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的財政政策措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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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財政收入；擴張性

1997年下半年，始發于泰國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沖擊，全球貿易和經濟增長明顯減慢，中國經濟也受到了嚴重影響。在當時嚴峻而復雜的國內國際經濟環境下，中國政府審時度勢，果斷地調整了宏觀調控策略，實行了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

一、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理念長期化的隱憂

由于我國目前的市場態勢，總體上已由“經濟短缺”過渡到“經濟過剩”，“經濟過剩”有可能成為我國今后經濟運行中的一種“常態”。對此問題的關注，實際上反映了大家對我國近幾年大規模財政赤字及政府償債能力的擔憂。

首先，“擴張性”財政政策（即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實施，從短期看，的確能促進經濟的增長，這一點是沒有任何疑義的。但是，不管哪個國家，“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最終都要受到國家財政能力的制約，沒有足夠的財力做后盾，長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是難以支撐的。雖然從1999年我國的國債負擔率和居民應債能力兩個指標來看，我國的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為12．93％（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為60％左右），國債余額占居民儲蓄余額的比重為17．60％（國際公認的警戒線為30％左右），說明我國國債的發行仍有較大的余地；但從國債償還率指標來看，我國1999年國債還本付息額占當年財政收入的比重達16．8％（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為10％左右），已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再從債務依存度看，這一指標逐年增加，居高不下，全國債務依存度1999年達30．6％（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為20％左右），而中央債務依存度更是高達98％（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為30％左右），都遠遠地高于國際公認的控制標準。1998年以來，整個國家財政有1／4的支出、中央財政有1／2的支出依靠發行國債來維持，這充分顯示出我國財政的脆弱性，必將對我國未來的財政安全構成巨大的潛在風險。盡管我國目前的國債負擔率和居民應債能力兩個指標距國際警戒線較遠，但實際上我國的財政債務與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財政債務并沒有現實可比性。因為西方的財政債務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門債務，而我國的財政債務一般小于公共部門的債務。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主要來自于以下三個項目：一是準國債項目；二是國有銀行體系不良資產中的潛在損失；三是隱性養老金債務。顯然，如果只單純計算國家的財政債務，而不把以上三個項目考慮在內，就自然會低估政府債務規模；反之，如果把以上三個項目計算在內，則公共部門的債務規模就會大大增大。在我國，由于社會性質決定了政府財政是所有公共部門債務的實際最后承擔者，所以，我國的公共部門的債務規模要遠遠高于財政債務規模。據有的學者估算，1999年我國公共部門的實際債務已超過當年GDP的50％，已接近甚至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

其次，“擴張性”財政政策實施的結果，即加大財政赤字。財政赤字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從理論上講，只要經濟不斷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公眾保持良好的信心，一定的財政赤字規模（由此導致的國債規模）就是可以承受的，也不會導致什么財政風險，即隨著赤字與債務的繼續增加，到未來的某一天，政府既無法用財政結余來彌補赤字，又不能通過借新債來換舊債和彌補赤字，且又得不到國際上的有力援助。那么，政府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多印發鈔票；二是宣布廢除舊的債務。前者意味著惡性通貨膨脹，后者意味著國家信用的破產，這兩者都意味著經濟或政權的崩潰。本人認為，由于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本來是在蕭條時期應該暴露出來的問題，如經濟結構問題，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收入差距問題，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等，在財政赤字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下，被暫時地掩蓋起來，一旦財政赤字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減弱，這些問題就又會重新暴露出來，對經濟增長形成障礙，應引起足夠重視。

再次，政府債務籌資，也需要支付成本。就政府債務而言，其成本就是債務利息。一般來講，債務籌資成本是與政府的信譽成反比。但是，即使信譽再高的政府也不能做到一味地以低利率在國內外無限量地借款。在一般情況下，債臺高筑的政府信譽級別與其債務規模成反方向變動，而政府的債務風險卻又隨債務規模的擴大、信譽級別的下降而增加，如俄羅斯財政與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最終要靠政府機構來運作，并與行政行為結合在一起，這在執行過程中必然要帶有濃重的行政色彩，容易導致計劃經濟體制的復歸，弱化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和效率。由于我國目前的產權改革一直沒有真正到位，沒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法人財產主體，所以，在“擴張性”財政政策實施的過程中，投資決策失誤、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變。加上缺乏有效的監督與約束機制，公共投資被貪污、被侵占、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現象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轉，這都必然會嚴重影響到財政支出的實際效果。

二、改進積極財政政策的幾點思考

目前，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總量矛盾與結構矛盾是相互交織、相伴而生的，采取簡單的總量擴張政策是難以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問題的。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采取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經濟卻始終啟而不發，關鍵在于日本未能將結構調整政策有效地結合于總量擴張政策之中，未能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因此，目前情況下，我們不能一味地依賴擴大財政赤字與大規模發行國債來刺激經濟增長，財政支出的增加，必須建立在財政收入可靠增長的基礎之上，同時注意解決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積極財政政策的完善應該從轉變政府投資方式入手。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應該從財政投資這種直接手段轉向利用財政投融資、財政貼息等間接手段，使政府投資成為杠桿，有效地帶動社會投資。具體包括：（1）改變財政投融資方式，逐步建立起適合中國國情的財政投融資制度，以便從制度上解決財政投資需求與投資供給之間的矛盾。（2）采取多種手段吸納社會資金。運用財政貼息、財政參股、財政擔保等手段吸納社會資金，尤其是民營企業參與社會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產業和房地產開發等領域，從而產生“四兩撥千斤”的功效。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民間投資的增長對于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幾年來，在積極財政政策的帶動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幅較快，但如果民間投資增長緩慢，則會影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因此，除了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之外，還應全面落實引導擴大民間投資的政策，如落實準入政策、降低準入門檻，在稅收上切實實行國民待遇，防止稅負不公、雙重征稅等歧視性措施。要加強金融支持，拓寬中小企業的直接和間接融資渠道，加強法律保障和服務機構。

第二，運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國內需求增長。根據我國目前實際情況，充分利用有利條件，適當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環境治理等投資風險小、既有經濟效益又有社會效益的項目。這樣做，不僅可以改善經濟發展的環境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長期以來制約經濟增長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緩解就業壓力，增加城鄉居民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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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行政自由裁量權;濫用;對策措施

一、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概念

按具體行政行為受法律拘束的程度，可以將其分為羈束性行政行為和自由裁量性行政行為。其中法律賦予行政機關在自由裁量行為中有一種特殊的權利，謂之為自由裁量權。所以簡單地說，行政自由裁量權就是法律法規賦予行政機關在行政管理活動中依據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則，根據具體情況自行判斷行為并自行決定實施其行為或不作為以及如何作為的權力，是行政機關常用的一種權力。它有如下二個特征:

1、行政自由裁量權相對于一般法定行政權來說，是一種“自由”的權力，靈活性大。行政機關享有自行判斷、自行選擇和自行決定是否作出某種行為，在何時何地行為，怎樣行為的廣泛自由。

2、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自由不是絕對的。它具有行政權的國家意志性、法律性的一般特點，有其標準和目標，受合法性的限制。自由裁量是在法律法規規定的一定范圍內的自由裁量，而不是完全沒有范圍沒有邊際的裁量，與毫無準則限制完全不同。

行政自由裁量權是現代行政的必然要求。首先，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存在是提高行政效率之必要。針對紛繁復雜、發展變化的各種社會現象，為使行政機關能夠審時度勢，對各種特殊、具體的社會問題能夠靈活果斷地處理和解決，在適用的方式、方法等方面應有一定的自由選擇的余地。為此，我國的法律法規賦予行政機關在法定范圍內行使自由裁量權，以增強行政的能動性，提高行政效率。其次，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存在是法律調整各種社會關系之需要。面對復雜的社會關系，法律法規不能概括完美，作出非常細致的規定。因此，從立法技術上看，有限的法律只能作出一些較原則、富有彈性的規定，作出可供選擇的措施和上下活動的幅度，促使行政機關靈活機動地因人因事作出有效的行政管理。 同時，行政自由裁量權也是一把雙刃劍，在缺乏程序約束及必要有效監督的情形下又極易被濫用，對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造成侵害。

二、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濫用表現

1、裁量行為畸輕畸重

所謂畸輕畸重是指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和幅度內選擇明顯有失公正的措施。我國很多的法律法規中都授權行政機關在法定的范圍、幅度內有自由選擇的方式。行政機關的處罰措施應公平地施加于相對人，才能使自由裁量行為與相對人的具體情況形成一定的比例，做到標準基本統一、合理公正。否則，就會出現行政機關的具體措施與相對人的具體情況間的畸輕畸重，造成自由裁量權的濫用。

2、對法律法規作擴大或縮小的解釋

在有些法律法規中，立法彈性較大，意味著行政機關適用時有一定選擇和解釋的自由。行政機關在選擇和解釋這些彈性規定時，必須根據法律法規的立法精神和目的，遵循慣例和先例，使之成為有一定標準和原則的規則。只有這樣，社會才能穩定正常，行政相對人對行政機關活動的預測才會有一定的標準或參照系數。否則，就會形成行政機關對自由裁量權的濫用。

3、自由裁量行為前后不一致

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基于法律的規定和立法目的的要求，為使社會生活形成一種比較穩定的秩序， 在具體行政行為中采取措施時， 同樣的措施應針對事實、情節、后果相類似的行為，使行政相對人能夠預測自己的行為結果。但由于一些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作出選擇和決定時從本單位、本地區的利益出發以及考慮到某個人的政治、經濟等社會背景，對同樣的事情或行為處理起來區別對待，前后不一致。

4、拒絕或者拖延履行職責

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中，對履行法定職責有時限要求的有兩類:一是行政許可行為:二是行政保護行為。對于這兩類行為中，法律法規的時限規定，有的明確，有的含糊，但無論哪種情況，行政主體于何時履行法定職責都有自由裁量的權利。根據行政管理的效率原則，行政主體應及時行使行政權，履行法定職責。但在實踐中，違反效率原則或者出于某種不廉潔動機，拖延履行法定職責的行為大有其在。這種行為也是對自由裁量權的濫用。

