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經濟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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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中國制造；人民幣匯率；名義經濟增長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制造業有了深遠發展——制造業企業的數量在中國所有企業當中占91%，收入占86%，利潤占73%［1］。與此同時，中國的出口貿易政策一直是走了一條過度外向型的發展道路，當具備了出口大幅增加的能力時，又面臨著一個過度競爭的國際市場環境。然而，大量廉價的中國制造產品的出口，使西方消費者在享受中國制造的同時充滿了抱怨和責難，形成了當前備受關注的“中國制造”問題，即中國出口的產品以低端為主、勞動生產率低、產業結構不合理等。影響中國制造業企業的未來與發展的因素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本文主要是對宏觀層面進行分析。

一、“中國制造”問題及宏觀經濟環境

中國制造是依靠隱形的優惠政策發展起來的。所謂隱形的優惠政策指的就是資源要素價值的扭曲，包括土地、資源、勞動力等的價格。因此在這樣一個價格扭曲的環境下，中國實際上是把大量補貼給了外國的商人和消費者，自己辛辛苦苦只掙了一點微薄的利潤。2008年對中國經濟來說是艱難的一年，對已經是世界工廠的中國制造業來說更是如此。原材料上漲、勞動力成本提升、物流費用增加，令原本價格低廉、產量巨大的中國制造優勢不再明顯。隨著成本的提升，本處在微笑曲線低端的中國制造業形式更加嚴峻。因此，中國制造這樣的發展模式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困難。

宏觀層面上面臨人民幣不斷升值等巨大考驗，導致企業的生存環境不斷惡化。與“中國制造”問題相關的是開放條件的宏觀經濟難題：第一，是出口。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例從2004年的3.6%升至2007年的11.3%。2008年上半年，海關總署宣布貿易順差規模已明顯縮小，6月份出口增速從5月份的28.1%放緩至年同比17.6%，7月份回升至26.9％；中國對美國出口增速7年來首次降至個位數［2］。出口增速放緩的原因，包括人民幣升值、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上漲、土地和環境保護以及出口優惠政策的取消等。第二，是外匯儲備。1998年至今外匯儲備上漲了11倍，達到18088億美元。2004-2007年，外匯儲備對美國債券的持有從3410億美元翻了近3倍至9220億美元。受美國房利美、房地美的財務危機的影響，中國持有其債券達3，760億美元可能會受其影響而對外匯儲備資產造成較大損失。巨額貿易盈余投資美國國債，實際上是促進了美國居民生活水準。第三，是人民幣匯率。匯率改革三年多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幅度已經超過21%；僅2008年上半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已先后54次創出新高，年內累計升值幅度已超過7%。人民幣升值將對出口產生負面影響，使“中國制造”更為艱難。因此，人民幣是否繼續快速升值疑慮重重。

“中國制造”如何才能走出困境，一是要靠企業自身發展，二是要靠中國對外經濟政策。在全球經濟復雜多變和經濟滯漲威脅的情況下，中國對外經濟政策面臨艱難選擇。

二、新古典貿易理論的缺陷：一個并非虛構的例子

目前，“要素稟賦論”作為開放經濟研究基礎的主流經濟學的貿易理論只是新古典均衡理論的擴展，在一般均衡理論中加入各國間生產要素不流動的假設（注：關于“生產要素不流動”的假設是不合理的。在現實中，勞動要素是受到“移民法”的限制，但是資本要素（如貨幣資本）在國際間是可以流動的，因此這種假設缺乏現實性。）

，然后通過根據各國要素比例決定的專業化生產和產品流動來代替要素流動，從而達到與要素流動相同的最優配置。按照這一理論，如果各國要素稟賦實行專業化并采用自由貿易，則可以實現要素價格均等化，且各國的工資率將趨于均等。按照“要素稟賦理論”，戰后發展中國家采用新古典的貿易理論實行分工和自由貿易政策，所得到的結果并不是要素價格均等化，而是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的惡化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收入差距的擴大。中國對外貿易按照這種“要素稟賦論”實踐的結果是，出口低附加值的基本消費品和原材料造成了嚴重的經濟結構失調和有效需求不足；在美元不斷疲軟的情況下，過多的外匯儲備遭受貿易損失。

造成這種新古典貿易理論嚴重問題是微觀與宏

觀的脫節。因此，資源配置的自由貿易信條無法與宏觀經濟政策銜接。新古典貿易理論存在兩個根本缺陷：第一，國民收入核算的統計變量不是實物，并不能用生產函數進行解釋。例如，國際資本的流動顯然是貨幣的流動而非機器或土地的流動；國際貿易也不是物物交換而是以貨幣為媒介直接聯系資本的流動，如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直接相關；我國的外匯儲備非實物而是與美國的利率、匯率以及名義GDP增長率相關的。因此，在開放經濟模型中所有的變量都聯系到貨幣，不同于主流經濟學中貨幣是面紗；第二，新古典貿易理論中沒有主權國家，或者就要素不流動的假設來講并不聯系到主權國家的性質。它設計的是一個沒有關稅的最優貿易模型，而且這種關稅并不是開放經濟中的最重要的因素，一定是依賴于主權國家的重要特征，如對技術輸出的限制、教育等政策。然而，主權國家在國際經濟關系中的最重要的特征是獨立的貨幣金融體系和貨幣政策［3］。主權國家可以通過獨立的貨幣政策在維護國家利益而不惜損害他國利益。國際經濟研究的核心命題，實際上是當存在著各國間不同的和獨立的貨幣金融體系的條件下，通過貿易的經常賬戶的貨幣流動和資本賬戶的資本流動，各國相對獨立的貨幣金融體系將產生相互影響。

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美國與中國貿易的例子來進行說明。正如“要素稟賦理論”所講的，中國有龐大的勞動力，應該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比如服裝，而美國則應該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比如飛機，之后通過貿易使兩國得到互惠。假設中國和美國在服裝生產上的勞動生產率相同，如生產一件服裝需要1單位的勞動；美國生產一架飛機需要 100單位的勞動，中國則需要 1000 單位的勞動。因此，美國把勞動都用于生產飛機，中國的全部勞動力則生產服裝。顯然，在 1 架飛機交換 100 ～ 1000 件服裝之間的交換比率是兩個國家都得利的。但是不同的交換比例或者貿易條件對兩國的利益不同。因此，要確定交換比例還要確定服裝與飛機的供求。然而，和需求相關的是收入水平或名義GDP。新古典貿易理論把收入水平作為外生變量，或者不能確定收入水平和匯率時是無法討論供求的。我們可以假設隨著交換的進行，收入水平也會發生變動，最終飛機和服裝會隨著專業化分工和自由貿易的進行導致兩國工資率趨近。這是新古典貿易理論能夠說明的，但前提必須是兩國有相同的相對價格。現在，我們加入新的技術和產品的出現對消費需求的影響。假設，美國除了生產飛機還發明了新的技術如計算機。美國將把從服裝行業轉移出來的勞動用于生產計算機，同時把用飛機與服裝交換來的高收入用于購買計算機，即計算機比服裝有更高的收入彈性。對中國來說，飛機比服裝有更大的收入彈性，因此當中國從貿易中獲得更高收入時將對飛機產生更大的需求，這樣就會使中國的貿易條件惡化和兩國的收入與消費水平逐漸拉大。這個例子并不是虛構的。由于技術水平的差距，20世紀50-70年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收入水平差距擴大，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如果按照新古典貿易理論，美國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中國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并無法提高技術水平，則將遭受嚴重的貿易損失。在人民幣匯率保持較低水平的時期，中國出口了低附加值產品，甚至是礦產原料，雖然賺取了一定數額的外匯，但是當前資源日益受發達國家控制的資源以比之前高出數倍的價格再出口到中國。因此，支配國際貿易的不是新古典貿易理論的資源稟賦而是技術上的競爭；要在國際貿易中獲得有利地位，必須使本國的技術水平不斷提高。

三、中國的貿易政策及存在的問題

改善技術落后狀況的一個重要途徑是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從戰后到70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采用進口替代的方式引進技術，但是卻沒有成功的案例。這是因為，這種進口替代雖然可以提高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水平，但無法改變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進口替代是我國20世紀80年代之前引進技術的主要方法，如從日本大量進口鋼鐵和化工設備。這使人民幣的實際匯率大幅度下降，國家對出口不僅進行補貼，而且出口產品的價格遠低于國內已經極低的價格。這種進口替代使我國付出了巨大代價；日本則把中國作為轉移夕陽產業的地方，而且日元升值使中國的進口替代越來越困難。

提高技術水平的另一個手段是直接引進外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技術水平的變動和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在于成功地引進了國外直接投資。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隨著我國投資環境的改善，尤其是在1992年之后，外資開始不斷流入中國。引進外資、對外直接投資促進技術進步的關系引進外資、對外直接投資與推動技術進步是相互聯系、互相促進，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發揮著重要作用。按照英國經濟學家鄧寧（Dunning）和坎特維爾（Cantwell）的觀點［4］，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較低階段還不具備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這時通過引進外資，引進、消化、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隨著技術的累積，一國對外投資的內部化優勢和所有權優勢提高，從而為今后的對外直接投資準備堅實的基礎。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進一步促進了技術的累積，縮小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技術差距，為擴大引進外資和在引進外資中更好的吸收先進技術創造了條件，從而進一步促進經濟、技術的發展。在這樣的循環中，發展中國家利用引進外資和對外直接投資實現了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

近年來，中國對美國出口增加實際上是由于我國的低工資率和技術水平不斷提高之后對東南亞國家原有美國市場的占領；巨額順差為人民幣升值奠定了基礎。

上述問題聯系到當前備受關注的“中國制造”問題。本國人民節衣縮食，大量消耗了本國的資源，將產品出口到國外，反而換回了一個壞名聲。我們用上述理論不難解釋，新古典貿易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發展貿易來說無疑是一個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陷阱。按照美國3%、中國10%的經濟增長率，以及1：6.7的匯率，美國收入增長的部分將越來越多的購買中國的產品，這將使美國的實際收入水平提高。美國可以利用這種高收入來吸引和開發更多、更先進的技術，從而進一步拉大與中國的收入差距并惡化貿易條件。這種供求的變動也會使人民幣不斷貶值，而即使中國的就業可以隨著出口的增加而增加，也只會增產不增收，因為美國對服裝的需求在一定時間是給定的。同時，這種兩國收入的差距對于中國引進外資是不利的。因為，美國比中國對高新技術產品有更大的需求，跨國公司向中國轉移的產品只是美國市場淘汰的低技術產品或者“勞動密集型”產品，這是對著名的“里昂剔夫之謎”的一個合理解釋。

