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與微觀調控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宏觀調控與微觀調控，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宏觀把握，積極扶持，重點培養

剛剛組建的新生班，師生彼此陌生，接觸幾次便會發現學生的性格千差萬別。有的善于表現自我，有的靦腆不茍言笑，有的自卑情緒低落，有的自大目中無人……面對各種情況要挑選稱職合格的班干部確實不易，所以首先應宏觀把握，全面考察，然后重點培養，大膽任用。

1、全面撒網，重點培養。新生班活動較多，有廣播操賽、成長杯籃球賽、知識競賽等等，針對這個特點在活動中考察、培養班干部是明智之舉。活動中那些表現積極并有一定組織才能的學生往往是可以信賴的;勞動中不拈輕怕重，而能吃苦耐勞的學生可以作為考察對象;生活中那些關心同學、集體榮譽感強的學生可以作為培養對象。經過一段時間觀察，采用化整為零的辦法，篩選淘汰，確定重點，進行培養。

2、因材施教，重在督促。現代社會注重能力和素質，中學生中有一技之長的學生比較多，在優化班干部隊伍過程中少不了這些學生的參與。諸如，擅長繪畫者充實到宣傳組搞版報設計；擅長歌、舞者到文藝組搞班級文娛活動；體育特長者可讓其搞班級體育工作。那么是不是有特長就可擔任班干部呢？不一定。因為隨著并軌帶來了不少問題，尤其是特長與文化課脫節現象很嚴重——有特長的學生往往文化課學得不好，學習優秀的學生又沒啥特長。因此建設班干部隊伍要有一個原則，即一方面本著擇優錄用的原則任用優秀的有特長的學生；一方面本著全面發展的觀點，嚴格要求所選班干部必須是文化課合格者。

3、民主評議、重點選拔。經過前兩個階段的準備之后就進入民主評議與選拔任用階段。 將一些能力較強、表現較好、有集體觀念、有責任心的學生挑選出來，有學生參加測評，最后參考測評結果選拔優秀的班干部。

二、微觀指導，及時斧正，鼓勵工作

班干部選之后，就要進行具體的工作實踐。但是由于個體差異或心理因素，有的班干部不是放不開手腳，就是放得過大，從而影響工作進展。為了讓他們盡快適應新的環境、新的角色，班主任應進行微觀指導，及時斧正一些過激的言行或過火的方法，鼓勵班干部積極、大膽地用正確的方法工作。

1、正確引導，積極工作。針對初建成的班干部隊伍容易出現的工作思想不穩定、工作思路不得法的特點，班主任應及時給予正確地引導。比如班干部與普通學生發生沖突時，班干部之間配合不默契時，班主任應給予一些必要的指導性建議，讓班干部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盡快適應各自的角色，找準自己的位置；讓“公仆”意識滲透到他們頭腦中，使之明白班干部即不是高人一等的人，也不是和普通學生一樣的人，而是一群肩負重擔、要求甚嚴、在師生間架起一座彩虹的特殊群體。班干部要樹立“要求越高、發展越快”的思想，全心全意，盡心竭力搞好本職工作。

2、強調個性，完善自我。二十一世紀的青年人要求獨立、完善自我、發展才能的愿望更為強烈，初中生是正在成長的一代青年人。有的學生干部能力強、個性強，但自尊心很脆弱、自我約束力較差。就此不妨讓其擔任一些次要的職務，讓職務來約束他，讓他在約束中逐漸完善自我，變被動管理為主動管理。

篇2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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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觀調控 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條件和計劃經濟條件中宏觀調控的差異何在，存在以下幾點意見：

1.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存在諸多差異，研究，識別和利用不同的是從根本上改變計劃經濟下宏觀調控體系的劣勢，建立一個符合客觀規律的新型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必要的條件。

一方面，控制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是指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在計劃經濟的背景下，資源的調配，經濟運行之決策完全由政府掌握，一切經濟運行無法按照自身的發展規律運轉，不能決定自身的發展方向，所謂的計劃指令和激勵制度，也主要是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和精神性管理指令。大多數企業事業單位，要么是要服從的計劃指令，以政府的指令為方向，否則就不會受到政府重視，發展不起來，地位也會受到影響，企業自身的經濟下降也必然的。在這種經濟制度現狀面前，可以說計劃經濟中宏觀調控只能是行政手段為主導，優先考慮，或完全遵循行政手段調控經濟，企業本身無任何自由發揮的空間。在計劃經濟背景下，國家也好，政府也好，宏觀調控的措施的一般都是是政府制定宏觀調控政策，按照政府頒布的分層計劃指令下屬單位接受政府的計劃指令下級單位執行計劃指令。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的條件下孕育而生的。具體的原因在于市場經濟計劃經濟下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的直接區別點在于在宏觀經濟容易導致市場發展不均衡，但從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本質區別來看，這是兩個不同的經濟體制，經濟運行機制有根本的差異，導致宏經濟不平衡的原因有差異，也是導致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下宏觀調控差異的根本原因。

2.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中宏觀調控的具體功能的不同。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的條件下產生的具體原因不同決定了實際行動上的差別。雖然在兩種經濟環境下，宏觀調控是糾正和防止宏觀經濟失衡。但是，在計劃經濟時期，宏觀調控本身的解決的方案和計劃的實施往往容易片面，進而會導致宏觀經濟調解力度不到位，市場發展失衡。由于計劃經濟的本質是政府主導，所以宏觀調控主要是彌補政府管理漏洞，彌補自身缺陷。

3.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的系統不同。在現有的基礎上，不同的條件下，宏觀調控是經濟運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本身享有有無限的經濟自由，政府掌握實施宏觀調控并不需要單獨的立法授權，因為政府宏觀調控措施所憑借的行政手段，即使用直接調控措施，也是經濟的綜合控制的一部分，不需要特別單獨的立法。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在實施宏觀調控措施和控制是，需要相關的法律法規授權來提供制度支持，法律是先決條件，更是是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關鍵環節，該系統基于現有的條件，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存在明顯的差異，這些差異總體上來說，是指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征服所面臨的問題都不是在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改進，但向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根本改革，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運作，建立新型的宏觀調控體系。