三、解決濫用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對策和措施

1、完善程序立法，建立公開、公平、統一的行政程序，促進行政行為程序化。

首先應確立程序的公開和公平原則，通過立法確定規范的程序，對行政機關行使自由裁量權的依據、資訊、條件、過程、決定意向、結果予以公開，對涉及相對人利益較大的及與公共利益關系密切的或過于集中的權力領域予以公開，使權力行使為公眾所矚目;賦予行政行為雙方相應公平的程序權利。要處理好法律條文的“彈性”和執法的“可操作性”的關系，盡量做到明確、具體，減少“彈性”，尤其是對涉及到公民合法權益的條款，更應如此。

2、建立完善行政監督機制。監督主體不僅有黨、國家機關(包括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還有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基層群眾組織和公民。對已有的法定監督方式還應當根據形勢的需要，繼續補充、完善;對沒有法定監督方式的，要通過立法或制定規章，以保證卓有成效的監督。同時，要有對濫用職權的人采取嚴厲的懲罰措施，還要有對監督有功人員的獎勵和保護。“行政三分制”中的監督，也屬行政機關的內部監督，更多體現在事后的監督。在現行的行政監督體制中，行政監督權被虛化已十分明顯，如行政機關擅自設定行政程序、不作為等，相對人通過行政機關的監督部門申訴效果并不理想;再如每個行政機關都有錯案追究制，真正執行錯案追究的沒幾例。行政機關的自我監督，總有自己監督自己之嫌，在民眾中缺乏權威性。因此，增強行政監督的可操作性，實行嚴格的執行責任，樹立監督的權威性，對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泛濫，防止執行權的膨脹至關重要，可以說是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

3、加強行政執法隊伍建設，提高執法水平。現在行政執法人員素質不高是個較普遍的問題，這與我國正在進行的現代化建設很不適應，有些行政執法人員有“占據一方，唯我獨尊”的思想。為此，一方面要加緊通過各種渠道培訓行政執法人員，另一方面對那些不再適宜從事行政執法活動的人堅決調出，使得行政執法隊伍廉正而富有效率。

4、全面納入司法審查。現行審判機關對行政行為的審查只限于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對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司法審查力度不夠。應把行政自由裁量權全面納入司法審查，一則可以增強司法監督的力度，二則避免自己監督自己之嫌。

5、建立行政嚴格責任追究制度。對于那些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行政權行使主體，才用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使其不敢或者迫于畏懼而不敢濫用自由裁量。“離開了責任行政的原則，合法性原則、合理性原則將失去存在的基礎，也失支了判斷合法、合理的意義”，通過對行政機關和行政人員雙方的責任追究，形成既定的成文規則，從而促進其更好地用好權力。它的形式可以是首長負責制、公務員的執法責任制等。

參考文獻

1桂步祥:《論行政自由裁量權及其法律規劃》.《江蘇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4年8月

2楊建順:《論行政裁量與司法審查》.《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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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貨幣金融 政策 中部

近期，世界經濟繼續調整，國內需求不足、產能過剩矛盾更加突出，我國經濟發展環境發生深刻變化，潛在經濟增長率已有所放緩，發展方式面臨轉變。應對新形勢，我國宏觀政策調控格局也在轉變，特別表現為貨幣金融政策調控思路、節奏和重點正發生積極變化。在此背景下，中部地區應搶抓政策機遇，加快完善金融服務體系，不斷提升現代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撐作用，助推中部崛起。

一、當前我國貨幣金融政策發展新動向

（一）貨幣政策開始傾向于短期操作和有針對性的調控舉措

自2012年8月以來，在貨幣政策穩健基調下，我國一直未采用降低存準和降息等寬松操作，貨幣調控開始傾向于央票發行、逆回購等短期操作和一些有針對性的調控舉措，如差別化調整存貸款利率浮動空間等。當前我國經濟呈現下行調整趨勢，但貨幣金融領域仍處于較熱狀態，1～5月份，廣義貨幣M2增幅始終處于15%以上的高位，高于年初制定的目標增速，1～5月份人民幣貸款總體增加4.21萬億元，同比增長14.5%，多增2792億元，社會融資總量高達9.11萬億元，比同年同期多3.12萬億元，再創歷史新高。在當前“冷經濟、熱金融”的大背景下，我國貨幣當局已明確表示要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用好增量、盤活存量，更有力的支持經濟轉型升級。未來一段時期看，我國通過降息等手段增加流動性的可能性不大，更為可能的調控方式是將短期操作和金融改革長期目標結合起來，通過公開市場業務等調節短期資金供需，以及結合利率市場化改革，取消貸款利率的浮動下限等。

（二）加快引導信貸資金支持實體經濟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非常復雜的局面：一方面，經濟結構失衡，產能過剩問題嚴重，新興行業、“三農”、小微企業多年的融資難問題已成痼疾，實體經濟缺血嚴重；另一方面，大量資金在金融機構間打轉，沒有進入實體經濟，“資金空轉”問題凸顯。針對這些問題，近期國務院和央行多次提出引導信貸資金支持實體經濟。具體要采取的舉措是：加大對先進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服務業、傳統產業改造升級等的信貸支持；支持調整過剩產能；加大對“三農”和小微企業等薄弱環節的信貸傾斜，明確全年“三農”和小微企業貸款增速不低于各項貸款平均增速、貸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三）積極推動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

針對當前我國金融風險過度集中、中小金融機構發展滯后、中小企業金融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等現狀，我國金融體制改革步伐將有所加快，其中重要的一項是要加快推動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今年6月19日，總理在研究部署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就明確提出，要鼓勵民間資本參與金融機構重組改造，探索設立民間資本發起的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和金融租賃公司、消費金融公司，進一步發揮民間資本在村鎮銀行改革發展中的作用等。下一步，國家相關部門將研究放寬金融業特別是社區型中小金融機構的準入，可能會改變以往設立金融機構時的股東性質限制，以及只能以大銀行作為股東發起設立村鎮銀行的硬性規定，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玻璃門”有望打破。

（四）強化影子銀行和地方融資平臺等領域風險防控

近年來我國金融多樣化取得實質性進展，通過影子銀行渠道形成的社會融資規模大幅攀升，據中金公司近期測算，目前我國廣義信用的影子銀行規模已達到27萬億，約占當前GDP規模的一般。影子銀行規模的快速膨脹，導致市場利率居高不下，大量流動性在金融系統“內部循環”，難以起到給實體經濟輸血的作用，同時也集聚了多樣化風險。為防范影子銀行風險膨脹，中國銀監會于2013年3月《關于規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有關問題的通知》。核心內容是促進銀行理財產品的真實性，強化對銀行非標準債權資產業務的風險管理，客觀上將起到銀行去表外杠桿化，以及規范整頓銀證、銀基業務等作用。針對地方政府債務膨脹等問題，近期審計署對36個地方本級政府債務進行審計，結果顯示地方政府借新還舊情況加劇。伴隨地方財政收入減收壓力加大，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風險正不斷加大，平臺貸款違約將由從潛在風險變成現實。可以預見，今后我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融資監管將更加嚴厲。

（五）加強對企業開放和“走出去”的金融支持

面對國內外經濟下行壓力，近期國家積極支持國內企業加大開放力度和“走出去”。今年3月份，在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外貿穩定增長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提出要鼓勵商業銀行開展進口信貸業務以及人民幣貿易融資業務。今年6月份國務院常務會議又提出要創新外匯儲備運用，拓展外匯儲備委托貸款平臺和商業銀行轉貸款渠道，大力發展出口信用保險，推進個人對外直接投資試點等工作。從這些政策措施看，未來我國金融政策將更加支持外向型經濟發展。

二、中部地區經濟和金融發展現狀及特點

自2006年我國提出中部崛起戰略以來，中部地區在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格局中的地位穩步提升，雖然經歷2008年以來是世界金融危機，但仍保持了較快的發展勢頭，與東部地區的發展差距在縮小。近年來，中部地區發展表現的共同特征是：以基礎設施為代表的社會投資快速增長，成為拉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加快，主導產業和新興產業發展均呈現加快趨勢；城市群發展發力，區域經濟合作成為大趨勢。

相比于快速發展的區域經濟，中部地區金融發展仍相對滯后，突出表現為地方金融業發展滯后，金融服務區域經濟的能力還很薄弱，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集聚的風險在加大。以安徽為例，截止2012年，安徽擁有金融機構網點數近萬余家，但結構和區域分布極不平衡，從資產總額來看，省直地方金融機構資產總額約占全省地方金融資產總額的98%，銀行類地方金融機構資產總額約占全省總額的89%，金融機構大多都集中在省會合肥，為縣域經濟、中小微企業服務的地方法人金融機構發展嚴重不足，縣域經濟存貸比49.6%，有16個縣不到40%。近年來，安徽大力推進基礎設施和工業園區發展，政府融資平臺融資規模快速增加，一方面對中小企業融資的擠出效應明顯，另一方面也使得政府債務風險集聚，不利于地方經濟和金融穩定。加快改善中部地區金融發展環境，提升金融效能，已經成為新時期加快中部崛起的必然選擇。

三、當前形勢下中部地區可采取的現實舉措

當前我國貨幣金融政策已從以往“收收放放”的調控思路，逐步轉變為將短期政策操作和金融改革長期目標結合起來，更加注重金融體系的合理構建，更加注重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平衡，其中蘊含了重大機遇。中部省份應深刻領會國家政策意圖，積極采取一些現實舉措，努力推動經濟社會更快更好發展，加快實現中部崛起。

一是加快完善地方金融服務體系。地方金融是服務地方經濟的主力軍，針對地方金融發展不足現狀，中部省份應積極推進金融體制改革，積極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加快形成以市場為主導的多元化金融服務體系。依據中央精神，中部省份可在地方金融機構準入門檻、村鎮銀行組建要求等方面爭取國家改革試點，改變以往不盡合理的政策限制，促進中部地區地方金融發展大繁榮。

二是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目前，中部省份中小微企業融資困難的實質性問題是融資成本過高問題。對此，中部省份應順應國家利率市場化改革大趨勢，積極引導省內金融機構開展業務調整，合理安排貸款結構和期限，科學設計風險控制和規避方法，適度降低市場利率水平，更大力度支持我省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的發展。

三是加強對特定領域的金融支持。中部省份產業結構偏重于原材料產業和重化工業，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內外需環境發生深刻變化，鋼鐵、化工、建材和新能源等一些新興產業領域出現產能過剩，中部地區表現尤為嚴重，嚴重制約了中部地區崛起。對此，金融政策應有所傾斜，如制定金融支持調整過剩產能的相關措施，對整合過剩產能的企業定向開展并購貸款等。

四是積極做好融資平臺風險控制。在嚴格落實國家關于地方融資平臺清理整頓的相關政策，嚴控違規違法融資的同時，各省還應加大政府性資金、資源、資產的統籌力度，將優質資產注入融資平臺，提高政府融資平臺信用等級和融資能力。對于融資平臺風險監管，還需避免“一刀切”模式，針對平臺資產負債狀況健康、還本付息安排有保障的平臺公司，應積極協助其加快業務審批核準進度，穩步擴大融資規模，重點助推新興產業和新型城鎮化發展。

五是支持企業對外開放和“走出去”。近年來，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國內經濟轉型升級的推動下，我國企業“走出去”步伐加快。但中部地區企業“走出去”總體處于起步階段，有實力的“走出去”主體少，組織化程度低，缺乏適應全球化發展的投資戰略。在當前國內經濟形勢仍然嚴峻的情況下，中部省份可以充分利用國家的相關金融政策政策，拓展海外市場，進一步擴大“走出去”的規模和質量，促進外向型經濟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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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利.安徽省地方金融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時代金融，2011（7）.

