼的目標時，損失明顯地會超過收益，因此自由貿易是最優的政策。當行業處于不均衡狀態時，國民福利中會產生凈收益，這取決于在國內工業擴展時每單位稀缺資源的消耗所得到的超額利潤有多少轉移到了國內工業上。反過來，這又取決于國內外的生產技術、他們產品的替代程度、出口市場上的價格需求反應和寡頭壟斷競爭的實質。這也就意味著，對于選擇目標工業的大量信息要求，而從實踐上來看又很難得到滿足。因此，忽略生產要素在部門之間的轉移和生產要素價格的相關變化，將會嚴重曲解這種模型。

關于市場失敗的辨別和工具的選擇：由于規模報酬遞增的原因，要證明貿易干預是合理的就很困難。因為這些都是廠商的內部因素，會產生什么廠商的利用規模經濟的動力與最佳社會目標不一致的問題。這只是與前面所述的利潤轉移理論中的第二和第三種形式相關。前面已經討論過，在利潤轉移的形式中較小的市場份額阻礙了規模經濟的實現。但市場份額的大小與第二種形式的模式是不相關的，不能達到規模經濟的原因在于得不到準確的信息而導致了市場失敗。這是因為庫爾諾特的純理論性和不現實性使人們放棄了正確的預測。但是，這樣并沒有給促進出口的策略提供依據。首選的最好政策，以消費者福利表示的最小成本達到既定目標的政策，不是貿易政策而是直接針對國內扭曲的國內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就是公開地提供市場信息。

在利潤轉移論的第一種形式即租金抽取中，利用關稅的貿易政策措施并不是最好的政策，因為，關稅擴大了國內消費者價格和國外生產者邊際成本之間的差距。最好政策是對國外寡頭壟斷者征收的最適當的一次性總付稅款和對國內消費者相等補貼的結合。這種兩面兼顧的政策實際上保證了高效率的競爭結果，又沒給社會增加任何負擔，因為，對消費者的補貼完全能從向外國寡頭壟斷者征收的稅收中獲得。

（ii）政治經濟學批判

外國的報復行為：當我們從政治經濟方面考慮時，利潤轉移的政策問題變復雜了。旨在通過讓國內廠商獲得超額收益或支持國內工業來增加國民福利的政策會引起外國的報復。這會使兩國都處于比自由、不受干預貿易條件下還要糟糕的境地，這種結果是不利的。

這種報復更可能發生于知識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中，那里與世界市場相關的規模經濟被這些新理論的支持者假定為更具意義，因為，這些產業被普遍認為是至關重要的。這些高科技產業正如一國的疆土一樣，經常被認為是一件保護更廣闊的政治經濟利益的大事，正如制造業通常被認為是戰后發展中國家的國計民生一樣。姑且不論利潤轉移的相對優勢是否存在，外國政府的干預通常被看作是從這塊肥肉上撈取比合法市場體系保護下所得的份額更多的一種嘗試。

實際上，對于可能因遭受懲戒性報復而被排除在外的小國而言，外國報復的風險更大。請注意，正如對最低關稅論一樣，新貿易理論并不意味著增加全球的福利而僅僅只是站在本國自身利益的角度進行再分配。事實上，將從貿易中得到的收益從由市場決定的配置中轉移出來，已經減少了全球福利。

無效的政府干預：況且，利潤轉移保護論要求政府進行干預。但正如巴格瓦弟所說，政府不能只是被動的貫徹福利最大化經濟學家的思想，它應當是一個有其自身目的的自主行為者或是一個供游說者活動的市場。只要政府擺脫了溫和及被動的態度，則政府干預使福利更糟的可能性也會增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充滿了誤導的和過濫的政府干預的事例，況且，對任何政府信息方面的需要，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政府進行行業選擇時的信息需求非常巨大。尤其是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政府將比私營部門更能選擇“贏家”。

特殊利益集團左右的政策：政府干預論也忽略了特殊利益集團采用某些政策的可能性。當進行微觀經濟干預時，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小而有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這些集團隨時準備獲取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成本由大的分散的集團承擔，他們不能獲得有關政策的所有信息。結果，政策的干預總是過份和被誤導。進行經濟決策時依靠政治和官僚的強制命令，而不是依靠經濟手段，必然會降低國家福利。

