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務危機解決方案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債務危機解決方案，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債務危機;福利;緊縮政策;金融監管

一、希臘債務危機隱含的問題和解決方案

此次希臘債務危機很重要的一方面是來自于該國的福利制度。從希臘政府公布的數據看,政府財政多年超支。據希臘政府2009年12月公布的數據,2009年希臘的財政赤字占到希臘全年GDP的12%,債務總額高達2940億歐元。以當時1100萬人口來算的話,相當于全國人均背負2.67萬歐元的債務。

與美國等國家不同的是,希臘的國債大多用在提高國民福利水平上,而不是將大量國債投資于一些基礎設施和工業產業等的建設,因此,希臘大規模的財政投資成了一個低收益的投資。這樣的投資有去無回,而財政赤字卻逐漸增長。

希臘的人口老齡化嚴重,導致希臘政府在養老金支出上負擔較大。據歐盟統計,希臘的老齡化負擔占GDP的15.9%,是全歐洲最高的。希臘政府各大政黨為了拉取選票,往往提出受人歡迎的福利制度。因此,諸如養老金等福利問題,就在對本國經濟無充分度量的情況下被提出了。假如政府提出緊縮的財政政策,必然引起本國人民的一陣恐慌和極度不滿,這將會對執政黨的領導地位造成影響,于是,便使得政府無法真正落實對本國有利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一個國家的福利水平通常是和自身經濟發展狀況掛鉤的,而希臘的福利制度在力求趕上其它歐盟國家的同時,卻忽視了自身經濟發展。相對于其它歐元區國家,希臘的生產能力和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弱,這遠不足以支持希臘執行這么好的福利水平。

面對這樣的問題,希臘政府應當真正執行貨幣緊縮政策,削減財政預算,控制舉債規模,改革高福利制度,將舉債真正用在國家的經濟發展之上,提高經濟產出。盡管這些政策和措施會遭到工會和部分民眾的反對,但只有通過緊縮財政的政策,才能緩解本國的巨大債務危機,要不然,希臘面對的將是破產的威脅。

二、希臘債務危機帶來的影響

(一)希臘債務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受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危機之后,世界各國出臺了適用于本國國情的經濟刺激政策以恢復經濟,然而,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無疑給正在復蘇的全球經濟再一個重創。這樣的經濟形勢讓大家質疑,我們的經濟將可能面臨第二次探底。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公布的預測,受債務危機沖擊,在世界各大經濟板塊中,歐元區經濟走勢最為疲軟,今年的增長率只有1%,明年也只有1.5%。歐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歐盟經濟增長乏力,歐元不斷貶值,這勢必會影響到中國、美國等許多經濟體的出口,進而拖累世界經濟的復蘇。

就目前歐債危機的現狀來說,歐洲眾多的國家存在較高的金融風險。諸如德國的較多大銀行持有大量高債務風險的歐洲國家的國債,美國的銀行業擁有1.2萬億美元的歐洲債務。假如債務危機深化,那這巨額壞賬將會對眾多的國家的金融領域帶來巨大的連鎖負面影響。

(二)希臘債務危機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希臘債務危機對世界經濟帶來的巨大影響,中國也不例外。其中,最大的影響是中國的出口貿易方面。

作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2009年歐盟吸納了中國出口總量的19.7%。從國際經濟貿易來說,歐元匯率的貶值會使歐洲市場對于中國出口產品的需求有所減少,進而對中國經濟產生影響。據統計,2009年中歐雙邊貿易額達到3641億美元,其中中國對歐出口2362.8億美元,占中國總出口額的19.7%。有專家估算,我國對歐出口增速可能會下降6%~7%。但即使如此,中國今年的外貿形勢也不會比去年更差,預計全年出口會有15%左右的增長。因此,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濟學部經濟政策組主任鮑里斯?庫爾內德所說,從總體上來看,在中國強有力的經濟刺激下,我國的經濟仍將保持10%左右的快速增長,而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中國的國內需求將成為驅動經濟增長越來越重要的推動力,中國出口雖然仍會有所增長,但不會像過去增長那么強勁。

三、希臘債務危機給中國的啟示

歐債危機無疑給世界經濟敲響了警鐘,同時,也給了我國很多啟示:

首先,經濟復蘇過程中市場信心的恢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此過程中面對眾多潛在的危機,我國應當建立良好的預警防御機制,時刻準備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同時,一國的經濟政策應當具備高度的靈活性,才能使我國經濟在不斷變化的世界經濟環境中取得穩定的生存和發展。

其次,從希臘的債務規模和用途上,我們可以看出,一國的居民工資收入和福利水平應當真正適應經濟水平的發展,而不是單純依靠舉債來維持福利水平。希臘債務危機爆發原因主要是由于希臘的經濟增長遠遠落后于工資和福利增長,政府多年來一直未能有效控制財政赤字,而且對國際金融危機中政策開支擴大對財政狀況的影響準備不足。此外,我國應當借此進行深刻總結,規范各級政府的舉債規模,以及舉債所得資金的投放范圍。

最后,應當再深入加快金融改革,加快金融監管改革步伐,改善全球經濟治理,以防范于未然。希臘債務危機不僅僅一國的經濟危機,這涉及到歐元區較多國家的債務危機,乃至對正在復蘇的經濟造成重大影響。因此,應當加強對如金融衍生工具的風險管理和債券信用評級的監管。

四、結束語

希臘危機的爆發對正在復蘇的世界經濟來說是一個災難,卻讓世界各國對此有所反思,即一國的薪酬水平和福利水平應當與該國的經濟產出能力相適應;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應當居安思危,對風險防范于未然;經濟復蘇中,市場信心還不夠堅定,應當規范全球金融監管體系。同時,我國應當引以為鑒,結合我國國情,嚴控政府債務規模,制定好應對金融風險的各項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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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的歐盟峰會上有這么一幕：德國總理默克爾送給法國總統薩科齊新生女兒“茱莉亞”一個德國產的泰迪熊，薩科齊撥打夫人布呂尼電話，接通后把手機遞給默克爾，默克爾向法國第一夫人表示祝賀。

這一細節無疑是要告訴世人，默克爾和薩科齊重修舊好了。深沉冷峻的黑森林和陽光沙灘的蔚藍海岸，必須通過一個逾百歲的布玩偶重新“綁定”，才更容易讓人接受。

2011年最后幾個月，歐元區的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希臘、西班牙等國家的債務危機持續擴大，歐元的地位岌岌可危。歐盟國家空前合力，協商解決方案。德國在歐元區經濟實力最強，也是歐元區救助計劃的最大出資方。

實際上，歐債危機觸發了歐盟內部力量格局的重新洗牌。

二戰后，德國經濟迅速崛起，但始終因背負沉重歷史包袱，德國在國際交往中一直韜光養晦。在這次債務危機中，德國―反常態，態度強硬，并大事張揚，聯合法國，要求歐洲各國向德國看齊，力推“德國模式”，就是必須相信法律的約束力，認為只有歐元區各國統一標準、嚴守財政紀律，才能克服歐元區管理存在的“結構性缺陷”，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歐洲債務危機。

大部分的觀察評論人員認為，歐洲人在應對歐債危機中正在“說德語”。德語燃燒歐洲，此種現狀延續至今。這是簡明世界局勢之一小景。

德國為什么這么紅?

“我的旅行”文檔中，德國之旅居多。旅途中最喜聞樂見的“德系”造物，有大眾、奔馳、寶馬、保時捷、奧迪汽車，有朗格、格拉蘇蒂手表，有日默瓦旅行箱等。

德國制造，必屬佳品，我一度這樣認為。特別是2006世界杯之后，德國人因“德國制造”再度拾回對于國家民族的自信心，不論是消費品市場中，還是商務世界里，都再度掀起一股股的德國熱風。德國不再只憑重工業稱雄。

我們談論德國的許多，譬如拜仁軍團、日耳曼戰車，譬如德國高鐵ICE、徠卡相機、蔡司鏡頭、邁森瓷器、西門子、博世家電、阿迪達斯、慕尼黑啤酒、特里爾雷司令、“德國醫生”、法蘭克福書展、包豪斯、柯比意與柏林公寓、魯爾區的春天、弗萊堡Vauban社區、柏林雨水回收池、漢諾威綠色辦公建筑、哈迪德的灰色太空船、沃爾夫斯堡科學中心Phaeno，甚至貝多芬的德意志蘭、桑巴特的《海德堡歲月》、美因茨古登堡博物館、巴登巴登賽馬會、威斯巴登的富豪水療城和“仙蹤街道”上的新天鵝堡等。

制造德法新童話的STEIFF泰迪熊只不過是德國國家品牌軟}生競爭力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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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其源,可以看到,歐元誕生于一個有利的時機。前十年歐元較為平穩地走了過來。大多數歐洲經濟體都穩步地增長,并且通貨膨脹也在可控制范圍之內。歐洲中央銀行也在貨幣政策判斷方面享有良好的聲譽。

然而現在一切都變了。金融危機的確給歐洲國家帶來了巨大的財政赤字。這些赤字正使得不同歐元區國家的財政政策如處于顯微鏡下,暴露無遺。而希臘的問題尤為突出,部分原因是它在過去的財政赤字被嚴重低估了。因此,希臘的債務擔保成本急劇上升,市場開始懷疑希臘是否有能力為其債務進行后續融資,或者更實際地講,它是否還會是歐洲經濟和貨幣聯盟的成員國之一。

最終,很顯然希臘已經無力自救,所以歐盟各國政府不得不進行干預。周末(5月8日至9日)敲定的一攬子救助方案是設立巨型穩定基金,在3年內用于幫助希臘和那些可能陷入債務危機的歐元區成員國。此外,歐洲央行也開始購買希臘國債,并且另設資金用于平衡收支。目前,市場某種程度上已經恢復信心。但仍然存在的問題是,面對歐元的結構性弱點,我們已經找到一個持久的解決方案了嗎?恐怕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三點。

首先,財政援助方案只是臨時性的。政府建立了一個3年期“特殊目的載體”(SPV),即通過為支持困境中的經濟體提供貸款的方式來募集資金,但這不是一個能夠持久下去的結構。因此,我懷疑,正如包括德國財政部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在內的一些人所建議的,歐盟將會設立一個更類似于歐洲貨幣基金(EMF)的機構。這將需要一個更加堅實的法律基礎,但考慮到所有可能的政治敏感性,尤其是也卷入“拯救”那些國內公共開支早已失控的經濟體行動的德國,這將是不容易的。

第二個仍然有待解決的問題涉及到歐洲的銀行。我們知道,如果受債務困擾的南歐國家違約或決定進行債務重組,一些歐洲銀行就會陷入很大的困境。這種可能性不能被排除掉。需要梳理希臘實際問題的預算削減措施是尤為嚴苛的,而政治上是否足夠穩定以使得預算成功削減則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我相信需要建立另一種財政機制,以一種歐洲清算機構的形式,處理泛歐洲銀行陷入困境的問題。這個同樣在過去已被提出過很多次,但迄今證明政治上是不可能實現的。

第三,迄今達成的改革方案并沒有解決如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國家所面臨的問題。自歐元確立之后的這些年,他們與德國的競爭力相比已顯著惡化。相比德國,它們的單位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幅度更大,相對而言,它們的出口卻呈回落態勢。至今的改革方案沒有一點能夠糾正這一十分不利的趨勢。而要想扭轉趨勢,將需要在這些國家的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進行激進的改革,而這樣的改革是極難被推進的,當然,這也是出于政治考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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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記者 金焱

在金德爾伯格關于金融危機的敘述中,他將歷次危機分為瘋狂、驚恐和崩潰三個階段。而受金融危機拖累深陷債務危機的希臘,在過去的幾個月中傳遞的情緒一直都是驚恐。

希臘巨大的財政赤字,已經成為歐元貶值的強力推手,目前歐元對美元匯率跌幅超過10%。霍特(Hult)國際商學院教授尼科斯索拉柯迪斯(Nikos Tsorakidis)對《財經》記者說 ,“希臘的GDP只占歐元區的0.2%,經濟重要性似乎不大。但對這個歐元區成員國,資本市場在等待一個說法。如果說法缺失或不被接受,同樣債務壓身的歐元區重要經濟體西班牙、意大利怎么辦?”