[3]曹亞楠，李欣欣.金融結構差異與區域經濟發展探討[J].青海金融，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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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宏觀經濟 積極財政 政策實施

    自90年代中期我國成功地實現了國民經濟軟著陸后,特別是1998年以來,針對通貨緊縮,宏觀經濟形勢發生的許多新變化,中央政府實施了以增發國債,擴大支出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現已取得了較好的成效。為了更好地實施這一政策,發揮其更大的政策效應,需要進一步統一認識,及時對政策實施中的某些不足進行適度調整。這對于努力促進國民經濟持續有效增長是至關重要的。

    一、今后一段時期要不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筆者認為,根據目前我國經濟運行態勢以及財政現狀,財政政策作為中央政府實施間接調控的重要手段,仍然有必要、也有可能對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提高經濟運行質量起多方面的影響和作用。

    首先從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必要性看,一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對經濟增長進一步產生及時而直接的擴張效應。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市場的供求狀況發生了質的變化,初步實現了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變,有效需求不足,物價持續走低已成為經濟增長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所帶來的直接效應是企業經濟運行困難,生產能力普遍過剩,造成部分資源大量閑置,因此調整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以拉動內需顯得十分緊迫。

    1996年以來,我國中央銀行采取各種政策手段,如多次降低銀行存貸款利率,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取消了信貸規模控制方法等等,然而由于受各種因素影響,特別是由于經濟結構扭曲,貨幣政策在擴大內需方面效果不很理想。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調整稅收,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就能對投資和消費需求產生及時而直接的擴張效應。時下,雖然財政政策的實施對民間投資和對居民消費需求拉動不很明顯,啟動內需的效應在減弱等等,但這只能說明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和時間還不夠,只能說明實施政策的方向、重點應作適度調整。在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在暫無有效手段刺激消費需求擴大的態勢下,繼續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并適當加大實施力度是十分必要的。二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在增量上有效地解決我國經濟結構問題。目前我國經濟出現的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狀況,其形成原因固然與總需求不足直接相聯,但深層次的根源仍離不開結構問題。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在宏觀調控中更偏重于經濟結構調整,而積極的財政政策可通過財政收支的調節,從財力上對投資方向、重點、規模作出科學合理的安排,在增量上對經濟結構調整起宏觀性、導向性的作用。三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能較好地規范財稅分配關系,從分配上拉動內需,啟動經濟。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當前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存在的諸多不利于經濟高效運行,不利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障礙。例如可通過稅收返還等手段,調節地區間的財政收入,支持落后地區的發展、解決地區發展中的不平衡問題。通過社會再分配的調節,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工資,對社會上低收入者、低收入家庭給予一定的補助和救濟,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既起到擴大消費需求,又起到調動勞動者積極性的作用,這些都符合經濟集約型增長的內在要求。

    其次從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可能性看,增發國債是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核心內容,這就決定了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可能性很大程度取決于國債規模是否控制在適度區間內,我們可從決定國債承受力的兩個重要的指標作些具體分析。一是國債余額占財政支出的比率,經濟學上稱債務依存度,國際上公認的警戒線為25~30%.我國1992年為24.59%,1996年上升到53.55%,1998年又升到60.39%,這個指標已遠遠大于國際警戒線,意味著駕馭宏觀全局的中央財政支出的一半以上來自發行的國債。另一個是國債余額占GDP的比率,統計學上稱國債負擔率。根據世界各國的經驗,發達國家的國債余額最多不能超過半年GDP的45%,由于發達國家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一般為45%左右,依此測算,國債余額大體相當于當年財政收入總額,這是公認的國債警戒線。我國的財政收入(包括預算外財政收入)也只占GDP的20%,因此我國國債占GDP的比重,最高以不超過20%為宜。據測算,我國1991年為5.41%,1996年上升到5.6%,1998年又升到10%,低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比率。前一指標說明我國財政運行風險加大,財政形勢較為嚴峻;后一指標顯示積極的財政政策有繼續實施的空間,財政形勢有相對寬松的一面。如果考慮到國債余額是從國民經濟的總體和全局,而不是僅從財政收支上來考察和把握國債的數量界限的,這是一個更為全面、綜合地反映一國舉債潛力的指標;考慮到國債余額較低情況下出現債務依存度偏高的情況,是與現行體制和政府財政分散程度等特殊因素相關;再考慮到目前我國有世界上最高的儲蓄率,居民儲蓄總額有近6萬億元,相當部分未能轉化為投資,在通貨緊縮的態勢下政府通過發債方式向銀行借款,不但可解決政府建設資金不足問題,還可有效解決金融機構無法擴大高質量資產問題。鑒于上述思考的理由和根據,筆者認為,通過利用國債,進一步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可行的,這一政策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間和回旋余地,我們必須以適當加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拉動經濟增長。

    二、作為反周期的積極財政政策,在政策具體實施過程中,必須注重研究政策實施效應。

    根據1998年以來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實施狀況,目前財政政策的取向應把握以下幾點。

    一是要注意投資與消費雙向啟動。前一階段,積極財政政策刺激的重點是投資需求,選擇了基礎設施為投資對象,現在看來需要把增加投資規模與刺激居民消費需求結合起來,實行雙向啟動。因為在促進GDP增長的三個因素中,消費拉動最為重要。有關專家對1978年以來經濟增長的拉動因素作了統計計算,消費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在60%左右。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取得多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居民消費需求的擴大。中間需求對經濟增長發揮多大作用,取決于最終需求狀況。如果最終需求一直疲軟乏力,不能有較大幅度地啟動,即使有再多的投資也發揮不了作用。

    針對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態勢,注意到消費的不同層次,以及農村消費的巨大潛力,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刺激消費需求的擴大,可供選擇的政策措施有:1.調節收入分配關系,增加行政事業單位中低收入者工資。適當降低企業流轉稅稅率,增加企業所得,提高職工收入,從而擴大消費支出。2.增加對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和企業職工退休費支出,必要時可發行專用于社會保障的特種國債。3.減征個人所得稅,主要是對城鄉居民購買汽車、住房的消費支出,減征個人所得稅。4.積極做好準備,對居民儲蓄存款開征利息稅。5.適當加大政府采購力度。6.繼續加大政府對教育的投資,擴大居民的教育消費。

    二是逐步解決好財政分配中“越位”與“缺位”問題。可考慮做這樣幾項工作:1.努力減少膨脹過度的行政管理經費,這方面的開支漏洞較多、浪費很大。可利用這次政府機構改革的機會,努力加以調整縮減。2.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逐步減少巨額的企業經營性虧損補貼。同時進一步理順和改善農產品供求關系,減少價格補貼。3.隨著政府職能和財政職能進一步轉變和調整,財政應逐步退出經營性領域,對一般的經營性領域應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政府的作用是加強引導和監督,并為之創造公平而寬松的發展環境。這樣通過“壓、減、退”的途徑,卸了部分財政包袱,就可對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財政投資提到更靠前的序位上,投入較多的資金。當前主要用于公共工程開支,著重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但又必須看到,隨著市場體制、技術條件的變化,教育、醫療保健、公用基礎設施等準公共產品兩重性,將帶來許多新技術、新開拓的空間。特別是面對21世紀知識經濟的挑戰,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顯得愈益重要,如何使政府的財力與民間的財力在發展科學與技術方面更有效地結合運用,應該成為財政政策一個重要取向,認真加以研究實施。

    三是財政投入的重點取向應作適當調整。去年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最具有代表性的措施,是大規模舉辦政府投資的六大基礎設施建設,即農田水利、江河治理、生態環境,鐵路、公路、電信設施,城市公用事業,國家儲備糧倉,農村電網,經濟適用房。這些方面建設是必要的,對促進經濟增長意義十分重大。因此上述六個方面仍然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必須關注的重點,特別是一些規模大、周期長的工程項目,應繼續注入必要的政府資金,力爭及時、高質量地建設好。但必須指出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實施,不能忽視支柱產業的技術改造和固定資本的更新。原因在于:第一,社會規模的固定資本的更新是拉動經濟走出低谷、擺脫衰退,推動產業結構向合理化、高級化方向演變的重要物質基礎。如果我們不把投資的重點適時轉向技改和設備更新上,即使速度暫時上去了,也很難提高經濟的質量和效益。第二,加大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的力度,是由我國現實情況決定的。我國的基礎產業和技術產業現有設備陳舊、技術落后。所生產的產品多為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初級產品,不迅速改變這種狀況,我們無法迎接知識經濟的挑戰。第三,加大技改力度,創立名特優產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是增加對外貿易,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需要。大力發展進出口貿易已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我國出口商品多為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商品。在未來世界市場更激烈的競爭中,這些商品很難有立足之地,出口額很難有大的擴大,改變這種狀況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大技改投入,搞好技術改造。基于上述考慮,當前財政支出結構應作適當調整,可采用財政貼息政策和加速折舊政策,對企業實施較大規模的技術改造。還可考慮對于企業以利潤或紅利進行的技術改造,予以稅收減免,適當調整目前足額征收所得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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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金融危機，實行新積極財政政策

