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年齡改革方案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退休年齡改革方案，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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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一個公共政策話題，能像延遲退休那樣與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密切相關，并在公眾中引起持續的關注和熱烈的討論。按理說，如果有關情況包括健康狀況、工作條件等都尚可，延遲退休應該不是多么困難的事情。對不少人而言，延遲三五年退休，不但可以發揮余熱，有益身心健康，避免退休后突然閑下來的寂寥，而且在崗工資收入一般也會比退休金高，綜合考慮起來并不吃虧。然而，人們在討論延遲退休政策時，會考慮到更多層次和方面的問題，發揮余熱和收入問題在這里并不重要。

尹蔚民就實行延遲退休改革提出了兩個理由，一是我國面臨未老先富且急劇快速老齡化的嚴峻挑戰，職工養老保險撫養比不斷下降，社保支出壓力不斷加大，延遲退休有助于緩解這一矛盾。其二，中國現行退休政策確定于上世紀50年代初，當時人口預期壽命不到50歲，現在已提高到70多歲，而且中國目前是世界上退休年齡最早的國家，延遲退休不但是適應人口預期壽命大幅提高的需要，也是“與國際接軌”的需要。第一個理由當然是成立的，在此無須多說；第二個理由涉及“與國際接軌”的部分，即中國已是世界上退休年齡最早的國家，這一點則需要認真分析研究，需要有更廣泛、更開放的考量維度。

無論從邏輯還是實際看，幾乎所有的“與國際接軌”都面臨著如下困局：由于只能是一個或少數幾個方面與國際接軌，而做不到全方位、整體性與國際接軌，當我們在某一方面追求與國際接軌時，其他方面的配套條件如果跟不上，那么在這個方面的接軌就會顯得很勉強，甚至最終接不上去。針對“中國目前是世界上退休年齡最早的國家”的結論，許多人認為，不能究其一點而不計其余，因為在其他一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退休年齡逐漸推遲，建立在勞動者的勞動環境持續改善、收入水平穩中有漲、健康權休息權享有充分保障的基礎之上。換言之，一些國家的退休年齡逐漸延長，是國家和勞動者之間達成并執行一項契約的結果――國家不斷改善勞動者的工作條件和環境，依法保障勞動者的各項權益，勞動者則以延長勞動時間、創造更多勞動成果和效益來回報國家。在改善勞動環境、保障勞動者權益方面，中國還需要做大量艱苦的工作，才能為退休年齡“與國際接軌”創造相應的配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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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討論似曾相識。2005年后，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啟動了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政策研究，從2008年開始類似的爭論便以兩年一次的頻率見諸媒體。利益攸關各方眾說紛紜，最終總會以人社部有關負責人做出“目前不會調整”的回應而告終。

中國的法定退休年齡規定源于20世紀50年代初第一部社會保障法規——《勞動保險條例》，《條例》規定職工退休條件為男職工年滿60周歲，一般工齡25年，女工人年滿50周歲，一般工齡20年；從事井下、高空、高溫及有害健康工作的勞動者退休年齡提前5年。該政策迄今已有50多年歷史，從未更改。

進行國際比較可以發現，中國的法定退休年齡在主要經濟體中是最低的，尤其是女性退休年齡嚴重過低。隨著社會發展變化、醫療保障水平提高，人均壽命不斷延長，延遲退休年齡乃大勢所趨。但鑒于行業和地區差異性大的特點，延遲退休年齡政策應適度，且兼顧特殊行業群體利益。

適時調整退休年齡，亦是基于中國人口老齡化日益嚴重、養老金支付壓力劇增的現實。因為忌諱社會爭論而因噎廢食，放棄尋求共識的機會，并非上策。

目前全國已有26個省步入老齡化社會。人口老齡化速度快、規模大的現狀，或會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政府被動延遲退休年齡，否則，財政將面臨更大的補貼壓力，繼而成為地方政府新的債務賬單。

有關部門測算，2015年中國勞動人口將開始下降，2035年65歲以上人口約有2.9億人，勞動人口約有8.1億人，減去接受高等教育、失業和低收入勞動人口，將出現不足2個在職職工供養1個養老金領取者的局面。人口結構的變化，將會加速引發部分省份的養老金支付危機，養老保險基金收支平衡下掩蓋的財務風險將會放大。

解決養老金缺口，無外乎在制度內調整參數，制度外增加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國有股份劃撥或減持。其中調整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參數，主要指延遲退休年齡、下調替代率、上調繳費率，下調替代率意味著參保人福利降低，上調繳費率意味著企業負擔加重，調整空間有限，延遲退休年齡因此被寄予厚望，屢屢推至前臺。按照中國社科院專家鄭秉文測算，延遲退休一年，養老統籌基金可增長40億元，減支160億元，減緩基金缺口200億元。

因此，決策層當適時、適度延遲法定退休年齡，不搞“一刀切”、小步漸進推行是可行務實之舉。需要注意的是，一要兼顧那些勞動強度大或就業困難的普通勞動群體的利益訴求；二要研判對年輕人的就業沖擊，同時要拿捏調整時機，避免在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時推行，平衡養老和就業矛盾的“彈性退休”值得借鑒。

延遲退休年齡消息，是對民意的試探，驚人相似的是，歷次試探皆因有反對聲而告終，更為深入、理性的調整方案從未出臺。我們期望在一輪輪的爭論和回應之后，決策層能正視存在的問題，早日規劃、出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舉措，以統籌解決以下不容拖延的問題：

其一，提前退休現象大量存在，或少部分參保人有愿意早退休早領養老金的想法，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個人繳費與未來待遇水平關聯度不高，產生了“吃大鍋飯”者受益的負激勵效應，因此建立繳費與待遇水平間的激勵約束機制迫在眉睫。

其二，機關事業單位人員不需繳納養老費用，退休后待遇水平遠遠超出個人繳費的企業職工，養老保險“雙軌制”引發社會不滿，此次延遲退休年齡提議即被指責為公務員將成最大受益群體。由于機關事業養老金發放、管理主要由原單位承擔，各單位成立了專職的退休人員管理部門，增加了管理成本；同時“雙軌制”阻礙了企業人員與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間的自由流動。

其三，基礎養老金統籌層次低，地區分割嚴重，無法實現統一管理，資金無法統一調配，目前養老金結余情況地區嚴重失衡，部分省份養老金財務風險突出。同時，養老保險制度城鄉差距巨大，在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覆蓋面窄，待遇水平過低，農民尚未真正實現社會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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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二元制其實就意味對背后的利益進行重新分配。而戶籍制度變革的難點在于附著于戶口之上的公共資源如養老、醫療、教育等如何進行公平配置。此外，農村戶口不復存在后，農民是否還能擁有土地承包權？城市居民是否可以獲得農村土地使用權？

這項變革對當前疲弱的住房市場不會產生多大拉動作用，但將眼光放遠就可見其對開拓內需和城市化進程的積極影響。

推動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變革是歷史的必然。而另一個備受詬病的二元體系則是退休養老金雙軌制：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人員的養老金由財政統一支付，企業員工的養老金則由單位和員工按一定標準繳納，前者的退休金遠遠高于后者?，F在，事業單位的養老金改革方案也已公布，其工作人員將與企業人員一樣參加社會保險。養老金并軌跨出了第一步，也同樣引發了疑問：巨大的社保金缺口如何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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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延長退休年齡 彈性退休 人口老齡化 空賬運行

一、養老金空賬運行引發的養老危機

我國養老金空賬運行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養老金賬戶的轉軌成本

目前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采用的是DC型積累制和DB型現收現付制的混合制度施行，即“統賬結合”制度。養老金賬戶一部是單位以職工工資總額的20%繳納，另一部分是職工以個人工資的8%繳納。前者“現收現付”，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后者實行的是長期封閉積累、產權個人所有的“完全積累”制，原則上不能調劑借用。