我們還可以解釋為什么美國的進出口額在GDP中的比重只有20%，遠低于中國的90%。是美國的開放程度低于中國嗎？顯然不是。美國的GDP是中國的四倍（注：200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246619億元人民幣，按照1：7的匯率相當于35231億美元；美國2007年140808億美元，是中國的四倍。），其四分之一的GDP可以購買中國所有的產品。如果中國按照主流貿易理論的原理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同時開放資本市場和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那么中國將不僅受到剝削，而且還會失去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經濟也將嚴重下滑。在整個中美貿易中，最有利于美國的貿易戰略是鼓吹自由貿易和全面削減關稅。戰后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通過對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控制，向發展中國家輸出自由貿易并獲得巨大利益，然而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逐步惡化。顯然，發展中國家收入水平的提高取決于技術進步，但是發達國家倡導的自由貿易并沒有考慮技術進步，而且是在沒有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的假設下推論出來的。國家主權的存在使資本主義經濟成為富國對窮國的支配和剝削。一個最好的例證就是剛剛以失敗告終的歷時七年之久的多哈談判。談判中僵局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國家要求歐盟和美國進一步削減農業補貼和農產品關稅，而歐盟表示削減60%農產品進口關稅已是能夠做出的最大讓步，美國則表示只能將其目前每年170億美元的農業補貼削減20億美元。歐美等發達國家同時指出，按照“對等原則”，發展中國家必須削減工業品進口關稅，以及開放金融等服務業領域市場。顯然，主流經濟學的貿易理論早已經不能解釋這些事實了。

四、現階段對外經濟政策取向

在我國對外經濟開放的1985-1996年間，名義GDP的增長率超過20%，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到1996年只有20%。之后，名義經濟增長率始終低于出口對GDP比重，且差距越來越大。這種1996年之后8%以上的經濟增長率和占GDP40 %多的出口和1996年之前是完全不同的。1997年以來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性越來越大，直接造成中國經濟受國外經濟周期和沖擊影響較大。“中國制造”難題的出現代表著中國出口在世界經濟中的變動。為了克服全球經濟周期和金融沖擊的影響，對外經濟政策必須做出相應調整。

第一，提高名義經濟增長率和穩定匯率。國外投資與名義GDP增長率是緊密相關的。國際資本投資的目的是要獲得更高的利潤率，而名義經濟增長率直接聯系到利潤率；

市場潛力是以貨幣值表示的名義GDP增長率決定市場需求。當把經濟增長率作為國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時，必須考慮匯率——只有匯率不變，名義經濟增長率對于國外投資來說才有意義。盡管人民幣升值對于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非常有利，但問題是技術水平。就目前我國的技術水平來講，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制約因素是國內需求和就業，突出體現在農村的貨幣化和城市化進程減緩。考慮到引進外資與在出口上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競爭，保持較低的人民幣匯率是重要的。我們需要通過本國的貨幣政策提高經濟增長率，促進國外直接投資、提高本國的技術水平，增加出口和保持匯率的穩定。這種通過提高經濟增長率來替代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方式對于我國引進直接投資是非常有利的。如果人民幣升值，受益的只是已經進入我國的外國投資，卻提高了外資的進入成本。如果提高經濟增長率，那么可以在外資進入成本不變的條件下擴大國內市場，我國的經濟增長率就是外國投資的利潤率。1992-1996年來自于中央銀行的擴張政策的經濟快速增長，促進了國外直接投資的大量增加和進出口貿易的增長；國外直接投資增長率遠高于經濟增長率，三資企業產值在GDP中的比重快速提高，1998年到2006年上升了近10%。國外直接投資帶來的技術進步使出口大幅度增加，技術進步抵消了成本增加對出口的限制，這是保持匯率穩定的重要條件。可以說，中國經濟所取得的快速名義經濟增長率得益于上述模型的良性循環［5］。

第二，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高速經濟增長必須保持貨幣金融體系的獨立性。在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率為3%左右的條件下，我國的經濟增長率要達到20%時，利率水平的提高必然帶來國際資本的流入。如果資本項目放開，國際資本必然會沖擊我國的資本市場，受“支配國家”貨幣金融體系的影響。目前，我國GDP總量和貨幣供應量按照匯率計算只有美國的不足四分之一，對比所有發達國家的貨幣總量就更小了。這決定了我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絕對弱勢地位。一旦完全放開資本市場和實行人民幣的國際化，我國的貨幣政策將不能保持獨立性。因此，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如何保持獨立的貨幣金融體系和貨幣政策是當前我國所面臨的非常尖銳的問題；

我國對匯率的控制是不能放棄的——不能控制匯率就不能控制經濟增長率和貨幣供應量。

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條件下，中央銀行外匯儲備政策就成為非常重要的了。保持較多外匯儲備是必要的，但是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水平則主要取決于資本項目的對外開放程度，進出口水平則是次要的。對于我國開放程度而言，如此之多的外匯儲備完全不必要。只有資本項目的對外開放和人民幣的國際化不斷加深，才需要重新考慮適當的比例。與之相聯系是我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不能影響到中央銀行對利率的控制。這不僅是由于我國高速經濟增長的特殊的貨幣政策，而且直接涉及到資本項目領域的對外開放。中央銀行對匯率和利率的絕對控制對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對外貿易政策要聯系到國內有效需求。1990 年之前，我國實行的是進口替代政策，之后實行的是受重商主義思想影響的 “重出口而輕進口”的出口導向戰略。通過擴大制成品出口來帶動經濟發展，而低附加值的出口嚴重損害貿易利益。通過增加出口擴大就業的政策，實際上惡化了我國的有效需求不足。我國的出口占世界貿易比重從2000年的3.9%到2006年的8.2%，擴大了一倍多，進口占世界進口總額的比重從2000年的3.4%到2006年增長到6.7%，也擴大近一倍［6］。曾經過分依賴出口的東南亞模式已經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破產了，中國持續這樣的模式將來也會有危險，因此必須主動改變發展模式。在眾多復雜因素的作用下，對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選擇必須以調節國內有效需求為核心，尤其是要加快農村的貨幣化和城市化進程，發展制造業以創造更多的就業，使得我們現在仍然在農業當中的35%的勞動力的一大部分能夠繼續轉移出來，完成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當前，以深圳為主要城市的產業升級開始向生物制藥等高科技產業轉變，以解決對“中國制造”的沖擊。雖然高科技可以大大增加產品附加值，減少原材料漲價、人民幣升值等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但是從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角度來看，這些是不夠的。對宏觀經濟而言，更重要的是需要提高經濟增長率從而加快城市化和農村貨幣化。提高名義經濟增長率，一方面可以增加國內的需求，通過提高投資增長率增加對原材料的進口；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工資率、減少貿易損失。

由于人民幣匯率不能在目前大幅度提高，對進口產品的結構要通過關稅和非關稅手段進行調節。對農產品的進口要進行必要限制，保證農業發展和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是重要的。要通過各種手段減少高檔消費品的進口。由于目前外匯儲備非常豐富，對于加強我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是有利的。

第四，在資本項目開放的過程中，需要通過國內貨幣金融體系的總體設計使資本市場和銀行主體在相當程度上分離。目的在于，使作為我國貨幣金融體系的商業銀行免受資本市場的波動的影響，從而通過把國際資本流動限制在資本市場領域而保持商業銀行體系的獨立性，防止資本市場的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而使我國的貨幣金融體系被國際貨幣體系內生化。嚴格限制國外資本進入商業銀行領域是非常必要的，要充分考慮到一旦我國啟動高速經濟增長將遇到的問題。要保持獨立的貨幣金融體系和貨幣政策將是十分困難的。因此，調整目前我國引進國外商業銀行的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在金融市場，包括證券、保險等市場的對外開放中，必須保持我國資本在這些領域中的絕對比重；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也要適當放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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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馮科．宏觀經濟存在滯漲風險［J］．新經濟雜志，2008(5):11-13.

［3］ 柳欣，郭金興．總量增長、結構調整與就業問題［J］．經濟學動態，2005(3):21-25.

［4］ 吳漢嵩.我國對外貿易結構性失衡的原因與對策［J］.經濟問題探索，2007(11):85-87.

篇2

谷偉、周潔如、余穎（2005）指出如果外國證券投資如果能被輸入國管理好，必然會緩解輸入國資金短缺的問題，從而促進輸入國的經濟發展。但是，過度引用外國證券投資也有可能給資金引入國帶來嚴重的負面后果。徐文雅（2013）通過回歸分析得出外國證券投資對中國經濟的增長具有輕微的副作用。為了適應資本證券化的國際趨勢，中國有必要逐步放開資本市場，完善金融體制，利用金融創新提升我國對國際資本的吸納能力。

Bckacrt&Harve（1998）認為外國證券投資對一國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他認為外國證券投資資金的流入可以降低一個國家資本的成本，擴大該國的投資，尤其是外國證券投資中的股票證券對新興市場具有積極直接的影響。Henry（2000）認為FPI的引入加強了證券市場自由化，使新興市場的總體證券價格提高，促進私人投資的增長。Dasgupta&Rath（2000）通過研究驗證表明FPI對GDP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二、分析數據與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所需要外國證券投資FPI數據來源與國家外匯管理局，單位為億美元。經濟增長以全國GDP衡量，單位為億萬。由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產生了飛速的發展，本文采取改革開放后1985年至2014年30年間的數據進行調查研究，研究軟件采用Eviews6進行。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向量自回歸模型（簡稱VAR模型）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方法，以此來確定FPI與我國GDP之間的相互關系。

（1）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模型）把系統中每一個內生變量作為系統中所有內生變量的滯后值的函數來構造模型，考慮到本文的研究只有兩個變量，我們可以令GDP的時間路徑受到序列FPI的當期和過去時間值的影響，考慮如下的雙變量模型。

（2）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方法為200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萊夫?格蘭杰（Clive W.J.Granger）所開創，用于分析經濟變量之間的格蘭杰因果關系。他給格蘭杰因果關系的定義為“依賴于使用過去某些時點上所有信息的最佳最小二乘預測的方差”。

三、實證檢驗及結果

（一）VAR模型的估計

選取變量lnGDP和lnFPI，經過反復驗證，并且通過AIC和SC判斷出最佳滯后期是2期，完成相關設置以后，得出標準型的VAR模型的估計結果為：

（二）脈沖響應函數

如圖3-1所示，圖中實線表示1單位脈沖沖擊的脈沖響應函數的時間路徑，兩邊的虛線表示2個標準差的置信區間。左上圖表示lnGDP對自身的響應函數的時間路徑，其脈沖影響在第1期大約是0.04，以后逐期上升，并在第3期后趨于穩定，說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會引起后面各時期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且增長的彈性系數呈現變大后趨于穩定的規律。左下圖表示lnFPI對lnGDP實施沖擊，lnGDP的響應函數時間路徑，響應路徑一直為正，并呈現先下降，而到第3期后逐步趨于穩定的趨勢，這說明FPI的增長能夠引起國內生產總值的上升，但是這種影響并不是穩定的。右上為lnGDP對lnFPI實施沖擊，lnFPI的響應實踐路徑，這種路徑在第4期以前是正，第4期以后為負，這說明GDP的增長起初對FPI的作用是正向的，隨后GDP的增長反而會引起FPI的下降。右下表示lnFPI對自身的響應函數的時間路徑，其脈沖影響波動很大，說明FPI的增長對其后面各個投資額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具有很強的波動性和隨機性。

