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經濟學的核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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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興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核心，是關于分工和專業化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此后，隨著經濟學新古典框架的構建，以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部分內容共同組織起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新古典微觀經濟學關注的重心是價格制度對于資源分配的決定作用而非價格制度協調專業化和分工的功能，這使得經濟研究的重點由經濟組織問題轉到了對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不能解釋諸如經濟發展、貿易和經濟增長等現象，也無法闡釋交易成本和產權的經濟含義，因此，在它之后，人們又分別發展了發展經濟學、貿易理論、增長理論以及產權經濟學、交易成本經濟學和新企業理論等多個經濟學學科的分支理論，以填補以上空白。這使得建立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各分支學科，存在理論核心的內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決這些經濟理論內在矛盾和沖突的經濟學家們經過努力，在20世紀80年代，通過采用非線性規劃(超邊際分析)工具，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思想變成了決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備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焦點集中在人們的專業化水平決定的社會分工水平對生產效率和經濟發展的意義上。通過對分工與專業化的研究，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有互相獨立的分支理論都能很自然地解釋為新興古典框架中分工發展的不同側面，分工和專業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為理論的內在核心，并成功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經濟學主流地位的確定

綜觀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以威廉配第和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是關于分工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場的大小”。楊格(AllynYoung)又將其發展為楊格定理，即不僅分工依賴于市場的大小，而且市場的大小也同樣依賴分工的水平。這種因果循環揭示了分工的網絡效應，分工網絡效應是基于個體網絡決策的，而對個體網絡決策的研究則需要采用所謂的“超邊際分析方法”。當馬歇爾在19世紀末試圖用數學框架將古典經濟學形式化時，受到當時數學發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個純消費者決策和純廠商決策截然兩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點解①和相關的超邊際分析。馬歇爾對需求與供給的邊際分析，使他在取得對資源分配問題形式化的成功時，同時也遺憾地導致了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經濟學這一主流學派中地位的逐漸喪失。通過歷史，可以看出這一過程。

1890年，馬歇爾出版了《經濟學原理》一書，這標志著新古典經濟學的成形。這本著名教科書的內容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洞見，即古典的經濟組織問題;另一部分則是關于資源配置問題的價格理論。由于當時還缺少處理角點解的數學工具，馬歇爾不能用一個數學框架將他對分工與專業化問題的洞見數學化;而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供求分析，在對資源配置問題進行數學處理時則非常得心應手，這使得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一書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極大的成功。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對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數學化，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種科學，更接近一代代經濟學家所追求的目標，因而關于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經濟學的主流。而作為古典經濟學理論之核心的專業化和分工這一深刻的經濟思想卻被淡忘了。

到1948年，薩繆爾森出版了他的《經濟學》教科書，這是經濟學發展的又一個分界點。他的這本教科書內容分為兩個部分，微觀經濟學部分就是馬歇爾對供求的邊際分析，宏觀經濟學部分則是凱恩斯經濟學。在這本被無數大學用做標準教科書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對分工和專業化問題表示象征性重視的文字了。這樣，在薩繆爾森之后，關于個人選擇專業化模式的決策及其對分工網絡決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對市場協調分工職能的研究，在主流經濟學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存在針對不同的經濟問題和經濟現象，需要不同的經濟學分支理論來給予解釋。例如，發展經濟學、貿易理論、比較經濟學、增長理論以及產權與交易成本經濟學、新企業理論等的產生，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學科分支之間，理論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沒有一個內在統一的理論內核成為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不可調和的矛盾。

二、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興起

一些經濟學家質疑并致力于解決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下的內在矛盾和沖突。新興古典經濟學正是這樣一支最新發展起來的經濟學流派，它從傳統經濟學的困境入手，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深入展開了對古典經濟學分工演進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內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義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它有三個特點:(1)采用邊際分析方法來研究需求和供給，并以純消費者和廠商的絕對分離為基礎。因此，社會的分工結構是外生給定的，市場的存在及市場的大小也是外生給定的;(2)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中，廠商的生產條件主要由廠商的生產函數代表，而生產函數是產出和投入的關系，生產力與廠商規模有關，而與個人的專業化水平及全社會的分工水平無關;(3)新古典經濟學中的邊際分析方法是假定最優決策不可能是角點解，而進行的一種對內點解②的分析。這些研究前提和內容與我們的現實經濟生活存在較大差異而遭到質疑。細想這些研究特點的產生，在分工與市場互為前提的條件下，個體網絡決策決定分工的網絡效應，因此，對個體網絡決策的研究就顯得特別重要。但由于受當時個體網絡決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純消費者和廠商的絕對分離為前提的理論假定，導致了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存在著內在的缺陷，這也導致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對分工研究的淡棄。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邊際分析的概念，超邊際分析方法為個體網絡決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體說來，超邊際分析方法的運用，首先是對個人選擇專業化模式的決策所產生的角點解進行邊際分析，然后在不同角點之間進行總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終決定市場的均衡結構。由此產生的所有關于超邊際決策(或任意一對參與者是否相聯通)的信息稱為“組織的拓撲性質”，而所有關于資源分配邊際決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關，它被稱為“組織的非拓撲性質”。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開始將超邊際分析應用于各種決策問題。但是，很多經濟學家仍然遵循馬歇爾關于純消費者和廠商截然兩分的假定。在這個假定下，角點解是一個例外，而內點解則是一個通例;并且，經濟組織的均衡拓撲性質不能嚴格定義。

直到20世紀末，由張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證明，才極大地推動了對分工網絡效應的研究。張五常和文玫等人證明:如果采用一個斯密框架，則內點解就決不可能是最優均衡，而角點解則成為一個通例，其結果正好與外生給定的純消費者與廠商截然兩分前提條件下的結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對于揭示分工網絡效應的含義，邊際分析就不夠了，超邊際分析成為必需。到20世紀80年代，在此基礎上，以羅森(Rosen)、貝克爾(Becker)、楊小凱、博蘭(Borland)和黃有光(Ng)等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遵循以上思路，從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入手，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全社會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思想變成決策和均衡模型。這些前沿經濟學家以超邊際分析方法對古典經濟學分工演進所展開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備的理論體系，被稱為新興古典經濟學。這一理論學派所解決的問題是:資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將在不同個體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下發展全社會分工水平，從而不斷改進資源的稀缺程度。而隨著分工的演進，生產集中程度、貿易多樣化程度、個人的專業化水平、每人的生產率、每人的貿易依存度、社會結構的多樣化程度、社會的商品化程度、市場個數都將隨著分工的演進而演進。此后，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和完善。這一理論對分工與專業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得以在具有新數學模型的現代軀體中復活。

三、新興古典經濟學對古典經濟學的復興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謂范式，按照科學哲學家庫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種“科學共同體”的“共同信念”。這種共同信念規定了該科學共同體共有的基本觀點、基本理論、基本方法，為共同體成員提供了共有的理論模型和解決問題的基本框架，并成為規定相應學科發展方向的共同傳統。庫恩給出了范式的一般內涵，在此基礎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用于范式內部的基本結構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綱領或范式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體系，包括內核和保護帶兩部分。對某種特定的范式而言，保護帶是外圍，由種種輔假說構成，是不穩定的、可變的;內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論構成，是穩定的，不容改變的。

深入領會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難發現，分工和專業化思想是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古典范式的內核是:分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按照亞當斯密的闡釋，其內容是:(1)國民財富增長，源于勞動分工;(2)勞動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勞動生產率;(3)分工雖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場范圍。但不幸的是，古典經濟學的系統理論沒有一個好的數學框架來組織，隨后的一場致力于將經濟學發展成為精密科學的邊際革命，則將這一核心問題逐漸擠出了主流經濟學的視野。經濟學關注的核心問題，也就由經濟組織問題逐漸轉向資源配置問題。

分析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其帶來的結果是:(1)經濟研究的重點從專業化和經濟組織問題，轉向給定組織結構下的資源分配問題。經濟組織為什么會從自給自足變得越來越專業化，企業和市場為什么會出現并變得越來越復雜等現象，新古典經濟學無從解釋;(2)由于純消費者與企業的絕對分離假定，使得專業化經濟概念變得沒有意義。因此，專業化經濟概念被規模經濟概念所替代。事實上，專業化和企業規模是相關但不盡相同的兩個概念:專業化的增加與活動范圍的縮減有關，而并不一定意味著企業規模的增加。專業化與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經濟相對應，而不同于規模經濟;(3)在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理論框架中，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配置和均衡總是同外生給定的最高總產量邊界聯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總合生產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這個框架不能用來解釋古典的經濟發展問題:為什么在生產函數和資源稟賦不變的情況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卻能提高總合生產力?看不見的手是如何協調分工從而促進經濟進步的?還有很多經濟現象也都無法用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來解釋，比如:城市的出現、貨幣的出現、市場的擴大、生產力的提高、比較優勢和貿易依存度的變化等等。

其實，馬歇爾也曾注意到供給和需求邊際分析的弱點，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規模經濟的概念來解釋社會分工的經濟效果。但是，美國經濟學家楊格(1928)指出，遞增報酬并不是由工廠或產業部門的規模產生，而是由專業化和分工產生的。楊格的學生弗蘭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規模經濟的概念犯了一個邏輯的錯誤，因為對所有企業都是外部性的規模經濟，不過是一個毫無內容的空殼而已。但是，楊格也無法將他的思想數學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過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流傳下來。

直到20世紀50年代，數學家發展了線性規劃和非線性規劃等方法，為處理分工和專業化問題涉及的角點解提供了有力的解決武器。一批經濟學家采用超邊際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新興古典經濟學用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及個人決策如何交互作用決定全社會分工水平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經濟的發展歷程。遵循這一思想，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資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將通過不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來促進全社會分工水平的發展，從而不斷地改進資源的稀缺程度。對于一個給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資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這種給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優只是一種局部均衡，而整體帕累托最優包括了最優資源配置和最優分工結構兩部分內容，它被稱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個。新古典經濟學的帕累托最優是與生產可能性邊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時意味著生產力最大化。但在新興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著分工好處與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時，帕累托最優不會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當交易效率改進時，帕累托最優和市場均衡才會越來越接近生產可能性邊界。這意味著，交易效率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一種推動力量，流通效率決定著生產力水平。當交易效率改進時，它通過提高生產力，減少資源的稀缺性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發展。市場決定最優分工水平和結構的功能更主要表現在通過不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最終決定的參與市場行為的組織效率上，所謂組織效率，是指給定產品的相對生產和消費量的情況下，分工水平和結構達到最優。而資源配置效率則只是在給定分工結構下(生產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時)對相對生產量和消費量的最優折衷。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模型，歸納起來有以下三個特征:(1)每個決策者都是一個消費者——生產者，他們用邊際分析對每個貿易模式計算資源分配，然后用總成本——收益分析法來從眾多的角點解中選擇最優的貿易模式和專業化水平。這兩步決策程序，就被稱為超邊際分析。最優決策總是一個角點解而非內點解;(2)生產函數是對每個消費者——生產者設定的，且代表每個人對所有可能的生產活動邊干邊學的能力。企業制度是隨著在當個體決定去選擇一個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勞動市場來協調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之間的分工時才會出現。同時，作為個體生產函數組合的企業生產函數也在事后出現。整個行業呈現為一個相互關聯的分工網絡，使得一般遞增報酬和分工的網絡效果同一個競爭性的市場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經濟和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帕累托最優效用邊界可能不同于生產可能性邊界。同樣，在競爭性均衡中，邊際成本定價法不再成立。這一特征使它區別于所有有規模經濟的模型;(3)交易費用對均衡的分工網絡大小有著重要的含義。隨著交易費用系數下降，均衡的分工網絡規模擴大，總合生產力和社會福利會提高，而總交易費用也會提高。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內生了市場結構和分工水平，從而推動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從關注資源配置問題向經濟組織問題的研究轉換。在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內，它逐步解釋了分工的發展是如何引起市場的出現、企業和貨幣的產生以及失業和景氣循環交替的原因，它解釋了新產品、新行業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產部門的加深而出現，保險業如何為解決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問題而產生，分層金字塔交易組織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為提高交易效率而產生和不斷演進……這些不但擴展經濟學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重新將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互相孤立的經濟學分支，包括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新貿易理論、新內生增長理論、演化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對策論等，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理論統一起來，所有互相獨立的個別理論都能很自然地解釋為新興古典經濟學中分工發展的不同側面。一旦用超邊際分析方法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然后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全社會的分工水平，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點就可以被徹底克服。