然而，在現行養老保險制度確立之前，我國采用的是BD型現收現付制，不存在個人賬戶。因此，這些在新制度執行前參保的企業員工在退休后只能從養老保險基金中領取養老金，完全依靠統籌賬戶。由于沒有累積，統籌賬戶根本不足以應對當期離退休職工的養老需求，在實際的管理中，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并沒有分開管理，加之各地財政實力不同，多數地區不得不在實際上采用了“現收現付制”的方法，即挪用個人賬戶的資金、用正在工作的一代人合計繳納的28%的月工資來支付現有退休人員的退休金，個人賬戶僅僅記賬，上述2.5萬億的記賬額由此形成。而從近兩年數據看，空賬擴大的速度正在變快：從2008年到2010年，“空賬”由1.4萬億升至1.7萬億，增加3000億，而2011年一年就增加了5000億。

（二）老齡化成本不斷增加

所謂老齡化成本，從廣義的角度來看，是指老齡化趨勢帶來的三個潛在風險，即經濟增長減緩、財政收入減少和公共支出增加；從狹義的角度來看，是指老齡化帶來的主要財務成本，他們包括公共養老金支出、醫療費用支出、長期照護支出、教育支出和失業支出。[3] 在人口老齡化的嚴峻形勢下，前三項支出會不斷攀升，但是后兩項會相應減少。雖然，五項支出相互抵消，但是總體還是呈上升趨勢。2011年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總支出12765億元，比2010年增長20.9%；全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總支出4431億元，比2010年增長25.2%。

越來越嚴峻的養老金空賬運行和老齡化成本問題使得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以推遲退休年齡的方法來緩解壓力。英國政府在2006年5月正式公布一份關于養老系統改革的白皮書，計劃將英國民眾的退休年齡從現行的男65歲、女60歲，逐步提高至2044年男女都68歲。即使民眾罷工抗議，法國仍然在2010年通過了政府退休體制改革方案，規定須滿41年工齡才能拿到全額退休金。對大多數法國人來說，可能要到66歲至68歲才能退休。

二、我國對延長退休年齡的爭議綜述

對于延遲退休年齡，有96.98%的網友直言“不樂意”，只有3.02%的網友支持。學術界對于是否應該延長退休年齡也在爭論不休。

（一）反對延長退休年齡

1.延長退休年齡不利于社會公平

不同人群而言延長退休年齡具有不同的效應。首先，延長退休年齡對體力勞動則的負面效應更大，低收入人群、體力勞動者和普通的企業職工對于延長退休年齡持反對意見。工作對身體條件要求較高，推遲退休之后身體承受能力下降，并且由于工業績效的下降收入水平隨之下降，因此，他們更愿意早退。其次，公務員、教師、科研工作者等腦力勞動者認為延長退休年齡是順應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這些勞動者需要長期積累工作經驗，推遲退休年齡甚至有利于工作績效的提高， 很多時候到了老年才能發揮自己的實力，并且，推遲退休之后收入曲線可能繼續上升。由此可見，延遲退休不利于普通體勞動者、不利于低收入人群，延長退休年齡對他們意味著繳費增加，領取養老金的總數量減少。

2.延長退休年齡會加劇年輕人的就業壓力

目前中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數超過1.1億人，每年大約有300萬左右的人退休，占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3%。但每年新增就業機會只有1000萬左右，如果提高退休年齡，就占去機會的30%。除此之外，“返聘”現象比較普遍，特別是企業職工，企業更愿意聘用有經驗的老職工而非沒有任何經驗的年輕人。對于社會待業、失業和隱性失業的巨大人群來說，需要解決的是溫飽問題，與延遲退休相比，孰輕孰重，不言而明。

3.延長退休年齡無法解決“空賬”

對于延遲退休年齡的主要理由是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金空賬運行，從表面上看，延長退休年齡一方面可以減少養老金的支出，另一方面可以延長繳費時間，增加繳費總量。但是這種做法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養老金“空賬”問題。國家應該從更加宏觀的角度來解決空賬問題，將就業和國家財富發展起來，才是從根本上解決空賬問題的有效辦法，而非單一地延長退休年齡。

（二）支持延長退休年齡

1.延長退休年齡符合人類發展趨勢，維護代際公平的必然選擇

隨著人們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和預期壽命的提高，現行的退休制度已經嚴重損害代際之間的公平。第一，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就業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比例不斷上升，隨著人們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人們進入勞動力市場的起始年齡逐步增加。統計資料顯示，我國人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2年提升到2005年的7.83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平均起始年齡從16歲上升到18歲。此外，目前繳納養老保險的就業人口學歷大部分為本科畢業，和初高中畢業的就業人員相比，少繳費4—7年，第二，學歷越高的勞動者工作時間越短而享受的退休待遇卻相對較高，導致權利義務不一致。第三，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詳細匯總資料計算，2010年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達到74.83歲，是建國初的35歲兩倍。[5] 依照目前的退休年齡，大部分職工在五十多歲退休，在生理年齡上還處于中年人，按照我國的老齡化和人均壽命，達到65歲才算進入老年階段。隨著人均壽命的提高職工的繳費年限不斷增加，加劇了代際直接的矛盾。第四，現行退休年齡男女不一，女性比男性早退休5-10年，然而，女性的預期壽命更長，造成性別不平等，也影響女性的養老金水平。因此，不僅要延遲退休年齡，還要體現男女平等

2.延長退休年齡和年輕人就業沒有必然聯系

從短期看，延遲退休會對我國的就業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取決于延長的方式，若按月份延遲對就業幾乎沒有影響；從長期看全國的就業容量更取決于社會經濟發展所創造的就業崗位數量。因為老人退休和年輕人就業不存在絕對的替代關系，一方面老年人空出的崗位年輕人未必能夠填補，目前的失業者，自愿性失業過半，達到65%，失業者中30歲以下占87%，45歲以上的只占13%；在30歲以下的失業者中，因不滿工作環境而自愿失業者占90%。這些數據表明，失業的原因不僅僅是就業機會供給不足，也有失業者本身的原因。另一方面，我國還存在“退而不休”的現象，資料顯示，實際上我國相當大比重的退休人員還在工作。再就業的老年人以65歲以下的低齡老人居多，約占再就業老年人口的80%。老年人口再就業無疑暴露了現行的退休制度和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

3.延長退休年齡能減緩基金缺口

如何解決養老金2.2萬億的缺口？一般而言有三種方式：延長繳費時間、提高繳費標準和降低給付標準。我國的養老保險企業繳費20%，個人繳費8%，合計28%，在181個國家中排名第一，是北歐五國的3倍，是東亞鄰國和鄰近地區的4.6倍，已經沒有上調空間了。與高繳費相對應的卻是低替代率，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新數據，2010年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37147元，月均3096元。而據人社部副部長胡曉義證實，2010年全國企業養老金月平均水平為1300元。據此計算出的2010年全國企業養老金平均替代率僅為42%。 國際勞工組織《社會保障最低標準公約》目前規定，養老金的最低替代率為55%。我國的養老金替代率遠遠低于此標準，所以無法通過降低替代率而減緩基金缺口。

三、延長退休年齡是我國發展的必然趨勢

正如前文所分析，延長退休年齡能夠有效緩解了老齡化和人均壽命的提高所帶來的代際矛盾，老年人的退休和年輕人的就業之間沒有直接必然聯系，年輕人的就業問題需要國家宏觀地發展經濟，增加社會職位來解決，最后，在養老金的繳費率和替代率都達到極限的前提下，我國只能通過延長退休年齡來緩解養老基金缺口。