4.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中宏觀調控和經濟之間的關系，二者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自由的市場經濟，和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不同的條件下，調控手段是不同的，政府的宏觀調控是采取行政手段，通過對市場主體的直接干預，達到調控經濟運行的目的，這決定了政府干預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市場主體的經濟自由被剝奪是此消彼長的。

5.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和監督，對指令是政府給予行政處分。因此，宏觀調控是政府對國民經濟的直接干預微觀經濟單位的實現，在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在本質上是強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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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認為，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場基礎與制度條件方面的問題。文章從宏觀調控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通過比較內生安排與外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的不同績效，給出了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通過對政策邊界的明晰界定，從理論上揭示了短期的總量穩定與長期的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如何正確地把握宏觀調控政策的問題。 

 

關鍵詞 宏觀調控 政府安排 制度基礎 政策效應 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 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或“慎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 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 & 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 (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 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篇5

宏觀調控是認識與運用經濟規律的生動實踐

面對近年房價瘋漲和房地產投資過熱,中央及時調控,采取“管嚴土地,看緊信貸”等宏觀調控措施。*年又出臺一系列旨在穩定價格的調控政策,有效抑制了房價漲幅,今年全國房價平穩,房價漲幅逐季回落,一季度上漲幅度是12.5%,二季度漲幅是10.1%,而一到三季度漲幅是8.8%。房地產市場正朝著遏制盲目投資、引導合理消費、穩定住房價格的預期方向發展。

房地產只是宏觀調控的領域之一,中央還對經濟運行中投資增長過快、某些產業局部過熱、煤電油運形成瓶頸等問題實施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調控措施,有保有壓、區別對待,使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低水平擴張勢頭得到抑制,煤電油運和農業等國民經濟薄弱環節的投資得到加強。

不少經濟學家接受記者采訪時均表示,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成功實踐,不僅使我們加深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增強了駕馭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的本領,而且使我們得到一些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指導意義的新的經驗和啟示:堅持把又快又好發展作為搞好宏觀調控、促進科學發展的根本要求;堅持把區別對待、分類指導作為搞好宏觀調控、促進科學發展的重要原則;堅持把著重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作為搞好宏觀調控、促進科學發展的主要方式;堅持把推進結構調整、轉變增長方式、實現總量平衡作為搞好宏觀調控、促進科學發展的重要著力點;堅持把深化改革、完善體制機制作為搞好宏觀調控、促進科學發展的重要保障;堅持把維護群眾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搞好宏觀調控、促進科學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制度經濟學也正在取得突破

一些經濟學家指出,長期以來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扮演著雙重角色:一方面,政府作為一個“理性人”,是市場經濟運行中的一個特殊主體;另一方面,政府又是居于市場經濟之上的“駕馭者”和“調控者”。該怎樣確定政府的職能呢?伴隨經濟實踐和經濟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經濟學界形成以下共識——政府主要提供公共產品,解決社會公平問題。

這類深層次的制度問題,在*年開始逐個突破。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入,人們越來越注重從制度的角度來深入思考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制度是影響生產力發展的首要因素,市場機制固然可以通過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要素在部門間、地區間等的流動來調節和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但市場機制在本質上并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中,“市場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制度建設已成為學界的共識。

在制度改革中,政府職能改革、企業改革和財稅金融改革將成為三大主要方向。今后的改革將更強調總體指導和統籌協調,強調將改革的措施規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微觀經濟學全方位開花

*年還被稱為“中國股市改革年”,受人矚目的股權分置改革終于啟動,以股改為代表,政府頻出新策,力促投資者對股改在總量、時間、價格等方面形成穩定預期。除此之外,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在邁向真正有彈性和可浮動的匯率制度方面走出了關鍵性的一步。這些生動的改革經驗正在豐富中國社會主義金融學的內容。

當前我國經濟處于穩定增長平臺，經濟自主增長能力逐步增強，宏觀經濟基本態勢較好，為加快各項關鍵性改革提供了寬松的經濟環境。在這樣的有利時刻，我國關鍵領域的改革攻堅力度正在加大，用改革的辦法克服深層次的體制性、機制性弊端，鞏固宏觀調控成果，增強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這些改革經驗又將成為微觀經濟學的經典素材。

我們也看到，經濟學界開始更多地研究企業、城市居民、農戶等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金融學、財政學、稅務學、產業經濟學、區域經濟學、國際貿易和勞動經濟學等學科，構成了一個內容豐富、體系龐大的學科群。

經濟學是一門經驗性、解釋性的科學，也是一門經世致用之學。當代中國經濟學者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研究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分析支配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和發展的經濟關系、運行機制、調控機制，探尋其中的規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因此正在變得豐富而有深度，中國人對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因此正在不斷深化。

當前我國經濟處于穩定增長平臺，經濟自主增長能力逐步增強，宏觀經濟基本態勢較好，為加快各項關鍵性改革提供了寬松的經濟環境。在這樣的有利時刻，我國關鍵領域的改革攻堅力度正在加大，用改革的辦法克服深層次的體制性、機制性弊端，鞏固宏觀調控成果，增強經濟

發展的穩定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這些改革經驗又將成為微觀經濟學的經典素材。

篇6

一、企業會計核算與國民經濟核算的關系

國家宏觀調控的依據是國民經濟核算，國民經濟核算是以國民經濟為整體的核算，但所有核算包括生產核算、分配核算、流通核算和使用核算都是以基層單位即企業核算展開的，因而企業核算是國民經濟核算的基地。在企業核算中，會計核算又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占企業核算工作的很大比重。國民經濟核算與會計核算相比較，它們之同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核算的總體范圍。國民經濟核算是將國民經濟當作一個總體的宏觀核算，而會計核算是將企業當作一個總體的微觀核算。它們之間的關系從范圍上看是總體與個體的關系。宏觀總體的某個指標數值與微觀個體之間并不是簡單的匯總關系，如銷售收人這個指標或科目，對企業來講，不考慮買者是誰，只要出了企業范圍，就是銷售；而對部門、地區、國家來說，部門、地區內部的相互買賣就不應該迸來。總體范圍的這種差異性決定了宏觀統計核算與微觀會計核算在許多方面的差異，從而決定會計核算無法直接為國民經濟核算提供各種數據。

