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化差異的理解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對文化差異的理解，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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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李安；中西文化差異；融合

中圖分類號：J9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10-0101-02

一、李安電影對“家”理解的中西方文化差異

李安從第一部電影《推手》開始，就喜歡用“家”這一主線來表述故事。看似固定在某一地點上的“家”，其實滲透著中西方關于“家”這一文化載體的不同內涵。其“家庭三部曲”的主要場景，大多體現在中國式的家庭中。中國家庭注重的是“同堂”的傳統，這是一種“家國天下”的體現。然而在西方國家中，“家”主要以夫妻為主體，其子女成人后大都各自組建自己的家庭，強調個體的獨立性。《喜宴》中，兒子偉同并未跟父母住在一起，二老飛到美國參加兒子按照西方習俗舉辦的婚禮，母親為沒有舉辦中式婚禮而落淚。“家庭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飲食男女》，更是表現了中國傳統的家庭文化。在中國家庭文化中，飲食占據重要位置，餐桌上的所有事物都滲透著中國人的傳統和文化淵源，一雙筷子、家人圍坐著一張桌子吃飯、先老再幼等諸多“規矩”，都有可追根溯源的文化內涵。

而在《冰風暴》里，美國家庭中“子女自由”得到了充分體現，一個想要嚴厲卻力不從心的父親正好詮釋了西方崇尚自由的家庭觀念。子女并不因家庭的存在而有較強的集體思想，他們有獨立的選擇，不是家庭必然的附屬，這種觀念使本該有的家庭溫暖被忽略了。西方家庭中，父親對于子女的管教顯得束手無策，人們遇到困難時首先是懷疑和不信任，對自我的滿足和對自身的認同使家庭關系顯得脆弱。直到生命消逝，人們才從自私中醒悟，決定相互溫暖和依賴，最終得以自救。影片最后“回歸家庭”的團圓結局，正是李安在影片中反襯西方家庭文化中缺少親情和愛的表現，呼吁“家”的重要性。

二、李安電影對“父”與“子”關系理解的中西方文化差異

父親作為家庭的主要成員，他與下一代人之間的關系，成為家庭文化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在中西方文化中，“父”與“子”的關系顯然大為不同，李安對于這種差異有自己的理解。中國的家庭文化中，家主為“父”，即“父權”，這是中國的傳統。在李安的電影中，大多有父親這一角色。最早的“家庭三部曲”其實也叫“父親三部曲”，這三部電影中都有父親這一典型的家庭角色，雖境遇不同，但他們均為傳統的中國父親。三部電影中的父親分別是太極大師、大廚等，在各自的領域受人敬仰。不管是從《喜宴》中偉同為迎接父母到來而改變家中擺設，特別換上了父親的書法作品，還是從《飲食男女》中父親每周為家人相聚所準備的飯菜，都可以看出在中國文化中，父權是家中唯一而帶有專治性質的，就好比“君權”，父親在家中的地位最高，具有兒女和家族命運的決定權。《臥虎藏龍》中玉嬌龍的父親從未露面，但李慕白卻充當著這種近似父親的角色，堅持想要引導玉嬌龍走向正途。

在西方文化中，由于家庭是以夫妻為單位組成，中國文化中的“父權”就不存在了。《冰風暴》中的父親一直想要嚴厲管教子女，卻總在管教之后心生不忍，就這樣反反復復，再加上追求自由平等的社會文化，導致父親無法建立權威的現象，更沒有“家中父為大”的局面。《喜宴》中，艾倫在提到自己父親的時候，隨意的口氣和長久未曾見面的事實，也證明了其父在兒子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

李安電影里中國傳統文化中父親是威嚴的，且受到子女的仰望，而在西方文化中父親似乎是一種挑戰、反叛，甚至帶有“弒父”的情節。比如說《綠巨人》中，當兒子得知自己是父親的實驗品之后所做出的行動，能看出李安所表達的中西方文化中父子關系的差異。

三、李安電影對愛情理解的中西方文化差異

《臥虎藏龍》《理智與情感》這兩部影片從“理性”和“感性”的角度詮釋了中國傳統文化對待愛情是保守的，而西方文化對待愛情和婚姻的態度是自由的。《臥虎藏龍》中，俞秀蓮對李慕白的情感來自外界的壓力，直到最后他們的愛戀才被彼此放到明面上來承認。在中國的傳統觀念中“父命為大”，直接掌管著兒女的婚姻大事，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這種情況被普遍延續。

再看《理智與情感》，同樣是階級化嚴重的“封建社會”，面對父母安排的婚姻，兩位女主角的愛情完全取決于自己的主觀思想。大姐較為理智和克制，妹妹較為熱情和直率，兩人選擇的戀愛對象和情路的坎坷，大多也是來自于社會的等級劃分和現實的阻礙。但從本質上來講，這些阻礙與《臥虎藏龍》中玉嬌龍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

四、李安電影對中西方文化差異的凸顯與融合

（一）李安電影將中國古典美學融入好萊塢。李安在臺灣的生長經歷和在美國的求學過程，注定他是屬于世界的。李安進軍好萊塢，他的影片運用了好萊塢典型的敘事結構和單一的線性情節，在受眾的觀影體驗上符合西方人的審美。中國傳統文化對他兒時的熏陶，使李安站在國際的舞臺上，把中國的古典美學融入到西方的敘事方法中，向全世界觀眾灌輸著中國的文化和古典的美感。

李安電影鏡頭的運用如同中國國畫的渲染手法，講究中國古典美學寓情于景的含蓄，也講究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意境。他總是通過細節向觀眾述說著鏡頭表面下的深意，與此同時，李安也喜歡長鏡頭的環境描寫，把人物所處的大環境用一種大景別的長鏡頭慢慢表現出來，觀眾不知不覺地走入他所描繪的世界。如《斷背山》中用大景別的長鏡頭表現兩個牛仔的放牧環境，藍藍的天空、延綿的綠色山脈、滿眼的星辰、流淌的河水，兩個牛仔無聊的生活，在這樣一種自然柔和的氛圍中滋生出的愛戀，是可以被大多數人理解的。異曲同工的安排還出現在《冰風暴》中，冰風暴在短時間內打破了人們的生活，它所帶來的沖擊和破壞，似乎是在這種冷漠的社會背景下醞釀已久的。而在《綠巨人》中，綠色基調奠定了影片的悲劇性和壓抑感。

李安喜歡沒有聲音的畫面，并且認為這才是真正的電影，在沒有臺詞的畫面中，憑借演員扎實的表演功底，加上環境所表現的情感基調，兩者合二為一所表現出的張力和內在的情愫，正是李安所喜愛的。

（二）李安電影匯集了中西方文化的沖突、反思、交融。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早已顯現，李安作為一個導演，有著自己獨到的理解，并在電影中體現出來。從第一部影片《推手》開始，李安就以客觀、理性的態度來表現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既傳承中國的傳統美學，也對中國封建思想進行批判；既表現西方的開放和自由，也在用一種審視的眼光公正看待問題。“家庭三部曲”的故事均發生在具有典型中傳統文化“父權”的家庭中，卻也在有形和無形之中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沖擊。《推手》中，父親與兒媳之間的摩擦，起因便是中西方文化的沖突，雙方無法相互理解，直至最后矛盾升級，父親離家出走。《喜宴》中，父母來美國參加兒子的婚禮，卻不知道新娘是“假”的。西方開放的戀愛環境，同性戀已被社會逐漸接受，相比中國傳統的戀愛觀來說是無法理解的。

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和沖突顯而易見，但反思和交融在李安電影中得到了很好體現。比如《喜宴》中，李安對人們在鬧洞房中的表現是堅決批判的。《冰風暴》中，李安對于西方的性自由觀念，以及“派對”等也是持批判態度的。《推手》中，兒媳開始學習太極，以及父親偶爾去兒子家小住，表現了西方人在接受中國的文化，同時“退一步海闊天空”的中國傳統文化也化解了家庭中的尷尬。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喜宴》《飲食男女》以及李安的其他影片中。

我們不難發現，不管是中國視角的“家庭三部曲”，還是西方電影的《理智與情感》《冰風暴》等，傳統觀念都在某種程度上被瓦解，再被重塑，中西方文化在李安的電影中沖擊碰撞之后，大多重組，最終走向平衡。

（三）李安電影對中西方文化差異的理解對中國電影發展的意義。不管是贊賞的眼光還是批評的聲音，李安電影在國際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作為華人導演，能站在奧斯卡領獎臺上的并不多，且受到觀眾如此推崇的更是屈指可數。李安的經歷造就了他對于人性的思考和對文化融合的探索。李安的電影在西方引發了“中國熱”，或者說是世界對于中國文化的理解。這是一個被接受的過程，是一個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畢竟并不是所有華裔導演在影片中表現出的中國元素，都會被西方乃至全球的觀眾接受和吸收。

李安在好萊塢的大環境中，秉承著中國傳統的文化內涵，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他對于文化的公正和客觀的詮釋，是他被世界接受的主要原因。有部分中國觀眾對李安持完全批評的態度，這一部分人認為，在很多中國題材的電影中，李安運用了好萊塢的敘事手法，并且對傳統中國的再現有失水準。比如《臥虎藏龍》中，李慕白最后對俞秀蓮“莎士比亞式”的告白。但是，這種方式使得絕大多數西方觀眾深刻體會到兩人之間的情感，并且感悟到中國武俠世界兒女情長的無奈和神圣。

李安于中國電影的發展來說，最大的意義是他在思考和探索之后找到的平衡，一種影片外化的中西方文化的平衡，更是內在的中國電影走向世界所要達到的平衡和融合。

參考文獻：

[1]張靚蓓.十年一覺電影夢[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2]莫娃，付慧敏.閱讀李安[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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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黃文杰.李安華語作品解讀[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3（03）.