1.彈性退休制度

我國可以針對于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區域實行彈性退休。首先，延長一些特殊行業和智力密集型行業，例如技術工人、教師、公務員等。此類人員的工作經驗是工作質量的決定性因素，中老年才是他們事業的黃金期，是將研究轉化為成果的重要階段，如若在身體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硬性責令退休，無疑是人力資源的浪費。其次，調整特殊高危行業和特殊工種的范圍。隨著經濟發展，原先屬于人工操作的高危勞動例如鍋爐工，現已基本上是機房操作，對于此類人員應將退休年齡適當延長。第三，實行先女后男，小步漸進的退休制度。男女退休年齡不一，是我國退休制度的一大弊病，不符合國際慣例。從人均壽命來看，女性的壽命普遍高于男性，但是女性比男性早退休5年—10年。在制定制度時考慮到建國初女性受教育機會少，并且要照顧家庭，在此歷史條件下制定女性早退休是為了保護女性利益。然而，在如今男女地位趨于平等，享受同樣受教育的權利，在高學歷中女性甚至高于男性。女性退休年齡早直接導致女性的繳費時間少，最終所獲得的退休待遇也相對較低。因此，我國可以先延長女性的退休年齡，使之逐漸和男性一致，再將男女退休年齡一起調整。

2.建立一個繳費和退休待遇密切相關的激勵機制

大部分網友反對延長退休年齡從另一個角度說明，現行的退休制度中的個人繳費與待遇之間沒有建立一個明顯的激勵機制，大鍋飯因素扭曲了社會保險的本質。因此，我國在設計退休制度時應注意幾點：一是要注重權利與義務相對應的原則。繳費年限和享受待遇相對等。受教育程度和服務社會時間呈反比，為了確保公平，在制定統一退休年齡的基礎上，設定一個具體的繳費年限，只需達到繳費年限即可，不一定嚴格按照退休年齡執行。二是應該格外強調個人繳費的補償和返還性質，即強調私有化的“費性”，繳費的數量和待遇掛鉤，避免給全社會以“稅”的誤解。三是鼓勵職工延遲退休。在法定退休年齡的基礎上延遲退休提高待遇標準。

參考文獻：

[1]中國老齡人口全球居首，中國網絡電視臺，http：///20120408/1078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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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體制改革當中一項重要原則，是將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區別開來。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的改革方向，是依靠“增加投入、轉換機制、增強活力、改善服務”，更好地承擔起政府為人民群眾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責任。發達地區在這一改革中已經先行一步。但是對于欠發達地區，要達到這一階段，必須先了解和解決改革相關方的態度和想法，繼而出臺人員安置方案、配套政策等。作為全省文化體制改革的試點，貴陽市文化體制改革辦公室成立了調研小組，采用實地訪談和問卷調查方式，對貴陽市文化系統進行了摸底調查。

本次問卷調查采用等距抽樣，在348個樣本容量中每隔5個間隔抽取一個樣本，總共抽取了72（應訪69人，訪談過程中由于實際需要，實訪72人）個樣本進行訪談。樣本中，年齡情況為：21歲～30歲13.9%：31歲～40歲19.4%；41歲～50歲38.9%；51歲～60歲27.8%。職稱情況為：正高4.2%；副高8.3%；中級38.9%；初級及以下48.6%。文化程度情況為：初中及以下40.3%；中專25%；大專25%；本科及以上9.7%。樣本中男女性別比例為5:4。

收入是改革的普遍關注點

通過對問卷統計后發現，就改革中的關注點一項，47%的人關注收入變化；27%的人關注社保；16%的人關注單位改制問題；對其他問題的關注占10%。

如果所在單位要轉制為企業，職工的擔心在哪些地方？轉制后，72位受訪者中，有43%擔心收入無保障；22%擔心職業不穩定；17%擔心社保缺失；7%的職工表示情感不能接受；4%不適應新環境；持其他態度的占10%。

人們又是如何看待改革的后果？調查中， 39%的人認為改革能帶來好處； 36%的人則認為改革不能帶來預期；12.5%人沒想過改革的結果；12.5%對改革的后果不清楚。

在回答對改革所持態度時，有43%對改革持支持態度；31%持不支持態度；26%未予明確答復。而在回答所在單位有無改制必要的時候，有47%認為沒有必要；36%認為有必要；13%未予明確答復。

一般認為年輕人更支持改革，而本次調研的結果，卻出現極大的反差。21～30歲年齡段不支持改革的高達60%，31～40歲年齡段的達36%，41～50歲的為29%，51～60歲的則只有15%不支持改革、60%支持改革。因為文化藝術團體性質原因，員工文化程度較低和所學技能專業性強，所以不愿或者不敢面對市場競爭。在受訪72人里，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僅占9.7%。而中老年受訪者則因為工齡多數達到30年，可以離退，所以改革的沖擊不如中青年人員大，思想較為穩定，支持改革的比例隨之較大。

“假如本次改革中工齡滿30年（或工齡滿20年且男滿55周歲，女滿50周歲）人員可以全退，您愿不愿意退？”一題的回答，則充分說明了該項政策的正強化作用，89%明確表示愿意；8%因為達不到條件而未予回答；僅3%人表示不愿意。

文化體制改革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所以規定在5年過渡期內退休的人員，如低于原事業單位退休金計發標準的，其差額部分（待遇差）采用加發補貼的辦法解決。而在轉制時距離國家法定退休年齡5年以內的職工，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可以提前離崗，且在此期間工資福利等基本待遇不變，達到退休年齡時，按照企業辦法退休，符合補差條件的按照補差條件辦理。問卷設計“此次改革對提前退休人員規定相應‘待遇差’補貼，在過渡期內，如您符合提前退休條件，是否愿意提前離退？”在72人中，76%表示愿意退；9%未予肯定答復；16%表示不愿意。

對改革態度不一、擔憂很多

本次問卷調查開放式問題總共設計了兩道題目，一是如果所在單位轉制為企業，您怎么看？做何打算？二是您對此次文改有何意見和建議？設計第一道題目的宗旨是想了解本次改革重點，即文化事業單位里經營性實體剝離人員的態度和想法，隨之表露出來的關注點、沖突點以及困難等。第二道題目，著重收集來自一線利益相關者對改革的意見和建議?；卮鹂煞譃檫@幾種類型：

積極型：改制后機制較為靈活，可以激勵自己更好地干好本職工作，但同時也希望改制后企業有所發展，工作環境更好。

消極型：宣傳單位為政治服務，改企業不現實，轉制后單位生存困難；改制時機不成熟，市場不成熟，轉制條件不成熟，進入市場困難。

中間型：主要改革不合理機制和功能而不是改企，同時又建議打破大鍋飯的分配制度。

疑問型：“老人”與“新人”的界限，16年工齡是“老人”還是“新人”？文藝企業化，符不符合文藝規律？如果作為包袱甩掉，可不可??？

建議型：希望政府扶一段，送一程。

妥善解決人員安置，確保配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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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養老保險經濟成本，退休金收入，國民生產總值

社會制度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因素，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即堪稱20世紀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它規定了社會養老資源在社會成員之間分配的原則，并使之具體執行和實現。極大程度上降低了老年人貧困率、延長了人的平均壽命、解決了職員退休后的后顧之憂。然而，不同的社會制度安排形式會耗費不同量的交易費用，也會產生不同的運行效果。如何選擇制度形式?新制度經濟學創始者科斯認為，當不同制度安排所產生的效果相同的時候，應采取交易費用較低的制度安排形式。近年來，在全球老齡化加速、人口贍養比不斷提高的狀況下，各國養老保險制度財務危機和制度缺陷也日趨凸現。在保障老年人退休后基本生活的前提下，降低養老保險制度的運行成本成了各國考慮和設計改革方案的主要內容。養老保險制度的成本可以從制度覆蓋對象、養老保險資金的管理機構或全部經濟活動等不同的角度去考察，本文主要從經濟的角度來考察。