自從希臘債務問題在2009年年底被放置在聚光燈下以來,對希臘經濟崩盤的擔心,已經引發了市場連續數周對希臘股市及政府債券的拋售。

從債務危機到政治危機

全年融資530億歐元應對資金缺口的重任,壓在希臘政府肩頭。1月25日,希臘政府發行了首批國債。這批五年期國債6.2%的利率比德國同期國債高出了381個基點;三天后與德國同期國債利差更擴大到462個基點。1月份希臘十年期國債利差創下自1999年歐元面世以來的最大值。希臘政府還必須在3月融資50億歐元,4月和5月各融資200億歐元,以便在上半年完成70%的融資計劃。

盡管有評論指責一些大公司沽空希臘國債,但希臘國債遇到重挫的主要原因還是投資者對于希臘消滅赤字信心不足。

事實上,希臘政府消滅赤字的努力正遭到國內的重重阻力。

在2月11日歐盟特別峰會召開前一天,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表示,希臘將盡其所能在2010年年內,將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降低4個百分點,至8.7%以內。此前希臘政府宣布,在未來一年內政府部門將停止招聘新公務員;關停并轉一些政府機構;公務員工資將削減10%。為了在年底前增加收入,政府還將增加燃油稅,推遲退休年齡,嚴厲打擊偷稅漏稅現象。

這一系列舉措的推出同時收到了掌聲和抗議。

2月10日,數以千計的希臘公務員舉行24小時,包括機場航站樓工作人員、海關人員、稅務所公務員、公立醫院醫生、公立學校教師等,導致航空交通及公共醫療服務受到影響,全國鐵路交通陷入癱瘓。

瑞典國際投資集團Proventus投資總監安德斯瑟林(Anders Thelin)對《財經》記者解釋背后的原因說,過去希臘經濟過熱,在生產力沒有提高的前提下,工資卻大幅增長,期間貨幣貶值雖然進行了一些修正,但目前的實質減薪仍然讓民眾難以接受。

希臘政府財政政策的低透明度也引發了一場信任危機。

近日,希臘透過衍生工具隱瞞赤字的傳聞甚囂塵上。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話披露,希臘早于2008年之前,與15家券商銀行安排掉期交易協議,其中部分券商給付希臘的款項,可能協助希臘隱瞞真實赤字規模。這些互換協議使希臘赤字規模達到標準,并在2001年順利加入歐元區。

瑞銀集團經濟學家史蒂芬迪歐(Stephane Deo)從技術上分析了希臘政府的預算變化,認為在技術上難以令人信服。如果按其預算計劃,2010年到2012年連續三年緊縮財政,意味著三年內結構性赤字要驚人地縮減9.5%,這本身難以實現;此外,希臘的經濟增長率能否如預期表現也令人生疑。

歐盟紓困面臨障礙

希臘政府對財政赤字的修正,關系到希臘的經濟乃至政治穩定,而對歐元區以及歐盟則有更深遠的影響。金融市場近期對希臘債券及歐元的反應,已經印證了史蒂芬迪歐的疑慮。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的數據顯示,1月下旬對沖基金和其他大型期貨投機組織看空歐元的頭寸量較平時多出2倍多。這是自2008年10月以來歐元看跌情緒最嚴重的一次。

希臘的債務危機正在向歐元的危機轉化。

歐元面臨的困境是,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使任何債務違約都會對銀行體系造成沖擊,并擴散到其他領域,更何況歐元本身也比較疲軟。史蒂芬迪歐由此說,底線是希臘絕不能違約。

若想不違約,就需要救助者。圍繞著救助者的身份,媒體充斥著謠言與否定;市場上則充滿了針對希臘債務危機引起的看多或看空的投機。德國和法國作為歐元區的核心國,最有能力施以援手;而且,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數據顯示,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90%的外債(包括公司債和債),是由以德國和法國為主的其他歐洲國家銀行持有的。

市場因此有理由猜測德國將牽頭發起200多億歐元的希臘援助計劃。不過,德國財政部發言人馬丁克萊恩鮑姆否認了這樣的說法。他表示,目前德國還沒有制定援助希臘應對債務危機的特別計劃。而法國經濟部長拉加爾德2月21日在希臘報紙刊發的一次采訪中表示, “我們的整體意愿是希望在歐元區內部解決問題。”

針對希臘債務危機,歐盟已召開若干次會議,包括2月份連著的三個重要會議――2月11日的歐盟特別峰會、15日的歐元區財長會議和16日的歐盟財長會議。但沒有出臺解決方案的會議只能徒增人們的失望情緒。

對此,尼科斯索拉柯迪斯對《財經》記者分析說,希臘的危機顯露了歐盟自身糾葛的種種問題。歐盟和歐洲央行沒有一個應急機制來應對債務危機之類的緊急事件;歐元區也未準備好以應對投機的攻擊。

史蒂芬迪歐對《財經》記者解釋說,實質的援助形式在歐盟遲遲推不出來,主要是因為歐盟的結構安排缺陷及法理障礙。

《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下稱《馬約》)推出時,被奉為歐盟經濟貨幣一體化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馬約》明文規定,禁止歐洲中央銀行和成員國中央銀行向成員國或共同體的公共部門機構,提供透支或者類似透支的貸款;禁止歐洲中央銀行和成員國中央銀行直接向這些機構購買債券;禁止歐洲中央銀行接受或者尋求其他機構的救助指示等。如果把希臘的案例與《馬約》的規定一一對應,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歐盟委員會發言人2月22日說,歐盟目前尚無為希臘提供資金支持的計劃了。

“歐盟是一個貨幣聯盟而不是一個財政聯盟。歐盟插手成員國的財政預算在法律上是行不通的。與其他一些區域不同,歐盟沒有聯邦預算來補償面臨崩盤危險的一國政府。歐盟的援助因而只能是通過有限的結構基金的途徑。”史蒂芬迪歐說。

結構基金是歐盟最主要的政策工具之一,包括歐洲區域發展基金、歐洲社會基金、歐洲農業指導暨保障基金以及漁業指導財政工具四大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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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近期國際資本市場關注的焦點在歐債，而26日召開的歐盟峰會草草收場，對三大議題僅就擴大EFSF一項達成協議，希臘債務減計與銀行業資本重組議題將在11月財長會議上再做討論。德國總理默克爾否認歐洲債務危機將得以快速解決，并表示尋求解決方案的努力將一直延續到2012年。德國的拖延戰略暫時穩定了趨勢，歐債危機可能得到解決的預期使大宗商品止跌上漲。但EFSF杠桿化等做法無異于飲鴆止渴，可緩和歐債危機，卻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希臘等國的緊縮政策，正在加速企業的破產倒閉，使得債務危機變得更加嚴重、更加悲觀，而不是相反。幸運的是，美國經濟顯露出率先復蘇的征兆，最近季報的美國142家財富500強企業中，68%的企業盈利水平都超過了市場預期。

基本面分析經常遇到這樣的尷尬，很難有形勢一片大好、陽光燦爛的日子。所以技術分析的理念跟勢交易就是這樣來的，一定要等待局勢明朗了再做決策。目前世勢不明，冷眼旁觀比較好。

從技術上看往往比較簡單，重復筆者一貫的觀點，這里的上漲首先當作反彈來看。操作的空間不大，具體方法如下圖所示：

近期盤面觀察的關鍵在于成交量能否持續放大，一旦放量突破2440點一線，則根據翻箱理論上看第一目標位2589點至強沽壓2610點一線。至于之后是繼續做形態上突還是延續下跌趨勢，目前還不得而知，技術分析是走一步看一步，計劃著我的交易，交易著我的計劃。當然這里大盤自然回撤幾天然后再放量突破2440點則是正常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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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的本質：誰來承擔危機的成本

從美國視角來看，在經歷了次級債危機較大的沖擊后，在此次國際金融會議上率先提出在全球統一征收銀行稅是應時之需。因為自2007年美國爆發次級債危機以來，美國政府已向市場注資7000多億美元用來救助在此次金融危機中遭受較大沖擊的大型金融機構，如花旗銀行等。此次政府援助計劃注資的廣度和規模都是前所未有的，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援救了一些金融機構，起到穩定金融市場的作用，但是用納稅人的公共資金救助私營金融機構的行為也招致諸多質疑和責難。在這種形勢下，美國政府提出在全球統一征收銀行稅也就合乎邏輯了，這既可以給社會公眾和納稅人一個合理的交代，也可以對那些受過政府救助的大型金融機構起到“事后打板子”的警示功效。現實中，美國政府正在將一項“金融危機責任稅”寫入2011財政年度預算計劃，以彌補納稅人為7000多億美元政府援助金埋單而遭受的損失。計劃征稅的對象是2008年度接受過政府救助的且資產在500億美元以上的大型金融機構，征稅期限至少為10年。

從歐盟視角來看，響應美國提出的在全球統一征收銀行稅的議案也是符合歐盟自身利益的。因為2007年美國爆發次級債危機后，歐洲中央銀行也參與了向金融系統注入巨額資金以緩解流動性危機。如2007年8月9日歐洲央行采取緊急行動，向歐元區金融系統提供948億歐元(約合1300億美元)的巨額低息貸款，12月18日歐洲央行再次向銀行系統注資3486億歐元(約合5000億美元)的貸款，以緩解歐洲銀行系統出現的流動性危機。2008年9月16日，歐洲央行決定向歐元區國家的商業銀行注資700億歐元；2009年9月1日，歐洲中央銀行又向歐元區內286家銀行注資720.8億歐元，以緩解銀行機構的流動性問題。2010年5月初，為應對歐盟各國政府特別是希臘不斷蔓延的債務危機，歐洲央行宣布將購買歐洲政府債券和私營債券以確保那些出現問題的市場保持流動性，如歐盟啟動了1100億歐元希臘救助機制，但效果不明顯。同時，美聯儲同意向歐洲央行提供美元貸款以換取歐元，允許歐洲央行向急需美元的歐洲商業銀行提供美元貸款，以防止希臘債務危機擴散和緩解國際金融市場上美元的流動性壓力。5月10日，歐盟決定設立一項總額高達7500億歐元的救助機制，幫助可能陷入債務危機的歐元區成員國，以防止希臘債務危機蔓延。至此，歐盟面臨著比美國更糟的境遇，即被迫用巨額的納稅人公共資金來援救私營金融機構。在此國際金融形勢下，歐盟國家支持美國提出的在全球統一征收銀行稅也就具有其內生的原罪。如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后，英國政府為救助銀行業投入了數十億英鎊，開征銀行稅旨在收回“納稅人的錢”。德國總理默克爾稱，“需要建立一個專門針對金融機構的稅收體系，讓那些導致危機的罪魁禍首承擔應負的責任，悉數償還納稅人的錢。”事實上，即使美國不提出此項議案，歐盟國家也正在考慮推動在全球范圍內開征金融交易稅。因此，在對惹禍的金融機構實施“事后打板子”的態度上，歐盟成員國與美國的利益是相一致的。

