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影響

要度量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的拉動力或貢獻率，需要兩個變量：它占全球經濟的比重以及它本身的增長速度。2012年中國經濟總量占全球經濟11.2%的比重，以今年增長率按照IMF7.8%的預測計算，那么它對今年全球經濟增長就可貢獻0.87個百分點，相當于IMF對今年全年全球經濟3.1%的增長預測的28%，即全球經濟今年接近三成的增長動力將來自中國。與之相比，美國經濟年內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就只是0.37個百分點或12%。這就是說盡管中國經濟今年增長不足8.0%幾成定局，但由于其預測增幅是美國經濟的4.6倍之多，它仍對全球經濟增長產生最主要的貢獻。這是橫向比較的結果。

這一貢獻率是多是少，就要同時參考縱向比較的結果。有意思的是，根據IMF預測所推算出來的中國經濟今年對全球經濟增長28%的貢獻率也是歷年來最高的。2007年中國經濟的實質增幅高達14.2%，但當年它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14%。2010年中國經濟的實質增長率為10.4%，它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僅增加至17%。2012年中國經濟的實質增長率顯著放緩至7.8%，但它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反而進一步升至26%，今年將再上一個臺階至28%。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盡管中國經濟增長的步伐在減慢，它占全球經濟的比重卻仍在不斷提升，抵消了增長減速的影響有余，令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在增加。但這一現象卻也突出了中國經濟的另一值得探討之處，那就是它占全球經濟比重的增加。

表面來看，中國經濟的增長步伐持續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其占全球經濟的比重就會不斷增加。但深究之下，度量一個經濟體的經濟規模一般用的是名義概念，要根據當時匯率將其換算成美元，才能作全球性比較。因此它不僅包括價格變動因素，而且還包括匯率變動因素。而度量一個經濟體的增長速度則通常只看實質增長率，即撇除價格變動影響后的增長速度。中國的物價升幅多年以來一直高于美國乃至全球平均水平，而且自2005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累積升值逾三成，連同中國經濟的實質增長步伐本來就快，就令中國經濟相對于美國乃至全球經濟的規模能夠更快地提升，而足以抵消實質增長步伐溫和放緩的有關影響。但這樣一來，便得出了容易誤導的“中國經濟增長率在放緩、但它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在增加”的結論。

通過貿易的影響

據此，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更多地是一個學術性命題，其真正的影響力還需要從其他指標來度量，貿易便是其中一個有用的參考指標。目前中國不僅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統計，它還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國，2012年中國商品出口占全球商品出口的11.2%，較排第二位的美國高出2.8個百分點。在商品進口方面，中國則剛好與美國位置互換，2012年其商品進口占全球商品進口的9.8%，較排名第一位的美國低2.8個百分點。在服務貿易方面，中國的排名稍后，但仍居全球前列，進出口分居世界第三和第五位。

從GDP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越快，對全球經濟的拉動作用就越大，但從貿易的角度主要要看進口而非出口。

中國在2001年底加入WTO，在此之前，中國商品進口占比不到全球的4.0%，服務進口占比不到全球的3.0%。到了2012年，中國商品進口已占全球9.8%，服務進口占比也增至6.8%，分別排全球第二和第三名，因此它對全球經濟的拉動作用必然可以從進口中得到體現。根據中國海關的統計，在2012年中國總值1.8萬億美元的進口商品當中，來自歐盟的進口占比最高，為11.7%，來自美國的進口占比則為7.3%，還不及來自日本和韓國的進口所占的9.8%和9.3%，僅與來自臺灣地區進口占比的7.3%持平。若從地區來看，則中國自東盟（ASEAN）的商品進口占比為10.8%，相當接近歐盟的水平。

以上中國商品進口按來源地的占比是在金額的基礎上計算的，但金額的高低并不一定代表其重要性的大小，只有把中國來自其主要貿易伙伴的進口與它們本身的GDP作一比較，才可以更為準確地反映中國市場對其的重要性。從這一角度來看，中國來自歐盟和美國的進口金額雖然較大，但與歐盟和美國同年的GDP相比，其比率就不過為1.3%和0.8%，遠遠低于ASEAN平均8.5%的水平。至于中國來自韓國和臺灣地區的進口，就更分別相當于韓國和臺灣地區在2012年GDP的14.6%和27.9%（日本比重為3.0%）。另外，中國從俄羅斯、巴西、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進口相當于它們GDP的比重分別為2.2%～5.5%不等，這就顯示中國市場對亞洲國家的重要性最高，其次是資源出口國，再其次才是美、歐發達經濟體。在這種進口結構之下，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導致進口遞減，影響大小的順序也是和其一致。由于亞洲國家或地區和資源出口國的經濟規模加總還是不及美、歐、日發達經濟體，故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帶來進口減少而對全球經濟增長的拖累其實沒有市場所普遍擔心的那么嚴重。此外，中國進口有相當一部分是為再出口所用，那么中國內需通過進口來解決的比例就不及貿易數字表面顯示的那么龐大。

附加值的貢獻

由于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緣故，中國大量的進口當中既有原材料，也有制成品和半制成品，許多經過加工/組裝/生產后成為最終制成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在中國的進口當中，約六成為制成品，約三成為燃料和礦產品，約一成為農產品，正反映了這種貿易特征。這樣一來，對其部分進口產品的最終需求其實并不來自中國，中國只是全球供應鏈最后或較后的一環，在像蘋果一樣的產品價值鏈當中由中國新創造的附加值甚至是很小的，但圍繞蘋果產品的中國進出口資料卻可以很大。這樣中國進口對其他經濟體的拉動作用也有被夸大之嫌。要準確度量中國經濟通過貿易對全球經濟的拉動作用，就要撇除這一價值鏈的連環影響而只看中國的最終內部消費如個人消費開支、政府消費開支和投資有多少是通過進口來解決的。

就此，經合組織（OECD）和WTO聯合推出了一個新的統計系列，從附加值的角度去追蹤全球供應鏈當中56個主要經濟體和37個主要行業通過進出口貿易對其貿易伙伴的拉動作用。資料涵蓋這56個經濟體的商品和服務貿易在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年和2009年的表現及其影響。根據這一統計方式，2009年中國的最終內部需求為其進口來源地所創造的附加值合共有6185億美元，以單一經濟體來衡量，則以由美國創造的附加值最高，占該6185億美元的12.1%，其次為日本的11.7%，至于歐盟成員德國的占比也較高，為6.6%。由于中國也進口龐大的天然資源，故其最終內部需求為澳大利亞、巴西、俄羅斯和沙特阿拉伯所創造的附加值占比分別為5.0%、3.3%、3.3%和3.7%。至于其亞洲主要貿易伙伴，就以為韓國和臺灣地區所創造的附加值占比5.0%和3.6%為最高。

篇2

一、新興經濟體的崛起

過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生產、貿易以及金融領域的成長，他們快速地與全球市場融合，為我們講述了增長的故事，同時也引起了全球經濟重心的轉移。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躍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直接投資占全球總投資額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所持有的財富和金融資產也大幅度增加，外匯儲備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它們的財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資產已經成為國際資本市場的重要參與者。然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風順，其中也經歷了種種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會成為一個標志性的歷史階段，正是從那時起新興經濟體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開始重塑未來的全球經濟與政治。首先，最為重要的莫過于前蘇聯的正式解體，這個國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艱難的經濟轉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舉行的選舉將納拉席哈•拉奧(P．V．NarasimhaRao)推上了權力的寶座，印度開始推行經濟自由化、積極參與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國加快了自1978年就開始的經濟改革的步伐，從那時起，中國創造了連續二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最后，1990年納爾遜•曼德拉(NelsonMandela)總統將南非帶入了國際舞臺。這一系列事件匯集在一起，對全球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并標志著全球化新紀元的到來。[1]然而事實證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夠促成新興經濟體的長期繁榮與穩定增長。華盛頓共識的盛行使得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面對金融自由化的誘惑時改革太過魯莽和倉促，新興經濟體一個接一個地受到沉重打擊，從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韓國、馬來西亞、中國臺灣、印度尼西亞;從1998年的俄羅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經濟總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國和印度外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間，新興經濟體終于迎來了強勁的增長勢頭，中國繼續其令人驚嘆的增長速度，印度也表現出持續增長的趨勢。而且，被稱為“金融危機”代名詞的拉美地區也開始以全新的姿態出現在全球經濟舞臺當中，人均GDP連續多年增長幅度超過3%，但亞洲的表現仍然最為搶眼。在全球能源價格不斷回升的背景下俄羅斯經濟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進轉軌模式在經歷了必要的陣痛之后逐漸顯示出其優勢。“金磚四國”(BRICS)成為了新興經濟體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間，全球經濟增長中BRICS貢獻了30%，與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貢獻率則從70%下降為40%，BRICS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比例也顯著增加，如今已達到13%。[3]

2008年美國次貸風暴引發全球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陷入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美國2009年第二季度經濟衰退3．8%，失業率達10%，同年日本經濟更是衰退5．4%，為所有發達國家之最;歐元區同樣未能幸免。但是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這場危機似乎是驗證了他們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機最為嚴重的2009年新興經濟體平均增長率為1．5%，與發達國家形成鮮明對比。在新興經濟體當中，中國經濟保持了8．7%的增長，印度為5．6%，印度尼西亞也高達4．6%，新興經濟體扛起了引領世界經濟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經濟增長80%的貢獻率來自新興經濟體，來自發達經濟的貢獻率僅為20%。由工業化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共同組成的G20取代過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經濟政策走向的G8，成為協調國際經濟政策的常設性論壇，象征著在新的全球經濟秩序中，新興經濟體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全球經濟格局一直處于動態的演化過程之中，由國家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所引起的不同國家集團之間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變動的原動力。在1500年之前，中國和印度處于世界經濟發展的領先者地位，工業革命之后西歐取而代之，二戰之后，美國迅速崛起，成為全球經濟的主導力量，與德國、日本共同引領著全球經濟興衰。但是如今這一體系已經松動，那些過去曾被擠到的新興經濟體正重新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中心，從而推動國際經濟格局發生改變。

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多極化

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總有一些國家領先，又讓位于新來者，再又被別的新來者超過，落后者不會是絕對的貧困，領先者也不會絕對的衰落，歷史的變遷就是這樣。[4]新興經濟體的興起將推動全球經濟重心不可避免的東移和南移，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多極化趨勢日漸明朗。全球經濟增長引擎意味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的輻射效應遍及整個高收入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該國的經濟政策對于全球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持久動力。這就要求與其競爭對手相比它能創造更高的生產率和更快的GDP增長率。[5]歷史上，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和領跑者一直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從15世紀，隨著西方世界興起，經濟重心從古老的東方轉向了西歐。從葡萄牙、西班牙到荷蘭，再到英國，以及后來的挑戰者法國、德國、日本，發展到今天的美國，他們都曾作為全球經濟格局的締造者而存在，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但是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經濟領域的主導地位，世界所有國家都遵循著自然的腳步，如個體一樣自有其生命周期。[6]

從2002年開始，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對全球GDP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超過發達國家(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間，他們的貢獻率幾乎超過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機期間他們更是完全支撐了世界經濟的增長，發達經濟體的貢獻率分別僅為0．04%和－0．07%。[7]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只是衡量新興經濟體影響力的一種方式，從世界銀行所開發的多維度增長極指數(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為清晰的看出歐元區、美國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對世界經濟影響力的逐漸下降，而以BRICS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則是呈現上升之勢。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國的平均多維度增長極化指數為26．2，全球排名最高，說明中國經濟發展對全球的巨大溢出效應，美國、歐元區、日本分別以20．33、10．86、5．59緊隨其后，說明傳統的全球三大經濟引擎雖然已經日漸式微，但是目前為止仍然起著重要作用。韓國、俄羅斯、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進入前十五強，其數量已經超過發達經濟體。