一、社會養老保險經濟成本測量方法的修正

養老保險制度經濟成本的概念是由美國著名社會保障專家勞倫斯·湯普森提出的。他認為，衡量這一成本的最有效的尺度是用一定時期內退休人口對商品和勞務的消費額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來計算。我國學者鐘振強對此提出了修正，他認為在計算基本養老保險經濟成本時用國內生產總值比用國民生產總值更加適當，因為國民生產總值中包含本國公民所在國外創造的社會產品，而這一部分產品并不用于本國基本養老保險。但筆者認為，在開放的經濟條件下，國內生產總值遠不是一國人們可享受福利的完全測度，國內資源的競爭和沖突可以通過向人口年輕國家的投資而得到減弱，因而，筆者贊同用國民生產總值來測量養老保險制度的經濟成本。另一方面，因國民生產總值等于國內生產總值加上從國外獲得的勞動報酬、投資收益的凈額，強調的是所獲得的原始收入的概念，而退休人口用于購買商品和勞務的資金并非全部來自制度內退休金收入，其中制度外的養老收入(如家庭內部的轉移收入、企業年金收入等)所提供的消費不應該列入到養老保險制度經濟成本測量的范圍之內。于是，將公式中退休人口的消費額用退休人口的制度內退休金收入替代，用公式表示為C=P／GNP。其中，C代表養老保險的經濟成本，P代表所有退休人口的制度內退休金收入，GNP代表國民生產總值。很顯然，由公式可以得出，C的高低受P和GNP兩個因素的影響，且與P成正比，與GNP成反比。因而，如果要保持C的穩定或最小化，則要求GNP的增長幅度至少不比P的增長幅度低。

二、我國轉軌前后社會養老保險經濟成本的變化

建國后，我國在城鎮建立了以企業為風險分散單位的退休金制度。到了20世紀80年代，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速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對城鎮企業職工退休金制度的改革被提了出來，經過十多年遍地開花式的改革實踐，于1997年7月，國務院頒發了《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作為新制度運行的起點，確立了我國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籌資模式。筆者整理了1990年至2003年間，各年的P和GNP，根據上述修正過的公式計算C并給出C的變化趨勢

結果顯示，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險經濟成本總體上一直處于上升趨勢，2003年雖比2002年略有下降，但仍高于以往其他年份，這說明由于人口加速老齡化所導致每年新增退休人口的退休金支出的增長速度高于GNP的增長速度，證實了“未富先老”時代的到來，我國的養老形勢越來越嚴峻。在1990年到1996年新制度運行前的7年間，C處于緩慢上升的狀態，絕對數值增加了0.2%，漲幅為9.6%，而1997年到2003年新制度運行后的7年間，C的絕對數值增加了1.09%，漲幅達45.2%，大致是改革前7年的5倍，導致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是1997年后P和GNP之間增幅的距離明顯擴大了。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到1997年，是國民收入的高增長期，改革帶來的社會活力沖淡了沒有養老保險的危險，這段時期內，舊有的企業養老保障形式逐漸萎縮和停止，而新的養老保障形式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到了1997年，新的養老保險制度在全國統一運行。由于新制度確立了國家、企業和職工共擔養老金的繳費方式，這就要求作為當前養老保險制度覆蓋主體的國有企業職工在工作期間按時向國家繳納一定的保險金，同時企業也要按照一定的比例進行繳納，于是便產生了大量職工提前退休的現象，因為這樣，企業便能少繳養老保險金以減輕自己韻負擔，而職工退休轉入社保系統后，由國家發放養老金，雖然職工收入可能有所減少，但避免了下崗的風險。一方面，由于提前退休加速擴大了養老金的給付，另一方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我國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波及，企業效益下滑，經濟增長受阻，GNP增幅下降非常明顯。在這正反兩方面的作用下，使得C的增加速度明顯快于以前。到了2000年，我國經濟增長全面回升，GNP增幅明顯，C的增長也趨于緩和。2003年是14年來C首次出現負增加的一年，這得益于該年我國全球最快的經濟增長，人均GDP首次超過1000美元，GNP的增幅高于P的漲幅，從而使得C出現了小幅下降。

三、降低我國社會養老保險經濟成本的可選路徑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各年的退休金給付增長穩定的情況下，GNP的增加幅度對C的高低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因而保持經濟健康穩定的增長是C保持適度水平的關鍵。其次，在老齡化趨勢無法改變的情況下，改變退休年齡和養老金的替代水平，從而改變養老金的總給付，也是降低C的可選之路。

1.促進經濟增長

從C的測量公式中可以看出，如果保持P不變，GNP增長顯然會使C降低。但實際上，經濟增長可能會使C降低，也可能會使C增加，這取決于在職人口和退休人口之間按何種比例分享經濟增長所增加的福利，只有將經濟增長中的更多比例用于提高在職人口的生活水平，退休人口的生活水平相對于在職人口會有所下降，但絕對水平比同期歷史水平會有提高，這樣就減少了總收入中用于退休人口的比重，使C降低。上述我國1991年至2003年的P與GNP的變化也說明了這一點。當然，經濟增長過快，會使得退休人口和在職人口總收入的增長對總需求的拉動超過經濟在充分就業時能夠生產的實物和勞務數量，引發通貨膨脹。因此，從長期來看，應保持經濟增長和由于退休人口的增加而導致的制度內退休金收入增長的同步性，才能既保持C的絕對水平不提高，同時也不至于引發需求拉上型的通貨膨脹。

2.降低制度內退休金的工資替代率

制度內退休金的工資替代率水平的降低可以降低P，從而達到降低C的目標。雖然我國新制度設定的養老金工資替代率為58.5%，但在實際發放過程中遠遠超出了制度設定的替代率，平均在85%—90%之間。過高的基本養老金的工資替代率不僅加重了人們對多支柱養老保障體系中第一支柱的過度依賴，限制了第二和第三支柱的發展，而且，在我國人口老齡化不斷加速的情況下，維持過高的基本養老金的工資替代率，還需要不斷提高基本養老金的繳費率，這勢必會影響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在職職工的生活水平，最終會使C提高到經濟增長無法承受的地步。

鑒于養老金支付的剛性特點，直接降低當前的退休人員的工資替代率，雖然效果明顯，但對當前的退休人員的利益影響過大，容易引發社會不穩定。因此，降低工資替代率的方法應為：對于已經退休的職工，保持目前退休人員養老金收入的絕對數不隨經濟增長而增長、不隨在職人員工資水平的增長而增長，直至達到制度設定的目標替代率為止；對于即將退休和將來退休的職工，嚴格遵照新制度規定的工資替代率。

3.漸進提高退休年齡

因為P為總退休人口數與退休人員人均養老金收入的乘積，提高退休年齡，會減少制度內領取養老金的人數，使P下降，同時有更多的在職人口從事經濟生產，提高GNP，一減一增，使C下降明顯。然而，這只是理論上的理想狀態，因為退休年齡的提高而增加的勞動人口不一定會被經濟增長創造的就業崗位所吸納，特別是我國長期處于勞動力資源比較富裕、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狀態，因而，在理論上具有極高價值的路徑選擇在具體政策的制定中卻遭到了冷遇，我國在全國人口平均壽命提高了20多歲的情況下，依然延續著20世紀50年代初作出的關于退休年齡的規定，這顯然對我國基本養老保險的支出有著極為不利的影響，也大大增加了社會養老的負擔。

