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償性的財政政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補償性的財政政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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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財政政策 新古典綜合派

一、我國當前經濟背景

現階段，中國經濟正面臨著嚴峻挑戰。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加速升值、美國經濟萎縮，我國當前經濟面臨著通貨膨脹、流動性過剩、經濟增長偏快、國際收支失衡等多重問題。

2008年，我國繼續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政府提出下一階段的重點是突出保持經濟持續平穩較快增長、積極擴大國內需求、優化經濟結構、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深化改革開放和高度重視改善民生六個方面。特別要著力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業的盲目擴張，加強重要商品的市場供求調節，防止物價水平過快上漲。財政部部長謝旭人指出，在今年的宏觀調控中，我國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將著力結構調整和協調發展，并加強與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協調與配合，把控總量、穩物價、調結構和促平衡有機結合起來，努力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變為明顯通貨膨脹，促進經濟既快又好地發展。

二、新古典綜合派概述

新古典綜合派產生于美國的現代凱恩斯主義。它試圖在凱恩斯的總量經濟范疇基礎上，用新古典的個量分析的理論和方法構造一個和諧統一的新經濟學殿堂。新古典綜合派主張政府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互配合來實現其宏觀調控目標。

在財政政策上，它主張政府通過調整總收入和支出的變動影響宏觀經濟活動水平，手段為改變政府購買、轉移支付及稅率。新古典綜合派認為，隨著經濟狀況的變化，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措施應該多樣化，政策組合方法也應有所改變。20世紀50年代，漢森等提出補償性財政貨幣政策;60年代前期，托賓、海勒等人提出增長性財政貨幣政策;60年代后期以后進入政策多樣化時期。

三、當前財政政策評析

1.政策目標

新古典綜合派的經濟政策主張的核心是“需求管理”思想。政府實施需求管理的主要目標是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穩健財政政策的目標“控制赤字、調整結構、推進改革、增收節支”符合新古典綜合派的訴求，對于當前經濟問題的解決具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新古典綜合派主張打破正統的平衡預算原則，財政政策的長期目標應該建立在“潛在的國民生產總值”和“充分就業預算”的基礎上。經濟政策不能僅僅以經濟是否擴張為標準，而應該以經濟是否達到了充分就業、充分發揮出它的潛力為標準。對任何經濟社會而言，保持充分就業狀態的宏觀經濟穩定是壓倒一切的事情，政府對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現行財政政策以穩定宏觀經濟為基本目標――保持國民經濟處于穩定的物價水平和充分就業狀態。

2.政策手段

補償性財政政策認為：在經濟繁榮時期，要壓縮財政支出，提高稅率，增加稅收，抑制社會總需求；在經濟蕭條時期，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稅率，減少稅收，增加社會總需求；繁榮時期形成的財政盈余可以補償蕭條時期的財政赤字。

宏觀經濟波動是市場經濟的常態，經濟衰退與經濟繁榮狀態總會交替發生，引發諸如就業不足、通貨膨脹、投資波動、外貿失衡等嚴重經濟問題。那么，解決問題的辦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審慎地交替使用擴張性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來對商業周期進行人為的補償。當前我國的經濟處于繁榮時期，穩健財政政策的實施可以避免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減輕物價上漲帶來的壓力。

3.組合方式

在面對“滯脹”時，新古典綜合派主張實行宏觀政策的“松緊搭配”和微觀化，以保持經濟增長作為政策的首要目標，同時抑制通貨膨脹。“松緊搭配”的方式是指以“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相配合；以“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相配合。宏觀政策微觀化是針對單個市場和部門的具體情況制定區別對待的財政與貨幣政策。

經驗說明，兩種政策不同程度的結合使用可以更為有效地實現政府追求的社會、經濟目標，可以減少單一政策運用給國民經濟帶來的負作用。當前我國的經濟狀況雖然不同于美國上個世紀經歷的“滯脹”，但是通貨膨脹壓力增大，抑制物價上漲已經成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同時，美國經濟的衰退和人民幣升值給中國的發展帶來巨大的挑戰，我國的出口行業正經歷著一場暴風雨。同時，流動性過剩依然不減，央行連續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利率，人民幣升值加速等貨幣政策的實施帶來的效果卻是有限的。所以，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來配合從緊的貨幣政策，可以達到搭配的效果，避免一味使用貨幣政策而造成“邊際效用遞減”。這樣，一方面抑制國內的流動性過剩，緩解通脹壓力，另一方面鞏固宏觀調控的微觀基礎，避免從緊的貨幣政策帶來的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促進經濟的繼續發展。

4.具體措施

預算報告顯示，今年的穩健財政政策主要包括五大措施：一是適當減少財政赤字和國債資金規模。在財政收支方面，穩健的財政政策收縮財政開支，以減輕當前的經濟過熱，避免資產泡沫化。二是積極促進經濟結構優化。當前我國的經濟結構仍然具有問題。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逐步成為世界工廠，但是加強產業結構的升級至關重要，加強科技進步和自主創新，鼓勵企業走出去，完成從貿易大國向科技強國的轉變。三是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鄉居民收入。與此同時，還將依法實施企業最低工資制度，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監管，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四是發揮財稅政策穩定物價的作用；運用財稅杠桿，支持糧、油、肉等農產品生產，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供應，抑制物價過快上漲，促進市場供求平衡和物價基本穩定。五是大力推進依法理財，抓好增收節支，引導居民理財，避免股市過熱，規范市場，促進經濟的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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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前言

稀土是不可再生的重要戰略資源，在高新技術和軍事領域的應用價值極高.近年來，稀土特別是離子型稀土獨特的資源價值引起了國內外各界的極大關注.稀土資源對于資源地而言，是其賴以生存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然而，豐富的資源往往給資源地帶來的并不都是福址，在我國的稀土資源地，正面臨著結構不平衡、生態環境破壞、資源浪費嚴重、接續替代產業乏力、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以及貧困人口增多等方面的困境.通過征稅促進可持續發展問題一直是國內外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對于該領域研究的理論基礎，國外學者主要從外部性角度加以說明.英國經濟學家庇古(1920)首次提出了政府可利用稅收來消除資源利用中的外部性的思想[1]，此后蘭德爾、鮑莫爾和奧茨對環境外部性問題進行了拓展研究.蘭德爾建立了帕累托外部效應模型，認為自然資源消費的不可分割性以及非專有性造成了許多污染問題，同時比較了規章制度、征稅和收費在有效利用資源過程中的效力[2].鮑莫爾和奧茨一致認為要使企業排污的外部成本內部化，需要對企業的污染物排放征稅，以實現帕累托最優狀態[3].對于征稅促進資源可持續利用的依據上，國內學者也偏重于西方經典的外部性理論和公共物品理論.高萍（2004）認為，市場調節對因資源開采對現實環境以及后代資源基礎所產生的外部性成本是失靈的，需要國家利用稅收這一重要的經濟杠桿參與調節，環境保護稅是實現可持續發展不可偏廢的經濟手段[4].龔輝文(2005)認為，征收資源稅可以消除由于市場機制存在的經濟外部性缺陷而導致本身存在過度開發使用自然資源的內在誘因[5].胡志軍(2006)認為，政府對于外部性的糾正有征稅和補貼兩種方式，補貼雖可使污染成本內部化，但會增加政府財政支出，而征稅不僅使成本內部化，還會為政府環保投入提供穩定的資金來源[6].總而言之，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征稅可以有效消除資源開發使用產生的負外部性，研究視角多聚焦于礦產資源以及礦產資源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或是基于可持續發展觀的整個礦產資源大類稅收改革問題，而專門針對稀土這類特殊資源的稅費制度與資源地可持續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則尚未展開.資源地之所以難以逃脫“資源詛咒”的命運，與現行不合理的稅費制度安排有關.在現行稅費制度下，開采企業獲取了大量的利潤，而留給資源地的則是滿目瘡痍的生態環境和日益枯竭的稀土資源，資源地逐漸陷入到一個“資源開發-環境污染-發展粗放-貧困加劇”惡性循環的怪圈之中.因此，只有通過改革現行稀土資源稅費制度，合理加大稀土開采的稅收成本，調節稀土企業成本和利潤構成，才能實現稀土價值和價格的統一，促進稀土資源及資源地的可持續發展.在目前稀土價格能夠覆蓋其完全成本的背景下，正是稀土資源稅費制度改革的最佳時機.本文以南方離子型稀土主產區贛州市為例，試圖從其地方財政狀況與稀土產業發展現狀中，找到現行資源稅費制度對資源地可持續發展的制約因素，尋求通過資源環境稅費改革促進資源地可持續發展的相關策略.

1贛州財政和稀土產業發展現狀

1.1贛州財政基本情況

贛州是全國著名的革命老區、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素有紅色故都、江南宋城、客家搖籃、稀土王國、世界鎢都、世界橙鄉之稱.近年來，贛州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人民生活明顯改善，財政收支規模不斷擴大，財政事業穩步發展.但由于種種原因，贛州仍然是我國中部一個典型的經濟落后地區和財政困難地區.與全國、全省及周邊地區相比，經濟和財政總量規模小、人均水平低、財政保障能力弱，收支矛盾仍然突出.2011年，贛州財政總收入、地方財政收入、財政支出分別占江西省的11%、10.4%、12.3%，收支“份額”大大低于贛州人口、地域在江西的比重.同時，人均收支水平明顯偏低，2010年，贛州人均財政總收入1535元，僅為全國、全省、西部地區平均水平的24.5%、55.1%、40.9%；人均地方財政收入945元，僅為全國、全省、西部地區平均水平的31.1%、54%、43.5%；人均財政支出2838元，僅為全國、全省、西部地區平均水平的42%、66%、48%.贛州人均決算財力僅相當于全省平均水平的23，70%左右的財力要用于人員經費和正常運轉支出需要，僅維持著最基本、低標準的保障水平，全市有11個縣從2002年至今仍為赤字縣.

1.2稀土產業發展現狀

贛州所擁有的離子型中重稀土資源是國家實行保護性開采的特定礦種，包含17種稀土元素，其中富含的鋱、鏑、銪、釔等元素是發展尖端科技和國防工業的重要元素，具有其他稀土資源不可替代的優勢，目前累計查明離子型稀土資源儲量和保有量居全國第一.經過多年的發展，贛州已成為全國最大的稀土原礦、冶煉生產基地、稀土資源綜合利用基地，離子型稀土礦生產和分離能力均占到全國同類礦產品一半以上，2011年贛州稀土規模以上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約占全國同行業的三分之一.但是，產業發展層次低、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等一系列問題也在制約著贛州稀土產業的發展.

（1）地方經濟對稀土產業依賴程度高.2011年，贛州規模以上稀土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占全市的20.3％，實現利潤占53.5%，實現稅金占33.5％，對財政總收入增收貢獻率達35%，稀土產業稅費普遍占資源縣財政收入的40%～70%，是資源縣保運轉、保民生、保發展的重要支柱.而目前按照國家產業政策要求，贛州稀土應淘汰落后開采方式、壓縮冶煉分離產能，按現有價格計算，每年預計減少財政收入25億元以上，其中減少地方財政收入約13億元，對仍屬于經濟欠發達和“吃飯型”財政的贛州帶來較大影響[7].

（2）歷史遺留的生態環保壓力大.20世紀80年代，受“大礦大開、小礦小開、有水快流”的思想指導，南方稀土一度出現一哄而上、全民開礦、亂采濫挖的狀況，造成了諸如資源浪費、水土流失、環境污染和地質災害隱患等一系列嚴重的歷史遺留問題，特別是生態環境治理的任務十分艱巨.經初步測算，贛州因為稀土開采造成的環境污染，礦山環境恢復性治理費用高達380億元[8].

（3）稀土開發秩序監管難度大、成本高.與北方稀土不同，南方離子型稀土資源廣泛賦存于地表淺層，開采成本低，工藝簡單，盜采十分容易.隨著稀土價格上漲，受利益驅使，亂采濫挖的現象時有發生.地方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經費打擊非法行為，所承擔的管理責任加重.據統計，贛州市每年用于維護礦業秩序的經費都在4000萬元以上，當地政府的壓力非常大.

（4）產業發展層次偏低，應用研發能力不強.稀土產業仍以前端產業為主，前端產業占產業總量的80%以上，產業優勢也主要體現在初級加工領域，深加工應用產品少且附加值不高，高性能新材料的比重還不高，高端應用產品幾乎為空白，應用研發能力不強，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技術、高端產品少.

2現行資源稅費制度制約了稀土資源地的可持續發展

目前，稀土資源開采企業除繳納一般性普遍征收的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城建稅及教育費附加等通用稅費外，還需繳納資源稅、礦產資源補償費、探礦權采礦權使用費和價款、環境補償性收費等專門稅費.此外，采礦企業被國家批準開采權以后，還要交納一定的“礦山環境治理和生態恢復保證金”（以下簡稱保證金）.囿于現行資源稅制的缺點，稀土資源地并沒有隨著資源的開發而獲得相應的發展，現行資源稅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稀土資源地的可持續發展.

2.1資源稅稅制設計不合理，礦產資源補償費標準低，助推了資源過度開發和生態環境惡化

資源稅開征的目的是調節資源開采中的級差收益，促進資源合理利用.在統籌區域間的財政能力上，資源稅本應發揮重要作用，理應成為地方財政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然而長期以來，資源稅稅額標準普遍偏低，而且采用從量定額的計征方式，缺乏應有的價格彈性，使得現行資源稅對區域間財政能力的調節作用非常有限，對地方財政貢獻度很低.以擁有豐富的稀土、鎢資源的贛州市為例，巨大的資源優勢并未因為資源的不斷開發轉化為地方政府的財政優勢.盡管新施行的《資源稅暫行條例》將我國離子型稀土（原礦）資源稅稅額標準調整為30元/t，與之前相比調高了10倍，但相對于每噸幾十萬元的稀土價格來說，每噸3.6萬元（按精礦對原礦折算比1∶1200計算）的資源稅顯得微不足道.贛州市2011年資源稅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為1.65%，與上年同期1.72%的比重相比反而有所下降.也就是說，隨著稀土資源價格的飛漲，資源稅收入對地方財政的貢獻度不升反降，現行的資源稅制并未起到調節區域經濟差距的作用.資源補償費開征的目的是維護國家對礦產資源的財產收益，保障和促進礦產資源勘查、合理開發和保護.我國資源補償費類似于國外普遍征收的“權利金”，體現的是國家所有的礦產資源的財產權益.近年稀土價格水平已發生很大變化，但體現國家所有權益的礦產資源補償費費率一直未能調整，如離子型稀土資源補償費費率為4%，遠低于國外“權利金”10%的水平.資源稅稅收增幅緩慢和極低的礦產資源補償費不僅影響了資源地的財政收入和地區經濟的發展，加大了與經濟發達地區的差距，而且稀土資源進入市場的成本過低，擴大了稀土開采的利潤空間，加劇了稀土行業的無序競爭和過度開采，導致資源浪費嚴重，造成嚴重污染甚至誘發多種地質災害，極大阻礙了資源地經濟和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如贛州的稀土開采點曾達1035個，目前的廢棄稀土礦點達到542個，造成大量資源的積壓和浪費[9].

2.2環境補償成本過低，無法滿足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的需要

稀土在開采、選冶、分離等生產過程中都會對生態環境造成影響.稀土礦區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嚴重，每年排放的氨氮、氟、放射性元素等污染物對我國重要水域和地下水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含硫、氟、氯等廢氣對大氣也造成了污染.放射性的尾礦和廢渣不僅對環境造成污染，也對公眾安全構成威脅.正是由于稀土生產污染大、環境代價高，一些稀土資源儲量豐富的國家（如美國）干脆封存本國礦山，選擇從中國廉價購入，這是導致中國稀土生產和出口量占全球比例較高的一個主要原因.長期以來，我國環境成本被外部化，未實質性進入到稀土的供給成本中.目前環境補償性的收費只有與生態環境保護相關的收費，如水保部門征收的水土保持費、水土流失防治費，林業部門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復費，環保部門征收的排污費.這些環境補償性收費雖然對資源地的生態環境恢復治理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由于制度設計缺乏科學性，而且多頭管理，收費支出缺乏剛性，使用沒有受到應有的監督，很大部分的資金并未用于環境保護和治理用途上，因此這些收費根本無法滿足生態環境恢復所需巨額資金的需要.以贛州市為例，贛州經濟落后，對資源和環境的依賴性大，長期以來稀土無序開采造成了嚴重的環境問題，全市稀土礦山毀壞面積達78.13km2，水土流失破壞面積7.72km2，共計85.85km2[9].如果要對開采稀土等礦產破壞的土地進行生態修復，初步預計資金投入將高達380億元以上[8].另據相關資料顯示，2011年贛州稀土產業主營收入374億元，利潤為68億元，全年所上交的稀土資源稅總額僅3億多元，即使加上近幾年來所有礦山企業的環境保證金4.17億元，也只不過是7億多元.由此看來，380億的巨額“環保欠款”已是去年贛州市整個稀土行業利潤的6倍之多[8].