2．核算的目的。國民經濟核算以整個國民經濟運行過程為核算對象，通過制定一套反映國民經濟運行的指標體系、分類標準、的核算及相應的表現形式，為國家宏規經濟、決策、調控提供資料。會計核算則是以微觀基層單位的資金運動作為自己的對象，其目的在于為微觀活功單位的經營管理者、投資者、債權人及其他社合公眾了解微觀單位的財務信息提供服多。目的不同，所選的指標（科目）也會不同，國民經濟核算與會計核算中某個指標（或科目）即使在名稱上相同，大多救情況下口徑、范圍也不一樣。

3.核算的。從這方面講，國民經濟核算和會計核算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互相區別的一面。就兩種核算中直接相互關聯的部分而言，主要區別表現在核算的概念與分類上。在概念方面，二者的區別表現為同一核算概念有時會有不同的含義。在分類方面，二者的區別表現為共同采用的分類所依據的原則和所劃分的類別不一致。

4．核算的方法。二者盡管都采用了復式記賬法，并借助賬戶形式加以表現，但兩者使用的賬戶有以下區別：（1）從登記主體來看，國民經濟核算以賬戶為主體，根據賬戶來確定收支；會計則以企業為主體，根據企業經濟業務的發生所引起的各項會計要素的變動，分別反映其增加及減少。②從登記項目來看，國民經濟核算中所有賬戶要登記的項目都是固定的，它不隨業務的文化而變動；而會計賬戶要隨經濟業務變化，區分不同的賬戶登記實際發生額。（3）從賬戶類型來看，國民經濟賬戶是根據國民經濟循壞過程來沒立賬戶，包括生產賬戶、收入支出賬戶、投資賬戶、對外交易賬戶、資產負債賬戶；而會計賬戶則根據它所反映的經濟內容不同，分為資產賬戶和權益賬戶兩大類型，收入和支出要根據賬戶的不同類型進行登錄。此外，國民經濟核算除復式記賬和四式記賬外，也采用單式平衡表和矩陣表進行核算。

以上差異引發了國民經濟核算和會計核算的許多差別，如收入概念的差別、配比原則的差別、計價原則的差別等等。所有這些差別表明，試圖將微觀會計核算納入統一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之內缺乏足夠的依據，想從微觀核算到宏觀核算建立起逐級匯總體系，也是缺乏依據的。國民經濟核算所需要的資料只能由國家統計系統從宏觀搜集，然后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甄別、調整、加工和開發。把國民經濟核算所需要的資料下放到企業去轉換并強求企業實現統計與會計的協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行不通的。

二、從會計目標看會計的服務對象

會計作為一個以提供財務信息為主的經濟信息系統，主要以財務報告的形式向使用者提供信息。使用者對會計信息的需求決定了企業應當提供的會計信息的內容。會計信息使用者一般包括國家宏觀管理部門、投資者和債權人（包括的確和潛在的）、企業的管理當局、其他相關利益集團（如職工、客戶、供應商）。從契約的觀點看，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結合”，經理人員所從事的經營活動總是受到各種各樣契約的約束。在企業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的背景下，委托人與人總會存在一定的利益沖突，出于這種原因的考慮，相關利益集團會與經理人員達成一定的契約，以保證經理人員不會做出損害他們利益的決策。人們要求通過會計報告來監督這種關系的假設成為受托責任概念，

受托責任現在問世紀末和20世紀初是一個廣為接受的觀點。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會計主要為相關利益集團簽訂契約和監督契約服務，這是企業會計最為基本的目標之一。

我國《企業會計準則》規定，會計信息應當符合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要求。但會計作為一個以提供財務信息為主的經濟信息系統，是企業管理信息系統的一個子系統，會計所提供的信息限定在一個具有獨立性的單位之內，是對該單位的經營活動進行的確認和計量。也就是說，會計信息系統立足于微觀經濟主體，主要為微觀經濟主體服務，這是由會計本身特性所決定的。由于企業會計核算與國民經濟核算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會計信息系統并不能提供直接有助于宏觀調控的信息，兩者之間需要一定的銜接。

三、運用企業會計信息為國家宏觀調控服務的途徑--微觀統計核算與會計核算的協調

雖然國民經濟核算是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的全局性的整體核算，而會計核算僅針對一個特定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但是，會計核算仍是國民經濟核算的主要資料來源。然而，會計核算與國民經濟核算畢竟屬于兩個不同的核算范疇，在許多重要的方面，存在著不可忽視的根本差異，這就給國民經濟核算直接利用會計核算資料帶來了不便。而企業的微觀統計核算與會計核算在對象和目的上是一致的，統計核算與會計核算的協調統一應在這一微觀層次上來討論，運用企業會計信息為國家宏觀調控服務的途徑也只能從微觀統計核算與會計核算相結合的角度來尋找。

在微觀層次上統計與的協調，就是要建立以會計核算為基礎，以統計核算為綜合，以機為技術手段的會統并軌合一的新的核算制度，從而達到兩種核算職能上的結合及相對的統一。具體來說，有以下要求：

1．會統協調應以會計核算為基礎。宏觀統計核算與微觀統計核算的關系不存在自下而上層層匯總的關系，宏觀核算同企業會計、統計核算在核算目的、核算原則上都有區別。從國民經濟核算模式來看，其一整套規則同企業會計準則相比存在著多方面的差異，無論是會計核算還是企業的統計核算，在微觀上都是為企業管理服務的，把國民經濟核算所需要的資料下放到企業去轉換并強求企業實現統計與會計的協調是行不通的。因此，不能再以統計為中心進行協調，更不能以兩者的獨立為前提，會統協調應以會計核算為基礎。