（三）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為了更好地研究FPI與國內生產總值的關系，進一步使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得出如下表3-4所示的結果

從表3-1可以觀察到：滯后期為2的lnGDP不是lnFPI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是0.0019，這說明至少能以99.8%的概率保證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能夠促進外國證券投資的增加。同時，lnFPI不是lnFDP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是0.0398，這說明外國證券投資的增長至少能以96%的概率保證促進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這進一步證明了外國證券投資對中國經濟的增長是正向的。

四、結論和建議

通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外國證券投資與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之間的相關促進作用是顯著的。同時由脈沖響應可知，兩者對自身的響應并不是非常明顯。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一）進一步把證券投資作為引資增長點并且創造擴大利用的途徑。

（二）加強投資軟環境建設，提升引資綜合競爭優勢。一方面，推進我國利率市場，改革我國匯率制度。另一方面，應該確實合適的外匯儲備規模。

（三）完善監管手段和監管體系，提高我國對外國證券投資的監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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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當前，隨著經濟全球化與金融自由化的進一步深化，使得國際資本流動越發的顯現出了證券化的趨勢。國際證券投資的流入對發展中國家有著怎樣的影響，如何在現代繁雜的投資環境下充分利用境外資本，這已經成為了當前所要研究的核心問題。本文首先論述了外國證券投資給我國經濟帶來的風險，其次，提出了相關策略建議。以供參考

關鍵詞： 外國證券投資； 經濟增長； 風險； 策略

0引言

當前，多數發展中國家正在積極的實施金融自由化與金融開放，開放了本國的資本項目。在私人資本的融資渠道基礎上，以國際證券投資方式為核心的國際間接融資在規模上遠超國際直接投資，國際資本流動逐漸的形成了證券化的勢態。國際證券投資的流入對發展中國家有著怎樣的影響，如何在現代繁雜的投資環境下充分利用境外資本，這已經成為了當前所要研究的核心問題。

1.一、外國證券投資給我國經濟帶來的風險

我國在利用外國證券投資過程中，由于證券市場自身的屬性和中國市場特有的國情，證券投資的利用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雖然利用外國證券投資對于東道國的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然而，其所蘊含的風險問題是不容忽視的。具體有以下幾方面的風險。

1.1（一）宏觀調控政策效率降低的風險

首先，致使貨幣政策喪失了自主性；當前，我國的資本和金融項目還處在一個管制的狀態下，外匯儲備基本上都是來源于經常項目服務與商品出口以及外國直接投資，但是從國際趨勢角度上來看，國際資本流動正逐漸的與實物經濟相脫離，轉變為以證券方式、衍生工具方式為核心的環節階段。隨著資本和金融項目的全面開放，進一步加快了國際資金的進出率，規模也隨之不斷放大。所以，國際資本的流動將會限制國內貨幣供應量，從而使得我國的貨幣政策調控效果萌生了新的不確定因素。

其次，使得利率政策調控效果不確定性增加；在宏觀經濟政策中，利率政策至關重要，對于調節總需求的核心變量十分有利。如果宏觀經濟中的總供給比總需求大，那么，降低利率能夠使得總需求增加；相反，如果總供給比總需求小，調高利率能夠不同程度上抑制總需求，最終確保宏觀經濟處于平衡狀態下。實際上，在開放條件下，利率同樣是調節國際資本流向的最佳工具，利率的上升能夠吸引資本流入，降低利率會使得資本流出。隨著外國證券投資的流入，一定呈上會增加利率政策的效果不確定性。當我國處于通貨膨脹時期時，中央銀行希望通過提高利率、回籠資金，有效抑制通貨膨脹；然而，一旦利率提高，就會導致國際資本流入。為了確保匯率的穩定性，中央銀行還要買進外幣、賣出本幣，這樣一來，就難以全面實現緊縮貨幣政策目標。

1.2（二）引發了經濟失衡的風險

證券資本屬于一項流動性強的資本，投資資本的流動方向會不同程度上受到各種預期心理等因素的影響，往往會發生“羊群效應”以及盲目的投資。隨著資本大規模的流動，進一步加劇了國際收支平衡調節困難性，同時，還會導致國內經濟失衡。新興證券市場開放后，外國資本的大量流入使得金融資產不斷擴張。而由于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金融市場發育不夠成熟，有關法律體系缺乏完善性，金融監督管理的薄弱，銀行面臨大量“熱錢”流入造成流動性增加，往往會發生過度貸款傾向，與謹慎性原則背道而馳進行放貸。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貸款會流入到增值快的證券市場等領域中。如果經濟形勢發生逆轉，那么，這些有著較高流動性和交易成本低等特征的國際證券投資將呈現出反轉流出，使得銀行由于缺乏足夠的流動性而產生了一定的危機。可見，隨著大量的證券資本流入將會導致國內經濟失衡情況的發生。

1.3（三）證券市場波動風險

這里所說的市場波動風險，主要指的是在不斷引進外國證券投資后，投資人員的進入或者退出會使得本國證券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的進一步加劇。市場波動風險的產生主要由證券市場的關聯效應和國際游資流動的不穩定性所致。任何一國的市場波動都會迅速的傳遞到其他市場中，特別是現階段有著大量國際游資的市場，該波動效應不同程度上會被放大。當國際游資流入到一個國家時，假如此國的證券市場不具備較大的容量，那么，資產價格會很快出現膨脹現象；而隨著游資的撤離，資產價格就會迅速的縮水；再加上證券市場上存在著“羊群效應”，使得市場波動效應越發的顯著。

1.4（四）證券市場參與主體面臨的風險

首先，投資人員面臨的風險；通過外國證券投資，使得投資者除了能夠在本國市場上投資，同時還能夠在國際市場上投資，十分有助于我國投資人員采用較為分散的投資策略，降低投資風險。然而，由于實際受到了信息獲取成本和知識水平的限制，我國投資人員并未充分了解國際市場動向，無法在完善、準確的信息基礎上開展投資操作，通常會選擇跟風操作；具有一定實力的國際投資機構除了具備良好的信息獲取能力之外，同時，采用的是先進的信息分析處理技術，和國內中小投資者相較，其有著明顯的信息優勢，所以，在和中小投資者博弈時占據主動，很大程度上使得我國中小投資者風險進一步加劇。

2.二、策略建議

2.1（一）將證券投資作為核心的引資增長點，不斷創造和擴大利用渠道

現階段，雖然我國還未達到大規模利用外國證券投資的條件，但是為了能夠更好的利用外國證券投資、全面發揮外國證券投資的優勢以及有效抵制外國證券投資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們應不斷創造和擴大利用渠道以及將制度上的條件進一步優化。

2.2（二）營造良好的投資軟環境，提升引資綜合競爭優勢

具體有以下兩方面：

一方面，加快我國利率市場化與匯率彈性化改革步伐；當前，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以及市場機制的不斷成熟，我國應致力于構建一套完善的利率市場形成機制，以推動利率市場化持續健康發展。同時，人民幣匯率改革呈現市場化趨勢，人民幣匯率是參考諸多調節，所以，新匯率安排與之前相較更具彈性化。不難看出，人民幣匯率改革逐漸的朝著市場化與彈性化方向發展，這完全符合證券市場國際化要求。

另一方面，明確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在外匯儲備中最為核心的功能是調控外匯市場供求，確保匯率的穩定性，避免投資成本所帶來的沖擊。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期，抵制短期資本沖擊仍需保有相應數量的外匯儲備。實際操作過程中，應適當的借鑒西方國家通行的外匯平準基金制度。加快利率市場化與匯率彈性化改革以及明確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營造良好的投資軟環境，不斷提升引資綜合競爭優勢，確保外國證券投資的合理利用。

2.3（三）健全監管手段及監管體系，增強對外國證券投資的監管能力

第一，以市場手段為核心開展監管工作；要想將國際資本的積極作用全面發揮，就必須嚴格監督國際資本的進出，通過財政政策、貿易政策、產業政策、結構政策等諸多的市場手段確保國際資本的出入與我國宏觀經濟穩定的需求相一致。并且，還應運用先進的信息技術，構建一套完善的全國聯網的外資交易監控系統和風險預警機制以及危機處理機制。

第二，在資本市場監督管理過程中，防止資本市場過分投機是監督管理的核心，監督管理的關鍵點應是時刻保證市場的流動性與透明度，將公平、公正、公信原則全面貫徹到市場中。

第三，在銀行監督管理過程中，為了避免銀行系統性風險的發生，應強化銀行風險管理。構建完善的存款保險制度，健全各項金融法規，提升中央銀行對金融的監督管理與調節控制能力。

第四，高度重視監督管理的國際合作；資本市場的理論收益實際上是在國際間的積極協作基礎上而產生的，唯有以國際協作為渠道開放市場，國際游資才能夠真正的得到全面有效的監管，確保國際資本正常有序的流動；唯有以國際協作為核心，信息才能夠得到及時完整的披露，國際資本流動才能夠達到資源優化配置目標，使得貨幣的投機性沖擊風險不斷降低。

第五，將行業自律組織、社會中介組織的監督管理作用全面發揮；實際中，必須將證券交易所、投資商協會以及證券業協會等各自律組織在政府部門和市場間具備的紐帶功能作用全面發揮。加強溝通交流，在綜合立法與自律的基礎上，構建可行的外資監管體制，力爭在我國政府部門和投資人員間構建起長期協作的良好關系。

3.三、結論

綜上所述可知，外國證券投資主要指的是一國或地區的自然人、法人不參與國外企業的經營管理，并且，不擁有國外企業控制權，僅僅在資本購買國外發行的股票與債券等有價證券的基礎上，將獲取信息或者相應利益作為最終目的的一種投資行為。本文主要以外國證券投資給我國經濟帶來的風險為切入點展開了論述，制定了我國利用外國證券投資的策略建議。還有不完善之處，望領導指正。

參考文獻：

[1]楊東華.我國證券市場國際化風險及其防范對策研究[D]..中央財經大學，.2007年.