積極財政政策的啟動，與過去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相比，其特點為：一是這次金融危機的影響面廣，經濟形勢比亞洲金融危機時要復雜、嚴峻，而且經濟形勢還有進一步惡化的可能。二是從2008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轉換速度之快、之明顯，是歷年來我國宏觀調控中少有的現象。三是為應對此次金融危機，我國不僅提出擴大支出，也以結構性減稅相配合，如從2009年1月1日起全面實行增值稅轉型改革，為此將減收1200億元。而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我國雖然出臺了一系列的稅收優惠措施，但總的財政調控手段是增支不減稅，因此，此次以增值稅轉型改革為代表的減稅措施，讓積極的財政政策成為名副其實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四是在擴大支出方面，除了以投資拉動來擴大內需的慣常做法外，也強調向民生領域傾斜。在提出的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中，至少五項措施都與民生有著密切關系。五是我國近些年經濟保持了10%以上的持續增長，財政收入更是連年攀高，經濟實力的增強為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提供了雄厚的基礎。

上述五個特點，說明當前的積極財政政策不同于以往的積極財政政策，是一種新積極財政政策。

擴大內需，要找準定位

從宏觀經濟總需求構成看，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三大需求”是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從國民經濟核算構成看，這“三大需求”具體表現為最終消費需求、資本形成總額以及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從對各具體需求的界定看，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內需是消費與投資，外需則表現為凈出口。在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近些年“三大需求”的比例關系有如下特點：一是消費率與投資率在“三大需求”中占主導。二是投資率呈上升趨勢，消費率趨降；兩者有一定的互補性，即投資率高時，消費率低，反之亦然。三是凈出口率在經過幾年的低位徘徊后近幾年上升趨勢明顯。再從“三大需求”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看，數據顯示，自2001年以來，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及拉動基本上低于投資，消費與投資的貢獻及拉動呈現此降彼升的趨勢，凈出口的貢獻及拉動與前兩者相比始終處于劣勢，盡管近幾年它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在增強。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在我國“三大需求”中，投資與消費占主導，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及拉動作用明顯，凈出口的作用不容忽視，但顯然不及投資與消費的作用大。投資與消費構成了我國的內需，由此看來，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源動力是投資與消費，即內需，而投資的作用有大于消費的趨勢。

當前各地出臺的一些措施，投資占了相當的比重。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這種方式雖然見效快，但也往往易于導致投資邊際效率下降、投資過熱、盲目建設與重復建設、對環境資源造成損害等消極后果，不僅延遲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也可能埋下下一階段經濟過熱的隱患，造成經濟運行出現很大的波動性。在過去“高投資、高增長”發展戰略的慣性作用下，扭轉我國居民消費支出和農村居民消費下滑的趨勢，對于提高我國最終消費率、擴大內需就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和長遠意義。

擴大內需，國民收入分配應向居民傾斜

1997年發生亞洲金融危機時，為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我國在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進行了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在短期內確實達到了拉動經濟增長的目的，但從長期看，也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消費。消費不振，一方面是因為居民對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方面的支出有后顧之憂，在社會保障不健全的情況下，人們不得不進行預防性儲蓄，以應對在這些方面意想不到的大額支出，這也是我國為何近幾年消費率下降、儲蓄率上升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由于是大額支出，造成廣大消費者即使有消費需求，也沒有消費能力；另一方面，由于面臨復雜多變的市場環境，我國居民對未來收入預期的不確定性有增無減；更為重要的是，從政府和居民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看，整體上呈現政府上升、居民下降的趨勢，國家財政收入近些年的高速增長，造成國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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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持續了約20年的高速增長。1978－2000年平均經濟增長率達到9．52％。這一增長速度，與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高速增長時期的年均增長率大致相近，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高速增長期大體也持續了20年左右。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經歷了經濟高速增長期以后，都出現了減速的過程。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也都經歷了類似的發展過程。中國經濟發展在經歷一定時期的高速增長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現減速的情況。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已經呈現出這種趨勢。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經濟的現實增長率已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約平均10％左右，過渡到1998－2001年的8％－7％之間。這一趨勢將左右本世紀最初十年的中國經濟增長率。

中國現實經濟增長率之所以下降，主要背景是：經濟發展由資源、供給約束型轉向市場、需求約束型，由粗放的數量擴張型轉向同時追求效率與質量的集約增長型；中國經濟面臨著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要求以及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壓力。同時依靠制度變革帶來的生產要素重新配置（主要是農村勞動力和資源向非農產業的轉移）的勢頭減弱也是增長下降的一個原因。但是，由于目前中國在人均收入、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和國際化水平等方面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特別是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著明顯的差距，而國內城市與農村之間、東部與西部之間的發展水平也存在巨大差距，所以中國經濟蘊含著較大的經濟增長潛力。無論從需求的角度還是從供給的角度看，支持經濟增長的力量依然很雄厚。因此，中國經濟的減速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仍能保持相對快速的增長勢頭。中國經濟在本世紀初可以實現7％－8％左右的平均增長率，考慮到國內外發展條件的變化，個別年份升至上限9％，降至下限6％，也是有可能的。在此范圍內起伏，均可視為正常的發展。

如前所述，1998－2001年，中國經濟一直在7％－8％的增長速度區間運行。但這幾年中國經濟的現實增長率，低于潛在的經濟增長率，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有人估計，我國現時潛在增長率在9％上下，有的估計，在8％－10％之間。由于就業狀況不佳，社保措施不健全，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使居民消費需求受到遏制；由于最終消費需求不振，及在準入、融資等方面的限制，社會民間投資的增長也受到遏制。這幾年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通過支持政府投資對拉動國內需求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內需不足的問題一直縈繞著我們。外需增長也受到國際局勢和市場形勢不確定因素的影響。需求不足的市場約束，使我國潛在的增長能力難以發揮出來。

現實經濟增長率明顯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的證據，是我國社會資源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無論是人力資源、財力資源、物力資源都有較大的余力沒有發揮。人力方面，大量勞動力資源未充分利用，使就業壓力增大。物力方面，產品嚴重過剩，生產能力閑置，社會庫存增加。資金方面更是供大于求，目前我國城鄉居民儲蓄超過8萬億元，金融機構的存貸差由1998年的9174億元，上升到2001年的31302億元，平均增長率高達50．5％，大大高于同期存款增長的速度，導致存貸差占存款總額的比重升到2001年的21．8％，今年6月底存貸差已達到34007億元，即目前有1／5的銀行信貸資金沒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大量的儲蓄無法轉化為投資。由于供大于求的局面持續難解，通貨緊縮的陰影揮之不去，物價呈現出長期性回落的趨勢。

今年我國經濟形勢好于預期，現實的經濟增長速度將比去年加快。我們希望經濟增速加快的勢頭能夠持續下去。當然我們不能指望現實的增長速度回復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兩位數的高峰。然而經過努力，現階段的潛在增長速度是可以達到的。只要我們努力增加內需，把未充分利用的財力物力人力資源動員起來，這個目標是能夠實現的。

就業優先的增長模式和效率與就業并重

目前，我國未能充分利用的社會資源潛力中，最為醒目的是勞動力資源。與資金資源、物質生產力資源相比，后兩者受短期和周期性因素影響較大。而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則是我國的重大資源優勢，它不僅對短期增長起作用，而且是長期發展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中國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是今后一、二十年世界上無與倫比的一件大事。但中國勞動力的豐富目前卻形成了巨大的就業壓力。由于人口基數大，且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勞動參與率較高，今后10年至20年又處于勞動力資源增加的高峰期，每年新增勞動力逾千萬。加上失業下崗人員，農村待轉業的剩余勞動力，今后每年需要增加千萬以上個工作崗位。而目前能提供的就業崗位只有約800萬個。并且，隨著科技進步，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所能吸納勞動力的彈性系數逐漸降低。目前我國勞動力人數約7．5億，相當于西方發達國家勞動人口4．35億的1．73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要安排這么多就業崗位。中國就業問題的出現又是經濟轉型過程中，為提高經濟效率而付出的代價，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成本。中國大量人口的就業壓力，源于極大的勞動力供給與有限的資源（自然資源、資本資源）之間的矛盾。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在經濟發展戰略上應采取就業優先的增長模式，而不能采取其他資源優先的增長模式。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白皮書》中說，中國政府始終將促進就業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性任務，通過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長，實行積極的就業政策。這項積極的勞動就業政策在實際執行中遇到許多復雜的情況。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觀念成為思想理論界多數人的共識，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其主要著眼點在于促進提高效率。其結果是在提高中國經濟效率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帶來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和基尼系數的急劇上升；同時效率優先要求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加速資本替代勞動的過程。另一方面，雖然政府將控制失業列入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但眾所周知，宏觀政策有四大目標（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理論上應同時兼顧，實際上不同時期往往各有偏重。如在“軟著陸”時期，宏觀政策的取向事實上是以穩定物價為優先。1997、1998年以來，政府雖然努力以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長，但事實上并不是以就業作為中國經濟運行與發展的優先目標，而是以就業增長作為經濟增長政策的配套措施和副產品。但是應當注意，經濟增長不一定帶來相應的就業增長，有些部門（農業、礦業、某些制造業等）的經濟增長還伴隨著就業的下降。問題在于，就業增長并不單純取決于經濟增長一個因素，而是取決于經濟增長和就業彈性的變化兩個因素。因此，為解決就業增長，就必須一要經濟增長，二要提高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有人估算，如果能保持“七五”規劃每年7％的經濟增長速度，將就業彈性由目前的0．1提高到0．15，那么“十五”期間就能解決4000萬個以上的就業崗位。我國當前就業彈性呈現下降趨勢，有必要采取一系列綜合措施減緩、阻滯這一趨勢，乃至進一步促進提升就業彈性。這需要在技術進步與結構調整的政策上作出大量復雜的

研究與動作，正確解決效率與就業的關系。

效率與就業這一尖銳的矛盾，決定著中國未來的政策選擇和經濟發展。用犧牲效率與效益來擴大就業機會，將使中國喪失國家競爭力，永遠淪于落后境地。而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效率效益，將使更多的人進入失業行列。那么解決效益與就業的唯一出路，是采取效率與就業兼顧并重的政策。中國發展經濟的空間和容量是這么大，完全能夠一方面有選擇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關鍵產業、骨干企業的資本和技術的密集度，以增強它們的國際競爭能力；另一方面同時發展以制造業為骨干的傳統產業，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大力發展資本技術型產業中的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環節，大力發展服務行業，大力發揮民營中小企業吸納更多就業崗位的作用。這當然需要制定和實施一整套協調配套的政策措施。我以為只要政策措施對頭，以上兩個方面的發展是應該可以并行不悖的，既可以達到效率提高的目標，又可以達到充分就業的目標，是解決中國就業問題的唯一妥善途徑。