四、對新興古典經濟學研究框架的總結

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以專業化經濟范疇取代規模經濟范疇，以內生交易費用取代外生交易費用，以超邊際分析方法取代了傳統的邊際分析方法，以角點均衡基礎上的全部均衡取代傳統經濟學的全部均衡，將經濟研究的核心從新古典經濟學關注的資源配置問題重新轉回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焦點——經濟組織問題上來。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恢復了專業化和分工問題在主流經濟學核心中的應有地位，同時，它以“分工和專業化對經濟發展的意義”為其理論內核，形成了一個各學派都可以共享的統一的經濟學分析框架，從而實現了對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的復興。

注釋:

① 角點解是指當一個決策變量的最優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為0)時的點解。

② 內點解是指當決策變量最優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為0)之間時的點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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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關鍵詞：演化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遺傳機制；變異機制；選擇機制

演化經濟學是相對于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而不斷成長起來的一種非主流的或者說是異端的研究范式之一。隨著經濟學各種范式的沖突和較量，1981年肯尼思?博爾丁(Kenneth Boulding)出版了《演化經濟學》，理查德?納爾遜(R，Nelson)和悉尼?溫特(S.Winter)1982年出版了《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引人注目地建立了一種新的經濟理論和分析方法，標志著演化經濟學的誕生。㈣早在80年代以前，美國制度主義先驅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發表著名的學術論文《經濟學為什么不是演化科學》，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演化經濟學”術語，宣布了制度主義的“演化經濟學”研究議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經濟學家都從不同側面指出經濟學中演化分析的重要性。1991年《傾化經濟學》雜志創刊，演化經濟學著述日增。多普菲和福斯特等學者已出版了不少演化經濟學的著述，大大推進了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在對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理性一個人主義一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挑戰的過程中，被認為異端的演化經濟學的制度一歷史一社會結構分析框架日益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分析方法，加上反主流的國際經濟學改革運動的聲浪也日益唱響，21世紀的經濟學可能會從新古典經濟學轉向演化經濟學，從而進行革命性變革。

演化經濟學是對經濟系統中新奇事物的創生、傳播和由此所導致的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經濟科學新范式，而且將成為各種異端的綜合(賈根良語)。作為一種經濟學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經濟學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論框架。本文主要從演化經濟學的內涵及其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論框架的形成及影響。

一、演化經濟學的內涵及特征

演化經濟學是借鑒達爾文生物學的進化隱喻和拉馬克的遺傳變異學說，引進物理耗散結構理論等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來分析經濟社會系統形成、發展的動態演化和發展趨勢的學科。廣義來講，其思想淵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學派的創始人凡勃倫，而狹義上的演化經濟學指20世紀80年代之后經濟演化思想的現代形態，主要包括變異、選擇理論(以納爾遜和溫特為代表)、以非線性系統動力學為基礎的演化理論(包括混沌理論等)和演化博弈論。演化經濟學將技術變遷看作是眾多經濟現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術變遷和制度創新核心為研究對象，以動態的、演化的理念來分析和理解經濟系統的運行與發展。演化理論關注的焦點是某一變量或一組變量如何隨歷史而變化，如何在理論上理解所觀察的變化背后的動態過程。特別是，可以通過解釋它是如何達到當前狀態來理解某一變量或系統的當前狀態。這些變量或系統要經受某些隨機變異或擾動，但也存在著對變異進行系統性篩選的機制。

納爾遜總結了現代演化經濟學的兩個共同特征：(1)關注經濟的動態過程，不僅要看到均衡，更為重要的是，要說明均衡是如何達到的；(2)承認“路徑依賴”在經濟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經濟理論假定，存在著強有力的慣性趨勢，使選擇過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許多情況下，也存在著持續引入新變異的力量。

二、演化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超越

處于正統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借助原子本體論和機械論隱喻，信奉決定論的哲學觀，將利潤最大化和均衡作為其理論體系的兩個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導致看問題的出發點通常基于三項基本假定：(給定)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從此出發，研究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相互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這種最優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識的創造、企業家的作用、技術變遷和主導部門重要性的變化等問題，將技術變遷視作與經濟學家無關的黑箱，使對技術變遷的源泉、性質和過程等關鍵性問題的討論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納爾遜、弗里曼、多西等人為代表的演化經濟學家既借用生物進化的隱喻，又借用現代宇宙理論、量子力學理論以及混沌理論等，對經濟系統不斷發展變化的特征與生物自然選擇過程類比，試圖對整個經濟理論研究的基礎進行重構。其基本的思路是：將技術變遷視作眾多經濟現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術變遷和技術創新為核心研究對象，堅持從演化的、動態的角度來分析和理解經濟系統的運行與發展。與新古典經濟學相比而言，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是研究存在(being)的經濟學，那么，演化經濟學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經濟學，它可以被定義為對經濟系統的創生、傳播和由此所導致的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科學。

演化經濟學在對事實評價時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學范式的內核)與古典經濟學存在著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歷史演化對均衡的超越

演化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系統是一個不可逆的歷史演化過程，過去的時間與未來的時間是不對稱的，社會經濟過程與生物進化過程的不可逆性極為類似，演化意味著新質要素隨時間的推移而創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認為，個人或組織等行為者的目前行動將對未來決策過程或系統的未來結構及其發展變化路徑產生重大影響。時間不可逆、結構轉變和過程與滯后概念密切相關。即系統如果發生了變化，雖然導致這種變化的力量已經消失，系統也不會完全回到最初狀態，這是經濟社會系統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組織而言，新古典經濟學重視企業平衡狀態的研究，而輕視達到均衡的過程研究。演化經濟學假定企業的決策是連續的，每個企業決策時充分考慮未來的預期及其競爭對手的策略行為?！奥窂揭蕾嚒闭f明鎖定效應和次優行為可以持久存在。歷史突出了經濟過程中具有路徑依賴、不確定性和時間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滿意對最優的超越

新古典經濟學在原子論和機械力學基礎上，在假定經濟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狀態下的各種社會經濟現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環境控制下的最優控制和最優路徑。新古典經濟學沒有考慮由于認識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預見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礎上的理性人假設脫離了社會現實。演化經濟學以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和拉馬克的遺傳基因理論為基本思想，強調經濟變遷的動態過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礎上，接受了馬奇在行為主義企業理論中的滿意假說，指出最優難以實現，均衡只是暫時的。經濟系統向著均衡靠攏，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達或漸近哪一種均衡依賴于進化的路徑。

演化經濟學非常強調隨機因素對經濟社會系統及經濟人的影響作用。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即使不存在不確定因素，因其是以隨機變量的形式出現在數學方程內，并給定隨機變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優化行為。而演化經濟學認為，隨機因素起著關鍵作用，特別是在決策和搜尋革新過程中，這種不確定性使長期最優化決策難以實現，進化過程的長期趨勢難以預測。

理性與有限理性，最優與滿意，它們成為演化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亞當?斯密以來，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深受物理學的影響，在假定最大化行為的前提下，它們集中研究機制均衡問題。盡管凱恩斯從非均衡思想出發，從有效需求原理來構造宏觀經濟理論，通過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觀總量分析方法，并對均衡思想有所沖擊。然而，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使微觀與宏觀對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內進行分析。后凱恩斯主義盡管從非均衡、動態、關注制度文化角度來分析經濟過程，但主流經濟學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為核心的經濟分析體系。

20世紀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們在主流經濟體系之外發展經濟演化理論。從亞當?斯密、馬歇爾、熊彼特、凡勃倫、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變中可看出，經濟學正在進行著從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變遷。這種變遷折射著兩種思想交鋒的歷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對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模式的超越。總之，經濟學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精髓是從確定性到不確定性。這是對演化經濟學不確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滿意假說的最好概括。

(三)多樣性對同質性的超越

演化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是由于“新奇”創生而形成的多樣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關注超經濟人的個體群思考。與個體群思考相對立，新古典經濟學側重使用類型學思考的方法。類型學思考是把所有的變異都看作是對理想類型的偏離，看作是由于暫時的干涉力量所導致的畸變。所以，為了集中在現象真實的本質上，類型學思考就把基本類型和它們的具體例子之間的差異看作是某種可以忽視的東西。在個體群思考中，多樣性并不是把基礎性的實在隱藏起來的“干涉并發癥”，而是基礎性的實在本身，是演化賴以發生的基礎?？梢?，演化經濟學把個人選擇置于多樣化行為的群體之中，強調了主觀偏好的特異性和行為的異質性對“新奇”創生和創新過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經濟學作為一門分析經濟社會系統演變的科學，必須具備一個分析問題的中心線索，即研究問題的出發點。它針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三個基本假定――(給定)經濟人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的局限性，認為在經濟變化的過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術和制度的創新以及新資源的創造(即“新奇”的創生)是關鍵因素，是經濟變遷過程的內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為社會經濟演化的一個恰當概念，正確地評價新奇的突現及其傳播的關鍵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毖莼洕鷮W在其理論體系中抓住了“新奇”對經濟系統的關鍵意義，認為在經濟學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動可能性的發現，它是人類創造性的結果。如果新的行動可能被采納，那么這種行動就被稱為創新。賈根良總結指出，“新奇”創生的內生化，是演化經濟學研究綱領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現及創新的重要作用成為其理論框架的基石。

演化經濟學借用達爾文的生物進化隱喻，通過運用“緣由”來解釋一切物質和能量轉換過程中必然牽涉到的機制，認為一切事件或現象都有其“緣由”，每一“緣由”則產生一個結果。與達爾文對生物演化的解釋一樣，有關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種機制：遺傳機制、變異機制和選擇機制。在這些機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遺傳基礎上進行變異以適應新環境，此即為“達爾文進化”。Hodgson(1997)對凡勃倫在經濟學領域應用三種機制的總結中指出：(1)遺傳(承襲)機制。演化主體存在一些遺傳性或延續性準則，總是受到遺傳機制的影響。以此為立足點，以保證不同后代個體雖然不盡相似，但他們都在某些方面與其前代相似。(2)變異機制。受初始條件區別的影響，完全復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續性變異廣泛存在于一個群體的不同成員之間。(3)自然選擇機制。在承襲和變異機制共同作用的基礎上，選擇機制決定了最終的演變方向。自然選擇機制通過更適機體后代數量增長和變異或基因整合幫助機體獲得存活優勢兩種途徑發生作用。

(一)基因類比物及遺傳機制

社會經濟系統如同生物演化，會產生如同基因的遺傳、變異和選擇機制運行。在社會經濟系統中，“基因”類比物(或選擇單位)是什么?霍奇遜總結了經濟學中的諸多“基因類比物”，如人類習慣(凡勃倫)、個人(馬爾薩斯)、組織慣例(納爾遜和溫特)、社會制度，乃至整個經濟系統(Hodgson)。在對這些不同的類比物進行考察之后，霍奇遜提出，考慮到它的性質具有相對穩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應當被采納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實體單位。大多數現代演化經濟學家認為，制度或組織具備選擇單位的條件。

選擇單位作為一種實體，它們被選擇的特征歷時要足夠穩定，以保持定義這個群體的實體的同一性。經濟方面，選擇單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產方法制造某種系列產品的特定的企業組織。而選擇環境獨立于實體，這是對各種實體進行評估，并把選擇特征轉化為選擇優勢的框架。凡勃倫認為，社會結構的演進，是制度上一個自然淘汰的過程，制度和慣例具有相對穩定和惰性的品質。因此，可以歷時傳遞其重要特征，它是社會有機體的基因組織，扮演著生物學中基因進化的作用。納爾遜和溫特在《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中討論了類似于基因的“個人技巧”與“企業慣例”的作用，即遺傳機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個光滑序列的協調一致的行為能力。在行為正常發生的情況下，行為相對于它的目標來說，通常是有效的。企業慣例是企業的組織記憶，執行著傳遞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業運轉離不開慣例，企業的慣例與人類的技巧有相似之處。知識是慣例的核心要素。納爾遜和溫特指出，慣例在企業中起著基因在生物進化論中所起的作用。慣例包括企業的各種特點，如生產技術、投資政策、產品組合策略等。在任何時候，一個企業的慣例界定一系列函數，它們決定一個企業所做的事情是各種外在和內在變量的函數，具有好慣例的企業或組織就可能在一個行業或群體中變得日益重要。組織是由個人構成的，組織的行為可以歸結為組織成員個人的行為。理解技巧在個人發揮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慣例在組織發揮功能中的作用。不過，慣例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新達爾文主義基因，它具有學習效應的獲得性遺傳特征，因而可以說是拉馬克式的基因。但總體上看，它們都是廣義的達爾文主義的基因。

