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的方法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自然科學的方法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自然辯證法 批評法 詩歌

詩歌是“文學中的文學”，自然辯證法理論知識對于詩歌研究、詩歌研究者是十分重要的，也是詩歌研究者應該掌握的一門學科。

辯證法即對立統一法則，在自然、社會和人們的思維中普遍存在。文學是對生活進行藝術加工的產物，就必然程度不同地反映出對立統一的規律，形成文學藝術的辯證法。社會生活的辯證法反映于作家筆端，就形成了文學藝術的辯證法。批評方法則是文學藝術辯證法的一個分支，更是批評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1］古代詩論家根據中國古代詩歌的審美特點和規律，提出了“知人論世”、“以詩解詩”、“識鑒諸家”等重要批評方法，這些方法自成系統，不但對古代詩歌的創作、批評及鑒賞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實用意義。

（一）客觀分析批評法在詩歌中的運用

“以詩解詩”是王夫之提出的詩歌批評方法，它要求評詩者按照詩歌本身的特點、規律去客觀地評論詩歌。王夫之《姜齋詩話》云：“以帖墊師之識說詩，遇轉則割裂，別立一意，不以詩解詩，而以學究之陋解詩，今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陋于學詩，其弊必至于此。”這樣解詩評詩，忽視了詩歌本身的審美特點，違背了詩歌的基本規律，勢必曲解詩意。中國古代詩歌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點，若忽視這一特點，而拘泥于詩之字句形跡，則無法理解詩的真正意蘊。謝榛《四溟詩話》說：“詩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鏡花，勿泥其跡可也。”若“泥其跡”，只能割裂詩之本義精神。古代“不以詩解詩”者常有之，這種錯誤的評詩方法多為古人所指斥。如清代黃錫磺《漢詩總說》云：“世之說漢詩者，好取其詩，牽合本傳，曲勘隱微，……執詞指事，多流穿鑿。又好舉一詩，以為此為君臣而作，此為朋友而作，此被讒而作，此去位而作；亦多擬度，失本詩面目。”造成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仍在于古代詩歌具有言簡意豐、言外有意等審美特點。［2］古代詩歌貴在含蓄，“寓意”曲折委婉、幽深微妙，若局限于字面而“強解”，甚至考據式地解詩，不但無法把握這些詩的寓意，而且只能曲解其意。因而，詩“皆宜細參，不得強解”。

“以詩解詩”，一是要求解詩者不能局限于詩歌的表面文字，而應把握其幽深微妙的“寓意”；二是要以意為主，以韻為次，對于詩中“韻變而意不變者”，不能以韻害意；三是要避免以“擬度”、“強解”、“穿鑿附會”等方式解詩。而應入乎詩內，把握詩歌之本義、詩人之本義。這樣才能對詩歌作出正確評價。王夫之的“以詩解詩”說是一種十分科學的評詩方法，它體現了評詩應從詩歌本身特征出發的客觀精神，它是根據古代詩歌自身審美特征及古代詩歌批評的常見錯誤而提出來的。這種批評方法不但對于批評古代詩歌具有重要意義，對于其它文學樣式的批評，甚至對于今天的文學批評，也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社會歷史批評法在詩歌中的運用

“知人論世”是我國最早的詩歌批評方法，由孟子提出。《孟子?萬章下》云：“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知人”，就是要了解詩人的生平、身世、思想狀況等；“論世”就是要了解詩人所處的時代社會背景。“知人論世”要求批評家必須對詩人及所處時代有比較全面地了解把握。這一觀點的理論基礎是作品與作者及時代三者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孟子認識到了詩歌創作受時代社會因素的影響，時代社會影響著詩人的思想感情，詩人的思想感情影響著詩歌作品，即時代詩人詩歌。詩歌受時代社會背景和詩人思想感情的制約，因而，只有把詩歌與詩人的身世及所處時代緊密聯系起來，才能對作品作出正確的評價。這種批評方法將詩歌批評與社會歷史聯系起來，不但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而且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古今學者在研究、評論具體作品時，都離不開對作者身世遭遇歷史背景的研究。很多詩歌只有“知人論世”，才能理解其本義內涵，如柳宗元的名篇《江雪》，寫寒江獨釣的漁翁，若不了解柳宗元當時的遭遇、處境、背景，就很難能理解此詩的真義。不知其人、論其事，對詩歌就無法“得其義、知其味、會其精神之妙”。［3］“知人論世”不但是詩歌批評方法，也是其它文學樣式的批評方法，不但對古代文學作品的批評有重要意義，對于現在的文學批評也有重要的意義。

（三）橫向比較批評法在詩歌中的運用

選詩是古人表述自己詩歌審美態度的一種方式，如徐陵選《玉臺新詠》、殷選《河岳英靈集》、方回選《瀛奎律髓》等，選詩也是一種詩歌批評，體現著一定的批評標準。選家選詩須“識足以兼諸家”，這樣才能進行比較、鑒別，從而選出符合自己審美理想的作品。兼通諸家而進行橫向比較，以顯示出優劣高下，也是古人進行詩歌批評的常用方法。如鐘嶸的《詩品》將122位詩人的詩歌分為三品，主要就是用橫向比較法。《文心雕龍》中多處運用比較法，陳子昂、杜甫、蘇軾、嚴羽、張戒等也多用此法評前人作品。橫向比較法主要有不同作品之比較，不同詩人的成就、風格之比較，不同時代的詩歌之比較等。

詩歌作品之比較。將不同詩人的作品進行比較，從而在對比中見出作品的不同思想內容、藝術特征、風格特點等，是最常見的比較法。較早運用此種方法進行詩歌批評的是著名史學家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云：“《國風》好色而不，《小雅》怨誹而不子厚發纖禾農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4］這也是將不同詩人進行廣泛比較。此外，嚴羽、張戒、劉熙載等也都屢用此法。

不同時代詩歌之比較。不同時代的詩歌有不同的特色，通過比較，而能見出不同時代詩歌的特色。如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曾將西晉詩歌與建安、正始詩歌進行對比，云：“晉世群才，稍入輕靡，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劉勰通過對這三個時代詩歌的對比，指出了西晉詩歌有“輕靡”、“采縟”、“力柔”等毛病，無法與建安、正始詩歌相比。嚴羽將詩歌分為詞理意興等要素，通過對比，而指出了南朝詩“尚詞而病于理”，宋詩“尚理而病于意興”，各有毛病，而漢魏盛唐詩才詞理意興俱佳。［5］不同時代詩歌的比較，更具有宏觀比較批評的特點，其概括性也更強。

這三種批評方法內涵不同，各有特點。這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三種詩歌批評方法，它們涵蓋了從詩歌生成的社會背景到詩歌文本及橫向比較的多維度批評的宏觀視野，構成了中國古代詩歌批評方法論的基本理論框架。

參考文獻：

［1］楊玉輝.現代自然辯證法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212.

［2］張豐.中國歷代詩學論著選集［M］.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P78.

［3］傅杰.王國維論學集［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P387.

篇2

關鍵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統一；基礎；調整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4）02004902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問題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那么何謂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簡單地說，統一就是兩者一致或者兩者構成一個整體。從后者來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一起顯然構成了人類對整個世界的一個完整的互補的認識體系。于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統一應該更多的是指兩者的一致性問題。那么兩者應該在什么基礎上或什么意義上一致呢？人們主要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和價值觀等方面去判斷它們是否一致。由于人們選擇統一的基礎和角度不同，因而在一致性問題上存在著很多爭議。不過，如果我們愿意調整統一的視角和基礎，那么兩者的統一問題就會容易得多。

1影響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統一的主要因素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能否統一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統一，受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其中最主要的有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人們的價值觀等。首先，從研究對象看，自然界與人類社會既有相似性，又有差異性。對象的共性使得它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容易具有共性，研究對象的差異性又決定了它們在研究方法上的差異性。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來看，一般認為這兩者有很大的區別，即自然界是無意識無目的、沒有自覺能動性，而人類社會則是有意識有目的的、具有自覺能動性的特征。相應地，人們認為自然科學可以進行數學化和邏輯化的研究，因而其可預測性和規律性強。而社會科學的可預測性和規律性則要差得多，甚至有人認為它們不具有可預測性和可重復性。如果把社會科學再劃分為人文科學和狹義的社會科學兩部分，那么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區別就更大了，而這個區別根源于人與自然的所謂本質上的區別，而狹義的社會科學已經較多地采用了數學和實證等自然科學常用的方法，這種方法的相似性源于人類社會和自然界某些方面的相似性。簡而言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部類的區分實質上來自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兩大部分的區分，而人文科學和狹義的社會科學的進一步區分則反映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既有共性又有個性。

其次，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還與人們的價值觀有關。這表現在：一方面，自然界內部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甚至存在著很大的差別，比如，自然界內部的動物界、植物界和無機界之間就不同，但是我們并沒有因此而去說研究自然界的各個學科之間有什么不一致。另一方面，自然界，特別是動物界與人類在許多方面具有相似性，然而由于人類的自我中心主義，包括動物界在內的自然界卻被人類認為是低等級的，從而與人類分隔開，相應地，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分別。比如，生物學、醫學和獸醫學之間本應該存在很多相同點，而我們總是人為地分開它們。相反，現在由于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生物種類日益減少，這將直接威脅人類的生存環境和資源，于是導致了所謂生態倫理和環境倫理等學科的出現。而這些交叉性新學科的出現不僅說明了人類與自然的一致性，而且說明了學科本身的創立也是基于人類的需要和某種價值觀。所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能否統一在許多方面是由人類自身的價值觀或需要決定的。

第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還與方法論有關系。對相同的對象根據不同的研究方法往往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甚至會形成不同的學科，如西醫和中醫、理論心理學和實驗心理學。西醫和中醫雖然同屬于醫學，但是至今還時有相互排斥的情況，這也許是由于不同的范式所導致的。而人文科學和狹義的社會科學雖然它們的研究對象都是人，但是它們研究的是人的不同方面，因而具體的研究對象實際上是不一樣的。而因對象的不同而導致的方法論的不同那就另當別論了。