把促進就業作為經濟發展的基本優先目標，不僅是基于我國勞動力資源豐裕不得不作出的決定，也是國際上達成的共識。前不久國際勞工組織的《全球就業議程》強調，創造就業機會不再是經濟政策的副產品，而是宏觀經濟戰略和國家政策的總目標。就業不僅是生存手段，還是融入社會、給后代帶來希望的手段。就業問題的重要性怎么強調也不過分，何況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保障充分就業與社會公平，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 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要繼續實施并要正名

1998年以來，我國連續幾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利用國債資金進行重點建設，有力地拉動了經濟增長，抑制了通貨緊縮趨勢，而且加快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增強經濟發展的后勁。同時又實施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在貨幣供應量方面多數時候進行擴張性操作，有力地支持了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1998年從過去“適度從緊”的政策開始實現宏觀政策的轉變時，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都是中國條件下“擴張性”政策或“松動性”政策的一種變換的提法。“積極財政政策”的擴張性實質是無疑問的。貨幣政策只是因為考慮防范金融風險和穩定幣值，才賦予“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復雜的內涵。它既包含反對通貨緊縮的內容，又包含反對通貨膨脹的內容（戴根有）。這樣可以操作自如，但是人們的印象是缺乏方向感。

這兩項政策已經實行了四年。其成效有目共睹，其問題眾說紛紜。宏觀調控政策一般是短期政策，這兩項政策是要繼續堅持下去，還是改弦更張？

拿積極財政政策來說，國債投資對促進國內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應，是無疑的。但長期使用這一手段，一方面會增強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作用，與市場化改革目標相悖；政府投資一般效率也比較差，國債投資逐步傾于低收益或無收益項目，出現國債投資效用遞差現象；政府工程質量難以保證，而且容易發生腐敗。隨著時間推移，積極財政政策的消極方面日益顯露。但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據我看有三個條件。一是國際形勢明顯好轉，外需增長強勁。二是民間投資出現機制性復蘇繁榮，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形成自主成長機制。三是財政赤字和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達到或超過警戒線。目前看來，國際經濟形勢緩慢回復，但不確定因素仍在。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自主成長機制緩慢形成，但不能替代政府投資的拉動。國債余額占gdp比重尚未達警戒線，財政赤字占gdp比重雖逼近警戒線，但赤字警戒線還有伸縮余地。綜合上述情況，積極財政政策仍不能完全淡出，其內容應加以調整。國債規模應當控制，但仍應發揮效力，以保證經濟運行的基本穩定。

再拿貨幣政策來說，現在貨幣供應量并不低。m2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有力地支持了國債投資和大行業、大企業的發展。然而近幾年由于中央銀行貨幣供給中用于海外增殖的外匯儲備持續增長，而國內信用中用于支付政府部分又迅速增大，同時銀行貸款總量中一部分已被不良資產所抵銷等原因，投入實體經濟的資金受限（夏斌），企業部門特別是中小企業感到資金偏緊，也是不爭的事實。今年近幾月來，各種口徑的貨幣供應量增長幅度比上年末和今年初計劃均有提高，特別m0、m1增速上升，金融運行趨于活躍，加大了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目前，穩健貨幣政策朝松動方向的這種調整，仍需繼續，以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好轉的勢頭。貨幣政策不能僅僅被動適應經濟增長的需要，而要積極促進現實的經濟增長，使之向潛在的經濟增長率靠攏（劉國光）。

如前所述，我國目前現實的經濟增長率低于潛在增長率，社會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總需求不足的局面尚未過去，依然是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格局。為對應此種問題，除在結構、體制方面采取措施，消除長期性障礙以外，還得運用宏觀調控政策，進行治理。宏觀調控政策的取向，一般地說，可分三種情況：1當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現實的經濟增長率高于潛在的增長率，出現通貨膨脹趨勢時，需要采取緊縮性的政策；2當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現實的經濟增長率低于潛在的增長率，出現通貨緊縮趨勢時，需要采取擴張性的政策；3當總供給與總需求大體相當，現實經濟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差距不大，無明顯通脹與通縮趨勢的跡象時，就應采取中性的政策。這是經濟學的a．b．c，宏觀經濟政策要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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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觀調控 積極財政政策 擴大消費 科學發展觀 經濟結構調整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在自治區黨委、政府的堅強領導下，自治區財政廳全面貫徹落實中央和自治區的宏觀調控政策，迅速實施積極以“擴投資減稅收”為主要特征的財政政策，全力推動“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目標的實現。經過不懈努力，我區經濟已經走出最困難的時期，全區經濟持續回暖，經濟發展總體呈現回升向好、逆勢上揚的良好態勢。2009年，全區地區生產總值（GDP）1334.56億元，同比增長11.6%；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1119.14億元，同比增長30.3%；全年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39.32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9%；全區財政總收入完成213.65億元，同比增長19.61%。2010年度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643億元，增長13.4%，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達1464.7億元，增長30.9%；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突破400億元，增長19%；進出口總額19.6億美元，增長63.2％。

一、我區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效應明顯，但仍存在一些突出問題

在經濟發展走出低谷的關鍵時期，積極財政政策成為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和物質保障，財政和經濟的互動作用進一步彰顯。

（一）積極財政政策發揮了主導效應

1.政府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

2009年全區固定資產投資1119.14億元，比上年增長30.3％。其中，基本建設投資694.55億元，增長34.1％。從投資主體看，國有經濟投資713.53億元，增長30.8%；非國有經濟投資405.61億元，增長29.4%。國有投資占主導地位，國有投資的大幅增長有效拉動了全區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增長。

2.財政減稅加補貼的政策有效地刺激了消費增長

一是財政加大投入提高居民收入為消費的穩定奠定了基礎。2009年全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025元，增長8.5％，其中人均工資性收入9597元，增長9.1%；人均消費性支出10280元，增長7.6％。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食品消費支出占消費性支出的比重）為33.4％，比上年下降1.7百分點。二是降低二手住房交易稅、車輛購置稅優惠政策等結構性減稅政策有效推動了汽車、住房等消費增長。全年全區車船使用稅等地方小稅種實現增收2.1億元，占稅收增收額的16.48％，對稅收的貢獻率為66.2％。三是家電下鄉、汽車下鄉政策明顯帶動了農村地區家電、汽車等產品銷售的增長，2009年全區縣及縣以下消費品零售額增長32.2％，快于同期城市市場零售額增速17.8個百分點。

3.財政投入是改善民生的主導力量

自治區10項民生計劃為民辦的30件實事中，各級財政全力以赴給予保障，民生項目完成或超額完成。2009年自治區財政各項民生投入280億元，占全區一般性預算支出的近七成，有力地保障了教育文化、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安居環保等民生建設，是政府民生計劃實施的物質基礎。

4.寧夏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促進了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落實

從政治層面看，寧夏財政落實中央和自治區擴大內需各項政策行動快，力度大，反映了自治區自覺維護中央權威、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堅定性；從社會層面看，各項民生政策的落實，提高了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改變了事業發展面貌，促進了民族地區的團結穩定；從經濟層面看，寧夏經濟結構主要以資源開采和利用為主，擴大內需投資的項目所需設備很大一部分需要從外地采購，還有部分外地施工企業通過招投標方式參與寧夏擴內需工程項目建設，促進了商品的物流和經濟的增長；從消費層面看，寧夏本身沒有家電生產企業，也沒有汽車摩托車生產企業，實施家電下鄉以來，寧夏各類家電、汽車摩托車銷售額大幅上升，對這些企業穩定生產、促進當地就業提供了積極的推動力。

我區積極財政政策實施中存在一些突出問題，積極財政政策部分措施效果不明顯，調控任務還很艱巨，主要是：

（1）區本級和市縣地方后續財力緊張，繼續投資勉力而為。我區新增中央投資項目地方政府配套資金實際到位率偏低，地方配套率資金僅有64%，資金缺口較大，地方政府足額提供配套資金困難比較大。

（2）擴大內需主要靠政府投資拉動，民間資本不活躍。促進消費是擴大內需的重要內容。當前我區經濟的回升，主要還是依靠政府投資的拉動，消費和民間投資有待進一步發揮其潛力。

（3）制約居民消費因素突出，擴大內需難度大。醫療衛生、住房、社會保障等因素制約居民消費的欲望，特別是房價的快速上漲，更加集中了普通居民的消費支出，對居民消費形成“擠出效應”。國家統計局寧夏調查總隊2009年12月7日公布了全區房價持續上漲的調查結果，認為寧夏房價漲幅連續兩年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4）全區經濟發展內生動力不足。我區工業產品結構較為單一，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強, 高附加值、有核心競爭力的產品缺乏，節能減排任務艱巨；農業見效周期長，產業化水平較低，農民增收壓力比較大；服務業發展緩慢，增速連續8年低于地區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南部山區和中部干旱帶扶貧攻堅任務繁重，城鄉發展差異比較大。

二、財政支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政策空間廣闊

從目前全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大環境來看，國家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今后一個時期不會改變，全區經濟發展的大格局積極因素較多。

一是我國經濟發展趨勢總體向好，中央調控政策明確。隨著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等各項宏觀調控措施的貫徹實施，我國經濟運行中的積極因素不斷增多，企穩向好的勢頭日趨明顯。中央十二五規劃指出，“十二五”時期，世情國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呈現新的階段性特征。綜合判斷國際國內形勢，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認為我們完全有條件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和綜合國力再上新臺階。國家經濟社會良好發展趨勢為我區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依靠。

二是寧夏在應對危機中具有獨特的區位優勢。2010年4月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點任務和政策措施，強調今后10年要堅定不移地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提出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等7項措施。國務院近期對《關于進一步促進寧夏經濟社會發展的若干意見》是寧夏經濟社會發展的源源動力。經過近年持續快速發展，我區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產業化的穩步加快推進，形成了一批較為先進的生產能力，積累了比較堅實的物質基礎，干部群眾信心堅定。自治區新開工項目的逐步建成和擴大內需投資的陸續投入，將為我區經濟發展帶來新的動力。