(二)變異機制或“新奇”性創造

變異原則強調種類和多樣性的作用，有時等同于已有特征的變化，即系統內“新奇”事物的創造。

在把演化作為重要特征的生物學、語言學或經濟學等學科中，在某一時間和地點所觀察到的事物都必須被解釋為一種持續不斷的演化過程中的轉變。這一過程有兩個特征，一個是它的歷史性，另一個是變遷過程的無止境性。關于連續變遷端在何處這個問題，熊彼特曾經指出，經濟變遷可以被解釋為主要的“從經濟內部”產生的?！叭绻莼欢x為可觀察的系統歷時地自我轉變，那么如何才能實現這種自我轉變呢?自由能的獲得是必要條件，一個充分條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堅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這就是新奇的創生，這在出現后，會通過系統或系統的某些組成部分進行擴散。在經濟學中，新奇就是新發現的行動可能性。有關這種新奇的消息可能會傳播，或者可能通過模仿而擴散。一旦某種新認識到行動可能性被接受，所產生的行動就被稱為創新”。

“新奇”創生機制所研究的問題是“新奇”為什么和怎樣被創造。就“新奇”為什么被創造而言，知識是慣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經濟學是知識經濟理論的開拓者，但一種更系統和更完備的知識理論仍有待于創造。“新奇”創生是現有要素重新組合的結果。更為重要的是，由于人們怎樣和在什么地方搜尋新知識，這主要取決于他們知道什么和他們從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術或制度等發展路徑都具有同樣被探索的機會，“新奇”的創生必定是路徑依賴的。

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時，需要搜尋新的生產技術和慣例。搜尋是在已知的技術和慣例中尋找適合自己需要的技術和慣例。創新是通過研究與開發去尋找原來沒有的技術和慣例，而且，創新改變原有的慣例，使創新者有較大的優勢，從而獲得較多的利潤，但這種情況只能是暫時的。非創新者可以進行創新或模仿，后來者可逐漸趕上先進者，先進者會逐漸失去自己的優勢。

熊彼特曾對創新過程進行了開創性研究。他把創新看作是經濟發展過程的實質，強調非均衡和質變的作用，認為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動態演進的過程，即“創造性毀滅過程”是資本主義的基本事實。這類似于生物學中的進化理論。納謝德?福布斯和戴維?韋爾德以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企業的成功案例為例，指出了如果發展中國家注重學習，注重創新，努力提高自身技術能力，提升價值鏈，成為一個高效率的追隨者，那么他們就有可能實現其核心目標――價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為――由追隨者成為領先者。賈根良教授認為，從追隨者到領先者是企業發展的必由之路。對于技術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企業來說，通過一個怎樣的過程，他們才能實現自主創新并成為技術的領先者呢?通過比較韓國、印度、巴西、坦桑尼亞、新加坡等一些國家或地區的案例，并對不同環境和不同產業中多樣化的成功經驗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為我國自主創新戰略的實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盛昭瀚(2002)從演化經濟學的視角對國家創新系統進行了研究和探索，認為演化模型的多樣性、不確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徑依賴性為技術創新提供了較好的分析工具，并認為這是國家創新體系的微觀理論基礎，國家創新體系要協調好公有知識與私有知識的關系，要注重學習過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體的時間、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這些研究為演化經濟學變異和創新機制的運作，提供了理論和現實的佐證。

(三)選擇機制及演化路徑

選擇和評價機制是復雜系統在演化過程中如何尋求和確定進化道路的機制。它包括系統的生存價值選擇、信息價值評價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等。這是進一步實現系統進化的動力學問題。

選擇機制研究變異或“新奇”在經濟系統中為什么、什么時候和怎樣才能被傳播。按照凡勃倫的看法，制度是人類的思維和行為習慣，所以，變異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現。他通過“緣由累積進程”來解釋選擇過程的重要性，認為“習俗、慣例的累積性發展是對傳統的選擇性適應的結果”；任何習俗、慣例與行為方式都受選擇機制的影響，而與變化了的環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則是檢驗其存活適應性的標準。按照個體群思考方法，一個個體對創新者是模仿還是反對，受群體成員選擇的影響。選擇過程將出現兩個方向： (1)創新被舊的慣例扼殺。 (2)在自增強作用的影響下，創新被采用并向外擴散。納爾遜認為，企業在面臨環境變化且有幾種可供選擇的方案時，企業要進行選擇。選擇的環境包括外部環境(如產品需求、要素供給、價格等市場環境)和內部環境(如創新引起的變化等)。

納爾遜和溫特強調慣例、搜尋、創新和選擇環境在經濟變遷過程中的重要性，認為經濟演化過程是一種慣例的學習過程。慣例是一種光滑序列的協調一致的行為能力，是一種程序化的、說不出來的知識，且往往是自動進行的選擇，它控制、復制和模仿著經濟演化的路徑和范圍。達爾文的遺傳機制、“新奇”創生機制和選擇機制是演化經濟學類比和隱喻的基礎，為演化經濟學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篇3

【關鍵詞】保羅·克魯格曼；新經濟地理；空間經濟

一、空間經濟學的發展歷程

空間經濟學的發展大概有180多年的歷史，生產區位理論是空間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首先，德國的經濟學家利用比較成本學說和地租學說，始創了古典區位理論。其代表學者馮·屠能駐足農莊十載研究農業的區位問題。馮·屠能所持的理論強調的是在農業的布局與經營的方式上，與距離相關的地租與運費是最為重要的首要因素。此外對空間經濟學產生較大影響的學者有勞恩哈特和韋伯。勞恩哈特構造了一個區位三角形，尋找使“里程運費在生產的區位中必須保持平衡”的最小值點，即區位三角形的極點。阿爾弗雷德·韋伯創立了工業區位理論，他在該理論中闡述了嚴謹的原理與規則，搭建了完整的理論框架，此外他還指出了影響工業具體區位的要素。

其次，在20世紀初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各企業為了獲得利潤開始高度關注區位選擇的問題。在該領域研究的學者越漸增多，其代表學者提出的理論具有很深的影響力。恩格蘭德爾和普瑞德赫爾兩位學者把區位選擇融入價格理論進行研究。帕蘭德創立的不完全競爭空間市場理論成為區位選擇的高層次的發展階段。而德國的一位著名地理學者克里斯塔勒，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地理理論。此外德國的經濟學家勒什在克里斯塔勒建立的理論基礎上，進一步把中心地理論加以完善從而建立了產業市場區位論。以上的理論屬于古典區位理論，主要利用完全競爭市場的價格理論來研究微觀主體的最優區位選擇問題。

此外，二次世界大戰后各種分析方法和理論的逐漸成熟，則新古典區位理論問世了。新古典區位理論更接近現實，其核心是宏觀最優區位選擇過程中一般均衡問題而不是只關注區位選擇時局部均衡問題。所以新古典區位理論提出了“網絡區位”。該時期的主要代表學者有雅克·弗朗科伊斯·斯塞和凱克尼等。

二、克魯格曼對空間經濟學的貢獻

盡管區位理論擁有長久的歷史，但是長期以來，空間就一直沒有能夠被成功地結合進經濟理論的主體之中，其主要原因在于空間經濟的兩個最重要特征即運輸成本和生產與消費的報酬遞增在標準的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模型中雙雙被抽象掉了。1977年，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壟斷競爭與最優產品多樣性”（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Diversity），建立了一個分析壟斷競爭的一般分析模型（簡稱D-S模型）此模型成為解決運輸成本與報酬遞增等一系列問題的強大而有力的工具?？唆敻衤迷摻＜夹g發展了新國際貿易理論。在新國際貿易理論中，他把固定規模報酬這一傳統假定去掉，于此同時提出了規模經濟，他指出在規模經濟和收益遞增的驅動下，由于產出規模擴大而帶來的生產成本下降，促進了各國通過發展專業化的貿易提高福利。除此之外，他還指出貿易與區域發展是分不開的，他在貿易理論與區位理論兩者之間建立了聯系，從而很好的利用運輸成本和外部規模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分析并解釋了區域中心與格局、區域的工業集中等空間經濟問題。1991年，克魯格曼在“報酬遞增與經濟地理學”中，創造性的創立了新經濟地理學核心模型，又稱核心-邊緣模型，該模型的創建把空間經濟融入了主流經濟學當中，從而帶動空間經濟學實現了質的“飛躍”。

盡管經濟學家在早期就開始關注區位與貿易地理和微觀主體之間的關系，但一直以來經濟地理學并沒成為經濟學的一部分。然而保羅·克魯格曼的巨大貢獻使得經濟地理學融入主流經濟學，更改了主流經濟學忽略空間結構的歷史軌道，進一步拓寬了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在保羅·克魯格曼的倡導下，許多經濟學家投入空間經濟學的研究之中并且得到很多經濟學家的認可。

保羅·克魯格曼的另一個貢獻是開創了一種研究的思路，該思路指的是通過引用規模報酬遞增來分析并解釋了集聚的模式，這樣使得經濟地理學中的多種不同方法彼此連接從而形成了統一框架。保羅·克魯格曼所創立的經濟地理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三個理論基礎之上的：首先是關于規模報酬遞增；其次是建立不完全競爭模型；最后是關于運輸成本，保羅·克魯格曼使用了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所創建的冰山理論，通過一系列假設建立了上面所提到的核心-邊緣模型。經濟地理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極大的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發展。引進空間的概念后，在進行經濟學分析時可以在空間和時間兩方面同時思考和研究，將區域經濟，產業經濟，貿易等眾多領域的經濟問題都能歸屬于同一個框架之中。

三、空間經濟學應用于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思考

中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差各異。80年代以來，我國也有學者研究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稱之為區域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但是我國的區域經濟學在研究的過程中一直存在一些問題：一是沒有構建出來成體系的學科理論。大多數研究的是關于實際問題和任務的對策性研究，研究的重點核心內容是區域政策，區域經濟學所研究的內容和范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沒有較為統一的認識，于是在理論方面目前還是沒有形成體系。二是缺乏微觀理論基礎。三是區域經濟分析的邏輯前提不清楚。四是區域經濟發展理論問題：區域經濟發展理論來自于宏觀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區域產業結構理論來自于產業經濟學；區域空間結構理論來自于地理學。區域經濟學關于區域經濟的核心問題（區域經濟發展）還缺少自己的理論。

因此，區域經濟學此門學科的理論體系建設是我國區域經濟學研究的重中之重。目前克魯格曼建立的新經濟地理學對于我國學者進一步研究區域經濟學以及區域經濟學科理論的搭建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可以很好的描述并解釋非均衡發展區域、地域集中和增長極的快速增長；可以分析并闡述區位與產品的差異，公司如何選擇自己的區位；分析空間的比較優勢以及與之相對應的貿易模式；全球化與區域化的關系等；更為重要的是它可以用來分析中國現實的區域經濟問題例如改革開放梯度推進的空間決定因素、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地域差異比較、中心地區的現實選擇、參與經濟一體化的利弊分析等。

盡管有人指出該理論有些抽象，而且缺乏大量實證研究的支持，但在保羅·克魯格曼對該理論的不斷完善和引領下，空間經濟學不但可以成為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學科，而且為中國這一強大的發展中國家進一步研究和發展空間經濟學起到了極為關鍵性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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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楊小凱教授為主要代表人物而創立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其思想萌芽于中國本土，其體系則形成于美利堅和澳洲大地，而今已成長為一顆枝繁葉茂的理論大樹。近幾年它被介紹到中國大陸，在青年學子中激起了熱烈反響，并得到迅速傳播。諾貝爾獎得主阿羅稱贊，楊小凱“使斯密的勞動分工論與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渾然一體”。這句話點出了楊小凱教授對經濟學的主要貢獻。要領略新興古典經濟學之美，我們必須洞悉其分析框架、分析工具以及研究方法的實質。