2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應建立在多層次多角度的基礎上

在某種意義上說，兩者統一的難度實質是統一標準嚴重不一致，有的主張以方法論為標準，有的主張以科學語言為標準，有的主張以可預測為標準等等，但是無論以哪一種為標準，都難以統一兩大科學。因為這種統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學單方面的特點為標準片面地評判社會科學，或者以社會科學的標準去片面地評判自然科學。實際上，兩者在這些方面確實存在著各自的特點，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們應該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無視它們各自的特點。那么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應該在什么基礎上進行統一呢？筆者認為兩大學科的統一應該是一個多層次的多視角的統一，是一個多樣性的統一。下面筆者將主要從本體論、方法論和價值觀等三個方面進行說明。（本體論層次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科學理論層次即方法論、科學語言等、還有應用層次）

（1）在本體論層次上主張弱自然主義。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所以難以統一，從根本上講，是因為人們認為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存在根本的區別。筆者認為，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固然存在區別，但是這個區別不能被無限夸大，以至影響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如前文所說，大多數的意見認為自然界是無意識無目的，而人類社會是有意識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人自己單方面的看法，我們并沒有征求動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但是誰能保證不會出現“人眼看狗低”的現象呢？事實上，至少在高等動物中，少數動物的社會化水平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而人類卻單方面地貶低它們為群體性。這種人類種族優越論的預設實際上是傳統哲學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種表現。人類把本來渾然一體的世界人為地分割成兩個決然對立的部分，并以此為基礎把人類的認識也相應地劃分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部分。如果人類出于認識的需要，對世界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這本來是人的認識活動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不能把認識中的二分反過來當作本體論的二分。我國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馬克思認為自然界和人是一個有機體的思想，水而更高超，它們可以為兩大科學的統一提供堅強的本體論基礎。

如果我們愿意調整自己的本體論的看法，那么相應地在認識論中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對的意義，而且所謂對自然界應該采取說明的方法，而對人類活動的意義必須采取解釋或理解的方法，這看法的基礎也就不再牢固。

（2）從科學方法論來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區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各自內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變的，這既為兩大科學的潛在統一提供了有利條件，又說明這種統一只能是多樣性基礎上的歷史的動態的統一。首先，從歷史上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只是到一定發展階段后才分開，而在分開之前它們已混在一起已有相當長的時間了，特別是我國古代天人合一的辯證哲學思想至今仍然是中醫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說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方法論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區分主要是19世紀以后的事情。而現在不僅社會科學越來越多地運用所謂自然科學的方法，而且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交叉性學科，這更是它們直接統一的例證。隨著時間的延續，這種相互滲透性也許會更多。其次，自然界內部的各個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機物和無機物、動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類和非人類等的區分。相應地，物理學和生物學存在著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們并沒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學內部的統一。同理，我們也不應該否定物理學、生物學和社會科學三者之間具有統一性，但是這是一個有差別的多樣性的統一，而且這種統一不需要把人類社會完全還原為生物的強自然主義。

（3）從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實需要來看，也需要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統一。雖然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狹義的社會科學自分開以來，各自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但是人類發展科學的最高目的是為了服務于人類自身。當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與自然產生著日益嚴重的沖突，這固然是人類實踐的結果，但是也與片面的自然科學觀有一定的關系。而生態倫理學、醫學倫理學和科學發展觀等學科和思想的出現說明了人類已經開始在思想觀念和實踐活動層面上對兩大科學進行整合。如果說近代工業革命促進了自然科學的分門別類地迅速發展及其與傳統社會科學的分野，那么如今工業發展及其被濫用的惡果又促進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融合。

3統一所面臨的困難和問題

篇3

關鍵詞 檢驗 評價 認識論意義

中圖分類號：N02 文獻標識碼：A

0 引言

知識的檢驗與評價關系問題凸現為當代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有其深刻的理論背景和根源，體現了人類對近代文明實踐造成的反主體性效應的自覺反思和檢討。近代自然科學所揭示的自然界的規律，經過人類的實踐和利用，為人類產生了巨大的經濟價值，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它在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經濟價值的同時，也產生了自身無法克服的危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這個過程以其至今為止的形式使土地貧瘠，使森林荒蕪，使土壤不能產生最初的產品并使氣候惡化。”這些危害迫使人類不得不對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理論研究與實踐進行深刻的反思與檢討。知識的“檢驗”與“評價”的關系問題作為一個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研究與實踐的方法論問題正是由此而顯得格外緊迫和突出。

1 對自然科學理論研究的意義

當代人類在全球范圍內面臨的發展困境和生存危機，看起來是“天災”，實際上是“人災”，是以“天災”方式表現的“人災”。這就使得檢驗與評價問題作為一個自然科學的研究與實踐問題顯得格外緊迫和突出。另一方面，物質財富的巨量增加與環境的惡化以及人在當代社會中的貶值、失落成為西方社會最為觸目驚心的事實。當代社會中將自然科學知識應用于實踐中所呈現的“正負效應”同步增長的事實使得人們對自然科學的研究與實踐中的檢驗與評價問題不得不重新關注和思考。

自然科學發展尋求的主旨是“合規律性”，而人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尋求的主旨是“合目的性”。從知識的檢驗與評價的關系角度來看，要求自然科學的理論研究與實踐必須基于“合目的”與“合規律”的雙重標準的統一。

2 對人文科學理論研究的意義

“人文科學方法論之所以成為當代世界哲學普遍關注的一個前沿領域和熱點問題，根源在于當代人類生活對人文科學的需求與人文科學的實際發展狀況之間極不相稱”。當代社會中的宗教淡化、技術異化以及人與人的疏離使得當代人陷入普遍的精神困惑之中，特別需要一種人文關懷、人文精神。這種精神出境使得人們對人文科學寄予很高的期望。從而也就賦予了人文科學的特殊重要地位，促使人文科學成為當代人類科學體系中一大主導學科群。但另一方面，雖然當代社會生活特別是當代人的精神處境已成為一些人文科學學科思考和探討的課題，但人文科學作為一個主導學科群在當代的實際發展狀況遠不能和自然科學相匹敵。當前，人文科學不僅未形成統一的規范，未建立起與自身獨特的研究對象相適應的方法論基礎，甚至其科學性也不斷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懷疑和否定。這就使得對人文科學知識的檢驗與評價研究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如何溝通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在理性意義上實現二者的統一，也是檢驗與評價問題受到關注的重要緣由。

3 對科學決策的意義

首先，知識的檢驗與評價研究有利于決策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統一。所謂決策的合目的性，就是決策與人及其實踐的現實需要相符合的性質。人們之所以要進行決策，就是為了尋求其目的的實現。所謂決策合規律性，則是決策與實踐及其對象符合、一致的性質。從知識的檢驗與評價的聯系角度看，判定一個決策是否合目的性，就是要看它能否在實踐中達到決策者預期的目的；判定一個決策是否合規律性，就是要看決策與實踐及其對象符合、一致的性質。要達到合目的性和合規律性的統一，決策者不僅要了解對象方面的狀況，也取決于決策者決策的能力以及決策的客觀環境。因此，決策者只有在妥善研究了這些條件之后，在這些約束條件之內作出決定，才能實現科學決策。

最后，有利于決策合價值性與合工具性的統一。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曾將合理性分解為價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兩種。他認為，工具合理性行動和價值合理性行動之間存在著尖銳的對立：工具合理性行動著重考慮的是手段對達成特定目的的能力或可能性；價值合理性行動全力關注的是行動本身是否符合絕對價值。由于工具合理性僅考慮達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而不考慮目的本身合理與否，因而易于導致張揚工具、手段而遮蔽目的、意義的工具主義。價值合理性注重對目的本身的合理性反思，忽視了對達到目的的工具、手段的關注，易于產生脫離實際的“烏托邦”式價值理想主義。從檢驗與評價的關系來看，科學的決策必須將這兩者結合起來。

5 結論

綜上所述，基于知識的檢驗與評價的關系的要求，判定自然科學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是否合理，標準在于“合目的”與“合規律”的雙重標準的統一。任何割裂二者，強調一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的做法都會最終導致不合理的自然科學理論與實踐；在理性意義上溝通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研究，促進人文科學研究和自然科學研究相統一，實現科學決策的合目的與和規律、合情與合理的統一。

參考文獻

[1] 歐陽康.當代哲學前沿問題專題研究[C].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

篇4

關鍵詞：社會研究 實證主義 人文主義

中圖分類號：C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745（2013）05-0068-01

1.實證主義方法論

1.1理論闡釋

在孔德之后，真正系統將實證主義方法論原則貫徹于實際研究的則是法國著名社會學家迪爾凱姆。迪爾凱姆在研究方法上堅定實證主義立場，他認為，要將社會學建立成一門完整的科學化的學科，必須要確定其獨特的研究對象和相應的一套研究方法，將社會學建立成實證科學。迪爾凱姆首先確定了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事實，社會事實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其次，迪爾凱姆提出了一系列研究社會事實的原則，認為應該把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事實當作“物”來考察。即，面對研究對象時，應破除一切主觀預斷，切勿將個人的主觀看法和經驗所獲的感性材料帶入實際社會研究中。再次，就解釋研究對象，迪爾凱姆也提出了若干原則，“第一個原則是：某一社會事實的存在必須根據別的社會事實來解釋；第二個原則是：對社會事實的完整解釋必須包括因果考察和功能分析”。

1.2基本觀點

“實證主義方法論認為，社會研究應該向自然科學研究看齊，應該對社會世界中的現象及其相互聯系進行類似與自然科學那樣的探討。要通過非常具體、非常客觀的觀察，通過經驗概括得出結論。同時，這種研究過程還應該是可以重復的”。[1，p8]由此，從是否存在社會規律方面來說，實證主義方法論堅持存在社會規律，人類社會是有規律可循的；從認識社會方面來說，實證主義方法論堅持對社會進行整體研究、靜態研究，提倡客觀的認識人類社會；從解釋社會現象方面來說，實證主義方法論倡導對社會普遍現象進行宏觀解釋；從評判社會現象方面來說，實證主義方法論認為應采用客觀的標準，用實際調查所得資料進行評判和驗證，即“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總之，實證主義方法論認為，我們可以使用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探尋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

1.3典型特征――定量研究

定量研究，從語義上來說，著重在“量”方面。顯然，定量研究側重于計算、測量，更多以數字的形式對研究進行描述。從哲學基礎來看，定量研究以實證主義方法論為指導，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人類社會，探尋現象的規律性，因而，在范式上，定量研究更接近與科學范式。從邏輯過程來看，定量研究是演繹推理的過程，從對一般現象的研究到特殊情境中。從理論模式上看，定量研究是用來進行理論檢驗的。從主要目標來看，定量研究主要用于解釋社會現象，確定所研究現象之間是否具有相關關系，甚或是因果聯系；若現象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可構建模型解釋想象之間的關系。