相比之下，遭受美國次級債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沖擊較小的其他國家，如澳大利亞、印度、加拿大和巴西等國，由于沒有用納稅人的巨額公共資金來救助私營金融機構的行為，也就沒有引致美聯儲和歐洲央行救助所帶來的原罪。在這些國家金融機構沒有發生原罪的情況下，政府就失去了“事后打板子”的對象。理性的選擇是，那些沒有用納稅人的錢為銀行買單的國家，當然不會支持統一征收銀行稅。

如果把美國和歐盟陷入困境待救的銀行機構比做壞孩子的話，美國和歐盟征收銀行稅就好比對壞孩子實施“事后打板子”。但是，澳大利亞、印度、加拿大和巴西等國的銀行機構并沒有陷入困境而需要政府施救，對這些好孩子銀行機構又如何施以“事后打板子”呢?因此，美國提出在全球統一征收銀行稅議案存在著事前設罪的問題，即事前認定所有的銀行機構都有原罪，需要實施統一的“事后打板子”，而這一原罪設定恰恰不能解決根本性問題，只能導致更多好孩子銀行機構更糟的機會主義行為。誰來承擔危機的成本，這一點恐怕就是贊成者和反對者爭議的本質所在，我的看法是對壞孩子銀行機構征收銀行稅是事后合理的懲罰行為，但是對好孩子銀行機構是不應該統一征收銀行稅的。據此，各國銀行機構的情況不同，各國應按照自己的原則選擇降低金融風險的方式，而不是單一地追求在全球統一征收銀行稅。

全球統一征收銀行稅不可行

理論上，類似的托賓稅方案已表明美國提議在全球統一征收銀行稅的方案是不可行的。實踐中，來自于澳大利亞、印度、加拿大和巴西等國的明確反對也支持了這一點。

來自托賓稅方案的啟示20世紀70年代，國際資本流動特別是短期投機性資本流動規模急劇膨脹，由此造成了匯率的劇烈波動。在此形勢下，1972年托賓教授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演講時首次提出了對現匯外匯交易課征全球統一的外匯交易稅，即托賓稅設想，作為對國際投機“運轉的輪子里撒沙子”手段，旨在抑制短期投機性的資本流動。

1974年托賓提出的稅率為1％，1996年建議修改為更低的稅率，在0.1％～0.25％之間。這樣，若每次交易的托賓稅為0A％，則外匯來回交易的托賓稅為0.2％；若每個交易日都進行外匯交易，則一年交易成本稅為48％。雖然托賓稅的適度稅率不會成為進行商品貿易或考慮外國長期投資的障礙，但是它的確妨礙了即期交易。而且，托賓稅存在著兩個很大的缺陷，即執行力問題和技術面難題。第一，托賓稅存在政策執行力問題。如果不是所有的國家同時采納托賓稅，那么交易業務將會僅僅流向尚未征收托賓稅的金融中心。這就需要各國協調一致，否則尚未征稅的國家就會發展成為避稅型離岸金融中心，

使得托賓稅無果而終。而參照現有的國際政策合作障礙，執行這種稅率需求的國際協議使其變得不可能。因此，托賓稅的想法雖好，但行不通。實際上，托賓稅區域的形成最終是政治意愿的體現，就像EMU的形成一樣。第二，托賓稅面臨著許多技術上的難題。根據公平原則，托賓稅應盡可地能對所有外匯市場參與主體一視同仁，但對投機者和非投機者都同等地課征有悖于托賓稅宗旨。

比較來看，美國提出的在全球統一征收銀行稅方案也存在著類似于托賓稅方案的兩大內在缺陷。第一，銀行稅存在著政策執行力問題。如果不是所有的國家同時采納銀行稅，那么跨國銀行交易業務將會僅僅流向尚未征收銀行稅的國家和金融中心，使得后者發展成為新的避稅型離岸金融中心，倒逼已經征收銀行稅的國家和金融中心取消銀行稅。參照現有的國際金融合作障礙，執行這種稅率需求的嚴格的國際金融協議使得短中期內變得不可行。第二，銀行稅同樣存在著技術難題。根據公平原則，銀行稅應盡可能地對所有商業銀行機構一視同仁，但是對好孩子銀行機構和壞孩子銀行機構都同等地征收銀行稅有悖于銀行稅宗旨，只能導致更多的好孩子銀行機構的機會主義行為。這也是反對征收銀行稅的國家的立論所在。

來自反對者的證據澳大利亞財政部長認為，二十國集團有責任保證全球銀行系統未來可以自力更生，但金融危機爆發時各國情況各不相同，澳大利亞金融系統并未爆發像美國和歐洲發達國家那樣的問題，因此，澳大利亞有理由不準備征收銀行稅。印度財政部長普拉納布?慕克吉表示，印度銀行業很好地抵抗了金融危機，因而印度不贊成征收銀行稅。而且，加拿大和巴西也表示明確反對。如加拿大財政部長詹姆斯?弗萊厄蒂認為，不僅加拿大還有很多國家將加入反對行列。據此，沒有各國的協調一致執行，全球統一征收銀行稅面臨的政策執行力問題根本無法解決。

征收銀行稅對相關金融市場的可能影響

折射出美國和歐盟對加強金融市場風險監管的新理念，必將影響到巴塞爾新協議的資本監管標準。美國次級債危機和歐盟國家債務危機使全球兩個最重要的經濟體認識到嚴控金融市場杠桿放大的金融風險的重要性。根據誰惹的禍，誰承擔危機成本的規則，那些參與過度金融創新的大型金融機構難辭其咎。更重要的是，這些涉案的大型金融機構，無論是美國的還是歐盟的，都淪落為政府救助的俘虜，因而對這些大型金融機構實施“事后打板子”――開征銀行稅就在所難免。它至少反映出美國和歐盟國家加強對惹禍的銀行機構的金融監管的新理念，這一設想勢必會使巴塞爾銀行監督委員會加強對資本流動性的監管。

對部分先行征收銀行稅的國家金融市場形成嚴峻的壓力2010年6月，英國首相卡梅倫表示，無論國際社會合作與否，英國都將自行開征銀行稅。英國政府開征銀行稅的決定引起了市場各方強烈的反應。如匯豐銀行和渣打集團等銀行機構就對英國政府即將開征銀行稅表示十分不滿，認為征收銀行稅是增加企業稅，而以銀行所持資產計算稅收的模式過于復雜，且運作缺乏透明度。英國財政部官員麥納斯認為，單方面對銀行業征稅將嚴重影響英國經濟的復蘇，而且還會削弱英國銀行對國外銀行的競爭力。如果在銀行稅的問題上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一致認可，英國如何能對在本土營業的國外銀行征稅呢?單方面開征銀行稅的結果將迫使在英國的國際金融機構退出，這將給英國金融市場造成嚴峻的壓力，也將使英國的經濟增長雪上加霜。

篇7

關鍵詞：歐債危機；歐元區；單一貨幣政策

1、引子

1999年歐元問世不僅對歐元區內各成員國的國內經濟以及國家間的經濟聯系產生了重大影響，也對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產生了巨大的沖擊。然而由于單一貨幣區內部經濟趨異、兩大宏觀經濟政策的主體分治、公共財政支出的不可持續以及其他機制上的缺陷，導致歐元區國家債務大規模積累，為后來的歐債危機爆發埋下了隱患。從2009年12月希臘危機開始到現在已是危機的第五個年頭，盡管在此期間歐盟、歐元區各國從財力救助、制度建設等各個方面做出努力來應對危機，但由今年3月塞浦路斯危機可以看出，債務危機的影響仍在發酵。

2、歐債危機的演進過程

2009年10月20日，希臘政府宣布當年財政赤字占GDP比例將超過12%，遠高于《穩定與增長公約》允許的3%上限（事實達到15.4%）。2009年12月，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相繼下調希臘信用評級，希臘國債遭到大規模拋售，歐債危機由此爆發

隨著次年2月5日西班牙股市由于債務危機導致的市場恐慌而暴跌6%，創下15個月以來的最大跌幅，以及2月10日美國銀行業在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的風險敞口達到1760億美元，希、葡、愛、西和意大利等國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問題開始暴露，債務再融資變得困難，同其他歐盟國家間債券收益價差和信用違約互換價格也逐漸加大，市場信心危機在歐洲范圍內蔓延。

2010年4月27日，標準普爾把希臘信用評級從BBB+下調為BB+。而債務危機已不局限于希臘：2010年3 月24日，惠譽將葡萄牙信用評級下調為AA-；4月27日標準普爾把葡萄牙信用評級下調；次日，標準普爾又下調西班牙信用評級，把評級展望前景定為“負面”。6月7日，歐元兌美元匯率一路跌破1比1.19，創下自2006年3月以來最低水平。7月13日，穆迪把葡萄牙的信用評級降至A1。11月21日，愛爾蘭繼希臘之后向歐盟和IMF請求金融救助，這標志著債務危機開始向程度深化方向發展。同時，歐盟27個成員國中20個國家的財政赤字占GDP 比例超過3%的上限，包括歐元區第三、第四大經濟體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多個歐洲國家都卷入危機。

2011年4月，盡管愛爾蘭政府已采取緊急應對措施，但穆迪還是把愛爾蘭銀行債務調低至垃圾級別。6月13日，標準普爾根據歐盟和IMF雙邊審計的結果，將希臘債務級別調整到CCC。9月20日，意大利信用評級被標準普爾從A+下調至A，評級展望是“負面”。 11月24日，惠譽將葡萄牙評級由BBB-下調至BB+。2012年1月13日，標普調低了法國的長期信用評級，從最高評級的AAA下調至等級AA+。1月27日，惠譽下調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塞浦路斯和斯洛文尼亞等國的信用評級，評級前景均為“負面”。

2012年以后，歐洲為應對債務危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譬如實行“購債計劃”、 簽署“財政契約”、出臺“銀行聯盟”路線圖、由被動應付危機轉向反危機與促增長并重、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EMS）正式生效、消除希臘脫離歐盟的威脅等等①，但時間轉入2013年3月，塞浦路斯的銀行因大量持有希臘政府債券而遭受巨額虧損，政府宣布存款人征收銀行存款稅，導致資金大規模撤離，隨即標準普爾把塞浦路斯的信用評級下調為CCC級，促使債務危機爆發，從而引發國際市場對歐元的預期再度下跌。