篇4

關鍵詞：國際貿易 貿易環境 貿易政策 對策

一、國際貿易的環境效應

傳統貿易理論與實踐往往集中關注貿易量差、國家福利等方面，常常忽視環境這一重要變量，如以比較利益為基礎的李嘉圖理論及赫克歇爾-俄林(H-O)的要素稟賦理論均未考慮到貿易可能引發的環境外部性問題。依照這些理論，自由的國際貿易會實現帕累托意義上的經濟效率，滿足社會需求并增進國民福利。然而，這一觀點只是在靜態條件和未出現市場失靈的情況下才具有一定合理性，若加入貿易活動可能引發的環境負效應情況要復雜的多。研究和實踐表明，一定條件下一國發展某些比較優勢的貿易活動可能會給它國帶來環境損害，如跨過河流上游國家砍伐森林以推動林業相關產品出口將造成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從而會嚴重損害下游國家出口型農業所依賴的環境，導致以鄰為壑，破壞國際貿易發展的基礎。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認為，貿易對環境的影響主要集中在4個方面：同產品和服務的交換有關的產品效應；同市場和經濟活動擴張有關的規模效應；同生產和消費活動的分布及強度有關的結構效應；同貿易政策和環境政策有關的法規效應。所以這些效應均會對地區生態環境產生長短期的持續作用，進而反轉影響貿易利益及國民福利。

以出口為例，由于工業污染密度下降的可能性有限，而出口增長彈性卻較大，負的規模效果常常要大于正的結構和技術效果，在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下，一國過度出口往往對環境不利，如資源性產品的跨國貿易常常以資源不合理或過度開發為背景，野生動植物資源及礦產資源產品的盲目出口更極易破壞平衡的生態環境，而當代盛行的轉基因產品貿易已日益被證實背后隱藏著不少環境風險。此外，從各國政府貿易政策來看，當今國際貿易中凸顯的綠色壁壘、環境關稅，一方面反映了貿易保護主義發展的新形式，但另一方面亦側面反映出不恰當的貿易活動將危害到人類和動植物的健康安全，危害到全球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二、中國進出口貿易中的環境困境

（一）、貿易出口中的環境問題

自上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口貿易增長極為迅速，出口依存度一直保持較高水平。但是，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出口創匯的單向需求促使我國出口實施了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數量型模式，所造成的資源浪費、環境破壞觸目驚心。

1、生物資源破壞

就外貿出口而言，由于環境污染和生態平衡受到破壞，一些生物資源因盲目、無節制的捕殺和開采，數量大為減少，相關衍生品質量下降，出口貨源已經或瀕臨耗竭，如盲目出口野生動植物，破壞了地區生態平衡，生物多樣性受到嚴重影響；還導致產區土地沙化、荒漠化；而名貴中藥材出口對資源的破壞更為嚴重，某些地區人參、杜仲、天麻、砂仁等因采挖過度已瀕臨絕跡。

2、礦產資源損耗

礦物資源的盲目出口導致盲目開采，不僅因此破壞了寶貴的礦產資源，也使生態環境急劇惡化，一些礦物在選煉過程中釋放出有毒物質或放射性物質，嚴重污染并威脅到環境和成品。一方面，資源密集型產品在生產過程中能耗較大，投入自然資源高于產出水平，使原本稀缺資源更加稀缺。另一方面，高污染產品在生產過程中常具有不經濟性，而這一類的產品，如化工、農藥、制革、印染等出口卻占全部出口額較大比重，尤其是一些外向型鄉鎮企業盲目開發高污染產品的出口，給生態環境造成嚴重隱患。

（二）、貿易進口中的環境問題

1、資源消耗型產品進口

國家統計顯示，近年來我國進口商品中初級產品的總量在波動中減少，而礦物燃料、油及其他有關原料的進口無論從絕對量還是從所占份額都在增加;尤其是石油天然氣工業產品的進口正快速增長。自1993年起，中國由石油凈出口國變為凈進口國，隨著油氣需求每年的擴充，中國對國際原油市場的依賴程度加大。據國際能源署(IEA)最新估計，到2010年我國石油進口將達到8000萬至1億噸，凈進口率達41%。這種趨勢既對國內貿易產生巨大影響，也將加劇我國環境問題。

2、易污染型產品進口

進口氟氯烴和使用氟氯烴的空調器、冰箱等產品，加重了我國環境壓力，尤其是國家淘汰此類破壞臭氧物質的難度。此外，進口化肥、塑料薄膜等形成了新的二次污染。特別是氮肥易使地面水富營養化，造成赤潮，使近海生態平衡受到威脅，而最終失去農業價值的塑料薄膜則在自然界中難以分解，形成白色污染。

3、廢棄物轉移進口

近年來，發達國家和地區以直接貿易形式向中國大陸轉移廢棄物的事件相當嚴重，2006年從美國、日本和香港入境的占進口總量的21.3%、7.8%和11.3%。另據報道，僅英國在2003年就向中國出口有毒廢棄物36.2噸，價值約1155萬英磅。這些有毒廢棄物種類繁多，主要是有色金屬廢渣、電池、舊衣物，甚至含放射性廢物，其再生過程已對使用地環境造成了極大的污染。

三、我國貿易科學發展的環境策略

實現我國貿易發展的可持續性，必須恰當地引入環境變量，將環境因素納入政府貿易政策規劃的視域范圍。在當代全球貿易環境經歷深刻變化，“綠色浪潮”洶涌之際，環境效應對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顯得尤為緊迫。

（一）、確立環境出口導向、全面推行環境標準制度

出口的規模、速度及質量關系到一國國際收支和產業競爭力，在當前我國出口面臨持續性“剛性”順差但總體附加值不高，頻頻遭受“綠色壁壘”及傾銷訴訟的現實條件下，企業必須徹底扭轉傳統環境規避的貿易觀，確立環境出口導向，將出口產品導入更多的環境質量因子，使之成為產品核心競爭力之一。政府及相關質檢部門應積極引導各類企業將環保作為生產經營的重要價值取向，促使環境指標和其它質量指標一起構成優質產品的內涵，大力宣傳彰顯優質品牌中的環境優勢，通過樹立若干環境“標桿”型貿易產品帶動相關產業部門的轉型提升；此外，努力改善出口貿易商品結構，將環保產品提升為國家出口產業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借助財政、稅收、金融等優惠政策培植環境型規模經濟，[2] 對出口型綠色產業的孵化發展尤其要給予特殊的政策扶持，努力形成企業與社會收集綠色信息、制定綠色計劃、開發綠色產品、從事綠色營銷、開辟綠色渠道、發展綠色消費的風尚。

鑒于當代國際貿易中突顯的環境標準效應，我國必須全面加強與國際環境標準管理制度相銜接的標準認證。首先，要積極推行ISO 14000國際標準認證制度，完整對出口產品從設計、生產到回收過程中綠色方案的施行步驟；其次，積極實施環境標準制，使出口產品在環境認證基礎上擴大對環境標準的適應能力；再次，大力拓展與我國主要貿易伙伴國之間在標識認證領域的合作，推進環境標識的多邊認可，同時努力擴大標準制訂層面的國際發言權，減少不合理的環境壁壘。

（二）、堅定可持續型進口觀、規范貿易類投資準入

進口是一國對外貿易體系中不容忽視的重要一極。受歷史產業結構和傳統貿易政策影響，我國貿易活動中一度存在“重出口輕進口”的傾向，對進口的戰略性地位和發展層次的認識相對薄弱，進口中的環境觀念更是鮮有涉及。2007年，針對貿易持續性順差導致的一系列問題，國家商務部明確提出了“擴大進口、優化結構”的口號，同時將環境因素置于政策調整的視域范圍，這對于全面理性地開展國際貿易具有重要意義。可持續性進口要求立足國家環境安全的戰略高度，根據國家產業政策和生物健康標準積極引進環境友好型的產品、技術與設備，尤其要積極引進有利于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的環境產品如污染防治技術及設施，使之成為促進我國環境良性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建立有利于環境保護的進口商品結構，堅決禁止有害廢物的進口，對拆船業和廢鋼、廢紙進口要實行專營；嚴格禁止有害于世界生物多樣性的野生動植物的進口；嚴格管制有害于生態環境的商品進口；加快禁止消耗臭氧層的受控物質及其制品的進口。

（三）、建立環境稅收制、培育環境貿易示范區

國際貿易活動中對環境的漠視并引發的諸多環境問題很大一部分源于環境的公共性特征、企業沒有將環境成本置于其生產經營總成本框架中，缺乏環境成本內部化的激勵和動機，導致高消耗高污染、私人成本較低而社會成本較高的產品在高額利潤刺激下盲目發展，現代稅收制能夠一定程度上彌補這一缺失。經濟學理論及西方實踐表明，市場經濟下稅收具有有效的杠桿調節效應，環境稅是糾正市場失靈，消除外部性，促進環境良性發展、引導企業從事環境標的生產和經營的有益稅種。[3] 著眼于科學發展的時代要求，我國應盡早啟動環境稅收制，從重點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課征對象入手，按照產業特點分門別類征收級差性稅收，對不利于環境貿易產品的生產、經營尤其要加強環稅調控功能，以促使環境成本內部化，鼓勵企業大力發展“清潔生產”和“綠色貿易”。

（四）、拓展國際合作空間、增強環境貿易主動性

貿易的可持續發展是當今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問題，亦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鑒于可持續發展已上升為國家戰略，我國應積極加入貿易與環境問題的雙邊及多邊談判，利用WTO舞臺努力促成相關貿易與環境協議的達成；在環境檢測方面，力爭使部分資質佳的專業檢驗機構通過國際認證并獲取可直接頒發國際綠色通行證的權威授權，成為有關國際組織的正式成員。[4]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有責任推進國際有效合作，防止任何嚴重退化或有害人類及生態環境的活動遷移轉讓至第三國，尤其嚴防發達國家通過貿易渠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污染密集型產業和產品，維護發展中國家合法權益。

參考文獻：

[1]趙細康.環境保護與產業國際競爭力理論與實證分析.中國社會科學科學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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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 外語專業人才 培養措施

中圖分類號：K92 文獻標識碼：A

0引言

2013年3月7日，國務院正式批準《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發展規劃（2013-2025年）》（（以下簡稱為《規劃》），鄭州航空港區成為了國務院批復的全國首個上升為國家戰略的航空港經濟發展先行區。《規劃》定位鄭州航空港區為"內陸地區對外開放的重要門戶"，旨在將鄭州航空港區建成為"國際化陸港城市，國際性的綜合物流區，高端制造業基地、服務業基地，最終打造成為國際航空物流中"。從《規劃》的戰略定位來看，鄭州航空港區建設走的是國際合作型的產業發展道路，因此必然存在著國際航空經濟領域合作、中外文化交流、國際化行業規范、國際化營商慣例、國際化服務意識等，外語、外語翻譯在鄭州航空港區的建設與發展中也就自然而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規劃》的發展目標來看，鄭州航空港區將成為具有競爭力的國際航空貨運大樞紐，形成引領中原經濟區發展、服務全國、連通世界的開放高地。同時，到2025年鄭州航空港區進出口總額將達到2000億美元，預計可提供100萬個就業崗位。如此定位和發展目標無疑給河南省高等教育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機遇和巨大挑戰，因此，在鄭州航空港區的建設與發展進程中，河南高校要搶抓機遇，轉變辦學理念，厘清發展思路，主動對接鄭州航空港區建設，為航空港區建設培養與輸送多層次國際化人才，成為航空港區經濟發展的有力推手。

1河南省高校外語專業人才的培養現狀

目前河南省高校外語專業人才培養的現狀不容樂觀。其一，河南省高校數量較少，規模較小，河省高校數量（120所）僅約占全國高校數量（2484所）的4.8%。其二，河南省高校外語人才培養呈現出結構性矛盾。近年的《河南大學畢業生就業報告》、《河南省高校畢業生就業、預警和重點產業人才供應年度報告》中顯示大約70%的外語專業畢業生主要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中低端崗位，而市場需要的高端復合型外語人才和基礎應用型外語人才嚴重不足，這恰恰表明了高校外語人才培養方案社會適應性嚴重不足，已無法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因此，如何對接鄭州航空港區的建設與發展，如何適應社會發展需要，探索高校外語人才培養模式迫在眉睫。