2、人文主義方法論

2.1理論闡釋

20世紀60年代后出現了一系列人文主義思潮，代表性較強的有喬治?赫伯特?米德、布魯默為代表的符號互動論、以阿爾弗雷德?舒茨為代表的現象學社會學和以哈羅德?加芬克爾為代表的常人方法論。其中符號互動論強調人的主觀因素，認為人具有自我的雙重性；同時符號互動論注重微觀層面的研究，從觀察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交流來探討人與人的互動過程。因而，符號互動論注重對個人的、內在的、特殊的微觀層面探討，比對社會制度、社會結構等宏觀理論的探討更細致，更深入。加芬克爾是常人方法論學派的創始人，加芬克爾所指的“常人方法”，取了其字面意思，常人方法即是常人（普通人）解決日常問題所使用的方法。他認為“一，社會學研究應該面向日常生活，分析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如何運用嘗試性知識、程序和技巧來組織他們的實踐行動；二，社會學本身也是一種日常活動，社會學知識和日常知識或常識之間并沒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加芬克爾認識到社會學應是研究我們的日常生活，研究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甚或說是，互動雙方之間語句表達的規范性、合理性；同時加芬克爾認為社會學本是又是一種日常活動。常人方法論的方法和理論對日后社會學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2基本觀點

人文主義方法論認為，人類社會不同于自然社會，不能用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在研究社會現象時，要充分考慮到人類社會主體“人”的特殊性和人的主觀能動性。具體說來，從是否存在社會規律方面來說，人文主義方法論倡導自由意志，認為人類社會無規律可循；從認識社會方面來說，人文主義方法論堅持個體研究、動態研究，強調認識社會的主觀性；從解釋社會現象方面來說，人文主義方法論堅持對微觀層面現象的探討，強調主觀解釋。

2.3典型特征――定性研究

定性研究，從其哲學基礎上來說，定性研究注重對特定社會現象特征、性質的探討，其是在特定的社會情境和社會條件下進行的，注重對特定現象的一種主觀解釋，因而，從這個方面說，定性研究受人文主義方法論的指導，更接近于自然范式。從邏輯過程方面來說，定性研究是歸納推理的過程，通過對特定現象的主觀描述，由某個特定的情境推出一般性的結論。從理論模式來說，定性研究是理論建構的過程，通過描述性研究得出一般結論，提出扎根理論，這也是有待檢驗的理論。從主要目標來說，定性研究深入實地，可以獲得某個特定地區、特定社會現象較為深刻和豐富的資料，以深入理解社會現象。從研究方式上來說，定性研究更注重研究程序、研究手段的靈活性和特殊性，社會研究方法體系中的實地研究是定性研究的主要研究方式；參與觀察、深度訪談等是定性研究收集資料的常用方法；定性研究收集和整理的資料多是以文字的形式表達出來，因而，在分析資料這一環就尤其依賴于調查員個人對研究主題的敏感度。

由上，相比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對調查員有更高的要求，要求調查員積極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因而，在一項定性研究之前都較為重視對調查員的培訓和考察。

參考文獻：

[1]風笑天.社會學研究方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篇5

【論文摘要】：　"科學哲學"是什么？對于這個與西方科學互相依存的科學研究典范，多數科學研究者是陌生的，但是是極為重要的。科學哲學是一種邏輯思考與范式交織運用，從事創造性學術活動的思維。西方人運用這種獨特的思維理論帶動科學革命的浪潮，運用科學創造發展實力，影響人類歷史數百年之久，迄今仍方興未艾。

中西方傳統文化的差異造就了西方人與我們在思維方式上的不同，就中西方哲學思想的比較，中國哲學論述的焦點是"行為"之"善"，而西方哲學論述的焦點是"知識"之"真"，兩種思維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美國北卡羅來那大學教授羅森博格對科學哲學做出以下定義：哲學首先要處理的是科學尚不能回答或永遠不會解答的問題，其次要處理科學為何無法回答這些問題。他也認為科學哲學長久以來為自己設定的任務就是要了解科學是什么，它如何運作，它的方法、基礎和條件是什么。庫恩于1962年發表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指出：范式是科學哲學的基本觀點，也就是研究者用來尋找意義的理念模式。而且所謂理念模式，就是研究者用范式的指導來從事研究問題與選擇研究行動時的思維方式。這個認識問題的思維方式由以下二個核心概念所構成。

一、思維邏輯

受文化影響，西方人在從事科學研究時有其獨特的思維邏輯，循"本體論－知識論或認識論－方法論"的思維邏輯按部就班的思考問題。有學者解釋，西方學者在從事創造性學術研究活動時的后設思維，他們基于對世界本體的某種預設，因此提出了一些認識世界的方法，從而建構出某些獨特的知識體系。這種后設思維展現在他們學術研究的成果之中，但無法在其研究成果中論述自身。然而，思維本身只是個抽象概念，所以必須將范式融入思維中從而思考研究的問題和方向。換言之，研究者的基本信念決定的任何一種研究取向或研究范式所主張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就構成該項研究范式的"世界觀"，也就是如何去認識及累積建立該門知識。

本體論關心的是人類日常生活世界中各種現象或行為，是否存在著一種事實、永恒不變的本質。如果有，那么真實、永恒不變的本質是什么？而且，不同的范式則有明顯不同的主張。所以，本體論就是科學研究的開端，研究者針對被研究的對象探討其本質究竟是什么？建構起一個初步的概念。

有了概念，接下來就是詮釋內涵。知識論關心的是研究者應該運用何種立場與態度，與被探究的對象產生互動關系，才能了解現象的真實本質。也可解釋為探討知識本質、原則和知識的來源。重點是，研究的結果和研究者的立場與態度理當一致。十六世紀文藝復興運動發生以后，這樣文化傳統更發展成為笛卡兒"主?客"對立二元論的哲學，對近代科學的發展造成極大的影響。

方法論就是要透過何種方法與策略才能發現或檢證預設的問題的本質。由于科學分類的關系，凡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領域都有其嚴格的方法論，以作為獲取知識的方法與學科發展的支撐。同樣的，不同的范式對方法論選用就會有所限制。一般我們熟知如歸納法、演繹法、辯證法、實證法、解釋法、批判法等。

綜上所述，我們了解到"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三者之間具有互為邏輯的關系。因此，一個研究者對于"方法論"的回答，必然會受到其"本體論－認識論"立場的限制，而不能隨意選擇任何一種方法論。反過來說，當研究者決定采用某種"方法論"時，他必須同時接受其"本體論－認識論"的預設。

二、范式

粗略的了解了科學哲學中的思維邏輯，接下來進一步認識研究者是透過怎樣的研究范式來對其研究的問題進行預設。其實，整個研究范式的發展就是一部完整的"科學史"，充分證明了西方哲學論述的焦點是不斷追求"知識真理"，任何一點違反理性思辨法則，都將遭受嚴厲檢驗和批判。二十世紀各種不同派別的范式主張就演進的時間先后，依序有下列五種范式的論點主張及主要是應用于何種科學的研究。

實證主義從十六世紀科學革命起,迄今仍然主宰著人類的科學研究活動，即時下廣為自然科學所引用的實證研究。實證論者的主張是"素樸實在論"，采用實驗論的立場，相信科學能夠回答所有的疑問，解決所有的問題，屬于"量化研究"的科學研究范式。

"后實證主義"針對"實證主義"純科學的觀念提出強烈的批判。代表人物波普爾認為："科學就是已成立事實的集合，這種通行觀念是錯的。科學中沒有任何一滴知識是永遠成立的，沒有東西是不變的。"后實證論者主張"否證論"的研究范式，但是仍然保留著實證主義研究范式對客觀、精確、預測及控制的重視，也認為完全的客觀不可存在。屬于"量化研究"的科學研究范式，但不排除使用"質化研究"方法。

人們通常把結構看成一種形式、一種架構或某種形狀。其實，事物的結構和本質有極其密切的關系，兩者互為條件，相互影響。結構主義不僅關注外在形式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探討形式內在組成要素彼此間之深層結構的問題。屬質量化兼具的科學研究范式。

解釋學的發展受到"現象學"影響甚深，兩者均是對自然科學持懷疑和批判的態度，認為自然科學的實證法則是不完全的，并沒有絕對性。解釋學主張，人類不可能完全了解客觀的事實，必須要從生活實踐中創造意義，而創造意義的過程就是解釋的過程。主要的方法是用對話與辯證的方式，透過歸納、比較與對照過程獲得一致性。屬于質化科學研究范式，同時也奠定了社會科學發展的基礎。

篇6

【關鍵詞】心理學 矛盾批評 負面效應 發展建議

引言

心理學之所以得到發展，跟批評與紛爭有著莫大的關系。在心理學的發展歷程中，批評和紛爭并存，兩者交相輝映，相互刺激，但也不斷豐富和完善了心理觀和方法論，最終讓心理學在實踐當中得到發揚光大，而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也最終跟我們的現實生活得到完美統一。不過，雖然無休止的批評與紛爭雖然促進了心理學的發展，但是同時也存在著很多消極影響，比如心理學的一些領域心理學的學科定性、方法論等根本性的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概念，導致心理學紛爭不斷。而要想得到突破，那么就必須要超越紛爭，才能實現質的發展。

一、矛盾和批評

對于心理學的定向，影響力最大的主要是自然科學心理學、人文科學心理學以及批評心理學等三種取向。看似有交叉重疊的取向，其實是從不同的知識結構體系來進行區分，而每一種取向還有自己的流派和方法論。

自然科學心理學囊括了結構主義、行為主義以及認知心理學等流派，主要采用分析方法來對心理事件來進行分解，這種方法能夠將整體分解為很多小塊逐一分析研究，從而解決那些要求精確、細致具體的問題，因此它關注的主要是心理客體以及事件的研究。而行為主義則是采用案例分析和量化的方式來研究信息輸入到輸出，研究引起人們心里活動刺激的影響因素。對于持這種取向的心理學家來說，他們認為經驗是促進人類心理知識進步的重要推動力。因為自然科學心理學以實證主義認識論為根基，若是聯系科學哲學、邏輯經驗主義又或者是批判理性主義聯系在一起的話，通過一系列的精細研究便能夠得出心理事實的真理性。