一

新興古典經濟學有一個非常大氣的分析框架，此框架能將現代經濟學的各個流派盡收囊中，從而整合成一個新的經濟學主流學派。同新古典經濟學相比，新興古典分析框架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揚棄了新古典規模經濟的概念，而用專業化經濟來表征生產條件。第二，它沒有純消費者與企業的絕對分離，而新古典框架則是純消費者和純生產者絕然兩分。第三，在新興古典經濟學中，交易費用對經濟組織的拓撲性質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如果初次接觸新興古典經濟學，則恐怕難以理解這種新的分析框架之于經濟學的含義，從而也就難以切身感受其魅力。讓我們從這樣一個問題開始：為什么要提出這一新的分析框架？答案很簡單，新古典分析框架的一些缺陷限制了經濟學的發展。如果我們空泛地討論新古典分析框架的缺陷，恐怕難以令人信服。現在，我們以新古典框架下的迪克特－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克魯格曼（Krugman，1979）以及福濟塔－克魯格曼（Fujita and Krugman，1995）等人的模型為例，看看新古典分析框架究竟缺陷何在，以及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又如何克服這些缺陷。

大家公認，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等人的理論對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的形成起到了開創性的作用。他們的模型改變了過去增長模型中關于規模報酬遞減或總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引入了規模報酬遞增的假定，使增長理論的解釋力大大提高。正是在他們的推動下，規模經濟在1970年代以后成為國際經濟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盡管如此，他們的理論卻面臨如下困境。第一，他們關于經濟增長等現象“當且僅當”廠商平均規模擴大時才能發生的預見與現實不符。在他們看來，廠商規模之所以擴大，是因為存在無止境的規模經濟，而廠商規模決不可能變小，因為這意味著規模不經濟。但是，OECD國家、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以及中國的經驗證據（參見張永生，2000：《廠商規模無關論：理論與經驗證據》）卻顯示，廠商平均規模不是越來越大，而是越來越小，總體呈倒U型變化趨勢。無疑，遞增報酬現象是經濟增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情節，但正如阿倫·楊格在他著名論文（1928）中指出，遞增報酬的實現機制是分工與專業化，規模經濟是對分工與專業化經濟的一個錯誤描述。第二，在他們的模型中，企業只是一個“黑箱”，企業為什么出現以及企業制度本身的經濟含義則不能被解釋，對現代商業社會中種種有趣的“新發展現象”，如企業規模變小、生產外包、合約出讓、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特許連鎖經營、貼牌（OEM）生產、電子商務等等，則更是無從解釋。他們的框架無法將企業制度內生，如果要內生企業制度，則他們所有的結論都會隨之改變；而如果沒有先天就存在的企業，他們模型中所有的故事又都不會發生。第三，交易費用在他們模型中沒有實質性的含義，企業規模擴大等現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經濟學之所以在1970年代后解釋力有了質的提高，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將交易費用引入經濟分析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么，能不能在不改變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對這些理論進行修正，從而走出上述困境？瓊斯、達斯格普特等人和國家研究委員會（參見C.Jones，1995a，b，1996；Dasgupta ，1995；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6）的做法或許對我們有一些啟發。他們在發現否定R&D等新內生增長模型的經驗證據后，提出了在原有框架內進行改進的方案。瓊斯（C.Jones ，1995)，楊（Alwyn Young，1998)和西格斯托姆（Segerstrom，1998)建議了幾種方法來避免R&D模型中的第V類（研究與開發投入）規模效應。但是，瓊斯自己也承認，“這種改進后的模型也是不完善的，因為它又產生了人口（第I類）規模效應”。而新古典內生增長模型中如果缺少了規模效應，則內生增長就不會再出現。這些經驗研究表明，新古典內生增長模型并沒有對經濟增長背后的驅動機制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釋（Jones，1995a，pp.508-509）。新古典增長理論將遞增報酬歸于規模經濟，而規模經濟的來源對它又是一個不解之謎。

如果仔細讀過斯密的《國富論》、楊格1928年發表在The Economic Journal上的“遞增報酬與經濟進步”，以及斯蒂格勒1951年發表的“市場容量限制分工”等經典文獻，我們就能理解為何斯密－楊格定理被稱為經濟學中最重要的一個定理。經濟增長中的遞增報酬并非來源于規模經濟，而是來自于分工和專業化經濟。專業化經濟是一個比規模經濟恰當得多的概念。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等人模型的缺陷在于分析框架，只有在分析框架上進行改進，才能從根本上克服其局限。不幸地是，規模經濟的概念由于更接近人們的直觀，而且符合人們力圖改造世界的決心，以致于誤導了很多經濟學家。如果用專業化經濟替代規模經濟，我們就不需再求助漏洞百出的規模經濟概念來產生遞增報酬。

可見，以斯密分工理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思想更能解釋我們周圍的經濟現實。但是，僅有分工理論還不夠，斯密的分工理論中沒有企業理論。如果我們不幸生活在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之中，那如何才能演進到一個以企業制度為特征的高度分工的現代社會呢？新古典經濟學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于是，科斯就出現了。他說，分工不足以產生企業，因為市場的功能就是組織分工；對風險的厭惡也不足以產生企業，因為保險市場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企業制度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節省交易費用。張五常（1983）則進一步指出，企業的出現是因為勞動力交易費用低于產品交易費用的結果。但是，科斯等人的交易費用理論中卻沒有直接的經濟增長含義。而貫通斯密、楊格、科斯和張五常等人理論的，則正是楊小凱等人。他們將分析框架建立在以個人自利決策交互作用的基礎之上，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費用，同時內生出企業制度、經濟增長、遞增報酬、廠商規模等現象，從而徹底克服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上述缺陷。他們的模型將企業制度在分工中內生，在企業理論中直接注入了經濟增長的含義。這樣，一個新的理論通途就開辟出來了。

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對經濟學的貢獻是非常明顯的。同新古典經濟學及其各分支學說的左修右補相比，新興古典經濟學真可謂氣薄云天。在它看來，經濟學只需要一個框架。在新興古典框架下，當代向新古典經濟學挑戰的新思想，包括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新貿易理論、新內生增長理論、演化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對策論等等，將匯聚成一條洶涌澎湃的主流經濟學大河。

賀學會的文章說，楊小凱教授的貢獻更在于“內生經濟分析”。此話當然一點不錯。但是，這樣說卻不能準確刻畫出新興古典與新古典經濟學之間的本質區別。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埃塞爾、克魯格曼、羅默等人都是對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做出過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其直接標志就是提高了經濟分析的內生化程度。但是，他們的理論往往處于這樣一種兩難境地：此方面內生化程度大大提高，而彼方面的預見卻又同現實大相徑庭。他們的理論中，總有一些自相矛盾的東西揮之不去。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們沿用的分析框架扼制了其理論的生命空間。當你在新古典框架內左沖右撞總也找不見出口之時，你不妨因循楊小凱指點的途徑前行，你會發現世界頓然變得開闊。無疑，新古典經濟學是博大而精深的，也正是植根于這種博大精深，才有了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天高云闊。沒有新古典經濟學充足的養分，也就不會有今天的新興古典經濟學。 　二

篇5

 

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使經濟學研究轉向了資源配置的技術關系，以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為代表的新古典理論成為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其對經濟學研究的統治迄今已近一個半世紀。在今天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中，“資本主義”已完全消失，資本成為一種生產要素，工資、利息與利潤只是生產要素的價格，并取決于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率。當然，對于新古典的資源配置理論，我們可以認為它是完全正確的，主流經濟學往往也把這種理論應用于對現實的勞動市場和資本市場的解釋。然而問題是，現實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工資率和利息率(利潤率)究竟是不是表示生產要素的邊際產品呢?新古典理論中的資本、工資、利息和利潤等概念與現實中以貨幣價值或價格表示的這些概念是相同的嗎?

 

現代國民收人核算統計開始于1929年，同一年美國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可以說，1929—1933年的“大蕭條”孕育了“凱恩斯革命”的誕生，但在新古典理論強大的思想意識所形成的觀念和教條的無情統治下，凱恩斯的理論很快被融人到新古典經濟學，并成為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宏觀經濟學。其中，新古典經濟學家通過“總量生產函數”把國民收人核算的統計變量完全納人到新古典的技術關系分析之中，最典型的是把國民收人的統計變量截然劃分為實際變量和名義變量兩個部分，如實際GDP和價格水平、實際工資與名義工資、實際利率與名義利率，當然還可能有實際資本和名義資本。也就是說，新古典理論把國民收人的統計變量完全套用到總量生產函數之中，再加上決定名義變量的貨幣數量論，由此成為研究反映宏觀經濟波動的各種統計數據的基礎。

 

然而，這些國民收人核算的統計變量是不是表示新古典生產函數技術關系的變量或概念呢?經濟學家們至今似乎對此沒有提出過疑問。在上個世紀50—80年代那場空前激烈的“劍橋資本爭論”中，作為爭論雙方的新劍橋學派和新古典學派經濟學家都沒有意識到，那些爭論的焦點在這些現實的國民收人核算統計概念中與新古典理論中同樣稱呼的概念實際上是完全不同的。實際上，劍橋資本爭論的結果所表明的一個重要結論是：“國民收人核算體系中以貨幣量值表示的所有統計變量與新古典理論的生產函數或技術分析是完全無關的，而是來自于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或特定的貨幣金融關系。”盡管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熏陶造就了人們天然地認為這些統計變量是“真”的，即表示實物的要素投人和產出的關系，并把這種由生產函數表示的資源配置作為經濟學研究的主題和宏觀經濟學的基礎。然而事實上，這些統計變量所表示的只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或“比誰掙錢多的游戲”，與技術是完全無關的。馬克思經濟學所要研究的正是由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所決定的目前國民收人核算體系中統計變量的性質和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恰恰是目前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所要研究和解釋的現實問題;而主流經濟學從技術關系角度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則是完全錯誤的，因為這些問題只是由馬克思經濟學所研究的社會關系決定的。

 

價值理論不僅是馬克思經濟學中最富爭議的領域，同時也是理論經濟學中最具爭議的問題。1951年，斯拉法在其編纂的《李嘉圖著作和通信全集》的序言中，提到了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終生想要尋找的“絕對價值”，以表示國民收人中工資與利潤的分配份額。這個絕對價值，用今天的語言來講，實際上就是國民收人(GDP)的測量單位。作為總量指標的國民收人，如果面對的是各種異質的產品，比如小麥和燕麥，我們需要一個同質的單位進行加總，以獲得一個同質的總量。當然，如果采用勞動這種同質的單位來計量，雖然可以進行加總，但卻不能表示勞動生產率和實物產品產量的變化;而且當兩個部門的“資本構成”(資本勞動比率)不同時，勞動生產率的變動和利潤率的變動都會影響到相對價格和收人分配，這使李嘉圖在1817年采用單一產品的“谷物模型”所證明的命題不再成立。

 

1953年，新劍橋學者羅賓遜提出了異質資本品的加總問題，并由此引發了著名的“劍橋資本爭論”。1960年，斯拉法在其名著《用商品生產商品》一書中把李嘉圖的難題套用到新古典理論中，表明新古典的相對價格一旦加總為總量將導致嚴重的邏輯矛盾。進而，這一問題在20世紀70年代很快被延伸到有關馬克思價值理論的討論中。比如，斯蒂德曼用一個資本勞動比例不同的異質品模型進行證明，得出了在某種假設條件下勞動價值可以是負值的結論，薩繆爾森則重新提出了關于馬克思的轉型問題在邏輯上不可能成立的問題。實際上，斯拉法的模型已經證明，由于在異質品模型中利潤率的變動會影響相對價格，從而收人分配的變動將使由相對價格加總的總量(國民收人)發生變動，這使古典學派和馬克思經濟學中的工資率(工資)的上升將使利潤率(利潤)下降的命題不再成立。顯然，“劍橋資本爭論”中存在的新古典理論的加總問題在古典學派和馬克思經濟學中是同樣存在的。由此，當“劍橋資本爭論”中的問題不能得到解釋時，20世紀70年代馬克思經濟學的復興被完全終止了。

 