[5]胡智鋒.影視文化前沿[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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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學外語；教學；文化素質；英語沙龍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2-0316-03

教學大綱是教學所要遵循的根本大法，但是就文化這個側面來看，大綱中未明確文化教學的內容、目標、方法或要求，這不能不說是個巨大的遺憾。大綱對聽、說、讀、寫等知識性學習與技能性訓練的指導非常成熟且完備，而對文化學習方面顯然未予充分重視，或未提到議事日程中來[3～4]。

不講文化，語言教學就顯得干癟枯燥毫無魅力與美感可言；講文化，現實上又缺乏一定的指導。我們只能對大綱進行理解與深化，領略大綱的精神，在不違大綱原則的情況下，結合學校實際和學生專業特點，制定適合本校的文化教學指導原則，確定教學內容、目標及基本要求。這樣就能切實地把語言課上得鮮活，上得有情趣，有深度，從而促進學生人文素質的提高。經驗豐富的教師上課時能夠做到有張有弛，游刃有余，主要是因為他們對教材有著深入的理解，他們在課堂上能夠充分的調動學習的積極性，活躍課堂就是因為他們對教材的深刻品讀，一個詞匯、一個語言點、一個文化現象他們都可以憑借個人的積累在課堂上深入展開，充滿著化腐朽為神奇的魔力。教材中通常不會也不可能把涉及到的所有語言知識和文化知識都詳細的羅列，這要求教師針對班級的實際有的放矢地對學生感興趣的重要文化問題進行拓展和補充。在有必要的情況下，教師還可以開發文化學習方面的補充材料或教材，滿足學生的文化學習需求，同時需要教師自身文化素質的提高[5]。

1.尊重文化差異，建立平等的文化觀。文化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大學是傳播文化的中心，一定要有廣闊的胸襟去欣賞、包容不同的文化。文化本無優劣之分，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獨特的魅力。有平等才有對話和交流，要承認，尊重，欣賞這些存在的文化差異。與本民族文化進行比照，進而取長補短，不斷的豐富本民族文化，在與不同文化不斷交流中發展本民族文化。

2.提高教師綜合文化素養。外語教師有著跨文化的身份，教師文化素養的高低直接影響教學質量。教師的文化素養包括學科文化素養和教育科學素養。學科文化素養包括學科知識和文化。教學的文化含量越高，語言理解越深入。教師一定要從自身人格塑造、審美、文化修養等等方面不斷完善和充實自我，做一個文化人、學術人、合格的教育者。

3.充分發揮外籍教師作用。一個合格的外籍教師能夠尊重教學規律和學生發展規律，同時他們有著對本民族文化方方面面的深刻理解與熟練把握。因此，外籍教師常常能彌補中國教師在外語詞匯運用、外國文化理解等方面的不足。中國教師與外國教師可以相互交流，交換不同看法，解決教學中的實際問題，中國教師可以向外國教師學習他們語言運用中的長處，外籍教師也可以向中國教師了解他們不熟悉的情況，相互協作更好地完成教學任務。

4.重視與文化相關的教研、科研活動。科研與教研能夠極大地指導教學、促進教學，引領教學走上科學高效的發展之路。文化教學領域內的科研與教研活動尚明顯不足，除了文化涵蓋面甚廣，不宜駕馭，不宜評估等因素外，對文化教學重要性缺乏足夠認識，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文化方面的科研、教研活動能夠接示文化教學規律，更好的指導教學實踐。反過來教學實踐又會為教研、科研提供及時的反饋。促進教研和科研活動的展開，從而形成以科研和教研促進教學，教學為科研提供支持的良性循環[6～7]。

5.文化教學經驗的總結與交流。教師要對教學進行不斷的反思，不斷更新教學內容，改進教學方法，總結教學經驗。同事之間的交流可以活躍思維，激發思考，彌補個人因經歷、視角等差異而帶來的不足。文化教學有很多不同于知識性教學的特點，理論與實踐方面還沒有形成成熟的體系，這就使得經驗的總結和交流更為重要。

發揮學生主體性：

1.從關注中國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文化開始關注文化差異問題。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的多民族國家，每個民族都有其獨特的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與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人接觸自然會獲得新鮮的體驗和不同的感悟，從而增強跨文化交際意識。從關注中國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文化入手，關注文化差異問題更容易，更直接，在和諧的氛圍中相互交流更有利于拉近同學彼此的距離，從中獲得對不同文化差異的敏感性。

2.主動與外國人交往。與外國人的交流和互動是我們在自己國家獲得第一手的異域文化資料的捷徑，對于中國語言學習者來說，精通本民族語言的外國人是一種稀缺的資源，這一點從外國人在中國受到的待遇上就可以看出端倪。一方面這是由于中國這個禮儀之邦熱情好客的傳統，另一方面外國人對其母語語言和文化的把握自然是外語學習者無法比擬的。在與外國人交往的過程中，可以發現更多文化差異，這種發現遠比從教材中讀到的知識來得直接，因而印象深刻持久。

3.培養自身文化敏感性。學生是否對文化有敏感性決定了他們辨別文化差異的可能性，同樣一種文化現象對于有文化敏感的學生和對文化不敏感的學生會呈現出巨大差異，外語學習中缺乏了對文化的敏感則不會有文化辨別能力，極易導致盲目排外或自身母語文化喪失。學生自身對文化的敏感程度直接決定了他們對文化差異理解的深度和廣度。對文化敏感程度低則不易發現不同文化間的行為差別，而對文化敏感程度高就如同有著敏銳的眼光和超常的嗅覺，不會遺漏文化差異的任何蛛絲馬跡。外語學習的跨文化性決定了外語學習者必須具備敏銳的文化敏感性，來理解語言，頓悟文化。學生對文化的敏感需要教師的引領和指導，更需要自身的積極努力。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大膽開拓，細心體味，增強主動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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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差異;國際市場營銷;影響

在跨國企業進行國際市場營銷中，由于受語言的歧義、對雙方行為方式的不同理解、民族的排他性、不同的審美傾向等文化差異影響，各國要遵守不同的文化，因此，在國與國之間跨越一種文化環境進入另一種文化環境進行營銷過程中，對文化差異加以科學地分析和研究，尋找減少和避免文化沖突的方法，采取一定的對策保證國際市場營銷過程的順利進行，是國際市場營銷的重要意義。文化差異對國際市場營銷的影響大體可以分為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

一、文化差異對國際市場營銷的積極影響

(一)文化差異為國際市場營銷創造了更多的市場機會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生活習俗、市場狀況、技術條件、信仰傳統等，往往能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市場機會。如由于伊斯蘭教禁止婦女在公開場合露面，以前照相機在沙特阿拉伯的銷售非常困難，但后來有家企業針對這種獨特的宗教文化，研究開發了“寶麗來”快照相機。使用該照相機可以私下給妻子、女兒照相，并在家中自己沖洗。因方便、實用的優點，“寶麗來”相機在沙特阿拉伯深受歡迎，很快就流行起來，且逐漸受到其他地區消費者的喜愛，一度成為全球相機市場的新寵。可見，文化差異可以為企業開發新產品帶來靈感，企業在跨國經營和營銷時應認真研究不同目標市場的文化特征，分析其中的文化差異，加深對文化差異的理解與認識，從而在目標市場上尋找新的市場機會。

(二)文化差異有利于國際市場營銷人員進行市場細分

市場細分是企業選擇目標市場的基本方法，目標市場是以市場細分為基礎和前提的，只有依據一定的標準進行市場細分，企業才能根據不同細分市場的需求特征提供相應的產品。在國際市場營銷中，文化是企業市場營銷活動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以文化差異為依據進行市場細分，有利于企業識別不同市場上的文化偏好，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需要。如坎貝爾公司根據文化差異將美國國內市場分為南部市場、西北市場、西南市場、西班牙后裔市場、費城市場等不同類型，然后針對不同市場的需求特征和消費偏好，研發了數十種不同的產品分別在不同地方加以推廣，取得了很好的市場效果。

(三)文化差異有利于企業形成國際市場營銷的“文化壟斷優勢”

文化差異可能導致企業國際市場營銷的障礙，但很多情況下企業背后某種特定的文化差異在異質文化市場上會因其獨特性、新穎性而贏得當地消費者的關注，甚至偏愛。因為，這種異域的文化是獨特的、陌生的，對目標市場的消費者往往充滿了誘惑力，能給人以新鮮感，帶來他們在本國熟悉的文化氛圍中無法得到的滿足。這就使企業形成了國際市場營銷的“文化壟斷優勢”，得以借助文化的力量，推廣自己的產品和品牌，并獲得豐厚的利潤回報。如全球快餐大王麥當勞公司在拓展海外市場時，面臨著來自世界各國的文化差異，依然將其“快餐文化”成功地輻射到全球市場，在與美國文化迥異的亞太地區，也擁有四、五千家連鎖店，且銷售量占全部銷量的16%以上。在中國，一度出現過很多在店面裝潢、食品種類、定價、促銷活動等方面都與麥當勞相似的快餐店，但大都經營慘淡，難以維持，關鍵原因正在于其文化的差異性。

(四)文化差異有利于加深企業對國際市場營銷的整體環境的認識與理解

文化差異的客觀存在及重大影響能使企業意識到國際市場營銷環境的復雜性，促使企業積極主動地去分析和研究其他環境因素，如經濟環境、政治環境、法律環境、技術環境、自然環境等，加深對國際市場營銷整體環境的認識。例如企業對目標市場的文化體系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就會對其政治法律體系產生清晰的認識，因為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往往是在該地道德文化和價值取向的基礎上制定的，深受文化的影響，是社會文化規范的條例化、制度化，國際市場營銷中政治法律環境的差異在本質上是文化差異，政治法律方面的營銷障礙歸根到底還是文化障礙。