人文主義認為個人的生活狀況和心理狀態是可以通過心理干預來實現的，通過了解心理學的意義來實現個體、群體或者是文化的發展變化，它以綜合性為基本研究方法，把人類的各種心理劃為統一的整體，以釋義學、現象學則為其認識論基礎，重點研究人類心理整體面貌、整體屬性。批評心理學則與其他兩個心理學取向不同，它是從不同的審視角度來審視現代主流心理學發展中的問題，并通過批評的方式來構建完整的學說。從內容上來說，其基本假設則是批評能夠促進心理學學術共同體理論、方法以及時間的改變以及發展。批評心理學的方法論主要是根據心理學學科的復雜性以及概念的多重性來決定的，這一取向的杰出代表為女性主義心理學、后現代心理學等等。

二、各派心理學觀紛爭的負效應

（一）學科定位模糊。

從歷史進程來說，自然科學心理學的一直影響著整個心理學派的發展，并獲得了許多舉世矚目的理論研究，推動了心理學的繁榮發展。同時，自然科學心理學的理論比較全面，為心理學的研究性質、研究對象、研究依據、研究策略等方面提供了指導性的意見。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看，自然科學心理學的地位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機械還原論等自然科學心理學理論成果也是許多心理學家批評的主要方面，認為這種機械性地理論，割裂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只是一種呆板陳舊的傳統理論，忽視了價值觀的積極作用，并沒有進步可取之處。同時，人文科學心理學的探索步伐也不斷加快，提出了精神分析法，廣開心理學學科建設的先河，構建了一整套系統規范的針對神經癥的理論學說。雖然有極大的現實指導意義，但人文科學心理學也沒有分清人和動物的本質屬性，大有生物種族模糊的嫌疑。同時，如果用單一的生物學來進行研究人的心理活動，這是違反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行為，只會越來越忽視人的思想意識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見，不論是自然科學心理學會還是人文科學系力學，都在學科定位上存在模糊的現象，沒有科學客觀地綜合學科之長來補己之短。

（二）分裂趨勢愈演愈烈。

心理學的統一和整合，一直困擾許多心理學專家，他們為此也不斷地進行爭吵，這對心理學的學科形象有極大的負面影響，也動搖了心理學的理論地位。誠然，不同的心理學家根據自身的生活實際情況，選取的心理側面研究依據也不一樣，運用的分析方法更不一樣，最終才形成不同類型的心理學理論研究，另一方面，心理學家之間并沒有相同的語言和理論，即便研究成果相互對立和矛盾，這也是無可厚非的觀點。比如，批評心理學認為自然科學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是在前人心理學的理論基礎上形成，但其構建的心理學說卻完全與最初的心理學理論基礎互為悖論。事實上，一個不斷成熟的心理學研究，是在不斷地繼承前人的理論研究，又對其不斷地批判。為此，許多學者痛心疾首：心理學的發生了嚴重的危機，心理學出現了分裂。其實，這種觀點并不能完全說明心理學的學科價值，為了追求更加深層次的心理學研究，摒棄了以往堅持的理論依據，并不是所謂的心理學倒退，而是嚴重批判地繼承。正是由于站在不同的視野，心理學的紛爭才愈演愈烈，甚至在學科理論派系上爭鋒相對。

三、推動心理學發展的建議

現代心理學的正確性一直是專家和學者爭論的焦點，至今一個世紀過去了，批評贊揚并存的心理學理論仍不斷受到人們的重視。事實上，每一個不同了理論體系下的心理學觀點，都具有各自的優勢，不應該全盤否定。因為一個心理學理論和方法都是經過深刻地認識和研究，反映了其他心理學理論沒有具備的側面知識，這是有可取之處的。所以，本文認為要想不斷促進心理學的繁榮和發展，必須行以下兩方面著手：

（一）樹立辯證的意識，客觀認識不同的心理學觀。

從內容上來說，只有正確地認識心理學，保持客觀公正地嚴謹態度，才能形成積極健康的心理觀。如果完全用自然科學的理論來包裝心理學，這是十分片面和極端的，因為如果通過假設性的事件進行物理性概括，這種方法并不能揭示出心理學的本質。另一方面，人文科學的心理學更加強調心理的個體屬性和社會屬性之間的關系，從整體的環境中來反映個人的心理思想狀況，從而探尋心理生活的真諦。批評心理學則是通過現代化的理念來批評心理學中存在的弱勢，這種批判性的理論并不應該全盤否定，必須客觀地認識其積極有益的方面。全面否定主流心理學通過不斷完善和豐富女性主義心理方面的內容，提倡男女平等，并進行具體的實證研究，從而得出科學的心理學方法論。所以，不管是何種理論基礎的心理學觀點，必須辯證地認識其積極和消極的一面，百家學說共同探討，才能在競爭和矛盾中推動心理學的發展。

（二）不同方式之間積極配合，保留優勢條件。

自然科學是自然科學心理學發展的基礎，在發展過程中并沒有改變學科原本的精確性以及嚴謹性。此心理學科很好的推動哲學思想以及主觀內省發展。就人們心理活動研究是通過實驗方式以及具體數據揭示的，對于人物個體微觀心理機制進行精確的研究，掌握測量性，研究已經取得一定成績，獲得很多有利數據。像是心理過程、心理機制等心理現象通過實證方式進行研究，但是此種方式受到心理文化歷史屬性以及社會特征限制，并沒有發揮積極的動力。人文科學心理學與自然科學心理學之間并不矛盾。例如人本主義心理學研究人員就通過問卷以及測量的方式進行研究，講究研究方式多樣化，不會使用單一的方式進行研究，這樣才能確保非實證方式在心理學中合理位置。在研究過程中需要將問題作為中心選擇方式，要做到問題是重點，一切都是為了問題所服務的，確保做到兼收共得。此項方式需要遵循方法論原則，這樣更能省時省事的保證心理學研究同體，揭示心理生活價值以及意義。但是此項方式并沒有具體的試驗方式以及測量方式支持，不具備精確的數據定量研究，這樣就缺乏具體實證進行證明，相關心理研究成績也沒有得到人們的認同，甚至對于新的研究成績有的研究學者保持反對意見，雖然并沒有完全的否認此項研究，但是對于主流心理學方式所存在缺陷進行研究。

四、結語

實踐是心理學發展基礎，其主要價值就是服務于人們生活實踐。自然科學心理學對于心理學研究開放性以及應用性都有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推動力，但是不能忽視的是心理學理論以及實踐之間的關聯性。但是，在研究人們心理活動過程中因為受到科學主義、個體主義、客觀主義的影響，在一定的范圍內會出現變量研究改變，這樣就忽視了心理學理論實踐成績，對于社會生活所需不能滿足。人文科學心理學并不認同自然科學心理學中一些不具備理論支持的實驗結果，此項研究方式對于人們生活意義探索并沒有任何的意義。人文科學心理主要是將人本主義所需、研究動機、自我實現價值作為研究重點，這樣才能保證心理學與生活研究不分離，同時能夠保證人們精神生活質量更好的提升。現階段內研究過程中需要保證心理學不能脫離生活實際現狀，這樣才能保證人們心理學有實質性的支持思想。值得恭喜的是：現階段學者已經認識到價值觀念的重要性，心理學研究過程中倫理政治維度對其的影響性是相當重要的，不能通過簡單的方式進行處理。無論是何種研究方式，都是需要在社會宏觀文化基礎上進行的，結合人們實際生活關系，做到面對社會生活，真正的為人們服務。

參考文獻：

[1]麻彥坤.邊緣心理學對主流心理學的批評[J].國外社會科學，2009（5）.

篇7

一、實證主義下的社會學研究

法國社會學家孔德是實證主義社會學的開創者，他堅信對待社會的研究可以像自然科學那樣運用準確的研究方法，他致力于構建關于社會的實證科學。同為法國學者的迪爾凱姆也是實證主義的代表，他的《社會學方法的準則》和《自殺論》被公認為實證主義的經典之作。

在關于社會學研究對象和任務的討論上，孔德從社會學作為一門實證意義上的關于社會的科學這一觀點出發，把社會學關于社會的論述嚴格得同神學和形而上學關于人和社會的思辨區分開來。在他看來，神學將人看做是與動物有本質區別的另類，是神或天命的創造物；而形而上學則脫離現實，把社會解釋為人類離職或個人理性意志的產物。[1]孔德認為，社會學在研究社會時也應該用科學的方法，正如物理學或化學研究物質世界時所運用的嚴格的科學方法那樣。為此，孔德在論述社會學研究方法時首先提出了觀察法和實驗法，這兩種方法都是自然科學所常運用的研究方法，他對社會學研究方法的論述和歸納充分展現了其把社會學建設為一門實證科學的思想和努力。

在迪爾凱姆看來，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事實，他把發生在社會層面上的種種現象稱為社會事實，正是這些社會現象構成了社會。他在《社會學方法的準則》一書中寫道：“一切行為方式，不論它是固定的還是不固定的，凡是能從外部給予個人以約束的，或者換一句話說，普遍存在于該社會各處并且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個人身上的表現如何，都叫做社會事實。”[2]迪爾凱姆把社會事實作為事物來看待和研究，即社會生活中的種種事實，如信仰體系、社會習俗和社會制度等，都應該被看做事物，同樣也可以被直接地加以觀察和客觀地加以測量，正如物質的變化可以看作是對外部刺激的反應，同樣，人的行為也可以看作是對外部刺激的反應，即人的行為可以看作是對社會事實的外界強制作用的反應。[3]迪爾凱姆繼承和發揚了孔德的科學實證主義方法論思想，主張自然科學為榜樣，通過對經驗材料進行觀察、歸納、分析、預測和檢驗這樣一些步驟，對社會想象作出客觀的說明和解釋。此外，迪爾凱姆的《自殺論》一書開創了西方社會學經驗研究的先河。同時，德國的社會學家滕尼斯也主張對人口與犯罪、工業化等社會問題作經驗性的社會調查。20世紀二三十年代崛起的美國社會學芝加哥學派也十分重視社會調查研究，取得了大量關于城市社會的經驗研究材料；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在美國社會學界形成了一種風氣，即特別強調數量化、模型化的分析方式，相繼有布勞、鄧肯、霍斯曼、科林斯、西蒙、蘭德等學者采用數理分析方法進行了系列的社會學實證研究。換言之，實證主義方法論在西方社會學中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