3、歐債危機的內在成因

3.1、歐元區內部經濟趨異

盡管單一貨幣區建立促進了區域內要素跨國流動、產業國際分工和轉移，擴大了產品銷售市場和投資空間，但是由于不同的經濟水平、資源稟賦以及國際分工，各成員國之間從貨幣一體化中獲得收益和承擔風險存在相當的差異，必然呈現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以致出現所謂的“雙速歐洲”現象。經濟上的雙速歐洲是指“歐盟或歐元區內不同國家的經濟結構、對外貿易的活力、宏觀經濟形勢、債務負擔、勞動生產率、財政赤字，甚至勞動者的勤勞程度都有顯著的差別，其結果是南歐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及北歐國家”②

表2的數據表明從1999年單一貨幣區建立到2010年債務危機全面爆發和升級期間，歐元區成員國間在宏觀經濟指標方面存在巨大著的差異：經濟增長率方面，最高位盧森堡的4%，最低為意大利的0.7%；人均GDP 方面，最高為盧森堡7.9萬美元，最低為葡萄牙1.7萬美元；失業率方面，最高為西班牙12.4%，最低為荷蘭3.8%；通貨膨脹率方面，最高為希臘3.3%，最低為德國1.5%；財政收支方面，只有芬蘭、盧森堡實現盈余，而表現最差的希臘則有6.9%的赤字；經常收支方面，盧森堡順差達到9.6%，葡萄牙、希臘的逆差均在9%以上。德國、荷蘭、奧地利、盧森堡等北歐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競爭力明顯優于希臘、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歐國家。

按照“內生性假定”理論，經濟趨異的歐元區各成員國成立單一貨幣區域后，可以運用單一貨幣區所具有的自我強化功能加速歐元區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從而縮小并消除區域內國家之間的經濟差異，使得經濟趨同成為單一貨幣區的運行結果。但在歐元區實際運行過程中，表2呈現的巨大經濟差異以及各成員國不經濟周期不同、勞動要素價格扭曲、勞動生產率差異、生產要素流動困難、經濟全球化等因素的作用之下，使得由歐洲央行統一制定并實施的歐元區貨幣政策很難對所有成員國的宏觀經濟狀況產生有利影響。

新成員國加入使得原有的經濟差異進一步加劇：2007年新加入的斯洛文尼亞當年取代葡萄牙成為歐元區內經濟發展程度最低的國家；2008年加入的馬耳他和塞浦路斯、2009年加入的斯洛伐克等成員國的在歐元區內的人均GDP都排名末位，使得歐元區內人均實際GDP的最高值與最低值的倍數從2005年的3.78提高到了歐債危機爆發當年的2009年的6.54，客觀上促使歐元區內部經濟失衡和經濟趨異顯著化。③

歐元區成員國間顯著的“雙速”現象，以及同時歐元區的機制未能使得這一現象得以有效緩解，造成歐洲央行制定并實施的單一貨幣政策無法有效發揮功能，缺乏貨幣政策手段的歐元區弱國只能過度依賴財政政策工具調節國內宏觀經濟，從而助長了債務危機在這些國家發生。

3.2、歐元區內部在結構上的深層次矛盾

3.2.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搭配

按照經濟理論，只有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保持一致的產出和物價目標時，兩大經濟政策工具才可以有效保證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歐元區是由眾多國家構成的單一的貨幣區域，區域內成員國將其貨幣發行權以及貨幣政策的調控權讓渡給了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歐洲央行具備超國家貨幣的發行權及貨幣政策工具的制定權和實施權，但在實施政策工具的過程中缺乏財政政策工具與之相匹配；各成員國保留的財政政策工具成為調控社會經濟運行的主要政策手段，但在實施過程中同樣缺乏貨幣政策與之相匹配。

歐洲央行主要職能包括發行單一貨幣、制定單一貨幣區貨幣政策、管理單一貨幣區利率和貨幣儲備。歐洲央行觀點認為，“一個具有高度公信力的貨幣政策將有助于促進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和提高居民生活品質；追求過多的政策目標將會增加貨幣政策的風險負擔，最終導致高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④確立了以物價穩定為導向的宏觀政策目標，以維護歐元區貨幣與物價的穩定。歐元區作為單一貨幣的經濟區域，其經濟政策的最終目標和國家一樣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等內容，但不同目標的往往難以同時兼顧，甚至在特定內外因素作用之下相互呈現一定程度的負相關性和替代性，堅持貨幣與物價穩定政策目標的歐洲央行與以追求經濟發展、增加就業為目標的歐元區成員國在宏觀經濟政策上的相互沖突和妨礙。

同時，作為兩個政策工具的政策主體的歐洲央行和成員國政府在運用既有經濟政策工具以實現自身宏觀政策目標的過程當中，都同樣面臨著政策工具不足與工具組合缺乏的風險。可見財政與貨幣兩大經濟政策的政策主體相分離成為歐洲債務積累和危機爆發的制度根源，并且使得危機發生后歐元區內部的自我救助能力大為削弱。

3.2.2、單一貨幣政策與區內各國政治經濟不平衡發展的矛盾

由于歐洲17個國家構成的歐元區內部呈現政治經濟不平衡發展，貨幣區共同經濟政策方向受大國主導的跡象顯著。區域內內的主要大國，特別是作為區域內經濟力量排名一二及主要政治實體的德國、法國，對于歐洲央行制定及實施歐元區貨幣政策的意志能夠施加比區域內其他國家更大的影響力，導致歐元區在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中對主要大國的意愿及宏觀經濟狀況的傾斜。至于經濟力量和政治影響力相對較弱的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等小國，就成為歐洲央行政策制定實施的次要考慮對象，歐元區總體推行的貨幣政策同這些小國經濟運行狀態和軌跡的不匹配，甚至相背離，從而對小國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德國中央銀行執行董事科茨曾指出：“歐元區經濟的現狀越來越向貨幣政策提出了挑戰，這主要體現于各成員國在經濟增長上的差異、經濟結構的不同、金融市場的不對稱，以及工資形成過程的區別。”⑤歐元區內實行單一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當國內經濟運行出現問題時，歐元區經濟弱國不可能像一般國家那樣根據國家經濟波動采取貨幣政策進行靈活性、針對性與有效性的經濟調節，因此希、葡等區域內小型經濟體為對沖歐元區單一貨幣政策帶來的不利影響，加深了對國內財政政策工具的依賴，而缺乏與之相匹配的貨幣政策的組合與支持，這種依賴進一步得到強化，成為競爭性財政支出的根源之一。

3.3、歐元區成員國的負債型財政支出

3.3.1、單一貨幣體系導致財政機會主義

歐元區成立使得各成員國喪失貨幣發行權及貨幣政策工具，只能依賴財政政策對國內經濟實施調控。財政政策工具的實施需要財政收入支持，而財政收入的兩大主要來源為稅收和發行政府債券，但增加稅收會減少居民可支配收入，削弱企業擴大再生產和投資能力，從而抑制社會總需求，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同時增稅也容易招致社會成員不滿。因此歐元區成員國對通過發行債券維持財政平衡存在偏好。

一方面，歐元區綜合經濟指標使得歐元成為僅次于美元的國際貨幣，在國際信譽和風險方面遠優于已退出流通領域的個成員國的貨幣，與此同時歐元信譽也成為區域內各成員國的公共產品，由于公共產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競爭性及不可分割性，所以各成員國都能夠“搭便車”，從歐元的信譽中獲益，損害歐元信譽的成本則可以轉嫁給整個歐元區。另一方面，因為歐元區的成立使得各成員國的金融市場一體化程度加深，促進了資金流動。以上兩個方面導致各國國債市場的利率下降，借貸成本減少的各成員國政府基于自身利益選擇財政機會主義的傾向性得以加劇，進而產生競爭性財政支出的動機，造成巨額的財政赤字與債務，大大突破《穩定與增長公約》關于的歐元區各國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水平分別不能超過本國GDP的3%與6%的財政紀律，并導致債務危機的爆發。

3.3.2、代議制政府模式導致財政過度開支

二戰后歐洲國家開始推行的“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制度建設，盡管促進了歐洲國家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社會穩定，但也導致某些歐洲國家財政開支不斷增長、政府債臺高筑的局面形成。高福利制度基于經濟增長才能保持穩定運行，作為區域內經濟強國的德國、法國就可以憑借較強的經濟競爭力實現經濟增長以維巨額的社會福利開支，但相對于國家競爭力較弱的希臘等國在加入歐元區以后，為取悅民眾的政府強行將社會福利推高至與歐元區強國的水平，沒有經濟增長支撐的高福利制度就向負債運作模式蛻變。盡管歐元區各成員國政府明白以借債維持的高福利遲早會對國家信用和社會經濟產生嚴重后果，但國內普遍實行代議制民主政體，而社會高福利制度是實現民選政府選票利益的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表3的數據表明歐元區國家的社會福利開支在2002年—2011年間總體呈上升走勢。作為歐債危機重災區的希臘和西班牙在這段時期內社會福利開支分別提高了39和36個百分點，而經過施羅德改革的德國下降了27個百分點；歐盟和歐元區在危機爆發的2009年社會福利開支占GDP比重分別達到最高點169%和179%，隨后略有下降，但未低過16%和17%的水平。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后，歐元區各國的社會福利開支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有所增長，原因就在于習慣享受高福利的國內民眾對削減福利開支的大規模抗議，以及成員國政府官員為取得選票支持而兌現提高福利待遇的選舉承諾。

在面臨債務規模急劇擴大、儲備資產規模因出現國際收支逆差而日益縮小使得財政赤字與債務積累超過現有融資及清償能力的困境時，歐元區政府為了實現其政治利益最大化，選擇降低信用與進行債務違約便成為最優策略，債務危機在這種推動下內生形成。

4、歐元區的治理困境

4.1、歐元區財政改善的困境

正如前文中的分析，歐元區成員國在內部經濟趨異削弱單一貨幣政策效果、單一或貨幣政策與分散財政政策不匹配、財政機會主義及代議制政府模式導致財政過度開支等等方面共同作用之下，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被助長，因而嚴格各國的財政紀律、實行財政緊縮政策以限制赤字與債務規模就成為歐元區應對危機的重要措施之一。但從代議制政府模式來看，財政紀律很難得以實施。

在歐元區弱國的經濟競爭力遠遠不如歐元區強國的情況下，歐元區弱國維持與歐元區強國相同的高福利及工資水平的方式只能是擴大赤字和大量舉債，反之，降低歐元區弱國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水平的方式就是削減高福利和工資標準。但這一方式意味著歐元區弱國必須接受經濟低增長、較低的福利和工資，既不符合這些國家的利益，也不符合執政黨派的國內政治利益。譬如2010年5月2日，希臘爆發10萬人的全國性罷工，抗議政府緊縮財政計劃。⑥

即便歐元區債務發生國為獲得財政救助而不得不嚴格自身財政紀律、推行緊縮計劃，這種在財政支出方面的約束也只能是短期行為，一旦歐元區對債務發生國實施救助，過度擴張性財政支出的后果得以被埋單，很可能產生擴大支出的道德風險，限制財政開支的約束立即會轉為軟約束，刺激危機后區域內各國經濟增長動力衰弱、依賴擴大財政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意愿。