以上只是典型事實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機打擊之下新興經濟體為什么能夠對全球經濟產生越來越顯著的影響力?答案就是南南貿易聯系的加強。在過去的數十年時間里，南方國家②的總體經濟規模不斷增長，年均增長率高達4．6%，至2010年，南方國家的總產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貿易額從1990年占全球總貿易額的7%上升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貿易的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6%，與前一個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這種趨勢是由于亞洲工廠的出現、全球生產網絡中中國作為生產過程的最后組裝地所推動的。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在南南貿易中扮演主導型角色，該地區的貿易量就占到南南總貿易額的四分之三，而他們與中國的貿易額單獨就占40%。[8]僅2006年和2007年，亞洲發展中國家就吸收了中東地區總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總出口的9%。中國正在南南貿易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過對一組新興經濟體的考察，發現從2000年開始，它們經濟的發展更多的是依賴中國而非G7，隨著中國影響力的增強，G7的影響力卻在不斷下降，2000—2009年期間，新興經濟體與G7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僅為0．267，而與中國的相關性為1．115。[9]Garroway更進一步將研究的范圍擴大到整個低收入、中等收入國家，并得出相似結論。[10]

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斷地從南方國家運來，拉美、非洲和中東等南方國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進而增加對制成品的消費，其中許多制成品就是產自中國和亞洲。中國以及東亞各經濟體通過自身的高速增長，輕巧地打開了整個南方世界經濟增長的閥門，并帶動了相關國家的共同復蘇。雖然人們不應夸大上述“反饋回路”的規模，中國還沒有強大到足以托起整個世界，不過，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也因此能夠不受西方國家普遍衰落影響而強勢復蘇，進一步通過南南貿易的擴張對全球產生溢出效應，引領世界，全球經濟增長引擎的多極化趨勢日漸清晰。

三、新興經濟體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經濟增長格局同樣會帶來國際金融格局的變化，新興經濟體的國際金融實力與其在全球經濟及對外貿易中的地位極不匹配，這種情形在未來必將得到改觀。未來最為核心的問題是國際貨幣體系如何能夠適應新興經濟體不斷壯大這一不爭的事實，促進國際合作減少保護主義和貨幣爭端，減少全球經濟運行的風險和波動性。2008年的金融危機暴露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性矛盾。在如今的貨幣體系下，美國貨幣政策的改變即使對于其國內立場而言是適當的，也可能會給其它國家帶來災難。對于1980年代新興市場的債務危機，當時美國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難辭其咎;1994年美國貨幣政策的收縮毫無疑問加劇了墨西哥經濟所面臨的困境，最終導致了比索的崩潰。美國長期的貨幣寬松政策同樣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與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如出一轍。[12]

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國，其經濟政策需要與保持貨幣價值、貨幣供應量穩定增長與全球貿易平衡相一致，如果這些目標發生沖突，風險就會加劇。如果儲備貨幣發行國長期保持國際收支赤字，情況會變得非常糟糕，因為該貨幣體系是由市場信心來支撐的，歷史上正是這種情形最終擊垮了作為世界主導貨幣的英鎊。如今的美國正面臨著同樣的情形。美國作為全世界最終消費品的最大消費國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貢獻者，其貿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達到歷史最高點，幾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機使其經常賬戶逆差大幅度縮減，但是危機過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預測到2015年，其逆差將達到6381．7億美元。與此同時，根據美國財政部的統計，2010年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高達1．29萬億美元，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為62．1%，2011年惡化趨勢明顯，前半年赤字已經超過9000億美元，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計全年財政赤字會將達到1．48萬億美元，政府債務占GDP比重攀升至69．4%，僅利息開支就達到GDP的1．49%。美國正朝著危機的方向發展。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地位將會受到“雙赤字”(巨大的國際收支逆差以及不斷膨脹的財政赤字)的影響而日趨走弱。目前的擔憂是美國可能正在接近曾經的儲備貨幣發行國都曾經歷過的臨界點，在這一臨界點上美元的過度發行導致全球對美元和美元資產信心的喪失。歷史經驗表明，美元統治的終結將如其他國際貨幣一樣不可避免。[13]

新興經濟體的情形則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大多數新興經濟體財政狀況良好，債務水平大大低于發達國家，外匯儲備大規模增加，國際投資地位顯著改善。2010年底新興經濟體所持有的外匯儲備躍升為5．4萬億美元，占全球總儲備的66%。美國如今成為全球最大的債務國，而新興經濟體則成為主要的債權國。2009年底，美國的債務幾乎超過一半由新興經濟體持有。[14]新興經濟體憑借自身雄厚的外匯儲備逐漸在國際資本市場顯示出影響力，其中以中國、東亞和其他中東國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銀行預計至2025年中國的國際投資凈頭寸將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為61%，而美國進一步下降為－69%;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國際投資凈頭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將大幅度提高。在不遠的將來跨境資本流動的主導權將更大程度的向新興經濟體傾斜。新興經濟體中的強勢貨幣將隨本國經濟規模的擴大、金融實力的增長而顯示出越來越大的外部性，國際化程度隨之提高。世界銀行預測了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三種情形:繼續保持美元的主導地位、美元和歐元以及某一亞洲貨幣三足鼎立、單一儲備貨幣(SDR)。根據當前世界經濟的發展格局，未來國際貨幣體系自然演化的結果將是多極化的出現，通過市場的自然選擇將會逐漸建立一個適應區域貿易集團(如歐洲、亞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國際貨幣儲備體系，其中包括實力仍然超群的美元。與單一世界貨幣相比，這種國際貨幣體系的劣勢是損失了一定程度的網絡外部性，規模經濟的收益減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貨幣體系與如今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相比將提供更大的穩定性。[15]

歷史證明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儲備貨幣可以同時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幾十年中，盡管英鎊處于絕對的主導地位，但是法國法郎和德國馬克在歐洲大陸仍然被廣為使用。如今美元成為主導，然而歐元、英鎊和日元同樣作為儲備貨幣而存在。在主導貨幣之外始終會存在類似“輔幣”的幣種，它們作為人們一種分散風險的自然選擇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匯儲備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據絕對優勢地位，歐元占比27．4%，英鎊占比4．3%，日元也保持著3%的比例。[16]未來伴隨著新興經濟體的成長，以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人民幣毫無疑問將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興經濟體中最有望成為與美元、歐元并駕齊驅的幣種。從歷史上看，儲備貨幣從一種貨幣向另一種貨幣轉變并非突發事件，而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美元取代英鎊的地位花費了幾十年的時間，當時市場普遍預期英鎊將退位，不過該過程比預期緩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貨幣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撐帶來的慣性等必然是長期的過程;同時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強有力的競爭對手，還沒有哪個國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國在二戰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導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維持至今。如今人民幣在國際上的使用充其量只處于初級階段，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貨幣還很少進入各國的儲備籃子，因此在國際金融領域新興經濟體可以大有所為，但任重而道遠。

四、新興經濟體崛起過程中的挑戰

1.新興經濟體未來可持續增長的能力

新興經濟體持續多年驚人的經濟增長速度帶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樂觀的同時不應忽視當前新興經濟體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和挑戰。首先關于其未來可持續增長的能力。在過去的200多年世界經濟史中，只有產生了爆炸性技術創新的國家才能成為全球經濟的引擎，要求與其競爭對手相比它能創造更高的生產率和更快的GDP增長率。領先生產率的產生主要是由劇烈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決定的。爆炸性的技術創新會帶來一系列具有突破意義的新技術，刺激生產率在未來一段時間里快速提高，對經濟產生革命性的影響。之后這些新技術將在國內的各個行業之間推廣，并打破國家的界限向周邊國家擴散，帶動周邊國家經濟的發展。世界銀行對典型的新興經濟體從1965年至今的經濟增長質量進行了考察，結果顯示從1960年以來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產率(TFP)所推動，從1990年開始，俄羅斯也出現相同的趨勢。但是在拉美地區、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以及南非，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始終不明顯;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貢獻率甚至出現了負值(平均值分別為－8%和－37%)。①這些TFP的數據是沒有區分技術創新和技術模仿的，在中國和印度，技術對于增長的巨大貢獻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術模仿而非技術創新，在這兩個國家創新活動更多地表現為數量的增加，[17]

這種現象是全球新興經濟體的通病。中印較高的技術進步貢獻率可以從經濟趕超的角度進行解釋。然而隨著中印與發達經濟體技術差距縮小，新興經濟體的后發優勢消失之后，它們驚人的經濟增長率還能否持續是我們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通過對歷史的觀察我們發現利用國內市場作為經濟活動中的協調機制對于技術創新的出現是最重要的。無論最初的英國還是后來的美國，他們最重要的共同點就是依賴自身的國內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場中的價格機制作為國內生產決策的出發點，保持旺盛的國內需求才能有效地將本國消費者的偏好傳遞給生產者，國內市場成為了創新的主要來源。如今新興經濟體大多嚴重依賴外部市場，巴西和拉美依賴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羅斯經濟原料化現象嚴重、面臨現代化的迫切任務;新興經濟體國內消費市場受到嚴重擠壓，消費相關的服務部門遲遲未能發展起來，因而技術創新活動出現的幾率遠遠小于歐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擺脫對出口的依賴，充分利用國內市場，加大對教育和研發的投入，培育技術創新的火苗，是新興經濟體最終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引擎的重中之重。

2.國際貨幣體系變革的挑戰

國際貨幣體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扮演與貿易實力相符的金融實力，其實質也是要求其本國貨幣逐步推進國際化進程，擴大本幣的外部性，向當前仍然處于貨幣金字塔頂端的美元發起挑戰。美元的信譽無可置疑地主要歸功于美國的政治穩定和良好的通貨膨脹控制記錄(如今已經受到侵蝕)，以及美國金融市場的持續高效和開放。新興經濟體的貨幣想要成為國際貨幣必須具備以下條件:[18]首先，歷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話，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選取一種給定的貨幣，由于這個原因多重穩定均衡決定世界交易貨幣。其次，貿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種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占有較大份額的貨幣具有一種自然優勢。再次，自由且完全發展的金融市場。最后，對貨幣價值的信心，價值不會不規則波動。如今新興經濟體中最有潛力的人民幣也僅僅部分滿足了第二個條件。大多數新興經濟體的金融實力僅僅是有限的提升。[19]

自由且完全發展的金融市場是貨幣國際化的內部支撐，目前我國仍不具備深度且有效的資本市場。通過提高國內金融系統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強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場過度落后于實體經濟無疑會阻礙貨幣國際化的進程;資本賬戶的控制使得人民幣無法在國際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網絡。因此，逐漸開放本國金融市場，讓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達到輸送國內流動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國外投資者持有人民幣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動離岸人民幣業務，這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國法治建設還較為落后，只要我們不能在這一最為基礎的方面取得顯著進步，外國投資者就會遲疑于投資在岸人民幣資產。新興經濟體在看到伴隨國力上升本國貨幣逐漸成為多極貨幣體系中的一員時也應當注意到伴隨而來的不利因素。就國內而言，首先，更大的貨幣需求波動，中央銀行會特別擔心國際化將造成對貨幣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難。其次，貨幣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紀70年代日本和德國政府曾經擔心如果允許外國居民獲得本國資產，資本流入將導致貨幣升值，使得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失去競爭力，這種擔心使得他們不愿推動本國貨幣扮演更多的國際角色。在國際領域，在美元衰落和新興經濟體中某些貨幣崛起的過程中，各國之間的“貨幣戰爭”必然加劇，因為在公共機構中并沒有看不見的手來保證帕累托最優的出現，各國缺乏某種形式的協調時將會使全球金融系統在達到穩定均衡的過程中出現較為激烈的博弈。從經濟角度看，適應區域貿易集團(如歐洲、亞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有可能在不同區域之間產生敵對關系，由此逆轉貿易和金融自由化進程。從政治方面來看，貨幣競爭可能轉變為嚴重的地緣政治沖突。市場驅動的通貨競爭會改變全球的資源和權力分配，導致更多的緊張和不安全，并對全球穩定和合作的大好機會產生潛在威脅。[20]因此，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之間通過各種機制進行充分的對話和協調、增進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關重要的。