(五)文化差異有利于企業在國際市場營銷中塑造品牌的獨特個性

品牌個性是最能深入人心、最有價值的品牌屬性，一個品牌只有具有獨特的品牌個性，才能與競爭對手區別開來，體現自身的特色與魅力。品牌個性中所蘊含的文化能否得到消費者的認同，能否引起消費者的共鳴并使其產生好感，對于企業品牌形象的塑造、競爭能力的提高都十分關鍵。而文化差異的存在，使企業得以從不同市場的文化特征出發，塑造不同的品牌個性，形成獨具魅力的品牌特色。如可口可樂在中國市場上既注重其“快樂共享”這一品牌理念的推廣又不斷將中華傳統文化融入到自己的品牌個性中，不僅推出了中國人都熟悉的泥娃娃“阿福”的特別包裝，而且在廣告中刻意將可口可樂與貼春聯、放鞭炮、過大年等富有中國特色的情景聯系在一起，以本土形象拉近與中國消費者的距離，品牌的親和力大大增強。

二、文化差異對國際市場營銷的消極影響

(一)文化差異的無形性構成了國際市場營銷中難以覺察的營銷障礙

“魚在水中暢游，但感覺不到水的存在”，人類也一樣。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以及不同的區域與種族，都存在相應的文化，人的一切行為都深深打上了文化的烙印，但在行動時人們卻不會意識到是文化在支配著自己。可見，文化、對人的影響是無形的。同樣，不同國家與地區、不同民族間的文化差異也具有無形性，令人難以察覺與把握。所以很多企業在國際市場營銷進程中，往往能注意到目標市場上的政治法律、自然條件、經濟發展水平、技術條件等方面的差異，并主動調整企業的營銷戰略以適應市場的需要，卻忽視了文化差異這一關鍵因素的影響，導致營銷決策的失誤。 如可口可樂公司剛在香港推廣其飲料“雪碧”(原名“是必利”)時，在包裝標示、定價、飲料口感等方面都做得很成功，與當地消費者的收入水平、飲食習慣相適應，也符合有關的法律法規，但市場一直不景氣。公司經過調查發現問題出在品牌名稱上，“是必利”的語音在香港人眼中極不吉利，后來公司針對香港居民的中華文化背景及漢語言文化的特色，啟用了現在的品牌名稱“雪碧”，才扭轉了局面。

(二)文化差異的長期性構成了國際市場營銷中難以逾越的文化壁壘

隨著全球一體化的日益加快，電子計算機與信息技術已經將我們生活的世界變得越來越小，用加拿大教授麥克盧漢的話來說，就是“世界正日益成為一個地球村，一個比村莊大不了多少的世界”。但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我們所處的仍然是一個多元化的世界，文化便是這多元化世界的重要區分因子。雖然，人們在相互交流與碰撞的過程中會互相吸收對方的優秀文化，部分地放棄或修正自身的文化，但是，正如美國哲學家咯蘭所說，人或多或少可以改變自己的服裝、政治觀點、宗教、哲學等，但卻無法改變自己的祖父。作為千百年知識經驗積累的結果，文化具有長期性，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民族在某些方面的文化差異是永遠不會消失的，會成為國際市場營銷難以逾越的文化壁壘。如穆斯林是禁止飲酒的，所以無論是法國的葡萄酒、蘇格蘭的威士忌，還是德國的啤酒，在穆斯林國家都沒有市場。

(三)文化差異加大了企業國際市場營銷調研的難度

營銷調研是企業獲取市場信息、科學認識市場的重要手段，是企業把握市場機會、制定各項營銷策略的基礎和依據。

在國際市場營銷的調研過程中，文化因素的影響非常重要，關系到調研方式的選擇與調研內容的確定等一系列問題。首先，文化差異決定了企業在不同市場的營銷調研方法是不同的。如在中國，企業可以通過問卷或當面詢問的方法直接向消費者了解其收入水平、婚姻狀況、年齡等信息，因為大多數中國人對這方面的隱私都不太在乎，而在西方國家，人們對此卻十分敏感，一般不愿向外人透露，企業需要通過有關服務機構或政府管理部門才能獲得這些資料。其次，文化差異會對國際市場營銷調研的內容產生影響，使調研內容更加復雜。企業不僅要了解目標市場上的市場競爭、消費者需求、營銷渠道等基本情況，還要深入調查其文化體系的特征，對消費者的影響以及對企業產品和品牌的推廣可能存在的文化障礙等，比單一文化環境下的營銷調研需要了解更多、更為復雜的信息。

(四)文化差異會在國際市場營銷過程中產生溝通障礙

跨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營銷中，要與消費者、政府、媒體、經銷商等保持良好的關系，進行有效的溝通。而由于存在文化差異，不同的民族性格、不同的思維方式、處理問題的不同方法、對文化意義符號的不同理解、不同的政治文化導向及宗教信仰等極易導致溝通障礙。如日本有喜歡用Yes(可以)的習慣，說No(不行)在日本人心中是無能的表現，同時也非常不禮貌。因此他們在商務談判中即使對于不同意或不能辦的事情也會頻繁地使用Yes，使其他國家的人難以理解他們的真正意圖。溝通障礙通常會阻礙國際市場營銷的順利進行，。

(五)文化差異不利于企業在國際市場營銷中的內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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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教學時，教師要注意英漢語中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詞匯

如動植物詞匯、顏色詞匯、地名詞匯、數字習語等通過對比分析英漢部分詞匯的文化內涵，展示中西方文化差異西方人重理性和邏輯思維，漢民族重悟性和辯證思維，通過讓學生了解這種思維習慣上的文化差異。體會其對語言表達方式的影響 進而學習英語語法，減少中國式英語的錯誤 ，在傳遞文化知識的同時，教師還要培養學生用英語思維的習慣，以英語思維模式學習英語 排除母語文化和母語思維的干擾，按西方人的觀念和思維進行有效的交際，教師要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鼓勵學生廣泛收集適合自己的閱讀材料，如各類報刊，文摘 雜志等，通過大量的閱讀 學生可以開闊眼界，有助于在深層次上對異域文化有所了解，教師可以借助此幻燈片，娛樂電影等，增加學生對文化差異的敏感度 。

2.英語教學應注意中西方文化差異比較提高英語教學效果

交際能力不但包括對語言形式的掌握 而且包括對語言使用社會規則的了解和熟識 ，英語教學中教師應遵循語言分析和文化比較相結合的原則 注意對比中西方之間的文化差異 要讓學生認識到不同的語言不但在語音、詞匯、語法等方面存在著差異，而且在交際規則上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學英語的學生不但要了解而且要深入學習英語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 風俗習慣 交際規則，生活方式等諸多方面的知識，與此同時 教師還必須不斷引導學生加強對本國文化的學習。使他們逐步提高對本國文化的認識，在比較中西方文化的基礎上把握二者之間的差異，從英語教學中如何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避免文化沖突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們與西方的交往過程中，確實存在著很多文化方面的沖突，直接影響到了跨文化交往的效果，為了改變這一狀況，我們極有必要在實際教學中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具體措施如下：

2.1 授課教師要轉變觀念在我國目前的教學體系

外語教學多半只在課堂上進行，教師起著絕對的主導作用。如果教師只把重點放在語法和詞匯教學上，學生就不可能學會語言的實際運用，也無法獲得跨文化交際的能力。因此，授課的教師必須要轉變自己的觀念，切實認識到文化沖突的危害性和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重要性。同時，教師還要加強學習，提高自身的綜合文化素質，只有這樣，才能全面把握英語文化知識教育的量與度，以及教學的具體步驟和方法，以達到預期的教學目的。

2.2 改進現有的教學方法一直以來

小學的英語教學側重點都放在了語言知識的傳授上，而忽略了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為了改變這種情況，我們必須改進教學方法，在質和量兩個方面對課堂教學中的文化教學加以控制，并充分利用現代化的教學手段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此外還可以舉辦一些專題講座，以滿足學生的求知欲望，培養出具有較高跨文化交際能力的人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進教學方法時，一定要使新的內容與學生所學的語言知識緊密聯系，并與語言交際實踐緊密結合。

篇5

習語是從語言中提煉出來的短語或短句，是語言的核心和精華，也承載著各自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在測試中，中英文化差異較小的習語如“Longhairandshortwit.”“Killtwobirdswithonestone.”學生的翻譯正確率都比較高，分別為63.9%和87.6%。但是當碰到中英文化差異較大的習語或短語時就感到不知所措，如“Donotteachfishtoswim.”“Twoheadsarebetterthanone.”“aluckydog”“greenhand”“ayesman”等的錯誤率都超過了60%，有的甚至快達到了90%。我們知道，翻譯習語一定要了解習語所包含的文化內涵，不能望文生義，例如“Donotteachfishtoswim.”從字面意思上看，這句話的意思是“不要教魚游泳”，但是它要表達的含義卻是“不要在能人面前逞能”，與之相應的漢語習語便是“不要班門弄斧”。“Twoheadsarebetterthanone.”應譯為“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

從總體上看，中西文化差異小、語言反應相同的情景，對我國外語學習者來說困難就較小一些。而文化差異較大的題往往是學生學習中的難點。在遇到這類問題時，學生往往不知所措，一般會借助本土文化去處理這些異文化中的問題，其結果往往出現交際障礙，導致交際失敗。這說明中小學生對文化知識背景了解不夠，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不夠強，因而不能自覺、恰當地根據目的語文化的知識來調整自己的語言產出，容易在跨文化交際中產生失誤。這同時也說明我們基礎英語的跨文化意識培養存在著問題。

二、跨文化意識培養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為進一步了解基礎英語教育中的跨文化意識培養的實際情況，筆者利用暑期教師集中培訓機會，對本市的部分中小學教師進行了多次訪談，并對本市8所學校（包括重點和非重點的初中、高中）的105位中學英語教師進行了問卷調查。對訪談結果和調查問卷進行分析，筆者認為基礎英語教育中跨文化意識的培養主要存在著以下兩個問題。