2.3稀土資源收益分配不合理，中央政府宏觀調控功能弱化

稀土資源收益劃分所涉及到的利益主體主要包括中央、地方政府、資源企業、社會公眾（主要指資源地居民），不同利益主體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如果收益分配機制不合理，不僅有悖于“公平性原則”和“效率原則”，如出現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的縱向不公平，中央政府宏觀調控效率低下，也會嚴重制約礦產資源和資源地的可持續發展.在稀土資源地，由于資源收益分配不合理，加劇了資源問題、環境問題以及社會經濟問題的凸顯.首先，資源企業攫取了稀土資源開發的大部分利益.前已述及，稀土資源稅額和資源補償費偏低，資源耗竭成本和環境補償成本也未實質進入企業的稅收成本，在生產成本和稅收成本較低的情況下，稀土價格上漲所帶來的巨額利潤被稀土企業所獲取.這使得稀土資源的增值無法在國家稅收收入中得以體現，國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無法得到保障，稅收的調節功能也進一步弱化.其次，資源地政府收益分配份額偏低.稀土資源的終極所有權屬于國家，而資源因地域分布關系，對資源的管理職責主要由地方政府履行，這使得地方政府承擔了較重的事權.而目前稀土資源的過度開發和生態環境的惡化進一步加大了資源地地方政府的管理重任，而在承擔較大的支出責任的同時，由于我國稀土資源政府間的收益劃分過于重視資源開發所帶來的經濟利益的劃分，而忽視負外部性的環境成本的承擔，使得資源地地方政府收益分配比例偏低，從而缺乏足夠的財力有效保護資源和生態環境.比如，稀土稅費中的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占據其大部分份額，而這兩項稅種屬于中央與地方共享稅，中央占據了稅收收入的絕大部分；而稀土資源稅作為地方稅主體稅種，規模小，收入彈性低，導致地方財政增收乏力，收入難以滿足地方政府支出的需要.又如，在礦產資源補償費的分成上，中央與地方按照5∶5或4∶6分成，地方所得經省、市、縣再分成后，留給資源縣的補償費所剩無幾，而且分成返還時間較長.同時，由于資源開發補償機制尚未建立，致使資源地地方政府、社會公眾不僅沒有從資源開發中獲得相應的好處，還要承受資源開采造成的礦山環境、生態破壞帶來的不利影響[10].這種分配制度使得地方政府所享有的財權和承擔的事權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地方政府和社會公眾應得的利益.最后，資源稅的收入歸屬和利益分配缺乏合理性.從國家賦予地方政府的職責來看，地方政府應當利用資源謀求當地經濟、生態和社會效益的和諧發展，而事實上，一些稀土資源地的地方政府為了謀求資源的經濟利益，而忽視稀土資源的保護.比如，現行分稅制將資源稅劃為中央與地方共享收入，而實際操作時稀土資源稅屬于地方稅性質.這種收入分配格局下，對資源的開采越多，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也越多.這樣便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負向激勵作用，地方政府寧可犧牲環境來換取經濟增長，導致稀土資源的過度開發和環境的不斷惡化.而且，由地方政府掌握全部的資源稅，也不利于中央政府從宏觀調控角度統籌考慮資源稅在調節區域經濟差距以及改善當地居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等方面的作用[11].

3促進稀土資源地可持續發展的資源稅制改革建議

可持續發展是指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其需求能力的一種注重長遠發展的增長模式，其內涵包括生態的可持續、經濟的可持續和社會的可持續三個方面[12].由于稅收在促進可持續發展中起著獨特的作用，因此，針對現行稀土稅費制度中出現的問題，制定科學、合理的稅費制度是解決“稀土亂象”以及實現資源地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我國政府為了有效解決稀土行業所存在的諸如喪失稀土出口的定價權、生態環境破壞和資源浪費、稀土高端應用研發滯后等問題，試圖通過整合的方式來加以解決，于2011年5月出臺《國務院關于促進稀土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積極推進稀土行業兼并重組，加快實施大企業大集團戰略，進一步提高稀土行業集中度[13].在今年3月份美、歐、日聯手向WTO提起針對中國限制稀土出口的貿易訴訟后，我國政府加快了國內稀土企業整合進程.整合必然會涉及到各方利益的再分配，如果中央在稀土行業整合中過度著眼于戰略利益而忽視了地方利益，比如通過央企對稀土資源進行跨地區整合，稀土資源地的利益可能會因此而難以得到保障，從而加劇區域之間發展的不平衡.由于資源地承擔著稀土開采的耗竭成本和環境成本，而且地方經濟對稀土產業依賴程度越來越高，因此，在“稀土整合”觸及多方利益特別是資源地利益，稀土資源的開發已對資源地的生態環境造成嚴重影響的情況下，我國的稀土資源稅費制度改革必須高度重視資源地的利益訴求.根據利益需求進行合理的利益調整和平衡不僅是確保稀土行業整合成功和稀土資源稅制改革有效實施的重要因素，更是促進稀土資源地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

3.1完善資源稅稅制，加大資源稅稅收彈性

現行資源稅稅制不合理主要集中在計稅方式和計稅依據上.隨著稀土資源應用價值的不斷提高以及其稀缺性的特點，稀土價格與原來的“白菜價”相比，必然會有大幅度的上漲.因此，為了發揮稀土資源價稅的聯動作用，將現行的資源稅計稅方式改為從價計征，并選擇按照稀土資源的實際開采量或生產數量的市場價格為計稅依據是必要和緊迫的.這樣不僅可以通過增加稀土開發成本扭轉稀土企業的過度開發行為，促進資源的節約和保護；而且可以增加資源地地方政府財力，增強其治理和恢復生態環境的公共服務能力.在資源稅稅率設計上，從國外的礦業大國的資源稅制度來看，各國的資源稅率以動態稅率（即比率稅率和浮動定額稅率）為主，從而使稅收收入富有彈性.我國稀土由于資源稟賦的差異，使不同地理位置、不同資源儲量、不同資源條件的稀土收益有較大不同，而且稀土開采的生產成本隨著開采深度的增加而增加，其收益在不同時期是不同的.因此，稀土資源稅稅率采用比例稅率比較適宜，并綜合資源的優劣程度、地理位置、開采技術要求和不同開采階段等方面的客觀差異，科學、系統地設計差異化稅率，這樣才能體現級差收益[14].

3.2整合環境補償性收費項目，開征獨立環境保護稅

由于目前的環境保護性收費對環境污染的調控力度弱，政策效果不明顯，環境保護功能無法體現.而我國現行稅費制度中尚缺乏直接針對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所征收的獨立環境稅稅種.環境稅不僅能夠突破現有環境收費制度的局限性，而且能夠有效解決稅收公平性和效率性問題.可見，整合現有的環境補償性收費，開征環境保護稅尤為重要和迫切.環境保護稅在征稅對象、計稅依據和方式均與資源稅存在明顯差異，因此應區別于資源稅獨立開征.稀土行業開征環境保護稅主要遵循“誰污染、誰補償”的基本原則，針對礦山生產作業中產生的排放污染物征收污染排放稅，對稀土開采行為征收生態保護稅等.在環境保護稅剛開征時應考慮企業的承受能力，稅率不宜過高，在企業可承受的負擔范圍內確定稅額標準，稅率水平應根據環境治理情況及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行業結構調整等因素進行定期測算調整[15].在開征環境稅的同時，為了激勵礦山企業積極主動采取有效措施削減污染排放量，可利用減免稅收和抵免政策等稅收優惠政策加以調節，將防治污染行為的“事前”、“事中”、“事后”控制有效銜接起來，促使企業增強環境風險意識，減輕對環境的破壞程度.

3.3明確礦產資源補償費的定位，提高征收標準

從我國礦產資源稅費制度整體看，資源稅和礦產資源補償費的性質、歸屬和作用各不相同，各自改革的方向也不相同.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礦業生產大國，礦業稅費都是同時并存的，既有一般性的稅收，如各類所得稅，也有專門的礦業稅費，如權利金、環保收費或礦業收費以及礦產資源稅，雖然在“費”、“稅”名稱上無嚴格區分，但他們的解釋、計征辦法以及征管與歸宿都有明確區別.因此，將資源補償費并入資源稅的征收范圍或者將礦產資源補償費視為行政性收費，都是不合理的.鑒于稀土資源補償費率過低加劇了稀土行業的無序競爭和資源的過度開采，適當提高補償費率是必要的.目前離子型稀土精礦價格大概在35萬元/t左右，精礦對原礦的計稅折算比為1∶1200，原礦按30元/t計算，則精礦資源稅為3.6萬元/t，每噸精礦資源稅所占比例大約為10%.如果將補償費費率區間調整為4%～10%，則每噸精礦資源稅費所占比重為14%～20%，相對于目前稀土開采企業36%以上的收入利潤率，企業完全可以承受.

3.4調整收益分配格局，重點向資源地傾斜

近年來隨著稀土價格特別是南方離子型稀土價格的飛漲，導致非法開采、盜采盜挖的現象非常嚴重，生態環境也日益惡化.稀土資源地地方政府承擔著對稀土資源管理的職責，在保護資源的合理開發和使用的同時，還要解決稀土開采所帶來的負外部效應，如環境問題、社會問題，以及稀土資源枯竭時所面臨的經濟轉型和重點接替產業的發展問題.因此，在稀土資源收益分配上，權衡各方利益，重點向資源地傾斜，是合情合理的.

（1）改革資源稅的利益分配.稀土資源稅作為地方稅種制約了中央對地方進行宏觀調控功能的發揮，將稀土資源稅改為共享稅可以有效解決這一問題.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到，礦產資源的屬地性使得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對當地的生態和環境有著重大的影響，因此，在資源稅收入分配時必須充分考慮資源地地方政府的成本補償問題.基于此，我們認為資源稅的分配應以中央拿小頭，地方拿大頭為宜.在中央所得部分的二次分配上，可以通過專項轉移支付的方式撥付給資源地，并保證其專款專用.

（2）將環境稅作為中央與地方共享稅.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表明：地方政府的稅收收入或可支配財力的增加有利于生態環境的污染治理.稀土開發所造成的環境污染不僅僅限于資源地的區域范圍內，排放的氨氮、氟、放射性元素等污染物以及含硫、氟、氯等廢氣也危及到了其他區域.為了保證中央可以集中部分財力解決治理跨地區、跨流域的污染問題，發揮稅收調控的作用，將環境稅列為中央與地方共享稅比較恰當；同時，鑒于稀土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主要是對資源地的生態和環境產生重大影響，而且整合地方政府原有的環境補償性收費項目后，減少了地方財政收入，環境保護稅的收入分配應偏向資源地，由地方分享大部分的比例，并采取專款專用的方式進行管理和使用[15].

（3）加大礦產資源補償費中央所得部分向資源原地的轉移支付力度.為了調動資源原產地地方政府、廣大群眾珍惜資源和保護資源的積極性，在保持礦產資源補償費中央和地方利益分配比例既定的情況下，中央所得礦產資源補償費在再分配環節應向資源開發地區傾斜，特別是用于補充地質勘查基金，加強礦產資源勘查力度；地方所得礦產資源補償費則應加大對資源原產地的分成比例，保證其用于礦產資源的勘查、開發保護和改善基層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條件[16].

3.5建立稀土產業可持續發展風險準備金制度

根據“礦山環境治理恢復保證金制度”相關規定，稀土礦山企業每年需從銷售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風險準備金，以備企業在礦業活動中和礦業活動結束、關閉時恢復環境治理所需[17].該項制度的實施對增強企業的環境保護責任感，遏制資源的過度開采和浪費起到了積極作用.但由于僅僅從微觀的層面對企業的采礦行為進行約束，將稀土開采的負外部性予以內部化，而未從外延的層面考慮稀土開采的外部效應不僅僅是礦山區域內的環境問題，還包括跨區域生態環境治理、接替產業發展及因稀土開采引發的社會性問題.因此，為了防止稀土企業將環境治理和恢復的責任轉嫁給社會，建立企業和政府共擔環境風險的良性關系，實現資源地區經濟、生態和社會的全面可持續發展，應盡快建立稀土產業可持續發展風險準備金制度.“稀土產業可持續發展風險準備金制度”是對“礦山環境治理恢復保證金制度”內涵和外延的豐富，在性質上屬于稀土產業風險準備金.通過強制稀土企業計提可持續發展風險準備金，約束企業過度開采、采富棄貧等行為；同時，未雨綢繆，解決該產業在未來可能要面對的公共風險，如環境風險和社會風險.“稀土產業可持續發展風險準備金制度”的建立還必須考慮與稀土資源稅費部分項目是否相沖突，從理論上講，“準備金”與稅費有關本質的差異，但在實踐操作時，應充分考慮稀土企業現金流和財務實際，保障企業的正常運營[18].此外，稀土產業作為一個產值小、對未來影響大的小產業，讓其承擔整個稀土資源地的可持續發展任務是不現實的，過多的社會責任也有違“公平原則”，解決資源地可持續發展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還需要地方政府具有足夠的財力去買單.因此，在建立“稀土產業可持續發展風險準備金制度”時，中央財政應通過轉移支付等途徑彌補地方財力的不足，用于環境治理、城市轉型、接替產業發展、下崗人口再就業等專項問題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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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教育財政作為政府及政府主管教育的公共部門有效地籌措、分配、使用和管理各種教育資源的經濟行為，對促進教育公平發揮著重要功能和作用。教育財政政策的變革本質上也是對于教育公平的不斷推進和完善。入學費、教育券作為不同歷史階段基礎教育財政領域的變革產物，鮮明地體現了基礎教育財政致力于教育公平的努力。

教育公平既是一個現實的話題，也是一個歷史的選擇。人類教育發展的歷史一直伴隨著人們對教育公平的追尋。無論是普通民眾還是各國政府，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呼喚和實踐著教育公平。促進教育公平作為一個長期和大規模的行動，政府的力量占有絕對優勢。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政府的態度和行動直接影響教育公平的進程。政府對于教育公平的重視和推動可以從不同領域進行解讀。從經濟領域來看，教育財政作為政府及政府主管教育的公共部門有效地籌措、分配、使用和管理各種教育資源的經濟行為，發揮著促進教育公平的重要功能。教育財政政策變革的本質也是對于教育公平的不斷推進和完善。入學費(限于基礎教育階段)、教育券作為不同歷史階段基礎教育財政政策變革的產物，鮮明地體現了基礎教育財政致力于教育公平的努力。

一、入學費：基礎教育財政政策邁向起點公平

入學費既是一個大眾關注的日常話題，也是基礎教育財政領域具有特殊意義的問題。入學費與教育投入、教育經費等問題直接相關。誰來承擔學費、如何確立學費的額度、學費繳納的多寡等都是基礎教育財政不容回避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從引起關注并受到重視直至日益完善對于基礎教育財政而言卻是一段較為漫長的歷史。

只有當政府用公共資金興辦教育，并且采用經濟手段干預教育發展的時候，教育財政才會產生。這說明，當國家不過問基礎教育的發展時，是無所謂基礎教育財政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各國政府開始過問基礎教育的原因、時間和推進方式都不盡相同，但大體上都經歷了3個重要階段。第一階段，把基礎教育看成是由私人舉辦的，為那些支付學費的人們提供服務的私人事業。第二階段，把基礎教育看成是由公共財政提供經費、為全體人民提供服務的公益事業，教育服務的對象是全體民眾，不管其支付能力如何，都應該接受教育。第三階段，把中小學教育看成是沒有性別、種族和智力方面歧視，沒有財富等級差別的全體人民都能平等接受的為全體人民提供服務的一項權利和義務。

鑒于政府過問基礎教育的態度與方式的變化，基礎教育階段入學費的相關政策也經歷了從無到有，從模糊到清晰的過程。在義務教育制度尚未確立、基礎教育水平落后的時期，政府無暇顧及基礎教育，沒有基礎教育財政一說。所謂入學費基本上就相當于教育經費，且其來源和構成十分單一。這種局面的形成與特定時期的教育發展水平相關。因為，這一時期教育被視為是少數人而且是有錢人的事，學費只不過是一種民眾為滿足自身的教育需求而自愿支付的教育經費。這種觀念帶有很大的普遍性。各國在基礎教育發展的早期都無一例外地經歷了這樣一個時期，由民眾自行承擔教育費用。學費的承擔者主要為民眾和慈善團體等。

在美國，從17世紀、18世紀直至19世紀的早期，基礎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私人或教會的事。公眾免費入學的思想源于19世紀初，而其真正成為現實卻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的基礎教育早在中世紀就已存在，但帶有明顯的宗教色彩。一直到17世紀，英國的初等教育仍主要面向下層民眾，初等教育機構的開辦者和經費的提供者主要是教會，這種初等教育有著明顯的慈善性。一直到19世紀30年代，英國加強了國家對教育事業的控制，建立公共初等教育制度的呼聲才日益強烈。此后，英國國家過問基礎教育的歷史才真正掀開。至于日本的兒童，從11世紀至1872年明治政府頒布《學制》之前，他們大都是在“寺子屋”里學習。“江戶后期的寺子屋雖然是專門的經營性教育機構，但是在形式上不收學費，寺子向寺子屋交的是“束惰”、“謝儀”，向老師交謝禮。一直到19世紀中后期，入學費的多寡以及由誰支付均處于一種自發的狀態。可見，真正意義上的基礎教育財政尚未確立之時，教育公平只是一種奢談。