4.2、歐元區“最后貸款人”的困境

歐洲債務危機爆發之際，歐元區并沒有一個能夠在“危機時刻盡到的融通責任、滿足經濟區域內對高能貨幣的需求，以防止由恐慌引起的貨幣存量的收縮”的最后貸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

由于以下原因歐洲央行無法在債務危機到來時充當成員國的最后貸款人：一是歐元區單一貨幣與分散財政的經濟體制構架，缺乏緊密有效的經濟政府與財政聯盟；二是仿效德意志聯邦銀行建立的歐洲央行具有極強的獨立性，以保持物價穩定、防止通貨膨脹為的宏觀貨幣政策目標，不能在一級市場購買政府債券，以避免在政治干擾下將危機發生國的債務赤字貨幣化，而且《馬約》中的“不救助條款”也限制歐洲央行向出現問題的成員國提供直接貸款，除非歐元經濟危機危及歐元的穩定及存亡時才能對區域內經濟狀況實施直接干預；三是歐元區經濟力量排名第一位和危機后政治經濟影響力顯著增加的德國基于自身利益和政治選擇傾向性強烈反對歐洲央行發揮最后貸款人作用⑦。

歐洲央行作為歐元區的中央銀行，在危機到來后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作為：在債券市場進行操作、調低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降低銀行到歐洲央行貸款抵押的門檻、恢復同美元互換及二度聯合全球五大央行向歐元區提供美元流動性等等，盡管以上措施對危機蔓延有一定程度的緩解，但依然不能滿足債務危機后歐元區內的流動性匱乏。所以2010年12月2日歐洲央行召開的貨幣政策月度決策會議決定，將歐元區主導利率維持在1%的歷史最低水平，并向金融機構注入流動性⑧；2011年12月初歐洲央行決定通過貨幣政策工具分兩次向歐洲銀行業注資，增加歐洲金融機構的流動性。⑨

歐洲央行若迫于危機形勢而充當最后貸款人，采取給發生債務危機發生國注入歐元清償力以緩解危機的救助措施，很可能使得“發生債務危機國不僅能從過去的‘搭便車’中獲得好處（征收國際鑄幣稅），還能繼續‘免費乘車’。對債務危機的救助將使區內信譽良好國的經濟利益受損（被征收鑄幣稅），這些國家由此而改變財政政策”⑩，加劇歐元區各國競爭性財政支出的局面。真正解決這個困境仍在于建立財政聯盟與經濟政府。

4.3、歐元區內部危機應對機制的困境

為規避歐元區成員國在國內經濟運行出現問題時產生道德風險，《馬約》明文禁止歐洲央行或成員國中央銀行直接向發生經濟問題的成員國中央政府、聯盟機構貸款以及購買債券的行為，同時其第125款規定：“歐元區各成員國政府必須獨立地對其所發行的債務承擔責任，嚴格禁止歐盟或者任何歐元區成員國政府分擔某個歐元區成員國所發行的債務”不過以上“不救助”內容未有效抑制成員國擴張性財政支出的偏好，反而在債務危機爆發后限制了危機發生國的及時及時獲得救助資金的條件。

盡管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EFSF） 作為應對危機的救助機制在2010年5月9日由歐元區17國共同創立，并在2011年擴大了規模、將上限提高到1萬億歐元，“但受資金籌措和各成員國國內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和制約，該基金在援助發生債務危機的成員國方面仍然行動遲緩且效率低下”。

另外，缺乏緊密高效的財政聯盟導致歐元區強國與弱國、大國與小國之間不存在有效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單一貨幣區域建立使德國制造業產利用一體化的市場條件創造了巨額的貿易和財政盈余，保持并提高其作為歐元區第一經濟大國的地位，在貨幣一體化中獲得收益最多；經濟競爭力、產業結構相對薄弱的希臘、葡萄牙等國在歐元區市場內處于不利競爭地位，承擔了貨幣一體化較多的風險及成本。由于沒有國家之間的財政轉移支付度來平衡這種收益與風險、成本的不對稱性，從而使得在債務危機爆發后成員國之間就財政救助問題引發矛盾和沖突，加大了危機救助的難度。

5、結論

從歐元區的缺陷及困境上的分析可以看得出，盡管三大國際評級機構在歐債危機的問題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危機的根源仍在于歐元區自身存在的各種缺陷，但在治理這些缺陷的時候卻又面臨種種難以克服的困境，比如建立緊密有效的財政聯盟以改變兩大宏觀經濟政策分離的現狀，促進單一貨幣政策和單一匯率政策對歐元區各國的政策效果的均等化，危機重災國爭取國內民眾支持以促使現有的公共財政支出結構改善等等，以上內容不無受到歐元區各國之間以及各國國內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利益團體等內外因素聯動的制約，因而加大了債務危機解決的難度，致使直到目前為止危機仍然在持續發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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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 CEMAC 對外債務 內生因素 外生因素

中圖分類號：F831?5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1369(2007)6-0036-06

研 究 背 景

中非貨幣經濟共同體(CEMAC)是非洲最古老的地區之一，包括喀麥隆、中非共和國、乍得、剛果(布)、赤道幾內亞和加蓬六個國家。二戰前區域內各國都是法國殖民地，使用同一種官方語言――法語；二戰以后，法屬中非改名為法語非洲經濟合作組織。自1963年非洲獨立運動之后，中非各國開始擺脫與前宗主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各種聯系，并于1964年在剛果(布)首都布拉札維簽署《中非關稅與經濟聯盟》，CEMAC正式成立。同時，法屬殖民地法郎(CFA)在原有的殖民地框架內產生，并且在1994年以前一直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制。中非國家銀行于1972年建立，作為中央銀行來維系聯盟內松散的貨幣關系，通過發行貨幣和外匯儲備管理等制度安排來維系固定匯率制度以及宏觀經濟和金融上的穩定。[1]因此，在整個60年代和70年代，CEMAC各國的外債規模以及支付情況就絕對量而言，表現出較為緩和的局面。同期，實際GDP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年均6.35%)，其他宏觀經濟指標都得到了相應的改善。

但是，自80年代開始，CEMAC的許多國家都遭遇了宏觀經濟上的金融危機，其整體表現為GDP增長緩慢(自1986―1993年GDP年均下降3.9%～4%，八年內整個地區GDP下降幅度達30%左右)、貿易條件惡化導致貿易赤字、不斷產生的財政預算赤字、國際收支不斷惡化、內部儲蓄率持續偏低，結果到1993年中非國家銀行事實上已經破產，CFA不得不大幅度貶值，并且給整個中非地區帶來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動蕩不安。而正如80年代的拉美地區一樣，債務危機是誘發整個中非地區宏觀經濟崩潰的導火索。從1985―1994年短短九年時間里CEMAC的對外債務增長了三倍左右，從48.81億美元劇增到175.6億美元。同期，債務與出口的比率從108%上升到142%，債務與GDP的比率從38%上升到了84%，完全超過了經濟可以承受的極限。

文 獻 回 顧

根據凱恩斯主義的觀點，負債一般說來既不會給當代人帶來負擔，也不會給下代人帶來負擔。因為在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理論的框架內，宏觀經濟危機是有效需求不足所導致，通過發行國債刺激投資需求，并進而產生乘數和加速數效應，最終帶動經濟復蘇。面對經濟發展的最后結果，最初產生的預算赤字的填補自然不成問題。但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至少存在三個前提條件：①經濟主體不存在理性預期，因此政府支出不會導致私人投資的擠出；②經濟中存在大量失業，經濟在其生產可能性邊界以內運行；③公共政策行為不存在運行成本。這三個條件在CEMAC都無法得到滿足。

與凱恩斯主義不同的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一直堅持政府財政預算平衡的信念。根據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的研究，公共負債只是將現在的債務轉移到未來的稅收，并且對國家經濟未來的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巴羅(1974，1987)研究了一個由信貸所支撐的財政預算赤字政策的效應，其結論為：這樣的信貸支撐對宏觀經濟運行沒有什么影響，并且融資方也不會成為經濟政策犧牲品，因為經濟行為主體完全能理性預期到貸款稅收的上升。因此在考慮財產代際轉移的情況下，經濟行為主體將構建一個與國債等值的儲蓄額，這一發現也被稱之為李嘉圖-巴羅等價理論。所以，在理性預期的假定下，公共負債的支出僅是對私人投資的替代，需求管理政策完全無效。

既然公共負債對經濟刺激產生的作用甚微，那么國家通過負債來刺激經濟增長就必定存在相當的成本。其中，Dittus(1989)研究了財政壓力和債務的還本付息之間的相關關系，并且指出在發行債券和償還債務之間存在巨大的債務成本關系。這一點在Krugman(1988)、Sachs(1989)[6]、Froot(1989)和Calvo(1989)的經驗研究中得到了證實[4]，他們的研究表明不斷累積的債務及其利息的支付就是對未來的稅收，事實上通過溢出效應抑止了投資，不僅降低了經濟的實際增長率，同時削弱了政府的可信度。在Claessens(1990)和Warner(1992)的實證研究中發現外債支付是對經濟產生消極影響的重要因素。另外，債務增長、利息支付與出口額之間的比率對國家私人資本的形成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最近對非洲地區債務問題展開研究的是Burnside和Dollar(1997)，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通過國際負債來刺激經濟增長只能存在一個很好的政策環境之下，如果缺乏一個有效的政策調整計劃，那么將資源轉入一個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將可能導致極高的運行成本。[3]另外，Svendsson(1999)在對外負債與非洲國家采用有效改革政策的時間上存在的不一致性問題，運用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建立了一個更加理論化的模型支持了上述觀點。他的模型表明，雖然許多政治、經濟變量在影響著一個國家的外債規模，但是由于在非洲國家內部不存在債券的二級市場，因此非洲國家的國際貸款完全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不是一種經濟行為。所以他認為非洲國家嚴重的外債問題就像是很高的邊際稅率一樣，大大的抑止了非洲國家經濟結構調整所帶來的益處。

因 素 分 析

CEMAC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債務危機不能簡單的歸因于債務人國家、債權人國家或者是商業銀行，而是由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債權人和債務人同時運用的政策手段導致了該地區的經濟和社會危機，而且為之付出的調整成本也將由所有的人承擔。下面，我們對導致CEMAC債務危機的各種因素劃分為內生的因素和外生的因素兩大類分別進行闡述。

1.內生因素

(1)腐敗因素。在冷戰期間，西方國家由于政治原因給予中非各國或其腐敗領導者大量貸款。當然，為了獲得這些貸款，這些領導者出賣了自己國家的利益。雖然對債務的審慎管理和國際金融資源的有效使用是國家政府首腦的責任所在，但是事實證明中非各國外債處置失當，腐敗盛行、權利濫用不僅浪費了所借外債，而且使得經濟上的清償能力不斷下降。正是這種政治上的腐敗與國外經濟利益的聯系誘發了CEMAC的外債風險。

(2)人口劇增。眾所周知，人力資源在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但是，自60年代開始CEMAC卻經歷了一個經濟理論上的悖論。根據世界銀行發展報告，從1965―1993年，教育適齡人口受學校教育的比例從41%上升到69%，健康和營養指標也在同步上升。但是，同期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年收入卻從734美元下降到483美元。[7]對此的解釋是在實際GDP一直停滯不前的同時，人口卻經歷了爆炸式的增長。表1描述了1963―1998年CEMAC各國人口增長率的情況，同期區域內的總人口翻了一番。人口劇增導致了中非各國不斷借入外債以支付不斷增長的教育、培訓和健康方面的財政支出。因此，整個中非都深深的陷入了馬爾薩斯陷阱之中，根本無法從貧窮―多生―負債―貧窮的惡性循環中尋找到有效的發展途徑。