2．必須轉變企業會計與統計的職能。應將企業統計的核算職能歸并到會計核算之中，作為會計核算的一個分支，而統計則作為一種研究的方法和預測、決策、控制職能而存在。以會計核算為基礎，利用統計分析方法來彌補會計人員缺乏綜合分析能力的缺陷，這樣既可以消除企業核算數據多元化及重復勞動的現象，又可以使會計核算體系的優勢與統計綜合分析的特殊作用得以更好的發揮。

3．必須進行相應的機構改革。既然要把企業統計的核算職能歸并到會計核算之中，作為會計核算的一個分支，那就必然要改革現存的會統分家的組織機構，可在會計部門下設一個統計分部，不一定要設置獨立的統計機構，來完成上述企業統計的職能。

篇7

（一）房地產是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基本載體，是城市經濟活動的重要物質要素。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98年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以來，伴隨著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中國的房地產業得到了快速發展。我國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對促進消費、擴大內需、拉動投資、改善居民居住條件和城鎮面貌、相關產業發展，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據統計，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能夠有效構成一個良性循環的城市產業鏈，在房地產業開發、經濟、消費過程中，涉及到建筑、建材、能源、交通、冶金、化工、電子、通訊、輕紡及家電等50多個國民經濟的產業部門，它的發展能夠帶動一大批相關產業共同繁榮。同時，房地產業也是構成社會財富生產的重要部門，很多國家和地區的房地產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先導性、支柱性和基礎性產業。房地產業產值占GNP的比重一般都在6%-12%左右。

（二）房地產業的自身特點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的房地產業，其能夠有效帶動國民經濟的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然而，我們不可忽視的是，房地產作為一種特殊的產業，其自身擁有著不同于其他產業的特殊特點。房地產投資具有資金需要量大、開發經營周期長，變現性差、不可移動，壽命周期長、綜合性強寄投資額大，政策影響性等特點，同時房地產投資又是高風險、高回報行業，房地產投資的這些特點都決定了房地產市場具有很強的投機性和風險性，這些都要求國家運用政府控管手段減輕房地產業的各種不穩定因素，保持房地產經濟的平穩、持續快速發展，避免造成一些國家由于房地產業違背客觀規律發展而出現泡沫經濟。

二、加強房地產經濟安全的政府管控的措施

目前，我國政府對于房地產經濟安全的管控措施主要包括有：控制土地批量、稅費、利率、貸款、保險、公積金管理及價格管理等措施。為保證我國房地產業的經濟安全，政府對其進行科學合理的調節與控制十人重要，但基于我國目前政管控的現狀，也應對相應的管控措施加以重視，以便更加利于對房地產經濟安全的合理管控。

（一）宏觀調控與微觀調控的緊密配合只有房地產的經濟安全得到保證，才能夠促進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因此，采取有效手段對各種已知或未知影響因素進行預防，將顯得十分有必要。在市經濟下，房地產經濟安全不久需要自我調節，而且還需要政府機構對其進行科學合理的管控。政府在對房地產經濟安全進行管控時，不僅要充分考慮到宏觀調控措施，對于微觀調控措施也需提高重視度，使兩者能夠在緊密的配合之下，從而加強房地產經濟的安全。其中，政府的宏觀調控主要是指其采取相應的法律、行政和經濟手段來對房地產市場進行合理的干預，宏觀調控措施主要是針對房地產業整體的調控，其能起到大的主導作用；而在宏觀調控的基礎上，政府也應該采取微觀調控措施，對房地產市場的每一個交易環節進行有效的管控，并能過相應的規章制度，約束并導正房地產業的發展方向。通過政府將宏觀調控與微觀調控的有效結合，從而使政府對于房地產經濟安全的管控能夠發揮有效的作用。

（二）分析市場形勢及時采取相應措施在我國的房地產行業當中，由于各種因素的引導與作用，使得房地產經濟具有巨大的波動性，因此，政府在進行控管時，應對當前的房地產形勢進行合理的分析，并看清當下時段房地產經濟的發展走向，再根據不同的經濟波動原因采取相應的管控對策。政府在對房地產經濟安全進行控管時，也應對房地產經濟與國民經濟的發展進行詳細分析，當國民經濟與房地產經濟發展不一致時，則需及時采取措施對其進行調控。如由供需關系所引起的房地產經濟波動，并出現房地產經濟超過國民經濟的承載能力時，政府便需及時清理房地產經濟中的泡沫，并根據實際情況，增加供給或是增加需求，從而盡量保證兩者之間的平衡關系。

三、結束語

篇8

三分說主要是可以將經濟法體系劃分為市場、干預機制、法律法規，然而這種理論的內在邏輯合理性卻不盡完善，這主要是由于單純的市場經濟有著多種多樣的形式，而且也收到社會大環境的影響。針對政府的經濟干預也要辯證的看，這主要是由于政府的經濟干預措施本身也是存在弊端的，假如不能在經濟的調節中適度的應用，就會對市場經濟產生不良的影響，因此，要正確的理解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這有這樣政府的經濟干預措施才能夠更加有效。

二、二分說理論

在二分說理論中，普遍的是認為經濟法的實質是對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和政府的經濟行為起到規范和約束作用的法律，并且在國家通過有關的調控措施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時，主要形成基于宏觀調控的法律和基于市場規范的法律兩種不同的社會關系。也就形成了二分學說理論。在二分說和四分說理論中，我們的普遍觀點是試圖將所有的經濟法包含在其中。市場經濟一旦出現監管缺失，就會導致個別經濟參與者收到經濟利益的驅使做出與整個社會的利益相沖突的行為，因此，就有必要在市場經濟中加強對于經濟參與者的行為規范，這其中就需要制定相關的法律和法規，以更好的發揮國家在市場經濟中的干預作用。其中以稅收法為例，該法律屬于國家的宏觀調控法律，國家在制定稅收法時需要考慮稅收對于行業發展、資源配置等方面的調控作用，通過經濟法律的形式對經濟活動的參與者行為產生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規范市場活動參與者行為的效果。