二、反實證主義的社會學研究

從整體來看，孔德的社會學無疑是處在社會學發展歷史的初創時期，這一時期的特點是從科學分類出發對社會學與自然科學進行比較，以此來提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馬克思?韋伯所處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社會學的形成時期。韋伯將社會學建立在對社會行動作“解釋性的理解和因果性的說明”之上，他曾給社會學下過這樣的定義：“社會學（就這個多義詞在這里所表達的意義）是指這樣一門科學，即它以解釋的方式來理解社會行動。據此，通過社會行動的過程和結果，對社會行動作出因果解釋。”[4]因此，韋伯把社會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人的“社會行動”，而“理解”成為了社會學研究社會行動的主要方法。

理解是在研究者的解釋意圖與解釋對象之間的一個循環互動，因此，理解與解釋是永遠沒有完結的。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見解則代表了社會學領域中人文主義的主觀方法論的一般主張，他認為社會學是一門試圖深入理解社會行動以便對其過程及影響作出因果解釋的科學。韋伯的哲學觀和理解社會學主要來源于狄爾泰以“理解”為核心的精神科學和李凱爾特以反自然主義的歷史和文化的科學觀為核心的新康德主義哲學。韋伯認為，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有著本質的不同，社會現象含有社會成員對自己和他人行為的主觀理解，即社會事實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他反對把人的行為客觀化、定量化的實證主義傾向。

現象學派對人文解釋有了更大的發展，一切社會科學研究或解釋性理解其本質上都包含著價值傾向性，研究者應該關注他們與被研究者以及與生活世界之間的意識活動，對社會現象要進行深度描述，研究者還要深入現象的內在聯系之中。他們認為采用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結果是展示了一幅歪曲社會生活的圖景，這種方法往往把人類行為主體描繪成外界刺激的被動應答著，而不是其自身社會生活的積極創造者。這一流派強調在探尋當事人意義建構的過程中，研究者應該長期在當地與當事人生活在一起，通過親身體驗以了解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是如何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他們自己是如何解釋性理解對方的。社會個體對外部世界不僅僅是作出反應和回答，因而他們不僅僅是被動者，而是一個個行動者，他們在與別人的交往過程中創造出自己的意義，構成自己的現實，從而指導自己的行動。社會現實是由意義來加以構建的，社會世界是社會行動者的感性認識和主觀釋義的結果，而不是由存在于社會成員主觀意識之外的客觀實體組成的，事實上，意義正是行動者在社會交往過程中建立和重新構成的。

三、對實證主義和人文解釋的評述及應用

眾所周知，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是一個實證主義哲學家，盡管社會學源自于社會哲學，但是從孔德、斯賓塞開始就能夠看出社會學同實證主義有著密切的聯系，社會學從建立之初就是一門為重新組織社會而服務的實證性科學。

在實證主義占主導的形勢下，社會學很明顯地屬于經驗科學，人們很大程度上把搜集有關社會信息的活動等同于社會調查，正如前文所論述的那樣，社會學領域里的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方法論形成于19世紀英、法、美等國，而法國社會學家孔德和迪爾凱姆更是直接地表達了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基本觀點和主張。他們認為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除了研究內容不同外，是沒有多大區別的，其研究的方法在本質上是一樣的。他們還認為人們能夠而且應該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或實證的方法，去研究和說明社會現象，發現并揭示社會現象的本質和規律。然而，社會規律性和自然規律性有著相同之處，也有著不同之處。社會規律性主要表現為統計規律，即總體的規律。社會研究所關注的正是有許多個人組成的總體的行為傾向或發展規律，而不是個體行為的規律性。[5]實證主義的社會學方法論認為，大量的社會現象是隨機現象，而統計學是專門研究隨機現象的數學工具，它提供了一系列研究隨機現象的數量化方法。因此，運用統計學的方法，能較好地尋求大量社會現象的本質及其演變規律。在韋伯看來，社會現象不僅取決于社會規律，而且也是人的有意識行動的結果。使用實證的方法或自然而科學所遵循的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現象，是合理的，但僅此是不夠的，實證的方法不足以解釋和預測社會現象。要引入直接理解或投入理解的方法，即研究者通過自己的感受和體檢，通過對自己的理解，來重構他人的體驗，來理解他人的行為，來闡述或解釋他人行為及其形成的社會現象的意義。

隨著時代的演進，實證主義的思想內容也改變著它的表達方式，如后來的科學哲學家波普爾的證偽理論和庫恩的范式概念、科學發展階段論等，則進一步地修正和改造了早期的經驗實證主義。目前，大多數社會調查研究仍遵循著實證主義的研究傳統，人們大量地運用實證的方法，特別是運用統計學的方法，以尋求探討社會現象的本質和規律。在韋伯的影響下，一些社會學家從另一個角度批判了實證主義觀點，反實證主義學派提出了許多令人深思的觀點，他們給社會學的發展創新做出了巨大貢獻。實際上，對實證主義堅持懷疑和反對的社會學家，大多數只是反對照搬自然科學的方法或者反對濫用數量分析方法，他們并不是反對以經驗事實為依據來建立和檢驗理論的實證原則，因為社會學要想成為科學，就必須建立在經驗事實的基礎上。

篇8

一、歷史回顧：量化和質化的方法論之爭

19世紀后半葉到20世紀80年代，西方社會科學領域經歷了一場研究“范式”和“方法論”的爭執，這場爭論圍繞著量化和質化兩種研究方法，①涉及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本體論和認識論，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理性主義和自然主義，實證主義和解釋主義，標準和程序，方法的效度和信度。

爭論可以追溯到早期哲學家、社會學家對于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差異的思考。實證主義的代表人物孔德和涂爾干認為社會現實真實存在，社會過程與自然過程一樣都是獨立于人的意志與行動的客觀過程，具有客觀規律性和齊一性，社會也應該被當做事物來看待。由此在方法論上與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類似，強調使用實驗、操縱的程序和規則，通過一套工具和程序對客觀現實進行經驗性探究，對假設進行證實或證偽。②解釋主義的代表人物狄爾泰則認為，以社會和歷史為研究對象的那些學科19世紀前一直受到形而上學的支配，到了19世紀它們卻不得不屈從于迅速發展的自然科學。狄爾泰視分離精神科學與自然科學為己任，在他看來，無論實證主義的自然主義，還是客觀唯心主義的歷史哲學，都無法反映社會生活和社會精神的特殊性，有意義的人類生活構成了不同于自然科學的歷史學和其他精神科學的基礎，人類生活的每一刻承負著對過去的覺醒和對未來的參與。因此人們認識社會生活和歷史時，不是像認識自然界一樣，把它們當做外部的東西，而是當做內在的東西，人們憑借著“神入”他人的內在狀態而理解人類生活，“理解”成為把握有意義的人類生活和歷史的基本手段。③

學者Smith對這場爭論做了系統的梳理，將其大致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由狄爾泰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開始，直到韋伯試圖在早期實證主義的唯心和唯物取向之間找到一條中間道路而以失敗告終。這一階段以(質化和量化)兩種研究設想和程序存在根本不同的觀念和近乎相互蔑視的態度為特征。第二個時期或稱為過渡時期，研究范式的差異得到承認，但關注度在降低，對程序問題的強調大大增加，蔑視態度趨于緩和。此時期標志著一個全面努力的開始，即：為質化研究制定有別于量化研究的標準和程序，以使得定性研究獲得同樣的效度和信度。當下(指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一個時期，對于兩種研究假設的關注非常少(要么這種假設被認為不再重要，或者兩種方法建立在同一個假設之上的觀點得到了間接的認可)，二者的差異主要被局限于研究的方法和技巧領域，在態度上講求兼容并蓄。④

在Smith等人研究的基礎上，Anthony和Nancy進一步概括了100多年以來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的方法論爭執，將其劃分為四個主要階段，⑤并且提供了一個大致的時間輪廓：

第一個階段在19世紀末前一點，以量化研究范式的普及為特征。這一時期實證主義盛行，數學和統計程序用于探究、描述、解釋、預測、控制社會學和行為學現象。

20世紀初是第二個階段，在此時期出現了質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此流派的支持者抵制用傳統的科學方法來進行社會觀測的實證主義做法，而倡導在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領域使用解釋學的方法。這一時期以量化和質化范式齊頭并進為特點。

第三個階段出現在20世紀50年代晚期到60年代。此階段產生于抵制邏輯實證主義的部分原則之嘗試，見證了后實證主義的誕生。后實證主義體現了量化和質化研究范式的某種妥協，既承認現實構建、價值負載，又相信某種相對穩定的規律存在。研究者傾向于強調普遍意義上科學化的方法和具體意義上適宜化的方法論二者的重要性。第三階段也出現了更加激進的包括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在內的哲學思想，它們更為強力地聲稱不存在客觀的社會實在，現實是多元化的，而解釋取則決于解釋者本身。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及其類似的思想歸結于“不兼容論”，認為量化和質化范式無法并存，支持質化研究取向獨占性的優越地位。

第四個階段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此階段實用主義范式興起。實用主義者向“不兼容論”純粹方法論的支持者提出了挑戰，宣稱量化和質化范式既非互相排斥也非互為替代。實用主義者認為理論在量化和質化范式中同處核心地位，既認可主觀取向的存在，也認可客觀取向的存在，他們同時使用演繹和歸納兩種邏輯方法開展自己的研究。80年代綜合性研究方法大行其道，90年代出現了在研究過程的不同環節整合使用量化和質化方法的綜合模式研究。由此，當下的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領域占主流的是量化、質化、實用主義三種研究范式。

這場延續百年的研究方法之爭實際上并沒有了結，在今天我們依然還可以看到量化－質化研究方法的對立痕跡。“量化和質化范式的基本假設造成了超越單純的哲學和方法論爭論的分歧。兩個范式產生了不同的研究期刊，不同的研究基金源，不同的專家，不同的具體方法，甚至表達兩者的科學語言也有不同。”⑥這種爭執在近期內不會得到解決，事實上沒有政治、權威等外力的施壓，形而上學的爭議很難獲得廣泛的共識。

二、緣起：對科學的不同見解

為什么西方學術界會出現這樣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呢？這個問題非常值得國內學者反思。實際上在我們看來，這種爭執沒有太大意義，甚至難以理解。我們對于“方法”的看法一直以來都很“克制”，認為方法不過是器、術、工具、手段、途徑、策略、技巧等。在這一點上，我們與后來出現的實用主義工具論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不謀而合，方法被認為天生服務于目的，宿命性地與“被利用”聯系在一起。雖然在表達上我們也強調對方法和工具的重視，但總體上的態度仍然是近乎不屑的忽視，缺乏西方學者對方法的使命感和崇敬感。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國內研究者幾乎是按照本能和傳統在進行研究，很難感覺到方法因素的存在，更談不上對方法的承諾、忠誠和敬畏。這不一定是壞事，但會 阻礙我們深入思考方法論的哲學意義。