(3)不適當的發展模式。為了奪回在經濟和社會基礎上失去的時間，CEMAC各國制定了規模龐大的趕超計劃，尤其是在交通、通訊、教育、醫療、能源和環境等方面，同時卻忽視了對農業的投資。這些項目要么經濟需求并不強烈，要么尚未具備管理能力，因此這些投資項目的回報率很低。同時，不斷上升的利率和不斷累積的利息傭金已經阻礙了貸款的進一步獲得，并且淘空了中非各國的外匯儲備。因此，CEMAC各國發展模式中的投資項目收益率偏低、在基礎投資與市場需求之間缺乏權衡、強有力的行政管理和監督制度的缺乏、模糊不清的發展目標和規劃、不完善的會計審計制度是CEMAC外債危機的又一重要因素。[8]

(4)資本外逃。在債務危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另外一個因素是資本外逃。雖然很多發展中國家通過借款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但是CEMAC各國卻將自己國家急需的資源用于裝備軍隊、去歐洲購買私人財產和奢侈品，這樣直接導致了大量資本的外逃。因此，寄希望于外債產生的乘數作用根本無從談起。

2.外生因素

(1)自然因素。干燥、洪水、蝗蟲和其他自然災害多次影響乍得、喀麥隆北部以及中非共和國的部分地區，致使這些國家的農業生產一直處于崩潰的邊緣。這樣不僅降低了食品、谷物和初級的出口，縮減了公共財政收入的來源，而且昂貴的進口導致了大量的貿易赤字。

(2)石油危機。兩次石油危機的爆發使得石油價格迅速上升，這是中非國家出現收支平衡赤字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燃料、原油成本的上升，當時沒有發現石油的中非各國不得不以它們所獲得貸款的2～3倍的資金去維持1970年以前的發展水平。比如說乍得、中非、赤道幾內亞這些國家所獲得的全部外匯實際上都拿去支付石油美元了，因此在兩次石油危機之后，這些國家的經常賬戶赤字開始猛烈攀升。

(3)貿易條件惡化。導致外債危機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貿易條件的惡化。中非國家初級產品的出口是根據聯合國進口制成品價格指標來進行調節的。由于受到工業化國家周期性經濟衰退的影響，僅1981一年的時間這些價格就跌落了20%～30%，成為二戰以來的最低點。貿易條件的惡化，隨之而來的是出口減少導致經常賬戶的嚴重不平衡，國外收益開始實質性的減少。

(4)法屬殖民地的債務合約。為了輸出金融資本和擴大產品市場，法國同意向其原殖民地提供短期和中期的信貸，或定向為“CEMAC發展”的融資提供擔保。這些金融資本壟斷了中非各國的貿易、運輸、種植、森林開發等等，試圖將原法屬非洲帶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但是，中非各國的人民卻無法擁有對原料生產和社會再生產的基本自決能力。因此，財政開支的乘數效應和金融資本的進入只能讓這些新的經濟殖民主義者獲利。

經 驗 分 析

根據K.O.Ojo(1989)對非洲30個國家的經驗研究得出：非洲國家自1976―1984年間債務與GDP之比(DGDP)、出口(X)、進口與GDP之比(MGDP)以及GDP增長速度(TCGDP)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5]，即：

DGDPt=β0+β1Xt+β2MGDPt+β3TCGDPt+μt (1)

基于數據的可獲得性以及本文的研究目的，我們將對此模型進行一些修正。CEMAC外債的惡化程度將近似的表示為債務與GDP的比例(DGDP)，解釋變量為債務清償與出口的比率(DSEX)、進口與GDP的比率(MGDP)、GDP的增長速度(TCGDP)，另外再加上人口變量，以人口增長率(POP)表示。模型變量的選擇主要是基于CEMAC各國政策、經濟和金融的現實情況，DSEX的經濟含義為現金流量的變化情況；MGDP表明與經濟收入的創造能力相比的進口比率；GDP增長率決定了經濟發展在量上的進步。另外，考慮到回歸系數之間的可比性，我們將回歸方程以對數形式表示，這樣也有助于說明解釋變量與債務之間的彈性關系。但是，由于中非各國GDP的增長率在較多年份中為負，因此TCGDP例外。最后，我們得到如下基本計量模型：

lnDGDPit=β0+β1lnDSEXit+β2lnMGDPit+β3TCGDPit+β4lnPOPit+μit (2)

注：(1)表中括號內為標準誤。(2)***表示1%水平上顯著，**表示5%水平上顯著，*表示10%水平上顯著。

數據來源：World Bank.Global Finance Development.Washington，2002；World Bank.World Debt Tables.Washington，2002，1

模型(2)中下標t表示年份，i表示國家下標。本文使用的年度數據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整理而成，為覆蓋了1980―2001年期間CEMAC所屬六個國家的一個Panel Data，總計132個觀測值。Panel Data的回歸方法根據對非觀測效應的假定不同，主要采用固定效應模型(Fixed Effect Model)和隨機效應模型(Random Effect Model)。與此同時，將國家虛擬變量(Dummy Viable)引入模型中，將Panel Data作為混同數據(Pooled Data)回歸的結果當作基準回歸(Benchmark Regression)。另外，考慮到因變量一階自回歸的情況，將前一期的DGDP引入當期的回歸模型當中，采用了Arellano-Bond Dynamic Panel-Data 估計模型，同時這一模型的引入主要是對CEMAC債務的累積效應進行分析。表2分類報告了這四種模型的回歸結果。

從表2中可以看出，CEMAC公共外債危機可以由模型中的宏觀經濟變量得到很好的解釋，當然，對各解釋變量的說明與CEMAC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緊密相關。首先，四個模型的回歸結果，特別是前面三個模型的回歸結果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即DGDP與DSEX和POP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而與TCGDP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性。DGDP與DSEX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說明CEMAC的債務清償數量越多，外貿出口越少，那么與GDP相比的外債數量將急遽上升。也就說，增加債務清償數量、減少外貿出口將縮減現金流量，導致CEMAC只得通過債務累積的方式維持其國際收支的平衡。對此的政策含義是減少債務清償的數量、特別是降低外債存量的利息支付以及營造一個良好的國際貿易環境是減輕中非各國外債危機的首要方法。DGDP與POP之間顯著的正相關性則說明人口增長是導致CEMAC外債危機的又一重要因素。人口的爆炸式增長降低了一個國家人均年收入水平，同時由于新生幼兒越來越多、勞動年齡以下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不斷上升，這樣迫使政府從私人部門抽調資金增加對教育、健康和培訓的投資，從而迫使政府通過舉債維持其公共支出。而DGDP與TCGDP之間的負相關性則與1980―2001年期間CEMAC債務不斷增長，GDP增長速度緩慢，甚至在1/3的年度中為負的實際情況相吻合。其次，在第四個回歸模型中，滯后一期的DGDP與當期的DGDP之間存在的顯著正相關性說明CEMAC各國的債務危機具有強烈的累積傾向。最后，雖然前面三個回歸模型與第四個回歸模型在確定變量MGDP前的回歸系數的符號時出現了相反的情況，但是其t值都是不顯著的。從理論上看進口惡化了貿易的平衡，國民收入由于外貿的乘數效應而減少，這樣將導致外債的借入以便融資。但是，進口的最終決定因素還是在于進出口商品的價格彈性、行政扭曲以及社會與政治的沖突程度等因素。因此我們認為進口在CEMAC的債務危機中是不相關的因素。

結論及啟示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導致CEMAC外債危機的各種宏觀經濟變量，并試圖提出相應的政策主張來緩解目前中非各國的債務危機。同時為發展中國家規避和解決債務危機提供相應的啟示。通過計量分析可以得出：GDP的增長速度、出口的增加以及債務清償的減少對降低公共外債有著顯著的正面影響；人口增長卻加重了中非各國的外債負擔，馬爾薩斯陷阱的幽靈仍然盤旋在中非各國的頭頂；而債務的累積效應是導致債務危機的主要因素之一；另外，進口對債務危機并沒有顯著的影響。經濟增長緩慢、過度的債務以及公共政策系統的不確定性事實上已經成了CEMAC的主要問題，多年的債務累積成為了CEMAC未來發展的桎梏。因此，我們對CEMAC債務危機之后二十年中所犯種種錯誤的反思以及對整個發展中國家外債風險的啟示將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對當前發生的貸款必須認真地進行分析，特別是從未來的角度和對當前國家預算的影響著手。如果當前的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不確定的，沒有強勁的需求且沒有產生相應的預算來源，那么輕率的舉債就非常令人費解。同時，在對付流動性債務危機問題方面，CEMAC各國并沒有提出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往往通過借入新債的方式暫時度過流動性危機，其結果卻導致了債務總量的不斷累積。因此，在對付外債的存量和流動性問題上，審慎原則對整個發展中國家而言都是其首要前提。

其次，依靠外債刺激經濟發展必須依賴于一個良好的宏觀經濟管理制度，以及加強對私人部門的投資。事實上，宏觀經濟管理環境、產業政策以及商業的、財政的和區域的政策都會影響經濟活動環境的穩定性，對此的經濟改革將會提高債務投資的利用效率。同時，出口額的增長是發展中各國必然面對的問題，為了加強外債的償還能力，并且應對變化多端的國際貿易條件，出口需要一個動態性的增長而不能局限于僅有幾個產品的出口，這樣才能規避世界經濟波動的影響。

再次，CEMAC債務危機已經充分說明債務管理效率的重要性。處理外債問題的關鍵是創造其外債流動性的條件以及從國際融資中獲得持久解決流動性問題的能力，不能帶來生產性投資的巨額借款將給借貸雙方留下災難性的隱患。因此，加強制度的約束和管理的完善對目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發展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它可以克服債務問題的基本制度限制。

最后，人口因素是影響公共債務危機的政治、經濟過程的一個永恒因素。為了有效緩解中非各國的外債危機，提高人口素質、控制人口數量是當務之急。總而言之，CEMAC公共債務危機是涉及到政治制度、經濟政策、外部環境以及內部管理等等各種因素的一個復雜的整體發展過程。因此，本文的政策建議集中強調建立一個適合緩解債務清償、增加融資的渠道和方式、降低出口的不穩定性、控制人口數量以及完善經濟金融制度的行動和策略框架是發展中國家降低債務風險、獲得經濟良性發展的必要條件和必經途徑。

注釋：

[1]值得注意的是：中非國家銀行擁有法國財政部的賬戶，并且在法國和CEMAC所簽署的貨幣合作條款下運作，以幫助中非國家銀行維持其固定的幣值；同時，CEMAC通過該賬戶實現外部融資的支持來維持收支平衡所帶來的赤字。另外，自70年代中期開始，中非國家銀行的政策目標開始從宏觀經濟和金融的穩定保障向“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轉移。這些制度安排為CEMAC各國80年代的外債危機埋下了伏筆。