面對那場以失敗告終的極其激烈和復雜的“劍橋資本爭論”以及馬克思價值理論的爭論，人們是否應該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即：問題的復雜性可能并不在于問題本身，而在于觀念上出了問題，而經濟學家們可能并不十分清楚地知道爭論的問題所在。長期以來，統治經濟學界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新古典理論的觀念一直頑強地盤踞在人們的頭腦中，禁錮著經濟學家的思維，這就是統治經濟學研究的“實物”產品的生產和分配。新古典經濟學家討論的是實物產品的生產，古典經濟學家討論的是實物產品的分配，而國民收人的計量似乎不能離開這種實物產品。那么，在經濟學研究中是否存在完全脫離這種實物產品的生產與分配的價值概念呢?實際上，這個價值概念就是國民收人(GDP)和國民收人核算中的統計變量。在“劍橋資本爭論”中，作為爭論雙方的新劍橋學派和新古典經濟學家都沒有意識到，GDP和國民收人核算的統計變量可以完全不依賴于實物。這場爭論起因于羅賓遜對總量生產函數的批評，當然也涉及到總量生產函數對國民收人核算統計變量的解釋，即新古典增長理論。但在羅賓遜1973年出版的那本試圖取代新古典教科書的《現代經濟學導論》中，作為新古典理論核心的實際GDP和價格水平依然充斥著全書，這正是問題所在。

 

對于實物產品的生產，新古典的相對價格理論顯然是一個完美體系，比如通過表示產品和生產要素稀缺性的相對價格可以使資源得到最有效配置。然而，我們卻不能把構成GDP的各種產品和勞務的價格相加以得到一個表示實物總量的GDP。一方面，新古典的相對價格是一種稀缺的指數，把兩個表示稀缺的指數加在一起是毫無意義的;特別是產品的稀缺性取決于人們的偏好，那么隨著人們偏好的改變，相對價格和GDP的總量也會隨之變動。另一方面，對于新古典的資源配置而言，這里只需要相對價格而根本就不需要總量，即國民收人或GDP的總量對新古典理論是沒有意義的，當然其理論中也不可能得到這個總量。

 

對于李嘉圖的分配理論而言，如果討論的是實物產品的分配，采用簡單的勞動價值論是可以解決這種異質產品加總問題的;如馬克思采用勞動時間的計量，通過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劃分即可解決工資與利潤的分配問題。作為一個“思想練習”，這種勞動價值論的推論完全可以采用新古典理論的多種要素模型。比如，必要勞動時間取決于勞動的邊際產品，剩余勞動時間是其它生產要素邊際產品(如利息和地租)的加總。然而，當我們這樣進行邏輯推論時會發現，如果馬克思的分配和剝削理論是建立在這種實物的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話，那么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就只是新古典理論的單一生產要素模型，它根本無法戰勝新古典理論。因為新古典異質品模型中包含著一個強烈的命題，即如果要使資源得到最有效配置或使可以分配的面包做到最大，就必須按照新古典的要素邊際產品等于要素價格來形成市場的相對價格，從而也決定了要素“初次分配”的新古典邊際生產率分配理論，這被稱為經濟學的“實證分析”;隨后的“規范分析”認為利息和地租是不勞而獲的剝削收人，則完全可以通過政府對利息和地租征收100%的稅進行收人再分配。這樣，新古典理論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攻擊在邏輯上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然而，新古典理論遇到了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這就是現實國民收人核算統計的國民收人(GDP)和其中工資與利潤(利息)的分配問題。當新古典經濟學家采用總量生產函數說明現實國民收人統計中的經濟增長和收人分配時，其邏輯一致性已經不復存在了;因為GDP和國民收人核算中的統計變量根本不是新古典理論中的實物，也根本不表示新古典理論的資源配置。這些以貨幣量值表示的國民收人核算的統計變量(包括GDP)所表示的只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而這正是馬克思價值理論所要揭示的。

 

采用人們熟悉的語言，馬克思的價值概念是一種“抽象”。那么，馬克思對價值的定義究竟抽象掉了什么呢?顯然，馬克思抽象掉了所有與技術關系或實物有關的因素，只留下了“抽象勞動”所體現的社會關系。馬克思表明，這種“價值”與使用價值無關，或與實物的“效用”無關;另一方面，針對李嘉圖的混亂，馬克思明確表明價值與勞動生產率無關，即與實物的生產無關。進一步，當馬克思把這種“價值”與實物的生產、消費和占有完全抽象掉，或表明價值與技術關系無關時，那么馬克思的“價值”所體現的社會關系究竟是什么呢?

 

社會關系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如原始社會以血緣為基礎的家庭、氏族關系，奴隸社會對他人的直接占有和支配關系，封建社會以土地占有為基礎的人身依附關系等等。在14一15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提出了“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以構造新的社會關系或社會制度的基礎，而這種“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理念直接聯系到“勞動價值論”。比如在神學家阿奎那的宗教理念中，勞動價值論體現著公平與正義，是人們之間商品交換“平等”的基礎。那些早期勞動價值論的闡述者，如配弟、魁奈、康替龍等古典學派的前輩們，把勞動價值論聯系到“自然秩序”或私有財產的基礎;如洛克對勞動價值論的說明是“財產是自然的權利，它來自勞動”。顯然，這種對勞動價值論的闡述似乎聯系到新生的資本主義制度，如美國政治家富蘭克林就把勞動價值論聯系到“自由、民主與公平”。然而，資本主義的產生和資本主義制度卻是與這些早期“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勞動價值論理念背道而馳的。

篇6

回顧整個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發展，其演變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即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以及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圍繞著亞當?斯密的“道德人”與“經濟人”的關系問題——“斯密難題”而展開的。

一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

阿馬蒂亞?森說：“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傳統聯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eNicomacheanEthics》)的開篇，亞里士多德就把經濟學科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系起來，指出了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p>

盡管現代經濟倫理的發展是在20世紀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經濟倫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臘。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德性主義認為，善和德性是至高無上的，人應當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脫物欲誘惑，追求智能與真理；而以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為代表的快樂主義，則有別于柏拉圖派的觀點，主張道德與物質利益密切相關，“快樂與不適”決定了有利與有害之間的界限。為了調和上述兩種對立的倫理思想和體系，亞里士多德提出了總結性倫理學說，他指出：“在財產問題上我們也得考慮到人生的快樂和品德這方面。自私固然應當受到譴責，但所譴責的不是自愛的本性，而是那超過限度的私意——譬如我們鄙薄愛錢的人就只因為他過度的貪財——實際上每個人總是多少喜愛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財務或金錢的。人們在施舍的時候，對朋友、賓客或伙伴有所資助后，會感到無上的欣悅。”同時他認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會導致經濟交換過程中的敗德行為，他說：“對毀約行為的，對偽證行為的判罪，對富人的阿諛奉承，等等，據說這些現象都是起因于私產。但是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p>

可以說，在古希臘思想家中，亞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提出了倫理的經濟內涵，并進一步提出經濟與倫理之間的關系。經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這一觀點也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Politics)中得到了說明和發展。因此，亞里士多德堪稱古代經濟倫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經濟學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開始于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說：“古典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倍鴣啴?斯密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派中是一個集大成者，他不但窮其畢生精力創作了劃時代的經濟學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而且以道德哲學教授的身份撰寫了倫理學名著《道德情操論》。

縱觀這兩部巨著，不難看出《道德情操論》是《國富論》的基礎，《國富論》是《道德情操論》道德哲學中蘊涵的一種特殊的經濟案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系統地論證了自由市場經濟是唯一符合效率與幸福原則的經濟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論》則試圖對物質經濟的運行予以強有力的精神指導。由此出發，斯密界定了關于市場經濟道德基礎的六大原則，即自尊、自愛、同情、互利、正義和虔誠，而且斯密認為市場的運行應當以這六大原則為道德前提。這一觀點后來在將經濟學和倫理學結合得最為緊密的穆勒的功利主義中表現得十分明顯。總理曾經說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論》同樣精彩?！睖乜偫淼脑捠菍χ鴥刹空撝那‘斣u價。

可以說，斯密同時受到大衛?休謨的道德情操論和哈奇森經驗主義功利論的影響，并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也從而實現了經濟學研究與倫理道德哲學研究(或者可以稱為“經濟人”與“道德人”)的“聯姻”。正如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亞當?斯密是把他的經濟分析與道德分析作為相互補充，而不是用經濟分析取代道德分析?！?/p>

亞當?斯密的這兩部著作的歷史、學術地位是沒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對其中的“道德人”與“經濟人”闡述的不同理解所引發的激烈爭論，形成了經濟學說史上所謂的“斯密問題”或“斯密難題”，或稱“斯密悖論”。而這場爭論，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延續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對立論”與“統一論”兩種不同的觀點。

三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新古典經濟學是指19世紀70年代由“邊際革命”開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馬歇爾經濟學說而形成的一種經濟學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馬歇爾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范，成為當時經濟理論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學者主要關注的是如何確定市場交易條件，即如何確定價格；而他們不再關心的是市場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為在他們對經濟學前提的假設中，新古典經濟學提出：市場主體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市場機制在既定不變地運行、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完全信息。由此他們提出了“帕累托最優”的概念。在這里，人們可以看到，倫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競爭市場的一個隱含的既定條件，是一種完美的、理想的經濟倫理狀態。

這一階段的經濟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是：完善了“經濟人”的假說，完成了“經濟人”的倫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義福利經濟學，修正了古典學派的公平觀；論證了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系。但是，正如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經濟學家必須考慮的那些力量之內。”可見，在新古典經濟學派，雖然實證經濟學占據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規范分析仍然是經濟學中重要的分析方法；雖然數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和博弈論得到廣泛的應用，但在實證經濟學的許多理論和命題中仍然包含著明確的或含蓄的倫理觀與價值觀。

四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是以凱恩斯的思想為代表，特別是在他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所集中表達的價值觀念：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決非是萬能的，在市場經濟發展到高級階段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理應發揮直接干預和調控市場經濟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轉。凱恩斯在經濟倫理上還有一個思想，就是鼓勵奢侈，反對節儉。他認為節儉對個人來說是美德，但卻不利于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因為如果無人消費就組織不起生產。他舉了兩個例子加以證明。一個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個例子是英國作家和經濟學家貝爾納德?孟德維爾的《蜜蜂寓言》。顯然，凱恩斯是用了社會的標準來評價節儉倫理的。

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別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經濟倫理思想。經濟與倫理，從古希臘、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合”，到新古典經濟學派的“分”，再到阿馬蒂亞?森這里，經濟學終于向倫理學復歸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阿馬蒂亞?森的獲獎公告中所言——“阿馬蒂亞?森結合經濟學和哲學的工具，在重大經濟學問題討論中重建了倫理層面?！倍硪晃恢Z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脆稱阿馬蒂亞?森為“經濟學的良心”。

篇7

一、經濟憲法學學科性質

從學科研究的性質上看，經濟憲法學被定位為一門用經濟學闡釋決策問題的學科。具體地說，經濟憲法學采用經濟學的理論與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會的選擇制度，其主要目的在于“去檢驗個人與國家之間關系的形式”。經濟憲法學的內容并不是新穎的，學科的理論基礎還是在于傳統的古典經濟學，以及有關的思想，與其它學科存在內在的緊密聯系。

1．經濟憲法學與古典經濟學

在一定意義上講，經濟憲法學會被認為是重復古典經濟學的內容，尤其是亞當·斯密作品中的內容。但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有其自身的目標，即在沒有具體政治約束下，對市場的運行給出解釋。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英國經濟成功地非政治化了，自由放任的規范觀點不可避免被稱為最小的、守夜人式的國家人的實證分析所混合，古典經濟學的關注點從制度結構上轉移了目標。但是，給定保護性的國家秩序，在利用理想化的標準評價市場時，實際上在某些條件下會出現“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經濟憲法學要做的是，任何用于最終規范判斷主旨的實證分析必須反應信息豐富的規則或約束的可供選擇性組合的運轉特性的比較內容。

2．經濟憲法學與憲法學科群

經濟憲法學是憲法學科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本世紀的憲法學在方法上需要實現科學分析向人文綜合的轉變，從學科體系上就要沖破憲法學和其他人文學社會學科之間人為的藩籬，把憲法放在社會的整體環境中，考察它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語言等各種社會現象的關系，形成有政治憲法學、經濟憲法學、憲法社會學、憲法文化學和憲法解釋學等各邊緣交叉學科組成的綜合憲法學學科群。憲法學的理論體系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憲法學體系是指對憲法的理論知識和實際知識的結構、次序所作的符合邏輯的安排，廣義的憲法學體系則是指以憲法學原理為主干、包括各分支學科群組成的相互關聯、相互補充的理論體系。可見經濟憲法學是憲法學科群中的一員，是廣義的憲法學理論體系的組成部分。