3.全球治理的參與

篇3

[關鍵詞]外貿形勢；全球經濟；穩增長；調結構

[中圖分類號]F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2095-3283（2013）09-0004-03

[作者簡介]劉建穎（1983-），女，湖北武漢人，商務部研究院，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宏觀經濟學、國際經濟學。

一、2013年上半年我國外貿運行特點

（一）總體增長緩慢，增速逐步回落

2013年上半年，我國進出口總額199769億美元，同比增長86%。其中出口105282億美元，增長104%；進口94487億美元，增長67%。受熱錢因素影響，我國進出口增長出現較大起伏，如圖1。

圖12012年1月—2013年6月

中國月度進出口規模與增速

（二）消費類商品增長相對較快，出口單價有所提高

2013年上半年，我國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分別增長107%和181%。消費類產品出口增長相對較快，其中紡織品、服裝、家具、鞋類和塑料制品出口分別增長101%、134%、137%、109%和184%。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部件、鋼材和集裝箱等投資類商品出口下降或增長率很低。在國際市場價格總體下降的背景下，我國箱包、手表、生絲、塑料制品和鞋類出口平均單價分別上漲182%、156%、155%、128%和94%，反映企業逐步從價格優勢向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等綜合競爭優勢轉變的趨勢，如圖2。

圖22012年1月—2013年6月

中國重點商品月度出口增速

（三）其他貿易方式進出口增長較快

2013年上半年，我國一般貿易進出口103588億美元，同比增長63%，占我國外貿總額的519%，較上年同期下降11個百分點。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64968億美元，同比增長11%，占外貿總額的325%，較上年同期下降25個百分點。其他貿易方式進出口同比增長166%，高于外貿總體增速80個百分點，如圖3。

圖32012年1月—2013年6月中國一般貿易和

加工貿易月度進出口增速比較

（四）與主要貿易伙伴貿易往來呈現較大差異

2013年上半年，我國與美國、東盟和韓國的雙邊貿易分別增長56%、122%和84%；與歐盟、日本的雙邊貿易分別下降31%和93%。因進口需求放緩，我國自巴西、俄羅斯和印度等金磚國家的進口持續下降，降幅分別為74%、112%和298%，如圖4。

（金額單位：億美元）

圖42013年上半年中國與前十大貿易伙伴

貿易額及占比情況

（五）民營企業依然是外貿增長主要動力，中西部增長繼續快于東部

2013年上半年，我國民營企業進出口總值63209億美元，同比增長343%，高于同期外貿總體增速257個百分點，占外貿總值的316%。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90584億美元，同比下降05%。國有企業進出口3615億美元，同比下降47%。

2013年上半年，我國東部省市中福建、廣東、浙江的出口增速分別為185%、182%和11%，上海出口下降43%。中西部省市出口動力較強，其中山西、安徽、新疆、江西的出口增速分別為523%、442%、246%和17%。中西部地區出口總額占全國出口總額的比重為146%，較上年同期上升03個百分點。

二、2013年下半年我國外貿發展環境

（一）全球經濟有望重拾增長動能

2013年上半年，美國、歐元區和部分新興市場的經濟增長弱于預期，使全球經濟僅實現26%的增長。下半年全球經濟有望重拾增長動能。支持下半年全球增長有所改善的主要因素包括：盡管美聯儲將逐漸削減資產購買計劃、國債收益率出現上升，但全球金融和貨幣環境依然寬松；近期發達國家經濟數據較為正面，美國房地產市場、就業市場表現穩健，歐元區采購經理人指數（PMI）近期出現持續改善，日本經濟增長短期內受多方面因素支撐。

1美國經濟緩慢溫和復蘇。2013年上半年，美國經濟增長并不強勁，零售增長較為溫和，出口因外需不振而面臨挑戰，私人部門主動增加商業開支意愿較弱。盡管經濟復蘇“強度”乏善可陳，但“廣度”方面卻表現充分。主要經濟活動對溫和復蘇均產生一定貢獻，包括消費、房地產、信貸、出口、資本開支、就業市場、勞動收入與能源行業投資等。預計2013年下半年美國經濟將重拾增長動能，其中房地產復蘇、消費和商業開支增長是其主要動力。盡管近期國債收益率有所回升，但美國整體金融和貨幣環境依然寬松，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拖累未來將有所緩解。能源革命等結構性變化將為美國生產率增長提供支持，并遏制通脹壓力、提高居民購買力。

2歐洲經濟復蘇猶在路上。歐洲方面也在努力提振經濟，其中英、法、德三國服務業PMI 2013年二季度均表現積極，但僅英國尤為明顯，德國雖停止滑落但仍在榮枯線附近徘徊，法國雖現反彈但仍處衰退區間，其他歐洲國家則表現不一，總體上仍在衰退區間進行復蘇努力。歐洲方面整體需求的提升仍在弱復蘇中，表明歐洲經濟尚未走出債務危機陰影。但一些前瞻性指標出現顯著改善跡象，如2013年7月份歐元區綜合PMI預覽值為504，是自2011年8月以來首次回歸擴張區間。核心國家與邊緣國家之間的不平衡明顯收窄，多數國家的金融條件更為寬松，歐元區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增長前景較為樂觀，外需或有所回升。

3日本經濟增長短期內受多因素支撐。數據顯示日本近期仍處于復蘇軌道上。盡管“安倍經濟學”的長期結構性前景備受質疑，但短期內，日本經濟增長受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日元貶值、全球經濟增長逐漸改善等多方面因素的支撐。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2013年一季度環比增長1%。迄今為止，日本經濟復蘇主要由消費和出口驅動。預計2013年下半年商業投資支出將呈現改善，日元弱勢將支持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但由于全球經濟復蘇依然疲弱、能源進口成本上升，這一貢獻相當溫和。

4新興經濟體增速有所放緩。中國經濟放緩已對一些大宗商品生產和出口國產生明顯負面影響，預計影響還將持續。近期美國國債收益率的上升也是拖累新興經濟體市場情緒、影響資本流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對那些高度依賴外部資本流入和國內信貸擴張實現增長的國家。受熱錢離開因素影響，印度、巴西、南非和東盟的資本市場均有所下跌，經濟增速面臨壓力。

5《世界經濟展望》最新預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2013年7月9日《世界經濟展望》中預計， 2013 年全球經濟增長31%，是年內連續兩次下調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歐元區經濟持續衰退，幾個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國內需求明顯減弱、經濟增長明顯減緩，全球經濟增長面臨新的下行風險，包括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增長下滑可能持續更長時間，特別是由于潛在增長可能下降，信貸可能減緩，以及如果美國預期的取消貨幣刺激的措施導致持續的資本流動逆轉，那么金融狀況可能顯著趨緊。IMF在報告中指出，要實現更為強勁的增長，各國需采取更多政策行動。具體而言，主要先進經濟體應維持支持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搭配，同時制定可信的旨在實現中期債務可持續性的計劃，并通過改革恢復資產負債表和信貸渠道。許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需要在支持疲弱的經濟活動與控制資本外流這兩方面的宏觀經濟政策之間做出權衡取舍，宏觀審慎和結構性改革有助于緩解二者矛盾。

（二）中國經濟穩中有進、穩中提質

2013年以來，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結構調整穩中有進，轉型升級穩中提質。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76%。其中，一季度增長77%，二季度增長75%。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93%，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0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27%，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24%。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下降22%，降幅比一季度擴大05個百分點，較上年同期擴大 16個百分點。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同比下降24%。城鎮新增就業人員725萬人，較上年同期增加31萬。

從“三駕馬車”對中國GDP的貢獻率和拉動看，2013年上半年，最終消費對GDP貢獻率452%，拉動GDP上漲34個百分點；資本形成總額對GDP貢獻率539%，拉動GDP增長41個百分點；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GDP貢獻率09%，拉動GDP上漲01個百分點。上半年對GDP增長貢獻最大的分項是投資，投資暫時超過消費成為GDP首要拉動力量，可能反映經濟增長放緩已影響到居民的持久收入預期。

總體看來，2013年上半年中國主要經濟指標處于年度預期目標的合理區間，經濟社會發展開局良好。中國經濟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具備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條件。下半年中國經濟仍將保持總體平穩發展態勢，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加快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三、2013年下半年我國外貿形勢展望及政策建議

國際方面，隨著美國經濟數據的改善，以及量化寬松（QE）規模可能的收縮，全球熱錢的流動規模將減少，這在一定程度上有望減輕人民幣持續升值的壓力。若2013年下半年美國經濟復蘇勢頭持續，歐洲不出現更壞表現，將有利于我國出口需求增長。國內方面，政府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效果將在下半年逐步顯現。7月20日起，央行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是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邁出的一大步，有利于緩解企業融資難。7月2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進出口穩增長、調結構的若干意見》，出臺12項措施，切實減輕外貿企業負擔，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為外貿發展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8月份開始，包括免收出口商品法檢費用、減少檢驗出口商品種類、關檢“三個一”試點擴大、通關實施分類查驗等直接減免出口企業費用等一系列外貿優惠和便利化政策開始正式實施，將降低企業通關法檢成本，提振出口企業信心，增強企業預期，對出口增長形成一定支撐。國內宏觀經濟環境的好轉也將對外貿增長作出貢獻。從商務部企業調研的情況看，信貸融資成本上升壓力突出，后期隨著金融信貸支持政策的進一步落實，匯率水平若保持穩定，那么在其綜合作用下，進出口有望逐步恢復。由于2012年下半年以來的虛增數據將對2013年下半年的數據造成一定的高基數影響，因而未來出口在外需增長平穩的前提下，增幅仍有限。進口方面，預計隨著下半年政府對內需的推動，國家擴大進口政策的效力顯現，以及大宗商品價格逐步止跌回暖，進口會發生較明顯增長。總體來看，2013年下半年我國外貿前景有望穩定，預計全年外貿將保持穩定增長態勢，全年進出口增速略高于上年水平。

我們既要立足當前，完善政策、優化環境，促進進出口穩定增長，又要著眼長遠，調整結構、轉變方式，不斷提高對外貿易的質量和水平；推進國際市場布局、國內區域布局、外貿經營主體、商品結構、貿易方式等“五個優化”，著力改善外貿內外環境、著力降低外貿企業經營成本，全力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鞏固貿易大國地位，推進貿易強國進程。

第一，切實落實國務院關于促進進出口穩增長、調結構若干意見所涉及的相關措施。外貿企業企盼各項政策全面、完整落實。政策落地時應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相應微調，并盡快出臺相關配套措施。

第二，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盤活存量，優化增量，著力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加大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努力實現三者有機統一。