道德公害問題：況且，政府為了履行對一激進型政策的承諾對廠提供補貼時還存在著一個固有的道德公害問題。國內廠商會發現追求補貼被比主動行為有更高的收益，這樣只能增加依賴性。這種追求補貼的做法屬于扭曲引起的直接的尋求非生產性利潤的行為，因為，他們利用資源都沒有直接生產出產品。

有害的再分配效應：另一個政治經濟論點產生于帕累托的有效干預有不可避免的及可能有害的再分配效應一般主張。出口貼補將有助于把收入從社會其它方向轉移給被保護行業的所有者和雇員。因為，受列出的鼓勵的行業一般是高科技行業，這種收入的轉移將或是表現在已被雇用的高薪熟練技術工人的工資增長或是股東超乎尋常利潤增加。與此相聯的另一種一般性主張，是關于貼補的資金將如何籌集以及這種融資可能產生的扭曲效應問題。這些使得貼補的有效經濟報酬率更難以實現，也更不確定。

上述批判嚴重地削弱了新貿易理論的效應并對它作為政策形成基礎的有效性提出了疑問。這無論對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一般來說都是有幫助的。事實上，在發展中國家，反對新貿易理論的政治經濟論點產生了更大的效應。例如，特殊利益集團左右貿易政策的可能性與發展中國家更為有關，這是因為：1）追求租金和尋求非生產性利潤的活動更為有害；2）政治機構更脆弱，因而更易于屈服于此種壓力；機構安排比在發達國家更差。而且，在發展國家，政府干預的記錄特別差。由于對任何依據新貿易理論實施貿易干預進行產業選擇的政府來說，信息要求都是非常巨大的，因此，這一過程將是低效率的和有損國民福利。

然而，仍有人看到租金抽取和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不僅有效，而且具有特殊的關系。因此，下面一節將要根據此種經濟的共同特征分析新貿易理論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而將上述的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批評擱置一邊。它表明，即使是這兩種對新貿易理論的特別見解也與發展中國家無任何關系。

3.新貿易理論與發展中國家

作為新貿易理論基礎的至關重要的市場與技術因素是否是確定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特征并不清楚。這涉及到市場結構、經濟規模、出口產品的技術特征問題。它也涉及不完全競爭條件下貿易自由化所帶來收益的程度以及源自競爭性的新古典模型針對貿易自由的政策處方是否為新的模型所改變了或加強了的問題。

a.市場結構

羅德里克提出：不完全競爭在發展中國家的工業部門較發達國家的更普遍。資本市場的不完善，文化因素與政府政策都可能導致發展中國家寡頭壟斷市場的形成。特別是在二戰后相當長一段時內發展中國家所采取的進口替代政策，抵制了國外競爭的壓力。這些國家通過諸如進口配額之類的措施發展了國內的生產能力并朝著規模生產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當某公司被某行業的高額利潤和該行業的高速增長所吸引，想進人該產業時卻又被許可證的限制所束縛。發展中國家還普遍缺乏反托拉斯的政策和與之相關的措施。另外從計劃經濟大體情況來看，由于集中控制信息的需要，它的信息處理和向單個企業信息的限制也限制了各個行業企業數量的增加以使整個經濟體系便于管理。

事實上，沒有強有力的證據說明規模收益遞增與這種市場體制有因果關系。在汽車產業中一個有關規模經濟大小的有趣例子經常被引用。根據發達國家的研究，普遍認為各型汽車的有效的年最低生產規模為20萬—30萬輛。但是，發展中國家平均年產規模只在20萬輛左右。這說明了規模經濟未被充分利用。但是，這些研究并沒有考慮下列因素，如低資本密集度，低水平的生產技術，很低的研究開發費用和廣告促銷費用以及車型的較長流行時間。在一些高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固有的規模經濟沒有顯示出它們在這些產業中的國家比較利益是隨著產量的增加而增加的。事實上，對這些產業國內資源成本計算的結果表明它們高于交換比率（即生產價值1美元的進口替代產品所使用的國內資源高于生產1美元價值進口品使用的國內資源）。此外，規模經濟的發揮從根本上說取決于生產技術，發展中國家具有低勞動成本的優勢，因此傾向于采用勞動密集型生產技術?？唆斂嗽谒龑τ《绕嚬I的研究中提供了這方面的證據，被她采訪的制造業者認為沒有任何規模經濟可以發揮。