3．經濟憲法學是經濟學與憲法學的交叉學科

經濟憲法學既是憲法學的子學科，又是經濟學的分支學科。英美法系不承認經濟法的存在，法學家們不留意經濟憲法。詹姆斯·布坎南等人創立的“憲法經濟學”(公共選擇學派)，運用經濟學方法，研究約束人類經濟和政治選擇的憲法規則和制度，認為在市場上自利的“經濟人”在轉變為政治過程中的投票人或官員時，其自利的品格不會發生根本變化，掌權者濫用權力具有不可避免性，因此，約束政府權力，防止掌權者濫用權力是憲法經濟學的核心問題。這就完全回到了古典憲法學的限權政府立場上。布坎南聲稱，他的理論是“18、19世紀傳統智慧精華部分的表達和再現”。如果說經濟學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稀缺資源的學科，憲法學是研究如何合理配置稀缺權利的學科，那么經濟憲法學就是研究資源配置和權力配置關系的學科。它吸收經濟學原理、借鑒經濟學方法，研究憲法的經濟規范和經濟的憲法規范，把經濟的憲法理論和憲法的經濟理論結合起來，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

二、經濟憲法學核心思想——經濟思想

自由與干預、公共與個體、權力與權利能否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構建出新的社會合作體系，這對已有的社會行動體系與社會制度體系提出了新的命題。由于這些社會關系的行動空間關涉社會經濟宏旨，強烈的社會對抗性足以影響社會經濟秩序，經濟的思想由此而生。

1．經濟思想緣起

思想從本質上來說是要設計一套制度來限制政治權力的行駛。古典思想的代表作家之一大衛?休謨認為，政治作家們確立了這樣一條準則，即在設計任何政府制度和確定幾種憲法的制約和控制時，應當把每個人都假設為無賴，在他的全部行動中，除了謀求私利外，別無他圖。因此，古典思想的中心問題是如何在政治制度上保證公民個人不受政府及其官員們的侵害。沿著這種思路，洛克和孟德斯鳩等人精1,設計了一種分權制衡的制度。對這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開始以不同視覺觀察，探究與經濟的關系，首先從憲法與經濟關系開始。與經濟的關系主要體現在憲法的確立、修改和廢止等過程中。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憲法是美國1787憲法，而最早將與經濟聯系起來的是美國史學家的經濟學派創始人之一比爾德，他認為“憲法不是所謂全民的產物，而不過是希望從中獲取利益的一個經濟利益集團的產物”，“在社會的巨大變革中，就像在制定與通過憲法所引起的變革中，經濟力量是原始的或根本力量，而且比其他力量更足以解釋事實”。

2．經濟思想的內涵

經濟是以經濟憲法為前提，以經濟民主為核心，以法治為基石，以保障私人經濟權利和規范國家經濟權力為目的的一種形態。經濟的概念是經濟內涵的抽象表述，經濟作為對一切經濟的反叛，其基本內涵就是用經濟憲法把在經濟領域中已經取得的民主事實確認下來，用法治的精神發展和完善這種民主事實，以此保障私人經濟權利，尋求國家經濟權力和私人經濟權利的平衡與和諧。經濟有應然釋義和實然釋義兩種。其應然涵義，就是尋求國家經濟權力和私人經濟權利的平衡與和諧，是對一切經濟專制的反叛，它既防止國家經濟權力專制，亦防止私人經濟權利專制；其實然涵義，就是表現為以經濟憲法為核心,的所有體現經濟精神的規范性文件，又表現為上述規范性文件的實際運作狀況。只有在框架下國家的經濟行動和私人經濟行為放可能有正當性。

三、經濟憲法學研究的內容

1．私人經濟權利——財產權

私人的經濟權利在經濟憲法學范圍內就表現為公民個人財產權，個人財產權就意味著個人在社會范圍內自治的正當性，他表明：為了享有一定的生存空間，人們必須有一定的選擇權和決定權，而這正是市場經濟的基礎。財產權不僅是公民個人的經濟權利，事實上，也是政治權利。在文明社會中，財產權既是一項經濟制度，又是一項政治法律原則。財產權不僅是個人發展的基本條件，它還是人類正常社會經濟秩序的基礎和經濟繁榮、效率的關鍵。財產權的確立分散了社會中的經濟權力，因而避免了政治經濟權力的高度集中，為民主創造了必要的經濟條件。因此財產權把權利與自由賦予個人，把限制加于國家，它成為自由、個人自治的基礎，對人類一切精神和物質文明的巨大進步產生了深遠影響。

2．國家經濟權利——財政權

當代主流經濟學以“市場失靈”為由打開了國家干預的大門，由此奠定了國家干預主義的地位。然而片面強調政府干預而沒有經濟的配合，必然會扭曲干預的本意。因為國家是一股可善可惡的力量，要使國家向善，關鍵在于國家制度調適、權力配置與法律安排。所以，在發展自由市場經濟的同時，必須用國家經濟規則來為其自身及其支持者牟利的行為進行切實可行的限制。國家經濟權力體系是以財政權為核心內容，以建構征稅權、貨幣發行權為主要手段。財政權是國家經濟權力乃至一切權力的根本，只有財政約束才是對權力的硬約束，沒有財政約束的權力是專斷的權力。征稅權作為國家重要經濟權力，把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聯結起來，征稅范圍內容、稅基、稅率與經濟發展、公民生活息息相關，需要實施經濟來規制。

3．國家貨幣發行

財產價值是用貨幣衡量的，幣值穩定不僅是經濟健康發展的條件，也是個人財產保值的基礎。發行貨幣是國家重要經濟調控權。在法定金本位貨幣體制下，黃金等貴金屬的自然可獲得性使貨幣供應受到限制，幣值穩定是自發實現的，因而在早期憲法往往沒有貨幣規則?，F代經濟施行信用貨幣，只有通過貨幣立憲和立法來控制中央銀行的貨幣發行權才能保持幣值穩定。因此，經濟憲法學要研究國家貨幣發行，建立貨幣權即憲法約束的理論。

篇8

關鍵詞：轉型經濟漸進式演化激進式變革制度變遷

一引言

轉型經濟學是指一種研究如何從方案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學理論。20世紀90年代以來迅速發展的轉型經濟學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題和追求目標的一些理論文獻以及撰寫這些文獻的經濟學家(盛洪，1996)。目前，關于轉型經濟還沒有完整的理論體系，也很難說誰是轉型經濟學家，因為還沒有專門從事這一理論研究的人。關于其理論體系，我們只能從現在構成這一經濟學流派的一些理論文獻，以及撰寫這些文獻的經濟學家的文獻、研究思路來尋找一條線索，理清其脈絡。本文首先介紹轉型經濟學的內涵，然后簡述一下各個學派關于轉型經濟的理論要點，最后簡要回顧中國經濟奇跡并作以簡要評述。

二轉型內涵

關于轉型概念的懂得，比較經典與廣泛的定義是熱若爾·羅蘭的表述：轉型即一種大規模的制度變遷過程或者說經濟體制模式的轉換。從目前國內的文獻來看，從三個層面上使用轉型的概念：第一種含義是從傳統的社會主義方案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第二種含義是在包含了第一種含義外，還包含那些過去實行廣泛管制的經濟向自由市場經濟轉型；第三鐘含義是在前兩種懂得基礎上還包含了所有發展中國家促進經濟市場化，實現經濟發展的過程。

實際上許多人把轉型經濟學看作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轉型懂得成為一種制度的變遷過程，只是描述了轉型的一般的特點。不錯，轉型的確主要是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但轉型還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這些特殊性僅依靠制度變遷是不能夠真實的描述，更別說來解決這些問題。鑒于以上理論實踐中三個層面使用轉型概念的事實，筆者個人比較贊成轉型的第一種含義，即方案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當然，后兩種轉型概念的懂得當然沒錯，但關鍵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歷史與邏輯的一致性，更不合適建立新的獨立的研究學科。對于第二種懂得，放松政府管制，實行經濟自由化，其實這在傳統的主流經濟學框架內可以得到解釋；對于第三種發展經濟學范疇內使用的轉型概念，現有的發展經濟學就有了相應的解答與分析框架。轉型（或者轉軌、過渡）概念的提出應該來說主要發源于二十世紀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方案經濟實踐中遇到困難并探索其解決方法的歷史事實。

三幾種轉型理論范式

20世紀80年代末，包含前蘇聯、東歐國家和中國在內的30多個國家開始了從中央方案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將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一起稱之為“二十世紀兩項最偉大的經濟實驗”。毫無疑問，這場涉及多達15億人口的重大變革吸引了全世界學者的目光，他們應用新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信息經濟學、演化經濟學以及比較經濟學等最前沿的理論成果從不同側面對這一變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幾年里，相關文獻數量迅猛增長，從而在主流經濟學中贏得了鞏固的學術地位，并且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催生出了一門新的學科—轉型經濟學，來專門研究如何從方案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

1、主流經濟學的激進主義轉型理論

新古典經濟學是對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的系統化。按照新古典理論的懂得，市場機制不過是資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價格的相互作用。在轉型之初，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華盛頓共鳴在轉型經濟理論和政策研究中占據統治地位。根據華盛頓共鳴：嚴厲的需求緊縮，加上放松管制、貿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動經濟增長。因此，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貨幣，放開價格”，實行以宏觀經濟穩定化、國有企業私有化和價格自由化為核心的激進式的“休克療法”。采取了一系列諸如：大幅度縮減貨幣供給量，實行高利率；保存少數重要商品的國家定價，絕大多數商品價格全面放開；消除預算赤字，減少價格的國家補貼；取消對企業工資的限制；全面改革財稅體制等措施。

2、演進主義的漸進式轉型理論

隨著俄羅斯等國的激進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國經濟改革的宏大成功，演進主義的興起及其影響力的擴大是轉型經濟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演進主義理論核心思想可概括為：知識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觀的，并以分散的狀態為個人擁有，因此，人們根本無法認識和把持社會生活，最好的社會就是順其自然。想通過理性設計而進行大規模的社會變革必然造成社會的災難。漸進式改革實際上是社會不斷的積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識與信息是具有連續性的，用一種完全不同的系統來強制使其中斷是不可取的。經濟體制本身是一個具有自我強化機制的復雜系統，在演進過程中會不斷汲取舊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漸進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經濟學轉型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把企業制度、產權制度、市場制度以及國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等制度現象納入經濟學分析的框架之內，擴展了經濟學的視野，對于我們研究制度現象有重要的參考意義。根據這種理論，改革的過程本質上是在一定的條件下通過成本收益分析尋求成本最小的最優改革路徑。經濟學家熱若爾·羅蘭曾指出：“如果轉型的經驗給了我們任何啟示的話，那便是，沒有以適當的制度為基礎的自由化、穩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產生實際的效果”。公共選擇學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場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這些制度結構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產物。另外，科爾內、薩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經濟學轉型理論的代表性觀點。

4、凱恩斯主義轉型理論

與新古典主義理論相比，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于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和內在機理的認識更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現實，他們對于轉型經濟中產權改革、宏觀經濟、轉軌速度和次序、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一系列重要問題的認識值得重視。

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一書中，新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對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轉型經濟理論提出批評。認為在決定選擇哪種市場經濟模式時，一定要牢牢記住實際的市場經濟是如何運行的，而不是去記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競爭范式；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競爭遠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業和公有企業一樣都會出現鼓勵問題，因此，建立一種集中與分散、公有因素與私有因素相結合的混雜體制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正確選擇。馬克·奈爾（MarkKnell）等人認為激進式改革對自由市場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場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視了這樣幾個重要因素：人們之間的經濟關系并不是一種單純的交易關系，而是一種生產關系；企業是生產組織，市場是交易機構，企業與市場是相互補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價格機制不僅是一種解決經濟問題的手段，同時還有金融功效、戰略功效等，在滿足這些功效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資源的功效就越難以實現；私有化對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國有企業也可對市場做出積極的反響。因此，政府對經濟的干涉是重要的。