三是積極財政政策自身實施空間比較大。從政策手段上看，寧夏屬于民族區域自治地區，可以在中央授權范圍內探索積極運用財稅政策的新思路、新舉措，促進寧夏經濟社會發展。從財力可能看，通過調整支出結構盤活存量，加大資金爭取力度和收入征管力度增加增量，推進財政改革加強財政資金監管提高資金效益，可以為宏觀調控繼續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四是我區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要把握好幾個重點。一是公共投資的拉動作用不能突然停止，我區經濟正在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 如果沒有后期資金的持續投入，經濟發展就會陷入停滯，甚至有可能喪失來之不易的企穩回升的良好勢頭，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二是把經濟結構調整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只有堅定不移地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才能使增長更上層次、更有后勁、更可持續；三是把推進民生的持續改善作為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根本點，增加對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優先保障和改善民生；四是對部門利益影響財政政策效應的問題要逐步解決；五是財政增收節支必須常抓不懈。

三、鞏固發展財政政策效應的思路和建議

在鞏固經濟向好局面的關鍵時期，財政工作要以深入落實國務院《關于進一步促進寧夏經濟社會發展的若干意見》為抓手，突出階段支持重點，夯實經濟發展基礎，增強經濟發展內在動力，為全區科學發展提供強有力的財政支撐。

一是發展新興優勢產業，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一要突出支持“五優一新”產業的科技創新和產業鏈的建設，引領新型工業化。二要通過財政補助、財政貼息和建立風險投資的方式，推進我區新能源產業的良性發展。三要建立健全激勵導向機制，推進節能減排工作，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四要突出發展優勢特色農業產業，大力建設現代農業。五要突出支持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增添經濟發展活力。六要突出支持沿黃城市帶的建設，促進區域經濟的融合發展。

二是完善財政投融資機制，發揮政府公共投資主體作用。牢牢抓住落實國務院《加快推進寧夏經濟社會發展若干意見》及其《分工方案》的重大機遇，在交通、水利、能源、優勢業特色產業建設方面謀劃一批起點高、拉動強、影響大的重大項目，積極爭取得到國家政策資金的支持，并引導社會資金向重點優勢項目集中。創新財政投入方式，加大獎補力度，調動銀行信貸資金、政府信用貸款和民間資本在我區的投資積極性。

三是發揮財政收入分配職能，千方百計擴大內需。繼續實施惠農補貼政策，提高農民收入。繼續提高城鄉低保補助水平，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實施促進就業的財稅政策，推進機關事業單位工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認真貫徹落實國家出臺的一系列措施實行結構性減稅政策，減輕企業稅收負擔，促進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繼續做好家電下鄉、汽車下鄉工作，擴大農村消費。

四是靈活運用財稅手段，努力擴大出口。一要突出品牌戰略，重點打造清真和特色兩個品牌，提升產業層次，提高出口競爭力。二要發揮寧夏區位優勢，促進寧夏和阿拉伯國家的交流往來，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大力推動勞務輸出，鼓勵企業走出去投資辦廠。三要落實好出口退稅等政策，支持建立擴大外貿出口的動態政策監控機制，加快政策實施節奏，適應國際市場變化。

五是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①建立民生投入的資金長效保障機制，各級財政每年新增財力的三分之二以上要用于解決民生問題。②切實解決好群眾關心的上學、就業、看病、住房等問題。③加快構建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四是提高民生資金的效益。

六是推進財稅改革，建立體制保障。完善省以下分稅制財政體制。在保持分稅制財政體制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圍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完善自治區和市縣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狠抓增收節支。嚴格控制減免稅，堅決制止和糾正越權減免稅和“先征后返”等變相減免稅政策。牢固樹立過緊日子的思想，堅持“兩個務必”，嚴肅財經紀律，勤儉辦一切事業。抓好政策的貫徹落實，及時捕捉經濟形勢變化和群眾需求，加大政策追蹤和調研力度。

四、結論

本輪積極財政政策在寧夏實施以來，對我區企業走出最困難時期起到了關鍵的扶持作用，對今年以來經濟增長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為下一步宏觀調控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借鑒。在鞏固經濟企穩回升良好勢頭的關鍵時期，必須堅持實施好財政支持經濟增長的“一攬子”政策，保證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穩定經濟增長態勢，增強經濟發展內在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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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同三.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N].人民日報,2009-12-16.

篇8

國務院常務會

11月5日，國務院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措施。

[基調]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會議認為，近兩個月來，世界經濟金融危機日趨嚴峻，為抵御國際經濟環境對我國的不利影響，必須采取靈活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以應對復雜多變的形勢。當前要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出臺更加有力的擴大國內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和災后重建，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

[方針]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準，工作要實

[措施]十項措施促經濟發展

一是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二是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三是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四是加快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五是加強生態環境建設；六是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七是加快地震災區災后重建各項工作；八是提高城鄉居民收入；九是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行業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減輕企業負擔1200億元；十是加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取消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限制。

[投資]兩年4萬億，本季先行投資1千億，帶動4千億

到2010年底約需投資4萬億元。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資1000億元，帶動地方和社會投資，總規模達4000億元。截至發稿時，地方政府已出臺18萬億元投資計劃，只是尚待國家發改委審批。

眾部委協同跟進

11月19日，財政部、工信部、國土資源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各部門紛紛響應中央號召，密集出臺各項措施，促進企業增加投資和居民消費。

[工信部]大力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

在工信部提出的十項具體措施中，如下重點值得關注――

大力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組織實施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專項以及工業行業信息化應用提升專項，推進產品、研發設計、企業管理、生產過程、生產裝備、綜合集成、流通等關鍵環節信息化；

繼續推動TD-SCDMA研發和產業化工作；

大力開展企業技術改造工作。根據國家總體規劃和產業政策要求，制訂工業、通信業領域企業技術改造投資指南，明確企業技術改造的重點和方向，引導銀行資金和社會資金加大對企業技術改造的投入。

[財政部]2009年起停征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減免金額約190億元。

[中央財政]安排中小企業專項資金共51.1億元，今年新增的22億中，16億用于支持中小企業信貸。

[人保部]2009年起提高企業基本養老，增幅10％左右。

[國土資源部]2009年起逐步適當提高被征地農民的補償標準。

家電下鄉

國務院牽頭出臺力保輕紡工業的6項政策措施中，第一條的重點落在“家電下鄉”――“擴大國內需求，在全國推廣“家電下鄉”，對農民購買家電實行財政補貼。”

11月20日，新一輪“家電下鄉”招標結果揭曉，彩電產品是我們的關注重點――

[覆蓋區域]在山東、河南、四川這三個一期省份外，新增內蒙古、遼寧、陜西等14個省市。

[招標產品]除標清CRT外，首次加入高清CRT和平板電視。

[分值變化]與去年相比，價格分值由10分降至5分；“是否適合農村性能”分值由40分增加至45分，目的是符合農村市場需求、保護農村消費者權益。

[門檻降低]取消投標產品必須是“國家免檢產品”的硬性要求。

[中標企業]海信、康佳、長虹、創維、TCL、廈華、海爾、熊貓電子、捷聯電子、樂華科技。

篇9

2017年積極的財政政策

實行積極財政政策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2016年以來，受經濟增速放緩、營改增減收等因素影響，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幅繼續走低。在財政收入增速回落、收支矛盾加大的情況下，有關部門加強支出預算執行管理，及時撥付財政資金，切實保障了穩增長、惠民生等重點支出需要。

2017年，國內外經濟環境更加復雜多變，經濟下行壓力和財政收支平衡壓力進一步加大，應實行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適當擴大財政赤字規模和債券發行規模，進一步落實和完善減稅降費政策，積極推進財稅體制改革，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充分發揮財稅政策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提升就業和民生保障水平、促進新經濟新動能成長壯大的重要功能。

2016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支分析

(一)2016年1-11月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低速增長

受經濟增速放緩、營改增減收等其他減收因素影響，2016年1-11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48250.25億元，同比增長5.7%，完成預算的94.3%。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68263.32億元，同比增長5.3%，完成預算的94.4%;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79986.93億元，同比增長6.0%，完成預算的94.3%。收支相抵，累計赤字17588.39億元，同比多7347.79億元。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的稅收收入122325.87億元，同比增長6.0%，完成預算的95.0%。

1-11月財政收入增長有如下特點：

1. 受營改增政策減收效應逐步顯現，以及前期地方清繳營業稅影響，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幅先升后降

一季度增長6.5%，其中1、2、3月份分別增長5.8%、7%、7.1%，增幅總體平穩且呈逐月提高態勢。二季度增長7.5%，4月份受部分地區商品房銷售回暖以及營業稅清繳增收等因素影響，收入增幅躍升至14.4%;5月份受部分企業匯算清繳上年所得稅延后入庫影響，增幅回落到7.3%;6月份則受前期清繳營業稅減少了部分收入來源、去年同期基數較高以及政策性減收效應體現等影響，增幅回落到1.7%;三季度增長3.1%，受營改增政策性減收效應進一步顯現、去年基數較高等因素影響，7月份以后財政收入同比增速低位波動。

2.受消費稅、進口環節稅收、車輛購置稅、證券交易印花稅等減收影響，中央財政收入增速較低

2016年1-11月，主要受產銷量下降影響，卷煙和成品油消費稅減收較多，國內消費稅9583.72億元，同比下降1.2%，完成預算的79.7%;受一般貿易進口下降影響，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11406.5億元，同比增長2.4%，完成預算的87.9%;關稅2336.75億元，同比增長2.1%，完成預算的88.8%。受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車減半征收車輛購置稅政策性翹尾減收的影響，車輛購置稅2387.87億元，同比下降6.5%，完成預算的93.3%。受股票市場交易低迷的影響，印花稅2057.89億元，同比下降35.4%，完成預算的79.5%。其中，證券交易印花稅1198.53億元，同比下降50.0%，完成預算的72.6%。