關于新貿易模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關鍵問題不在于市場是否僅僅具有壟斷性，而在于寡頭壟斷的特征是否源于規模經濟。畢竟，規模經濟使壟斷性公司在生產增長時顯著地降低了平均成本。從而，他們獲取了大量的全球性利潤。在這個方面，從發展中國家所獲得的證據很明顯不能提供充分的佐證。

b.經濟規模

由于多種原因，發展中國家小的市場規模使其戰略性貿易政策成為不相關的因素。首先，小規模的國內市場阻礙了規模經濟在國內市場的發揮，也使克魯格曼的進口保護出口促進論與此無關。

其次，正如克魯格曼所言，小規模降低了發展中國家政府作出戰略決策的能力。這是因為小國家并不是典型的全球性產業的聚集地，通過戰略決策獲得其“租金”是新貿易理論的焦點。即使一些全球性的產業以一個小國為基地，由于其本身的小規模將削弱這個國家扮演一個可信的第一推動者的能力。

第三，由于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也易于招致外國的報復和蒙受更大的損失。盡管有人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將事實上使大國對之作出更多讓步和大國對小國家基于同樣理由報復的可能更小。但歷史上有許多強者欺壓弱者的例子。我們注意到，在20世紀70—80年代，西方發達的大國家就采用反傾銷稅來對付發展中小國，而最近這又被美國照搬作為其報復性貿易限制的威脅手段來解決美國與歐共體在公共采購政策方面的爭端。這個例子強有力地說明白了大國有可能對小國進行懲罰性報復即殺雞警猴，不僅僅是因為這種報復對大國的利益影響甚小，更重要的是報復其他大國可能會導致兩敗俱傷。任何報復對小國來說都將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因為他們狹小的市場規模使其對進入國外市場的要求十分強烈。

c.出口商品技術特征

發展中國家反映其比較利益的出口產品是典型的資源與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這些產品的技術很少遵循遞增規模收益規律。而且，發展中國家不出口高技術產品，他們研究開發活動中溢出知識被戰略性貿易理論引用為引起干預的重要原因。上表顯示了1970—1989年世界高技術出口產品的份額分布情況。歸為其他類的發展中國家在1988—1989年期間至多只占世界高技術出口產品份額的6％。既然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利益不在高技術產業，則他們把全球利潤轉移給自身的范圍就非常有限。

1970—1989年世界高科技產品出口份額分布

國家1970－7373－7676－7979－8282－8585－8787－89

經合組織95.5793.9391.5288.7986.8085.3083.64

新興工業化

國家和地區1.302.283.184.066.057.568.76

其它2.693.364.435.235.986.146.27

克魯格曼認識到發展中國家出口產品的技術特征與新貿易理論模型的要求不相符合。但是他認為：盡管初級產品的生產本身與規模遞增效益并無直接影響，在諸如港口、倉庫、運輸設施等與初級產品出口相關的基礎設施提供方面都能戰略性地利用貿易政策。他指出，由于其它國家不實行積極的貿易政策，哪怕是一點點的投資津貼也會帶來可觀的比較利益。但是，是具備有效生產規模的出口基礎設施的提供相對于一個小國來說太大，還是相對于這些產品的世界市場規模而言所導致的規模經濟效益如此重要以致對本國出口決策產生著重要影響，對此，一直未有充分的證據。后者如果確實的話，將實際表明出口格局不是由產品的比較利益所決定的，而出口是由的基礎設施的規模經濟所決定的。而且，遞增規模收益率最初來源于生產技術水平的本質而不是取決于出口基礎實施，這和高技術行業中資本成本和研究開發費用的關系類似。

d.貿易自由化帶來的收益

當因受到新貿易理論鼓舞發展中國家采取積極的貿易政策的行為由于上面論點而受到嚴重影響時，不完全競爭世界采取傳統的自由貿易政策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傳統的計算貿易收益的“三角形”，是以競爭性的新古典模型為基礎依次列了GNP的0.5％至2％數值。但是哈里斯估計在不完全競爭模型中加拿大的靜態長期貿易收益8％—12％。理查森調查的結果顯示，在一個不完全競爭的市場上，是自由貿易而不是政府對本國制造商的刺激性干預所導致的貿易收益比完全競爭條件下獲得的收益高出1—2倍。以上結果證明了自由貿易是唯一與發展中國家相關的。這特別重要，因為新貿易理論被斷定損害了為貿易自由化所提出的新古典處方，許多發展國家在熱衷于保護主義政策幾十年后，開始轉向貿易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