19世紀中后期到20世紀初期是近代各發達國家義務教育立法最為踴躍和頻繁的時期。政府逐漸取代私人和團體開始主動承擔起發展基礎教育的責任。基礎教育財政開始成形，其促進教育公平的功能也開始逐漸發揮。但這一時期的教育公平與基礎教育財政政策本身一樣是脆弱、不穩定以及不平衡的，不同社會階層的子弟在學費問題上遭遇不公平的待遇。特別是有些資本主義國家施行的雙軌制更是體現了這樣一種不平等。雙軌制是一種教育體系內部的分流制度。從入學費的角度來看則體現為，家境貧寒、無力承擔高額學費的學子只能進入政府所辦的層次較低、水平不高的學校入讀。這些學校經費有限，學習年限較短，大部分都屬于初等層次，且向上攻讀的通道被堵塞。而那些家庭富有的子弟則可以根據自身的經濟條件和意愿自由地選擇入讀各種較高層次和類型的學校。入學費的多寡對于他們來說根本不是問題。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了自身對基礎教育的職責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進步，但教育制度內在的缺陷卻徹底暴露了這一時期的基礎教育財政在促進教育公平方面仍然是形式化和表面化的。基礎教育財政政策無法照顧所有階層的子弟，在促進教育起點的公平方面基礎教育財政雖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效果并不明顯。這也許與當時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也有著一定的關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整個世界暫時擺脫了戰爭的拖累。各國教育的發展獲得了良好的機遇，也在不斷尋求新的變化。這一時期，各國義務教育制度基本完善，特別是那些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其義務教育年限不斷延長，有的國家甚至長達9－12年，且規定不論身份、階級、種族、性別等，所有兒童都有平等地享受義務教育的機會。這種巨大的進步與基礎教育財政對于教育公平的重視有著重大的關聯。義務教育制度日趨完善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免費，也就是由國家來承擔義務教育階段的學費。當所有階層的子弟不用擔心學費問題、不會由于貧富差別而被迫選擇不同的學校，而是擁有平等的就讀機會，教育公平的推進就得到了明確的保障。這就是胡森所說的教育起點的公平，即“每個人都擁有不受任何歧視地開始其學習生涯的機會，至少是在政府所辦的教育中開始其學習生涯的機會”。

二、教育券：基礎教育財政政策追求公半的深化

從教育公平的角度而言，學費的減免實質上只是一種起點的公平，而更重要的是過程和結果的公平。為了使受教育者在教育體系中被平等地對待，基礎教育財政政策必須不斷嘗試更公平、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教育券就是一種基礎教育財政資源配置的新方式，也是教育經費籌集和分配的一種新的思路。

教育券大約發端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到20世紀90年代開始廣泛推行，成為被美國社會認可的基礎教育財政的變革方式。教育券也并不僅僅是美國教育的專屬。據某些學者統計，到1996年，約有20個國家已實施教育券政策，其中，智利是惟一一個在全國中小學(包括公立和私立學校)范圍內推行政府教育券的國家。盡管這些國家在政治制度、教育傳統等方面有較大差別，但它們選擇和嘗試教育券的原因大都與“教育公平”有關。不同國家對教育券的嘗試體現了各國基礎教育財政政策對于教育公平的共同關注、追求以及重視。當然，基于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理念，教育券的實踐形式也有一定的差別。

根據教育券的提供者可以將其分為兩種類型：公共資助教育券與私人資助教育券。所謂公共資助教育券是指由政府出資，主要為行政區內符合一定條件的家長提供資金，資助他們為子女選擇合適的學校就讀。根據教育券發放的標準和對象的不同，公共資助教育券又可以分為收入標準教育券、弱校教育券和特殊學生教育券。這三種形式教育券的發放分別是以家庭收入、學生身處不利學校、特殊學生為標準的。私人資助教育券則是由個人、公司、慈善基金等出資舉辦，為貧困學生提供獎學金，資助他們選擇更好的學校。

也有人根據不同的教育券計劃考慮公平問題的程度將教育券分為“排富性”和“非排富性”兩種類型。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是純“無排富性”模式，所有適齡兒童可以獲得等面額的教育券，自由選擇不同收費標準的學校，不足的部分由學生家長自己支付。這種類型的教育券賦予窮人孩子和富人孩子平等地選擇學校的機會和權力。1964年，英國經濟學家皮科爾與懷斯曼(Peacock＆Wiseman)對弗里德曼模型進行了修正，主張應將教育券與學生家長的收系在一起考慮。美國社會學家詹克斯也提出了補償性教育券模型，認為教育券應該幫助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克服上學的困難，進而避免不同階層之間造成社會經濟的隔離，他建議給予貧困家庭兒童第二張補償性的教育券，這就是“排富性”的教育券模型。可見，不同類型的教育券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其致力于教育公平的努力。但是它們的理念和實踐卻包含有不同的公平意蘊：弗里德曼的教育券模型似乎更關注效率問題，卻較少考慮那些涉及入學機會的公平問題；而詹克斯的教育券模型則更多地強調將教育機會均等作為社會的政策目標。

美國的公共資助教育券計劃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密沃基市首度嘗試。該市是威斯康辛州最大的城市和經濟中心。它與美國很多大城市一樣，大量的教育人口來自低收入和少數民族家庭。且這些孩子大多成績不佳，有的不到畢業就被迫輟學，有的勉強畢業但成績很差。這使得他們未來的教育前景非常暗淡。家長們對當地的公立學校系統深為不滿，認為這些學校沒有承擔起應盡的責任，從而使很多家庭的孩子身處不利的教育環境。在一位名為波莉·威廉姆斯的人的呼吁和領導下，該市最終醞釀并創立了全美第一個公共資助教育券計劃。密沃基市的做法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其教育券計劃也遭遇了很多波折，但直到今日，該市的教育券計劃一直在進行中，且參與計劃的學校人數和學生人數都在不斷增加。密沃基市推行公共資助教育券計劃的經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直到今天，美國為數不多的公共資助教育券計劃都普遍遭遇了各種形式的阻礙和困難，但在不斷地堅持和發展的過程中，這些計劃也都取得了明顯的進展。

私人資助教育券則是由一些大城市的個人、公司、慈善家成立的基金，為那些處于弱勢的學生家長所提供的。從1998－1999年間，美國有41個私人教育券計劃在進行，有13000名學生參與其中。在2002年，私立教育券計劃在全美范圍內大約服務于5300萬學生中的46000名學生，大約提供了6000萬的學費援助，且每一份獲準享用私立教育名單的后面還有長長的排隊名單。私人教育券更接近于慈善事業，其形式更為靈活，有的資助面向貧困學生，為其提供一定數額的、不附加任何條件的教育經費，有的則致力于改善貧困學生就讀學校的狀況。但客觀來看，寄希望于私立教育券來為每一個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質量更好的私立教育是不現實的，只有倡導公共政策改革才是解決問題的最終答案。

三、幾點啟示

有人說，判斷教育財政體制好壞一般有3種通用的準則：其一是教育經費投入的充足與否，其二是教育資源獲得和分配的效率高低，其三就是教育資源獲得和分配是否公平。我們也可以把這里的“好壞”理解為合理。換言之，如果一定時期的教育財政政策能在教育經費投入方面保持較為充足，而教育資源獲得和分配不僅效率較高，且較為公平，那么該種教育財政體制就是比較合理的。從入學費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來看，入學費由私人和團體承擔的時期，明顯屬于教育投入嚴重不足；隨著義務教育體制的逐步確立，人學費開始由國家和政府承擔，且承擔的比例和額度越來越大，這說明基礎教育財政在日益促進公平的同時逐步邁向合理。基礎教育的免費對于基礎教育財政走向公平只是一小步。進入20世紀下半期，隨著時代和教育環境的變化，人們對基礎教育財政促進公平有了更多的期許，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卷計劃的醞釀和實踐也離不開這種背景。

教育券計劃的實施既與20世紀下半期的社會和教育形勢有關，也是一種基礎教育財政的體制革新。不管是美國的公共資助教育券計劃還是私立教育券計劃，或是智利、哥倫比亞等國的教育券計劃，所有嘗試教育券的國家和城市都有著各自復雜的原因和背景，但有一點則是相同的，那就是促進教育公平。推行公共資助教育券的政府力圖為促進基礎教育的公平承擔更多的財政責任，私立教育券的資助者則更多地從慈善的角度考慮，為低收入家庭、少數民族家庭子女選擇私立學校提供經濟上的支持。而智利的教育券計劃則允許學生持與生均經費相當的教育券在全國范圍內的所有參與教育券計劃的學校中進行自由選擇。哥倫比亞推行教育券計劃主要面向中等教育領域，旨在為擁有各種社會背景的兒童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為他們增加教育機會和擇校的權利。

教育券計劃推行至今已有近20年的歷史，盡管其成效還存在各種爭議，但在促進教育公平方面的努力則是毋庸置疑的。當然，要使該計劃真正體現其初衷，需要考慮的問題還很多。比如教育券的發行方面。教育券的發行涉及到中央與地方、公立與私立教育部門的協調與合作，但也要與其他改革措施結合使用，在教育券計劃制訂、發行數量、面值、方式，以及防止教育質量下降等方面仍需進一步研究與探討。無論是入學費還是教育券，任何基礎教育財政的政策對于教育公平的促進都需借助具體的手段和明確的效果來體現，光有一種理念和模式還不足以證明其優劣。必須防止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等對教育的傷害，防止教育的失衡和異化。要以一種整合的思維來認識和完善基礎教育財政政策，實現各政策要素的動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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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監管理論萌發階段的研究

（一）重商主義階段的貨幣流通禁令

金融監管的萌芽思想應追溯到重商主義時期。那時的金融監管思想主要是為了保護本國資源，讓資源都用在本國建設上。采用了在生產、金融、貿易上的管制措施，尤其是在貨幣上的管制即：禁止一切黃金和白銀的外流，并把一切國內貨幣置于流通領域之中。因此，金融監管的萌芽發展階段――金融管制階段，即為此階段法律上關于貨幣的禁令。

（二）大衛.李嘉圖的貨幣價值論和金塊論

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1810）通過貨幣價值論闡述了貨幣發行數量的原理，并通過參與“金塊論戰”分析了當時英國貨幣流通問題，進而表明了貨幣流通數量需要控制的這一金融監管思想。首先，他把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的觀點運用到了貨幣價值當中。他認為鑄造貨幣的金銀，如同其他商品一樣，是有價值的，其價值決定于生產金銀所耗費的勞動時間，而且會隨著采礦技術和采礦機器的改良而發生變動。同時，作為當時“金塊論戰”主要代表之一，他認為英國物價上漲和英鎊匯價下跌原因在于銀行券貶值。因此，他主張迅速恢復銀行券的兌現，使銀行券發行量受黃金數量控制，以實行（金本位制的）貨幣的自動調節。

（三）亨利.桑頓的金塊論戰

在“金塊論戰”中，英國經濟學家亨利.桑頓（Henry Thornton，1802 ）提出了真實票據的不斷貼現過程將會導致信用鏈條的延長和信用規模的成倍擴張，故而真實票據原則并不能保證銀行有足夠的貨幣供給彈性，從而避免銀行遭到擠提以及引發通貨膨脹或緊縮。因此，以真實票據原則發行銀行券存在發行過度的危險，應該受到集中的管制。進而，亨利.桑頓提出作為統一管理發行貨幣的機構中央銀行應得到充分的金融監管，但這種金融監管并非是對整個金融體系進行監管，更不涉及金融機構的微觀行為。

（四）霍特里、漢森、凱恩斯、薩謬爾森等的信用調節論

信用調節論是在資本主義經濟進入壟斷階段以后產生的。霍特里（R.Hawtrey，1919）將現金與信用統稱為貨幣，認為經濟周期的變動是由于信用的擴張或收縮造成的，信用的擴張與收縮，受制于現金余存額的變動。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認為：經濟危機和失業的主要原因是由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不足所產生的有效需求不足。漢森（Alvin.H.Hansen，1953）提出了補償性的金融政策，即在經濟衰退時期，擴大信貸規模，降低利率，刺激投資和消費；反之，在經濟繁榮時期，縮小信貸規模，提高利率，抑制投資和消費。保羅.薩謬爾森（Paul.A.Samuelson，1948）強調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經濟調節中的作用，主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進行宏觀調控。可見，信用調節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可以通過貨幣信用政策去治理，主張通過擴張或收縮貨幣信用，控制社會的貨幣與信用的供給，調節經濟增長。這足以證明對金融體系中貨幣監管思想已相當成熟。

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監管的研究成果

20 世紀90年代以來赫爾曼、穆爾多克、斯蒂格里茨等經濟學家在對東亞經濟的分析中發現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著信息嚴重不對稱、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據此，在此階段有如下幾個典型金融監管理論研究成果。

（一）信息經濟學框架下的金融監管理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系列的金融危機，特別是1997年的由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后，信息經濟學分析框架下的金融監管理論則不斷取得新進展。在信息不完全對稱下，提出銀行等中介機構的存在有效地解決了信用過程中信息嚴重不對稱的問題。另外，監管代表說把金融監管看作是廣大投資者及儲戶對金融中介實施監督措施的代表。由于搜集和處理信息的高昂成本往往使一般的金融中介難以承擔，并且金融中介無法避免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政府則有責任在監管方面采取各種措施改善市場信息問題。

（二）功能觀的監管理論

功能觀金融監管的理念主要是來自于有關金融體系的“功能觀點”學說，其代表人物主要是默頓和博迪（Merton，Bodie，1993）等。實踐中，功能觀對美國的金融監管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99年，美國國會采納此觀點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以取代《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該法打破以前的限制，允許保險、銀行和證券三種金融業務混業經營；在法律的名稱上，不提銀行而改稱金融服務。1995年巴塞爾委員會運用此觀點于為銀行設置全球性證券資產組合的資本標準。金融中介功能觀較大地拓展了金融監管理論的視野，從而把金融監管理論的究推向了一個新的水平。但是，功能觀的監管理論作為一種理論模式，目前仍處于理論探尋階段。

（三）監管激勵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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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點并校”是通過撤銷與合并手段對農村地區中小學進行合理的布局調整，以求取農村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和高效利用。隨著城鎮化速度不斷加快，我國自21世紀初實施農村學校合并運動，由于盲目追求速度，形成諸多隱患和亟待解決的問題。縱觀國外并校運動，尤以美國和日本最為典型，前者學校合并運動歷經了“興起―加速――停滯”四個階段，時間跨度百余年，累積了頗豐的經驗；后者自20世紀50年代起也有三次比較大規模的并校運動。從國情來看，即使美國、日本的合校運動與我國不盡相同，但通過探尋美國與日本的共同經驗，對中國的撤點并校仍具有重要啟示。

一、公平與效益：農村撤點并校的根本宗旨

城鄉教育差距日益加大，教育資源配置不均等的問題出現，使農村中小學“撤點并校”應運而生。追求“公平與效益”的教育改革之路，都試圖通過農村學校合并以解決教育資源配置的效益問題，但合校過程中卻引發了大眾對于教育公平的不滿，如路途遠、安全隱患大等問題。教育資源配置中關于公平與效益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基于美、日兩國經驗，唯有在合校運動中堅持“因地制宜、動態平衡”原則，推動農村中小學撤點并校的公平與效益，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

第一，制定補償性法律法規。在美、日兩國推動撤點并校進程中，都出臺了補償性法律法規，針對教育間存在的差別與差距作出修補。為了縮小城鄉間教育差距和對處境不利的學生進行資助，美國相繼頒發了《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教育鞏固和促進法》（Education Consolidation and Promotion Act）與《不讓一個孩子掉隊》（No Child Left Behind）等法案 [1 ]，針對少數民族學生以及貧困學生進行撥款支持。而《町村合并促進法》《新市町村建設促進法》《公立中小學撤并方案》則成為日本戰后撤點并校演進中的三部曲。由于并校運動未過多考慮學生與家長利益，也產生了諸多問題和摩擦。日本文部科學省對此作出反應，1973年出臺了《關于公立中小學撤并的通知》，在新一輪撤點并校中將學生身心健康、上學路程、交通安全等因素納入考慮范圍 [2 ]，并在接下來的撤并運動中不斷制定對少數困難學生的補償性政策。

第二，堅持“以人為本”的并校原則。不論是美國還是日本，為了加快現代化進程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益，政府強制推動農村學校合并運動，但忽視了學生、教員與家長等人群或組織的合理需要。運動發展過程中，美、日兩國逐步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合并運動開始從“規模效益”型轉向“以人為本”的路線。例如，美國采取了豐富的課程活動、校車計劃、社區會議、教師解聘金制度和提供各類工作等措施，滿足來自學生、家長、社區與教員的切實需要。其中，為了滿足學生課程多樣性，合并之后的學校中課程多達20余門，多數課程能夠由專門教員教授，豐富了學生的課程選擇 [3 ]。為了解決并校中的不同聲音，日本基層教委甚至設置組建專門審議會聽取來自不同群體的意見 [4 ]，仔細研究，制定符合各方利益的措施。

第三，明確小規模學校的補充功能。撤點并校是公平與效益相互沖突和矛盾的過程與結果，但小規模學校的出現有效地緩解了教育公平問題，保障了少數學生的教育權益。首先，明確了小規模學校不是否定撤點并校的趨勢，而是作為一種補充，完善現行學校布局制度。從美、日兩國撤點并校發展路徑來看，合校態度都是從積極轉向理性，特別以克林頓總統于2000年簽署的農村教育成就項目（Rural Education Achievement Program，簡稱REAP）為代表 [5 ]，意識到并校產生的衍生問題，開始逐漸扶持農村小規模學校的發展。同時，譬如校中校（School-within-School）也是各地采取的普遍措施之一，即小規模學校以大規模學校為寄主，位于大規模學校中，由一套班子統一領導 [6 ]。日本各地考慮到教育質量、各地實情等因素同樣采取了小規模學校措施，給予偏遠地區教師工資補貼、住房優惠等政策，解決師資困難問題；一些偏遠地區的小規模學校還將相連階段學制打通整體辦學，如以“幼小一貫制”、“小中一貫制”等方式擴大學生數量 [4 ]。