為了解釋爭執的原因，我們還要重新審視一下“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兩個概念。國內學術界對于“量化研究”概念的認識相對統一，即研究者通過觀察、測量、記錄、統計，借助數量、頻率、程度、值以及強度等工具，將研究對象分解成各種變量形式置于數據化的框架中加以描述、解釋，確定各種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進一步對假設進行證實或證偽。

而對于“質化研究”，很多研究者試圖給它下一個理想的定義，但很難達成像“量化研究”那樣的廣泛認可。這主要是由于“質化研究”所收納的內容十分龐雜，難以把所有與此概念有關的各種觀點概括于一個短語式的定義之下。從“什么是質化研究”的角度，有學者將主要的“質化研究”方法進行了羅列分類：⑦一種是資料搜集的程序或原則(訪談法、觀察法、焦點團體討論、文獻法)；第二種是具有綜合性的、包括一些知識論或方法論的討論(如民族志、扎根理論、歷史研究、行動研究、多元方法等)；第三種本身是一套社會科學理論(如符號互動、常人方法學)；第四種像是一套知識論(如批判理論、現象學、詮釋學)；第五種則似乎是一種特定的觀點(如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盡管如此，研究者陳向明還是嘗試著給出了一個相對合理的定義：“是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究，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構建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⑧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認識“質化研究”：(1)它遵循自然主義傳統，即在自然發生的情境中去研究人的行為，而不是在被控制、縱、被修改的實驗環境，“自然環境永遠優先于實驗室或受控環境”；⑨(2)解釋性理解，以解釋的方式理解社會行動，并將據此通過社會行動的過程和結果對這種活動作出因果解釋；⑩(3)身體工具，即研究者在不干涉的環境下親身去體驗、觀察、認知、理解研究對象；(4)長期性過程，研究者所從事的某項研究是長期的、開放的過程研究，而非短暫的、臨時性的試探；(5)歸納性的邏輯，深入個案尋找一般性的結論；(6)關系平衡，時刻調整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關系，既保證避免主觀干擾又能夠積極探究意義、賦予價值；(7)文本形式以描述、解釋性為主。

量化－質化之爭從根本上看是西方實證主義與解釋主義研究傳統的沖突與對抗。量化研究的基礎是實證主義哲學。17世紀科學革命以來，物理、化學、生物等自然學科取得的巨大進步不僅使其樹立了各自的學科體系，也逐漸確立了自然科學的權威地位，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開始向以人、社會和歷史為研究對象的非自然學科滲透。以孔德、涂爾干為代表的經典實證主義認為，社會與自然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在社會科學領域排斥自然科學方法是難以成立的，社會是自然的一部分，雖然社會現象比自然現象復雜，但是二者都是一種外在于人們情感意志的客觀現象，都是可以觀察、實驗、對比的經驗事實。科學是人類唯一認識客觀世界的手段，而科學的方法只有一種，即必須遵循自然科學家在實踐中所運用的研究方法。在實證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定量研究方法建立了它的假設，即研究對象獨立于研究者而存在，事物本身具有其內在固定的、可以重復的規律，事物的量化維度可以衡量其本質。

質化研究的基礎是解釋主義哲學，它的核心在于“解釋”而非“證明”。艾倫·布瑞曼將定性研究的理性基礎歸納為現象學、符號互動主義、理解、自然主義和個性發生學五種理論和學說。(11)與量化研究相比，質化研究強調對現實的社會建構性，強調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互動關系，主張對研究對象進行解釋性的理解。

Anthony等對此進行了總結：在本體論上——實證主義者相信，借助科學的原則，單個社會現實能夠得到有效的、可靠的測量。解釋主義者則認為，多重建構的社會現實對于不同的個體有著不同的意義，對其的解釋取決于研究者的個人透視；在認識論上——實證主義者認為研究者應獨立于研究對象之外，解釋主義者則辯稱主客體雙方相互依存，質化研究者應當充分利用這種關系更好地理解現象；在價值論上——實證主義者堅持研究應當“價值無涉”，而解釋主義者則認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研究者所影響。(12)

我們還要認識到，差異不必一定產生沖突和對抗，差異很大的思想與觀點相安無事、各行其道、并存共生的情況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也是經常存在的。人文科學的研究者在考察16世紀以來自然科學所取得的進步時，感到自己的工作在理論精確性和實際效用方面，還有許多有待改進的地方。方法之爭一開始是以“科學”之爭的形態出現的。面臨自然科學的滲透，推動爭論的第一個動力來自于思想家們對自己所處的研究領域遭遇質疑而產生的焦慮感。孔德的結論是：實證方法是最正確的，實證知識是最真實的，而實證社會學則是最高級的，拋棄思辨、轉向實證，不僅是合乎邏輯的，而且也是合乎歷史發展趨勢的。(13)狄爾泰則勇敢地對“自然科學乃是包括人類世界在內的一切知識的典范”這樣的主張提出了挑戰，認為與自然世界迥然不同的是“精神的世界”或“意義的世界”，把握“意義”的可行方法是理解的方法，他稱這樣的科學為“精神科學”。(14)

如果我們忽視思想家們對自己所從事的研究的忠誠與熱愛，很容易將量化－質化之爭看作是對細枝末節的無謂爭吵，進而對量化和質化方法采取一種想當然的模棱兩可的兩面態度——所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所以對方法論的理性認識，不是輕率地表示肯定或否定，而是理解思想家們對“什么是科學”的界定，學習和借鑒他們嚴謹、認真、執著的科學精神，并在研究實踐中務實地致力于提高兩種方法的效度和信度。

三、啟示意義：沿著哪條道路奔跑？

近年來一些中國學者提到了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學術界的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的爭論。我們所看到的類似評介性研究大多發表于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領域的期刊上，討論的規模 并不算大，很難說在中國學術界存在激烈的量化－質化之爭。這主要是中國學術研究傳統以思辨為主，實證的方法還沒有被學者廣泛采用，兩者的差異還沒有給國內學者造成足夠的困擾。

在傳播學界關于方法和方法論的探討也不多見，比較有影響的、較早地關注到這一話題的研究來自于兩個學者：20世紀80年代后期，祝建華先后詳細地介紹了實地調查、內容分析、控制實驗三種傳播學研究方法；20世紀90年代中期，卜衛探討了定性、定量、實證研究、內容分析等方法。邵培仁和廖衛民對2008年以前30年的傳播學顯性學術爭論的文章進行了統計，發現“研究方法”和“學術規范”的爭論占7.4％。(15)

國內傳播學研究方法相關文獻不多的原因，可能主要在于缺乏有深刻洞見的傳播學思想大師，沒有出現廣泛關注的具體研究案例。例如我們對實證方法的關注和了解，涂爾干《自殺論》的貢獻不可磨滅。一個成功的研究范例往往會在方法上影響一批追隨者。

只需要粗略翻閱幾本當下的傳播學期刊，我們就可以發現，量化研究或標明量化的文章比例在逐漸增加，這表明學界研究方法的取向開始產生了一些變化。質化研究雖然較多，但我們不能簡單地得出這種格局是不合理的結論，質化方法本身不一定必須去挑戰、去反對；量化研究較少，并不代表當前的量化方法遭遇了不公平對待，也并不是說它代表了未來研究的主要方向。因為無論是那一種方法，在本質上并沒有優劣之分。雖然這聽起來是老生常談，卻能夠提醒我們不要把重心放在徒勞地評判哪個更優越的爭辯上。“方法的有用性在于它們的使用，正像刀子的檢驗在于它能否切割一樣，或者換句話說，理論追隨著實踐。”(16)

此外，在談論某種方法之前，我們一定是已經對這種方法的概念、術語、原則、程序有所了解，并忠實地借助此方法開展了相關的研究實踐，這樣我們才具備了評價它的資格。“量化和質化研究的區別不在于簡單的多變量數據與深度訪談、李克特量表式調查表和開放性問卷、調查和個案研究。……方法的選擇意味著對被研究狀況的認識，如何研究則體現了對‘研究的是什么’的假設和答案。”(17)事實上我們很難說每個研究者都深刻地理解了量化－質化內涵。“量”和“質”的概念在國內學術界有一個程式化的認識，我們很容易借鑒馬克思關于“量”與“質”的辯證關系想當然地推演“量化”和“質化”的關系。

四、構建共識：科學精神的假定

過分強調量化和質化方法的差異是沒有意義的。Barbara回顧爭論歷程，將爭論點分成四個主題：主觀性與客觀性、系統化、量化、概化。她發現這些主題幾十年來已失去了很多細節意義，不能夠用它們來抓住主要的問題。“無論是在實踐還是在理論的意義上，繼續將注意力集中在量化和質化的問題上都不再有意義了。”(18)實際上目前學術界整體對方法論的認識傾向于溫和的理性，實用主義方法在爭執中逐漸占了上風，在承認具體的、適度的不同基礎上，主張兼容并蓄、各取所長。

整理西方學術界方法論之爭的具體觀點對于國內傳播學發展將會大有裨益，不過這已不是本文的主要意圖，有待于更為熟悉此領域的研究者能夠向前走得更遠，特別是深入考證西方傳播學領域是否存在明顯的量化－質化對立關系這一問題。另一方面，在我們思考傳播學方法論，或者就實施傳播學研究而選擇具體研究方法之時，研究者們需要就幾個假定達成共識：

1、“傳播學是科學”的假定

我們一般會習慣地理解傳播學為跨越新聞學、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行為學、統計學、哲學、語言學、語義學、神經病學等學科的交叉性、邊緣性、綜合性學科，但沒有哪一本著作會刻意地強調“傳播學是科學”，大概這個觀點是不言而喻的。不過在今天，再次強調“傳播學是科學”的觀念不僅并不過分，而且還是非常必要的。