2對接航空港區經濟外語專業人才培養措施：改革課程設置

聯合市場需求與鄭州航空港各階段的人才需求，河南省各高校應適時、合理地調整辦學計劃，適當調整專業方向、專業結構，專項定制與需求相關的課程。在課程內容設置上，以外語知識和技能的培養為基本點，培養外語專業學生具有扎實的語言基本功、厚實的外語語言文學知識，培養學生具備外語語言綜合運用能力、強調語言技能訓練。此外，還應全面考慮應用性和實踐性模塊，充分利用豐富的校內已有專業教育資源，如財經、商科院校可以依托校內經濟、貿易、金融、會計等學科優勢資源，為外語專業學生開設相關的西方會計、國際金融、國際市場營銷等課程；政法大學可以借力于法學、管理等學科優勢資源，為外語專業學生開設國際慣例、國際商貿法規等相關課程；工科院校可結合計算機、電子信息、物流運輸等學科優勢資源，為外語專業學生擴充工科知識結構，開設計算機英語、物流翻譯等相關課程。突破過去純外語專業教學，從同質化外語教育中分流出來，辦出各自院系的特色。同時，高校還應積極鼓勵學生修讀雙學位、雙專業；鼓勵學生運用網絡平臺參加網課學習，學習國內外、校內外一些課程；鼓勵外語專業學生拓展自己的專業背景，拓寬知識、能力涵蓋面，增強就業競爭力和專業能力。

3對接航空港區經濟外語專業人才培養措施：優化師資隊伍

改革課程設置之時，勢必需要一支外語能力過硬、具備多元化知識結構的師資隊伍作支撐。目前外語教學師資隊伍存在著知識結構單一的問題，他們精通本專業的教學，但鄰近學科、邊緣學科和交叉學科的知識儲備不足，這已然不利于為鄭州航空港經濟建設與發展培養專業化、國際化與復合型人才。因此，高校不但要鼓罱淌"走出去"接受繼續教育、跨專業學習、海外深造；還要"引進來"，與校內其他院系合作，倡導其他專業教師開設針對性極強的選修課；引進國際貿易、國際市場營銷、招商談判等各類實戰專家，開展有針對性地培訓。

4對接航空港區經濟外語專業人才培養措施：校企深度合作

針對"畢業生找工作難，用人單位又招不來人"這一窘境，校企深度合作是解決問題的出路。實行"從企業中來，到企業中去"，邀請來自業界的企業專家與高校教師對話，探討校企合作的人才培養新思路，邀請企業專家走向學校指導學生、開設專題講座、組織實戰培訓。此外，實施點對點直接嵌入式聯合培養模式，積極與航空港有關部門、企業開展合作，簽訂協議，實行訂單培養，甚至是點對點地輸送，有助于學生明確學習目標，端正學習態度，提高學習動機，占據核心競爭力，從而順利就業。高校是人才培養的主力，企業是人才吸收的大本營高校如能抓住這一契機，無疑對于高校與航空港都將形成雙贏的局面。

5對接航空港區經濟外語專業人才培養措施：加大實訓力度

以同聲傳譯實驗室和翻譯工作坊為依托，運用CAT等新技術，定時開展模擬實訓。高校也可通過產學合作、競賽、基地實習等多種實訓方式來強化實踐環節，增加實訓基地，拓展實訓模式，強化學生的實訓素質，以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實踐能力，有效培養學生的實戰技能和溝通能力，提高學生的專業知識水平和職場能力，滿足市場對國際化外語、外語翻譯人才的需求。

6對接航空港區經濟外語專業人才培養措施：培養跨文化能力

中國人應具備的跨文化能力有四方面：Thinklocally（中國立場，中國視角）；Thinkglobally（人類情懷，跨文化視角）；Actlocally（接地務實，愛國利民）；Actglobally（國際規范，合作共贏）。具體到我國高校外語專業學生的跨文化能力是指既熟知中國國情、中國文化，具有中國情懷，在實踐中，應從維護中國的利益出發，具有愛國主義精神，又需要寬廣的國際視野，熟悉掌握本專業的國際化知識；掌握國際慣例；具有較強的跨文化溝通能力、獨立的國際活動能力、較強的運用和處理信息的能力且具備較高的政治思想素質和健康的心理素質。能經受多元文化的沖擊，在做國際人的同時不至于喪失中華民族的人格和國格。因此，外語專業學生在打好語言基本功、熟知涉外貿易知識的基礎上，注重培養跨文化能力也是相當重要的。具體表現為學生在語言學習過程中，還需認識世界的多樣性、了解多元文化的差異、尊重與接受異質文化，以積極開放的態度對待多元文化現象，克服文化差異造成的障礙，最終完成跨文化交際任務。因此，在課堂教學過程中，專業教師應穿插式講解引領學生了解多元文化，創建跨國文化體驗室，開設文化體驗實訓課程，培養跨文化意識和文化敏感性。

7結語

鄭州航空港的建設與發展對于外語專業人才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合理調整高校外語人才的培養方案，培養出適合市場需要的人才，既是立校之根本，也是育人之初衷，具有如下幾點重要的現實意義：（1）培養和造就一大批既掌握外語、外語翻譯又熟悉國外經濟、法律、國際規則并了解河南經濟、歷史文化的高素質、國際化、復合型人才，有利于河南省地方經濟建設與河南人力資源事業發展，為河南省地方經濟建設提供人才保障，也將成為河南對外開放、發展外向型經濟、實施內陸開放戰略的重要支撐。（2）探索河南省國際化外語專業人才的培養方向，緊密結合經濟社會，有利于為鄭州航空港建設提供更多、更優質的國際化應用性外語人才。（3）在外語人才培養方面進行有益探索和實踐，有利于加強河南省高校外語學科建設、優化河南省高校的專業設置，拓寬外語人才培養路徑，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實現學校的發展與壯大。（4）調整河南省國際化外語專業人才的培養方案，有利于受教育者明確學習目標，端正學習態度，提高學習動機，提升專業核心競爭力，幫助畢業生成功就業，實現人生價值。同時，按照市魴枰，改革外語人才培養方案，優化河南省高校外語專業課程設置，開拓外語人才培養路徑與模式，對于高校外語專業建設與發展無疑也是一次具有理論建樹的探索，可謂理論源于實踐，理論往往是對實踐活動中的系統總結與概括，自然，這樣的探索有利于外語專業教學理論的產生。

參考文獻

[1]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發展規劃（2013-2025年）[N].河南日報，2013-04-08.

[2] 郭淑萍.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建設對外語人才的需求分析及對策研究[J].河南教育（高教），2014（4）：58-59.

[3] 賈真真.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建設對外語人才的需求及對策研究[J].長江叢刊?理論研究，2015（5）：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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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劉彩霞.鄭州航空港建設與我省高校國際商務應用型人才培養[J].河南商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3（6）：107-109.

[6] 王浩.試分析招商引資從業人員的跨文化交際能力--以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為例[J].華北水利水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2）：40-42.

篇6

關鍵詞：外語人才；鄭州航空港；實驗區；需求；對策

一、航空港建設是中原崛起的支點

早在1991年，美國的約翰?卡賽德（John Kasarda）就提出了“航空都市區”的概念，開始是指由航空產業吸附相關商務、休閑、娛樂等活動，從而集聚人氣形成的城市新形態。2006年他又提出“航空都市區”由周邊相關產業集聚區共同組成。建設以航空港為依托的經濟區，是世界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創造的有效經驗，但是對于我國許多城市來說仍是一個新課題。

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作為鄭州的“航空都市區”，具有非常高的戰略定位，旨在通過打造國際航空物流中心，增強各類產業要素的集聚功能，尤其是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包括電子信息、生物醫藥、飛機維修、航材制造等產業）的發展，吸引高端研發、總部經濟、倉儲、物流、金融、會展等現代服務業集中布局，成為中原經濟區核心增長極。建設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大力提高人力資源開發水平，培養和引進各行各業迫切需要的高端外語人才。

二、現代的航空都市區對外語人才需求分析

人才是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建設的保障，是港區發展的基礎。要使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成為現代科技經濟為主導的國際化的航空都市區，首先要儲備人才，培養人才，引進人才，構筑人才新高地，建設人才智慧港。

以現代科技經濟為主導的發達國家，勞動人口的文化程度一般以高中為起點，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比例至少要達到勞動人口總數的25%，本科以上的比例不低于勞動人口的15%。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成為基礎勞動者，也是提升競爭力的重要形式。我國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仍然很低，尤其是處于中部地區的河南更是人才凹地。我國2011年的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為8.93%，河南僅為6.40%。我國的2013全國高等教育發展與就業走向分析報告也顯示：2012年全國高校畢業生684萬，英語與計算機專業、會計專業的畢業生規模超過10萬人，2/3的畢業生主要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中低端崗位，這除了與經濟增速放慢有關，也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高校人才培養模式社會適應性不足有關。外語人才市場專業畢業生供過于求，同時高端外語人才、專業英語復合型人才短缺。這給我們建設現代科技經濟為主導的國際化的航空都市區提出了一個嚴肅的課題。

航空港經濟以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必將以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為特點。所以，各個領域的發展都離不開一批具有全球意識、懂專業、具備較強外語應用能力的復合型人才。航空港綜合實驗區到2025年，與航空相關聯的高端制造業主營業務收入將超過10000億元，進出口總額將達到2000億美元。預計可提供100萬個就業崗位，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與經濟聯系較緊密的金融、商貿、財會、法律、旅游、計算機等涉外專業人員。復合型外語專業人才在鄭州航空港實驗區有很大的需求潛力。

外語作為一種交流工具，顯然比其他專業具有更廣泛的適用范圍。但是，社會和經濟的快速發展，對外語人才的知識結構和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改變了衡量人才的標準。在新形勢下，只擁有外語知識遠遠不夠，還必須擁有相當寬廣的知識面、一定深度的專業知識、較高的綜合素質，才能適應加入全球經濟一體化對外語人才的需要。

三、重構人才培養的新模式，培養符合社會需求的外語人才

社會緊缺高端外語人才和復合型外語人才，但是對普通外語人才的需求在逐年下降。用人單位希望外語人才具有較廣博的知識的比例達66%，企業更愿意招聘“雙料”外語人才。近年的《河南大學畢業生就業報告》《河南省高校畢業生就業、預警和重點產業人才供應年度報告》中，外語專業既處于就業率持續下滑之列，又處在河南省畢業生需求比例最高的專業中。這樣的矛盾說明，高等院校外語人才培養模式難以滿足當前經濟科技等各項事業的迅猛發展。滿足社會需求是人才培養的主旨，一個符合社會需要的人才培養模式，其人才質量也必定能夠得到社會和用人單位的廣泛認可。