二、教育規律：農村撤點并校的客觀依據

政府主導是早期撤點并校的顯著特征，社會經濟效益由此成為合校運動的第一因素。然而，合校運動中的教育公平問題甚囂塵上，政府逐漸反思自身行為的合理性，反觀制度治理問題的有效性，進而尋求教育方面的答案。回歸教育本質和規律，是解決教育問題和指導教育實踐的必由之路，也是各界人士反思教育問題的根本主線。唯有遵循教育規律，從以下方面入手，撤點并校才能在效益和公平之間取得平衡，才能更好保障少數學生的教育公平。

第一，提升教育自為意識與教育話語權。發達國家教育自主意識較強，在撤點并校中教育研究者就發揮了巨大作用。在合校運動伊始，美國全國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了《農村學校12人委員會報告》（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welve on Rural Schools），率先?l聲支持合校運動，提高學校資源使用率，這成為美國撤點并校開展的基礎。此后，以柯南特的“規模效益理論”和科爾曼的《教育機會均等報告》（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為代表 [7 ]，相繼闡釋了學校合并的效益管理問題和教育公平問題，分別促進了撤點并校和小規模學校的發展。相較于美國，日本教育界則被動許多，主要由政府主導，頒布了多部法律法規保障合校運動的進行，在一點上與中國實際情況很相似。因為是行政指令強推的撤點并校，所以容易忽視以人為本，未考慮全方位的利益關系，產生了許多沖突和摩擦，反對聲音頻現。在此之后，日本政府主導下的撤點并校充分聽取教育界意見，建立相應的委員會或者審議會，提升其教育決策的話語權，通過參與政府決策來傳達教育界聲音，儼然走的是與美國教育自為并不相同的道路。

第二，樹立因地制宜的合并思路。由于美國聯邦制的獨特屬性，使得地方州政府制定政策標準時有較大空間和權力；盡管各州標準不一，但基本都是圍繞學校規模、課程設置、校區間布局間隔與相應地理位置等方面為依據制定相應的標準。不僅如此，農村學校也與社區信托基金會聯合制定學校撤并標準，為各州農村學校撤點并校提供指導性意見 [1 ]。在日本，為了避免強制撤點并校現象的出現，文部省要求各地教育委員會在制訂計劃時考慮學校在社會中的功能和意義，充分調研并取得當地社區和家長的理解和支持。同時，對待小規模學校的態度，采取了較為彈性的方針，充分考慮各方因素和利益，保留有必要的小規模學校并提高其教育質量 [8 ]。此外，根據《義務教育經費國庫負擔法》，教育經費劃撥同樣要求因地制宜，根據各地實際情況制定專項計劃，力求使各地均衡發展 [9 ]。

三、公正程序：農村撤點并校的應有之義

撤點并校過程中涉及學生、學校、鄉鎮等各方利益，當利益一方無法得到滿足時，會出現相應的負面現象，如偏遠地區教育公平問題、校車安全隱患問題、地方財政負擔問題、家庭教育經費支出問題等。顯然，避免諸種問題發生必須要經過理性、科學、綜合的決策過程，通過周密的資料收集、合理的可行性論證與充分的調研，構建公平合理的決策程序。

第一，堅持合并程序的系統與公開原則。農村撤點并校涉及各方利益，是一個極其敏感的話題。只有堅持合并程序的系統性和公正性，才有可能消除相關利益群體的沖突，破除合并過程中的難題。首先，堅持系統與公開原則，使利益各方監督和約束該運動的進行，實現運動過程的民主化。在合并程序上，日本和美國做法相似，通過設置撤點并校委員會、審議會等加強合并程序的系統性和公開性。在美國，形成了“合校可行性研究―政策公開化―具體實施”的整體路徑，有利于群眾、專家和政府共同發聲。其次，堅持合并程序的公開性原則，即將撤點并校的決策依據、決策過程和決策結果進行公開，聽取不同意見方的建議，在一定程度上規范執行委員會的決策行為，強化過程的透明度，讓有疑慮的群體信服、支持和擁護撤點并校的舉措。

第二，加強基層群眾的參與權與決定權。撤點并校過程中，處理得宜，最大的受益者是群眾；否則，基層群眾利益則會嚴重受損。科學決策不應是一家之言，所有當事人都有話語權，肩負責任與義務。因此，將基層群眾的參與權與決定權納入到撤點并校的科學決策中來，是保障民眾基本利益的重要舉措。日本各地撤點并校委員會與審議會，就撤點并校方針、目標、程序、具體方案、各項保障措施等積極與當地民眾洽談，甚至是邀請民眾加入到該決策中來，與政府要員、專家學者等進行討論與磋商 [8 ]。而美國則采取投票制，在形成一項科學決策之前同樣需要召開聽證會或者說明會，向群眾公開所有細節和流程，使當地民眾作出客觀、合理與有效的判斷，然后由居民投票決定是否通過。由于總結了早期強制性撤點并校的經驗教訓，美、日兩國后期明顯側重以人為本，考量各方利益，通過將社會群眾的力量納入到決策當中，強化了政策制定流程的科學性和民主性，更加彰顯了政策內容的實踐性、實際性。

四、制度體系：農村撤點并校的重要保障

農村教育辦學條件落后、基礎設施匱乏與師資問題突出，成為撤點并校之后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問題解決有賴于制度建設。構建有效的制度體系，是農村撤點并校順利進行的有力保障。制度保障不是只對一方面進行保障，而是從以下方面涵蓋農村撤點并校各個層面的制度體系，如資金保障、教師保障、校車管理、合校立法等；此外，制度保障涉及多個層面的問題解決，需要相關部門通力合作以保障制度執行。

第一，建立和完善校車管理制度。校車管理制度是實施農村撤點并校的重要保障，關系到學生的安全問題。從經費來源來看，日本政府相繼制定了《偏僻地區教育振興法》及《施行令》解決校車購置問題，大致給予1/2的購置費用資助；運營管理費用主要通過《地方交付稅法》獲得政府資助和返還 [10 ]，而交付稅基本來源于國家按照一定配額返還給地方政府的國家稅收。在運營管理方面，日本校車主要分為政府直接運營、政府委托企業運營、家委會等組織接受政府資助運營與不接受政府管理的獨立核算運營，形式比較豐富 [11 ]。在司機選拔、校車外形、費用管理等方面，日本有極其嚴苛的標準，以保證校車使用和管理規范。相較于日本，美國在運營管理方面主要有學區直接管理，與學區簽訂合同的私有制，學區與外界協作的合作制以及家長自己接送等形式；經費方面，與日本有較大差別，主要來自政府債券收入與政府直接資助；在校車立法、司機選拔標準與費用管理等方面與日本一樣都有較為嚴苛的標準，但在校車路權方面，取得了與警車、消防車與救護車一樣的待遇，甚至更為嚴苛，形成了一套獨立、復雜和嚴格的校車避讓規則。

第二，提供給合并學校各類專項財政支持。在美、日兩國，各類專項財政支持是并校運動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由于美國教育分權制，各州都制定了符合各州實際情況的財政政策，譬如俄克拉荷馬州立法支持學校合并，并為校舍建設提供校舍建設經費一半的資助，威斯康星州出臺的《建筑援助法》（School Building Aid Act）針對農村大規模學校提供資金支持改善辦學條件 [12 ]，同時還針對交通、師資等方面提供專門的財政支持。日本同樣建立了財政補貼制度來保障撤點并校的順利進行。以日本長崎縣為例，對校內新建的教學設施建筑，國家均補貼費用的1/2，對于交通設施的采購同樣補貼1/2 [13 ]。總之，美、日兩國各地方政府政策，都極力保障學校合并，改善校園建設、配備校車等，促進了撤點并校的順利實施。

第三，建設提升農村教師素質與能力的工程。教師是農村撤點并校后學校正常運轉的關鍵性因素，?⑹ψ式ㄉ枘扇氳秸?體制度建設有利于保障教師專業成長，提升學校辦學質量。由于考慮安全、教育公平等因素，不得不實施小規模學校，如一師一校等模式，因此教師成長和各項保障成為學校能否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針對這一情況，美國要求偏遠農村的多科目教師在專業考核過程中，相關部門必須要給予教師專業發展幫助并關注其成長動態 [14 ]。同時，通過減免學費吸引大學生到村任教，并給予物質獎勵，如經濟補貼、免費住房、住房貸款等，解決教師的生存問題。日本在師資問題上與美國大相徑庭，通過發放教師津貼、健全福利體系等措施解決教師生活保障問題。在專業發展方面，經常召開復式教學研究會、分校經營研究會、偏僻地區教育研究會與全國偏僻地區教育研究會，鼓勵學校派遣教師參會；國家補貼1/2的培訓費用，同時建設臨時教師培訓機構完善教師培訓體系 [15 ]。

五、美、日兩國農村撤點并校運動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為了保障適齡兒童的教育公平，在21世紀初開始農村中小學撤點并校改革，與美、日兩國具有相同的歷史背景和起因。美、日兩國撤點并校改革的經驗對我國開展撤點并校具有以下幾點啟示。

首先，切實加強撤點并校的全方位保障。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撤點并校是一個長期探索并逐步完善的過程，做好保障性工作有利于促進撤點并校的持續進行。當前我國城鎮化進程中，城鄉教育差距逐漸加大，撤點并校可以說進入了“轉彎區”，以下三個方面都亟待審思、解決和完善。一是完善農村教育專項財政制度，為合校運動提供物質基礎和可靠保障。在綜合撥款的基礎上，增加專項財政，以滿足各地撤點并校中的現實需要，合理保障校車、師資等學校需求。此外，還需專款專用，設立專項財政支持，加強對資金費用的規范化管理，防止挪用公款、浪費流失等現象的發生。二是改革校車管理體制。小規模學校大范圍被撤導致偏遠地區學生上學成為難題，校車接送成為必然。但是，由于我國校車管理制度、運營以及服務制度尚未完善導致交通事故頻發，以致撤點并校的合理性與規范性都被民眾質疑。因此，改革和完善校車管理體制是當前最為迫切的工作。三是保障教師生活和專業成長。當前，偏遠地區留不住年輕優秀教師以及教師生存、成長問題依然突出。基于此，可通過建立教師巡回交流制度、??新學校發展模式采取共享優秀教師與課程資源、加強教師的交流和經驗分享以及健全生活保障體系等方式，保障教師生活、促進教師成長，以確保撤點并校順利進行。

篇6

論文關鍵詞：2010年第一季度我國宏觀經濟與財政政策分析報告—“方錐體”經濟格局下的人民幣匯率與財政政策“傘形調控”

2010年第一季度，世界經濟在復蘇的軌道上加速運行。美國經濟的各項總量、結構指標和先行指標都出現明顯好轉，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升，失業率也開始緩慢下降；歐元區經濟則在主權債務危機的擾動下奮力前行，宏觀經濟增長和勞動生產率逐步提升，通貨膨脹保持在低位運行；日本經濟復蘇的勢頭強勁，自2008年第2季度以來首現正增長，勞動生產率和就業狀態都出現明顯改善，通貨緊縮的風險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國宏觀經濟進入高速恢復期，相較于2009年第一季度的“谷底”，經濟增長出現了補償性反彈，增速高達11.9%，但經濟內部的結構性矛盾凸顯，經濟穩定增長、發展模式轉變和通貨膨脹預期控制的復合性困難增加。世界經濟初步形成了以美國為頂端，以中、歐、日為支柱的“方錐體”格局，人民幣匯率問題成為新格局下各方利益調整的糾結點。隨著宏觀經濟形勢的穩定，財政政策需要從總量擴張、快速拉動的方向上回調，強調中長期調控，重視政策效益畢業論文怎么寫，借助市場力量的戰略性調控框架應得到重視和實踐。

一、世界經濟“方錐體”格局的形成與人民幣匯率問題

隨著國際經濟的加速復蘇，后危機時期的世界經濟格局也逐步清晰。美國作為全球經濟、技術和國際機制協調的第一大國仍然是新格局的主導國，中國、歐盟、日本成為新格局的重要支柱，世界經濟由傳統的美、歐、日“大三角”轉化為4個相互聯接、相互影響的“大三角”。新格局下，國際經濟政策的角力由單純的國與國互動轉變為集團間利益的調整，由單純的實力對決轉化為國際機制與國家利益的協調，人民幣匯率問題在這一格局下被放大和扭曲，成為國際金融危機恢復期各方利益的糾結點。

（一）世界經濟“方錐體”格局的基本形態和內在機制

盡管國際金融危機對發達國家的金融和經濟帶來了重大打擊，但從經濟規模、技術能力和國際經濟規則和機制的控制能力看，美國、歐盟和日本仍然是全球經濟最重要的驅動力量（見表1所示）。中國經濟率先渡過危機的“拐點”，為國際經濟形勢的穩定和國際貿易秩序的有效恢復提供了重要支撐，并隨著自身經濟實力的快速上升，成為后危機時期世界經濟新格局的重要一環。

表1 2009年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經濟規模統計 單位：億美元

國家

經濟規模

國家

經濟規模

國家

經濟規模

美國

142587

日本

50730

中國

49093

德國

33576

法國

26798

英國

21980

意大利

20900

巴西

14820

西班牙

14661

加拿大

13190

印度

12430

俄羅斯

12282

澳大利亞

9200

墨西哥

8663

韓國

8003

荷蘭

7942

土耳其

5935

印尼

5419

在上述環境下，美國利率政策的效果需要進一步確定。在美聯儲加息的情況下，國內資本市場的投資受到抑制，但歐洲美元市場受到高利率的激勵而進一步加大美元資本回流美國的規模，國內資本供給總體上不會出現大的變動，加息也不會導致美國國內的資本短缺或對投資形成明顯抑制。當美聯儲選擇降息的時候畢業論文怎么寫，國內資本市場被激活，資本供給量上升，但歐洲美元市場的資本受到負激勵，大量的外部資本退出美國，所以總體上美國國內的資本存量和投資形成規模并不會有大的變化。但需要說明的是，由于金融危機期間，美聯儲已經執行了年利率不到1%的超低利率政策，在后危機時期，美聯儲進一步降息的空間極為有限。根據這一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如表3所示的美國貨幣政策結構：

表3 美國貨幣政策結構分析表

政策結構

政策效果

對宏觀經濟指標的影響

采用的可能性

加息+升值

對總投資影響不大；阻礙出口；對消費影響不大

對就業、經濟增長無明顯抑制；有利于控制通脹

中等

加息+貶值

對總投資影響不大；刺激出口；對消費產生一定抑制

對經濟增長、就業有激勵作用；不利于控制通脹

高

降息+升值

對總投資影響不大；阻礙出口；對消費產生激勵

對經濟增長、就業有促進作用；有利于控制通貨膨脹

較高

降息+貶值

對總投資影響不大；阻礙出口；對消費影響不大

對經濟增長、就業有促進作用；易導致急速上升的通脹

較低

3．人民幣升值帶來的風險與作用應進行全面而客觀的評價

在“方錐體”國際經濟新格局的壓力下，盡管我國始終堅持人民幣匯率政策的獨立性，堅持應以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完善為前提畢業論文怎么寫，應符合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要求而不是行政控制或者屈從于外來壓力等基本立場。但面對空前的國際壓力，對假定人民幣匯率升值后產生的經濟影響進行必要的全面而客觀的評價，提供有效的預警和調整安排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人民幣匯率升值的直接影響和最大的風險是出口受阻和國際儲備縮水核心期刊。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恢復期，出口對于保持中國經濟整體復蘇環境的穩定和推動新興產業的形成與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考慮到人民幣升值對進口商品價格的抑制作用、出口商品成本的抬升作用和我國的加工貿易占一半以上的貿易方式，預計10%的人民幣匯率升值對出口產業形成的總體價格上升效果約為4%，在國內供給剛性和國際需求彈性較大的市場格局下，價格上升效果將基本上由中國的出口企業承擔，企業外部經濟環境的穩定和自身利潤空間受到了明顯擠壓。如果考慮到我國出口商品和企業的結構特點，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企業受到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影響更大，以人民幣匯率升值10%進行測定，傳遞到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企業的價格上升壓力超過8%，這一壓力遠遠超過紡織品、服裝、箱包等產業4—5%的凈利潤水平。因為出口受阻，我國良好的經濟復蘇環境將遭到損害，勞動密集型企業大量的減產、停工也將明顯加劇我國的就業壓力。我國擁有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外匯儲備，2010年3月末，這一規模達到24471億美元，其中美國國債約8700億美元，僅以美國國債作為分析基礎，人民幣對美元升值10%，外匯儲備約縮水5350億人民幣，約相當于2009年我國GDP的1.6%和財政收入的7.8%，是央行自有資本金的20倍。