篇7

保險改革既勢在必行，又任重道遠。如何在全力支持事業單位推進改革和盡量保障廣大群眾基本利益這兩個方面，搭建一座和諧橋梁，實現二者的雙贏？帶著這樣的思考，我選擇了農林漁工的養老保險改革問題進行了專題調研和認真解剖。

一、情況復雜市直事業單位農林漁工主要分布在*林場、*林場（即市林科所）、市農科所和市水產良種場四家單位，共445人，其中在職農林漁工256人，已退休農林漁工189人；市農科所還有移民農工144人，其中在職115人，已達退休年齡、人事未辦理退休手續29人；其中市水產良種場20名漁場工人已于20*年12月按工齡每人每年1209元，另加1萬元養老保險費實行了“買斷”。未參保的農林工人數較多，情況復雜。

1、政策依據不足。全省是從*年元月起開展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依據是*文件，只明確機關事業單位的國家干部、全民固定工、勞動合同制工人和人事、工資關系掛靠在機關、事業單位或在人才交流機構的人員為參保對象，而農林漁工不屬于此參保范圍。但這四家單位的農林漁工相繼進入被冠以“事業單位性質”帽子的事業單位工作，因而不屬于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范圍。致使這些人一直被排斥在兩個養老保險之外。他們強烈要求比照同單位職工參加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但政策依據不足，因為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全國沒有統一的政策，全省仍處于試點階段。

2、改革方向不明。當前，全國事業單位改革方案尚未出臺，將事業單位劃分為行政職能性、社會公益性和生產經營性三大類的改革方向尚未確定。市農科所是我市唯一正處級差額撥款的農業科研機構，改革走勢不甚明確。市林科所也是我市唯一科級差額撥款林業科研機構，市政府已于20*年將*林場、*林場確定為公益性林場，擬由市林業局主管轉交市建設局主管，市政府已委托市建設局擬定接收方案。

3、身份參差不齊。這些農林漁工中既有建場初期的老資格，可以追溯到50年代，又有自然增長的；既有棉科所、旱科所和農科所合并而來的，又有從外地移民而來的；既有下放知青，又有從外省區調入的；既有編制部門簽發編制計劃、勞動部門批準招收的，又有主管部門批準招收的；既有按事業單位固定職工管理的，又有分配給土地按農民對待的。若按資歷深淺、年齡大小、進場時間長短確認其身份，無法做到公正、公平，相關職能部門也不好操作。

4、收入來源不一。*林場每年財政撥款105萬元，無自營收入，人平每月338元。*林場每年財政撥款104萬元，自營收入15萬元，人平每月661元。市農科所每年財政撥款120萬元，科研經費10萬元，人平每月374元。水產良種場每年財政撥款10.5萬元，自營收入5萬元，人平每月431元。

5、參保成本不低。如果比照同單位固定工參加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按在職人員月平918元作為繳費基數，現行繳費比例27%，離退休人員月平1*2元養老金標準，僅對*林場、河洑林場和市農科所進行測算的結果表明，這三家單位246名在職農林工月繳養老保險費60973元，179名退休農林工月支養老金181148元，每月收支兩抵缺口12*75元，全年收支缺口1442100元?，F有在職農林漁工年齡普遍偏大，收支缺口會呈直線上升趨勢，給同級財政背上沉重包袱。類似這部分農林漁工，部分區、縣（市）還有近2000人，牽一發而動全身，勢必引起連鎖反應。

二、問題突出

1、參保無門。在開展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之初，農林漁工的問題已擺上重要議事日程，由于國家、省均無明確政策，一直被耽擱下來。近幾年，這部分農林漁工一直向市政府、相關部門和機關事業單位社保處反映，希望能按*文件精神參加機關事業單位基本養老保險，市機關事業單位社保處也積極向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匯報，至今未能很好解決。

2、生活無助。這些農林漁工雖然高高興興地在人事部門領回了退休證，卻沒有享受到應有的退休待遇；雖然按時，卻不能足額領取退休費，僅為正常退休費的57%左右，*林場和河洑林場農林漁工人平退休費分別為450元、600元，市農科所最低，僅為200元，該單位移民農工到退休年齡，只能享受一次性補助300元；*林場在職不在崗的農林工，單位僅僅發給每月50元生活費，遠遠低于城鎮低保水平。

3、心理失衡。這四家單位的國家干部、固定工和合同工都已在機關事業單位參保，其中*林場已實行了社會化發放，退休人員人平領取基本養老金分別為975元、1243元、1077元和845元，而退休農林漁工（除水產良種場退休漁工外）僅為450元、600元、200元，對比同一單位農林漁工退休費相差一倍以上，最多的相差5倍以上。收入差距過大，心理嚴重失衡。

4、繳費無力。*林場、河洑林場和市農科所的246名農林工，全年需繳納養老保險費731676元，而已參保的國家干部、固定工和合同工每月需繳納養老保險費33476元，全年需繳4*712元，兩者合計共繳納養老保險費1133388元。若將移民農工計算在內，全年需繳納的養老保險費在150萬元以上，僅憑這幾家單位現有財力是難以承受的。

三、積極應對

篇8

案情：

原告叢某于1962年在新疆奇臺縣參加工作，1966年被精簡退回原籍海安縣。1977年3月，奇臺縣委對叢某進行了復查，并給其恢復工作，繼續任教。按叢某的請求，1980年6月，叢某調回海安，被分配在工業系統工作。1991年2月5日，叢某調到一技工學校工作，介紹信上注明人員性質是“干部”。1991年9月至1995年8月，叢某在技工學校培訓班招待所工作，1995年9月至2002年4月，叢某也僅在技工學校擔任一些管理工作，未實際從事教師工作。1993年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資制度改革時，江蘇省人民政府蘇政發（1994）3號文件關于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資制度改革實施方案中，將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工資實行分類管理，即分為專業技術人員工資制度、管理人員工資制度和工人工資制度。其中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均有職務工資一項，教師的職務工資須以教師職稱為基礎，確立不同的級別，而且強調“專業技術人員在國家下達的聘任職數限額內，按照實際聘任的專業職務進行套改。只有資格而沒有聘任職務的，其資格不與工資掛鉤”。 叢某為初中文化程度，未能取得教師職稱，按六級職員對其實行工資套改。2002年4月，因叢某已達到法定退休年齡，被告海安縣人事局按事業單位的管理人員規定，核定叢某的退休工資為原工資的9折。2003年9月19日，技工學校根據叢某的要求，向人事局出具手續有異議，要求改按教師待遇辦理退休手續。同年10月16日，人事局在該報告上簽署了“叢某同志1991年安排到技工學校，1993年工資制度改革，因其未取得教師資格證書，故按職員實施工資在改，應按職員給其辦理退休手續”的批復，原告叢某對此不服，以人事局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

原告叢某訴稱：我是中小學教師，1993年按行政手續為我調資是錯誤的?，F請求法院判決海安縣人事局履行職責，按教師待遇辦理退休手續。

被告人事局答辯稱：叢某1977年在新疆奇臺縣某小學工作。1980年調至海安工業系統棉紡廠籌建處，工資均由該單位發給。1991年調至工業技校，介紹信注明叢某為棉紡廠干部，因其未取得教師職稱，實際從事管理工作，1993年工資改革時按管理人員套改是正確的。在叢某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人事局按規定的折率核定其退休待遇正確。對2003年9月19日技工學校的報告，人事局于10月16日作出了書面回復，故不存在不履行職責的情形?，F請求法院判決駁回原告叢某的訴訟請求。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原告叢某在新疆工作期間，雖然從事過教師工作，但調回海安工作以后，長期在其他崗位上工作。1991年調到技工學校后，亦未從事教學工作，而是從事管理工作。1993年工改時，對照江蘇省人民政府蘇政發（1994）3號文件，對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資制度改革實施方案進行工資套改，被人事局以事業單位管理人員工資改革方案為叢某進行工資改革，原告實際上也已接受，在長達8年多的時間里，一直按該方案領取工資。故原告達到退休年齡后，被告按事業單位的職員給其辦理退休手續并無不當。對原告的工資待遇及辦理退休手續問題，被告亦已履行了法定職責?，F原告要求被告為其落實教師政策，即按教師的工資標準發放工資辦理退休手續，顯然與相關的規范性文件相悖。原告對被告在為其辦理的退休手續中，將其工資打9折計算退休金的處理提出異議，要求按退休前的原工資的100%計算退休金的要求無法律或政策依據。遂判決駁回了原告叢某的訴訟請求。