1.教師對自身文化修養的重視不足。教師自身文化素養的高低直接影響著文化教學的質量，影響著學生跨文化意識的培養。英語教師必須廣采博覽，不斷學習和提高自身的文化素養，才能適應跨文化意識培養的教學需求。但是在調查中筆者發現，教師對自身的文化修養重視不足。例如，在問及平時閱讀英文報刊雜志等的情況時，105位教師中只有11人每天必讀，而幾乎不讀的教師有19人。由此可見，在基礎英語教育中，有相當一部分英語教師對自身文化修養不重視，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其一，受傳統的語法翻譯教學法的影響，多數教師只重視學生語言知識的掌握，不注意學生文化意識的培養，當然也就不關心自身文化素養的提高；其二，在中高考指揮棒的無形壓力下，教師在課堂教學中只惦記著要花大量的時間來講解句子結構、語法要點，課后還要安排大量的鞏固練習，因此，很少有時間考慮語言的文化意義和學生的實際語言運用情況。另外，很多教師由于平時的工作量大、教學壓力大，很少有時間和精力去注重自身文化素養的提高。

2.課堂中的文化導入和文化活動不充分。要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必須要導入文化知識，使學生有足夠的文化積累。文化導入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教師能否把它與課堂教學有機地結合起來。但是在調查中筆者發現，很多英語教師在課堂內的文化導入不充分。

（1）教學中欠缺文化因素。文化因素包羅萬象，存在于課堂教學中的各個環節，如課前問候、課堂操練、課后道別，又如教師和學生的著裝、眼神、手勢等，都可以作為文化因素教學的內容。但是，在實際教學中，教師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學生對英語語言知識的掌握上，忽視文化因素的教學。調查中我們發現，105位教師中有83位教師的文化因素教學在課堂教學中的比例不足30%。在問及每個單元的教學目標是否含有文化意識目標時，74.3%的教師回答“有些單元有，有些單元沒有”，沒有意識到文化意識的目標應該滲透于各個單元的語言學習之中。還有個別教師沒有把文化意識列入英語教學目標中。

（2）文化比較側重不當。學習兩種文化，最為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比較法。既要在比較中發現兩種文化的巨大反差，刺激學生的好奇心，又要在比較中尋找兩種文化的相似處，增強學生的文化認同感，進而獲得一種跨文化交際的文化敏感性。在調查中，筆者發現，很多英語教師仿佛只對差異感興趣。在中西文化比較時，83.8%的教師選擇“更注重兩者文化差異的比較”，9.5%的教師“更注重兩者文化共同點的比較”，只有6.7%的教師在文化比較時既注重文化差異的比較，也注重文化共性的比較。由此可見，教師對“文化比較”的理解存在著偏差，過分強調了文化差異的比較，而忽視了文化共性的比較。

（3）學生課堂語言交際活動不足。傳統的外語課堂教學以教師為中心，以知識為中心，已經不能適應當代外語教育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的目標。我們認為，現在的外語課堂應該是一種活動性和交際性較強的教學組織形式，要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就應讓學生多體驗、多鍛煉。然而實際情況卻不盡如人意，在一堂45分鐘的對話課中，25.7%的教師只留給學生5分鐘的對話訓練時間，19.0%的教師給學生10分鐘的時間，29.5%的教師給學生15分鐘的時間。在問及課堂中采用角色表演、話劇扮演等真實場景模擬訓練的課時占總課時的比例時，42.9%的教師回答是十分之三，而41.9%的教師回答這種課只占了十分之一。可見，教師在課堂上并沒有給學生留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進行具體的語言交際活動以培養他們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和對文化的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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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西方文化差異英語教學文化導入教學效果

文化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滋生于人類生活的整個過程,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受到經濟、政治、地域及歷史等因素的影響,文化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從這個意義上,有的學者將文化上升到思維方式的層面,將其看成是一個民族有別于另一個民族的東西,所以文化的差異,不僅是文化本體和文化形態或產品的不同,更是一種模式的差異。

一、中西方文化傳統的差異

1.哲學淵源層面上的差異

中國古代“天人合一”哲學思想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和諧”的,更注重和順應自然節奏,遵循自然規律,同時也形成了守舊復古、循規蹈矩、求實中庸的思維方式,而不善于對自然的探索和科學的追求。西方哲學的源頭在古希臘,強調天人相分,以求實求知為主旨,西方民族的個性自由、民主精神得到了充分發展,同樣形成了可以不受任何約束地探索自然的品質。

2.思維模式層面上的差異

中國傳統文化推崇朦朧、寫意、含蓄,強調在和諧中體悟達觀。西方人的思維方法從最初就把著眼點放在大本大原問題上,注重由一般到特殊的演繹邏輯推理。中國人習慣從整體中看個體,善于把握整體,合二為一,注重平衡,異中求同;而西方文化的思維模式則表現出邏輯片面性,強調理性,習慣從個體中看整體,喜歡化整為零,一分為二,注重分析,同中求異。

3.價值觀與交往行為方面的差異

西方人所持有的是獨立的自我觀,具有相對獨立性。因此,西方人在交際交往中注重個人隱私和獨立,總是從個體的立場出發,強調個性。而中國人所持有的是依附性的自我觀,這種自我觀沒有相對穩定獨立性,因此中國人非常重視參與,以及個體與團體的關系,注重集體榮譽感。

二、英語教學中的文化導入

語言和文化是共生的、互依的,兩者息息相關。語言不但是文化重要而突出的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是文化的載體,同時還是文化的產物。二者緊密相連、不可分割。

在詞匯教學時,教師要注意英漢語中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詞匯,如動植物詞匯、顏色詞匯、地名詞匯、數字、習語等,通過對比分析英漢部分詞匯的文化內涵,展示中西方文化差異。

西方人重理性和邏輯思維,漢民族重悟性和辯證思維。通過讓學生了解這種思維習慣上的文化差異,體會其對語言表達方式的影響,進而學習英語語法,減少Chinglish(中國式英語)的錯誤。

在傳遞文化知識的同時,教師還要培養學生用英語思維的習慣,以英語思維模式學習英語,排除母語文化和母語思維的干擾,按西方人的觀念和思維進行有效的交際。教師要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鼓勵學生廣泛收集適合自己的閱讀材料,如各類報刊、文摘、雜志等。通過大量的閱讀,學生可以開闊眼界,有助于在深層次上對異域文化有所了解,教師可以借助此幻燈片、娛樂電影等,增加學生對文化差異的敏感度。

三、英語教學應注意中西方文化差異比較,提高英語教學效果

交際能力不但包括對語言形式的掌握,而且包括對語言使用社會規則的了解和熟識。英語教學中教師應遵循語言分析和文化比較相結合的原則,注意對比中西方之間的文化差異。要讓學生認識到不同的語言不但在語音、詞匯、語法等方面存在著差異,而且在交際規則上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學英語的學生不但要了解而且要深入學習英語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風俗習慣、交際規則、生活方式等諸多方面的知識。與此同時,教師還必須不斷引導學生加強對本國文化的學習,使他們逐步提高對本國文化的認識,在比較中西方文化的基礎上把握二者之間的差異,從而達到準確理解和正確、靈活運用英語的目的。

1.分析和掌握文化差異的本質

語言不可能脫離文化而存在。雖然語言因文化不同而不同,但我們只停留在中西方文化差異的表面現象上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深入學習文化差異的本質,才能達到準確的理解。如果英語教學只是簡單地羅列一些文化差異現象,而沒有深入到差異的本質并對學生作出解釋,學生就不可能做到對西方文化的融會貫通,只能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階段。所以講清“為什么”是十分必要的,這就要求教師首先將表面某些零碎的差異現象系統化,并引導和幫助學生分析這些看似零散的差異現象的內在聯系,然后通過分析差異現象找到其本質。如此循序漸進地學習,學生才能逐步學會適時、適宜地把握語言環境,熟練運用各種交際手段。

2.提高學生跨文化交際的能力

現今,越來越多的英語教師認識到,英語教學的主要目標是在教授英語的過程中逐步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跨文化交際能力指的是成功地進行跨文化交際所需要的能力或素質,它至少包括三方面的能力:語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語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和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其實,跨文化交際學的本質就是一種文化比較,關注的核心就是文化差異,因此其研究成果就是幫助學生找出造成語言表面形成差異的深層原因,從而在英語教學中指導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因此,在搞好英語日常教學的基礎上,教師要有目的地在教學中滲透一些交際文化背景知識。可以讓學生進行一些輔的課外閱讀,或組織觀看英語原聲電影,運用網絡將相關的社會文化內涵滲透到學生心中,讓學生盡可能地觸摸到原汁原味的英語世界。同時,為學生提供盡可能多的練習機會,在課堂上用純英語教學,創造一些英語聽說氛圍,通過創造模擬情景,使學生身臨其境、反復練習,形成良好的英語語感,增強學生在實踐中的應對能力。

在英語教學中忽視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教學將會直接影響教學質量,影響學生交際應用能力的提高。教師唯有注重提高學生對語言背后所蘊含的文化背景、社會知識的了解,才能真正讓學生在語言學習運用中立于不敗之地,最終達到英語教學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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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omas,Elliott Berry.Values in American Culture:Statement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M].The Odyssey Press,Inc.,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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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的含義 

作為一個人們長期生產生活過程中形成的社會物質和精神文化綜合體，可以將文化界定為：由人類創造的，經過歷史檢驗沉淀下來的物質和精神財富。文化的形成受社會歷史、風俗習慣以及宗教信仰等諸多因素影響，是一個長期的積累過程。由于在特定的生活區域內，影響文化形成的因素存在差異，也導致了不同地方的人群有著不同于其他區域的文化特征和思維方式以及觀察世界的方式。 

（二）文化差異的表現 

文化差異主要表現在客觀和主觀兩個大的方面。客觀差異主要表現為自然地理因素的差異。所謂自然地理因素，是指所有能夠影響人類社會發展的自然地理要素，如地形、氣候、河流和湖泊、土壤、動物和植物等，這些因素在各個地域的分布存在很大差異，進而影響到文化形成上的差異。文化差異的主觀表現則是人文歷史的差異。所謂人文歷史上的差異，主要是指人類自身長期在社會生產和生活實踐中所形成的民族、語言、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政治、經濟和法律等因素。 