5、市場社會主義

市場社會主義就是以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為目標的一種理論和主張。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本質是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機制的結合，能否在理論和實踐中解決社會主義與市場機制的結合問題，是決定經濟體制改革前途和命運的關鍵因素。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最初模式即蘭格一泰勒一勒納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工具。這一理論假定，市場機制僅僅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后來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雖然在許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論的假定卻被接受下來，因而這些理論難免會帶有新古典理論的缺陷。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的實踐表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兼容是一項復雜的長期的任務，絕不可能一蹴而就。經過近百年的探索和實踐，市場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獲得宏大的發展，市場社會主義也成為當代社會主義運動的主流和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之一。

6、比較主義

用比較經濟學理論來分析現實的改革問題是九十年代以前轉型經濟學的主流。這種理論從不同的經濟體制中總結出若干基礎的經濟體制模式，在此基礎上進行比較，做出最優選擇，指導改革的實踐。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幾十年里，從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到匈牙利新經濟機制和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再到90年代東亞模式，都曾是人們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較才能有鑒別，學習和借鑒其他國家市場經濟模式和市場化道路的經驗教訓，對于中國的經濟轉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當然比較經濟學的方法也存在著根本的缺陷。一方面，這一理論是經驗的而非規范的，因而無法形成具有廣泛指導意義的理論。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歷史環境下的經濟體制簡單化，因而無法深刻懂得制度變遷的復雜現實。

7、特殊改革方法理論

中國的學者在借鑒國外關于轉型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把轉型經濟研究放在中國特殊國情和特殊道路選擇上。林毅夫等人認為，經濟改革的核心是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軌，改革以前中國發展緩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而改革以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關鍵則在于改革“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使資源的比較優勢能發揮出來。中國改革成功的一個重要保證是選擇了漸進式改革道路。張軍指出，由于傳統國有部門的絕對規模使它事實上處于壟斷地位，因而，在改革過程中如果實行完全的價格自由化，就可能給國有企業供給把持市場的機會，造成生產下降和經濟的衰退。相反，在價格雙軌制下，國有部門將比完全的價格自由化條件下生產的產品多且定價更低。以價格雙軌制為特征的“邊界改革”的經驗正在于，國有部門在方案外邊界上通過對價格信號做出反響去捕捉獲利機會，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國有部門去對經濟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響更迅速。

四中國增長的“奇跡”

自1978年開始，中國開始經濟轉型。10年后，東歐和俄羅斯及其他獨聯體國家也加入轉型的行列。在從方案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選擇了與東歐和前蘇聯不同的道路：“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改革，而不是激進的“休克療法”。中國經歷了20年迅速的增長，而俄羅斯和其他獨聯體國家卻經歷了將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法選擇的不同導致了不同的改革結果。以下兩組數據清楚的表明了中國改革與前蘇聯、東歐改革成果的宏大反差：中國改革二十多年的穩定的高速發展，引起全球的矚目，經濟學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釋。專家指出中國能在這二十年間迅速發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間中國建立的聯產承包責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國又進行了政治體制改革，還有鄉鎮企業的作用。中國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會和組織資本上的這一系列的制度變遷。斯蒂格利茨認為基于社會資本的制度變遷是中國改革成功的基礎，而在很多國家轉型后的社會資本比轉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對而言中國特別重視創造和改組，特別是新企業和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而不僅僅是進行單純的私有化。而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國采取了漸進型的方法。這對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業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中國經濟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問題也是明顯的。體制外增量改革對解釋轉型經濟的中國供給了有創建性的解釋，但隨著轉型的完成，對存量的改革也許會成為重點；國企改革還存在諸多困境；城鎮改革與農村改革的沖突；消費需求的拉動力不足；與世界經濟接軌的問題等等一系列問題亟待解決。

五簡評

通過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轉型經濟學正在同比較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個學科都不能夠完全取代轉型經濟學，它們只是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反響了轉型經濟學所正在經歷的分化。而對不同的經濟學流派來說，過渡問題的出現既是一個機會，又是一種挑戰，不同理論所具有的解釋能力和預測能力將受到嚴峻考驗。在實踐中形成一種比較科學的價值和邏輯相一致的制度變遷理論，是我國經濟理論發展特別是經濟理論發展中面臨的無法回避的問題，我們應當為此做出努力。

篇9

摘要：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實證化和專門化、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證偽主義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經典化、學科發展的邊緣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現實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補充、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等趨勢強化，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以及政府作為經濟學研究對象和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聯系得到共同重視。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3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3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3。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篇10

關鍵詞： 新制度經濟學；范式；核心定理；分析框架

中圖分類號：F019.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3）02-0095-05

新制度經濟學（NIE）是最近四十多年興起的一門經濟學子學科。雖然R·科斯早期的兩篇文章為其發展指明了方向，但是卻長期處于“引而不用”的尷尬地位。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一批學者開始推進科斯的思想，逐漸實現了制度問題與經濟分析的有機結合，有價值的成果不斷涌現，從而形成了一個龐大而深刻的研究領域。人們習慣于將這些理論歸入NIE之列，其中包括諸多分支，例如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委托-理論、制度變遷理論等等。但這些理論所用的假設、概念、視角等并不完全一致，我們往往很難把握NIE的理論體系，以致NIE似乎只是一些松散觀點的堆積。一些學者已試圖歸納出NIE的分析框架，其中影響最大的是T·埃格特森的《經濟行為與制度》以及E·弗魯博頓和R·芮切特的《新制度經濟學》。[1][2]這些工作加深了我們對NIE體系的理解和把握。不過，前者對各分支之間的關系還缺乏歸納和提煉，而后者雖然進一步歸納了它們之間的關系，但把基準立于不完全契約之上。除此之外，目前NIE還存在與傳統制度經濟學交叉和互補發展的趨勢，S·鮑爾斯對此趨勢做了理論概括。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將從研究思路、內容和方法等方面來重新審視NIE，從而指出其分析框架的基本特征。

一、新制度經濟學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擴展

總體看來，20世紀以來研究制度問題的經濟學者主要可分為兩個陣營，即傳統制度經濟學（OIE）和新制度經濟學（NIE）。M·盧瑟福用五個標準仔細區分了二者，即形式主義與非形式化、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理性與規則遵循、演進與設計、規范性判斷的基礎及政府干預經濟的適當作用。其中NIE強調形式主義方法，相信個人創造制度，強調理，秉持自發過程、個人主義規范標準以及提倡政府的有限作用；OIE則強調非形式化的方法，相信制度造就個人，強調習慣和社會規范、集體選擇，秉持社會規范標準以及提倡政府的更大作用。這種區分有助于我們把握它們的主要特征。[3]不過，根據這些標準，即使同一陣營學者的觀點或方法也有差異，而不同陣營學者的觀點和方法也有相通之處。換句話說，該標準很多時候并未能對二者進行準確概括和區分。

我們采用“范式”概念從學科的高度來把握這種差別。范式概念是由T·庫恩最早提出，并經過了I·拉卡托斯的發展。[4]范式是科學家集團所共同接受的一組假說、理論、準則和方法的總和，它們形成了科學家的共同信念。庫恩把范式的形成看作是一門學科成為科學的成熟標志。任何一門學科只有具有共同的范式，才可以稱為科學，否則就不能稱為科學或稱前科學。而科學革命的實質則是一種范式向另外一種范式的轉換。拉卡托斯繼而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他把一門學科分為兩個部分，即該范式不變的硬核和可變的防護帶。對研究方式的修正是重新調整其保護帶，而對內核要素的改變則是形成了新范式。從以上思路著眼，我們發現NIE與OIE的關鍵區別在于它們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關系。一般而言，前者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本分析工具，而后者則與之關系松散甚至持排斥態度。進一步地說，NIE只是改變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防護帶，而沒有改變其基本內核。

新古典經濟學是在19世紀60年代隨著古典經濟學的解體和邊際主義的興起而發端的，到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已形成了較成熟的分析框架。它在秉持關注資源配置效率的經濟學基本視角的同時，強調個體主義和理性精神，并采用邊際和均衡分析方法。這些構成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內核。而它的保護帶則主要包括分析主體和客體兩個方面，即行為主體是完全理性和自利的經濟人，分析的基本單位是商品及其價格。作為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理論，一般均衡理論充分顯示了這些特點。它表明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社會資源可以達到最優配置。該狀態實現所需的四個條件都是技術性的，并不涉及任何制度因素。或者說，無論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都可以達到帕累托狀態。而NIE在繼承這些內核的基礎上，又做了以下兩個相互聯系的重要發展。

其一是研究對象的改變?？得⑺故紫葘灰赘拍顑群屯庋幼隽嗣鞔_界定。他認識到生產和交易構成了人類經濟活動的全部內容，并指出了二者之間的區別。生產反映了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交易則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與交換不同，交易是一種讓予和取得標的物所有權的法律活動，實現的是對所有權的法律控制。因此，它的本質并不是商品的單純讓渡，而是財產權利的轉移與控制。這一內涵使交易的外延大為擴展，大量的經濟現象被包括進來。根據各主體之間地位或關系的差別，康芒斯把它們劃分為三類，即買賣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額的交易，它們分別對應了市場上、組織內部以及政府與居民之間的經濟活動?？梢姡ㄟ^從權利角度認識交易，社會經濟活動的絕大部分就被納入了一個統一的分析范疇。因此康芒斯視交易為經濟活動的基本單位。這些分析被NIE學者繼承和發展，從而成為其基本的研究對象。[5]

其二是行為假設的改變。F·奈特和R·科斯等學者對經濟人假設提出異議，要求對它加以修正，以恢復實際的人的顯著特征。根據對現實的理解，NIE提出了契約人的概念，即行為主體總是處于一定的交易關系中，該交易背后總是有某種契約支持。與經濟人相比，契約人具有兩個鮮明特征，即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前者是指當事人“意圖上追求理性，但客觀上僅有限地做到這一點”的行為特征；后者則指人們利用一切機會來實現個人利益的行為，尤其是采取見機行事的不誠實或欺騙手段。這兩個特征使我們研究問題的視角發生了很大轉變。在完全理性和誠實的經濟人假設下，當事人能夠達成完全契約以保證交易順利進行?？墒?，契約人的假設則意味著在很多情況下締約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契約不可避免地是不完全的。因此，研究如何建立不同的組織或制度，從而選擇不同的契約以彌補事前契約的缺陷和解決事后爭端，就成為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可見，NIE只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擴展。它并沒有形成新的理論范式，而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之上，修正了其分析主體和客體，從而實現了制度問題和經濟分析的結合。

二、新制度經濟學各分支之間的內在聯系

目前歸于NIE下的大量理論分支，往往被很多介紹性文獻或教科書簡單地分門別類敘述，而它們之間的關系卻很少得到系統而明確的闡述。這使得我們在分別掌握它們的同時，也易于忽略從學科體系的高度來把握它們?？偟膩碚f，這些理論不管有多大程度的差異，它們都有一條主線貫串在一起，即科斯定理。我們下面結合NIE的幾個主要分支來具體闡述這種關系。

科斯定理，這種提法最早出現在G·斯蒂格勒1966年出版的《價格理論》一書中，它來源于R·科斯1960年的經典文章《社會成本問題》。此后二十多年里，人們從多個角度對它的內涵和意義做了深入而廣泛的探討。它不僅出現在很多流行的教科書中，而且被寫入了《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它自身也有科斯定理1和定理2、規范和實證的科斯定理等等不同表述。我們把它概括為：如果交易成本為零，產權如何界定并不影響效率。

這個定理分析的是一種高度抽象的情況，或者說是一個“無摩擦的世界”。正因為如此，它的理論地位才變得無可替代。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考問題的平臺，促使我們理解各種制度和組織存在的原因和意義。因為根據科斯定理，我們自然推出：如果交易成本不為零，那么初始產權的界定就會影響資源的配置效率。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科斯定理2。各種制度或組織是與交易成本的節約相適應的，沒有交易成本也就不會有制度或組織問題。因此，面對資源低效使用的問題時，我們就會自覺地去考察阻礙效率的制度或組織因素，并探究解決或改進辦法。鑒于科斯定理的重要價值，許成鋼恰如其分地把它稱為現代經濟學五大“不相關定理”之一。[6]由該定理出發，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來認識交易成本，從而發展了不同的分支學科。盡管每一分支都有大量理論，但我們只提及其中最重要的內容。