三、經濟法體系的重構

(一)理論基礎

在經濟法體系重建中，其調整的目標和范圍決定了經濟法體系的基本組成。在我國，經濟法體系理論研究存在著較大的爭議。在眾多的理論中，有學者認為對于經濟法的定義可以理解為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進行經濟利益調整的法律總和。這種經濟利益指的是在進行社會生產的過程中，由于產出大于投入而出現的利益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關系。也曾經有國外的經濟學家針對調控對象的不同提出了宏觀和微觀經濟法理論，其中針對企業的法律歸為微觀經濟法，而以全部經濟活動為調控對象的法律歸為宏觀經濟法。更進一步的說，微觀經濟法主要針對以企業內部的組織關系為調整對象，而宏觀經濟法則是對整個經濟活動中的利益分配進行調節，在實際的應用中，只有將這兩種經濟法進行有效的整合才能夠保證對于國家經濟的有效調節，更好的保證國家經濟的正常運行。

(二)微觀經濟法

根據對微觀經濟法的定義，其主要的調整對象是企業內部的組織關系，其對于經濟活動的調整屬于較為初級的利益調整。在企業中出現利益分配沖突的主要是生產者、投資者以及管理者。這主要是由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體現了資本家對于生產者裸的剝削，而且在企業的運行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管理者的現象，以更多的增加自己在利益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也就是說，企業的經濟利益關系到幾個不同的經濟參與群體，微觀經濟法的制定有利于更好的調整企業內部不同的參與群體之間的經濟利益，有利于保持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

(三)宏觀經濟法

宏觀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整個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它主要是對經濟活動中的利益進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其實現形式是從經濟總體發展的角度對不同經濟參與者的利益關系進行調整，以保證國民經濟能夠保持較高的發展速度和較強的競爭力，加快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在宏觀經濟法體系的構建過程中，首先要明確國家在經濟法體系中的角色。在我國，國家不僅是政治統治的工具，同時也是國民經濟調控的主角，即國家通過不同的形式參與到經濟活動中，并且對國民經濟產生一定程度的調整。在實際的利益分配中，國家也參與其中，并且通過增大公有制經濟在經濟活動中的影響力，保證公有資本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較大的比重，同時國家需要對其經濟行為承擔責任，因此也可以說，經濟法就是有國家參與其中的法律。在宏觀經濟法的構建過程中，要改變傳統的國家社會資源在經濟活動中的參與形式，將其參與形式法治化，以保證更好的分享整個國家總體經濟的利益，保持經濟的健康發展。

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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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意義上的政企關系

人們已習慣于把政府所有與經濟活動有關的行為都稱之為宏觀管理或宏觀調控，這是一種錯誤。其實，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可以分為宏觀調控、微觀管理和微觀管制三方面。

宏觀調控的對象是作為宏觀總量的國民經濟，一項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力之廣，幾乎能波及到每一個微觀經濟主體甚至每一個公民。因此宏觀意義上的政企關系是一種間接關系。

微觀管理是政府代表國家站在出資者立場上依靠行政命令或直接參與市場的方式對微觀經濟主體實施的一種內部管理，主要指國有資產運營管理、部分社會公益事業和部分城市公用事業的投資和直接管理活動。微觀管理的主體大多為地方政府，而公共企業的職員都具有國家公務員的身份。

微觀管制則是政府站在完全中立的立場上，依據法律法規對微觀經濟主體實施的一種外部限制和監督，它包括經濟性管制（市場準入和特定產品定價）、社會性管制（產品質量、污染排放及勞動安全等標準的設定）以及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管制；

由此可見，微觀管理和微觀管制體現的是微觀意義上的直接的政企關系。而且微觀管制又是政府最常見最繁雜的行政行為。計劃體制下，政府成立大量的產業主管部門在幾乎所有的產業(其中大部分為競爭性產業)領域從事微觀管理活動。隨著改革的深入，大部分政府微觀管理活動將被取消，競爭性產業的組織和協調應逐步過渡給市場或企業自愿加入的行業組織(協會、商會)。而大量被節約下來的行政資源應該用來充實和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微觀管制，尤其是歷來缺乏認識和不被重視的微觀管制。

本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對政企關系的調整：進展與不足

1． 進展方面。本次機構改革根據精簡、統一、效能和權責一致的原則，在建立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行政管理體系方面確實取得了空前的進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把綜合經濟部門改組成了宏觀調控部門。如將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原國家計委）的職能定位在"負責研究提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規劃、總量平衡、結構調整的宏觀調控調控部門。"而把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職能定位在"負責調節近期國民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部門。"為此這兩大部門在某些職能上也作了重要調整，例如把制訂產業政策和調整產業結構等職能移交給了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

──調整和減少了專業經濟部門。如在郵電部和電子工業部的基礎上組建信息產業部；把煤炭、冶金、機械、國內貿易、化工等部改為由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管理的國家局，將它們的行業主管職能完全剝離出去，使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關系調整為："政府按投入企業的資本享有所有者的權益，向企業派出稽查特派員，監督企業資產運營和盈虧狀況；負責企業主要領導干部的考核、任免。"從新三定方案來看，這些專業經濟管理部門實際上是走向行業協會的一種過渡形式。其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的大幅度削減也表明了本屆政府在政企分開問題上的強硬態度。

──加強了執法監管部門。如由地質礦產部、國家土地管理局、國家海洋局和國家測繪局共同組建國土資源部；組建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把國家環境保護局升格為正部級單位；在國家醫藥管理局、衛生部藥政局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基礎上組建 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等。

以上舉措都表明，本次機構改革在宏觀調控、微觀管理和微觀管制三方面行政資源的合理配置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各機構三定方案的制定和實施也較順利。實質性的政企分開預計明年初即可完成。