從國際商務實踐來看，文化主觀差異是影響國際商務開展的主要因素。本文對于文化差異也主要著眼于主觀差異分析。國際商務中的文化主觀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文化差異在政策和法律觀念上的表現。在國際商務開展過程中，活動雙方由于對對方國家政治、經濟、法律以及社會文化環境等因素缺乏足夠的信息和了解，這往往導致彼此會慣性地按照本民族、本國家的文化習俗和觀念對商務伙伴的資料進行分析判斷，從而忽視文化差異而導致交易過程中文化上的沖突。此外，由于每個國家歷史傳統、先行的政治制度不同，由此而形成的價值觀念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企業在向他國銷售其產品時，在某種程度上很可能會因為與意識觀念相沖突而遭到抵制。 

2.文化差異在價值觀念差異上的表現。對于不同國家和區域的企業，其成員文化背景千差萬別、錯綜復雜。因此，對關于“人和自然”、“人和社會”的評價標準各不相同，即價值觀念差異，由此產生文化差異。 

3.文化差異在對信息理解的不同上的表現。良好有序的文化溝通是社會群體、個體之間進行交流合作以及傳遞信息的重要途徑和橋梁。但是，在國際商務活動中，各個國家有著不同的文化觀念和理解方式。因此，企業在開展國際商貿活動中，交易雙方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就同一信息出現不同的認知，從而形成溝通上的誤會。 

4.文化差異在對文化符號的不同理解上的表現。在文化交流和傳播過程中，文化符號作為一個企業、一個地域、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獨特文化的抽象體現，是表現文化內涵的一個重要媒介和形式。在現實生活，人們經常使用各種各樣的符號來傳遞文化信息。但是很多時候，在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對于同一符號所表達出來的內涵理解是迥然不同的。比如，紅色在中國被認為是吉祥，而在泰國它被看作是不吉利的顏色。 

5.文化差異在風俗習慣上的不同表現。風俗習慣是指特定文化區域內的社會群體在長期歷史演變中所形成的對其群體成員能夠發揮較強的約束和制約作用的、能夠為社會成員所共同遵守的行為規范。世界各個國家、各個地區文化不盡相同，風俗習慣千差萬別，這種差異也影響著企業的商務活動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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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差異；商務日語；課堂教學改革

一、關于現有教材

為了適應《商務日語》課程的發展需要，現在各種相關的教材已經被編撰并發行。從現在能看到的教材來看，教材內容涉及經濟、貿易、金融、商法、日本社會文化、涉外禮儀等方面的日語知識，這些教材的目的是希望學生通過學習，不僅能掌握日語語言能力，還能讀懂涉及經濟、貿易、金融、商法等方面的日語并具備一定的翻譯能力，具備國際商務交流人才的綜合素質，適應社會對復合型人才的需求，最終實現高校服務社會發展的宗旨。

具體來講，教材內容的設置囊括招商、詢價、報盤、還盤、訂貨、簽約、結算、運輸、交接貨等貿易實務的所有環節，還有相關商務往來各類書信，即：寒暄、介紹、查詢、邀請、交涉、訂購、變更、建議、委托、答復、合同、催促、通知、抗議、索賠、保險、慰問、感謝、道歉等寫作知識，另外，還有法律知識、日本社會文化、以及國際禮儀知識等內容。綜合起來看，教材的內容其實就是一次國際貿易活動從開始到結束的所有內容。

筆者經過對教材的研究和思考，認為《商務日語》課程的教材內容歸納起來可以分為兩大類，即文化類和實務類。而且筆者認為這兩類內容的教學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在開展教學的時候，應該首先開展文化類內容的教學，然后再進行實務類內容的教學。

二、關于文化差異

（一）文化的概念

霍夫斯坦特對文化下了這樣一個定義：所謂“文化”，是在同一個環境中的人民所具有的“共同的心理程序”。因此，文化不是一種個體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社會經驗、受過相同教育的許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

文化是一個很大的概念，相關的定義也有很多，廣義上來說可以認為文化是人們創造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總和。這個概念的內涵涉及知識、信仰、道德、法律、藝術、習俗等，是很龐大的綜合體。

（二）文化差異的概念

不同的群體，不同的國家或地區的人們，共有的心理程序之所以會有差異，是因為他們向來受著不同的教育、有著不同的社會和工作，從而也就有不同的思維方式。文化差異的產生不可避免。

文化差異是所有外語教學和學習都必然會遇到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對教學和學習的影響也是特別大的。據相關調查表明，在某次調查中，17家日企中有15家日企的負責人強調中國員工普遍缺乏對日企管理模式、日企文化的了解。另外，根據吉林省對部分商務日語專業畢業生的調查發現，如果學生能了解一些日本人的思維模式和理念的相關知識的話，就業情況一般都比較理想。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商務日語》課堂中，我們應該充分考慮文化差異教育的重要性，導入文化差異的內容，引起學生對文化差異的重視。

（三）文化差異的表現

文化差異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概念，但是在實際生活和工作中會有各式各樣的表現。比如語言差異、價值觀差異、道德規范差異、思維方式差異等等。這些差異體現到生活和工作中就表現為語言沖突、理解偏差、溝通不暢、誤會摩擦等。在商務溝通中，常常會出現因為文化差異處理不當而導致的合作失敗或者協議無法達成等嚴重后果。在企業內部，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員工之間，如果不能恰當處理文化差異，會直接影響到員工良好人際關系的建立，從而對企業的工作的開展和企業的發展也是一種限制。

三、基于文化差異角度的課堂改革思考

綜上所述，對文化差異的認識和文化差異意識的建立無疑是非常重要的。而從課堂教學目的來考慮，把文化差異引入課堂，幫助學生認識文化差異的重要性，促使學生建立正確的文化差異意識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有深遠意義的。在此，筆者提出如下建議。

（一）樹立文化差異意識

關于樹立文化差異意識這一點，不僅是對學生的要求，更是對任課教師的要求。首先任課教師有這樣一個意識了，并且把這個意識導入課堂，給學生一個潛移默化的引導和影響，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慢慢建立起文化差異的意識。比如，在《商務日語》課程中，教師要想辦法讓學生主動去了解日本這個國家的文化，了解日本人的思維模式，了解日企的經營模式和經營理念等，并且養成比較的習慣，跟本國的文化做一個比較，理解本國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差異。在此基礎上，引導學生思考在溝通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各種沖突和問題，并且想出應對的對策。通過日常的反復訓練，學生在真正進入社會或者日企之后，對工作的適應過程會縮短很多，遇到的助力也相對減少很多。

（二）開設企業文化環節

在上文中提到，在教學過程中要引導學生主動去了解日企的經營模式和經營理念。關于這一點，筆者認為可以在教學過程中開設“學習日企文化”環節，雖然不能學到很細，但是在這個環節可以教授一些共性的知識和理念，讓學生有一些共性知識的儲備，然后再引導學生有目的性地主動去學習自己感興趣的日企的文化。這就無形中要求教師本身要先去學習，在學習過程中可能會發現很多問題，這些問題教師自身不能一一解決，但是可以把這些問題記錄下來，在課堂上提出來讓學生去思考，這本身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習過程。當然，在這個教學環節里，如果可以的話，筆者認為可以邀請一些企業的管理者來進行現身說法。這樣的現身說法，讓學生更有感觸，更容易激發學生的興趣和探知欲望，效果也會相對顯著一些。這就要求社會企業對學校的教學提供一定的支持和幫助了。這對企業和學校教學來說是相得益彰的。企業進入課堂教學，起到宣傳的作用，也可以吸引到一些人才的關注，為將來吸納賢才鋪路。學校教學也走出傳統課堂模式，有一個體驗性的效果，對提高課堂魅力和教學效果都是十分有益的。

篇9

關鍵詞：大學英語教學；文化差異；交際障礙

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人們的言語表現形式更要受語言賴以存在的社會/社團的習俗、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民族心理和性格等的制約和影響，我們學習一種語言實質就是學習一種文化。在大學英語教學過程中，向中國大學生教授英語就面臨著兩種文化相碰撞和融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屢見不鮮的東西方文化差異就經常成為困擾大學生英語學習的難題，這些文化差異所造成的跨文化交際障礙，使得學生對所學內容難以理解，不易接受，嚴重阻礙了他們正確得體的運用英語進行交際的能力。因此，通過分析漢英文化差異，研究如何更好地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成為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課題。

1 語言范疇內的漢英文化差異

語言是學習文化的工具，了解該語言的文化是真正理解和運用該文化的語言的重要前提。雖然不同民族的文化有可能存在某些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從而產生重疊現象，但更多的是文化差異的廣泛存在。漢語和英語僅僅在語言學的范疇就存在著以下幾大差異。

1.1 在語音方面的差異

漢語和英語在語音方面最大的區別在于漢語有四聲，讀起來抑揚頓挫，而英語沒有四聲，只有輕重音。中國學生受到漢語語音特點的影響，在講英語時往往是力求把每一個單詞都清楚地說出來，這種不論單詞重要與否的發音習慣往往使得他們的話語缺乏重點，不易懂。同時，他們自己在聽英語時也不易找出話語重點，結果影響了對句子含義的理解。

1.2 在詞匯方面的差異

詞匯是語言的基本要素，是語言文化的載體，在語言和文化相互影響的過程中，一些詞匯被賦予了獨特的文化意義，從而導致一些詞匯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理解和聯想，如：政治（polices）一詞在漢語中是一個褒義詞，政治家(politician)是令人尊敬的偉大人物，而在英語中，politician僅指一種職業，不僅不會令人聯想到德高望重，反而會令大多數英美人聯想到“耍手段”、“弄權術”、“虛偽”等貶義詞。松樹、仙鶴在中國是長壽的象征，而在西方并沒有這種涵義。孔雀在中國象征繁榮、吉祥，在西方則有虛榮、自大的涵義。再比如，“個人主義”在中國更多的是一個貶義詞，在西方卻受到極大推崇，因為他們將個人尊嚴看成是高于一切的人生目標，把個人奮斗看成是最寶貴的行為。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在英漢兩種語言中，不難發現許多看起來對等但是實際意義有微妙甚至很大差異的詞匯。如果中國的英語學習者在使用時對此不加注意，便會引起誤解，導致交際障礙。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風俗習慣存在的差異，有一些詞匯在兩種語言中是沒有對等的詞匯的。如：由于中國傳統文化高度重視血緣關系、等級間的差異，主張長幼有序、尊卑有序。因此漢語稱謂區分得嚴格而細密，稱謂名稱比英語中的要多得多，而英語中的稱謂除了親人之間的dad ，mum ，grandpa ，grandma ，uncle，aunt 等幾個經常使用外，其它的幾乎不用。即使跟外人說話，為了表示禮貌，中國人會根據對方年齡、性別稱呼“大爺、大叔、大娘、阿姨”等，而西方人只用“先生、女士”，只有對親戚才用uncle，aunt 等。