但另一方面，人民幣匯率升值會在加強通貨膨脹控制，優化國內經濟結構方面提供一定的推動力量。主要國際大宗商品的進口近年來快速增加，國內產業對進口的依賴性也顯著提升，石油、鐵礦石、銅等重要的資源能源的進口占總消費的比重都達到或超過了50%，輸入性通貨膨脹已經是影響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穩定的重要因素。隨著全球經濟的復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升勢頭明顯，據統計，進入3月份后，世界能源價格同比上漲53.1%，金屬及礦產品價格上漲60.6%，農產品上漲18%，銅上漲99%，鋁上漲65.1%，北海布倫特原油上漲69.2%，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再次增大，而人民幣升值將直接限制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對國內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預期的沖擊畢業論文怎么寫，維護經濟復蘇環境的穩定，防范“工資物價螺旋上升”風險的形成。此外，人民幣匯率升值還將在克服國內深層次經濟問題、促進國內經濟結構優化等方面提供幫助，人民幣匯率的適當、適時、適度的升值將有助于解決長期以來貿易品和非貿易品關系的失衡問題，進而調整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結構性失衡，優化產業結構；有助于解決要素收入分配失當，勞動要素收入增長緩慢的問題；有助于解決金融業發展緩慢，并形成嚴重資產泡沫的問題；有助于解決國際價格體系的失序，特別是在資源價格改革調整中的滯步不前的問題等等。

總之，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焦點不在于匯率水平的高與低，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運轉市場和國際經濟環境是人民幣匯率問題的關鍵所在。在危機恢復期，人民幣匯率問題更需要在保持宏觀經濟形勢穩定的前提下，以加強機制和市場建設為中心，適時、適度、適當的推動調整，并以中日歐“大三角”為主要平臺，綜合協調各方面的關系，為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解決爭取良好的國際環境。

二、快速復蘇與穩定向好的中國經濟

2010年第一季度，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穩定向好，經濟復蘇進程加速，主要經濟總量指標和結構指標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良好局面初步形成。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和通貨膨脹預期仍是經濟增長的重要隱憂，也是宏觀調控的重點和難點，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一攬子計劃中應加以重視和調整。

（一）總體經濟形勢持續向好，通貨膨脹預期控制難度加大

一季度，我國共實現國內生產總值8057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1.9%，連續第4個季度保持了經濟增速上升（見圖8），經濟復蘇的形勢進一步穩定，經濟呈現出較快增長的良好局面。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國民經濟結構總體保持穩定，但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一攬子計劃的推動下，第二產業的增速明顯高于第一和第三產業。第一產業增加值為5139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3.8%，占GDP的比重下降為6.4%；第二產業增加值為39072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4.5%，占GDP的比重上升為48.5%；第三產業增加值為36366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0.2%，占GDP的比重為45.1%（見圖9）。在工業的區域結構中畢業論文怎么寫，中部地區成為增速最快的地區，達到23.1%，而東部和西部地區則分別達到18.3%和20.2%，地區結構適當優化。在輕重工業的結構上，重工業的增速為22.1%，明顯快于輕工業14.1%的水平，連續第10個月保持這一態勢，反應了后危機時期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加快。在微觀指標上，工業企業的產銷銜接狀況良好，產銷率達到97.5%，比上年同期提高0.5個百分點。工業企業利潤達到6908億元，增速達到102.6%，企業利潤水平迅速提升，主要集中在重工業領域，包括：鋼鐵行業利潤同比增長33.8倍，電力行業利潤增長15.4倍，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利潤增長9.7倍，化纖行業利潤增長8.9倍，石油開采業利潤增長2.9倍，電子行業利潤增長2.3倍，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利潤增長2.1倍，化工行業利潤增長1.1倍。值得注意的是企業應收賬款、存貨和管理費用的變化：2010年1-2月，工業企業的應收賬款達到49409億元，同比增長24.8%；存貨達到52984億元，同比增長21.5%；管理費用達到3223億元，同比增長21.5%核心期刊。上述三個指標均較2009年同期有明顯的增長，初步判斷為企業研發活動增加，主動市場開拓行動增長和中間產品產出上升相關，不會影響經濟復蘇的微觀基礎。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物價水平上漲較快，通貨膨脹預期的控制難度加大。一季度，CPI同比上升2.2%，PPI同比上漲5.2%，物價水平上漲較快。其中，城市上漲2.1%，農村上漲2.4%。在商品構成上，食品上漲5.1%，煙酒及用品上漲1.6%，醫療保健和個人用品上漲2.4%畢業論文怎么寫，居住上漲2.9%；衣著下降0.9%，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服務下降0.9%，交通和通信下降0.1%，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下降0.1%。CPI的總體形勢不容樂觀。在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同比上漲9.9%的壓力下，PPI表現為快速提升，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增大，考慮到我國工業企業利潤主要向資源、能源等基礎產業集中的情況，一般制造業無力消化過多的成本上升壓力，通貨膨脹預期將向消費品領域傳遞。輸入性通脹和糧油等必需品價格的結構性快速上漲是推動物價水平提升的主因，通貨膨脹預期的控制難度顯著增加。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二）市場銷售規模平穩擴大，消費結構快速改善

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6374億元，同比增長17.9%，比上年同期加快2.9個百分點。按經營單位所在地分，城鎮消費品零售額累計30571億元，同比增長18.4%；鄉村消費品零售額累計5803億元，增長15.4%。在國家政策的刺激和支持下，消費結構取得明顯改善，汽車類增長39.8%，家具類增長37.6%，家用電器和音像器材類增長29.6%。在消費結構提升的支持下，上述產業的投資也得以擴張，并成為支撐中國經濟順利實現復蘇的重要動力。

（三）投資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首要動力，房地產投資持續快速增長

一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35320億元，同比增長25.6%，比上年同期回落3.2個百分點。其中，城鎮固定資產投資29793億元，增長26.4%，回落2.2個百分點；農村固定資產投資5528億元，增長21.0%，回落8.4個百分點。在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中，第一產業投資增長9.7%，第二產業投資增長22.4%，第三產業投資增長30.0%，產業投資結構與國家產業政策的要求基本一致。分地區看，東部地區投資增長24.4%，中部地區增長26.2%畢業論文怎么寫，西部地區增長30.0%，區域投資結構進一步改善。此外，存貨投資也出現了相應的擴大，增速高達21.5%，與固定資產投資一起成為推動經濟復蘇的首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在房價位于歷史高位，且持續快速上漲的情況下，房地產開發投資達到6594億元，增長35.1%，比上年同期加快31個百分點。房地產投資過快增長一方面抑制了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的轉型，另一方面累積了大量的流動性，增大了維護宏觀經濟穩定的難度，提升了資本市場運行和金融體系穩定的風險。在房地產泡沫完全形成并破裂前，借助有利時機，通過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其進行結構性調整的安排尤為必要核心期刊。

（四）對外貿易出現逆差，外商直接投資平穩增長，國際儲備管理難度加大

一季度，進出口總額6178.5億美元，同比增長44.1%。其中，出口3161.7億美元，增長28.7%；進口3016.8億美元，增長64.6%，順差144.9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479億美元；其中，3月份貿易逆差72.4億美元。根據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走勢和我國今年“拓市場、調結構、促平衡”的貿易發展戰略，我們在宏觀政策層面上要做好面對年度國際收支逆差的準備。表4是課題組根據商品價格指數的變化與進口數量需求的增長而預測的2010年3—12月的進口情況。

表4 2010年3月至年末主要進口商品規模的預測值 單位:億美元

商品名稱

大豆

原油

成品油

初級形狀塑料

鋼材

未鍛造銅及銅材

進口額

202.3

251.4

245.2

473.2

180.1

430.1

商品名稱

自動數據設備

自動數據設備零件

電視收音機無線電

集成電路

汽車

合計

進口額

294.8

242.2

75.3

1641

274.9

6573.2

我國國際儲備的增速減緩，但規模仍然龐大畢業論文怎么寫，仍居全球第一位。3月末，我國外匯儲備總規模為24471億美元，同比增長不到1%。由于美元貶值預期強烈和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的原因，我國外匯儲備管理的難度明顯加大，目前應盡力做好三項工作，第一，適度調整幣種結構；第二，調整持有的美國債券期限結構；第三，適度加大對中投等主權財富投資基金的注資，以調整股權資產在整個外匯儲備中的比重。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五）居民收入穩步增長，但勞動要素收入的比重偏低，就業形勢仍然嚴峻

一季度，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5787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308元，同比增長9.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5%。在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同比增長9.7%，轉移性收入增長13.3%，經營凈收入增長7.5%，財產性收入增長17.0%。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1814元，增長11.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9.2%。其中，工資性收入增長16.3%，家庭經營收入增長7.6%，財產性收入增長15.6%，轉移性收入增長13.8%。從勞動要素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來看，仍然處于低位，直接影響了消費擴張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下一步應著力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以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我國城鎮登記失業人口數量仍保持在900萬人以上，登記失業率約為4.3%，但就今年大學生的畢業人數和新增勞動力的規模來看，整體就業形式仍然嚴峻，調查失業率遠遠高于登記失業率的水平。我國仍應繼續堅持就業促進政策，保障就業培訓和就業指導投入，采取適當措施畢業論文怎么寫，切實完成新增900萬人就業的目標。

（六）貨幣供應量增速回落，新增信貸規模減少，結構性調控逐步增強

3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65.0萬億元，同比增長22.5%，比上年末回落5.2個百分點；狹義貨幣供應量（M1）余額22.9萬億元，增長29.9%，回落2.4個百分點；流通中貨幣（M0）余額3.9萬億元，增長15.8%，加快4.0個百分點。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42.6萬億元，比年初增加2.6萬億元，同比少增2.0萬億元；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63.8萬億元，比年初增加4.0萬億元，同比少增1.6萬億元。為抑制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貨幣當局開始啟動結構性政策調控市場，包括對第二套以上住房的差別利率政策和不同比率的首付款要求等措施，目前，調控效果初步顯現核心期刊。

三、支出波動與超收壓力并存的財政環境

2010年第一季度，國家財政收入保持快速增長，除增值稅外，其他主要稅種的增速均明顯超過同期的GDP增速，預計在全年經濟形勢穩定的情況下，我國將形成規模較大的超收壓力。在財政支出執行上，科學技術、教育、國土資源氣象等事務和商業服務業支出增長較快，支出結構與保持經濟穩定增長，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協調度明顯提高。但在社會保障和就業、農林水事務和糧油儲備等管理事務上的支出還未有效展開，加之西南地區旱災、玉樹地震、世博會和亞運會保障等因素的存在，預計今年的財政支出的波動性大大提高。

（一）快速增長的財政收入

一季度，全國財政收入達19627.07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985.02億元，增長34%。其中，中央本級收入9928.24億元，同比增長37.6%；地方本級收入9698.83億元，同比增長30.6%。財政收入中的稅收收入17702.55億元，同比增長35.9%；非稅收入1924.52億元，同比增長18.9%。稅收收入占財政總收入的比重達90.2%。

形成財政收入的主要稅收來源包括：國內增值稅5084.15億元，同比增長11.3%；國內消費稅1711.02億元，同比增長69.4%；營業稅2953.73億元畢業論文怎么寫，同比增長41.2%；企業所得稅2490.59億元，同比增長16.1%；個人所得稅1488.12億元，同比增長21.3%；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2476億元，同比增長56.3%；關稅482.53億元，同比增長48.9%；車輛購置稅381.6億元，同比增長60.2%。除增值稅外，其他主要稅種的收入增幅均明顯超過同期GDP的增速，預計全年稅收收入將出現較大規模的超收。

考慮到去年同期經濟下滑，財政收入大幅度減收的情況，為更好的判斷財政收入形勢，采用環比和與2008年同期情況進行比較。一季度全國財政收入，與去年第三、四季度收入平均值相比，環比增長13.8%；與2008年一季度收入相比，增長22.9%（其中中央財政收入增長13.3%），折算到兩年中年均增長10.9%（其中中央財政收入增長6.5%），是一種恢復性增長。從完成預算進度看，一季度全國財政收入完成全年預算的26.5%，略高于25%的序時進度。

在財政收入的變化趨勢上，考慮到去年財政收入“前低后高”的形勢和通貨膨脹、煙草消費稅改革等因素的影響，在宏觀經濟形勢基本穩定的情況下，今年5月份后財政收入增幅將相應回落，全年收入增幅將呈“前高后低”走勢。

（二）波動與調整中的財政支出

一季度，全國財政支出14329.96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519.04億元，增長11.9%。其中，中央本級支出2818.34億元，同比增長15.1%；地方本級支出11511.62億元，同比增長11.1%。

增長較快的項目主要是：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支出同比增加64.41億元，增長67.2%；科學技術支出同比增加143.91億元，增長66.6%；交通運輸支出同比增加263.8億元，增長52%（主要是用車輛購置稅收入安排的用于公路建設等支出增加較多）；國土資源氣象等事務支出同比增加42.8億元，增長38.9%；商業服務業等事務支出同比增加39.83億元，增長38.1%；城鄉社區事務支出同比增加146.75億元，增長18.8%；教育支出同比增加316.02億元，增長17.1%。

在執行中社會保障與就業支出、醫療衛生支出、環境保護支出、農林水事務、糧油物資儲備等管理事務、金融監管等支出進度仍然偏慢，預期第二季度上述支出將快速增長。此外，西南地區旱災和玉樹地震的救援與災后重建，上海世博會和廣州亞運會的保障仍將是擾動支出的重要因素畢業論文怎么寫，我國財政支出的波動性大大增強。

四、“內需發展”與“低碳經濟”取向下的財政政策“傘形調控”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恢復期，我國既面臨著嚴峻的國際經濟環境，也面臨著復雜的國內經濟形勢和復合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在這一階段，我們應綜合分析國內外經濟因素的內在關系，大膽創新，突破關鍵，把握重點，在后危機時期的國際經濟競爭中搶占先機。

（一）國際金融危機恢復期的經濟發展目標與宏觀調控的“傘形”框架

國際金融危機恢復期的宏觀經濟發展目標是一個復合體，既要實現經濟的穩定較快增長，還要適時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既要應對通貨膨脹預期的干擾，還要防止資產價格大起大落給經濟社會穩定帶來的沖擊和損害。面對這種環境，現行的政策研究絕大部分強調要全范圍、大規模的調動政府的所有政策資源予以一一有針對性的克服和調整，但實際上，這種政策調整背后的是政府將耗費巨額的政策成本、運用繁雜而彼此干擾的政策措施、深層次的扭曲市場機制和規律才能逐步達到目標，政策的理論意義和操作效果并不突出核心期刊。為更好的解決這一問題，課題組深入分析宏觀經濟目標之間的內在聯系，利用目標間的互相促進、互相抑制、互相扭結、彼此抵銷的特點，將其進行必要的簡化，即以“內需發展”和“低碳經濟”為突破口，借助市場機制、凝聚政策力量，推動國民經濟的穩定有序發展。這種宏觀調控的政策框架我們稱之“傘形調控”（見圖12）。

在圖12中，首先將現行的4個政策目標簡化為兩個政策重心，即將通貨膨脹預期控制、經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資產價格與市場管理四個目標簡化為內需發展與低碳經濟兩項關鍵“突破口”。其中內需發展強調消費升級、城市化、經濟結構調整、要素收入分配、良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等因素，是后危機時期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模式和載體；低碳經濟強調生產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強調技術創新、產業組織創新、市場機制創新和思想體系創新，是后危機時期我國經濟實現自我揚棄和趕超的關鍵動力和支撐點。但需要強調的是，內需發展和低碳經濟并不完全包括現行經濟發展4個目標的所有指標，與“突破口”不兼容或是存在較大差異的指標變量將在這一時期被擱置、被轉化或被調整。主要的指標調整情況如表5所示：

表5 傘形框架下的發展目標與“突破口”間的指標處置

發展目標

構成指標

指標性質

處置結果

經濟增長

投資

符合內需發展，有利于低碳經濟

政策調控的核心指標

消費

符合內需發展，有利于低碳經濟

政策調控的核心指標

出口

部分有利于低碳經濟

非核心指標，須轉化

經濟發展方式

城市化

符合內需發展，有利于低碳經濟

核心操作指標

經濟結構

符合內需發展，有利于低碳經濟

核心操作指標

要素收入分配

符合內需發展，有利于低碳經濟

核心操作指標

公共服務均等化

符合內需發展，有利于低碳經濟

核心操作指標

通貨膨脹預期

輸入性通脹

符合內需發展，有利于低碳經濟

核心操作指標

結構性通脹

部分符合內需發展

非核心指標，可擱置

貨幣性通脹

符合內需發展畢業論文怎么寫，不利于低碳經濟

核心操作指標，須調整

資產價格與市場

去泡沫化

符合內需發展，有利于低碳經濟

核心操作指標

風險可控

符合內需發展，有利于低碳經濟

核心操作指標

貨幣政策的政策資源包括利率、貨幣供應量和信貸指導等措施，總體調控原則是提高結構性調整的技術和效果。首先，在貨幣供應量上，考慮我國正處于危機恢復期，前期刺激政策進行的大規模投資仍需要后續的資金投入和實體經濟復蘇帶來的越來越多的資金需求，因此貨幣供應量的投放仍應保持適度寬松的態勢，年初規劃的相關貨幣供應計劃總體上是適當的。其次，在信貸指導上要防范兩方面的傾向并做好資金使用的有序引導，即既要防范信貸過分依賴房地產、能源、資源等少數產業，或在接受地方政府投資引導時，缺少必要的審慎和獨立性；又要防止銀行面對經濟復蘇中的局部風險而突然轉向“惜貸”。在投資的使用方向上主要應鼓勵投向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物聯網等低碳經濟產業，以推進低碳經濟的發展；或者加大對城市化、現代服務業、消費信貸等內需發展領域投入。再次，利率政策則應以支持經濟復蘇和防范資產泡沫作為調控的雙重目標。從我國房地產等資產價格的變動情況看，當前應通過加息的方式以遏制房地產價格的過快上漲，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宏觀財政、金融和產業發展風險，這個要求在當前是迫切和強烈的；而在支撐經濟復蘇的重要動力——投資方向畢業論文怎么寫，則希望利率政策保持穩定，暫緩加息進程，形成了調控中的“兩難”。在操作上，利率政策應逐步加大結構性調控的力度，對投資性住房實施較高的利率水平，而對于保障性住房則堅持市場利率的平穩；對國家引導和支持的新興高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產業等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支撐產業等實行優惠或較低的市場利率，而對于已經存在嚴重產能過剩、重復投資和有害于環境保護的產業則應適用高利率，以限制其無序擴張。此外，面對調控中的“兩難”，利率政策還應積極借助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調控的支持，通過政策間的松緊搭配消除“兩難”的阻礙和影響。