一審法院判決后，原告叢某不服，提出上訴。

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上訴人叢某認為其在新疆是教師，調回海安后也應享受教師待遇，并按教師待遇辦理退休手續的理由，既缺乏事實依據，也缺乏法律和政策依據。其上訴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遂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第六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點評：

本案的焦點主要涉及不具有教師職務的學校職工（又稱管理人員）能否按教師待遇享受退休金的問題。教師是履行教育教學職責的專業人員，承擔教書育人，培養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質的使命。教師有權按時獲取工資報酬，享受國家規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暑假期的帶薪休假。國家實行教師資格制度，中國公民凡遵守憲法和法律，熱愛教育事業，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具備法律規定的學歷或者經國家教師資格考試合格，有教育教學能力，經認定合格的，可以取得教師資格。同時，國家實行教師職務與教師資格分離制度。學校和其它教育機構應當從具備教師資格的人員中聘任教師。被聘任教師職務的才享受教師待遇。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應當不低于或者高于國家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并逐步提高。《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第30條規定：“教師退休或者退職后，享受國家規定的退休或者退職待遇。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適當提高長期從事教育教學工作的中小學退休教師的退休金比例。”為此，全國各地一般都規定，連續從事教學工作30年的退休教師，可按退休前的原工資的100%領取退休金。

篇9

地球已不能阻止老齡化的腳步。2012年4月，世界衛生組織公布數據顯示：2050年世界人口將增至目前的1.3倍，但與此同時，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會增加兩倍，80歲以上人口數量將幾乎是現在的4倍，達到3.95億人。其中，中國將在2024年至2026年進入老齡社會。

“未富先老”的中國

這意味著中國非常尷尬！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新聞發言人趙啟正說，中國社會的一大特色是“未富先老”，一般國家在人均GDP達到10000美元以后才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中國在人均GDP僅3000美元時就“沖線”了。

老齡社會意味著什么？社區養老院數量增加？走在街上的老人越來越多？當然不止如此！勞動力不足、社會保障費用攀升都是最直接的影響――這一切甚至可能動搖一個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基礎。

在過去很長的年代里，中國人都信奉“養兒防老”。直至1997年，中國養老金制度才開始建立：企業按照上年度職工工資總額的20%給職工繳納養老保險費用，計入社會統籌賬戶，個人則每月按照工資的8%進行繳費，計入個人賬戶。而由于國有企業在1997年之前并未為職工繳納養老保險，因此企業改制后，養老保險賬戶形成了近2萬億元的歷史欠賬。這造成目前中國養老制度實際是一代人養一代人，年輕人養老年人。隨著老齡人口的迅速增加，這一制度將難以為繼――截至2010年，全國已有近半省份基本養老金存在收支缺口。

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主任鄭秉文指出，中國的退休年齡過低，也提高了養老保險制度的贍養率。中國女工退休年齡50歲，女干部55歲，男工60歲，這樣的數據在歐洲已經絕跡。中國基本養老保險規定參保人最低繳費年限只有15年，而發達國家的參考繳費年限是41年，相比較而言，中國養老金的財務可持續性面臨嚴峻風險。

中國的養老基本賬戶基金也在不斷貶值，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結余的1.5萬億元，90%存入銀行，10年來，年均投資收益率不到2%，低于年均通貨膨脹率。

正是因為面臨的這一系列困境，中國的養老金制度急欲尋求突破，亟須改革。2012年3月20日，經國務院批準，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受廣東省政府委托，投資運營廣東省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結存資金1000億元。未來，這些養老基金還可能會投入股市，以實現基金的保值增值。上海等一些地區，也開始進行延長退休年齡的“彈性退休”制度試點。

而圍繞這一系列政策變化，社會的爭議也日益白熱化。

世界陪你變老

其實不僅是中國，面對全球老齡化趨勢，世界各國的養老政策都面臨調整與變革的迫切性。

在全球范圍內，目前養老金制度大體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政府主導型”、“市場主導型”、“政府市場相結合”。

北歐等高福利社會的養老制度一度是政府主導型的典型，但由于近年來金融危機的影響和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歐洲高福利國家的養老制度也面臨著難以維系的局面。政府不堪財政負擔，只能紛紛調整政策，擴大市場地位、縮小國家作用。

但養老制度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也存在著風險――由于投資的風險性和市場的不穩定性，民眾承擔了過大的風險，養老目標是否能實現，很大程度上要受投資觀念的影響。不過，美國養老基金401K的投資保值增值效果倒是不錯，替代率水平（養老金與工資水平的比例）雖低，但有大量的增值結余，能夠延緩收不抵支的危險。

2010年10月，法國爆發了近年來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全國性罷工和抗議示威活動。事件的導火索是法國總統薩科齊提出了退休金改革計劃，將退休年齡由60歲提高到62歲。法國政府稱，由于人們的壽命越來越長，現有退休金制度不僅一直虧損，甚至可能在2018年“破產”。實際上，有意改革養老制度的并非只有法國。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近年歐洲各國紛紛改革福利和養老制度，引發了一系列罷工和抗議活動。

今年3月，發展中國家巴西也在為養老制度瘦身，巴西政府出臺公務員養老金改革法案，對令人羨慕的公務員養老金進行財政補助削減。

2元

1995年，浙江的老黃在月工資僅70元的情況下，花200元給老伴和兒子買入農村社會養老保險。17年過去，老黃被告知：老伴要么一次性領走總共300塊錢的養老金，要么每個月領取2元養老金。

80歲

2011年4月，深圳社保局新聞發言人舉例：按照現行養老金制度，假設一名普通員工一年繳納3324元養老保險，30年共繳納了9.9萬元；30年后每年可拿回1.2萬元，10年共拿回12萬元。但網友計算，如果這名員工每年將3324元存入銀行，連續存30年，按最低的一年期活期存款利率3.5%計算，30年后獲得的收入可達17.1萬元。起碼要活到80歲，繳納養老保險才劃算。

騙局？

不僅是中國，在美國，養老保險制度也一度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批評為政府推行的“龐氏騙局”――利用新繳費人群的費用去支付老一代繳費人的養老費用，當養老金的負債到期而無錢支付時，無非就是加稅、借款、印錢或者削減其他政府開支。

全球各地養老制度及變革

延長退休年齡，削減財政開支，養老金入市增值……經濟低迷時期，國家、企業與每個不可避免要走向衰老的公民之間如何同舟共濟？

市場主導型

美國

401K證券組合投資計劃

401k計劃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是一種完全基金式的養老保險制度。員工每月從其工資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資金存入養老金賬戶，企業也按一定的比例往這一賬戶存入相應資金，并向員工提供3到4種不同的證券組合投資計劃，員工可任選一種進行投資。雇員退休后養老金的領取金額取決于繳費的多少和投資收益狀況。