1.3 在段落中的差異

由于西方人受到古希臘邏輯體系的影響，他們多喜歡用演繹的思維方式，喜歡先開門見山地提出主題，再列出論點。而中國人則正相反，他們喜歡常用歸納的方式，把次要觀點放前面，把主要觀點放后面。這一點導致了中西方語篇順序的不同，英語文章的結構一般遵循從普遍到具體、從概括到舉例、從整體到個體的原則，而漢語文章的結構由于受到思維方式的影響喜歡把主要觀點放在文章的后面，以達到“畫龍點睛”的效果。如果學生對英美人和中國人在遣詞造句謀篇順序的差異不夠了解，仍沿用漢語的語篇順序習慣閱讀外刊文章，結果肯定會影響他們的英語閱讀能力。

1.4 在語用中的差異

詞語的語用意義離不開雙語交際的語境，一個能說一口流利英語的人也可能因為出現語用失誤而導致跨文化言語交際失敗。現在以漢語和英語中的寒暄語為例說明漢英兩種語言存在的語用差異。中國人見面習慣問“吃過飯了嗎？”或者問“你去哪？”在漢語的語境中，說話人并不是關心別人是否已經吃過飯了，或者是打聽別人的真實去向，確切得說，他只是想和對方打個招呼。但是如果在跨文化言語交際中我們仍然套用此方式，用“Have you had your breakfast/lunch/dinner?”或“Where are you going?” 兩句話來和對方打招呼，受話者不但會感到意外，還會以為說話者在間接地邀請他們吃飯呢,第二句話還有可能引起受話人的誤解，以為說話人多管閑事，結果必將導致交際失敗。

2 漢英文化差異敏感性低造成我國大學生跨文化交際障礙

我國大學生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低是造成他們跨文化交際障礙的重要原因之一。造成大學生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低的原因具體表現在:

2.1 習慣按中國人的思維來表達英語，給交際帶來了障礙

中國學生學英語時，他們往往習慣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移植到英語表達中去，或把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等同起來，根據本族文化的模式、思維定勢，來理解、思維而后表達英語，因而常常產生誤解。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屬于常識性的行為，而換在某個外國的文化背景下，就可能成為一種不合常識的行為；在某種文化下屬于禮貌的語言行為，在另一種文化下的人可能理解成是一句帶侮辱性的話。

2.2 學習英語缺乏真實的語言環境

學習語言必須要有語言交際的親身體驗。嬰兒習得母語是從要吃要喝這些實際生活的需要開始，逐步習得母語的功能和結構規律。我國大學生學習英語缺乏自然習得英語的環境，且長期以來，由于受應試教育的影響，大學英語教育還還未徹底改變教學中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方法，學生主動參與的積極性不高；二是“翻譯式”“灌輸式”教學方式仍然存在；三是外語實踐的量少、內容死、面窄，大學生的語言交際能力得不到應有的提高。

2.3 我國的外語教學對語言交際能力的培養重視程度不夠

長期以來，在傳統的語言教學中，只把語言當作孤立的符號系統傳授給學習者，語法和詞匯學習當作為語言學習的全部，脫離實際運用。這樣教育出來的學生不但反映出接受信息的能力很差，連獲取信息的能力也很差，綜合交際能力低下。絕大部分大學生完成多年的英語學習，腦袋中也裝滿了單詞和短語，可惜無法說出一個完整的句子，學到的仍然是“啞巴英語”。這就導致在跨文化交際過程中，盡管有些學生的英語語言能力很強，但是語言交際能力卻難令人滿意，無法達到真正使用英語進行交際的目的。

3 提高大學生文化差異敏感性的措施和方法

針對大學英語教學面臨的文化差異和由此產生的學生跨文化交際障礙。筆者認為，應采取如下4方面的措施：

3.1教師要不斷提高自身的文化素養

漢英跨文化背景知識包羅萬象，從廣義上講，它包括英語國家的政治、經濟、歷史、地理、文藝、宗教、習俗、禮儀、道德、倫理、心理及社會的各個方面；從狹義上講，日常用語、專有名詞、成語典故、民間諺語等和形體語言等。作為一名外語教師，必須不斷學習，不斷提高自身的文化修養，才能適應跨文化交際教學的要求。

3.2 準確把握好教學時機

文化教學應與語言教學同步融合，講解生詞和詞組不僅要教讀音、拼寫和字面意思，還要深入到文化涵義。教師應該以教材為線索，通過日常課堂教學隨時提供和補充相關知識。

在英漢文化發生沖突時，應及時進行對比。通過歸納總結和對比分析，使學生了解英漢語言在語言結構和文化上的異同，并將這種差異放置在一定的社會歷史語境中進行討論，讓學生了解其產生的社會歷史根源以及他們所代表不同的文化價值觀。比如，在中國稱老年人為“老”是尊敬的表示，可是在西方，“老”卻意味著衰朽殘年，因此英美人都不服老，所以在使用英語時，我們應該提醒學生用“senior citizens” 而不是“elderly people”來指代“老人”。

3.3 要精心選好教學的角度

應站在英漢兩種不同的文化角度上分析看待同一現象。我們在教寫作時，從中西思維方式差異的角度出發，而不是單純從技巧上訓練學生，那么在教學策略上就會更有針對性，效果會更佳。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中注意使學生在英語學習時，逐步認知理解容忍這種文化差異，最終成為跨文化交際的成功者。

3.4 把握好合適的程度

文化是分層次的，文化遷移體現在不同層面上。大學英語教學中，文化知識的傳授可以嘗試從價值觀、語境、交際者的非語言因素三個層面對學生進行文化意識的刺激和訓練。立足于這三個層面，教師從理論到實際，從抽象到具體，使學生對文化的理解更全面、準確，是文化意識的培養和訓練，更加具體和有針對性。

3.5 采取科學的教學方式

文化教學應是漸進地、自然地、啟發式、關聯地，而不是集中、說教、注入、孤立式地。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應以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為目標，以漢語文化和英語文化為內容，還包括其他文化，除高雅文化外，還應涉及大眾文化習俗、儀式及其它生活方式、價值觀、時空概念、解決問題的方式等深層文化的內容，所講授的文化信息來源應多渠道，如閱讀、交流、大眾媒體、實例分析、調查、到目的語國家實踐等，多角度介紹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編寫的文化材料，并從漢語文化、英語文化及其他語言文化等多重角度看待英語文化，采用啟發式，強調實踐，注重學習者的個人參與。

4 結語

跨文化交際能力是語言交際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世界經濟不斷全球化的今天，各國之間的交流日益廣泛，提高學生的文化差異敏感性從而達到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顯得尤為重要。但是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并不是容易的事，需要我們廣大的外語教師不斷得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質，改進教學方法，切實提高學生的英語水平，使學生的語言交際能力適應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要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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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文化差異；國家文化差異；組織文化差異；并購績效

中圖分類號：F272-05；C936 文獻標識碼：A

收稿日期：2013-05-09

作者簡介：張寧（1978-），女，山東單縣人，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業理論與實踐；李海（1970-），本文通訊作者，男，內蒙古杭錦后旗人，北京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組織文化。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跨國并購中的文化和人力資源整合研究”，項目編號：10BGL020；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項目編號：12CJY049。 無論國內并購或跨國并購，文化差異都是并購雙方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它往往是并購價值創造的重要來源，但處理不當則會成為并購失敗的重要原因。并購中對文化差異的分析主要包括兩個層次，即組織文化差異和國家文化差異，也有少數研究聚焦于其它文化層次，如職業、職能、行業文化差異。然而，研究者對國內并購和跨國并購中文化與績效關系的實證檢驗常常得出混合的、甚至是相反的結果（Cartwright，2006）。本文系統梳理了現有的文獻，就三個問題進行了探討，即文化差異對并購績效有什么影響，這種影響的過程如何，在哪些情境下這些影響會有所不同，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對未來研究的展望和一個研究框架。

一、國內并購中文化差異對并購績效的影響

在國內并購的研究中，文化差異對并購績效的影響往往只涉及一個層次，即組織文化差異，只有少數研究會涉及到其它文化層次，如職能文化的差異（Krishnan et al.，1997）。大多數研究認為，并購雙方企業的文化差異對并購結果有負面影響：組織文化差異導致了并購中的沖突（Marks，1982）；文化差異與對對方極端的、負面的評價相關，與并購方成員和目標企業高管團隊之間的焦慮和民族優越感相關（Sales & Mirvis，1984）；降低了被并購方員工的承諾與合作（Buono，Bowditch & Lewis，1985）；導致員工抵制進而影響并購協同實現（Larsson & Finkelstein，1999）；與財務績效負相關（Chatterjee et al.，1992）；降低經理人員承諾及整合過程的效率（Weber，1996）；與目標企業高管團隊的離職率正相關（Lubatkin et al.，1999）；限制了信息系統整合所帶來的協同作用，負面影響了并購績效（Weber & Pliskin 1996）；與員工抵制正相關，而員工抵制與并購后協同實現負相關（Larsson & Finkelstein，1999）。然而，Krishnan等（1997）對1986-1988年間完成的147個美國國內并購的研究發現，并購雙方高管在職能背景上的差異與并購后的財務績效正相關，與被并購方高管團隊的離職率負相關，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職能文化的差異與并購績效正相關。而Zollo（2003）的研究則表明，管理風格的不相似與累計超額回報正相關，而管理風格是組織文化的表現之一，即組織文化差異也有可能帶來正面影響。