1.交易成本理論：交易成本的存在，要求屬性各異的交易與效能不同的治理結構進行合理匹配。O·威廉姆森1979年的《交易成本經濟學：契約關系的規則》對此作了詳盡闡述，從而開創了交易成本經濟學。通過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等三個維度，他把各種交易仔細區分開來。這些交易要順利進行，就需要采取有效的組織方式。而市場、企業和混合型則正是針對不同交易而產生的治理機制，以實現交易成本的節約?？梢哉f，這個定理為我們研究千差萬別的組織問題提供了一個可操作性的框架。

2.委托—理論：成本的存在，要求組織建立一套有效約束和激勵人行動的制度安排。M·詹森和W·麥克林1976年在《企業理論：經理行為、成本和所有權結構》一文中正式提出了這個思想，從而開創了委托—理論。企業被視為各類合同關系的紐結，其中存在著不同層次的成本問題，即由于委托人和人之間利益和信息的不對稱，人并不會自動采取使委托人福利最大化的行為。該問題的解決程度將極大地影響企業的經濟效率，企業的諸多努力也正是致力于此。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企業的資本結構等一系列問題。

3.不完全契約理論：在不完全契約條件下，組織的效率取決于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的匹配和配置。S·格羅斯曼、O·哈特和J·莫爾在1986年發表的《所有權的成本和收益》和1990年發表的《產權與企業的性質》兩篇文章中闡述了這一思想，從而開創了現代產權理論。不完全契約意味著權利被分為特定權利和剩余權利，而剩余權利才是最為重要的，它包括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其中剩余控制權就是真正的所有權。這兩種剩余權利的合理匹配，并且配置給恰當的主體，是企業等組織實現有效運行的必然要求。

4.法經濟學：如果市場交易成本過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權利應賦予那些對權利凈值評價最高并且最珍視它們的人，事故責任則應歸咎于能以最低成本避免事故而沒有這樣做的當事人。R·波斯納在1973年發表的《法律的經濟分析》中總結出有效率的法律安排的一般規律，從而推動了法經濟學的發展。它不僅滿足效率最大化的條件，而且對于指導事前的權利安排和事后的責任判定具有易于操作的特性。波斯納將這一定理用于對部門法、憲法和經濟組織的分析，從而表明經濟學是分析一系列法律問題的有力工具。

5.新經濟史學：國家的存在既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D·諾思在他與R·托馬斯1973年合寫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中最早對此做了論述，從而成為新經濟史學的基本命題之一。國家對于產權具有正反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產權的界定和實施往往離不開國家的介入；另一方面，國家有時也會為了一己之利而侵犯或損害產權。國家不能建立符合社會需要的制度安排的原因，包括統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識形態剛性、官僚機構問題、利益集團的沖突以及社會科學知識的局限性等。

不難看出，上述五個子定理其實是從不同側面揭示了在交易成本存在時，經濟效率所受的影響以及我們為此所提供的解決方式。因此，它們都可視為科斯定理2的具體表現形式，是在科斯基準定理之上的不同發展。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龐大而有機的研究主題，從而揭示了制度、組織以及國家的重要意義。

三、新制度經濟學經濟分析上的三個統一

一般說來，我們判斷一種分析框架是否進步，主要是看它解釋或預測問題的范圍是否擴大或精度是否提高。做到其中任何一點，我們都可認為它是理論上的一個發展。新古典經濟學通過供求分析模型，實現了商品定價和收入分配的統一，這被視為經濟分析上的重要進步。NIE則實現了以下三個方面的統一。

（一）廠商和家庭的統一

廠商和家庭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是分開的，它們分別構成了商品市場上的供需方和要素市場上的需供方。前者追求最大利潤，后者則追求最大效用。但NIE卻把這種差別給打破了。它向我們揭示，企業并不是一個“黑箱”或生產函數，而是有著多種結構的復雜經濟組織，不同結構對于企業績效有不同影響，因此企業并不能被自動假設為必然致力于利潤最大化。它也是由具有自身利益的人來組成和經營的，他們也會努力實現最大效用。于是利潤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都被統一為效用最大化。[7]我們所需要解決的其實都是在資源和制度等約束下的效用函數最大化的問題。可以說，正是由于NIE把視角深入到了組織內部，才真正做到了企業和家庭分析的統一。這不僅推動了我們對企業的性質、規模、結構以及兼并等大量問題進行深入考察，從而形成了日臻完善的企業組織理論；而且推動了我們對家庭形式及其原因等問題的重新認識，從而發展了家庭組織經濟學。

（二）市場和企業的統一

市場和企業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也是分開的，市場通過價格來配置資源，而企業則主要通過指令計劃。作為兩種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它們甚至一度被視為可以相互替代的。但NIE深刻指出了二者的同質性。I·麥克內爾在上世紀70年代根據契約的不同性質，把它們分為古典契約、新古典契約和關系契約三類，從而為我們分析交易問題搭建了一個框架。威廉姆森等人通過引入交易成本的視角而賦予了它新的理論意義，從而揭示：古典契約相當于市場治理，新古典契約對應于三邊治理，而關系契約則對應于雙邊或層級治理?，F實中的絕大部分交易活動都是由上述三種契約支持的，它們與各種治理之間存在著一一對應的關系。這樣，市場和企業就不再是截然分開的，它們只是不同的治理機制而已，其間還存在大量而連續的混合制。這些機制的主要差別就在于適應性、激勵強度和行政控制等方面。市場是自發適應作用發揮最充分的機制，它具有高強度的激勵效果，交易各方處于自主地位，對彼此的控制能力很弱。而企業是自覺性適應作用發揮最充分的機制，它的激勵強度最弱，交易各方處于不平等地位，存在嚴格的等級關系。混合制則處于二者之間，它在適應性、激勵強度和行政控制方面都處于中間值。

（三）政府與微觀主體的統一

政府和微觀主體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也是分開的，它們按不同的動機和目標各行其是。微觀主體關心的是個體利益，這不僅是普遍的而且被視為正當的，利益驅使他們做出各種抉擇。政府關心的則是整體利益，它被視為公益的維護者和促進者，從早期的“守夜人”到現代的彌補“市場失靈”的角色莫不如此。但NIE為我們揭示了二者的一致性。與其他組織一樣，政府也是由個人組成和運行的，這貫穿于政策制定和實施的全過程。我們不能否認他們作為“人”所具有的特點，而一廂情愿地假定他們都是全知全能而大公無私的。他們也存在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也有動力在一定約束下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政府于是就褪去了往昔的神圣光環，它也會“失靈”而給社會造成重大損失。這樣，分析政府和個人就可以采取統一的框架。我們由此可以理解政府諸多行為的前因后果，從而擴展了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政府問題受到了D·諾思等諸多學者的高度關注，研究成果也層出不窮，這從林毅夫[8]對此類文獻的綜述可見一斑。

四、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既然NIE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硬核，那么后者的基本分析方法，比如邊際和均衡分析，就仍為NIE所普遍采用。除此之外，NIE還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思路或方法，我們把它們主要歸為以下三類。

（一）制度因素分析

這個思路是最容易被大家想到也是運用最普遍的，它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方法聯系最緊密。新古典經濟學習慣于分析行為主體在既定約束下的最大化問題，薩繆爾森等人為該方法的規范和推廣提供了基礎。許多學者采用該思路來分析制度或組織問題，不過在技術上一般有兩種處理方式。其一是把制度視為相對獨立的要素；其二是把制度視為經濟決策的約束條件。M·詹森和W·麥克林1979年提出的一個生產函數充分顯示了這一點：

Q=FR（L，K，M，C：T）

在該式中，制度安排C和勞動L、資本K以及原材料M等要素處于同等地位，都為產出Q做了貢獻；而C的選擇則受制于其所處的制度環境R。它啟示我們要在考察制度環境的基礎上來確定可行的制度安排，進而分析它對經濟活動的意義。但該思路的真正困難在于如何衡量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大小。如果我們像D·諾思那樣把制度視為經濟增長的原因而不是組成部分，或者像馬克思那樣把制度視為生產關系而不是生產力，那么這種衡量工作恐怕就是缺乏根據而難以企及的。

（二）比較制度分析

新古典經濟學習慣于假定存在一種資源配置的理想標準，即帕累托最優，并以此來評價現實的資源配置效率。R·科斯對這種做法表示強烈不滿，認為它最終導致了思維的松散，因為所比較的替代對象的性質從來就不清楚。從一定意義上說，任何一種資源配置都是最優的。即使存在低效率，我們通常也能從約束條件上找到原因，因為最優都是在既定約束下的最優。因此，這種思路在面對現實問題時往往顯得捉襟見肘。與此不同，NIE通常采用比較制度分析方法。它不是在理想標準與現實“不完美”的制度安排之間進行選擇，而是比較可行的各種備選方案的效率優劣。如果一種制度在所有可行方案中是最有效率的，那么它就是最優的。

在比較各種制度或組織時，NIE主要考察它們在交易成本方面的差異。這是因為交易成本是它們存在和演變的根本原因，在一個無交易成本的世界中制度是不重要的。與之相應，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或組織被認為是最有效率的；而我們評價制度更替的效率時，也主要看它是否實現了交易成本的節約。這個方法也可以間接地衡量制度的貢獻。在其他條件相同時，如果我們采取不同制度而產生了不同效果，那么就可以用制度來解釋這種差異。不過，要比較準確地做到這一點，需要保證初始條件相同或很少變化。

（三）博弈分析

博弈論與制度分析結合的時間較晚，最早可追溯到A·肖特1981年的著作。[9]與將它引入經濟學其他領域所起的效應一樣，博弈論的采用也推動了我們對制度問題的研究，這主要體現在制度演變方面。[10]制度存在的意義在于協調不同利益主體以實現不同程度的合作。在一個組織、社區或領域內，單個主體的行為會影響其他主體的收益，因而各主體之間的行為影響具有相互性。而博弈論則是一種研究決策相互影響的理性人如何決策以獲取最大收益的理論。它既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的均衡方法，即各理性人在既定約束下實現了利益最大化；又考慮了他們之間存在的競爭與合作關系。因此，博弈論不失為一種研究制度的有力工具，二者結合被視為經濟學發展的很有前途之域。

目前博弈論較多被用于分析制度變遷問題。一種制度無論是產生還是變遷，都是不同主體相互博弈的結果。在一定條件下，某種制度穩定意味著各參與者行為結果已是最優，因而無動機改變目前決策；而一旦條件發生變化使得參與者積極追求新的最大收益，原有制度就開始發生變化。我們可以認為制度是博弈規則，其創新與變遷分別對應著參與者對游戲規則的制定和修改。但制度并非像一個博弈規則那樣簡單，該規則如何形成以及為何變化也有待進一步探究。換句話說，除了理解理性人在不同規則下的最大化行為，我們更需分析這些規則自身的前因后果。

五、結論

綜上所述，目前NIE各理論分支雖然存在諸多差異，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內在一致性。NIE一方面繼承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硬核，堅持個體主義和理性精神，采用均衡和邊際分析；另一方面又有了一些重大突破，改變了行為主體和分析對象，實現了企業和家庭、市場和企業以及政府和微觀主體在分析上的統一。NIE諸多分支都是圍繞著一個核心定理展開的，它們只是從不同角度對科斯定理的具體延伸。而制度因素分析、比較制度分析以及博弈分析等方法也顯示了NIE的自身特色。本研究并未概括NIE的全部內容，尤其是與OIE相關的部分；而只是對其分析框架的一個提煉。這至少有助于我們理解NIE現存的主要內容，從而有助于我們對NIE的進一步研習。

參考文獻：

[1] T·埃格特森. 經濟行為與制度[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2] E·弗魯博頓，R·芮切特. 新制度經濟學——一個交易費用分析范式[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 M·盧瑟福. 經濟學中的制度——老制度主義和新制度主義[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4] M·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33-45.

[5] 段文斌，等. 制度經濟學[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168-170.

[6] 許成鋼. 經濟學、經濟學家與經濟學教育[A].吳敬璉.比較[C].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7] E·G·菲呂博頓，S·配杰威齊. 產權與經濟理論：近期文獻的一個綜述[A].科斯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C].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03-204.

[8] 林毅夫. 關于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和強制性變遷[A]. 科斯等. 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C].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94-400.

[9] A·肖特. 社會制度的經濟理論[M]. 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

[10] H·培頓·楊.個人策略與社會結構——制度的演化理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Tan Qingg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