篇4

全球經濟增長復蘇乏力，中國經濟貢獻突出

世界銀行的《2 0 1 7 年全球經濟展望》顯示，2 0 1 6年全球經濟增速預計僅為2.3%，仍處于危機后緩慢復蘇期。一方面，發達經濟體復蘇過程不穩。美國2016年經濟增速僅為1.6%，創5年來最低，對世界經濟貢獻率僅為13.0%，與美國經濟占世界經濟大約四分之一的份額極不相稱。歐元區2016年表現超出預期，經濟增速達1.7%，8年來首次超過美國，但是對世界經濟的貢獻也只有8.9%。日本經濟消費和生產雙重下降，2016年經濟增長預計為1.1%，對世界經濟貢獻為2.2%。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內部分化明顯。巴西、俄羅斯經濟增長乏力甚至衰退，分別為0.6%和-0.2%，拖累全球經濟增長，印度經濟增長或可成為亮點，但其“廢鈔令”造成現金短缺和支付中斷，對消費產生較大負面影響，2016年經濟增長6.6%，鑒于其經濟體量較小，對世界經濟貢獻僅為6.2%。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經濟繼續保持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的發展態勢，實現全年經濟增速6.7%，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33.2%，超過所有發達國家之和，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第一引擎，是全球經濟復蘇的最主要拉動力。

中國經濟取得的成就來之不易

2016年，中國實體經濟企業克服了成本上升、需求下降等困難，避免了轉型升級中可能出現的過度失速，企業效益較明顯好轉、積極因素逐步積累，正在努力實現發展模式從規模速度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增長方式從要素投入型向創新驅動型轉變。中國經濟正在推進的轉型升級，為世界各國的新舊動能轉換提供了寶貴經驗，為世界經濟創新發展做出了新貢獻。

實體經濟企業積極向創新驅動型轉變。我國是實體經濟大國，實體經濟是我國產業的主要部分。發展壯大實體經濟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工作，是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的關鍵任務。從當前發展階段來看，東部沿海地區面臨加工貿易快速退出、產業結構調整的問題，中西部地區要重點解決延長資源性產業價值鏈的問題，東北地區面臨裝備制造業高端化升級的問題，全國都面臨適應消費需求變化、產品升級換代的挑戰。2 0 1 6年，中國大力推進“三去一補一降”為核心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為實體經濟企業去杠桿，防止其出現金融風險，避免企業負債過高而導致產業空心化。去嚴重過剩的產能，恢復實體經濟的正常供求關系，實現企業的良性發展和持續振興。通過減少審批環節、降低中介評估費用、降低物流成本等手段確保企業p負增利。對房地產泡沫和地區分化現象保持高度警惕，以增加土地供應、加快疏解特大城市部分功能、大力發展城市群等措施，推動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市場去庫存，為實體經濟發展創造低成本的發展環境。2 0 1 6年下半年，供給側結權威論壇42 第3期 紫光閣構性改革初見成效，制造業投資預期不斷改善，大中型企業盈利不斷回暖，企業杠桿率有所下降、單位成本有所降低。12月PMI為5 1 . 4 % ，連續5 個月位于臨界點之上。其中，高技術制造業和裝備制造業PMI分別為53.8%和5 2 . 0 %，持續高于制造業總體水平，特別是高技術制造業PMI創去年新高。

“去產能”任務提前完成，為世界提供有益經驗。商務部數據顯示，2016年前11個月，中國鋼鐵出口產品遭遇來自16個國家和地區發起的41起貿易救濟調查。事實上，鋼鐵產能過剩起源于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持續低迷導致的需求不振，是全球鋼鐵業共同面臨的問題，各國應共同努力解決，而不僅僅是中國鋼鐵業的問題。從國際經驗看，化解產能過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克服企業抵觸大、資金補償少、職工安置難、債務風險高等困難和阻礙。作為全球最大的鋼鐵生產國和消費國，中國采取去產能措施時間最早、行動最具體、執行最堅決、效果最顯著。2016年，中國鋼鐵煤炭行業圓滿完成全年去產能任務，全年原煤產量比上年下降9.4%，提前完成全年削減鋼鐵產能4500萬噸的目標。河北省作為鋼產第一大省，2016年1―11月份，壓減煉鐵產能1761萬噸、煉鋼產能1 6 2 4萬噸，分別占國家下達任務的1 6 9 . 5 % 和198%，提前兩個月超額完成國家下達的年度目標任務。中國“去產能”任務的完成，為緩解世界產能供求總量失衡，為新興經濟體修正資源錯配和效率扭曲，力爭為各國政策協調，減緩弱勢產業勞動者的“陣痛”提供有益的經驗借鑒。

支撐引領開放、包容的經濟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是大勢所趨，各國經濟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近年來，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不斷探索共商共建、互利共贏的國際合作新模式，尋求高水平的投資貿易便利化協定，構建新型全球化合作框架，引領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努力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支撐引領者、國際經濟秩序的創造者、世界經濟變革的驅動者、人類共同發展的擔當者。

為世界各國經濟增長提供“搭便車”機遇。在世界經濟疲軟的現狀下，作為世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2016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1 1 2 9 9 . 2 億元人民幣（ 1 7 0 1 . 1 億美元），同比增長44.1%，覆蓋全球164個國家和地區的7961個境外企業；對外承包工程全年完成營業額10589.2億元人民幣（1594.2億美元），同比增長3.5%，新簽合同額16207.9億元人民幣（2440.1億美元），同比增長16.2%。中國具備完整的工業體系，是世界上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的國家，因此，中國對外投資行業十分多元，幾乎囊括所有經濟部門，特別是在基礎設施建設和制造業領域。在美元升值、發展中國家資金外流壓力加大的情況下，中國對外投資增加對相關國完善工業體系、改善基礎設施、創設就業崗位、提升民生福祉、渡過經濟危機提供重要支持，是穩定全球金融市場和經濟運行的重要因素，為全球跨境投資注入新的活力，也引領了亞太地區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據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的《2016年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概覽》預測，亞太地區新興經濟體增長率將達4 . 9 %，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同時，隨著對外開放環境改善，中國以1390億美元僅次于美國（3850億美元）、英國（ 1 7 9 0 億美元），居全球FDI接受國第三位，增長2.3%。中國利用外資的結構繼續優化，質量不斷提高，流入高附加值服務業（如研發）以及高技術制造業的外資繼續增長，促進了跨國公司創新技術的快速產業化，加速了創新技術的市場化進程，提升了技術創新的效益和效率，有利于技術的全球傳播和擴散。

帶動全球貨物、服務重要消費市場。2016年，我國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59259元，總人數超過1.5億人，為世界消費市場提供強大支撐。消費提高產生的內需增長為推動世界貿易做出重大貢獻。2016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超過24萬億元，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超過24%，對全球貿易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對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保障了后危機時代世界經貿體系的穩定和繁榮。2016年，鐵礦石、原油、銅等大宗商品進口量繼續保持增長，對相關貿易國的就業水平和經濟增長提供支撐。同時，中國繼續為世界提供機電產品、汽車及零部件等物美價廉的工業制成品，對降低全球生產成本、推動技術革新和推廣、提升各國人民生活水平做出貢獻，間接帶動全球經濟與就業的復蘇與發展。

引領全球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面對當前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際貿易和投資低迷的現實，中國堅定支持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繼續擴大市場準入，著力營造公開透明、公平有序權威論壇紫光閣 第3期 43可預期的市場和法治環境，積極引進外資，學習借鑒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推進國內高標準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建立以負面清單管理為核心的外商投資管理制度、以貿易便利化為重點的貿易監管制度和以資本項目可兌換和金融服務業開放為目標的金融制度。同時，在G20、APEC峰會等場合表明支持并維護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透明、非歧視、開放和包容的多邊貿易體制，幫助中小國家和企業深入參與全球價值鏈，推動全球經濟進一步開放、交流、融合。2016年，中國繼續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推進8個自貿區談判，啟動5個自貿區進程，涉及30個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主導RCEP談判，有助于促進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制度建設，為亞太地區的貿易投資和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篇5

關鍵詞：比例失調論；比例失調問題；政府職能轉變

一、 引言

西方的無政府主義導致唯逐利是圖的資本主義生產比例失調，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那么在政府主導型經濟模式的中國，比例失調這一問題是否存在呢？本文將在“比例失調論”思想指引下，選取投資-消費比例失衡、第二、三產業內部比例失衡、經濟增長的供給結構內部比例失衡等三個方面，對中國社會生產勞動總量分布比例失調問題進行分析探討，并在文章最后一部分根據經濟學思想指導，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 中國經濟內部“比例失調”問題

根據馬克思經濟學理論，無論哪種社會形態無論在何時代，社會總勞動在社會各大部門之間的分布比例只有與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水平相協調，才能使社會各大部門內成員的勞動價值順暢地交換，才能保持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如果比例關系遭到破壞，社會經濟活動不能順暢進行，就會爆發經濟危機。 經濟學者認為，引發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會勞動總量分布比例的失衡。

中國30年經濟增長的奇跡世界矚目，政府主導型經濟模式適應了快速擴大經濟總量、實現經濟起飛的客觀需求，但現在該模式所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正在加劇，社會生產比例失調問題日趨嚴峻。目前政府主導型經濟模式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政府過多的干預企業和市場，導致產能過剩、產業結構失衡等問題。張維迎指出，“目前很多行業存在的產能過剩都是由過去的產業政策導致的”。例如為了重點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政府大量補貼積極鼓勵興辦光伏企業導致目前嚴重產能過剩，企業紛紛倒閉，再次重蹈過去鋼鐵行業產能過剩的覆轍，這是社會勞動總量分布失衡的典型案例。投資-消費比例失衡是我國宏觀經濟運行長期存在的矛盾，是比例失衡的典型代表。另外，本文還從投入結構角度選取了第二、三產業內部比例以及經濟增長的供給結構內部比例兩大方面，對社會勞動總量分布比例失調問題進行說明。

1. 投資—消費比例失衡。擴大投資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從1978年開始經濟改革，前十年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比重為36%，20世紀90年代的年均投資比重比80年代有一定提高。2003年～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量年均54%來自投資的推動。從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及貨物與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數據對比來看，最終消費支出貢獻率由1980年的71.8%下降到2012年的49%，資本形成總額貢獻率則由1980年的26.4%提高到2012年的48%，貨物與服務凈出口貢獻率由1980年的1.8%上升到2012年3%。自1978年～2012年的34年里，最終消費支出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低于50%的有18個年份，低于60%的有21個年份，21世紀以來，消費貢獻率只有2001年（50.2%）和2011年（51.6%）超過50%水平，其余年份貢獻率均低于50%，在35.8%～47.6%區間內徘徊，甚至包括2012年。而世界平均水平是最終消費支出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穩定在71%～75%之間（時間跨度為1960年～2009年間）。另外，中國家庭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極低，2008年～2010年3年的時間里，其比重都維持在34%～35%區域內，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低的，即使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的美國，家庭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依然為79%，家庭消費比重更合理的代表是2007年，發達國家中的英國，比重為63%，以及新興市場經濟體中的印度，比重為56%。

2. 第二、三次產業內部比例失衡問題。對于第二產業，以投資驅動為主要特征的經濟發展方式使輕重工業比例嚴重失衡。改革開放初期，為了彌補中國工業化程度低的缺憾，長期片面強調發展重工業，導致人民日常需要的日用工業品十分短缺，因此必須進行輕重工業的產業結構調整。經過幾十年發展，輕工業在工業中的比重從1978年的43%上升到1985年的47.4%，從1986年到1996年間，輕重工業的比重一直在50%左右相對穩定波動，但到20世紀末，中國工業結構又出現了較為明顯的重工業發展趨勢，在1999年～2011年的13年間，輕工業產值由41.9%下降到28.1%。重工業由58.1%上升到71.9%，2009年至2011年3年間重工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以上，比改革開放前還要高。這種變化一是源于我們所處的工業化發展階段，二是源于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方式，刺激了鋼鐵、水泥、石化、船舶、能源等重化工業的發展。旺盛的投資需求讓不少技術落后，原材料消耗高，浪費嚴重，管理水平低，經營不善的企業存活下來，使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很難。另外，“第二產業中的制造業仍處于粗加工階段，產品基本處于低附加值階段，而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服裝制造業比重過高，高技術產業的機器和運輸設備制造業所占比重偏低，中國產品技術密集程度和附加值偏低”。