綜上所述，關于國內并購的研究中，文化差異主要關注的層面是組織文化差異，多數研究的結論是并購雙方的組織文化差異與并購績效負相關，但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結論。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在于對文化差異和并購績效的操作不同。

總第437期

張 寧：文化差異對并購績效的影響：回顧與研究框架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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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業 研 究

2013/09 二、跨國并購中文化差異對并購績效的影響

在跨國并購中，文化差異與并購績效的關系變得更加復雜與微妙，因為實施跨國并購的企業要面臨國家文化和組織文化的“雙重文化適應”（Barkema et al.，1996）。相應地，跨國并購中文化差異與并購績效關系的相關研究也往往涉及到國家文化和組織文化兩個層次的文化差異（Olie1990，1994；David & Singh，1994；Weber、Shenkar & Raveh，1996；Very et al.，1996；Very et al.，1997；Krug & Hegarty，1997；Larsson & Risberg，1998），但也有一些研究只關注國家文化差異（Kogut & Singh，1988；Calri et al.，1994；Morosini et al.，1998 ； Lubatkin et al.，1998）。國家文化的差異常被稱為“文化距離”（cultural distance）。“文化距離”假設認為與跨文化接觸相關的困難、成本和風險隨著個體、群體或組織之間文化差異的增加而增加（Hofstede，1980；Kogut & Singh，1988）。然而，在跨國并購中，國家文化差異有時呈現為一個并購雙方致力于克服的障礙，有時卻是吸引并購企業的一個潛在的并購成功因素。

（一）國家文化差異對并購績效的影響

國家文化差異對跨國并購績效究竟有怎樣的影響？學者們的觀點并不一致。在國家文化對并購影響的早期研究中，Olie（1990）認為，國家文化的差異可以導致組織成員的民族主義偏見。Kogut和Singh（1988）認為，由于整合一個已經存在的外國公司的管理體制的困難，國家文化差異對并購模式尤為重要，國家文化差異與一個企業選擇并購方式進入國外市場的可能性負相關。中國的經驗證據支持了國家文化差異與跨國并購績效負相關的觀點。閻大穎（2009）通過對2000-2007年非金融類上市企業的跨國并購進行研究，發現國家文化差異越小，并購后的績效越好。孫俊（2007）分析了電信、家電、機械、能源四個領域中的22個大企業集團的跨國并購，結果顯示，國家文化差異對績效有負向影響。但一些學者持不同觀點，認為國家文化差異不一定對并購造成負面影響。例如，Morosini、Shane和Singh（1998）分析了52家意大利和英國企業在1987-1992年間的跨國并購，結果表明國家文化距離越大并購績效越好，民族文化的多樣性是公司競爭優勢的一個來源，這是由于接觸到了不同的慣例，而這些慣例是嵌入在目標公司所在國家的文化中的。Calori等（1994）研究了英國、法國與美國公司之間的75個跨國并購中，國家文化的三個維度（權力距離、不確定性規避、男性化/女性化）對并購后整合方式（正式的/非正式）選擇的影響，結論是公司的控制形式影響了公司的并購績效，非正式的交流和合作、并購公司經理人員非正式的個人努力都與被并購方態度方面的績效提高正相關。

（二）國家文化差異和組織文化差異對并購績效的影響

最早同時關注到并購中的國家文化和組織文化的學者是Olie（1990，1994），其研究發現組織文化差異和國家文化差異對跨國并購影響被整合程度所中介。David 和Singh（1994）又把職業文化加入到文化差異的范疇內，認為并購中文化風險來自兩個公司間國家、組織和職業文化差異。現有的實證研究大多通過對特定國家的國內和跨國并購進行對比，來分析國家文化與組織文化差異對并購績效的影響。由于選擇作為并購績效的結果變量不同，且研究涉及到國家文化差異和組織文化差異之間的相互影響，或比較這兩種文化差異對并購績效的影響方向和影響程度，呈現出的結論比較復雜。

在一項文化適應壓力對并購后財務績效影響的研究中，Very等（1996）以社會運動理論（social movements theory）和程序公平理論為基礎，指出文化差異未必意味著文化適應壓力（acculturative stress），它也可能帶來文化適應吸引力（acculturative attraction），而國家文化差異對文化適應壓力的影響，要依賴于所涉及到的國家和具體的文化維度；文化適應壓力與并購績效負相關；一些文化問題在國內并購中比跨國并購中更嚴重，進行跨國并購時不僅要考慮國家文化差異還要考慮組織文化差異。這一有關文化差異的觀點在Very等（1997）的研究中被進一步明確。該研究指出國內并購和跨國并購之間沒有績效上的差異，有時國內并購比跨國并購更難，國家文化差異可以對并購績效有正向影響。

另一些研究關注文化差異對員工態度和行為的影響。Larsson 和Risberg（1998）的研究發現，組織文化差異大的跨國并購實現了最高水平的文化適應，并取得了最高水平的協同效應，其員工抵制程度低于組織文化差異大的國內并購。這可能是由于相比文化差異不受重視的國內并購，跨國并購有更強的文化意識（cultural awareness）所導致，也可能是由于跨國并購有更高的結合潛能和實現這些潛能的整合程度。Weber，Shenkar和 Raveh（1996）對1985-1987年間52家被并購方為美國公司的國內和跨國并購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在國內并購中，組織文化差異在并購后整合階段產生了負面影響，它導致更低的高管承諾和雙方的合作；在跨國并購中，國家文化差異比組織文化差異更好地預測了壓力和對并購的負面態度，而組織文化差異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一個關于國家文化差異與組織文化差異對被并購方高管離職率的影響的研究中，Krug 和 Hegarty（1997）對1986-1988年270家被國內和國外公司并購的美國公司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被國外公司并購的美國公司離職率高于被國內公司并購的美國公司，這是由于跨國的組織和個人差異大于國內公司之間的差異。

綜上所述，在跨國并購的研究中，總的來說研究結論不相一致：關注國家文化差異的研究結論的不一致可能與并購所涉及的具體國家不同有關，而同時關注國家文化差異和組織文化差異的研究結論不一致的可能原因主要在于文化差異和并購績效的操作不同，以及對二者關系的中介過程和情境因素的關注不同。

三、文化差異影響并購績效的機制或過程

深入討論文化差異影響并購績效的過程的研究并不多見，大多研究只關注文化差異是否對并購績效有影響以及有怎樣的影響，而傾向于把影響的過程或機制視作“黑箱”。然而，如果只關注文化差異與并購績效的關系，似乎意味著一樁并購成功與否在其進行并購時已然注定。現實中，并購不是一個一次性的現象，而是一個不斷展開和變化的過程，并購之后的公司管理行為、整合過程決定了并購的潛在價值的實現程度（Cyert & March，1963；Jemison & Sitkin，1986a，1986b）。一些研究者引入了一個文化過程即文化適應來解釋績效 （Nahavandi & Malekzadeh，1988； Larsson，1993； Very et al.，1996），認為成功的整合可以依賴于文化整合如何被管理而不是依賴于最初的文化相似性（Schweiger，2002）。并購后的整合過程包括“任務整合”與“人員整合”兩個子過程，這兩個子過程的互動促進了并購價值的實現，偏重哪個過程都可能給并購績效帶來顯著的負面影響（Birkinshaw等，2000）。此外，并購方選擇不同的整合策略，會導致并購雙方不同程度的接觸，進而導致不同程度的文化沖突，即整合策略中介了文化差異-并購績效的關系（Teerikangas & Very，2006）。

由上述可知，并購績效并不完全由并購雙方的文化差異來決定，并購之后的組織整合過程也會影響并購績效，如果忽略不同組織在這些動態性因素方面的差異，就會導致研究結果的不一致。目前，大多研究沒有深入探討文化差異-并購績效的影響過程，少數關注這一影響過程的研究，往往也只聚焦于人員整合過程，忽視了對任務整合過程的研究，更少關注上述兩個過程的互動。

四、影響文化差異-并購績效關系的情境因素

文化差異對并購績效的影響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兩者之間的作用機制可能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影響：相關度和整合水平（Datta，1991；Larsson & Lubatkin，2001），權力和規模的差異（Larsson & Finkelstein，1999；Schoenberg，1996），被并購方保留的自主性（Haspeslagh & Jemison，1991；Hambrick & Cannella，1993；Very et al.，1997），接管的方式（Hambrick & Cannella，1993；Stahl et al.，2003），并購方先前的并購經歷（Finkelstein & Haleblian，2002；Singh & Zollo，2004），行業類型（Weber，1996），并購發生的時間（Walsh，1989；Krug & Hegarty，1997；Weber，1996；Very et al.，1997；lubatkin et al.，1999），多元文化寬容度（Cartwright & Cooper，1993）。這些是相對靜態和結構性的變量，它們既可能調節文化差異與整合過程的關系，也可能直接作用于整合過程或并購績效，在研究中應對這些變量進行控制。相對于這些靜態和結構性變量，那些更具有動態性和過程特征的情境變量則只被少數學者所關注。David和Singh（1993）指出在并購過程中，組織可以學習、管理甚至操縱文化差異。在一項縱向現場實驗研究中，Schweiger 和 Goulet（2005）比較了并購后的整合中，組織對文化差異的管理和干預，即深層文化學習干預（Deep-level cultural learning interventions）、淺層文化學習干預（surface-lever culture learning）和不實施文化學習干預對有益于并購績效的員工感知和態度方面的影響，發現深層文化學習干預導致了比淺層和不實施文化學習干預更積極的結果。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中關注的情境因素大多是靜態的、結構性的，只有少數研究關注了更具動態性和過程特征的情景變量，即組織學習、管理文化差異的主動行為，關注這些變量對于組織的并購實踐可能更具有指導意義。