2.不足之處。相對于本次機構改革的深廣程度來說，前期的調研和行政組織法律等準備工作顯得有些倉促，以至于某些決策有悖于本次改革的精神，同時也遺留下了一些短期內無法解決但在一定程度上會給機構改革帶來負面影響的問題。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紡織總會和輕工總會本來已不在國務院系列，讓它們向行業協會過渡是上一次機構改革已經解決了的事情，這一次卻使它們回到政府行政系列，確實出乎意料；再如有色金屬總公司分解為三個大型集團公司，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題中之意，看不出有成立有色金屬局的必要；建材局在屢次機構改革中都保留下來也是令人費解的現象。

──在各專業部門大力改革和削弱的有利條件下，不應解散而是應充實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如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代表國家統一行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職能。令人失望的是，本次改革使中央一級國有資產和國有大型企業的管理陷入混亂局面。插手這一塊的有財政部的產權登記部門、有國家機關事物管理局、有國家經貿委、有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有人事部甚至還有國務院辦公廳。大型企業稽查特派員是一種外部監督制度，它并不介入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那么現在誰作為國有產權的代表進入到企業的治理結構中去呢？這個問題沒有解決，本次機構改革就不能說是成功的。

──非競爭性行業如鐵路、電信、郵政、廣播、電視、城市公用事業如何政企、政事分開，如何通過國有獨資公司或政府公司制度來規范這些企事業單位的經濟行為，本次改革沒有觸及。而誰都清楚，這些行業存在的問題決不亞于競爭性行業里國有企業所面臨的問題，而且都是消費者極為關心的問題

──機構改革和政府組織機構的調整都應該納入行政法制化的軌道，即必須由法律來產生政府機構，通過法律把政府機構的行為規范化。我國的情況則相反，是先有行政機構，再由行政機構來產生法律。由此而來的法律必然失之公正，而且在法律產生之前，相關行政機構的行為得不到制約，很可能有損相對人的利益；此外該機構還可能被隨意調整甚至撤消。本次改革也不例外，沒有修改藥品管理法而產生新的藥政機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沒有出臺電信法而產生政企尚未分開的電信管制機構"信息產業部"；國土資源部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新機構也面臨類似問題。

這里有必要特別討論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的行政性質問題。由于經國家濟貿易委員會除近期國民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職能外，還接管了由部改為局的工業部門的經濟調節、生產運行、投融資導向、技術進步、軍工配套、進出口以及監督管理國有大型企業等微觀管理職能。因此它活象一條"人魚"，上半截是日本"通產省"，下半截是80年代的國家經委。作為"通產省"，行政指導是它的基本行政行為；作為國家經委，它則可以行政命令。在行政法學上，行政指導是非強制性的，相對人不服從，無須承擔法律責任；相反，有誤導效果的行政指導則必須對因此受損的相對人負賠償責任。行政命令是強制性的。以往由經濟綜合管理部門施行的行政命令的作用范圍是國有（營）企業，但在非國有企業已占國民經濟大半壁江山的今天，如果沒有明確的職能劃分和嚴格的法律界定，如何能控制它將行政命令的觸角伸向非國有經濟呢？國家濟貿易委員會隨時都可能跨越宏觀和微觀的界限，隨意使用行政指導和行政命令，由此給企業造成經濟損失。這個問題不解決，本次機構改革必然馬失前蹄，無功而返。下文要討論的"行業自律價"問題便能說明這一點。

今后政企關系之間可能產生的主要矛盾

如上所述，隨著大部分競爭性產業主管部門的削弱，政府微觀管理的重心應該轉移到國有資產權益的維護和對非競爭性或模擬競爭性產業的直接控制等方面來。同時，包括這些產業在內的所有產業的各種類型的企業，今后更多要打交道的，是那些得到進一步加強的具有行政執法監督權力的微觀管制部門。政企之間這種直接關系的轉變，尤其在磨合時期，不可避免會產生某些新的矛盾或使原有的矛盾更加突出。

1. 在微觀管理方面，矛盾之一發生在國有資產的逐級者之間，其焦點是企業剩余索取權和經營控制權的分配。這種矛盾會因目前國有資產多頭管理的局面而加劇；矛盾之二發生在那些政企緊密結合的公共企（事）業（如中央電視臺、中國郵政、中國電信等）身上。由于這些公共企（事）業的性質和經營行為缺乏法律規范，在這些單位及其競爭者和消費者之間的利益平衡問題上，政府的處境會很尷尬。

2. 在微觀管制方面，矛盾之一來源于某些產業的行政管制立法不足（如電信法、證券

法、藥品管理法等），這一方面使管制部門缺乏執法依據；另一方面又為管制部門行政違法（越權、濫用權、不作為及違反程序）提供了條件。前者損害消費者利益和公共利益，后者損害相對人利益。矛盾之二來源于許多不合理的法律條款未能及時修改，這同樣會影響執法效果和損害相對人利益。

3. 政企（事）聯盟對行政管制的干擾。以往某一行政管制機構在對違法企業行政執法時，常常會遭遇到企業主管部門和其所在地地方政府的干擾。這種干擾有時甚至有法律的依據，如水污染防治法就規定，當環保部門決定關閉某嚴重超標準排污企業時，必須證得該企業主管部門或綜合經濟管理部門的同意。在政企不分的情況下，企業和其主管部門是利益共同體，它們一致對付管制機構是必然的事情。這一次機構改革，雖然許多行業主觀部門轉變為專業經濟管理部門，不再直接管理企業，只從事行業指導性管理。但它們與企業之間"舊情"依在，在企業求援的時候，它們很難袖手旁觀。不但依然可能幫助企業逃避或減輕行政法律責任，甚至還有可能創造出一項新的管制政策，置管制機構于不顧。我們舉一個近期發生的事例來說明上述觀點。