雖然中國第三產業服務業比重逐年增加，但其內部比例關系存在失調現象。按照不變價計算，第三產業增加值指數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指數從“六五”期間的平均指數110.3到“十一五”期間的平均指數為108.6，一直處于緩慢的下降狀態，庫茲涅茨根據對57個國家地區的有關數據的研究發現，中國1978年以來人均收入水平上升的總體趨勢和世界其他國家大體一致，但是具體統計數字的差距依然差距很大，并且中國第三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明顯低于世界其他國家的平均水平 。金融保險業產出占第三產業以及GDP比重在2001年～2006年期間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按當年價計算，均在10%以下，2007年后有所回升，但比例仍然很低，2011年比例為12.2%，這背離了世界第三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從國際經驗看，第三產業內部產出結構往往有如下變動趨勢：當人均GDP水平較低時，商業、旅館和飯店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業發展較快，其增加值占第三產業比重較高；當人均GDP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金融保險等生產業的產值比重將快速上升。

3. 經濟增長的供給結構內部比例失衡。供給結構主要是指要素投入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結構，具體包括：一是勞動和資本兩類基本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二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其中全要素生產率是指經濟增長中除去勞動、資本要素投入貢獻后的“余值”部分，是衡量單位總投入的總產量的生產率指標 。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不僅能反映技術進步情況，更能反映中國經濟增長中制度、政策、信息、對外貿易環境等各項因素綜合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一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若經濟增長主要來源于資本和勞動投入的增加，那么其經濟增長方式多為粗放型或數量型；若經濟增長主要來源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那么其經濟增長方式多為集約型或質量型。通過對1978年～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要素供給結構以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變遷特征分析發現，改革開放30年中，中國經濟增長主要是資本要素投入增長所推動的，并沒有伴隨明顯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經濟增長呈現出明顯的粗放型特征。數據分析顯示 ：（1）勞動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下降，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2008年勞動投入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不足5%；（2）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1998年以后作用進一步強化，2003年～2008年間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高達61.6%；（3）全要素生產力的經濟增長貢獻率變化幅度較小，基本穩定在50%以下，此外，存在著經濟增長率與全要素生產率錯位運行的現象，與1983年～1985年、1992年～1996年兩個時期的全要素生產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值相比，2003年～2008年的全要素生產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值普遍偏低，出現了經濟增長率高位運行與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偏低并存的現象。這從側面反映了近幾年的經濟增長中并沒有伴隨經濟增長質量的顯著提高，經濟增長中屬于制度優化、政策優惠、科技生產力及對外貿易環境改善等因素綜合貢獻的力量依然有限。

三、 政策建議

如何衡量社會總勞動分布比例是否失衡以及它的失衡程度？根據思想提示，各行各業產品在市場交換中實現的交換價值與市場價格的吻合或背離程度，就是衡量社會勞動分布比例是否失衡或失衡程度的一個合適尺度。在此思想指引下，本文認為，預防危機的發生應該重新科學認識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此時的調控不應再像凱恩斯主義主張的那樣，僅以彌補投資需求不足作為主要目標，而應該以矯正遭到破壞的社會勞動分布比例關系為主要目標。主張政府干預的凱恩斯理論有一大假設前提也是其理論的重大缺陷，即假設政府是理性的，而實際情況是政府并非理性，政府失靈常有發生，所以當下政府的改革目標應該真正朝“小政府大市場”努力。本文建議如下：

（1）改進投資效率，優化投資領域中的政府職能。在高投資率下的中國，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率尤為重要。要優化投資領域中的政府職能，政府投資占比較高及其投資輻射效應、政府對于投資項目的宏觀調控、政府對于部分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投資的干預使得投資領域中的政府職能優化對于提高投資效率至關重要。首先，合理界定政府投資的領域，政府投資主要用于事關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市場配置效率低下的的民生領域和公共事業社會領域，而不宜涉足市場競爭性領域，對于政府投資項目要健全決策和風險機制，對于一些公益事業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可以應該鼓勵社會資本進入，嘗試引入競爭；其次，加強政府對投資的宏觀調控，綜合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對全社會投資進行間接調控，通過重點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等，重點扶持新能源、節能環保、生物醫藥和信息通信等對未來競爭力有重要影響的產業，嚴格設定投資的市場準入、行業準入條件，適度引導民營企業投資方向，減少市場化投資的盲目性，合理引導社會投資方向；最后，禁止政府對企業投資行為的直接干預，淡化經濟調控職能，強化基層政府服務性質的行政管理職能，從根本上杜絕地方政府為謀求GDP地方政績，以各種方式干涉投資活動，積極落實協助民間投資活動的各項政策措施。

（2）積極引導三大產業內部結構調整，積極推進城鎮化建設。加快發展農業的現代化發展水平，提高農業領域金融支持力度，促進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和農產品附加值的提高，在滿足農業發展就業需要的基礎上，積極引導剩余勞動力向第二和第三產業轉移。適度發展第二產業，轉變單一加工工業的模式，促進新能源、原材料等基礎工業建設，將傳統產業技術改造與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新興工業聯系起來，提高工業生產技術水平，降低能源消耗量，減輕對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部門的需求壓力。

將加快第三產業發展和積極推進城鎮化建設有效結合起來。積極重視對商貿流通、社區服務、文化娛樂、休閑保健、餐飲住宿等傳統服務業改造升級工作，大力發展現代物流、金融保險等現代服務業。與城鎮化建設相關的產業主要集中于第三產業部門，包括餐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文化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等多個領域，第三產業各項服務業的建立、發展和完善是城鎮化過程的一個重要內容，在帶動并促進城鎮化的合理、科學建設的過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城鎮化是工業生產和服務業需求的最大源泉。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已經驗證了第三產業與城鎮化發展的相互促進關系。

（3）提高要素供給效率，緩解經濟增長供給結構內部比例失衡問題。以強化教育與培訓為手段，加快人力資本積累，提高綜合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緩解經濟增長供給結構內部比例失衡問題。基于教育周期長、產出效益具有間歇性和滯后性的現實，國家財政須義不容辭的承擔教育投資的主要角色，可以通過調整支出結構，壓縮對物質資本的投入，切實加強對教育事業的財政支持力度，讓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進一步重視教育資源的配置改革，努力促進東、中、西部地區之間以及各級市、縣區、農村之間的教育資源均衡配置與發展，縮小教育資源的地區差異及城鄉差異。合理調整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基礎教育之間的投資比重，中國提高人口整體教育素質當務之急在于提高農村人口的教育素質，包括適齡兒童的基礎教育問題以及成年勞動力的職業技術培育問題，只有這樣，從農村轉移的剩余勞動力才能真正適應第二、三產業的發展，適應國內經濟發展以及產業行業需求變化的要求，教育資源的配置應當適當向職業教育與職業培訓傾斜。

參考文獻：

1. 王勇.再論比例失調.社會科學.2010，（9）：41-48.

2. 中國人民銀行西安分行.結構變革與金融危機.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364-370.

3. 尼古拉斯·拉蒂. 中國經濟增長靠什么.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54-59.

4. 陳佳貴.改革以投資驅動為主要特征的經濟發展方式增強消費對經濟的拉動力.經濟體制改革，2012，（4）：10-13.

5. 萬暉，饒勤武.轉型時期中國產業結構優化的現實困境與出路研究，經濟問題，2012，（5）：33-36.

6. 謝琦.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供給結構視角分析，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4）：86-95.

7. 約翰.伊特維爾，默里.米爾蓋特，彼得.紐曼.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北京：經濟學科出版社，1996.

8. 崔朝棟.生產關系兩重性理論與馬克思經濟危機根源理論的創新.全國高等財經院校《資本論》研究會2010年第二十七屆學術年會論文，2010.

重點項目：南京大學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技術進步、結構升級和中國經濟增長——跨越增長率‘駝峰’的路徑選擇”（項目號：2013cw03）。

篇6

一、次貸危機發展情況

雖然這次次貸危機凸顯于2007年2、3月份，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2000―2001年美國新經濟泡沫的破滅和“9?11”事件的發生。我們將次貸危機的發展情況大致劃分為四個階段。

(一)危機醞釀階段

進入21世紀，世界政治經濟風云變幻，美國新經濟泡沫的破裂和“9?11”事件的發生，迫使美聯儲開始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從2001年到2004年連續13次降息，利率水平從6.5％降至1％，為46年來最低。其效果是避免了美國經濟衰退，用新的房地產繁榮取代了已經破裂的新經濟泡沫。支撐美國房地產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次級房地產抵押貸款。 美國抵押貸款銀行協會數據顯示，次級抵押貸款占全部抵押貸款的比重從2000年的2.4％上升至2006年的13.6％(真實情況可能要達到30％以上)。房地產市場的過度繁榮和次貸比重的快速上升，為日后的次貸危機埋下了隱患。

(二)初露端倪階段

從2006年中期開始，美國房地產市場開始降溫，房地產的價格出現下滑。2006年8月，美國舊房銷售中間價比上年同期下降1.2％，11年來首次出現同比下跌。2美國抵押貸款銀行協會2007年初的報告顯示，2006年四季度美國次級抵押貸款不良率顯著惡化至13％以上，達到4年來的最高水平；抵押貸款違約率(逾期30天或30天以上未償付貸款的比率)升至4.95％，創下2003年第二季度以來的新高。

(三)來中爆發階段

2007年4月美國第二大次級抵押貸款機構“新世紀金融”申請破產保護，拉開了次貸危機影響全面顯現的序幕。

(四)愈演愈烈階段

進入新的一年，隨著企業經營年報的披露，次貸危機的不良后果進一步浮出水面。 從趨勢看，美國次貸危機的事態發展還在演變之中。有人形容次貸危機如冰山一角慢慢融化，其最大危害并非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的損失，而在于銀行信貸緊縮、對其他資本市場的溢出影響、風險程度上升以及人們對經濟增長信心的下滑，特別是處理次貸不良資產、重拾市場信心尚需時日。

二、次貸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分析

(一)次貸危機與房地產泡沫破裂互為因果、相互推動，形成了惡性循環

次貸危機因美國房地產泡沫破裂而產生，大量中低收入者無力償還債務，不少家庭低價變賣房產，導致房屋消費大幅下降，地產價格下跌，又進一步加劇房地產泡沫破裂。從美國看，截至2007年底，新房銷售和建造量與高峰時相比下跌了一半，房地產投資處于近27年來的最低水平。人們普遍估計，美房地產市場此輪下行周期還只走了一半，其負面效應將繼續擴散。美房地產業產值占GDP的5％，對就業的貢獻率高達75％，并對私人消費增長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是美經濟增長的關鍵。房地產泡沫破裂與次貸危機的雙重打擊，使得美國民眾的“房價財富效應”大大縮水，直接削弱美國消費者信心與居民消費支出。

美國經濟咨商局公布的數據顯示，從2007年下半年以來，消費者信心指數一路下滑，2008年1月份跌至87.9，比2007年7月下跌了21.4％。從全球范圍看，整個房地產市場都面臨“熊市”的威脅。目前，歐洲各國銀行普遍壓縮住房抵押貸款數量，致使歐洲房地產市場面臨嚴重的流動性危機，房價隨之進入“寒冬”。去年第三季度，法國、西班牙等國房價10年來首次出現下滑，一向以堅挺著稱的英國樓市從2007年11月開始也連續下跌，有關專家預測，歐洲更大一波房地產熊市將于2008年全面來臨。