3.受部分地區商品房銷售回暖、營業稅清繳增收以及上年基數等影響，地方財政收入增長較快但分化明顯

2016年1-11月，契稅3847.24億元，同比增長11.5%，完成預算的92.5%;土地增值稅3904.64億元，同比增長13.8%，完成預算的95.2%;房產稅2058.37億元，同比增長8.1%，完成預算的93.6%。 由于現代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多集中于東部地區，其帶動東部地區稅收持續快于中西部地區。31個地區中，上海、廣東、浙江等4個省市實現兩位數增長;北京、天津、河南、安徽等22個省市區實現個位數增長;山西、陜西、新疆、青海、黑龍江5個省區收入下降。

4.受營改增試點全面推開的影響，原營業稅納稅人改繳增值稅形成收入轉移體現增收，國內增值稅增速明顯加快

2016年1-11月，國內增值稅完成36683.23億元，同比增長31.0%，完成預算的87.1%。其中，改征增值稅10860.85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893.19億元，同比增長266.0%;如果扣除改征增值稅，國內增值稅同比下降7.8%。營業稅完成11472.61億元，同比下降34.5%，完成預算的158.5%;改征增值稅與營業稅合并計算，2016年1-11月累計增長9.1%，其中上半年增長24.2%，下半年除10月增長6.8以外，7、8、9、11月分別下降10.9%、17.6%、21.3%和12.5%，營改增試點全面推開的政策性減收效應體現。

5. 受房地產市場交易回暖及2015年資本市場相關企業利潤增長較快的影響，企業所得稅增長較快

2016年1-11月，企業所得稅28532.23億元，同比增長7.7%，完成預算的98.2%。

6. 由于居民工資性收入、勞務報酬和財產轉讓所得增長較快，個人所得稅增幅較高

2016年1-11月，個人所得稅9322.61億元，同比增長17.7%，完成預算的98.5%。其中，受二手房交易活躍等帶動，財產轉讓所得稅增長較快。

初步預測，2016年全年一般預算收入增長5.1%左右。

(二)2016年1-11月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保持較高增速

2016年1-11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65838.64億元，同比增長10.2%，完成預算的91.8%。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支出23645.28億元，同比增長6.0%，完成預算的86.4%;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42193.36億元，同比增長10.9%，完成預算的93.0%。主要支出情況：

1.教育支出24628.3億元，同比增長13.3%，完成預算的92.1%

重點在于完善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統一義務教育學校生均公用經費基準定額，繼續實施農村義務教育薄弱學校改造計劃等重大項目。支持普惠性幼兒園發展，對公辦普通高中建檔立卡等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免除學雜費，推動地方建立健全職業院校生均撥款制度，改善中職學校辦學條件，完善高校預算撥款制度，健全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體系。

2. 科學技術支出5255.74億元，同比增長15.3%，完成預算的86.6%

重點改革和創新科研經費使用和管理方式，完善穩定支持機制，促進科研院所改革發展。大力支持自然科學基金、科技重大專項和重點研發計劃，在重大創新領域組建一批國家實驗室，推動基礎性、戰略性、前沿性科學研究和共性技術研究。實施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吸引社會資金、金融資本進入創新領域。

3. 文化體育與傳媒支出2384.9億元，同比增長3.9%，完成預算的77.3%

重點推動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提高公共文化服務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完善文化產業政策扶持體系，推進實施全民健身戰略，支持激活和釋放文化需求，擴大文化體育消費。

4. 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19866.43億元，同比增長16.0%，完成預算的100.4%

重點是按城市、農村低保人均補助水平分別提高5%、8%對地方補助。支持地方全面建立困難殘疾人生活補貼和重度殘疾人護理補貼制度。保障優撫對象等人員各項撫恤待遇落實。支持做好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按6.5%左右提高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養老金標準，建立基本工資正常調整機制。完善職工養老保險個人賬戶。支持資源能源型地區和東北地區加強民生政策托底保障。

5. 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支出11974.96億元，同比增長18.9%，完成預算的96.9%

重點是將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財政補助標準由每人每年380元提高到420元，個人繳費標準由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150元，加大對城鄉居民大病保險的支持力度。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年人均財政補助標準由40元提高到45元。推進重特大疾病醫療救助，減輕低收入大病患者治療費用負擔。

6.城鄉社區支出19503.95億元，同比增長29.6%，完成預算的122.8%

7.農林水支出14358.44億元，同比增長7.0%，完成預算的82.3%

重點是加大對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支持力度，支持農業水價綜合改革，繼續推進重金屬污染耕地修復治理、地下水超采區綜合治理等試點。大規模推進農田水利和高標準農田建設，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推進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完善主要農產品(11.420, 0.00, 0.00%)儲備和調控機制。

8.住房保障支出5385.85億元，同比增長11.0%，完成預算的83.5%

重點是繼續開展運用PPP模式投資建設和運營管理公共租賃住房試點，落實棚戶區改造稅費優惠政策和貸款貼息政策，積極推進棚改貨幣化安置和政府購買棚改服務。

初步預測，2016年全年一般預算支出增長4.4%。

2017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支分析與展望

(一)2017年國內外經濟環境分析

1.世界經濟疲弱依舊，我國出口形勢不容樂觀

2017年，由于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尚未出現，英國退歐進程、法德等主要國家大選、德國和意大利銀行業危機帶來的不確定性仍將持續，主要經濟體之間政策分化仍將延續，世界經濟疲弱態勢難以明顯改變。美國經濟延續復蘇態勢，但勞動參與率降低、美聯儲加息和美元走強也使美國經濟走勢存在變數。歐元區經濟增長動力有所增強，但英國脫歐、法德大選及德意銀行業危機加大了復蘇的不確定性，通縮壓力較大，失業率居高不下。日本經濟難以擺脫低迷，通貨緊縮壓力尚未根本緩解。

新興經濟體經濟繼續分化，總體增長乏力，印度有望保持較快增長，俄羅斯、巴西、南非等國家繼續低速增長。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分別預測2017年全球經濟增速為2.8%和3.4%，為近年較低水平。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加、反全球化和國際貿易及投資保護主義加劇等因素疊加影響下，全球貿易維持低速增長態勢，世界貿易組織預測2017年全球商品貿易量增速為1.8%-3.1%。

主要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取向繼續分化，應對經濟下行的政策空間有限，尤其是美法德大選之后政治經濟政策面臨諸多不確定性，有可能導致國際金融市場風險偏好下降，新興經濟體資本凈流出加劇，貨幣貶值壓力加大，大宗商品市場波動加大。相對疲弱的全球經濟和相對堅挺的美元將抑制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幅度，再加上人民幣不具備大幅貶值的條件，我國貿易競爭力難有明顯好轉。初步預測2017年出口下降3.0%，進口將下降4%左右，降幅均較2016年有所收窄。

2.內生動力依然不足，經濟增速繼續回落

2017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企、金融、財稅等一系列改革的推進將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在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得到充分發揮的同時，政府作用也將得到更好地發揮。與此同時，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依然存在，總需求依然低迷，內生增長動力依然不足，經濟發展仍然面臨諸多挑戰。在結構性、周期性和外生性因素的作用下，經濟增長仍有較大的下行壓力。

一是投資增速緩中趨穩。2017年，國家將進一步發揮好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重點抓好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領域的投資，進一步簡政放權，開放投資領域，適度降低企業社會成本壓力，提高實體經濟回報率，規范推廣 PPP模式并加快立法過程，利用引導基金促進更多項目落地。預計2017年基建投資增速將維持2016年的水平;受房地產調控政策影響，房地產投資增速將小幅回落;制造業投資由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出口三大因素決定，2017年這三大因素都有望緩中企穩，制造業投資也有望出現緩中趨穩的走勢;隨著制造業和出口增速回穩，服務業等其他投資的增速也有望緩中企穩。綜合分析，固定資產投資將增長8.5%左右，略高于2016年水平。

二是消費增速小幅回落。2017年，居民收入增長放緩對居民消費的滯后影響繼續顯現，高品質產品和服務的有效供應依然不足，居民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都將受到制約，居民消費難以出現明顯改觀。預計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均增長10.0%左右，略低于2016年水平。

三是居民消費物價將保持小幅回落態勢。2017年，盡管貨幣流動性總體比較寬松、勞動力成本剛性上漲和服務價格穩中有升的態勢仍將持續，但由于總需求低迷態勢難以改變，社會總供求關系仍然十分寬松，CPI漲幅將略低于2016年。預計全年居民消費價格將上漲1.8%左右，略低于2016年水平。

四是工業生產者價格跌幅將繼續收窄。2017年，穩增長政策繼續發力，固定資產投資緩中趨穩，工業品需求基本穩定;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同比回升較多，進口初級產品價格對工業生產者價格的提升作用將繼續。預計全年工業生產者價格將下降1.0%左右，比2015年降幅有所收窄。

綜合考慮以上因素，初步預測，2017年我國GDP將增長6.5%左右，工業增加值增長5.9%左右，均略低于2016年水平。

(二)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收空間有限

2017年，經濟增速略有回落，價格水平低位運行，企業效益難有明顯改觀，結構性減稅力度可能加大，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幅將繼續回落。

1.國內增值稅增速將小幅回升

2017年，工業增加值增速從2016年的6.1%左右小幅回落到5.9%左右，PPI降幅從2016年的1.9%左右收窄到1%左右，工業增加值名義增速將回升0.7個百分點，工業增值稅增速將有所回升;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速從2016年10.4%左右回落到10.0%左右，商業增值稅增速將小幅回落;國家將進一步推進營改增工作，增值稅稅基將進一步擴大。扣除改征增值稅，增值稅增速將小幅回升。

2.所得稅增速將有所回落

2017年，工業增加值名義增速回升，工業企業效益有望微幅改善，工業企業所得稅增速有望穩中有升;受經濟增速繼續回落和潛在風險上升的影響，銀行等金融行業利潤增速將持續回落，相關企業所得稅增幅也將繼續回落;隨著前期熱點城市限價、限貸、限購政策逐步落實，房地產市場將逐步降溫，房地產企業所得稅較快增長勢頭將難以維持。

2017年，國家有望加快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改革，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工資性收入應征額將減少;隨著二手房市場交易逐步趨于平淡，財產轉讓性收入增幅將明顯回落。