說明上述問題的一個"故事"：行業自律價

今年7月24日，國內最大一家羊絨生產企業到國家經貿委政法司宣傳處遞交《關于懇請國家經貿委加強對制止無序競爭、規范市場秩序宣傳工作的建議》以及本企業與另12家大型工商企業聯合起草的《制止惡性競爭、規范市場秩序推動工商聯手、實現共同發展》的呼吁書，請求國家經貿委審核后在媒體公開發表。國家經貿委三位有關領導分別在7月27日、8月7日和8月11日作了批示，均認為不但要大力支持該項宣傳活動，而且要發動委管國家局、中介組織、重點企業（商產業政策司）制定一個更詳細的方案，持之以恒，抓出成效。這個更詳細的方案就是國家經貿委于8月18日的《關于部分工業產品實行行業自律價的意見》。之后，作為價格主管部門的國家計委和國家經貿委委管國家局陸續在建材、冶金等行業聯合制定以行業平均生產成本（系行業少數令頭企業的加權平均成本）為基礎的行業自律價，要求行業內企業不等低于此成本銷售本企業產品，并制定了相應的監督制裁措施。

雖然故事還在進行，但它卻足以反映兩大宏觀調控部門做法的一些不妥之處：

1. 行業自律價本是一些市場份額很高的大型國有企業的"價格卡特爾"行為，有阻礙競爭的"串謀"嫌疑。兩委不但不對其進行反壟斷調查，反而主動介入，違反經濟學常識地在所謂"產業集中度高和產業結構矛盾不突出"的行業實行自律價，欲置中小型企業于死地，難免有失公正，是"助紂為虐"也。

2. 實際上，以低于成本價格銷售商品，圖謀擴大市場份額從而破壞市場秩序的正是那些行業令頭企業。果真想維護競爭，受害企業就應該訴諸于《價格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由此兩法授權的行政執法機構負責調查處理。兩委的介入，可以說一是濫用職權（計委），一是越權（經貿委），與"貴族企業"上演了一出"狐假虎威"的鬧劇。作為反不正當競爭法執行機構的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由于"權威"不足，則樂得"袖手旁觀"。

3. 許多中小企業低價傾銷其積壓產品，本是一種退出市場的合理行為，并沒有違反價格法（見該法第14條第2款），如果要求它們按大企業的平均成本銷售產品，勢必將其擠出市場，使其處境更遭。由此而造成的社會成本明顯地大大高于企業提起反不正當競爭訴訟的成本。因此兩委的介入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4. 行業自律價的基礎是行業內少數主要生產企業的的加權平均成本。很顯然，政府不可能獲取企業真實的成本資料，因此，由各主管局計算并公布的行業自律價缺乏真實性，從而很可能成為維護壟斷的"幌子"。

5. 由于協議企業之間相互監督的成本太高，"價格卡特爾"往往很快就解體于協議企業的私下違約，政府出面來支持這種事情，真可謂"吃力不討好"，留下笑柄。

若干建議

1．加快行政法制化建設的進程。目前最迫切的是改革部門立法的傳統，建立確實能體現各利益集團利益的立法制度。在此基礎上盡快出臺急需的新法律，同時抓緊補充、修改和淘汰大批有明顯缺陷的法律法規。尤其是要使國家機構組織、職能、編制、工作程序盡早法定化。

2．政府應當自覺將微觀經濟管理的范圍收縮到最小程度（只限于國資管理、公共事業管理）。因而必須明確委管國家局的設置只是一種過渡形式，時機成熟即予以撤消，不一定非等到下一屆政府。

篇10

關鍵詞:政府;宏觀調控;問題;建議

一、宏觀調控的理論依據

市場經濟體制有著宏觀調控的內在要求,盡管目前存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區別,宏觀調控在這兩種政治體制下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市場經濟的運行是否順暢,經濟總體目標能否達到,宏觀調控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市場經濟形態下宏觀調控的范圍和力度值得研究。

市場經濟從產生到現在都是在國家干預下運行的。自16世紀市場經濟建立以來,任何國家的實踐模式都是在國家干預中進行,市場經濟的運行不可能超出政府的控制。歷史上各國先后實行過的重商主義政策、自由放任政策、凱恩斯主義政策以及后凱恩斯主義政策,都是政府主張實行國家干預的結果,區別只在于干預的方式和干預的力度而已。市場經濟運行的每個階段,都離不開國家的操持,即使在崇尚自由放任的鼎盛階段,主流經濟學家也沒有絕對排除國家必要的直接干預。斯密認為君主需要保護本國社會的安全;保護人民不使社會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壓迫并且建立并維持某些公共機關和公共工程。同樣穆勒也肯定了必要的國家干預,他認為國家干預是和市場經濟密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的。弗里德曼認為自由市場的存在不能排除政府的需要,市場經濟如足球場,競爭的微觀主體是足球隊般的企業,宏觀調控者是足球裁判般的國家政府。市場經濟運行的態勢優劣和成效高下,與宏觀調控的能力和藝術有直接關系。

國家除了提供宏觀調控,同時還在中觀層面的產業和地區層次發揮著重要影響。產業政策是指一國為實現其經濟發展目標,促進與限制某項產業,規范產業組織,優化產業布局,推進產業結構合理化與現代化主動干預產業經濟活動的各種政策的集合。產業結構是指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之間以及各產業部門內部的構成。產業結構合理的調整能夠促進經濟的不斷增長。人口地區結構是指生產要素在各地區之間的合理配置,重點分析一個地區三大產業在地區GDP中的比重,以及進出口金額的比例。

二、現實的經濟狀態及其存在的問題

目前的中國經濟受世界金融危機乃至經濟危機的嚴重沖擊,正面臨著經濟發展中的又一次機遇和挑戰,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中國政府將宏觀調控政策迅速調整為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隨后相機推出以四萬億投資來刺激經濟復蘇計劃、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等政策,這些政策的有效應用使中國經濟率先扭轉困局,走上復蘇之路。

不可否認,本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動搖了支撐中國經濟的外部基礎,顯現了中國經濟的痼疾。中國經濟的增長一直以來過分依賴投資和出口這兩個利器,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出口產生很大沖擊,使得出口急劇下降,經濟增長速度明顯變慢。目前,只有以本次經濟危機為契機,加大經濟結構調整的力度,中國經濟才能取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按照主流經濟學的思想,結合目前的經濟狀況,現行中國經濟的運行存在以下問題:

首先,經濟結構調整對資源配置的影響作用弱化。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中資源配置依賴政府一家作出,而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變革后,資源配置主要交由市場完成,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依照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進一步的市場化在更大程度的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同時必然帶來邊際效率的弱化。