匯率政策應以構建完善的匯率形成機制為基礎，適時、適度的適應市場變化并且獨立、中性、規范的調整人民幣匯率水平，形成人民幣完整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根據表5，我們把出口指標作為須調整指標從當前經濟復蘇的核心指標中去除了，那么影響匯率政策轉向逐步擴大匯率浮動幅度，使匯率形成機制更加市場化的軌道（目前來看，這個軌道的方向是人民幣升值，下文簡稱“升值軌道”）的主要障礙是外匯儲備的風險問題。在調控中，應注重完善外匯市場，加強外匯儲備管理，包括：繼續擴大允許非金融機構入市的范圍，豐富以遠期、掉期等衍生產品為基礎的避險手段，加快銀行間外匯市場發展；逐步釋放市場需求，實行以市場供求定價；大力推動金融市場建設和金融工具創新，不斷改進外匯管理，引導企業居民提高匯率風險管理能力；繼續擴大實施“藏匯于民”的政策，適度引導和擴大資本流出，同時加大反洗錢工作的力度，特別是對國際熱錢流入我國房地產和股票市場進行必要的限制；通過界定適度儲備規模，創新富余儲備管理機制，建立外匯儲備的安全預警機制來加強對外匯儲備的管理核心期刊。此外，還應重視“升值軌道”對當前利率政策調控“兩難”的支持，即在浮動匯率制下，調整利率對國際收支產生的影響，可以通過匯率調整來進行反向平衡，從而增加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更進一步的說，我國可在加息的利率政策外搭配以適度的匯率升值手段，從而在加強輸入性通貨膨脹控制的同時畢業論文怎么寫，有序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投資適度擴張。而在具體調控方案的安排上，可考慮實施“先升值，再加息”的方案。

在圖14中，匯率政策率先進入“升值軌道”，從而導致外匯市場上人民幣的供給不足，貨幣發行量獲得了外匯市場的支撐而穩步擴張，經濟的均衡點自A點調整為B點。在過程中，經濟增長得到了有效支撐，投資獲得了額外的貨幣供給的支持，而實際利率的下行趨勢，為我國實施加息政策預留了必要的空間和緩沖帶，從而在支持內需發展和低碳經濟的同時，有效維護了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穩定有序。

（三）“傘形調控”下的財政政策調整方案

當前，財政政策調控的總體方案是要進一步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在穩定經濟增長，特別是優化結構、協調發展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并根據經濟運行情況的發展變化，及時完善相關政策措施，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把握好政策的重點、力度和節奏，增強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圖15框架性的描述了我國財政政策目前的政策運行環境和搭配方案。

根據圖15，在財政政策擴張的同時，隨著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應調整，我國經濟均衡自C點過渡到D點，國內產出明顯擴張，實際利率和實際匯率變動并不顯著，輸入性通脹得到了有效控制，投資需求獲得了財政投入的有效支撐，經濟結構調整和消費升級獲得了外緊內松的良好環境，回旋的余地大大增加，內需發展和低碳經濟的總體環境得到了優化和改善。因此，“傘形調控”下的財政政策是符合當前宏觀經濟發展、產業振興和創新要求的政策模式，其具體構成措施應包括：

1．支持“內需發展”財政政策措施

以城鎮化為方向，加大鼓勵城鎮化發展的財政投入和優惠措施安排。城鎮化對于我國內需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據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的測算，若城鎮化率提升10%，在不考慮收入水平變動和資本品價格上漲的情況下，將新增消費需求4860億元和投資需求10萬億元，若以動態的方式考查畢業論文怎么寫，上述的效果將更加明顯。財政政策應加大統籌城鄉區域發展力度，促進小城鎮協調發展，為人口、商品和產業聚集提供良好的公共基礎設施和其他公共服務，并提供可行的稅費等優惠措施安排。

以消費升級為重點，帶動消費需求和國內投資的擴張。消費升級是指引導消費者從一般性必需品的消費轉向耐用消費品和高質量的生活必需品，在消費升級的激勵下，居民的總體消費水平上升，并帶動耐用消費品和高品質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上升，產生了對投資的穩定性激勵，從而帶動國內投資的有序擴張。我們應堅持完善覆蓋全國城鄉的流通體系建設，堅持實施家電下鄉，汽車、摩托車下鄉等優惠政策，堅持家電以舊換新等耐用消費品品質提升政策，此外，還將加大對消費信貸的扶持力度，結合民族文化傳統和資金風險控制要求，鼓勵傳統金融機構進入消費信貸領域，或支持新型消費信貸型金融機構的發展。

以現代服務業為重點，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全面實施。我國服務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要顯著低于發達國家，而且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對服務經濟的要求也將不斷提高。在內需發展上，現代服務業既是國內投資的新興熱點，也是擴大國內消費的重點。根據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的統計，服務業每新增100單位的產出，將有70單位以上用于消費，而工業、農業用于消費的產出則只有40—50左右的水平。此外，金融服務、交通運輸、郵電通訊等服務產業一直是社會資本未能有效進入的領域，下一步應逐步加大開放力度，既提供新興的投資空間，又提升產業競爭和效率。財政應借助市場手段加大對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支持力度，積極推進增值稅擴圍等稅制調整，避免對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形成重復征稅或其他稅收歧視。

以要素收入分配為重點，不斷增加勞動者勞動報酬核心期刊。近年來，隨著房地產等資本品的價格快速上升，勞動者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出現了持續下降的情形。這種情況，既與我國按勞分配為主體的要素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要求相背離，也導致了國內有效需求不足，消費增長不快、資產泡沫增加和勞動者素質提升緩慢。當前畢業論文怎么寫，應采用積極的財稅政策手段，提高勞動報酬在要素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并加大對收入差距的調整力度，壯大社會中產階層的規模和力量，為提升消費水平和擴大新興產品的投資提供良好的環境。

加大公共產品的提供能力，促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當前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把更多財政資源用于加強經濟社會發展薄弱環節、用于改善民生和發展社會事業，特別是要支持解決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建設、環境保護等方面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更有力地支持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切實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以控制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為重點，防范資產泡沫對宏觀經濟穩定的影響。當前，我國房地產等資產價格上升過快，既影響了房地產行業的正常發展，也導致了國內投資取向的畸形化，新興的高新技術產業和新能源產業難以得到有效的社會投資，而不斷高企的房價在消耗過多的社會資源的同時，還吹生了具有全局性風險的資產泡沫。我們應加大對房地產領域的財稅調控力度，一方面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設，滿足社會公眾的基本居住性需求；另一方面，積極研究推出以房地產保有環節為征稅對象的財產稅制度，限制交易環節的土地出讓收入，使地方財政與土地收益的關系長期化、規范化。

2．支持“低碳經濟”的財稅政策

加大對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新興低碳產業的支持力度。包括鼓勵市場主體進行能效投資、節能技術研發、新能源投資的財政補貼，預算撥款，稅收減免，以及貸款貼息等鼓勵措施。

積極引導低碳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抑制高碳產業發展或促使其加大技術研發力度，減低碳排放的增速和規模。如包括提高能源使用成本，鼓勵節能降耗，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能源稅、碳稅等政策措施。

作者單位：閆坤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張鵬 財政部科研所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參考文獻：

1．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月報》

2．海關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統計》

3．中國人民銀行數據庫（pbc.gov.cn/diaochatongji/tongjishuju/）

4．中經網數據庫（cei.gov.cn/）

5．國家統計局數據庫（stats.gov.cn/tjsj/）

6．財政部，2010年3月財政收支情況[EB/OL]，2010-4-22；

篇7

我國高等教育經歷了高速發展的黃金時期,一所所社會主義新型大學的風采已經全新地展現在面前。在高校擴大規模的外在壓力得到根本性緩解的同時,高校理財環境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一)財務管理重心從微觀技術層面更多地轉向宏觀調控層面

1.籌資結構的不穩定性增強。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國高等教育經費已經形成了多渠道籌措的基本格局。多元化的高校辦學經費來源一般包括財、稅、費、產、社、基、科、貸、息等九個方面。經過

五、六年的實踐和發展,不少高校的辦學資金來源基本穩固在財、費、貸三個方面,其他渠道則由于種種因素的制約,大多處于少水甚至無水的尷尬境地。從籌資結構分析,在一些高校的辦學資金總量中,收費收入已上升至主渠道地位,各塊資金所占份額的排序已由原來的財政撥款、收費收入、銀行貸款演變為收費收入、財政撥款、銀行貸款,表明高校在實現規模持續擴張的同時,自我籌資能力也得到了不斷加強。然而,人們對于這樣的籌資結構和收入增長態勢并不總是樂觀其成,主要原因在于其政策性因素仍然對籌資格局起著主導作用,尤其是按民辦新機制運作的獨立學院,直接推動了不少高校“蛋糕”的擴大。一旦幾年后高校招生出現預期的“拐點”,則高校籌資政策勢必面臨調整,籌資結構的不穩定性將會更加凸現出來。

2.資產負債核算得到明顯加強。負債是事業單位的五大會計要素之一。近些年隨著高校自覺不自覺地選擇銀行貸款作為加速擴容的主要資金來源,引起負債總額的持續高位增長。負債這個高校會計要素,在沉睡了多少年后,終于引起了普通高校的舉辦者———政府、高校的主要債權人———貸款銀行、高校的主要受益者———學生及其家長的空前關注。高校持續龐大的貸款規模、亟待改善的貸款結構、漸行漸遠的資金投向、穩中有升的籌資成本,將社會方方面面的注意力吸引了過來,進而出現了不同聲音。而作為實際意義上的債務人的高校,由于資產負債率的節節攀升、還本付息現實壓力的有增無減,也開始主動盯住資產負債的靜態指標及其動態變化。因此可以說,高校已經有了注重負債的核算和監控的內在自覺。

3.管理決策分析需求進一步趨強。一方面,高校在緩解擴大規模與提升層次的雙重壓力、推進管理機制創新與防范潛在風險的有機結合的進程中,財務管理的復雜性、綜合性、精細化程度進一步加深。另一方面,財務部門所編報、提供的財務信息,其理解性已大大增強,但它仍然只是對過去發生的經濟活動、財務事項的基本反映,難以為學校面向未來的重大戰略決策及時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撐。高校面臨紛繁復雜的外部環境,縱橫交錯的內部利益關系,亟待完善的管理運行機制,對財務信息的管理決策分析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要求財務信息從可理解性盡快向決策有用性擴展的趨勢正在加快。其具體表現在,管理會計的一些專門方法如成本性態分析、成本效益分析、現金流量分析等差量分析方法被大量引用到高校財務會計中來;著眼未來的財務預測功能備受關注,如財務規劃的編制和完善,在不少高校已經數易其稿,付諸實施已是指日可待。

(二)財務管理形態從相對封閉逐步走向全面開放

1.建立教育培養成本分擔機制的基礎仍然比較脆弱。教育收費具有非營利性、政策性和成本補償性的顯著特征。盡管對非義務教育階段的成本分擔早已在全社會形成共識,但相關分擔主體對成本分擔份額莫衷一是,帶有越來越濃的政治色彩。普通高校學費標準6年保持不變,住宿費標準實行最高限價,代管費的收取堅持自愿原則,還有全天候、全過程的收費公示,年復一年的多層級、全方位的檢查、輪查、互查等措施的多管齊下,然而對高校收費的社會關注度依然居高不下,要求嚴肅查處教育亂收費的聲音依然不絕于耳。近據報載,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8月4日公布的有關數據顯示,教育亂收費繼連續6年成為價格舉報之首后,2006年上半年又居價格違法案件查處之首。教育收費的尷尬處境可見一斑。

實際上,根據非義務教育成本適當分擔原則,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現階段高校學費標準基本穩定在培養成本的25%-30%.而社會方方面面卻沒有多少人關心另外的70%-75%的成本分擔責任是否真正落實,也不細究受教育者分擔的25%-30%是否適當,而是對教育收費標準的核定基數之一的教育培養成本打上了問號。作為回應,有關部門轉而要求高校盡快向社會公布教育培養成本信息,并列出了時間表。眾所周知,凡事都有成本,各行各業都存在成本問題,而成本一般被認為是行業的“商業秘密”,只不過培養人的成本更為特殊、更為復雜、更為感性罷了。要求把培養人的成本盡快公諸于世,這個想法很好。但東西南北中,成本各不同,即使同城高校間、同一學校不同科類間、同一科類不同年份間的培養成本均有差異。另外,培養成本越低是否意味著收費標準從低辦學效益就高呢?還是反之亦然?這無論是從宏觀政策層面還是技術操作層面都似有把一個復雜問題過分簡單化之嫌。如此說來,質疑高校收費貴收費高的潛臺詞可能是亂花錢。誠然,這幾年高校買地蓋房,教學條件裝備投入大幅增加,硬件設施達標速度之快令人刮目相看,其所需資金除銀行貸款外,自籌資金部分主要來自收費收入。即便如此,也不能簡單地認為高校收費多與高校硬件新之間存在必然聯系。因此,思考這個問題還是要回到非義務教育階段實行繳費上學是成本分擔機制使然的邏輯起點上來。如果僅僅認為現階段高等教育的“過高”收費完全是高校自身的內在沖動所致,即使不是認識上的誤區,在實踐上也是有害的,將會繼續動搖建立教育培養成本分擔機制的社會基礎。

2.化解、清償債務工作任重道遠。伴隨著高校持續高速增長帶來的繁榮,高校建設性、發展性債務規模與日俱增,少則幾千萬,多則數億甚至十多億元。與高校擴張初期的鼓勵貸款的政策性導向不同,當高校數量擴張的歷史使命基本完成后,來自政府部門的要求落實高校還貸責任、化解高校債務風險的工作熱情高漲,干預力度明顯加大。借債還錢,天經地義。高校作為還貸主體在法理上是說得通的,但高校貸款從一開始就無一例外地屬于政策性貸款。因此,高校貸款本身的政治意義遠大于其經濟意義。有鑒于此,有的省已開始安排巨額專項資金專門用于償還高校所欠銀行的部分債務,這對高校無疑是一大政策利好。但主管部門硬性設定高校還貸期限和優先扣劃償債資金的政策措施,很難設想這樣的“胡蘿卜加大棒”的行政手段不至于引發高校的財務風險。實際上,高校短期的支付沒有風險,但在今后一個時期內將難以規避。問題的關鍵是要把這種風險切實納入可控范圍內,確保校級財務始終保持基本正常、合理、穩定的現金流。

3.對高校投資效益的關注度進一步加深。高等教育本身是一個單位成本遞增的行業。增加投入與提高效益是高校發展的永恒主題。盡管現階段投入不足的問題依然存在,但要求高校提高投資效益被過早地提上議事日程。1993年國家制定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規定,本世紀(即20世紀———作者注)末,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達到4%.《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也規定,“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努力實現4%的目標”。但這個投入比例,實際上并沒有如期實現。邁入21世紀后,這個比例才有所改善。統計數據顯示,這個比例最高的年份是2002年,達3.32%,離目標值仍有不小的差距,與世界平均水平(5.1%)更是相距甚遠。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力教授的有關研究成果也印證了這個問題的存在:1990—2000年間,我國預算內財政撥款占高等教育經費總投入的比例從88.6%下降到47.3%;1996年至2005年間,教育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香港地區是持續遞增的,而大陸基本上呈遞減態勢。這其中當然有復雜的因素,包括同期財政支出高速增長以及教育經費多元化趨勢加快等原因。但也毋庸諱言,對高等教育的持續加大投入,并沒有與財政支出的高速增長實現基本同步,或者說,對高等教育投入的大幅快速增長,仍趕不上高校連續7年大幅擴招對辦學資金的需求,這是不爭的事實。

當然,現階段的高校經費緊張與計劃經濟時期相比,不能同日而語。對高校投資效益的關心,對一些高校發展規模不經濟問題的關切,無疑會進一步促進高校的健康發展和高等教育規模效益的改善。但對這類問題給予過早、過多、過頻的關注,可能會淡化對政府投入依然不足問題的進一步緩解。