[2]African Development Bank.Statistics chosen on African countries.Volume XVIII，CEMAC，2001

[3]Burnside，C.Capital Utilization and Returns to Scale.NBER working paper，1997，No.5125

[4]Krugman.Financing orgiving has debt overhang：Some analytical notes.Newspaper of development economic，1989，Vol.29 Washington

[5]K.O.Ojo.Determinants de l'endettement exterieur des PPTE：cas de la Cote d'Ivoire.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1989

[6]Sachs，J.Will the Banks Block Debt Relief? New York Times，March 1989

篇9

回顧2月22日的各種消息,市場對希臘債務憂慮的理解沒有新意,普遍為順應市場運行趨勢的墻頭之風。目前對歐元區債務過于悲觀的看法可能不可取。筆者一直認為,這個題材催生的市場表現具有很大的投機目的。有一個現象投資者不得不思考,歐盟對于希臘債務憂慮盡管保持密切關注,但并未積極拿出解決方案,甚至可以說是“靜觀其變”。而希臘在債務憂慮的風口浪尖上,也并不急于向歐盟求助。這與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后,美國積極尋求解決之道,以及雷曼四處求助的情形大相徑庭。這說明,它們之間存在實質性的不同。但投機力量卻在盡可能通過輿論造勢,讓投資人加大對于歐元區金融憂慮的過度恐慌,以達到掩護整個投機過程徹底實施的目的。

針對歐元區部分政府債務危機引發的歐元貶值與美元升值,筆者從基金的運作手法來看,一直認為這是一個有預謀有計劃的投機行為,也從歐盟理事會主席范龍佩的觀點中得到印證。范龍佩說,希臘正處在破產的邊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預算赤字不斷上升,大有可能將這兩個國家毀掉,而歐元也遭到了瘋狂的投機性攻擊。一旦歐盟點頭答應援助希臘,以后就沒法搖頭了。要是為希臘提供援助,投機者瞄準葡萄牙、西班牙甚至意大利,還會有多久?筆者之見,這種對歐元區債務憂慮的形式可能會繼續存在,但未必還存在多少可以利用的投機價值。

IMF宣布將通過市場分批出售不到192噸的黃金(約6萬手)。盡管2月17日出臺該消息時,金價曾有明顯回落,但從金價回落的時間點來看,該消息面應該不是形成金價回蕩的主要因素。因此,筆者更傾向于主力在利用該消息面,在清淡的交易時段進行“畫線”洗盤。此前,聲稱黃金存在最后泡沫的國際金融大亨索羅斯,就在2009年第4季度黃金表現強勁的階段,在黃金ETF上的投資增加了1倍以上。

還有一條線索投資者需要關注,那就是中東地緣政治可能再度抬頭。針對伊朗鈾濃縮問題,歐美對伊朗實施武力制裁的可能正逐漸增大。有國際觀察家認為,不排除年內美國對伊朗動武的可能,或者授權以色列對伊朗動武,美國提供對以色列的背后支持。如果這種可能確實正進一步加大,將有可能成為支撐黃金與原油的最重要線索。

篇10

[關鍵詞]歐債危機；出口貿易；福建；實證分析

[中圖分類號]F746.12；F74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4）03-0064-07

一、研究背景

2009年12月，惠譽（Fitch Ratings）、標普（Standard & Poor）和穆迪（Moody）先后下調希臘評級，從而引爆希臘債務危機。此后債務危機愈]愈烈，并蔓延至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等國。2010年3月，惠譽將葡萄牙的信用評級從A+下調至A-。隨后標普、穆迪跟進下調。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塞浦路斯、匈牙利等其他歐盟國家先后被三大評級機構下調評級。歐債危機持續發酵并升級擴散。2011年9月，標普將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評級下調至A，并維持“負面”展望。意大利成為繼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塞浦路斯和希臘后，第6個在2011年被下調評級的歐元區國家。意大利是歐元區第二大債務，其1.9萬億歐元公共債務比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和愛爾蘭四國債務總和還大，這加劇了歐債危機形勢。總體而言，希臘的債務危機推倒了歐債危機的多米諾骨牌，意大利、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無一幸免。

2012年歐盟經濟領頭羊之一的法國也失去3A評級，被視作歐債危機有效解決機制的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也從AAA下調至AA+。標普、惠譽又先后下調歐元區國家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塞浦路斯等國家的信用等級，其中希臘竟為CC級。此時歐洲實體經濟狀況也不容樂觀。2012年1季度，歐元區17國的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環比上升88.2%，這是歐盟統計局自從2011年3季度首次以季度為單位政府債務數據以來歐元區國家債務水平首次環比上升。其中希臘的債務水平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32.4%；意大利也達到了123.3%。受債務危機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歐洲經濟衰退的預期加強，同時威脅著全球經濟復蘇的進程。

中國目前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2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達到3.8萬億美元，其中出口商品總額超過2萬億美元，出口歐盟市場商品額已超3 340億美元，占總出口額的16%。歐盟市場是中國外貿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商品市場。顯然，不斷惡化并蔓延的歐債危機已對全世界產生了重要影響，身處世界經濟舞臺的中國亦受沖擊。因此，把握歐債危機的現狀、特點、發展方向以及作用機理，探究歐債危機對我國外貿經濟影響方式和影響程度等問題，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二、問題的提出

歐債危機爆發后不斷蔓延、擴散與升級，已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國家和區域經濟產生重要影響。目前，絕大多數學者認為歐債危機對我國外貿經濟存在顯著影響，但對其影響的傳導機制、作用方式以及影響程度則存在不同觀點。張曉晶和李成（2010）認為歐債危機對中國經濟帶來直接、有限和可控的不利影響[1]；林毅夫（2010）[2]、馬宇（2010）[3]、漆鑫和龐業軍（2011）[4]等認為歐債危機對中國出口貿易有明顯的影響，但沖擊程度小于2009 年金融危機。余永定（2010）[5]鑒于歐、日、美都存在嚴重的債務問題，且都是中國主要的出口區域，因此這些國家的債務危機必然影響中國國民經濟與區域經濟發展。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課題組（2010）[6]將歐債危機對中國對外貿易影響路徑歸納成兩點：其一是消費需求，即認為危機中歐洲國家實行的緊縮政策會抑制消費并影響中國出口；其二是匯率機制，人民幣對歐元升值必然削弱“中國制造”的市場競爭力。鄭寶銀和林發勤（2010）[7]認為歐洲債務危機通過降低國民收入、歐元大貶值和國際金融市場的套利機制對世界主要經濟體產生巨大影響。趙秀娟（2011）[8]通過分析歐洲債務危機發生、]進和擴散過程，從貿易規模、收匯風險、貿易摩擦等視角量化了歐洲債務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并從政府和出口企業視角提出建議。李京陽（2012）[9]、張明（2012）[10]從國際匯率體系及國際套利機制對歐債危機的影響和作用進行分析。李敏暉（2010）[11]將研究的重點轉移到歐債危機對上海的區域經濟影響，通過分析歐洲債務危機的起因、發展及影響范圍等因素，認為其地域影響主要在歐洲，對世界經濟全局影響有限；同時肯定其對上海的實體經濟和資本市場存在短期影響。

歐債危機對中國外貿經濟發展存在顯著影響。但其影響必然非平衡地作用于不同區域。因此，國內各區域經濟受影響程度、范圍、時期和機制也必然不同。目前，現有文獻對歐債危機與國內區域外貿關系研究不多，對其傳導機制、影響程度和方式的定量較少。福建是傳統外貿大省之一，其進出口貿易額占我國外貿額較大比重。歐盟是福建省2011年的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場，第三大進口來源地。因此，歐債危機的蔓延必然沖擊福建的出口貿易。立足于新古典經濟學的思路，本文通過貿易平衡思想構造一個以出口規模、匯率以及市場機制為核心的福建進出口貿易模型框架，并運用時間序列數據定量分析歐債危機對福建外貿經濟的影響方式、程度以及結果，并提出相應建議。

三、歐債危機對福建出口貿易影響

歐債危機對福建外貿經濟的直接影響可分離為兩個維度進行分析，其一是出口商品的規模影響；其二是出口商品的品類影響。

（一）歐債危機對福建出口市場規模影響

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對福建出口貿易已造成嚴重沖擊。2009年福建出口貿易開始出現負增長。2009年12月歐債危機對福建出口貿易帶來新一輪沖擊。海關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1月和2月福建出口分別為54.66億美元和44.55億美元，環比下降4.25%和18.5%。隨著歐債危機進一步升級與擴散，福建出口增長持續放緩。2011年福建出口928.43億美元，同比增長29.86%，增幅低于上年4.23個百分點；2012年福建出口978.4億美元，同比增長5.4%，增幅低于上年近25個百分點。2010年以來福建出口同比增長呈下降趨勢，福建出口規模與歐債危機的發酵升級具有一定相關性。圖1給出2008 年1 月至2012年的福建出口的月度數據。

歐盟目前是福建第一大出口市場。因此歐債危機對福建出口貿易具有顯著影響。2009年，福建對歐盟出口下降9.15%，2011年、2012年繼續下滑，2012年福建對歐盟出口總額172億美元，同比下降8.4%（見表1）。從歐盟主要國家來看，2012年福建對德國出口同比下降13.4%；對荷蘭出口同比下降13.6%；對意大利出口同比下降17.5%；對法國出口同比下降12.9%。從出口市場比重來看，2009～2011年歐盟所占比重有所下降，從2009年的21.26%下降到2011年17.75%。

歐債危機一方面緊縮了歐盟國家居民消費，使得對進口商品的需求大幅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歐元貶值，福建對歐盟出口的商品更加昂貴。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數據顯示，自2009年12月8日至2012年1月16日，人民幣兌歐元已升值21.04%。其中，2009年12月8日國際評級機構惠譽下調希臘債務評級，次日人民幣兌歐元便升值0.97%。并且，歐債危機波及到世界其他經濟體，導致這些國家對福建的進口需求下降，形成對福建出口貿易的間接沖擊。圖2反應了隨著歐債危機升級與擴散，福建對美國和日本的出口同步下降。

（二）歐債危機對福建主要出口商品品類影響

歐債危機直接和間接影響福建出口規模同時，也對福建出口商品的品類組成有較大影響。根據表2的數據分析，目前福建機電產品與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受歐債危機影響較大。2010年福建機電產品出口回升，全年出口293.96億美元，增長32.8%；但隨著歐債危機的升級與擴散，福建機電產品增長放緩，2011年全省機電產品出口341.83億美元，增長16.3%，相比2010年增幅下降16.5個百分點；2012年福建機電產品出口354.03億美元，同比增長3.7%，增幅比2011年同期下降近13個百分點。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情況亦不容樂觀：2009年福建高新技術產品出口104.8億美元，比上年下降19%；2010年雖有所回升，但隨著歐債危機的升級與擴散，2011年全年出口137.35億美元，僅增長4.3%，增幅比2010年大幅下降21.5個百分點；2012年高新技術產品出口140.11億美元，同比增幅下降2個百分點。此外，2012年福建紡織服裝、箱包和船舶業都出現負增長。2012年紡織服裝出口138.02億美元，同比增長12%，增幅比上年同期下降30個百分點。在福建出口其他主要產品中，卻有部分商品獲得比平時更好的市場需求。比如家具用品、體育用品和數據處理設備等方面的需求。這一方面改變了傳統的出口商品種類構成，另一方面也間接促進了福建產業結構調整和要素分配效率。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對福建產業基礎與外貿結構的一次梳理和調整，是福建進行內部效率提升和產業升級的契機。