澳大利亞

完全市場化

2011年，澳大利亞養老基金總額為1.3萬億澳元(約合8.85萬億元人民幣)，排名全球第四位。澳大利亞養老金管理完全按市場規則運作，既沒有法定的最低收益率，政府也不會為老百姓提供任何本金擔保，但個人可選擇由哪家養老金公司幫助管理自己的養老金。股市一直是養老金管理公司投資的重要方向。

政府主導型

中國

統賬結合

中國養老金制度經歷了由企業“勞動保險”，轉向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社會保險”，再轉向覆蓋城鄉居民的“中央統籌國民基礎養老金”與 “個人賬戶養老金”相結合模式的發展過程，2005年初步形成了社會基本養老保險，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個人商業養老保險的養老保障體系。但目前養老金制度名義上雖為統賬結合，實際上實行的卻是“現收現付”（在繳費的人支付給上一代退休的人養老金），社會統籌部分資金不足，只好大量挪用現繳費的個人賬戶基金，導致部分個人賬戶空賬運行。

瑞典

“從搖籃到墳墓”到養老金與工資掛鉤

20世紀，瑞典的基本養老金經費主要由國家財政預算負擔。20世紀90年代以后，瑞典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政府背負了沉重的財政負擔。1999年起瑞典開始實施新養老金法案，養老金直接取決于從工資中扣繳養老保險費累計數額及其投資收益；補充養老金則由雇主負擔改為由雇主和雇員各承擔一半。

政府和市場相結合型

英國

國家、企業、個人多重管理

英國的養老金政策由基本養老金、企業職業年金和個人養老金等制度組成。英國養老基金持有較高比例的長期資產。近幾年的英國養老金改革，主旨是推動企業職業年金的發展，以便政府從沉重的財政負擔中得以解脫。部分養老金基金開始逐步增加中小盤股票、不動產、私募股權、風險投資基金、新興市場等另類資產的投資比例。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英國股市一度大幅縮水，最高時曾導致全英國養老基金一年內損失150億英鎊(約合1500億元人民幣)。

日本

篇10

30多年來，多位海外經濟學家對中國當代改革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青木昌彥就是其中一位。他參與了中國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經濟體制改革，至今仍然密切關注著中國改革的進程。

作為比較制度理論的大家，青木昌彥對中國經濟學家有深刻的影響。他在公司治理理論方面也貢獻卓越，全球所熟知的“內部人控制”概念就是由他發明的。近日，青木昌彥在北京參加學術會議期間，接受了《財經》記者近兩個小時的專訪。76歲的老人侃侃而談，思維縝密。

目前中國經濟面臨轉折期：一方面經濟增速不斷下降，持續多年的高增長成為過去;另一方面中國試圖通過新一輪市場化改革，使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獲得一個穩定的基礎。由于國內外的不確定因素很多，人們對于經濟改革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在青木昌彥看來，“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長階段的轉型，中國能夠避免經濟硬著陸。”

青木昌彥用國際經濟學界的新理論――“統一增長理論”分析中國的經濟問題，指出中國經濟正在從一個經濟增長階段向另一個經濟增長階段轉型。“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來拉升經濟增長速度，因為它是不可持續的?！彼f。

青木昌彥提醒道：“中國不可能再維持像以前那樣的高速增長了。中國正在進入新階段，中國應該直面新挑戰?！?/p>

“我更傾向于‘新階段’這一術語”

《財經》：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連年下滑，引起許多人士的焦慮。2008年為了應對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中國政府進行海量投資，成功拉升了經濟增長速度?，F在一些中國經濟學家認為，中國需要再次使用這種刺激辦法。你是否同意這種觀點，為什么？

青木昌彥：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拉升經濟增長速度，因為它是不可持續的。要看到，中國經濟正在轉向一個完全不同的新階段，經濟增速不可避免地會放緩，我認為可能至少下降2%。

《財經》：你所說的“完全不同的新階段”，就是“新常態”吧？

青木昌彥：中國學者和政府都在談論“新常態”，但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更傾向于“新階段”這一術語，因為中國正在從一個經濟增長階段向另一個經濟增長階段轉型。在討論中國經濟問題時，許多人仍然習慣于用所謂的“三駕馬車”理論框架來分析。其實，中國經濟是一個長期的問題，不是“三駕馬車”理論框架能夠解釋的。在我看來，特別適用的一個分析框架是“統一增長理論”。根據“統一增長理論”，經濟增長會從一個階段進入到另一個階段。一個經濟體的現代化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從農業為主的增長階段，發展到以現代制造業、服務業為主的增長階段，再過渡到基于人力資本的增長階段。

《財經》：那么，從統一增長理論來看，影響經濟增長的變量是什么？

青木昌彥：影響經濟增長的，不是人們經常說的“三駕馬車”，而是五個重要變量。首先是勞動力從低生產率行業流動到高生產率行業，特別是從傳統農業經濟過渡到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由于勞動生產率提高，直接提升了經濟增長速度，我們可稱之為“庫茲涅茨過程”。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通過研究經濟發展歷史發現，一個國家從事農業的人口數量的增長和經濟發展速度呈反比。你看戰后東亞經濟的高速增長：日本從50年代到70年代，韓國從70年代到80年代，中國從80年代一直到現在，都是大量就業人口從農業進入工業和服務業。不過，當農業就業人口占總勞動人口的比例降到20%時，經濟增長速度就開始下降了。日本在70年代，韓國在80年代中期，都達到了20%的轉折點，經濟增長速度下降。

《財經》：中國是否達到了這個拐點呢？似乎很難確定，因為流動人口的大量存在，所以中國的農業就業人口數據很不統一。

青木昌彥：我研究了中國的一些數據，發現農業就業人口已經低于總勞動人口的20%。這意味著，中國的上一個經濟增長階段結束了，開始了另一個增長階段。影響經濟增長的第二個因素是“人口紅利”。日本在“二戰”以后，韓國在朝鮮戰爭以后，中國在“”之后，動蕩結束，這些國家相繼進入了人口生育的高峰。當高峰出生的人口成為勞動力的時候，就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二動力。當人口紅利減少的時候，經濟增長減速也就不可避免。

《財經》：研究表明，從2013年開始，中國勞動力供給開始絕對地減少，而勞動力新增需求依然穩定在每年1000萬以上，中國未來的就業問題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給不足。

青木昌彥：當人口紅利減少的時候，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就來自人均生產率。而人均生產率由兩個因素構成：一個是對機器、工廠等的資本投資，另外一個是對人力資本投資。

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是影響經濟增長的第三個、第四個因素。中國過去30多年有大量的資本投資，大量資金流入提高了工人生產率，中國資本回報率一度很高，但是近年來資本回報率大幅下降。如果人力資本沒有相應提高，會導致資本回報率進一步降低。

人力資本的增長對經濟增長有益，但也有成本，如教育、時間以及父母對孩子的照顧。人力資本越寶貴，成本越高，所以現在人們要孩子的數量少了。

《財經》：中國生育率長期偏低，這和長期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有直接關系。

青木昌彥：當人力資本重要性增加，女性的生育率就會下降。這是統一增長理論強調的一個普遍規律。即使現在開放計劃生育政策，我預測中國人口也不會有太大的增長。

勞動人口在整個人口中的比例是影響經濟增長的第五大因素。過去十年中國的實際勞動參與率在降低。一方面勞動人口減少，另一方面由于醫療、營養水平等提高，人民的平均壽命不斷提高，老齡化社會給經濟增長帶來非常大的挑戰。

《財經》：中國已經“未富先老”，步入了“老齡化社會”。研究表明，到2030年中國將成為全球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