(二)對金融市場的沖擊仍在深度蔓延，可能演變成為一場全新的金融風波

據調查，目前全球投資者擁有美國以房地產抵押作擔保的有價證券總額達1.6萬億美元，占全球金融資本總市值的6％，占美國金融總資產的15％。美國次級房貸危機不可避免地對國際金融市場造成重大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許多金融企業的賬面出現巨額浮虧。截至目前，美國方面，花旗銀行、貝爾斯登、美林證券、摩根斯坦利、美國銀行等國際著名的大金融企業都已報虧，有的出現經營困難；歐洲方面，瑞士銀行、西德意志銀行也紛紛宣布經營虧損，瑞士銀行2007年第三季度凈虧損7.12億美元，西德意志銀行全年虧損14.5億美元；日本、澳大利亞以及我國臺灣、香港的銀行、保險等金融企業也都不同程度地受次貸危機波及而出現損失。日前，標準普爾表示，全球主要金融機構因次貸危機而最終蒙受的損失可能高達2650億美元。現在可以看到的數據還只是大型金融企業的，預計熱衷于投資次貸相關的高風險資產的中小金融機構損失更為嚴重。同時，近年來受資產證券化等因素推動，金融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外業務大幅膨脹，比如，美國金融市場上的過橋貸款總額已達3500億美元。在國際金融形勢出現逆轉的情況下，這些表外業務不僅可能出現大量虧損，而且清理起來極為復雜。

二是證券市場出現劇烈波動。由于次貸危機的影響，全球房地產業和金融業經營狀況急劇惡化，受此拖累，證券市場的房地產類股票和金融類股票嚴重縮水，嚴重打擊了投資者的信心，全球股市震蕩加劇。美國道瓊斯指數收盤價，由最高時2007年10月9日的14164.5點，一度跌至2008年1月22日的11971.2點；英國倫敦富時指數收盤價，由最高時2007年6月15日的6732.4點，一度跌至2008年1月21日的5578.2點；日本日經指數，由最高時2007年6月21日的18240.3點，一度跌至2008年1月22日的12573.1點；香港恒生指數，由最高時2007年10月30日的31638.2點，一度跌至2008年1月22日的21757.6點。

三是金融市場的信用緊縮嚴重。隨著次貸危機的不斷發展，各國銀行業普遍上調了貸款利率，提高了放貸標準，減少了信貸規模，主要金融市場流動性出現緊縮。出于對風險的防范，國際投資者的行為也趨于謹慎，投資熱情受到一定抑制，投資交易量低且交易緩慢，企業并購和融資陷于停滯。

此外，次貸危機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美元貶值和國際原油價格暴漲。次貸危機使美聯儲被迫改變加息預期，將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從控制通脹

轉為防止經濟下滑，至今已連續4次降息，累計降幅達2.25個百分點。美降息使美元與歐元、英鎊利差拉大，美元承受著更大的下行壓力，加之其他國家央行拋售美元資產，美元已降至2002年以來的最低點。美元連續下跌，加之投機炒作、庫存下降以及地緣政治沖擊等因素影響，國際原油價格近期再度暴漲，突破100美元／桶。

(三)已出現拖累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跡象，進而可能挫傷全球經濟增長

當前，美國經濟正處于一個十分敏感的調整期。2001年以來，美國經濟已持續增長7年，有人認為，本輪經濟周期可能到了“拐點”時刻，在經濟調整壓力和次貸危機沖擊的疊加影響下，當前美國經濟形勢比2001年時更為嚴峻，此次美經濟一旦滑向衰退，程度可能更深、持續時間更長。也有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經濟是處于“增長性衰退”之中。所謂“增長性衰退”是指美國經濟增長低于3％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但還沒有陷入傳統意義上的經濟衰退(即GDP連續兩個季度負增長)。由于“增長性衰退”持續時間較長，其帶來的陣痛會比以往的短暫衰退還要大。今年1月30日，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07年第四季度美經濟按年率計算僅增長0.6％，增幅遠低于前一季度的4.9％；2007年全年美國經濟增長2.2％，是過去5年來的最低增幅。最近，美聯儲調低了2008年美經濟增長率的預測，從2.5―2.75％降至1.8―2.5％，這進一步加劇了人們對美國經濟前景的擔憂。

美經濟調整或者說衰退，將嚴重影響全球經濟增長。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其經濟總量占全球GDP總量的28％。美國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品市場，2007年美居民消費支出為9.5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總量的近20％，而同期中國居民消費僅1萬億美元，印度只有6500億美元，美消費需求不足留下的供需缺口，無法由其他國家包括經濟發展較快的中、印等新興國家來彌補。美國消費行業全球化程度較高，亞洲、拉美等地區許多國家的經濟很大程度上依賴對美出口，“美國打噴嚏，全球要感冒”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認為，美國經濟增長率每下降1個百分點，拉美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將下跌0.22個百分點，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將平均下跌0.13個百分點。同時，信貸擴張和資本市場的發展繁榮是這一輪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對實體經濟產生實質性影響，如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及其“財富效應”形成了特殊的“資產依賴型經濟”。這次次貸危機從根本上動搖了這種經濟擴張機制的基礎，給今后一個時期世界經濟的增長投下了陰影。近日，IMF下調了2008年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認為，今年全球經濟增長將從2007年的4.9％減緩至4.1％。其中，美國從2.2％減至1.5％，歐元區從2.6％減至1.6％，新興市場經濟體從7.8％減至6.9％。

也有專家認為，由于全球經濟對美依存性明顯減輕，美國經濟放緩產生的外部“溢出效應”有限。一方面，區域合作加強，歐亞各自的區內貿易增長迅速，使美國市場的重要性下降，有助于抵消美經濟放緩帶來的不利影響。據統計，2000―2005年，歐元區對美出口的比重從17.2％降至14.9％，日本對美出口的比重從29.7％降至22.5％，亞洲“四小龍”的降幅均在7個百分點以上。另一方面，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長動力充沛，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金磚四國”繼續保持快速增長。IMF認為，2007年“金磚四國”中的中國、印度和俄羅斯對全球經濟的貢獻率超過一半。預計2008年“金磚四國”仍然保持強勁增長勢頭。

總之，受次貸危機等不確定因素的影響，當前國際經濟環境更趨復雜，我們需密切追蹤、科學分析次貸危機的演變及其對我經濟發展的各種影響，合理謀劃、積極應對。

一是努力化解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必須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擴大內需，調整投資和消費的關系，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一手抓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支持具有自主知識產權、自有品牌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節能環保型產品的出口，努力擴大服務出口，嚴格控制“兩高一資”產品出口。積極推動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擴大能源、重要礦產品以及先進技術裝備、關鍵零部件進口。

二是充分認識國際金融市場的復雜性，合理規避外匯儲備用于境外投資時的風險，并漸進調整我國外匯儲備幣種結構，分散外匯儲備風險。

三是做好金融監控工作，嚴密防范輸入性金融風險。

篇7

［關鍵詞］金融危機；宏觀調控；財政

1金融危機的影響

(1)背景。2008年下半年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快速席卷整個國際金融市場,演變成全球性金融危機,世界經濟出現明顯下滑,進而使發達國家幾乎整體陷入衰退。日本、歐洲一些國家都出現了經濟衰退,世界經濟增速放緩,悲觀的情緒在市場上蔓延,國際經濟環境的劇烈變化使中國經濟正經受著嚴峻的挑戰和重大考驗,全球經濟步入寒冬。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由于我國經濟長期依賴的出口需求的萎縮,我國經濟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2)國內影響。金融危機引起世界經濟衰退對我國經濟產生較大影響。我國經濟的主要特征是對外依存度高,我國出口占GDP比率約為40%,外貿依存度約為70%,世界經濟衰退會降低世界市場需求,使得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受到嚴重沖擊,經濟增長面臨下行的風險。危機從外部增大了我國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壓力,顯示了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中國經濟涉足美國經濟程度畢竟不很深,中國金融體系相對獨立和穩定,中國工農業生產形勢穩定,內需強勁,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日益提高。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內部困難不少,經濟持續增長外部因素的不確定性也在加大。畢竟美國是巨大的經濟體,對華爾街危機的影響還要繼續觀察,現在,華爾街危機對我國影響有向實體經濟蔓延的勢頭。所以,要辦好自己的事,強身健體,提高警惕,謹慎應對,加強監管,防范風險,穩定社會經濟發展預期。

2我國應對金融危機出臺的財政政策

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環境下,我國經濟正面臨一個短期經濟快速下滑的風險,長期面臨經濟由外向型向內需型轉變、非均衡發展向協調可持續發展轉型的巨大壓力。為了防范經濟景氣指數持續下滑,也為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創造有利的條件,最近政府各部門高強度、高密度地出臺了大量的宏觀調控政策,其中主要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投資政策、消費政策、外貿政策、價格政策、農村政策、就業政策、區域政策、經濟改革政策。其中動作最為明顯的可以簡括為以下幾點：

首先,財政政策及時掉頭。眾所周知,1998年之前宏觀調控基調是“從緊”,不僅財政從緊,貨幣政策也從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政府為拉動內需,當機立斷改行積極(擴張)財政政策。

其次,適度放松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調控宏觀經濟最重要的兩大政策工具,在宏觀經濟面臨不利的外部環境和較大滑坡風險情況下,國家決定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就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內涵而言,實際上是適度放松銀根,降低融資成本,為企業提供較為寬松的融資環境,以此來促進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

最后,穩定人民幣匯率。上次亞洲金融危機后,周邊國家貨幣一邊倒,紛紛貶值。而中國政府一諾千金：人民幣不貶值。當年朱總理說,人民幣不貶值,一是中國要擔負大國責任；二是中國的出口結構不同于周邊國家,出口會受影響,但無大礙；三是可迫使國內企業實行產業調整與升級。現在看,朱總理做得好,完全對。設想一下,要是當時不穩住匯率,讓人民幣貶20%,那么現在就得升50%,大量投機熱錢涌入,局面恐怕更難應付。

3策略的弊端

(1)弊端。首先,政府沒有及時減稅。經濟學說,刺激投資應有兩個重點：一是政府采購訂貨；二是為企業減稅。財政發債增加政府采購,無疑可減少企業壓庫,但中國的企業多,而政府采購有限,鞭長莫及,政府不可能關照到所有企業。所以對多數企業來說,減稅更管用。可遺憾的是,國家雖允許出口退稅,但主體稅率卻未作調減。其次,把物價問題看得太重。物價事關民生,不論東西方,政府都重視物價,沒有錯。但如果把物價看得過重,則勢必會影響政府的大政決策。想當年,為把CPI控制在3%以下,政府始終不敢放開物價。不料后來物價負增長,通貨緊縮,令原本疲軟的消費市場雪上加霜。其實,消費者有個心理,買漲不買跌。商品漲價就搶購；降價則持幣觀望。最后,沒有大幅加薪。平心而論,朱總理當年是有意加薪的。記得2000年秋天朱總理來中央黨校演講,正好我在場,那天朱總理說,三年內要給公務員漲工資,漲三倍。可結果呢？還是雷聲大雨點小,不了了之。我想過,之所以會如此,是政府沒法給職工漲工資。官漲民不漲,必引發社會矛盾。另一層原因,政府未減稅而加工資,會加大企業成本，抑制投資。