對比危機爆發前后福建出口貿易的總量數據、品類數據及出口國家分布數據，可確定歐債危機的爆發、升級和擴散對福建省出口貿易已產生重要影響。福建對希臘、愛爾蘭等陷入債務危機國家的出口貿易受到較大規模直接沖擊，但由于在福建出口貿易比重不大，因此整體沖擊有限；但重點國家和地區已呈現收縮趨勢，因此有必要做好出口結構的調整和安排。從數據反映的情況分析，歐債危機對福建出口貿易影響的傳導機制與當前我國總體出口貿易的影響方式類似，即三個傳遞途徑：其一是消費需求。歐元區國家經濟增長放緩，消費者信心下降，進口需求必然減少。同時伴隨緊縮財政等措施，進一步抑制歐洲消費市場，消費需求減弱直接沖擊福建出口規模；其二是匯率機制。歐元根基不穩，人民幣因而被動升值，必然削弱 “中國制造”的競爭優勢，進而影響出口貿易規模；三是國際套利機制的動態平衡作用。歐債危機導致國內大宗商品期貨市場萎靡，商品市場因而收縮，使福建大批通過期貨市場進行套期保值或由于生產需要囤積大批原材料的出口企業遭受損失。

四、模型與實證分析

如前所述，歐債危機對福建出口貿易影響主要通過3個途徑：消費、匯率及套利機制。因此，沿用新古典經濟學思路，本文將以消費、匯率及套利機制為考量基礎構建一個包含出口規模、匯率及其他市場因素為核心的福建進出口貿易模型框架，選取相關指標并定量分析歐債危機對福建外貿經濟影響的程度和結果。

（一）變量選擇與模型設定

國外消費需求對福建商品出口的規模的時期和方式可以分為直接作用與間接作用，模型將分別采用福建出口總額、福建對歐盟出口總額、福建對美國出口總額、福建對日本出口總額以及福建對東盟出口總額測度消費需求調整對福建出口規模變化；另外，參考現有文獻的做法，本文選取利率變量對匯率機制及套利機制進行度量和分析；而對波動因素、隨機因素及其他若干微小變量影響，將通過選取歐債危機變量進行概括，以保證模型建構的邏輯完整性。

根據理論框架、研究目的和研究對象特點，構建計量模型如下：

lnEXi，t=β0+β1lnEXi，t-1+β2lnERt+β3lnGDPt+

β4Crisis+εt （1）

其中，lnEXi，t表示第t期福建出口市場規模；lnEXi，t-1表示福建出口規模和出口市場滯后一期項；lnERt表示第t期匯率變量；lnGDPt表示第t期歐盟GDP指標；Crisis表示歐債危機的虛擬變量；εt表示第t期隨機擾動項。模型中因變量福建出口市場規模變量（lnEXi，t）通過福建對全球出口（lnEX）、福建對歐盟出口（lnEXeu）、福建對美國出口（lnEXus）、福建對日本出口（lnEXja）和福建對東盟出口（lnEXas）5個指標進行反映；考慮到出口變動的自相關因素，模型引入因變量滯后項（lnEXi，t-1）；實際匯率不僅考慮了一國對各樣本國雙邊名義匯率的相對變動，也剔除了通貨膨脹對貨幣本身價值變動的影響，綜合反映了本國貨幣的對外價值和相對購買力，本文采用歐盟實際匯率變量（lnER）進行度量；同時，本研究采用OECD國家統計資料中的歐盟GDP月度指標衡量歐盟國民收入變化；此外，我們設定時間虛擬變量（Crisis）對比歐債危機前后的影響，2009年12月之前為“0”，之后則選“1”。

（二）數據來源與基本特征

樣本數據來源于福州海關及OECD統計資料，其中歐盟匯率資料來源于國際清算銀行（BIS），時間段為2005.01～2012.12，累計96期數據。鑒于各時間序列變量數據存在明顯的季節性波動，采用X12季節調整方法預處理數據。此外，為消除異方差影響還對變量進行對數化。本文數據處理軟件選擇STATA12，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3。

樣本數據經過對數化和季節性調整之后，具有較好的正態性，標準差與均值之間的相對關系體現出時間序列的波動性。從樣本數量考察，在失去7個以上的自由度后，樣本仍保有80多期數據，信息具有一定連續性和完整性。因此，樣本具有較高的信息特征。

（三）計量分析

為保證回歸的有效性，首選對序列數據的穩健性進行檢驗。我們采用ADF檢驗及PP檢驗對各變量序列進行包含常數項、漂流項以及滯后階數等內容的穩健性檢驗。可以看出，歐盟實際匯率lnER的ADF值及PP值在10%的顯著水平接受原假設，但經過一階差分后拒絕原假設而平穩。lnGDP、lnEX、lnEXeu、lnEXus、lnEXja和lnEXas的ADF及PP檢驗一階差分后基本拒絕原假設。因此，可認為這些序列都是I（1）過程，詳見表4。

并非所有I（1）過程之間都存在穩定的動態關系，因此必須進行協整檢驗，以確認時間序列數據協整關系的存在性與穩定性。檢驗數據見表5。

由檢驗結果可知，時間序列間存在如下協整關系：

lnEXt= 0.6918lnEXt-1+0.6212lnEXeu+

0.5106lnEXus+0.2432lnEXja+0.1322lnEXas-

0.2273lnERt+1.7038lnGDPt+Ut

t值（23.6442**） （25.5112***） （61.3231***） （18.6355**） （13.7125*） （43.6132**） （27.3004**）

R2=0.9224 F=2.2668 DW=1.9561

由于lnEX的很大部分是由lnEXeu、lnEXus、lnEXja和lnEXas所構成，故無需對其進行母本和子本的因果關系檢驗。而福建的出口貿易與匯率變化以及歐盟經濟發展水平之間關系，是本文關注的一個焦點，因此對此展開因果檢驗。Granger因果檢驗要求檢驗的兩組序列是同階單整，因此我們將一階差分的lnEX、lnER和lnGDP序列進行兩兩檢驗，結果如表6。

從定量分析的結果來看，歐債危機主要通過收入與匯率渠道沖擊福建出口貿易。套利機制的作用可分解為兩部分，其一是期貨市場的實物商品，可歸類為遠期消費項目；其二為國際利率差套利，這反應在匯率指標變量lnER。模型中出口滯后一期項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福建出口具有正持續性，即福建出口及對四大出口市場（歐盟、美國、日本和東盟）出口具有較強增長慣性。其中，匯率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說明歐盟實際有效匯率下降會對福建出口（對歐盟出口）產生不利影響；而且顯著為負的匯率估計系數，也必然將對美國、日本和東盟等市場產生影響，其不同貨幣匯率間關系還有待深入研究。此外，歐盟經濟發展指標lnGDP顯著為正，說明歐盟的經濟發展對福建出口貿易具有很重要的影響。而福建出口（對歐盟出口、對美國出口等）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現有統計數據反映出歐債危機對福建出口影響不如想象嚴重。此現象可能是由于歐債危機發酵時間持續較長，影響具有滯后性，因而時間虛擬變量不能完全代替債務危機本身影響；另外危機爆發后主要通過匯率及收入渠道對福建出口產生影響，也具有乘數收縮作用。

五、結論與對策

歐債危機對福建出口貿易的影響非常顯著。著[于歐債危機對福建出口貿易影響程度、作用機制和影響范圍等相關問題，本文通過模型和數據分析這一經濟現象并得到一些有意義的結論。

歐債危機的升級、擴散對福建出口貿易的沖擊，體現在出口規模和出口商品品類兩個維度。數據顯示福建出口規模與歐債危機的擴散具有同步性，且歐債危機不僅直接沖擊福建對歐盟出口規模，也間接沖擊福建對美國及日本出口；從出口商品種類維度分析，歐債危機減緩福建主要出口產品增幅，同時調整了出口商品結構。歐債危機影響福建出口貿易主要通過3個渠道：消費、匯率以及套利機制。歐債危機直接導致歐洲國家財政政策的緊縮和國民消費收縮，這直接體現在對進口商品的需求；其次是匯率機制的調節作用。無疑，歐元對人民幣的貶值削弱了“中國制造”在歐洲市場的競爭力；第三是套利機制。期貨市場套利和利率市場套利共同作用，通過對市場缺口和空間的把握套利，客觀調節國際市場商品和資本的供給與需求。實證結果完全支持這些觀點與結論。

計量分析結果認為福建出口規模仍具有增長慣性，但增速進入下降通道。因此，及時調整福建出口戰略，制定針對性貿易政策，改善國際貿易環境同時尋找新的對外貿易增長點，能夠有效緩解目前福建出口貿易的不利局面，從而重新獲得市場主動權。根據前文分析，我們認為以下調整措施值得重視：

其一：穩定外需，擴大內需，刺激消費。歐債危機直接導致歐洲市場對福建出口商品的需求下降，同時間接導致福建出口美國、日本等國家的規模。消費需求收縮是必須面對的難題。首先，認真落實國家和地方支持外貿穩增長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特別是要幫助企業降低出口成本，改善貿易環境顯的尤為重要。其次，保持外貿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 繼續完善出口退稅、出口信用保險、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制度建設。三是積極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正確處理擴大內需與拓展外需、增加投資與擴大消費的關系，形成內需外需雙向并舉、投資消費協調拉動的經濟增長格局。

其次，提高質量，升華品牌，化解匯率壓力。人民幣升值已成定勢，歐債危機一方面使“中國制造”的低價時代面臨困境，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中國對出口貿易調整改革的契機。當前福建出口商品種類的調整即是證據。因此，調整區域產業結構，優化企業生產方式，培育企業競爭優勢，提升產品質量和品牌才能消化匯率壓力。因此，第一需推進市場多元化，優化出口市場結構，積極拓展中東、拉美、非洲、俄羅斯等新興市場，降低歐元匯率風險；第二是優化出口產品結構，進一步擴大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注重出口貿易“質”與 “量”，尤其要擴大自主產權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第三是鼓勵利用電子商務平臺開拓全球中小客戶群，縮短貿易鏈，建立自主營銷渠道，降低運營成本，提高運營效率，以時間、成本和效率等途徑將匯率風險轉嫁為短期甚至即期風險。

再次，積極進行金融改革，緩解套利風險。套利機制是國際貿易的劑，但是過度套利則傷害實體經濟的發展。因此，必須對國際貿易中的套利機制進行一定的約束。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市場，為出口企業提供避險工具和避險市場，積極引導出口企業采用跨境人民幣結算或外匯衍生產品等金融工具規避風險；積極鼓勵出口企業投保出口信用保險，轉嫁進口商的信用風險；以及在出口結算過程中應盡量使用較為安全的收匯方式（如貨到付款等），避免使用賒銷、托收等風險較大的收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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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Advice： Impact of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on Export Trade in Fujian

Zhong Wuya1，Xie Qiong2

（1. College of Economics，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08060，China；

2. Fuji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Trade，Fuzhou 350003，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