當前，外語復合人才的知識結構主要是外語專業知識與經濟、貿易、金融、新聞與法律知識的復合，而外語專業知識與理工科知識的復合結構則長期受到忽視。文科和理工科領域因為專業跨度大，一些在高中階段就分文、理科學生，“外語+專業”很難實施。為此，建議實行“外語+技能”模式，如外語專業學生選修計算機、水利、發電、建筑、植保、生物、機械等學科基礎課程，使其具有工科大學外語學院的知識結構。“外語+技能”與工科專業的學生采取的“專業+外語”不同。如計算機專業學生，可能通過了四級或六級的全國大學英語考試，掌握了英語的聽、說、讀、寫、譯五項技能，但是缺乏語言基礎知識與語言綜合技能。外語學生掌握全國計算機等級考試，熟悉計算機的基本知識和系統操作、專業軟件使用技能，但不會深入到編程、軟件開發領域。

為實現“外語+專業”“外語+技能”復合型人才培養，高校要建立一套切實可行的選課制度，確保學生能夠根據社會的需要和自己的興趣選擇課程，把學習主動權還給學生。優化課程設置，適度增加選修課，給學生的個性發展提供更大空間。充分利用綜合院校學科設置全面、工科院校特色工科以及文科院校經濟、貿易、金融、會計、管理、法學、新聞、旅游優勢資源，鼓勵外語學院學生跨院系選修自己感興趣的相關課程，使外語專業知識和跨學科知識真正互相滲透和結合。

要建立科學的外語教學評價體系，圍繞“復合型”人才培養，用好學分制，鼓勵學生根據各自的能力、特長、興趣選讀課程。更新教學或增加外語版的跨學科教輔材料，如科技、國情、經濟、貿易、環保等反映現代科學的新成就和社會的新發展，拓展學生的知識面。教學大綱不僅左右教師的教學實踐，也影響學生的學習目的。所謂“綱舉目張”，不撥開“應試教育”的迷霧，所有的教改嘗試和理論探索，都不會對外語復合型人才培養起到實質性作用。

此外，要建立一支外語能力過硬、具備多元化知識結構的教師團隊。目前國內外語教師中有近半是師范院校外語專業畢業生，他們對鄰近學科、邊緣學科和交叉學科的知識儲備不足。針對這一困境，一是倡導教師在職跨專業學習，實行繼續教育學分制，二是聘請國內外知名學者到校講學任教，跨學科內容請那些英語好、能用英語講課的回國博士或其他具有相當能力的專業教師主講。建立以激勵為導向的教師聲譽機制，引導教師從事教學、科研，開展創新實驗，以新的理念、方式、內容去開展英語教學，提升教學水平。

四、加強高端專業外語人才的引進和培養

高端外語人才主要指能夠從事專業筆譯或各種會議口譯工作的外語人才。其特征是具有很高的外語聽、說、讀、寫能力，且具有法律、經濟、貿易、計算機、旅游等一門以上專業知識并擁有碩士研究生以上學歷。航空港區是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增長極和改革發展綜合試驗區之一，也是河南省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引領中原經濟區發展、服務全國、連通世界的開放高地。隨著對外交流的深入和擴大，對高端外語人才的需求也越來越強烈，高端外語人才缺乏問題也會出現在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建設中。

傳統外語教育只注重語言和文化雙重關懷，而忽視綜合知識的傳授。近年，為強調復合型人才的培養，跨學科界限的知識性課程過量，多少淡化了外語專業本色，并且外語教育在知識結構、培養模式及語言能力的評價標準等方面的趨同化，與沒有擺正“通才”與“專才”的關系有關。過度強調“外語+專業”復合型人才，語言人才忽視了深層次的中外文化的熏陶，失去語言與文化為特征的傳統特色，忽視了語言理解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不利于培養深刻把握兩種語言的精髓的高端外語人才成長。

人才資源可以通過培養與引進兩條途徑獲得。解決高端外語人才缺乏問題，首先需要在綜合型大學或外語大學堅持以注重語言與文化雙重關懷的傳統英語教育特色，專注于外語精英，以翻譯、口譯人才的培養為主要目標，這是解決高端專業外語人才缺乏的根本出路。在高端英語人才培養上，以河南為例，河南大學外語學院，英語學科水平居全國前五（A+）、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在2013研究生教育中，僅招20名口譯專業學生，大部分研究生是文學、筆譯、英語教育，博士均為英美文學、語言學和中國傳統文化英譯研究。河南大學、河南師范大學、鄭州大學三個大學2013年英語研究生專業分布：文學97人，筆譯91人、口譯20人、英語教育30人。顯然不能滿足我省對外語高端人才的需求。

此外，從高端外語人才的特征上看，海外學歷顯得尤為有價值，因為除了接觸到前沿的知識外，海外留學經歷能夠使其長期處于目的語的語境中，有效鍛煉了口語，同時也使其切實感受到了異國他鄉的文化習俗、法律法規等，這是許多國內大學教育無法具備的。加強引進歸國留學人員也是解決高端外語人才缺乏的重要途徑。在對高端外語人才有需求的單位的調研中，部分單位有引進有背景的留學人員的計劃和信息。資料顯示，國內正不斷加大對我國海外留學生的吸引力度，為其提供出入境、在華長期居留便利，以及回國以后在薪酬、戶籍、醫療、社保、子女就學、家屬就業方面的照顧，海外留學生將掀起新的“回國潮”。從2000年到2011年，海外留學生回歸人數的平均年增長率為23.66%。2011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達33.97萬人，估算河南省每年有近一萬人出國留學，鄭州市占總人數的一半多一點。目前河南出國的留學生每年只有不超過20%的人回到家鄉，有80%的人都會選擇北上廣或其他沿海城市。2012年我國海外留學生回國人數約為23萬人，2017年有望增長到66萬人。這是一個外語人才寶藏。鑒于高端人才分配主要是以市場手段完成，建議政府人事部門做好高端外語人才的儲備、聘用兼職、人才租賃等方面的調控和服務，吸引歸國留學類的高端外語人才為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建設服務。建議政府出臺相關政策，引進、留住、使用好、培養好歸國留學人才是聚攏外語高端人才的捷徑。

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建設既承載著億萬河南人民的希望，又是國家的發展戰略。航空港經濟以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必將以參與到國際經濟大循環中為特點，所以，各個領域的發展都離不開一批具有全球意識、懂專業、具備較強外語應用能力的復合型人才，探索復合型英語人才培養的新模式，構筑吸引歸國高端外語人才的平臺，是建設人才智慧港的重要舉措，也是需要不斷探索的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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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對外經濟；合作；財務問題

世界貿易發展到今天，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趨勢的不斷加強，有效帶動和促進了國際經濟合作的快速發展。在此背景下，我國的對外經濟合作也蓬勃發展起來，對外貿和引資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有力地促進作用，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我國對外經濟合作的貢獻將越來越大，地位將越來越高，而且其發展將越來越具潛力。因此，保持對外經濟合作的持續、快速發展，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

一、發展對外經濟合作的意義

1.對外經濟合作的含義及概況

對外經濟合作即國際經濟合作（InternationalEconomicCooperation），是指世界上不同國家政府、國際經濟組織和超國家界限的自然人與法人為了共同利益在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側重于生產領域）內所進行的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與重新組合配置以及相互間經濟政策協調為主要內容的較長期的經濟協作活動。主要包括資本要素國際合作、技術要素國際合作和國際勞務合作。在我國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輸出成為國際勞務合作的重要內容。

從七十年代末期起步始到目前為止外經企業已在18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過業務；業務領域涉及數十個基礎行業及高科技行業；對外提供的勞務也從過去單一的初級勞務為主發展到目前服務的初、中、高兼備，門類齊全的綜合勞務結構；截止1997年底，累計簽訂合同額716.93億美元，完成營業額482.37億美元，上交外匯額度3.7億美元,外派勞務人員154萬人次。經過多年的艱苦努力，外經企業經營業務水平不斷提高，規模不斷壯大，競爭實力不斷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到1998年已有23家中國外經企業榜上有名,躋身于世界承包商強手之林。

2.發展對外經濟合作的意義

（1）對外經濟合作有助于發揮我國的勞動力資源優勢，解決國內就業問題

我國是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物力資源相對短缺的國家，發展對外經濟合作，有利于使我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與外國豐富的物力資源相結合，既有助于使勞務輸出與商品輸出共同發展，又可以促進國家間的共同發展。有助于解決我國的就業問題，截止1997年底，我國對外經濟合作外派勞務人員154萬人次，大大緩解就業矛盾。

（2）輸出勞務，創取外匯

以勞務輸出為主要內容的對外經濟合作由于不需要大量投資而能創匯，被譽為創匯的"黃金之路"。世界上許多國家，勞務外匯成為非貿易外匯的主要部分，使許多面臨貿易逆差的國家大大緩和或彌補了國際收支的不平衡。隨著對外經濟合作的發展，其創取的外匯占我國非貿易創匯的比重日趨增大，地位越來越高。

（3）能夠帶動我國的對外出口，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

對外經濟合作，直接輸出的是勞動力，由于這些勞動力熟悉或習慣于使用我國的產品，非常有利于帶動我國的出口，如承包工程勞務出口的發展，可使許多與工程建設項目有關的機器設備、材料等物質資料的出口被帶動起來。1998年國際工程承包帶動的國產設備和材料的出口7.59億美元。

（4）加強對外經濟合作有助于促進我國和其它國家的交流，發展對外友好友好關系

對外經濟合作，不僅是經濟方面的合作，而且還能促進不同國家間人民的了解和感情交流，增進友誼，促進相互援助，加強相互貿易合作。同時通過與東道國政府機構、有關企業和人民群眾在工作中的合作，增進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誼，促進了當地民族經濟的發展，加強了我國與東道國的經貿合作關系。

二、發展對外經濟合作存在的問題

對外經濟合作在短短二十年里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成績并不能掩蓋問題，對外經濟合作在發展過程中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1.對外經濟合作的市場不夠穩定，結構過于單一

一方面表現在市場不夠穩定，1998年新簽合同額1177323萬美元，比上年增長3.7%，落后于1997年的增長幅度6.8個百分點，呈放慢趨勢；另一方面市場結構單一，多集中在發展中國家，如亞洲、北非等地區，效益普遍不高，而發達國家如歐美日等國家的經濟合作由于技術要求較高，其市場難以打入。

2.投資管理不力，效益不夠理想

對外經濟合作企業"一業為主，多種經營"應該說這是一種好的經營戰略，但是現在有些公司隨意投資，到處撒錢，變成以多種經營為主，主業為輔的局面。由于多頭投資，資金分散，而且投資可行性研究不夠，致使大量資金沉淀，投資效益很不理想，甚至投資都難于收回。境外投資缺乏制約，管理混亂，也是效益不好的一個原因。個別企業由于經營管理不善，出現了巨額虧損。近幾年，外經企業營業額每年遞增都在10%以上，而當年利潤增長幅度都大大低于營業額增長幅度。甚至是負增長。外經企業1997年同1996年相比，資金投入增長了40%，但同期利潤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了。重規模、重速度、輕效益、輕管理的思想是造成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有的外經企業由于一味追求經營規模的擴大，不考慮自己的資金實力和管理水平，多頭投資，造成資金愈發緊張和管理上的失控，導致發生項目巨額虧損。