(三)財務管理面對的問題從共性趨向個性

1.發展階段。由于高校所處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所屬的政府部門不同以及高校自身所處的發展階段不一,高校的發展將不再是相對均衡式、趨同化發展。如有的高校仍處在擴張的后期,外延發展勢頭不減,高校內部對資源的占有沖動持續不衰;而有的高校對推進轉型、提升層次的動力非常強勁,開始步入內涵發展的軌道。財務管理目標與學校發展目標是高度一致的,與學校所處的發展階段相適應,前者高校的財務管理可能會比較粗放,更多地注重投入和籌資;而后者高校的財務管理則會趨向精細化,更多地講求產出和投資效益。

2.管理邊界。由于校情不同,各校財務管理模式會存在諸多差異。伴隨著高校辦學規模的高速增長,不僅財務運行規模持續擴大,而且財務管理職能也在不斷拓寬。有的高校是一校多區(有的甚至是異地校區)財務,還要承擔獨立學院、基本建設、后勤、校辦產業財務的指導和監督工作;有的校級財務還要兼管集中采購管理、資產管理等工作,財務管理戰線越拉越長,財務管理邊界越來越模糊,好像都跟財務相關似的,財務管理職能過于寬泛。與此同時,財務管理

內涵提升速度緩慢,財務管理面的拓展與點的深入長期脫節,校級財務長期處于疲于應付的狀態,對一些深層次、趨勢性問題缺乏前瞻性的思考和研究,財務管理模式難以及時轉換。

3.檢查密度。我國高校在法律上是面向社會自主辦學的事業法人,享有充分的辦學自。但近些年來,政府部門對高校的間接監控力度在不斷加大,其外在表現是檢查的高密度。不少高校大多經歷了來自不同層次、有著不同要求的各類檢查,如各級政府有關部門組織的收費重點抽查、輪查以及互查;財政部門委托會計師事務所實施的會計信息質量抽查;地方稅務部門進行的個人所得稅專項檢查;教育行政部門組織的財務審計專項檢查;審計部門實施的就地審計等。

這類檢查大有常態化制度化的趨勢,且無一例外都與財務工作直接相關。誠然,有機會接受檢查是好事,是幫助高校“號脈”、“體檢”,有利于進一步促進高校財務行為的規范和財務管理的改善,但頻繁檢查無疑是高校特別是財務部門值得關注的一個重要信號,至少表明社會乃至政府比我們自身更加關注高校財務運行情況,高校在高速增長進程中,辦成人民滿意的教育與人民群眾的心理預期仍然存在不小的距離。4.內控機制。高校在“十五”期間取得的改革、建設和發展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同時也不同程度地累積了一些深層次的突出問題,如機制失靈、操作失范、監管失效等,其中有些問題的存在與高校財務管理不到位、內部控制缺失密切相關。國家審計署近年對部屬18所高校的審計結果所揭示的諸多財務管理方面的問題值得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盡快建立健全內部控制機制,切實堵塞漏洞,消除隱患,規避風險,已是當務之急。

二、高校財務管理的理念創新

進一步認清面臨的形勢和挑戰,有助于高校財會工作者突破原有思維模式,正視存在問題,推進管理轉型,調整定位,明確思路,增強財務管理的現實針對性和有效性;有助于高校財務工作更好地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辦學效益為中心,大力搞好服務,努力堅持規范,著力推進創新,盡快構建穩健理財的基本框架、公正透明的預算管理體制、科學合理的績效評價指標、約束有效的財經制度體系和系統完善的內部控制規范;有助于高校財務部門繼續用改革的思維應對高校新一輪創業、做強、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用前瞻的眼光化解長期累積的一些深層次問題,用創新的理念探求加強和改善財務管理的新舉措。

(一)以優質服務為先

實踐經驗告訴我們,高校財會工作以優質服務為先導,自覺服從于學校中心工作,主動服務于廣大師生員工,將會大大增強財務管理的有效性。

1.搞好服務是法規制度中的應有之義。《會計基礎工作規范》把“搞好服務”列為會計人員從事會計工作應當遵循的職業道德標準,高校財會工作者不僅不能例外,而且完全有條件做得更好。教育部制訂的部門規章中,對高校財務部門也提出了諸如“提高服務水平”等要求。各地教育部門也不乏這方面的規定。此外,高校財務部門為學校這個“會計主體”理好財、服好務也是應盡的義務。

2.搞好服務還源于高校財務部門的現實需要。財務部門與其他機關部處一樣,既是管理部門,又是服務部門。除了因專業知識準備不足、職業判斷能力欠缺而導致的違法違規風險、監管失靈風險等特有風險外,同樣存在不能提供優質服務可能招致的一般風險。實際上,對管理部門而言,管理就是服務,管理和服務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面,相互融合,相輔相承。既不存在沒有管理內涵的服務,更不存在沒有服務內容的管理。況且,在高校著力打造服務型、學習型、效能型機關的背景下,“三維考核體系”在校內是普遍適用的,這個考核尺度同樣需要平移到財務部門。因此,對財務部門而言,改善服務是永恒的,改進管理是長期的,在某個時期某些背景下強調服務的重要性緊迫性并不意味著削弱管理職能。恰恰相反,堅持以優質服務為先導,積極倡導寓管理于服務之中的理念,推進服務與管理的持續協調和長期互動,往往有利于通過優質服務這個載體來推進理財環境的改善和財務管理效率的提高。

(二)以制度建設為本

財務管理作為高校管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綜合性、政策性、時效性比較強。因而,制度管理在高校財務管理中處于基礎性的地位。“十五”以來,高校發展速度之快,辦學規模之大,改革舉措之多,財務管理職能拓展之寬,經濟活動之繁,無章可循是不可想象的。事靠人去做,人靠什么去管?靠制度!用制度約束人就體現了多數人管少數人,而不是相反。用制度規范事,就是用制度規范程序,用程序約束行為,就可以促進理財環境的改善、支出內容的凈化和支出結構的優化。因此,要努力拓寬制度約束的覆蓋面,把加快財經制度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按照先填補空白、再彌補缺陷、后修訂過時的思路進行。有了制度還必須努力遵循,堅持按章辦事、規范操作,才能提高制度約束的效果。反之,程序虛設,有章不循,非制度化行為盛行,則日常財務管理中的個案處理、非程序化操作等就會充斥其中,進而演變成“慣例”。在這種情況下,再去強調一般意義上的管理到位問題,就會變得收效甚微。

(三)以例外管理為主

近些年來,高校財務運行規模持續高位增長,經濟活動日趨復雜,財會業務事項不斷創新,財務部門長期處于超負荷大壓力高強度的工作狀態。如果還是一味地堅持按常規管事、抓常規事項,勢必管不住抓不起。倡導例外管理,就是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著力研究、解決新形勢下高校財務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主抓重點,力抓主要矛盾,抓大不放小,這既體現了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也符合會計原則體系中的“重要性原則”。財務管理中的重點、難點或要點很多,其工作著力點應當在于:

1.例外情形。即非常事項、影響深遠的事項、風險無法規避的事項以及內部控制關鍵點等。

2.源頭管理。如票據管理、財力資源配置、現金流量管理、集中采購管理等。

3.管理關口前置。高校財務工作并不總是“陽光燦爛”,有時往往會處于兩難境地。監管缺位,則潛在風險加大;監管越位,則遠期風險加深;而監管失靈,則現實風險加重。可見,財務管理的度確實不易把握,因而有必要反思管理關口設置問題。某些管理關口實現前置,管理主體就會發生相應變化,管理責任也會隨之轉移。在日常管理實踐中,如果有太多的機會要財務部門表態說話,從長遠看這并不是一件好事。高校財務部門不僅要力免類似的情況發生,而且要力促管理關口的前移。 新晨

(四)以財務公開為重

公正透明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集中體現。高校是精英集聚、人才薈萃的特殊場所,對信息公開尤其是財務信息公開的需求會更加強烈。因此,高校財務部門要堅持以財務信息的廣泛公開為正常,以財務信息的有限公開為例外。除不宜完全公開的財務信息外,都可以而且應當分層面多形式全過程按程序公開。只有公開才會產生公平,才能體現公正。財務公開的媒介包括會議、文件、公示欄、校園網(財務網)等。財務公開的內容應當包括(但不限于)財經制度,預算編制和執行情況(決算),收費的政策依據、項目、標準和范圍等,繳(欠)費情況、項目經費收支情況,教職工工資、津貼發放、稅費扣繳等情況以及集中采購規章、招投標信息等。財務公開工作的不斷深化,必將進一步推動高校民主理財進程的加快和開放型財務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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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進城務工人口；就業部門；預期風險

中圖分類號：F2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149（2014）06-0079-12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08

The Expected Employment Risks and the Choice of Employment

Sector of Migrant Population

HAN Xue 1，2， ZHANG Guangsheng 2

（1.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Department，Party School of CPC Shenyang

Municipal Committee，Shenyang 110036，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China）

Abstract：The segmentation of labor market has increased employment cost of the migrant.Job search model cannot effectively explain the employment decision process.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which caused the wag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employment sector， generated the workers employment risk， namely the risk to job failure， risk of revenue reduction.We classified the risk types of the labor force and discussed the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of migrant workers. We found that the employment risk factors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selection behavior of the employment sectors.The probability of the riskaverse worker be employed in the informal sector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labor with lower risk aversion.

Keywords：migrant population；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the expected employment risk

一、問題的提出

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中認為，工人要求補償以接受工作中可能遇到的致命或非致命的工傷風險。補償性的工資溢價提供了一種激勵機制來降低工作中的風險。近十年來關于遷移就業風險的研究主要圍繞就業風險的影響因素展開，其中包括就業風險指標體系的構建和測量。拉吉?阿薩德（Assaad）、伊山?突那利（Tunali）運用靜態勞動力供給模型，從理論層面探討了就業與失業存續期間人員配給、營業額以及隨機性等方面的影響，其假定風險規避的勞動人口所要求的預期效用至少和在非約束部門中所提供的保留效用一樣高，由此可推導出一個結構表達式，以此來量化就業風險補償中預期和未預期的部分[1]。哈米什?洛（Low）、科斯塔斯?邁格赫（Meghir）、路易吉?皮斯特佛里（Pistaferri）通過構建結構性的消費生命周期模型，以及經濟體中伴隨著搜尋摩擦的勞動力供給和就業流動來區分不同的就業風險源。各種不同的風險會對生產力產生沖擊，毀掉工作[2]。丹?布萊克（Black）、托馬斯?克尼斯納（Kniesner）運用樂觀工資模型（Hedonic Wage Model）對就業風險進行了測量[3]。理論上，關于人口就業的風險研究大致包括三個層面：一是以費景漢-拉尼斯等為代表的部門結構分析法，它以農業和工業部門存在的工資差異作為研究的切入點，認為當勞動人口從農村或其他地區轉移到城市時，由于供職部門的變化，其面臨著工資降低的風險。二是以哈里斯-托達羅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分析法。托達羅關于農村勞動人口遷移與城市失業的模型中提出，農村勞動人口遷移決策的影響因素有兩個：農村與城市的實際收入差以及在城市獲得工作的概率。在托達羅遷移決策模型中，其提到了就業風險因素，認為預期的就業風險表現為特定時段內獲得城市工作的概率，而且農村勞動人口只能在已獲取城市傳統部門工作的基礎上才能獲得城市現代就業部門的工作[4]。三是探討了發展中國家勞動人口就業的理性選擇是建立在規避家庭投資風險基礎上的，其代表人物俄德?斯塔克（Stark）修正了托達羅模型的不足，將個體進城務工行為天然地假定為理，引入就業風險及風險規避因素來考察農村勞動人口的城市就業狀況[5]。

有關遷移就業風險的研究始終以效用為分析起點，因為獲得效用規避風險是遷移行動的前提。人們對風險的態度對于轉移就業有重要作用，托馬斯?多曼（Dohmen）等認為轉移就業面臨的一般性風險意味著行為中包含著風險，如控股股票、自主創業或是選擇受雇他人。因而風險問題可以定義為在行為上對于行為人面臨風險時的潛在態度的有效測度[6]。進城務工人口就業選擇的效用分析必然包含對于就業風險的判斷和認知。籠統地將風險劃分為預期找不到合適工作以及收入下降的風險，再將風險統一作為解釋或控制變量的研究，缺乏針對不同個體風險特征的細致刻畫。具有不同風險類型的人會有不同的遷移決策行為。在很多關于勞動人口遷移或流動的文獻研究中，就業風險并非是主要考察因素，關于就業風險的研究多結合專業化、地域及人口特征等展開[7]。另外，國內學界關于農村勞動人口就業風險的研究較多地關注了不同部門的工資差異、城市對務工人口的就業排斥等，而缺少對農村勞動人口風險類型的剖析。務工人口外出就業是為了滿足自身的需求。因滿足需求所形成的動機，進而引發的決策行為可能會形成帶有規律性的行為模式。人首先要滿足生存的需要，其次是發展的需要，不同的需要會引發不同的動機，務工人口外出就業的動機都有哪些呢？由于需求的復雜多樣，農村推力和城市拉力，以及受親朋老鄉等影響都會使農村勞動力產生外出務工動機。但人的行為還是由首要動機驅動的，次要動機對人的行為起輔助作用。現有文獻很少專門研究務工人口的就業動機，一般將其動機假定為同質化[8]。根據相關文獻對于就業動機的描述，結合調研問卷的結果，本研究將務工人口因需求引發的首要動機概括如下：生存動機，即為了生活水平改善、教育子女、贍養老人等需求引發的動機；發展動機，即為了今后能得到更大的發展，學到一定的技能，尋求更高的職業平臺等需求引發的動機；享受動機，即不愿居住在農村，為了留在城市生活，喜歡待在城市等需求引發的動機。

本文在前述理論基礎上，將預期就業風險和就業動機因素引入務工人口就業部門選擇行為中，探討其就業部門選擇的影響因素。

二、進城務工人口就業選擇數理模型

本文中的預期就業風險來源于兩種情況：一是勞動力市場分割。勞動力市場分割存在的現實使一部分務工人口被選擇到非正規部門。由于現存的體制，正規部門中提供的與就業安排相關的系列福利會降低勞動人口就業過程中的風險，如醫療、養老、失業保險，等等，而由于很多非正規部門并不在政府有效監管范圍內，其提供的就業福利非常少甚至沒有。相對而言，進入非正規部門就業的風險要大于正規部門。二是異質性的人力資本。具有相關職業技能，或者具備管理經驗和素質的務工人口獲得正規就業的可能性會更大。從這一層面上講，具備符合工作要求的經驗與技能的較高人力資本水平的務工人口，其就業風險相對較小。由此，預期就業風險既是內生的，

又是外生的，

因為預期就業風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勞動力的個體的人力資本差異性所決定的，同時，預期就業風險往往又在很大程度上由勞動力市場等相關體制性因素誘發而成。

個體對風險的態度由效用函數決定，個體會通過期望效用最大化來進行行為決策。而效用是個體對某種事物或做出某種行為的評價，當個體做出某項決策時，他會得到一個效用值，即在限定環境條件下，行為者從諸多選擇中獲得的偏好程度[9]。密爾頓?弗里德曼（Friedman）與約翰?薩維奇（Savage）認為個體效用函數在凹、凸、凹間反復，這可以解釋為何個體在某些狀況下將自身置于風險的同時，又為規避其他風險進行支付[10]。個體的就業決策可以用弗里德曼期望效用理論來解釋，按照其解釋，務工者正好位于效用函數的凸部。伊麗亞敬?卡茨（Katz）與俄德?斯塔克在弗里德曼等研究的基礎上，構造了發展中國家不同風險類型的農村勞動人口進城務工的決策模型[11]。本文借鑒此模型，同時將其模型中關于進城務工預期所獲得的社會地位效應忽略。之所以要將社會地位效應忽略，是因為由于分割性勞動力市場的存在。在中國，務工人口進城務工更多是短期、單向度的，其行為具有可逆性，很多人并非要在城市尋求長期發展。此外，社會人才上升通道等的設置，使得關于預期社會地位獲得的討論顯得過于復雜，超出本文研究的范圍。由此，在上述研究基礎上，本文對就業部門選擇行為進行數理分析。

根據以上理論分析，本文在構建數理模型之前，做出如下假定。

假定一：就業風險影響進城務工人口的就業選擇行為。

假定二：具有風險厭惡型的務工人口，傾向于選擇正規部門就業。

假定三：發展動機影響進城務工人口就業部門的選擇。

1.雙重約束條件下的就業選擇效用模型

經典的選擇理論通常假定人們在既定的約束條件下尋求效用最大化。很多時候個體面臨的約束條件并非是單一的，如果僅僅考察單一約束條件下個體的效用，對個體行為的解釋會產生偏差。因而有必要考察多重約束條件下個體的選擇行為。加里?貝克爾（Becker）檢驗了時間和預算雙重約束下，時間和金錢在解釋人們如何分配時間方面的關系[12]。克里希納穆爾蒂（Krishnamurthy）同樣運用多重約束條件下的效用最大化模型分析了人們的周末出行需求[13]。

同樣，我們可以將進城務工人口的就業選擇行為類比為投資行為，就業選擇過程類似于投資決策過程，相應的，可以構建務工人口的就業選擇數理模型。佐騰哉?里村茂夫（Takuya Satomura）構建了多重約束條件下的效用最大化模型，用來解釋個體多重約束下的投資或消費行為[14]。本文根據效用理論，借鑒上述模型，構建進城務工人口就業選擇的數理模型。