(2)改良措施。第一,義無反顧地減稅,刺激民間投資。實際上,只有民間投資才能顯現出中國經濟的真正活力,在央企利潤好轉的情況下,應把新一輪經濟刺激方案的重點放在民企投資上,全面減稅。只有減輕企業負擔,才能釋放企業的活力,尤其是民企。同時,這也是鼓勵民企投資的重要手段。第二,放松信貸與利率管制。一個非常重要的趨勢,應當是降低對于行政管制措施的依賴,逐步引入市場化的調控措施,鞏固前一階段主要通過行政管制措施取得的調控成果。第三,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曾說過多次,相對10%的GDP增長率,消費物價漲5%不算高,關鍵是工資增長要跟上物價。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還對擴大內需、促進消費、倒逼企業提升管理水平有益。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要漸進地、不斷地進行；要綜合考慮物價、經濟增長等各方面情況；更重要的是需要通過監管,保證落到實處。

4迎難而上——抓住危機中的最佳機遇

2009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GDP的6%增速,雖然與全年8%的增速有一定的距離,但在全球經濟負增長的環境下,中國經濟的這一增速仍然是令人振奮的。雖然全世界都在鼓吹未來中國將是新的救世主,中國也毫不掩飾自己是負責任的大國,然而此時,中國卻是“有心無力”。中國現在緊要的問題是面對“樓市寒冰難融”、“港口業將遇十年低谷”、“中國外匯儲備面臨雙重風險”、“嚴峻就業形勢”、“外貿出口壓力增大”等種種經濟難題,也急需尋找醫治的良藥。

中國經濟復蘇的速度和質量要想突圍,不但與國際經濟危機的發展程度直接相關,更重要的是取決于國內宏觀調控的著力點和力度。從內部和外部經濟環境綜合看,處于世界“金融恐怖平衡”一端的中國經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結構調整需求,外部是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全球經濟增長格局的調整,及由此形成的外部需求下降,內部則是中國經濟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失衡帶來的轉型壓力。

篇8

2008年的金融危機主要是由美國的次貸危機引起的，美國政府不當的房地產金融政策、金融衍生品的泛濫以及美國貨幣政策等等一系列因素引發了大規模的金融危機，導致中美兩國的經濟狀況也發生了不同的改變。

首先體現在經濟增長貢獻率方面。中國的經濟貢獻率不斷地上升，而美國對世界的貢獻呈現出明顯下降的趨勢。2013年全球經濟增長達到3.1%，中國的GDP增速達到7.7%，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將大為增加，經濟力量不可小覷。其次，表現在全球的貿易地位。經濟危機之后中國一直扮演全球自由貿易的正面角色，貿易增長的潛力巨大。數據顯示，中國在吸引國外投資者到國內直接投資方面成為繼美國之后的第二大國，對外投資額也在迅速攀升，并且這一事實也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最后，在國際投資方面，中國成為了繼美國之外的吸引國外投資者投資的第二大流入國。

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幸免，我們必須綜合運用各種政策，綜合分析各種利弊才能使傷害最小。中國的增長已經受到世界的關注，而作為中國的貨幣――人民幣的走勢也受到各方關注，人民幣從2005年的升值一直持續到2008年的7月份，金融危機給美國帶來嚴重損失的情況下，也給中國帶來很多的負面影響。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人民幣就必須經受住考驗保持在一??比較穩定水平上，并且進行有浮動的、有管理的政策，從而避免世界經濟波動帶來的傷害。

二、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的形勢分析

（一）危機發生后全球經濟的發展

由美國的次貸危機而引起的全球的金融危機劇烈的沖擊著世界的經濟，全球經濟動蕩，國際的經濟秩序也受到破壞。從總體看來，這次的金融危機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是債務危機，借到款項的個體或企業無法償還利息甚至無法償還本金。第二個是流動性危機，銀行把存款借出后借款人無法償還本息，而當存款人要來提現時，銀行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撐從而不能滿足客戶提現的要求，引發流動性危機。第三個是信用危機，從金融機構都不能順利的提取存款使得人民對金融機構失去信心，對金融活動產生懷疑，從而引發了信任危機。

后金融危機時代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開始發展并且保持平穩，沒有出現大幅度的跌落。但是畢竟危機的影響還沒有正式的消除，經濟并沒有得到全部的恢復，全世界的經濟仍然面臨著不平衡甚至不穩定，因此未來的經濟形勢面臨著不確定性，可能增長，可能動蕩。

（二）全球的經濟格局變化

金融危機改變了各個國家的力量格局，全球經濟布局也發生了巨大改變。

（1）全球原有的經濟增長模型發生了改變。金融危機帶給世界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雷曼兄弟公司的破產，這個擁有悠久的歷史、雄厚實力的公司都能破產倒閉，這個事實讓許多的企業甚至政府感到害怕，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力量去保護我們的經濟。緊隨其后的美林被收購、大型企業破產倒閉或者重組，這些重大的危機讓金融行業盈利水平下降，人們投入到這些行業的財富也縮水嚴重，于是人們開始減少交易量，再加上政府管制，人們對國外經濟狀況的不確定資金紛紛回流，這些又加劇了金融業的衰退，經濟增長受到破壞。

（2）金融發展模式的改變。資產的高杠桿化造成了嚴重的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又使得金融業受到了重創，經濟不得不從虛擬轉向實體，以銀行業為例，我們之前采取高利潤、高負債的融資模式，在危機之后我們又回到了傳統的銀行業務，不再一味的追求表外業務。

（3）新的金融監管體系形成。金融危機過后，各個國家紛紛采取措施，制定屬于自己國家的監管措施使損失達到最小、受沖擊程度最小。例如歐洲的國家就建立了系統性風險管理委員會以及金融監管體系，其目的的就是建立新的宏觀監管體系，穩定地區的經濟增長。

（4）金融區域結構的調整。原本的金融中心像紐約、倫敦可能由于危機會向東方的亞洲移動，東京、香港受金融危機的影響較少，對全球的經濟增長貢獻比較大，他們可能會替代原有的金融中心。

（5）國際資本流動。危機過后經濟恢復發展后，國際資本仍然會從新興的國家流向發達的國家，就拿新興的股票市場來說，資金明顯流向美國、日本和歐洲。

三、人民幣匯率在金融危機之后的狀況

2005年中國人民銀行規定了人民幣匯率不但以市場的供求為原則，更要參考市場上其他各主要貨幣的動態，這一次的匯率改革確定的人民幣匯率的方式包括三方面：第一，單一以全球的需求來確定扮演價格信號的角色；第二，我們把其他的貨幣當作一個整體；第三，匯率的制定方式與中國的貿易狀況有關，匯率會根據貿易的狀況進行自我的調節。在我國參考的眾多國家中，美國所占的比重達到半數以上，因此可以看出我們國家的匯率水平受美國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并且在相當程度上來說是被動的，不具靈活性。但是從一些有關的數據可以看出2005年之后人民幣是處于升值地位的，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來自美國，美國為了擺脫國內民眾對于國內的經濟、社會矛盾的注意力，降低人民對于政府能力的猜測，毅然決然的拉升人民幣幣值，并且多方面給中國施加壓力。

但是在2008年之后全球經濟處于一個低谷期，危機的源頭――美國更是經濟低迷，為了拉動經濟，美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的量化寬松政策，這些政策更加劇了美元匯率的低迷，而相比之下人民幣就處于不斷升值的地位。這種狀況在2010年的下半年更加的明顯，這是因為2010年后期中國的經濟開始復蘇，而全球認為人民幣的匯率存在嚴重的低估，全球的各個國家都在想方設法的促使人民幣升值，為了應為來自世界的壓力，人民幣也不得不一直提升，可見人民幣匯率的變化不僅跟本國的經濟政策息息相關，更是與全球的經濟形勢、各個國家之間的利益權衡不可分開。

四、中國針對人民幣匯率變動采取的對策

（一）調整外匯儲備的結構和規模

（1）建立能源儲備體系。我國目前的經濟處于高速增長時期，對能源的需求也是不斷增長。而外匯儲備以及戰略物資的儲備是中國經濟的重要部分，但外匯的儲備風險較大，對人民幣的匯率的要求也較高，所以在我國目前能源緊缺的情況下，把對外匯的儲備變成能源的儲備除了可以降低風險外，還可以實現外匯儲備的增值與保值，保證我國能源的供給，提高我們國家對于能源的掌控能力。

（2）改革現存的結售匯體制。我國央行針對人民幣面臨升值的壓力采取的是吸納超額供給的外國貨幣，由于央行吸納的能力不足，外匯儲備量還是相當的高，針對這種現狀，我們有必要對現有的結售匯體制進行變更，發揮銀行的商業功能，提高商行的持匯水平，吸納超額的外匯儲備，也可以將國家手中持有的外匯放給企業與個人，減少央行持匯的風險。

（3）加大外匯的貸款力。我們從經濟運行的方面來看加大外匯貸款力度，可以加大政府對外匯用于國內外投資的掌控能力，降低政府財政負擔，推動經濟的發展，但是不會產生擠出效應，不會出現通貨膨脹。

（二）加強對FDI的監管

我??近些年來對于跨境資本的流動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問題仍然存在，市場的穩定受到了破壞。因此，加大對跨境資本的監管，制定相應的政策以及法律措施已經迫在眉睫，只有是市場導向型的跨境資本才能保證市場的穩定，才能促進我們“以市場換技術”的目標，從而促進我國技術型企業的發展，促進我國的經濟更好地實現轉型發展。

篇9

    樓繼偉是在巴庫舉行的亞洲開發銀行(亞行)理事會第48屆年會上一場主題為“重新審視亞太地區增長潛力和模式”的部長級研討會上做如上表述的。

    亞行預測,亞洲發展中經濟體今年仍有望實現6.3%的增長,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0%。但面對更加復雜的內部和外部經濟環境,越來越多亞洲國家開始重新審視其增長潛力和模式。

    站在十字路口的亞洲經濟將走向何方?樓繼偉認為,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經受住了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重要的原因就是亞洲經濟體自上次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同時實施了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

    不過,樓繼偉認為,近些年亞洲經濟體增速開始放緩,也暴露出發展中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如人均GDP不高、基礎設施落后、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穩定性容易受到外部環境影響等。“應對這些挑戰,各國需要調整發展戰略,轉變發展方式,進一步借助結構性改革拓展新的發展空間”。

    面對共同的區域經濟發展目標,樓繼偉表示,希望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加強區域的互聯互通和宏觀政策的協調。“中方提出的共建 一帶一路 倡議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不是替代現有機制,而是要在已有基礎上,推動沿線國家實現發展戰略對接、優勢互補,因此我們歡迎沿線國家和亞洲國家積極參與”。

    他指出,亞洲各國也要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治理,通過加強南南合作等,積極發出亞洲聲音,提升亞洲區域的整體實力。

篇10

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金融國際化為核心的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推動了資本、生產、技術、服務、信息等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大規模快速流動，使世界各經濟體的經濟聯系日益加深，使國際經濟結構調整出現了新的特征與運行機制。

（一）國際經濟結構調整主體多元化，“金磚四國”表現不俗

2003年到2006年，是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連續增長最快的4年。2006年全球經濟增長率按實際匯率計算達到3.8%；世界貿易量增長了9.4%，對外直接投資增長了22%，達1.2萬億美元，創下了歷史新高。本輪世界經濟繁榮中，發展中經濟體出現了全面振興。據IMF數據，2006年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7.3%，高出世界總體增速3.5個百分點；從2001年到2006年，發展中國家GDP占全球比重從20%上升到了25%，對全球貢獻率為30％，按PPP計算超過50%。原因在于：一是眾多發展中國家得益于資源領域的投資和自身發展能力增強，經濟進入加快增長期；二是中東國家得益于石油收入和貿易順差，加大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力度，為更多的勞動人口提供長期穩定的工作機會，年均經濟增速從過去的3%左右提高到目前的6%；三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正在經歷上世紀70年代以來最強勁的經濟增長，2006年經濟增長率達5.2%；四是拉美經濟穩步增長，主要大國削減公共支出、減少財政赤字、降低利率，鼓勵私人投資，承受外部沖擊的能力日漸增強，2006年經濟增長5.3%；五是亞洲發展中經濟體表現出色，雖然泰國出現了短暫的金融動蕩，東盟經濟總體穩健，四小龍經濟增長較快，2006年亞洲（日本以外）經濟增長8.3%；六是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金磚四國”成為美國之外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又一主要動力，有研究報告預測，今后5年它們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將超過G7集團。