3.政策性減收因素效應進一步顯現

2017年，隨著納稅人獲得進項抵扣逐漸增多，以及納稅人對增值稅適應性不斷增強，營改增的減稅規模將繼續擴大。

隨著前期熱點城市限價、限貸、限購政策逐步落實，房地產市場將逐步降溫，房地產營業稅、契稅、土地增值稅、耕地占用稅等相關稅收增速較快增長勢頭難以維持。

隨著進一步加大清理規范收費基金的力度，非稅收入增速將進一步回落。

4.行業間、地區間收入分化有可能加劇

2017年，現代服務業和高端服務業稅收仍將保持較高增速，傳統制造業總體上將維持低迷狀態，煤炭、鋼鐵等受益于淘汰落后產能和清理僵尸企業的行業收入回升勢頭難以維系。

東部地區產業轉型早、高端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比較集中，稅收和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貢獻度越來越高，引領作用越來越強。經濟基礎薄弱、產業結構單一中西部地區財政收入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特別是縣級財政增收困難進一步加大。由于財力有限，部分違法違規或變相舉債風險可能會有所上升。

綜合以上因素，初步預測2017年財政收入增長3.0%左右。

(三)中央和地方財政支出壓力大

2017年，要通過實施適度擴大總需求、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導良好發展預期的組合政策，努力保持經濟平穩發展走勢，要適時推出新的政策措施，緩解中央和地方財政支出壓力。

1.加大力度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2017年，經濟內生增長依然動力不足，要切實發揮好積極財政政策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作用。一方面，要適度擴大政府投資規模，繼續優化投資結構，支持災后水利薄弱環節和城市排水防澇設施、扶貧移民搬遷、農村危房改造、網絡基礎設施、城市地下綜合管廊、停車設施、充電設施等建設，加快啟動“十三五”重大工程建設，促進區域城鄉協調協同發展。另一方面，要采取多種措施，穩定居民收入增長，優化消費市場環境，在穩定和擴大住行等傳統消費的同時，努力增加高品質產品和服務的供給，釋放潛在消費需求，促進居民消費擴大和升級，推動投資消費有機結合，帶動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在更高層次上化解需求不足的矛盾。

2.持續提升就業和民生保障水平

2017年，為了應對不斷加大的就業壓力，要堅持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實施好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計劃，妥善解決化解過剩產能中的職工安置問題，進一步支持農民工等返鄉創業，堅決做好就業托底工作;推進城鎮職工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適當提高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財政補貼標準，加快推進城鄉醫保整合和異地結算落地，完善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對商品房庫存較大的三四線城市，進一步提高貨幣化安置的比例;實施教育、衛生、文化等領域的共享服務提升工程，推動公共服務資源向農村和中西部傾斜;加大貧困地區異地扶貧搬遷投入力度，持續推進精準扶貧脫貧工作。

3.進一步促進新經濟新動能成長壯大

2017年，要大力支持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著力培育經濟發展的新動能。推進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和國家實驗室、產業創新中心建設，啟動實施一批重大科技項目和重大科技工程;充分發揮國家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基金的作用，加快建設首批雙創示范基地，推進大中小型企業、科技創新、人才發展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深度融合;加快培育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裝備和工業機器人(19.920, 0.00, 0.00%)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新增長點。加大技術改造投入力度，推動先進制造產業投資基金盡快開展實質性投資運作，加快國家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直投子基金的設立運行，增強制造業的核心競爭力。

綜合考慮以上因素，初步預測，2017年一般預算支出將增長5.1%左右。

2017年財政政策取向

1.適當擴大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規模

2017年，國內外經濟環境復雜多變，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穩增長、調結構、補短板、惠民生任務艱巨，需要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目前，我國一般公共預算赤字率和廣義債務率尚未超過3%和60%的國際安全線水平，也低于主要發達國家以及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建議將全國財政赤字規模擴大到2.8萬億元，比2016年預算增加6200億元，赤字率提高到3.5%左右，比2016年預算高0.5個百分點。

適當擴大政府債券發行規模，統籌考慮國債以及地方政府一般債券、專項債券、置換債券的發行規模和用途，在加大對國家重大工程和重大項目、地方土地儲備、地下管廊、水利等基礎設施的支持的同時，優化政府債務結構，降低利息負擔，防范財政金融風險的累積;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重點支持薄弱領域和重點領域建設，加大對東北地區財政一般性轉移支付力度;大力推廣PPP模式，用好財政引導基金，激發民間投資的活力。

2.進一步落實和完善減稅降費政策

加強營改增全面試點效應的分析和評估，調整和完善相關政策措施，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全面落實資源稅改革的各項措施，規范資源領域稅費關系，促進資源節約利用;普遍降低和減并各類實體企業增值稅稅率，將人力資本等項目納入進項稅額抵扣范圍;進一步加大對創新投資的支持力度，將有關優惠政策放寬到中小科技企業和所有企業納稅人;進一步加大對科技創新成果應用的鼓勵，對企業購置納入《首臺(套)重大技術裝備推廣應用指導目錄》內的設備，按照投資額的一定比例從企業所得稅中抵免;擴大固定資產加速折舊政策范圍，由目前的10個行業擴大到制造業全行業;進一步取消和免征一批行政事業性收費，降低企業交易成本。

3.積極推進財稅體制改革

加快推進財政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制定出臺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總體方案;積極推進房地產稅立法，擇機將一線和熱點二線城市納入房地產稅收試點征收范圍;修訂個人所得稅法，將房貸利息、養老、二孩等成本納入個人所得稅稅前扣除并優化稅率結構，推進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改革;全面推進消費稅改革，適當擴大并調整消費稅征收范圍，把高耗能、高污染、及部分高檔消費品納入征收范圍，將消費稅由目前主要在生產環節征收改為主要在零售或批發環節征收。

4.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盡快完成剩余的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置換，減輕地方政府利息負擔，防范財政金融風險;加快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評估、預警和應急機制，強化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管理和預算管理;不斷完善健全地方政府債券市場化發行和定價機制，建立地方政府債券收益曲線，鼓勵符合條件的機構和個人投資地方債券，提高地方政府債券的流動性;進一步推動地方融資平臺市場化轉型，堅決堵住地方政府各類非正規發債融資渠道，嚴厲查處地方政府違法違規的擔保和舉債融資行為;加強風險提示和輿論引導，強化地方政府及其部門對企業債務違法擔保的無效性，逐步打破市場對政府“兜底”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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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工業生產指數；赤字；歐洲；財政政策

中圖分類號：F810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59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09-134-02

盡管一些主要國家實行了重要的貨幣寬松政策，比如美國，但全球經濟增長依然放緩，失業率還保持在較高水平。正因如此，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在當前的政策討論中日益受到重視。當然，高經濟增長率需要避免當前的這種經濟低迷狀態，然而關鍵性的問題在于財政擴張能否與寬松的貨幣政策協調使用。又或者就像一些主流經濟學家所建議的，只實施貨幣政策也能達到扭轉經濟低迷的目標？

理性預期學派和實際經濟周期學派認為，實施擴張型的財政政策（政策目標是提高經濟增長率和降低失業率），將達不到預期的目標。相反，預算赤字，不管是通過貨幣發行還是向公眾借款，都會增加公共債務，提高利率水平，擠出私人投資，最終將損害經濟的中期發展。反過來，隨著價格水平的上漲，這些又會導致工人名義工資的增加，企業利潤的減少，從而影響企業的未來投資。費爾德斯坦堅持反對擴張型的財政政策，尤其是那些訴諸于赤字開支的財政政策。羅伯特·巴羅也反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夠成為相輔相成的政策工具這一觀點，認為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因為正在面臨或經歷財政寬松政策的經濟主體會把他們的收入儲蓄起來，以備未來增加的納稅額，而不是增加私人消費和擴大投資。在這種情況下，因為消費沒有改變，所以財政乘數是0。

然而，上述命題缺乏特定的經驗分析。此外，在如今的大多數發達國家里，通貨膨脹正處于有效的控制之下。就巴羅的假設而言，我們應該知道這一假設并沒有被實體經濟中的任何經驗證據所證實，因為即使實行寬松的財政政策，大多數OECD國家里的家庭儲蓄卻減少的非常多。

在面對嚴重低迷的經濟時，為了穩定經濟，貨幣政策工具和財政政策工具可以被很好地協調使用。例如，在總需求嚴重不足、高失業率和經濟流動性有限的時期里，為了進一步刺激民間借貸，在實施寬松貨幣政策的同時，有必要實施擴張型的財政政策。在一些由于債務負擔加重而不得不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的情況下，如果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不管是出于匯率下降還是信貸擴張，在某些程度上能對經濟衰退的沖擊起到緩沖作用。

在經濟衰退時期，單一的依賴貨幣政策來穩定經濟，并不能對經濟產生足夠的刺激，因為在經濟陷入通貨緊縮的情況下，更低水平的利率并不會必然對投資產生激勵。的確，在一些利率非常低的時期，為了刺激總需求和增加產出與投資，政府應該優先考慮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而不是單一的進一步降低利率水平。事實上，在經濟衰退時期，為了擴大消費和促進經濟發展，在實施低利率的寬松貨幣政策的同時，還必須擴大政府支出。在摩根大通就職的布魯斯分析了美國的聯邦政府宏觀經濟模型，該模型指出聯邦政府債券利率每下降1%，僅僅能夠增加0.6%的GDP，因此可以證實，與財政政策相比，在刺激經濟發展方面單獨實施貨幣政策是缺乏效率的，而財政政策則顯得更有效率。

然而，在應對經濟衰退的過程中，如果寬松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真正能夠協調發揮作用的話，那么有什么證據能夠表明政府赤字與經濟增長之間所存在的關系？更直接一點就是，政府赤字能否真的刺激經濟增長？

美國的George evdoridis教授發表的名為《政府赤字對經濟增長的積極影響》一文，準確的表明了二者之間的動態平衡以及預算赤字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潛在積極影響。該論文最有意思的部分是，他證明了政府赤字不僅在經濟衰退時期對經濟增長有刺激作用，在其他時期也是有效的。他認為他所指出的正常赤字對經濟的高速增長而言事實上是一個必要的先決條件。根據他的分析，當生產部門生產生產資料的時候，經濟增長中的主要推動力量不能實現貨幣盈余（利潤），所以就不可能實現經濟的穩定高速增長。這一不利處境可能會產生“停滯陷阱”。對經濟的穩定高速增長而言，為了擴大政府支出而形成的不平衡預算，在促進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是一個必要的先決條件。

Evdoridis使用的是這一關系式：I+X+G=S+M+T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