五、研究展望

由上述可知，無論在國內并購還是跨國并購中，關于文化差異對并購績效的影響的研究，都還沒有得出一致的、簡潔明了的研究結論，其中的一些研究呈現出的結果尤為混亂。為了盡可能厘清、明晰二者之間的關系，在未來的研究中應關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關注多個層次的文化差異及不同層次文化差異之間的互動。文化包括很多層次：國家、組織、地域、行業、職能和職業文化。跨國并購中雙方會面臨多個層次的文化差異，然而現有研究大多數只聚焦于一個層次（國家文化差異或組織文化差異），少數研究聚焦于兩個層次（國家文化差異和組織文化差異），個別研究關注到其它層次的文化差異（如在職業、職能或行業文化上的差異）。關注不同層次文化差異的研究無法簡單地進行比較。此外，并購面臨的不同層次的文化以動態的方式相關、相互連通，這導致了研究的混亂：一方面，同時關注多個層次文化的研究中，對于哪些方面分別屬于哪些文化領域有些混亂；另一方面，很難去掉不同層次文化之間的連接而分別研究它們（Teerikangas & Very，2006），相應地很難把它們對并購績效的影響截然分開；此外，不同層次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動態性，也增加了衡量它們的難度。因此，未來的研究應關注多個層次的文化差異，例如涉及到跨國并購的研究，至少應關注國家文化和組織文化兩個層次的文化差異；此外，不能孤立地研究不同層次文化差異對并購績效的影響，要關注不同層次文化差異的互動。當然，這樣做在具體的研究設計和操作上是有一定難度的。

2.關注文化差異的測量問題。首先，在文化差異-并購績效的影響的研究中，國家/組織文化差異常作化為不同的衡量方式。其中，國家文化差異或者以Hofstede的國家文化分數來衡量（Morosini et al.，1998；Barkema et al.，1996；Datta & Puia，1995；Markides & Oyon，1998；Krug & Nigh，1998；Weber et al.，1996；Kogut & Singh，1988），或者僅用跨國并購對比國內并購表明存在國家文化差異，并不關注差異的具體大小（Lubatkin et al.，1998；Krug & Hegarty，1997、2001；Larsson & Lubatkin，2001）；而組織文化差異的測量通常使用自我匯報的方式，如管理風格相似性（Chatterjee et al.，1992；Datta et al.，1991；Larsson & Finkelstein，1999；Weber et al.，1996；Weber，1996；Lubatkin et al.，1999；Zollo，2002），文化適應壓力或文化相容性（Very et al.，1996、1997），高管團隊的互補性（Krishnan et al.，1997）。文化差異衡量方法的復雜性使不同研究之間很難進行比較。其次，測量方式的信度與效度。一方面，現有研究對組織文化差異的測量多采用自我報告的感知到的文化差異，其理由是：人們的態度和行為是由其感知而不是“實際”或“客觀”的環境決定的（Rentch，1990）；即使間隔10年調查態度和行為的數據，其準確性也不會降低（Gutek，1978；Pettigrew，1979）。一些研究也發現這種方法具有高的信度和效度（Chatterjee et al.，1992；Weber，1995）。然而，回顧性數據的使用會影響研究的內部效度，導致二次感知偏差（percept-percept bias） （Stahl & Voigt，2004）。此外，有研究者認為，組織文化差異的測量只抓住了調查那一刻對文化的“感知”，忽視了這種“感知”會隨著并購整合的進展發生變化（Teerikangas & Very，2006）。理想的情況是，應該在并購發生前調查組織文化差異，與并購后的數據作比較。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談判最終都會導致并購，而且在研究過程中，還會有一些企業退出，獲取這樣的大樣本數據非常困難、且花費很高，所以，現有研究多采用橫截面研究，這限制了因果關系的推論。另一方面，現有研究對國家文化差異的測量大多采用了Hofstede（1980）的國家文化分數，雖然Hofstede的國家文化分數是一種較客觀的外部數據，但它的數據是從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收集的，盡管Hofstede（2010）認為國家文化可被視為“既定事實”，“像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或氣候一樣穩固”，但基于幾十年前的數據預測現有的結果變量，其有效性會受到一定的影響。由此，未來研究對文化的測量除采取主觀方法測量組織文化差異外，應采用客觀的外部數據測量國家文化差異，并采取更新的國家文化分數以適應目前的研究。

3.綜合多種指標衡量并購績效。現有研究對并購績效的衡量方法多種多樣，有高管離職率（Krishnan et al.，1997；Krug & Hegarty，1997； Krug & Nigh，1998；Lubatkin et al.，1999；Krug & Hegarty，2001；Schoenberg，2003）、文化適應程度（Larsson & Lubatkin，2001）、員工抵制（Larsson & Finkelstein，1999）、整合過程效率、高管承諾、合作、壓力（Weber et al.，1996；Weber，1996）、財務績效（Chatterjee et al.，1992；Datta et al.，1991；Krishnan et al.，1997；Larsson & Finkelstein，1999；Lubatkin et al.，1998；Morosini et al.，1998；Schoenberg，2003； Very et al.，1996、1997；Weber，1996）等。并購績效的衡量方法可劃分為股票市場績效，財務績效以及社會文化整合績效（socio-cultural integration outcomes）（Stahl & Voigt，2004）。這三類衡量方法各有特點：股票市場績效反映了投資方對并購影響的短期和長期效果的評估，往往用“超常收益”（abnormal returns）來衡量；財務績效衡量了相對長期的并購績效，往往以“資產回報率的提高”或“銷售增長”等財務指標來衡量；社會文化整合績效衡量了并購所引起的員工和經理人員社會文化水平上的沖突和壓力的程度，往往以“員工抵制”、“文化適應壓力”、“自愿離職率”、“高管承諾”等來衡量，這類衡量方法不同于前兩類指標，屬于非財務方法。財務類指標和非財務類指標抓住了并購過程的不同方面，并且其衡量的時間、所依據信息的來源的客觀性和可靠性也常常大不相同，選擇不同的衡量方法往往會得出不同的研究結論。Stahl 和 Voigt（2004）的研究表明，文化差異與社會文化整合績效負相關，與并購后財務績效不相關，與并購方股東的非正常回報正相關。由于現有的研究往往只采用一類指標來測量并購績效，單一的績效指標難以全面衡量并購績效，限制了對文化差異影響并購績效的機制的更清晰的認識，未來的研究應綜合多種指標衡量并購績效。

4.對于新興市場跨國并購的文化整合應采取動態的、過程的研究視角，以揭示文化差異影響并購績效的機理。現有研究大多將并購后的整合視作一次性的策略選擇，而忽視了整合是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這一過程中整合策略是有可能發生改變的。這一研究傾向與現有研究中并購雙方的特征有關。現有研究中，并購方主要為發達國家企業，目標企業或者同為發達國家企業，或者是發展中國家企業，較少存在針對并購企業的心理優勢。并購方可以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整合策略，并且自始至終一以貫之。但當新興市場國家的企業成為并購方，而發達國家的企業成為目標方時，后者往往存在針對前者的心理優勢，抗拒來自被認為劣勢一方的文化整合。此時，不論并購方的終極整合策略和目標是什么，在開始階段的策略可能最好以安撫或妥協為主， 保留目標企業的原有文化，擇機再以自己的文化去影響、滲透對方。已有研究注意到了這一變化，如 Kale，Singh 和 Raman（2009）在比較新興市場企業與傳統跨國并購的差異時指出， 前者整合速度是“漸進式”的。在實踐中，中國企業聯想的做法值得借鑒。聯想的整合是分步進行、循序漸進的，每一階段都有不同的目標，在獲得了一定的經驗和成績后，才進行下一步的整合。例如其業務整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過聯想國際、聯想中國并行階段，而文化整合也經歷了聯想和IBM兩種文化并行以及引入戴爾后的三種文化并行的沖突與融合期，直到形成一種全新的國際化文化。由于新興市場跨國并購的文化整合要面對所謂的“劣勢文化”整合“優勢文化”的問題，而現有研究較少關注這一問題，相應地，在未來的研究中應采用動態的、過程的視角，揭示新興市場跨國并購中文化差異影響并購績效的機理，這需要更清楚地認識并購的過程和組織維度，方法上則要求更多地采用縱向研究和扎根理論。

六、研究框架的提出

綜上所述，未來的文化差異-并購績效研究應該（1）考慮多個層次的文化差異及文化差異的互動；（2）在結果變量的測量上，綜合使用財務指標和非財務指標來衡量并購績效，以更全面地衡量并購績效；（3）揭示文化差異究竟如何影響并購績效，以及其他因素怎樣影響文化差異與并購績效的關系。由于產生于發達國家的理論并不能完全適用于新興市場國家企業的并購實踐，深入探討這一過程，對于面臨“劣勢文化”整合“優勢文化”問題的新興市場跨國并購尤為重要。

本文認為：（1）盡管文化差異會給并購績效帶來一定的影響，但其大小并不能直接決定并購績效的好壞，整合成功與否才是并購績效好壞的關鍵。整合過程包括任務整合和人員整合兩個子過程。現有文化差異方面的文獻往往僅關注人員整合過程，而忽視任務整合過程。本文認為，任務整合是整合過程中“硬”的、相對“有形”的過程，人員整合是“軟”的、相對“無形”的過程，這兩個過程是相互促進、不可分割的，文化差異通過這兩個過程影響了并購績效，忽視哪一個過程，都無法全面地認識這一影響機制。（2）組織對文化差異的學習、管理和干預的程度，會影響到任務整合和人員整合能否順利進展，能否達到預期整合程度，在文化差異-整合過程關系中起到調節作用，然而目前很多研究忽視了這一因素的影響。在未來的研究中關注這一因素，探究企業主動行為對并購績效的影響，可能對企業的并購實踐更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3）文獻中所涉及到的其它影響文化差異-并購績效的因素，如相關度和整合水平、權力和規模的差異、被并購方保留的自主性、接管的方式、并購方先前的并購經歷、多元文化寬容度、行業類型、并購發生的時間等，可能是通過整合過程影響并購績效，也可能對并購績效有直接的影響，這些因素在未來的研究中應納入控制變量的考慮范圍，再根據研究的具體情況進行選擇。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個綜合的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以期對未來這一領域的研究方向和選題有所借鑒。

圖1 文化差異與并購績效關系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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