其次,國際貿易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逐漸減弱。中國曾經高達60%以上的外貿依存度是不符合發展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的。在世界共同面臨困境時仍然以出口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和主要源泉顯然是靠不住的,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將使得國際貿易明顯削弱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

最后,人口老齡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威脅越來越大。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已經十分嚴重,曾毅在1994出版的專著《中國人口發展態勢與對策探討》中就指出“中國將是人口老齡化最快的國家,老年人口的數量正以年均3%的速度增長。2000-2030年將是高速老齡化時期。2030-2050年將是高水平人口老化階段,到2050年,全國65歲以上人口數量將為3.3億-4.7億,是現在的5倍,其比例將在23%-27%。此外,高齡老人增長迅速,1997年我國80歲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為8.8%,2050年將增加到20%左右。”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將大幅提升國民儲蓄水平并直接弱化勞動力低廉這個傳統比較優勢。

三、當前宏觀調控的原則

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國際經濟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央調整了宏觀調控的目標,將其明確為保經濟增長和保發展方式轉變兩個目標。為了保證這個任務的順利完成,必須堅持以下三項基本原則:

第一,要堅持調控目標長短相結合的原則。世界經濟危機的深化對中國經濟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目前國內出現了一系列有利于經濟復蘇的因素,這些變化對企業經營狀況好轉應該是有利的,同時外需不足,又使宏觀經濟面臨嚴重下行的風險,因此,國家宏觀調控的必然有所調整,保增長也就順理成章的成為目前最重要的調控目標。中國正在著力推進發展方式的轉變,從中長期看,這是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但從短期看,這些轉變也會給保經濟增長帶來一些壓力,因此,宏觀經濟政策不僅要對長期發展有利,還對短期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的政策措施。根據目前的形勢,宏觀調控必然采用不對稱發展原則,從區域角度看,中西部地區應該是發展重點;從產業角度看,所有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產業都應該是發展重點。

第二,要堅持調控過程靈活性與穩定性相結合的原則。近來,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迅速,宏觀調控政策要保持相當高的靈活性,以使得政策和經濟現實保持一致;同時,重大政策的執行還要保持穩定性,要防止重大政策的大起大落。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缺乏必要的靈活性或是缺乏必要的穩定性,都會使得政府的經濟刺激方案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要堅持調控主體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相結合的原則。中央政府在宏觀調控領域的作用不容忽視,地方政府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也應該得到充分的重視。近年來,政府集權化的提高使得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得到很大提高,但僅憑中央政府顯然是不夠的,還得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的能動性。中國地區經濟差異很大,中央政府很難作出能適應各個地區的通行的有效調控方案,地方政府可以在自身權力和財力允許的限度內努力促進轉型升級、技術創新,并在要素供給方面給予企業盡量多的支持。具體說來,地方政府能作出的調控主要涉及地方性扶持政策、地方性稅收減免和地方性補貼政策等,這些政策的綜合運用能有效輔助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保證經濟的更快更好發展。

四、完善宏觀調控的政策建議

當前,國內外經濟的迅速變動使得中國宏觀調控面臨許多新形勢。結合以上對中國宏觀調控的現狀分析,想要更好地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注重創新能力的培養。培養國內創新能力,是完成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重要前提。為此,應該繼續堅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新型產業的創新能力;同時還應該繼續堅持技術創新能力的培養,加大科技領域的投資,增強國內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第二,擴大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是社會的主力軍,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應該成為拉動內需的消費主力軍。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對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進行一定的調整,在分配過程中更好的體現積極擴大中產階級比重的思路。具體執行過程中,加快中小城鎮建設規模和發展中小企業是擴大中產階級的兩大法寶。城鎮化是未來主導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城鎮化進程的深入,可以引爆巨大的消費需求,對內需能產生很大的拉動作用;中小企業在這次危機中受傷最大,受惠最小,中小企業是培育中產階級的重要土壤,中小企業如果得不到發展,中產階級比重就很難提高。

第三,加大公共財政建設力度。從經濟發展進程來看,保障中國經濟進入次高速增長目標必須要得到公共財政的大力支持。中國積極推進的社會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建立,本身就需要有公共財政體制的配套改革。建立公共財政體制,促進政府職能轉變是現階段宏觀調控的重點之一,經濟危機時期政府職能的轉變成本遠小于經濟快速發展時期,政府應該充分把握本次機遇,變不利條件為有利機遇,加大公共財政建設力度。目前,中國公共財政體系的框架已基本建立,但在保障民生、改善基礎設施方面的投入還遠遠不夠。公共財政體制重點在于預算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在完善財政支出領域集權和分權的同時,需要進一步從稅種上進行規范,賦予地方政府相應的稅權;同時賦予居民對地方政府預算更大的投票權,以地方居民滿意度為標準,加強地方政府競爭,促進公共財政的完善。

第四,加強宏觀調控中法律的地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宏觀調控水平的提高,應從行政規范式調控方式逐步轉變為以法律規范的調控方式。通過相關法律、法規的頒布實施,確定中國宏觀調控的基本規則和決策程序,協調宏觀調控手段和機構的活動,特別是要加強新興產業和知識經濟領域的立法活動,保證政府的宏觀調控活動在法律規范內進行。

第五,不斷提高宏觀調控效能。宏觀調控效能發揮的程度與多方面的因素密切相關。提高宏觀調控效能,首先要強化預警機制,采用各領域、各學科先進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對宏觀經濟運行趨勢作出事前的準確判斷,實現宏觀從被動式調控向主動式調控轉變;其次要強化協調機制,通過政府宏觀統籌,構建完備的信息支撐體系,使宏觀調控信息傳送準確及時,有效地解決政府職能部門的“越位”、“錯位”和“缺位”等問題;最后要強化監督檢查機制,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監督檢查機構,專門負責監督和檢查政策的實施過程,可以及時有效地糾正政策執行中的問題,保證宏觀調控的正確性和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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