（二）結構調整的不平衡催生了流動性泛濫，導致全球性資產市場泡沫化

2007年，全球經濟盡管有所放緩，但仍高位運行。同時，各經濟體的結構不平衡問題依舊嚴峻。這種不平衡最主要表現在貿易不平衡上，美國的貿易逆差連年擴張，短短幾年翻了一番。這種不平衡反映出深層次的結構不平衡，美國的儲蓄相對不足，而其他國家消費相對不足，同時低端產業由美國向其他國家轉移。正是由于這種錯位和產業轉移，才造成貿易的不平衡。

從目前情況看，流動性泛濫并沒有體現在消費者物價指數當中，經過連續不斷的加息和收縮流動性，主要經濟體的消費物價指數目前增幅相對溫和。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多數國家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主要是由服務價格（特別是與居住相關的服務價格，如租金等）帶動上漲的，而可貿易商品（不包括原材料及能源）的價格卻由于全球化和生產效率的提高而呈現下降態勢。但是，流動性泛濫在資產泡沫化方面得到真正體現。不但房地產價格在經歷宏觀調控之后仍頑強上漲（美國房地產價格仍維持在歷史高位，大幅下跌的可能性較小），而且股票市場不斷將泡沫化引向新的高度。2006年度，全球股票市場漲幅將近20%，并且已經超越了2000年初創造的歷史高峰。與此同時，商品市場在流動性的支持下一直高位運行。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反彈，可能觸動商品市場，富裕流動性將支持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價格高位反彈，重新回到上升的通道。綜合因素導致全球資產市場泡沫化。

（三）新一輪結構調整凸顯了產品價值鏈分工和要素分工特性

隨著經濟全球化向縱深發展，特別是隨著FDI的增長和跨國公司的全球布局，傳統意義上以商品貿易為基礎的國際分工格局正被打破，國際分工逐步深入到了企業內部，分工方式由產業間分工向產業內部產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延伸，呈現出產業間分工、產業內產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并存的新模式。主要有三種表現：

一是全球產業內貿易的迅速增長。產業內貿易是指一個國家（地區）既進口又出口同一種產品的現象。從世界范圍來看，產業內貿易規模持續擴大，根據聯合國貿發中心的統計，20世紀90年代產業內貿易額已占世界貿易總額的1/4―1/3。同時，產業內貿易在各國對外貿易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二是跨國公司成為國際分工的微觀主體。在國際分工新模式中，跨國公司扮演著全球生產和交換的“組織者”的角色。從目前全球價值鏈內部分工的地位來看，全球價值鏈的推動者主要是行業中處于領導地位的大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全球化生產帶動了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世界投資報告》(1999)，美國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在其進出口總額中占據了較大比重，特別是在化學、機械、電子、運輸設備等原材料和中間品標準化程度相對較高的制造業部門，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貿易關系更為密切。這表明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并不僅僅是為了爭奪某一市場，而是要服從其全球競爭的需要。

三是產品價值鏈分工導致生產的“分節化”，改變了資源配置方式。在產品內部，當分工形式從勞動密集生產環節向資本技術密集生產環節升級，由產品組裝環節向核心零部件環節轉移時，產品的“分節化”生產得以實現。產品不同生產環節可以在不同國家進行，這改變了產品生產只能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內生產的傳統方式。目前，已經出現的一種貿易流現象：新興工業國家出口中間品和資本品――中國出口成品――發達國家，反映的就是在全球化形勢下新的資源配置方式。

（四）貿易總量增長，結構優化，發展中國家貢獻增加

貿易是國際關系的基本形態和核心內容。經濟全球化帶動了國際貿易自由化，在WTO多邊貿易體制的協調下，世界范圍內的關稅水平大幅下降，非關稅壁壘受到約束，從而為全球商品和服務貿易創造了有利環境。在總量擴張的同時，隨著全球產業結構的升級，國際貿易結構不斷改善。世界各國工業化總體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全球工業品生產和消費的迅猛增長，使工業制成品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初級產品的比重逐步下降。此外，世界貨物貿易的發展帶動了發展中國家出口增長：按名義價格計算，2006年發展中國家的貨物出口額增長了20％，達4.27萬億美元，在世界貨物出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6%，為歷史最高水平；進口額增長了17%，在世界貨物進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1%，為近二三十年的最高水平。

（五）國際直接投資地區間分配不均衡，服務業是FDI流入的主要產業

據聯合國初步數據顯示，2007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總額高達1.5萬億美元，超過此前2000年的1.4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2007年，弱勢美元促使更多外國投資流入美國，使美國成為最大FDI引資國，估計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達1930億美元。英國緊隨其后，約1710億美元，成為第二大新增外國投資接收國，法國以1230億美元位居第三。歐盟是吸引FDI最多的地區，占全部外國投資額的40%。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中吸引FDI最多的國家，其金額達670億美元，較2006年的690億美元略有下滑。2007年，富國和窮國在吸引FDI方面均有增長的同時，全球很多地區的跨境并購表現活躍。

生產業跨國轉移成為新一輪國際投資的突出特征，服務業跨國投資在全球FDI總存量中占60%，在當年流量中也超過一半。世界跨國公司向服務業轉型步伐不斷加快，目前世界500強中一半以上為服務業跨國公司，其中制造業相當一部分收入也是依靠服務業。生產業與第二產業相互融合，創造出全新的產業發展模式，促進了外包的發展。2006年全球外包業加快重組，總規模估計達8600億美元。向低成本、高素質人才的發展中國家的離岸外包迅猛發展，外包業務種類擴大到軟件、后臺服務、呼叫中心、研發設計等，服務外包豐富了產品供應量的內涵，成為服務轉移的重要形式。

（六）國際經濟協調機制快速發展 1．貿易領域的國際協調

國際貿易領域的多邊協調主要是由WTO推動的。同時，在雙邊和地區層面，各種“自由貿易協定”(FTA)的簽訂和實施使貿易領域的國際協調手段和渠道不斷豐富、完善。

2．投資領域的國際協調

在各國和各國際組織的共同努力下，投資領域的國際協調機制已經初步建立：（1）在多邊層面，自烏拉圭回合簽訂了《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TRIMs）以來，WTO投資政策的國際協調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2）在雙邊層面，投資領域的國際協調主要通過各國之間締結的雙邊投資協定（BITs）來實現。（3）在地區層面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的區域性（包括外資流入較少的南亞、西亞和西非）經濟組織都進行了有關投資自由化的談判，并達成了相應的框架協議或旨在促進資本流動的合作計劃。

3．競爭政策的國際協調

國際競爭環境的變化使競爭政策國際協調成為日益重要的議題。盡管國際競爭政策仍然“缺位”，但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意識到了制定全球性競爭法規的必要性，正著手開展多個層次、多種形式的國際合作。

二、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趨勢

（一）參與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主體不斷增多，“金磚四國”繼續成為亮點

為適應全球化加快、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產業結構加快調整的國際經濟發展趨勢，未來必將有更多國家主動積極參與國際經濟結構調整，其經濟結構調整將緊緊圍繞扶“新”、扶“高”、扶“大”、扶“名牌”的調整方向進行。扶“新”。就是大力扶持新的增長點，帶動行業結構優化；扶“高”。就是扶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帶動技術結構升級；扶“大”。就是扶持企業擴大規模，推進企業組織結構優化，實現規模經濟；扶“名牌”。就是扶持名牌產品，改善產品結構，提高競爭能力。除美國等主要發達經濟體之外，經濟結構調整的主體不但更趨多元化，而且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將繼續通過結構調整推動經濟全面增長；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金磚四國”繼續成為經濟結構調整的亮點，在國際經濟中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二）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非均衡性仍然存在

經濟結構調整的不平衡對全球經濟產生深遠的影響，對貨幣體系的影響在于，流動性泛濫，這已經成為世界性難題。

（三）結構調整進一步向服務型經濟轉型，資本流動呈現水平型

國際資本流動對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作用越來越大，這主要是受經濟全球化的影響。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其結構調整的知識型服務型特征都很明顯。目前，服務業占世界GDP的比重已達68%，生產業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生產業的迅速發展與升級使國際競爭從成本和價格的競爭過渡到技術與品牌的競爭，再演變到了產品供應鏈之間的競爭，成為決定各國在世界產業鏈和價值鏈地位的關鍵因素。從中長期看，制造業在后工業化社會經濟中的地位應逐步相對下降。

從資本流動趨勢看，發達國家既是資本提供方，也是資本使用方，國際資本流動呈水平型。發達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成為資本流動的兩大主要方向。從國際資本流動的結構變化看，未來幾年國際資本有可能增加對發展中經濟體或發展中地區流動，特別是向那些正在采取較大開放政策措施的國家和地區流動。

（四）結構調整的區域化特征增強，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有可能抬頭

在此輪結構調整中，不少國家通過雙邊、多邊或自由貿易區談判推進區域經濟合作，改變區域內的經濟關系，建立保證區域經濟增長的新結構。區域一體化組織最大的特點是“對內自由，對外保護”，因而，區域性組織的發展一方面通過“貿易與投資的創造效應”，有利于實現區域內的優勢互補，提高區域內部分工水平，促進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從而帶動區域內部投資與貿易的增長；另一方面，區域性貿易壁壘對非成員國的進口構成了障礙，對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區域化和全球化作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趨勢，既相互促動，又相互制約。通過地區內部利益整合，在區域層次上實現全球化帶來的部分讓渡要求，這不失為一條有效而可行的道路。然而，盡管區域一體化組織的建立減少了WTO多邊貿易談判的層級，但在現行談判機制下，WTO多邊貿易談判一定程度上成為區域一體化組織彰顯地區利益的平臺，區域一體化組織日益增強的談判勢力及其對地區利益的維護常常使談判陷入僵局，從而對多邊國際協調機制及其有效性帶來新的挑戰。

（五）此輪結構調整將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競爭力的差距拉大

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的發展中，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仍處于主導和優勢地位，但發達國家之間在經濟、科技、市場方面的競爭將更加激烈，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仍在起基本作用。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和機遇，少數發展中國家將發揮比較優勢，在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中提升產業結構，成為又一批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但由于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尚未完成，高技術產業尚處于初始階段或雖已起步但尚未形成規模效益，其國民經濟主要成分仍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國際競爭力較弱，因此，各個國家在參與全球化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還可能拉大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差距。

（六）跨國公司將繼續發展，但受約束大，政府和社會力量增強

上世紀的90年代以來，跨國企業兼并、收購數量之多，規模之大，都超過了歷史記錄。一個新企業或新經濟發展的利潤空間很小，基本被跨國公司壟斷，要發展新的跨國公司，進入的門檻條件也越來越高，甚至超過了國家經濟的承受能力和本國市場所能夠提供的規模和利潤。跨國公司在某種意義上開始壟斷世界市場份額，而不再是繼續投資，因此而導致跨國公司發展與非跨國公司發展之間差異拉大，非跨國公司逐漸被納入跨國公司的國際分工體系，因此而形成等級分類和控制的發展模式，這在21世紀初將更加明顯。從這個意義上講，后起國家那種試圖全面追趕的跨越式戰略可能不能實現，或者實現的難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