自然科學從哲學母體成功分娩之后，社會科學(包括部分的人文科學)也一度面臨著如何擺脫形而上學之束縛和自然科學之懷疑的困境，思想家和學者們為確立社會科學的合法性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狄爾泰的“精神科學”、文德爾班的“事件科學”、李凱爾特的“文化科學”、胡塞爾的“人文科學”等等終于為研究人和社會的學科賦予了“科學”的桂冠。確立或確認“傳播學是科學”這一觀點，并將求真、求是、求善的科學精神自覺融入到傳播學研究實踐中去，以“科學之名”擺脫主觀、膚淺、功利、投機、重復、低層次的研究現狀，對于當下的傳播學來說很有現實意義。

2、知識觀的假定

孔德將人類理智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神學階段、形而上學階段和實證階段。在神學階段，人們以虛幻表象解釋世界的本原或終極本質，形而上學階段人們用超自然的抽象概念取代了超自然的神力，實證階段以實證科學為知識基礎，直接面向經驗事實。(19)但實證的方法不等于實證主義。這一點還是要明確的。

我們假定傳播學研究者已經明確了傳播學所承擔的獨特職能以及傳播學何以履行這些職能，已經明確了經驗、體驗(甚至先驗)、感悟、感想、感言、評介、評價、評論、猜測、推想、常識等與科學知識的區別；已經明確了任意的、松散的、零亂的、片段的記述文本與規范的、嚴謹的、有序的、系統的科學文本的差異；已經明確了傳播學知識不是對傳媒組織簡單的批評、表揚、建議和謀劃；傳播學知識不是對政府決策、政策、法律依附性的尋根、頌揚和解讀；不是虛幻、神秘的臆想，不是模棱兩可、令人費解的抽象概念，不是虛張聲勢、故弄玄虛的統計游戲。傳播學研究者可能會在“科學知識究竟是什么”的問題上找不到共同的答案，至少應該先在“科學知識不是什么”方面獲得共識。

3、學術作為的假定

我們假定傳播學研究者學術行為的純潔、高尚、嚴謹、認真，不會弄虛作假、抄襲剽竊，不會以學術垃圾和泡沫惡意地對研究資源進行套取和擠占。科學的傳播學方法可以使具體研究增值，同時也可能鼓勵研究者在方法上的投機取巧。例如，學界對量化研究重視程度增加，導致這種研究方法可以成為取悅審稿人的手段，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些“量化研究&r dquo;實際上僅僅是使用小規模的樣本進行問卷調查，然后經過簡單的比例運算，在資料呈現上采用了圖表的形式，基本上沒有對變量關系的考證，而所得出的結論是差不多不需要借助調查即可以知道的“常識”；也可以看到一些“質化研究”成為簡單、膚淺、偏見、主觀的代名詞。

4、量化－質化素養的假定

方法意味著特定的規則和慣例，良好的方法素養有助于我們理解“傳播學是科學”這一命題。方法素養的培育比爭論方法更有意義，對方法的迷信則不可取。“然而，研究者有時與他們的研究方法‘墮入愛河’，其中一些人堅持做同一類研究，即使它們已不再有理由繼續下去。那些對方法論的信奉過于強烈、誤入迷途的人，已基本上不再像科學家尋求創造所需知識那樣所作所為了。相反，他們出于武斷的理由而行事情不自禁，將方法視作目的本身。”(20)坦白地說，我們對傳播學研究方法的教育投入還需要加強。

5、“研究者是自由的”之假定

方法的自由取決于研究者的自由。國內傳播學研究主要受限于體制、資源和意識形態的限制，而這些都很難在短時間內通過個人努力得到改變。除此之外，更為直接地影響到研究行為的是，研究者本人對研究對象的“接近權”。當下傳播學的研究主體是高校和公立研究機構的從業者、研究者，學界和業界之間冷淡的隔離狀況還將持續下去，而國家資源的支持實際上使“接近權”集中在少數的學者和行政管理者手中。因此，面對諸多的困難，研究方法有時候也只能是研究者無奈的選擇。

從目前學術界“從業者”的整體研究行為和現狀來看，方法相比科學精神仍是次要的，只有先設定了“傳播學是科學”的前提，設定了“研究者從事的研究不是學術垃圾和泡沫”，方法才有意義。但這并不是在否定傳播學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因為方法只是科學研究的工具。對于當前國內傳播學的研究者來講，在科學精神之下重新去審視研究、反省方法應該是合理的選擇。

注釋：

①Quanitative和Qualitative：對于這兩個詞語國內翻譯有所不同，大部分文獻將其譯為“定量”和“定性”(如，沃野，2005)，有學者將其譯為“量化”和“質化”(如，梁麗萍，2004)、“量的”和“質的”(如，陳向明，2000)，還有學者譯為“量性”和“質性”(如，劉可，2006)，此外還有學者使用“量化”和“質性”的譯法。(如，陳向明，2008)本文總體上采用陳向明博士對“質性研究”的解釋，但譯法上傾向于使用“量化”和“質化”。

②黃瑞琪：《社會理論與社會世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13頁。轉引自陳向明：《從“范式”的視角看質的研究之定位》，《教育研究》2008年第5期。

③⑩［德］韋伯著，韓水法譯：《社會科學方法論(漢譯本序)》，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

④Smith John K. Heshusius, Lons. Closing Down the Conversation: The End of the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Debate among Educational Inquirers. Educational Researcher.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Chicago. 1985:4-16.

⑤(12)Anthony J. Onwuegbuzie; Nancy L. Leech. Taking the "Q" Out of Research: Teaching Research Methodology Courses Without the Divide Between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Paradigms. Quality & Quantity,39(3): 269-271.

⑥Sale, Joanna E M. Lohfeld, Lynne H.; Brazil, Kevin. Revisiting the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Debate: Implications for Nixed-Methods Research. Quality & Quantity, 2002, 36(1): 45.

⑦李曉鳳、佘雙好：《質性研究方法》，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⑧陳向明：《質的研究方法與社lwxz8.com 北京寫作論文會科學研究》，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⑨［美］大衛·A·歐蘭德森等著，李滌非譯：《做自然主義研究——方法指南》，重慶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11)(14)(17)景天魁主編：《現代社會科學基礎(定性與定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

(13)(19)劉少杰編：《國外社會學理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5)邵培仁、廖衛民：《中國新聞傳播學30年學術論爭的文獻統計分析》，《當代傳播》2009年第1期。

(16)［英］H. P. 里克曼著，殷曉蓉、吳曉明譯：《狄爾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篇9

關鍵詞：宏觀經濟學；社會科學方法論；實證主義；人文主義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5-00-01

宏觀經濟學是一門復雜的學科，其中充斥著許多人為因素的不確定性，因此必須遵循某種方法論來減少這種不確定性。本文通過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范式分別來闡述，指出研究宏觀經濟學問題必須注重與方法論的結合。

一、宏觀經濟學的特殊性

宏觀經濟學有其特殊性，正是由于這種特性使宏觀經濟研究變得復雜多變。一是，整體性。宏觀經濟的整體性是指宏觀經濟雖然針對不同的主體可能有不同的經濟行為，而且經濟行為的范疇會存在差異，但是從宏觀層面的經濟來講，其整體性不可忽略。也就是說，社會也好，各級政府也罷，它們在宏觀經濟方面都必須以整體利益為出發點，在制定政策措施時，必須相互配合以達到共同的目標。二是，社會性。宏觀經濟的社會性是指宏觀經濟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出發，要從宏觀的層面上把控整個國家乃至社會的經濟局面，正如本文的前一部分所述，社會及各級政府作為宏觀經濟的主體，使得它們的經濟行為具有了一定的社會責任。三是，協調性。宏觀經濟的協調性是指通過宏觀經濟活動，要促進社會各個領域的共同而協調的發展。從歷史的發展長河來看，任何一個階段的發展與進步在不同利益群體方面都不可能以同樣的速度進行，也就是存在著不同步性，在這種情況下，協調顯得尤為重要。

二、宏觀經濟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由于宏觀經濟的特殊性的存在，要想準確研究宏觀經濟具有一定的難度。宏觀經濟研究成果普遍缺乏科學性和創造性。科學性是要求學術成果所表述的內容具有可靠性，體現在論據要準確翔實，文字表述精煉不可含糊其辭，許多經濟學研究達不上要求。研究成果的創新性要展現研究的解決和分析問題的能力，但實際上大多數研究成果不是材料堆砌，就是過多借鑒別人的理論缺乏自己的創見。像多數論文的文獻綜述部分都是材料堆砌而成，以時間為序最多，卻沒有時間地點提出理論的緣由等，這樣的綜述意義不大。研究成果中的模型的“借鑒”，幾乎都是直接照搬國外的東西，再直接用中國的數據進行檢驗，而數據的質量又不高，只要得出結論就可以，不管其正確與否。

三、方法論的必要性

方法論的定義為多種多樣，《韋伯斯特大學詞典》將方法論定義為“做某件事，或為做某件事的方式、技術或過程”。但在《應用經濟學方法論》這邊書中，方法論一詞實證指：給定領域中進行探索的一般方法的研究。因而，經濟學研究方法論就是對經濟學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研究。書中方法一詞指的是：用于完成一個既定目標的具體技術或工具，這種用法和國家科學院科學指導委員會的用法一致。在社會科學方面，社會研究方法是通過科學的方法，系統地收集和分析關于社會現象的資料，并在此基礎上對相關的社會現象及其本質和規律做出科學認識的活動，是設計方法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宏觀經濟學是建立在實踐基礎的研究，并沒有一個成熟的科學的理論研究方法，如果認為宏觀經濟學科的理論不需要經過科學的檢驗和檢測就能成功，這顯然是不對的。現代宏觀經濟理論如果想要發展就必須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從而形成科學的行為準則，同時這種“行為準則”在不斷的進步和發展中形成科學的“方法論”。在宏觀經濟學科研究領域，“方法論”十分重要，它是現代科學和經濟理論研究領域的核心問題。因此，對我們科學地學習和研究宏觀經濟學科研究是至關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從社會科學方法論角度研究宏觀經濟理論

（一）實證主義

從研究特征來看，實證主義社會學對“科學建構”的強調依賴于把自然科學作為社會理論構造的模式，強調科學就在于說明現象的成因，對現象的未來進行分析和預測。并對自然科學這種普遍性和精密性的精密性，主張重量化的研究方法，因此實證主義主張以事實說話，從宏觀經驗事實來研究宏觀經濟問題。定量研究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具體化，它側重于對宏觀經濟數據的數量分析和統計計算。實際上，實證主義研究早已滲透到不管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研究中。實證主義研究有著其他方法所無法比擬的優點，如自行檢驗。實證主義在研究宏觀經濟中有很多的內在的檢驗，這些檢驗可以驗證和控制經濟學家在自己能力范圍外的研究結論。

但是實證主義分析是基于特定引導假定下，而特定引導假定本身就存在主觀性，而這兩者又是無法隔離的，因此實證主義不是撇開價值觀純粹的科學研究，不同的經濟經濟學家對于同一現象的實證研究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二）人文主義

經濟學是關于人的學問，不僅要研究資源配置問題還要研究理想人行為的問題，經濟學研究一方面要注重效率，另一方面還要關注人的倫理道德。經濟學的核心和基礎上價值論，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促進人和社會的全面發展。人文主義強調收集信息，從整體上進行理解和詮釋。它注重定性研究，并偏重本分析或敘事表達，它們認為人力的行為是多樣化的，個人根據自己的實踐情況來決定自己的行為。人文主義的社會價值是傾向于對人的個性的關懷。因此人文主義從定性的角度出發，來研究宏觀經濟問題，并讓宏觀經濟理論向對人們有價值的方向發展。注重強調反對暴力，主張自由平等和自我價值體現的一種哲學思潮與世界觀。自由公平可以促進經濟發展，而宏觀經濟發展又必須以自由公平為基礎和前提。

參考文獻：

[1]沈軍，白欽先.論金融研究方法論的范式轉換[J].經濟論壇，2006（5）：123-128.