設務工人口就業選擇的效用函數為

maxU（Git1-θ1-θ，Dit）（1）

i為第i個個體，Gi為務工人口選擇工作給其帶來的滿足感，Di為就業動機。其中，θ為曲率參數，用來度量風險，0

s.t.∑Nn=1（wnGn）=M；∑Nn=1（lnGn）=Q（2）

M表示城市勞動力市場中某行業可以獲得的貨幣收入上限，其中wn表示行業工資均值；Q表示城市勞動力市場中某行業能夠供給的崗位上限，其中ln表示行業所需的勞動力數量，n=1，2，…，N，為行業中勞動力從業人數。

根據（1）式，邊際效用可表示為：

Un（G，D）U（G，D）Gn≥0（3）

引入拉格朗日乘子λ和μ，構建輔助方程來獲得庫恩-塔克條件，需求方程表示為：

L=U（x）+ λ[M-∑Nn=1（wnGn）]+μ[Q-∑Nn=1（lnGn）]（4）

獲得的庫恩-塔克條件為：

LGn=Un（G，D）-λwn-μ，ln≤0，Gn≥0

GnLGn=0（n=1，2，…，N）

LGn=-λ=0，LGn=- μ=0

Lλ=M-∑Nn=1（wnGn）=0，

Lμ=Q-∑Nn=1（lnGn）=0（5）

GnLGn=0為互補條件，表示需求非零時，也即進城務工人口的就業需求存在時，約束條件是有約束力的。

將上述公式進一步整理，可得：

LGn=Un（G，D）-λwn-μ， ln=0， Gn>0

LGn=Un（G，D）-λwn-μ， ln

從（6）式可知，積極的需求與從庫恩-塔克一階條件獲得的平等約束有關，在非平等的約束條件下出現零需求。平等的約束條件導致模型中密度貢獻的可能性更大，而不平等的約束條件導致模型中質量貢獻的可能性更大。

2.引入風險分類后的模型

根據效用模型，進城務工人口就業需求與約束條件密切相關，在既定的約束條件下，不同就業選擇可能會帶來效用增量，或者產生效用損失。上面的模型中風險因素θ是風險規避程度的度量參數，接下來有必要對于務工人口的風險類型進行細分。由預期效用模型可知，務工人口根據以往的經驗或主觀的判斷，認為狀態Sk發生的概率為P（Sk），Yi在狀態Sk的屬性值為X（Yi，Sk），假設X（Yi，Sk）相互獨立，Sk也相互獨立。我們將進城務工人口就業狀態分為三種情形來考察：正規部門正規就業、正規部門非正規就業、非正規部門非正規就業。假設務工人口發生這三種類型就業的概率為P（Sk），P（S1）=ni1N，P（S2）=ni2N，P（S3）=njN，ni1，ni2，nj

分別代表進城務工人口進入正規部門從事正規就業、進入正規部門從事非正規就業、進入非正規部門從事非正規就業的人數。在不同部門不同就業狀態下，務工人口會獲得一個特定的屬性值，即X（Yi，Sk），Yi代表務工人口的收入水平。因而其屬性值是收入水平與就業概率的函數，務工人口的期望效用可以表示為其期望的工資收入，本文將務工人口的職業類型分為七類，分職業探尋務工人口期望工資水平與實際工資水平間的差值，以此表示務工人口的預期就業風險。具體公式可表示為：

Ins=P（Sk）pro+[1-P（Sk）]pro（7）

Ins表示務工人口的預期就業風險，pro表示某一職業類型務工人口的工資收入均值。

P（Sk）=n′N（8）

其中，n′代表務工人口在不同職業類型中所發生的就業狀態，即不同職業類型下的正規部門正規就業、正規部門非正規就業、非正規部門非正規就業。

由于不同務工人口的風險類型是不同的，有必要將務工人口的風險類型進行細分。假定進城務工人口的財富值為W，其行為選擇能接受的最大損失為L，且隨著務工收入的不斷增加，務工人口能夠接受的最大損失也會增加，即LW>0，務工人口就業風險的承受能力為：

Es=LW（9）

對（9）式求導，可得：

dEsdW=WdLdW-LW2=1WdLdW-Es=EsW-（EL-1）（10）

其中，EL=WLdLdW為損失對收入的彈性。

從（10）式中可以發現，隨著務工人口收入的增加，其風險承受能力的變化取決于可接受的最大損失彈性EL：當El>1時，dEsdW>0，務工人口對于預期就業風險的承受能力隨W的增加而增加；當El

dEsEs-adWsW=0（11）

其中，a=El-1。

對（11）式兩邊積分，得：

∫1EsdEs-∫1WdW=c，c為積分常數。

Es=Waec（12）

將a=EL-1代入（12）式，得：

Es=ecW（EL-1）（13）

（13）式即含風險偏好因素的風險承受能力的公式。無論c取何值，Es都大于0，與現實相符合。

三、進城務工人口就業部門選擇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理論僅能解釋務工人口的復雜行為的一部分，持有為實現自身積累、為將來有更好發展這類動機的務工人口，本應選擇一些更有利于其需求實現的職業或崗位，可卻做了相反的選擇。因此，有必要弄清務工人口決策行為背后的具體影響因子，厘清其決策行為的作用機理，尋求務工人口就業部門選擇的具體影響因素。王春超以珠三角地區農民工的調研數據，分析了農民工就業行為的影響因素，其側重點在于分析農民工個體特征、家庭人口特征、企業及社會環境特征中的具體變量對其就業行為的影響[15]。紀韶基于京津冀都市圈的調研數據，構建了農民工就業影響因素的微觀分析模型，運用嵌套Logistic回歸模型實證分析了農民工遷出概率與遷入地選擇的影響因素[16]。還有學者探尋制度對就業區域選擇的影響[17]，個體特征以及農戶家庭特征對就業決策的影響[18～19]。

通過上述公式推導，風險因素是務工人口選擇不同就業部門的關鍵影響變量，但同時，就業動機、個體特征以及人力資本水平的差異對個體的選擇行為也會產生影響。按照經典文獻的解釋，預期的就業風險包括在城市就業容量所能容納的基礎上找到工作的風險，特別是找到合適工作的風險，以及在城市就業獲得的收入少于在農村就業獲得收入的風險。但經典文獻關于就業風險的確定是單向度的，只考慮了相關的可能產生風險的因素，卻忽視了風險具有結構性特征，也即不同類型的人具有不同的風險偏好。因而，更為準確的度量方法是將風險依據個人特征進行分類。

1.預期就業風險

根據風險理論假定，進城務工人口預期收入和實際收入之差是其外出務工面臨的主要風險。在這一理論假定下，測算務工人口在正規部門正規就業、正規部門非正規就業，以及非正規部門非正規就業的預期收入和實際收入的差值，并以此作為就業風險的替代變量。期望效用使用獲得該份工作的概率，即該行業就業人數占總人數的比例來計算，對應的收入是實際收入，而1-p概率對應的收入使用該行業的平均收入代替，表示該就業人員在不從事該職業時獲得同行業平均收入水平的大小。然后效用的期望就是使用p*實際收入+（1-p）*行業均值收入，之后的值代入效用函數得到。在收入水平的細化上，區別了本崗位實際收入和本行業平均收入，一個代表從事本行業本崗位的預期最高收入，一個代表從事本行業的均值收入。這個分析方法的假設就是，由于農民工技術水平和擇業風險的限制，他們選擇工作時多考慮在本行業內選擇不同的職務，以規避跨行業擇業風險。具體公式如下：

r=piyi+（1-pi）-yi（14）

其中pi表示從事某一職業的第i個務工人口占某類部門某種就業方式全部人數的比例。其中pi表示為：

pi=nij∑jNφη（15）

j為職業類型。φ（1，2）表示正規部門和非正規部門， η（1，2）表示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yi表示第i個務工人口的實際工資收入，表示某類部門某種就業方式的工資收入均值。

2. 務工人口風險分類

關于風險的實證研究中，如何判斷人們的風險態度是件困難的事情。對于現實生活而言，研究者很難觀察到人們真實的風險偏好，因為不能準確地度量受試者真實的風險概率分布，同樣研究者也不能清楚地知道受試者的信仰。大衛?耶格（Jaeger）運用德國社會經濟面板數據分析轉移就業傾向和風險態度間的關系，以受訪者自己對于風險的態度作為風險變量的替代指標，設計的問題是：“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一般而言，你是更愿意冒風險還是更傾向于規避風險？”對于選項，采用了11點量表法對就業風險變量進行描述，從“非常不愿意到非常愿意”10個維度。其研究得出的結論為 ：轉移就業的務工人口相較德國本地務工人口而言，更傾向風險規避；就業風險指數增加1單位，個體在勞動力市場的轉移就業概率增加0.62[20]。

籠統地將風險劃分為預期找不到合適工作以及收入下降的風險，再將風險統一作為解釋或控制變量，缺乏針對不同個體風險特征的細致刻畫。具有不同風險類型的人會有不同的遷移決策行為。 在對風險界定的基礎上，我們接下來對風險類型進行分類。根據期望效用假定，決策后的各種可能情況下的不同收益對應著不同的效用，這些效用的加權平均就是期望效用，而不同收益的加權平均值就是期望值。

r′=U（EX）-E[U（X）]（16）

r′代表風險類型，U（EX）為期望值效用，E[U（X）]為期望效用。若期望值效用大于期望效用，說明務工人口的效用曲線是凹的，即二階導數是小于0的，這說明得到一單位的效用比失去一單位的效用低，即他更在意失去，屬于風險厭惡型；若效用曲線的二階導數大于0，則認為務工人口屬于風險偏好型；若效用曲線的二階導數等于0，則診斷務工人口屬于風險中性。

期望值效用表示為：

U（W）=U[piyi+（1-pi）y-]（17）

pi=wij∑jwφη （18）

pi為第i個務工人口在某部門某種就業方式下，從事某一職業所獲得的月工資收入與同一部門同一就業方式下該職業全部工資收入的比例。yi表示第i個務工人口獲得的工資收入，表示某部門某種就業方式下，某職業的工資收入均值。φ（1，2）表示正規部門和非正規部門， η（1，2）表示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

期望效用表示為：

EU=EU[p′iyi+（1-p′i）y-]（19）

p′i=nij∑jNφη（20）

p′i表示某部門某種就業方式下，進城務工人口從事某一職業占該職業全部從業者的比例，yi為務工人口月工資收入，表示某部門某種就業方式下，某職業的工資收入均值。φ（1，2）表示正規部門和非正規部門， η（1，2）表示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

結合（17）～（19）式得：

r′=[piyi+（1-pi）]-[p′iyi+（1-p′i）]（21）

（21）式即為就業風險類型。

3.就業部門與就業方式

本文中將正規部門界定為：機關與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外資與合資企業、雇傭人數在10人以上的私營企業。非正規部門是指那些依靠自有資本經營運轉，且不受公共財政政策和稅收政策管制的私營企業和個體經營組織，具體而言包括：由個體或家庭通過自營或合伙等方式組織的小型經營實體、雇傭人數在10以下的私營企業組織、個體從業者以及家庭手工業者。另外，與國內一些文獻中的界定不同，本文將那些戶籍為農村，在城市從事小生意、小買賣，或者私營業主的務工人口界定為自雇，由于保險是自已購買，因而也屬于非正規就業范疇。據此，本文中將非正規就業從業人員界定為以下幾類人員：自我雇傭，包括個體經營戶（有固定攤點和沒有固定攤點的小業主）；家政服務人員、臨時工，不足10人企業的受雇者，且沒有與務工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用人單位也沒有為員工上相關保險。正規部門的正規就業界定為：雇傭人數在10人以上企業的受雇者，受正規財政金融和信貸體系控制約束的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與其他社會組織中的受雇者，他們與單位簽訂勞動合同，且能享受到相關保險。若在上述正規部門，但沒有享受到相關保險或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則為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

4.計量模型

根據上述分析，本文構建進城務工人口就業選擇計量模型：

Li=Ln（pi1-pi）=β1+β2χi+β3γi+β4δi+β5μi+εi（22）

其中，pi表示選擇做出進入正規部門就業決策的概率，1-pi表示沒有做出進入正規部門就業決策的概率。pi1-pi=eβ1+β2xi，兩邊取對數，得到Li=Ln（pi1-pi）=β1+β2χi+μi

同時，考慮到樣本的風險類型，本次研究中依據研究需要

將全部樣本依據其對風險的敏感程度進行分類，具體分成風險偏好、風險厭惡、風險中性三類，并分別作為虛擬變量代入方程中。公式（22）中χ、γ、δ、μ分別表示風險、就業動機、個體特征、家庭特征、制度及行業等因素對務工人口就業決策的影響。εi為隨機擾動項。

四、數據描述與估計結果說明

本文數據來自沈陽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碩博士生于2013年8月在沈陽展開的進城務工人口就業的調研，調研地點涵蓋沈陽9個市轄區、1個縣級市及3個縣。市轄區的調研按照轄區內街道常住人口數和街道面積綜合水平排序，選取兩個街道進行等距隨機抽樣。每個街道隨機抽取樣本25～30個（擬調研最多樣本為30），共抽取樣本500個；每一個縣里面，先對全縣各鄉鎮人均GDP進行排序，按照人均GDP水平排序的等距隨機抽樣方法，抽選一個鄉鎮，隨機抽取家庭戶調研，共抽取樣本200個。剔除無效問卷后，得到406名進城務工人口的有效問卷。

1.樣本總體描述

我們將年齡在33歲及以下的務工者稱為新生代務工人口，設為0，將年齡在34歲及以上的勞動人口界定為老一代務工人口，設為1。總體來看，全部調研對象中，男性勞動人口占全部樣本的60.79%，沒有進城務工的人占19.8%，已婚人員占全部調研總體的69.1%，初中文化程度者占54.5%，務工前有技術的占14.7%。具體樣本情況及調查樣本在不同部門之間的分布見表2和表3。

2.計量分析

根據上述風險來源以及就業風險和就業動機的推導，本文有必要從這兩個層面考察進城務工人口的就業選擇行為。本文設計了三個模型，分別考察就業風險和就業動機、就業風險和文化程度、就業動機和文化程度三種交互效應對于進城務工人口就業部門選擇行為的影響。結果見表4。

模型一考察就業風險和就業動機對進城務工人口就業部門選擇的影響。預期就業風險變量在5%水平上顯著，就業風險增加一個單位，務工人口選擇正規部門就業的對數發生比會增加0.0001。相較風險偏好型而言，風險厭惡和風險中性務工人口選擇正規部門就業的對數發生比分別增加0.79和1.32。務工人口享受型動機增加一個單位，相對生存型動機而言，其選擇正規部門就業的對數發生比增加0.95。我們想考察不同風險類型和就業動機交互作用下，進城務工人口的選擇行為，設定就業風險和就業動機的交互項，相對于風險偏好且生存型務工人口，風險中性且享受型務工人口選擇正規部門就業的對數發生比會降低2.04。

模型二考察就業風險和文化程度交互作用對于進城務工人口就業部門選擇的影響。就業風險變量在5%水平上顯著，相對于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具備初中文化程度的務工人口選擇正規部門就業的對數發生比會降低1.35。就業風險和文化程度的交互項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務工人口的人力資本缺乏回報。

模型三考察了不同文化程度和就業動機交互作用下的務工人口就業選擇行為。就業風險變量在5%水平上顯著，相對于生存型動機，發展型動機務工人口選擇正規部門就業的對數發生比降低1.43。相對于風險偏好型務工人口，風險厭惡和風險中性務工人口選擇正規部門就業的對數發生比分別增加0.55和0.69。相對于生存型動機且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者而言，發展型動機且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務工人口選擇正規部門就業的對數發生比增加2.28。

圖1就業風險概率圖

估計結果驗證了假設一，就業風險影響進城務工人口的就業部門選擇行為。三個模型中風險變量的系數均為正，從一般意義而言，離開家鄉進城務工本身意味著一定的風險，我們對風險的概率進行描述，可以發現會得到一條類似“N”的折線（見圖1）；除了模型二，模型一和模型三驗證了假設二，風險厭惡型務工人口傾向于選擇正規部門就業；我們預期的就業動機對于就業部門選擇的影響并不顯著。假設三不成立。

五、簡要結論及政策含義

本文考察了進城務工人口就業部門的選擇行為及其影響因素。計量分析結果表明：風險因素能部分解釋進城務工人口的就業部門選擇行為，動機因素和文化程度也是影響其選擇行為的關鍵因素。風險和動機是個體決策行為的重要參考變量，風險厭惡型較風險偏好型務工人口而言，其選擇進入正規部門的可能性會更大。

由于戶籍限制和職業類型等的掣肘，很多流動人口和外出務工人口很難享受到城鎮化的紅利。相較城市戶籍人口而言，缺少就業福利關照的進城務工人口，其就業風險要更高。因而降低務工人口的就業風險是穩定其就業，提升其就業質量的關鍵。據此，本文認為，城市政府通過減少外來務工人口的就業條件限制、增加對外來務工人口的職業培訓與指導、更多更準確的就業信息等施政措施，可以有效地消除務工人口就業預期中的不確定性因素，進而增強其進城務工的正向預期。城市企業努力提高外來務工人口的工資與福利待遇，改善其工作環境，可以降低外出務工的就業風險。同時，政府相關部門應逐步取消針對進城務工人口的歧視性就業政策，引導企業改善非正規部門的就業環境，加強對非正規部門的就業管理與服務，可以降低進城務工人口的就業風險，最終實現務工人口在正規與非正規部門間的有序合理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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