青木昌彥：隨著人口老齡化和孩子數量的減少，勞動人口在整個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任何經濟體遲早都會面臨老齡化社會的嚴峻挑戰。由于獨特的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的老齡化問題加速到來，給中國帶來的挑戰似乎更為嚴峻。

總之，按照“統一增長理論”，影響經濟增長的五個因素，中國已經發了巨大變化，因此中國經濟正在經歷重要轉折期。中國經濟不是進入“新常態”，而是進入一個“新階段”。“新常態”并不包含變化的因素，特別是數量的變化。

“中國能夠避免經濟硬著陸”

《財經》：“新階段”經濟增長速度會下滑。日本經歷了“失去的十年”，人們擔心中國也存在類似的風險。自2012年以來，安倍政府推出“安倍經濟學”，實施一系列刺激經濟政策，效果如何，你怎么評價“安倍經濟學”？

青木昌彥：我認為，“失去的十年”實際上更多是心理層面的。考慮到老齡化和日本經濟發展的新階段，GDP增長放緩是不可避免的。心理因素是“失去的十年”的重要因素，因為人們對未來感到不確定，對于過去的輝煌和高速增長的消失感到失落。

安倍經濟學也許不是非常有效的經濟政策，但它在某種程度上成功地解決了人們的心理問題，人們會說“情況也許沒那么糟”。人們的心理也很重要。

《財經》：現在世界經濟正在復蘇，有些中國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出口會逐漸好轉，如果政府繼續進行海量投資，還能夠維持經濟高速增長10年或者20年，你怎么評論這種觀點？

青木昌彥：中國不可能再維持像以前那樣的高速增長了。中國正在進入新階段，中國應該直面新挑戰，而不是維持現狀，回避挑戰。那些發達經濟體，如美國、日本、西歐各國，都在致力于應對一些巨大挑戰，比如財政預算、社保體系、人口老齡化問題等等。這些問題也是中國不得不面對的。

《財經》：在你看來，為了順利轉入經濟增長新階段，中國應該做什么？

青木昌彥：為了完成經濟階段的轉型，中國應增強教育。教育對人力資本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將來隨著孩子越來越少，必須要加強人口的質量，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只有這樣，中國經濟才能實現從數量增長到質量增長的轉換。此外，要增加社會投資，比如說城鎮化過程中要提高交通、自然環境、垃圾處理等這樣的一些社會基礎設施投資，使城市更適合人們來居住，更利于吸引人才流入。

《財經》：中國確實要轉向人力投資，但中國經濟正處于下降過程，而人力投資代價大、時間長，人們擔心的是，在階段轉變的過程中，經濟會不會突然出現崩潰式下降？尤其中國現在地方政府債務龐大，當人力資本還沒發揮作用的時候，會不會從“斷崖”上摔下去？

青木昌彥：我相信，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長階段的轉型，中國能夠避免經濟硬著陸。

新階段的最大特點，就是以人力資本投資為主。人力資本投資的領域，首先應該是學校教育，包括職業教育也非常重要，它有利于中國的產業升級，政府應該加大投資。我注意到，中國學校的招生數量在增長了，盡管它在短期減少了勞動者數量，但是長期來看，隨著人力資本的積累，未來的生產率會提高，這樣才能實現“第二次人口轉型”。

另外，現在很多40多歲的農民工回到戶口所在地，原因是他們對于未來缺乏安全感和對孩子教育的考慮，這會造成人力資本的流失。從某種角度說，這是“逆庫茲涅茨過程”，因為他們從生產率較高的崗位又回到鄉下。盡管這可能平衡一下城市和農村的生產率水平，但是無論如何，應該取消戶口制度等限制人口流動的措施，提高農民工待遇，妥善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等問題?？傊?，要拆除壁壘，讓農民工不用擔心未來或者孩子教育等問題，允許勞動力自由流動，這將有助于增加勞動力供給。

《財經》：中國在2012年達到了勞動力的高峰，日本早在90年達到了勞動力數量的峰值。據我所知，日本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上世紀70年代設計的，它是如何應對老齡化問題的呢？

青木昌彥：如何用過去的社保體系來應對一個老齡化的社會？日本現在站在挑戰的最前沿。日本已經有很大的制度變革。20年前日本人的退休年齡是60歲，現在有很多公司延長退休年齡，或者給老人提供第二次工作機會。所以，日本現在有10%的就業人口年齡在65歲以上，而美國是5%，歐洲僅有1.02%。

我提出，為了提高勞動參與率在整個人口中的比例，日本應該推遲退休年齡，提倡男女就業機會平等，提高女性在高生產率崗位上的參與度。日本還有一個選擇，就是要開放移民，吸引有更高勞動技能的人力資本，辦法之一是日本的大學吸引外國留學生，特別是亞洲留學生。所以，將來日本和中國有可能爭奪人力資本階段，我們稱其為“第二庫茲涅茨過程”或“全球化的庫茲涅茨過程”。

《財經》：中國老齡化人口的勞動技能不高，所以老齡人口勞動參與率的提高不一定會提高經濟增長。

青木昌彥：但是我認為，隨著退休人口越來越多，他們的勞動技能越來越高。中國退休年齡提高是一種趨勢。

《財經》：法國經濟學家皮克迪在新書《21世紀資本論》里提出，如果退休率的增長超過了經濟增長，那么收入差距將會增大。

青木昌彥：這個觀點也得到了經濟數據的支持，但這些數據只研究了最富有的1%人口。皮克迪的理論區分了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但如果勞動者能夠通過政府或雇主投資養老或社保基金，他們就能從將來的資本回報中受益。這種情況下，不應該區分資本家和勞動者。

為了防止出現不斷加大的收入差距，中國應該是對養老退休體系進行改革，覆蓋所有的人口。 “讓制度與社會現實進行互動”

《財經》：經濟增長階段的變化是世界經濟體發展過程中的共同現象，政府政策應該作出相應的改變，但是中國作為轉型經濟體，和這些國家還是有一些明顯不同。

青木昌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中國經濟增長正在從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新階段，這符合世界各國的普遍規律。但是出于各種歷史原因，各個經濟體轉型的時間、長度都不一樣，也有可能是一個階段和另一個階段相重合，這就需要制度的介入，讓制度與社會現實進行互動。

對于統一增長理論而言，除了經濟變量和人口變量這兩個因素之外，還有制度變量，這三個因素共同作用才可能更好地解決問題。

《財經》：中國轉型需要制度建設，你一直研究比較制度，從制度角度看，你對中國現在進行的改革如何評價？

青木昌彥：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現在中國是“一個國家，兩種經濟”，農村和城市二元經濟結構。只有打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中國才能進入到經濟增長的新階段。所以，戶口制度要取消，因為它只會成為經濟增長的障礙。另外，社會保障制度要覆蓋所有人口，而不是區分農村和城市戶口。

《財經》中國除了城鄉二元經濟之外，還有一個國有經濟和私營經濟的二元存在。

青木昌彥：中國的國有經濟早在上世紀50年代-70年代，也就是在的時代就開始發展，主要是把農村的農業產出剩余轉移到工業領域，而沒有經歷人口流動的“庫茲涅茨過程”。沒有人口流動，所有的農業剩余被投入工業中去。

中國應該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可以把國有資本變為社保基金，更多地回饋全體人民。其實，這是90年代國企改革時就應該進行的。現在看來，國企改革的難度很大。

《財經》：你對中國經濟問題了解非常深刻，多年來一直追蹤研究中國改革的進程。2013年底中國制定了一個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一年以來，你對中國改革的進展有何觀感？

青木昌彥：中國盡管推出了改革方案，但是我還沒有看到巨大的變化。因為中國正在進行的是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時間，而且改革要克服許多挑戰。例如，戶口制度的改革就涉及政治、社會等方面的重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