[2]孔祥毅.山西金融史及其研究.2013.

篇10

［關鍵詞］世界美學史；生態美；自然美；美學對象；自然生成論

［中圖分類號］B83-06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848（2011）06-0008-04

［作者簡介］李衍柱（1933―），男，山東青島人，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文藝理論研究。（山東濟南 250014）

Title: Ecological Aesthetics: the New Member in the Family of World Aesthetics

Author: Li Yanzhu

Abstract: From the angle of world aesthetical history, this paper presents that “ecological aesthetics is a new member in the family of world aesthetics’. It discusses the point of the research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shows that ecological aesthetics enlarges the field of aesthetical research, breaks down the dominating conventions of “human-centrism”, and marks the new direction of aesthetical development. Meanwhile, many issuses we should examine further are presented. They include the philosophical base and researching method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its pattern, construction and aesthetical featur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cological aesthetics and nature, societ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rts, its researching pres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developing trends, the point of Chinese ancient ecological wisd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aesthetics and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world aesthetical history; ecological aesthetics; natural aesthetics; aesthetical object; natural generation

自1750年德國哲學家鮑姆加登正式提出美學（aesthetik）為一門新生學科以來，已過去260年的歷史，經過康德、黑格爾、車爾尼雪夫斯基、馬克思、海德格爾等各國美學家的不斷探索和研究，現在它已成為一門世界性的“顯學”。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著名的自然文學作家蕾切爾?卡遜用自己的生命寫出震驚世界的《寂靜的春天》。這部書“猶如曠野中的一聲吶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辯的論點改變了歷史的進程”①。由此，開始在全世界范圍內出現一個聲勢浩大的“綠色革命”運動。時代的呼喚，人民的期待，生態美應運而生，成為世界美學大家族中的一位受寵的新成員。

一、生態美擴大了美學研究的對象，標志著美學發展的新方向

1．中外傳統的美學著作中，美學的研究主要圍繞美、美感（審美）和藝術展開。在1835年正式出版的109萬余字的惶惶巨著《美學》中，黑格爾雖然從理念出發論述了自然美的問題，但并未提出生態美范疇。美學研究在中國起步比較晚，上個世紀40年代，蔡儀先生在《新美學》中，率先提出自然美、社會美和藝術美。他認為自然美是不依賴于人的客觀的獨立存在的美。從宇宙天體到微生物、植物、動物等自然美，由于其客觀存在，才有可能成為審美對象，從而被人所認識和欣賞。但在他的著作中，并未提出生態美的問題。建國后出版的幾部影響較大的美學教科書，如王朝聞主編的《美學概論》，劉叔成、夏之放、樓昔勇等著的《美學基本原理》，都未提出生態美問題。進入21世紀，我國出版的最新的美學教材是葉朗先生的《美學原理》，該書吸取了20世紀中國美學研究的成果，結合新的時代的社會實踐和藝術實踐，擴大了美學研究的領域。書中具體分析了中國美學界已出現的關于美學研究對象的六種看法：（1）美學研究的對象是美（美的本質、美的規律）；（2）美學研究對象是藝術；（3）美學研究對象是美和藝術；（4）美學研究對象是審美關系；（5）美學研究對象是審美經驗；（6）美學研究對象是審美活動。作者設定審美活動為美學研究對象，進而將美學研究領域擴展為：自然美，社會美，藝術美，科學美，技術美。但這里仍沒有生態美的位置。

2．生態美問題的提出，突破了長期在美學領域居于主導地位的“人類中心主義”，轉向“生態中心主義”或“生態整體主義”。曾繁仁先生說：“這可以說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意味著一個舊的美學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的美學時代的開始。”②

3．生態美進入美學研究對象的領域，不可避免地引起美學研究的方法論革命。在世界美學史上，蘇格拉底“標志著希臘美學思想的一個很大轉變。此前畢達哥拉斯學派和赫拉克利特等人都主要地從自然科學的觀點去看美學問題，要替美找自然科學的解釋；到了蘇格拉底才主要地從社會科學的觀點去看美學問題，要替美找社會科學的解釋”。③生態美的研究既與屬于自然科學的生態學有關，又與人文科學有關。因此，生態美的深入研究，如同馬克思所說，“正像關于人的科學將包括自然科學一樣，自然科學往后也將包括關于人的科學：這將是一門科學”。④運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統一的研究方法，將成為美學研究的一個新趨向。

二、研究生態美的哲學基礎

1．生態美研究的哲學基礎是什么？對這個問題，學界看法并不一致。在世界美學史上，美學研究經歷了本體論美學、認識論美學、價值論美學的不同發展階段。20世紀以來，西方著名哲學―美學家批評了本質主義和認識論美學研究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波普爾說：“我用本質主義這個名稱來表示柏拉圖和許多他的后繼者所主張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純粹知識或‘科學’的任務是去發現和描述事物的真正本性，即隱藏在它們背后的那個實質本質。”①本質被描述為“定義”，它追問和回答的是“是什么”的問題。對于這種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波普爾批判說：“任何一門科學，只要它使用了亞里士多德的定義方法，它就仍然處于一種空洞的冗語狀態和經院哲學的禁錮之中，而各種學科之所以取得任何進展，則取決于清除了這種本質主義的程度（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許多‘社會科學’仍然從屬于中世紀的原因）。”②本質論與認識論的美學研究對中國的美學、文藝學研究影響很深，在20世紀50年代開展的那場美學大討論中，也是把“美是什么”的問題作為討論的中心。建國后，文藝學領域受蘇式文學原理的影響，同樣也把“文學是什么”作為研究的起點。對這個問題如何看，學界需進一步辨析和研究。

2．生態美研究，擯棄了傳統的本質主義和認識論的思維方式與方法論，不少學者轉向存在論的研究方式。有的美學家說自己從事的生態美學是一種存在論美學觀。“當代存在論美學觀最主要的理論內涵是以胡塞爾所開創的現象學方法作為其哲學與方法論指導。”③存在論哲學的確為美學、文藝學研究開辟了新的路徑，具有不可否認的真理性和現實性。作為存在論的奠基者，海德格爾一改傳統的提問題的方法，他認為不應當以“存在是什么”方式提出問題，而應以“存在何以成為存在”的方式提出問題。他說：“現成存在是一種存在方式。……在的‘本質’在于它的生存。……這個存在者的一切‘如此存在’首先就是存在本身”。④懷特海進一步“把宇宙的過程納入到了理解概念之中。……誠然，只要與過程的關系未弄清楚，任何事物最后都未被理解”⑤。但我們要問：胡塞爾的現象學、海德格爾的存在論和懷特海的過程論，固然有重要的理論價值，是否還有局限性呢？我們能否以存在論和現象學作為生態美研究的哲學基礎和方法論呢？我個人認為，對此應持慎重態度，需做深入研究。

3．自然生成論和的實踐論為生態美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式。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

“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部分。”

“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所以關于他通過自身的誕生、關于他的誕生過程，他有直觀的、無可辯駁的證明。”⑥

生態美的問題，重點要研究人類出現以后（約250～300萬年前）“人化自然”與“自然人化”的生態美，還應研究宇宙中的星球上出現生命之后的生態美問題。據有關科學家研究，在人類出現以前（大約在35億年前），地球這個星球上就開始出現生命，火星上有沒有生命現象，目前正在探索中。這個非人類社會的而又開始出現生命的星球上的生態美問題，目前尚是個謎，但絕不能排除在生態美研究的范圍之外。這個問題，直接牽扯到宇宙生成論。人類社會的出現，人類的實踐活動起了關鍵作用，因此研究人類社會的生態美問題，毫無疑問應以生成論和實踐論為指導；研究人類社會出現之前的生物世界的生態美問題，則不應忽視老子的自然生成論思想。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①他又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②老子的這種自然生成論是與他的天、地、人合一的思想結合在一起的。老子的生態智慧，不僅在他所處的世界軸心時代是無人與之比肩的，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放射著燦爛的光輝。我認為老子的生態思想遠比海德格爾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戲說”高明。

三、生態美提出的嶄新研究課題

生態美的研究，是時代向美學工作者提出的嶄新課題，它直接關系到人類生存的家園和人類自身生存的方式，它聯結著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有關的諸多問題，都尚未研究或剛剛開始研究。就本人接觸的有限的文獻資料看，當前有以下十個問題急需群策群力展開研究：

1.生態美提出的歷史必然性和迫切性。

2.生態美研究的哲學基礎與方法論。對國內外已有研究者的指導思想與研究方法的述評。

3.生態美本身的構成、形態和審美特征。

4.“人類中心主義”對美學研究的貢獻與局限。如何重新評價康德以來世界美學傳統？如何評價康德提出的“自然是為人而美，美只適用于人類”的觀點？

5.重新研究自然美的問題。達爾文提出的動物也有美感，我們今天如何看？20世紀50年代美學大討論中關于自然美的評述。

6.生態美與社會美、自然美、藝術美、科學美、技術美的聯系與區別。

7.中國古代生態智慧研究的現代意義。

8.國外生態美研究的現狀、問題和發展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