3.資金問題制約著外經企業的進一步發展

當今國際承包市場競爭日趨激烈，業主條件越來越苛刻，帶資承包項目非常普遍，能為業主解決項目資金往往成為奪標的關鍵。目前外經企業資產負債率已達近73%。由于資金匱乏，導致外經企業不得不放棄許多很好的項目。外經企業資金緊張，從自身因素來分析，那就是有的企業內部資金調度不合理，占用不合理，導致資金周轉緩慢，甚至呆滯。

4.財務人員財務管理意識淡薄，整體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

長期以來，許多人認為，經濟效益的好壞是企業業務部門的事，與財務部門無關，財務部門只負責記帳算帳，這種思想導致了重業務輕財務輕管理。個別企業財務管理混亂，一些財務人員素質不高，會計核算不實，成本費用控制不嚴，資金周轉慢，資產流失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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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的特是指它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靈活的經濟措施和特殊的經濟管理體制。如減免關稅等經濟上的優惠待遇，提供理想的投資環境和組織完善的領導管理體制，以及增加外資投入和外匯收益，借此促進該國家的經濟發展。

經濟特區是指一種地理學概念，主要由國家政府為了吸引外資或國際跨國企業入駐而設立法律比本國更為寬松或具有優惠條件經濟發展的區域，除有省級經濟決策權外，還可在對外經濟活動中，采取更為開放的政策。

（來源：文章屋網 ）

篇9

關鍵詞：重慶 對外經濟聯系 地緣經濟關系 匹配分析

問題的提出

在制定城市發展戰略及規劃時，單研究城市的對外經濟聯系，難以判斷城市間是互補還是競爭關系；單研究城市的地緣經濟關系，難以判斷城市對外經濟聯系的強弱程度。只有對兩者進行匹配分析，才能比較準確地反應城市自身的特質及其在全局中的地位，從而為制定恰當的經濟發展策略提供依據。重慶市直轄14年以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競爭力不斷增強，但目前離東部發達城市仍存在著顯著的差距，重慶只有找準自身定位，恰當處理與全國其它重要城市的經濟關系，不斷加強對外經濟聯系，才能實現自身的長足發展，真正成為西部龍頭。重慶作為西部的重要經濟中心之一，并且也是西部唯一的直轄市，對西部其它城市具有顯著的先行示范效應和輻射帶動效應，它在處理對外經濟關系中的經驗教訓對于其它城市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此，研究重慶市的對外經濟聯系與地緣經濟關系匹配狀況，不論是對于提高重慶自身的經濟實力，還是對于推進西部大開發，促進全國經濟布局優化和區域協調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對外經濟聯系量測度

經濟聯系量，或稱作空間交互作用量，是用來衡量區域間經濟聯系強度大小的指標，既能反映經濟中心城市對周圍地區的輻射能力，也能反映周圍地區對經濟中心輻射能力的接受程度。

城市間經濟聯系量的定量測度一般采用引力模型，但是一些學者考慮到城市的分工水平信息化水平等因素，將傳統引力模型修正為：

在本文中：ij代表不同的兩個城市；Rij代表兩城市間的經濟聯系量；Gij為克魯格曼指數；IIiIIj為兩城市的信息化指數；PiPj代表兩城市全市的人口總數；ViVj代表兩城市全市的生產總值；Lij為兩城市之間的距離，此處選用公路里程。本研究將運用上述模型對重慶市與全國其它省會城市（直轄市）的經濟聯系強度進行定量分析。

（一） 克魯格曼指數的計算

克魯格曼指數，最早由克魯格曼（Krugman，1991）提出，主要用于衡量區域分工與專業化程度。計算公式為：。

其中，Gij為ij兩區域間的克魯格曼指數，Gij值越大，表明兩區域之間的產業分工與專業化程度越高；k代表某一產業，Sik代表i地區第k產業產值占該地區各產業總產值的比重；為全部產業數。查閱各城市全市當年一二三產業的產值數據，計算出重慶市與其它省會城市（直轄市）的克魯格曼指數（見表1）。

實際上，克魯格曼指數可以采用多種指標來計算，既可以用產業產值，也可以用產業就業人數，但考慮到我國地域廣闊，經濟發展極不均衡，各地勞動力素質懸殊顯著，使用產業就業人數計算區域分工指數會受到各地勞動生產率的較大影響，因此，本文采用產業產值。查閱各城市全市當年一二三產業的產值數據，運用上述公式，就可以計算出重慶市與全國其它省會城市（直轄市）的克魯格曼指數。

（二） 信息化指數的計算

信息化指數的測算采用簡單線性加權法：。

其中，II為信息化指數；Ti為第i個評價指標無量綱化處理后的值；Wi為Ti的權重；n為指標個數。

本研究選取三項指標：某市本地電話用戶數/該市總人口數；某市移動電話用戶數/該市總人口數；某市國際互聯網用戶數/該市總人口數。無量綱化處理方式為：某市某指標值/各市該指標值之和。Wi的確定采用賦值法，賦予三項指標的權重分別為0.2、0.4、0.4，結果見表1。

（三） 經濟聯系量的計算與強度類型判別

根據修正后的引力模型，以及測算出的克魯格曼指數和信息化指數，計算出重慶市與其它城市的經濟聯系量。再根據聯系量的大小對經濟聯系強度類型作出判別，見表1。

地緣經濟關系測度

地緣經濟關系的概念來源于地緣經濟學，是指不同地區之間在經濟、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聯系及其對該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按照影響的不同方向，可分為兩種基本類型：競爭型關系和互補型關系。

溫志宏（1998）創建性地提出了運用多元統計分析中的歐氏距離來定量測度地緣經濟關系的方法。該方法一經提出就迅速得到學者們的積極響應。金玉國（2000）對江蘇、山西，李林等（2001）對湖南，張學波等（2006）對云南，李敦瑞（2007）對上海，丁洪建等（2008）對南京，鄧春玉（2009）對廣州、深圳、珠海以及珠三角城市群，趙保華等（2010）對廣西分別進行了地緣經濟關系的定量測度。學者們選取的綜合性指標大同小異，都旨在反映某地區資源與產品的流動性。

大多數研究者都只使用了三個指標，但也有研究者使用了多達八個指標。理論上講，使用的指標越多，反映的問題就越全面，但在實際操作中，數據的搜集和處理的難度也會隨之增大，可操作性就會受到影響。地緣經濟關系定量測度的首要問題也就在于選取一套科學的指標體系。

（一）指標的計算與標準化處理

本文選取三項指標反映某城市資源與產品的流動性：Xi=某城市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該城市生產總值；Yi=某城市第二、三產業產值之和／該城市生產總值；Zi=某城市第一產業總產值／該城市第二產業總產值。

再對指標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計算公式為：，（n= 31）。其中，Xi′為標準化處理后的指標值，X為Xi系列數據的平均值，Sx為Xi系列數據的標準差。Yi′、Zi′的計算方法與Xi′相同，結果見表2。

（二）歐氏距離的計算與標準化處理

本研究以重慶市為目標地區，運用歐氏距離公式計算出它與各省會城市（直轄市）間的距離值。公式為：。其中，X0′、Y0′、Z0′分別為重慶市經過標準化處理后的指標值。再對Di值進行標準化處理，得到Di′的值，計算方法與Xi′相同，結果見表2。

（三）距離的調整與關系類型的判別

以往的研究者一般采取的是賦值法對Di′的值進行調整，這種方法具有較大的主觀性，亟待改進。考慮到權數應該與距離成反比，運用以下公式計算更具客觀性：。其中，Wi為權數，Lij為兩城市間的距離（公路里程）。調整后的距離用ADi表示，則。根據調整后的距離，就可以對重慶市與其它城市的關系類型作出判別，見表2。

對外經濟聯系與地緣經濟關系匹配分析

根據表1和表2的結果，就可以得到重慶市與全國其它30個省會城市（直轄市）對外經濟聯系與地緣經濟關系的匹配狀態，見表3。

單就經濟聯系量而言，重慶市的對外經濟聯系狀況極不理想。與重慶呈強聯系型的城市嚴重不足，僅有成都，呈較強聯系型和一般聯系型的城市完全沒有，呈較弱聯系型的城市共有4個，呈弱聯系型的城市多達25個。也就是說，重慶市與全國絕大多數省會城市（直轄市）都呈弱或較弱聯系型。

單就地緣經濟關系而言，重慶市的狀況也不太盡如人意。與重慶呈互補型的城市共有16個，呈競爭型的城市共有14個。盡管前者略多于后者，但是與重慶呈強互補型的城市完全沒有，而呈強競爭型的城市有3個，并且多達17個城市呈弱互補和弱競爭等不顯著的類型。

將對外經濟聯系與地緣經濟關系進行匹配分析可知：與重慶呈[強聯系+強互補][強聯系+一般互補][較強聯系+強互補][較強聯系+一般互補]等四大理想匹配類型的城市完全沒有，甚至連[一般聯系+弱互補]型也沒有；呈[強聯系+強競爭]型的只有成都，并且由表1和表2可知，成都的 值和 值均顯著地超過其它城市，可以算是“超強聯系”和“超強競爭”型；呈[較弱聯系+一般互補]型的城市有北京和上海；呈[較弱聯系+弱競爭]型的只有西安；呈[較弱聯系+強競爭]型的只有貴陽；呈[弱聯系+一般互補]型的城市共有3個；呈[弱聯系+弱互補]型的有多達11個，呈[弱聯系+弱競爭]型的有5個，即是說全國有超過半數的省會城市（直轄市）與重慶經濟聯系強度很弱且地緣經濟關系類型不顯著；與重慶呈[弱聯系+一般競爭]型的城市有5個，呈[弱聯系+強競爭]型的只有昆明。總而言之，匹配狀態分布極不均衡，理想匹配極為匱乏，重慶面臨的形勢相當嚴峻。

政策建議

對城市對外經濟聯系與地緣經濟關系進行匹配分析的目的就是為城市制定恰當的經濟發展策略提供科學依據。面對如此嚴酷的局面，重慶應審時度勢，針對不同匹配狀態的城市采取不同的經濟政策。具體而言：

對于[強聯系+強競爭]型的成都，重慶應一方面利用與其強大的經濟聯系量，不斷加強溝通交流，積極發掘合作渠道，盡可能地增強互補性，另一方面應及時調整自身不合理的產業結構，盡量減少矛盾和摩擦，消減競爭，并充分發揮自身的特長和優勢，形成有鮮明特色的經濟體系。

對于[較弱聯系+一般互補]型的北京和上海，以及太原等[弱聯系+一般互補]型的城市，重慶應充分利用與其互補型的地緣經濟關系，整合資源，互通有無，不斷加強經濟聯系，進而通過經濟聯系增強互補性，即使得經濟聯系強度和互補性不斷相互促進，最終促使這些城市逐漸向[強聯系+強互補]型的方向轉化。

對于天津等[弱聯系+弱互補]型的城市，重慶應積極嘗試與其加強經濟聯系，并在經濟往來的過程中逐漸拓展合作渠道，實現優勢互補，促使其向[較強聯系+一般互補]型轉化。

對于[較弱聯系+弱競爭]型的西安，以及沈陽等[弱聯系+弱競爭]型的城市，重慶應通過主動與其加強經濟聯系，進而不斷增強互補性，削弱競爭性，從而促使其向[較強聯系+弱互補]型轉化。

對于石家莊等[弱聯系+一般競爭]型的城市，[較弱聯系+強競爭]型的貴州，以及[弱聯系+強競爭]型的昆明，重慶應一方面加大經濟聯系力度，并在廣泛的經濟交往中創造合作條件，開發合作渠道，實現共贏，另一方面應積極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盡量減少沖突，倡導公平競爭，杜絕惡性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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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明鴻(1987.7-），男，四川達州人，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碩士，研究方向：區域發展戰略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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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貿易順差持續擴大:中國經濟內外

    不平衡的突出特征當前中國經濟的內部不平衡主要體現在儲蓄和投資出現失衡,投資和消費關系不協調。中國經濟的外部不平衡集中體現于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持續雙順差,外匯儲備不斷累積。從國民收入恒等式看,國內儲蓄大于國內投資必然會出現貿易順差,過剩的生產能力必然要尋求外部需求平衡。所以,當投資受到抑制的時候,國內的龐大儲蓄就轉化成了更大規模的貿易順差。即在高儲蓄率既定的情況下,投資和貿易順差是一對蹺蹺板。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中的貿易順差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因此,當前持續大幅增加的貿易順差是中國經濟內外不平衡的一個最為突出的特征。

    中國對外貿易迅速發展,貿易順差持續擴大,有利于獲得外匯資源,提高我國對外支付和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推動了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和國內產業升級。同時有利于增加出口部門的就業,促進國內經濟增長。但貿易順差持續擴大也帶來諸多問題和風險。首先,為一些西方國家遏制中國發展提供了借口。其次,加劇了我國對外貿易摩擦。第三,不利于對外經濟和國內經濟的協調發展。長期以來,中國通過稅收、匯率等政策大力鼓勵出口,各地熱衷于發展出口加工業,資源過分向對外經濟部門集中,忽視了國內其他部門的發展,服務業等非貿易部門發展相對滯后,不利于對外經濟和國內經濟的協調發展。同時,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將經濟增長過多的系于國外需求,面臨很大的風險。第四,在外貿順差增長過快的情況下,導致國內流動性過大。流動性過大,一方面導致國內資金供應充裕,固定資產投資高增長難以抑制。另一方面,大量資金進入房市和股市,使國內房價和股價出現非理性上漲,積聚了越來越大的金融風險。為了收緊經濟中的過剩的流動性,中央銀行主要通過發行央行票據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來對沖外匯占款的增加。同時,大量央行票據發行還推高了貨幣市場利率,增加了央行對沖操作的成本。此外,外匯儲備大量增加,在國際外匯、資本市場劇烈動蕩,尤其是人民幣兌美元不斷升值的情況下,加大了儲備資產管理的難度。最后,持續貿易順差強化了投機者對人民幣的升值預期,強化了企業擴大出口和降低進口的沖動,并不斷推高貿易順差,進而進一步加大人民幣升值壓力,形成貿易不平衡與匯率變動的惡性循環。在這種背景下,也加大中央銀行綜合運用利率、匯率等杠桿調控經濟的難度。

    從以上的分析可見,決不可小視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內外不平衡并存的危害性,尤其是經濟對外不平衡的加劇,會進一步加劇經濟內部的不平衡。

    二 國際經濟失衡加劇:中國經濟外部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當前國際經濟失衡的基本表現是,美國貿易赤字龐大、債務增長迅速,而日本、中國、亞洲其他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等對美國持有大量貿易盈余。國際經濟失衡不斷加劇,是中國經濟外部失衡的重要原因。

    1國際生產要素轉移和產業分工格局的變化,是導致中國貿易順差持續擴大特別是對美國貿易持續順差的重要原因

    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使世界各國對其比較優勢進行了重組。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不斷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將傳統的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中的生產制造環節,甚至部分研發活動和服務業大規模地向外轉移,特別是向有成本優勢、市場潛力和產業配套能力強的新興市場地區轉移。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斷地納入由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所主導的全球分工體系和生產鏈條,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地區日益成為全球生產制造基地和各類制成品的出口基地,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持續上升,出口競爭力明顯增強,貿易順差不斷擴大;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不斷轉型升級,傳統制造業在經濟中的比重不斷縮小,而金融、保險、電信、醫療、教育、房地產以及各類專業服務等服務業比重進一步增大。大量消費品和制成品依賴進口,貿易逆差擴大,結果形成美國等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不平衡,特別是美國與亞洲貿易的嚴重失衡。

    中國貿易順差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國際分工和貿易格局的變化:一是加工貿易成為中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二是外國直接投資在跨國外包和改變貿易平衡中發揮了很大作用。中國形成了以外資企業為主的加工貿易基地,且供應鏈不斷延長,附加值不斷提高。外國直接投資企業在中國的生產和銷售大幅增加,其產品部分替代了中國的進口。還應該看到,中國在對美國有較大貿易順差的同時,對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有較大逆差,主要是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把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對歐美出口摩擦較大的商品的加工組裝工序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輔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的加工貿易格局,同時也把這些國家和地區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轉嫁到中國頭上。因此,中美貿易不平衡實際上是亞洲與美國貿易不平衡的集中體現或結果。

    2美國儲蓄率不斷下降,形成儲蓄與投資的缺口,需要吸收國外儲蓄以維持本國經濟增長

    從儲蓄視角看,根據“儲蓄缺口=貿易缺口”的宏觀經濟恒等式,全球失衡問題可以用儲蓄缺口聯系起來,即:美國貿易逆差=美國儲蓄負缺口=其他地區儲蓄缺口=其他地區貿易順差。其中,儲蓄缺口指儲蓄與投資之差,貿易缺口指出口與進口之差。

    中國及亞洲一些國家選擇了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配套的經濟政策也以鼓勵儲蓄和抑制消費為主,導致亞洲地區的儲蓄率持續高于投資率,龐大的生產制造能力主要服務于出口,特別是向發達國家市場的出口。這一戰略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抑制了國內的消費需求,形成了過高儲蓄和巨額經常項目順差。而且,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不少亞洲國家和地區一方面采取了謹慎的國際資本管理戰略,從國際資本市場的凈借款者轉為凈放貸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國內投資支出,并通過高利率吸引國內儲蓄,從而使其儲蓄大大超過投資。

    而美國等發達國家在二戰后則長期奉行凱恩斯主義刺激需求來維持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宏觀經濟政策,并利用其發達的金融體系鼓勵增加消費甚至是超前消費,國民儲蓄率持續下降,而進口需求不斷擴大。這兩種不同的經濟發展戰略和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在造成各自不同特征的經濟內外不均衡的同時,也加大了二者之間在貿易方面的不平衡。

    作為全球失衡的核心,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則對應著其總體儲蓄的空前萎縮。不僅個人儲蓄率降至零以下,政府財政赤字也不斷膨脹。美國經濟是以消費為主的經濟,過去幾年這一傾向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刺激下進一步加強。20世紀80年代,美國消費占GDP的比重為67%,2005年達到72%。與此相對應,美國儲蓄率急劇下降。由于過度消費、儲蓄不足,美國必須吸收國外儲蓄以維持本國經濟增長,從而形成巨大的經常項目赤字。

    3以美元為核心的現行國際貨幣金融體制、金融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及其帶來的國際資本流動的便捷,使得美國等發達國家能夠吸引國際資本大量流入來支撐其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并造成國際資本流動格局的失衡

    隨著金融全球化的深入發展,越來越多的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加快了金融改革和開放的步伐,國際資本流動變得更加便捷,客觀上為中國等擁有大量貿易盈余和外匯儲備的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進行國際金融市場投資創造了條件,而美國等發達國家則憑借其金融市場在規模、流動性、獲利性、深度和廣度等方面的綜合優勢,以及美元和其他主要國際貨幣在國際貿易定價結算、金融資產定值、交易和投資,以及作為儲備貨幣等方面的優勢地位,通過貨幣、匯率和金融政策主導著國際金融市場的運行和國際資本的流動,能夠吸引大量的國際資本流入來彌補其不斷擴大的經常項目逆差,特別是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地區大量貿易盈余及其所形成的龐大外匯儲備再以資本流出的方式回流到美國,通過這種循環又造成國際資本流動格局的失衡。

    三 國內經濟失衡加劇:中國經濟外部

    不平衡加劇的根本原因中國經濟外部不平衡的形成和積累除了上述國際經濟背景外,還有廣泛的國內經濟背景,不斷加劇的國內經濟不平衡是經濟外部不平衡加劇的根本原因。

    1進口、資本輸出的國內政策制約和國外政策限制

    首先,與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長期以來,我國涉外經濟政策的基本點是擴大出口、限制進口、鼓勵外資流入、限制資本流出,給外資有許多超國民待遇的政策。一是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相差大,前者是33%,后者是15%,甚至在地方引資競爭中的兩免三減政策下是所得稅為0,增值稅也返還;二是給外資企業低地價、零地價;三是出口產品實行退稅政策,以至于在國外買中國制造的商品比在國內價格還便宜。盡管近年來涉外經濟管理政策進行了較大的調整,但對進口和資本輸出的控制依然比較嚴格。其次,一些發達國家對中國的技術出口實施多重管制政策,進一步擴大了中國貿易順差。按照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上的自由貿易原則,中國主要對海外原材料產品和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口需求較大,但一些發達國家以國家安全等為借口,對本國企業向中國出口高新技術設備施加種種限制,這自然會加大雙邊貿易不平衡。

    2人民幣的匯率和利率因素

    從2004年9月份開始,由于美元貶值和中國較低的國內價格水平,人民幣對主要貿易伙伴貨幣的實際匯率出現大幅貶值,造成內需相對于外需的疲軟,從而推動了出口并抑制了進口,加大了貿易順差。隨后的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和人民幣升值預期又對貿易順差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國際資本預期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會進一步升值,在中國仍對資本流入實施較為嚴格的管制的情況下,不惜冒險通過貿易渠道流入。根據分析,在2005年出現1020億美元巨額貿易順差時發現,真實貿易順差大約為400億美元,其余600億美元是國際資本通過貿易渠道混入。另外,由于本外幣正向利差(貸款利率高于美元)和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境內機構和個人持匯動機減弱,結匯意愿增強,過去滯留境外的資金大量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