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范文
時間：2023-10-20 17:31:55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地理學及地質學研究方法的意義
地理學及地質學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地質景觀的色彩寫生。任何自然風景都構筑于一定的地質構造。除非面對大海,寫生實踐中就無法回避地質結構。這是必須要面對、要把握的內容,否則畫面就會因刻畫不夠深入而缺乏說服力。以山地寫生為例,就要運用地質學的研究方法明確山地的地貌特征,以便使筆下的景物做到觀之可辨其質、可曉其理而不是囫圇吞棗、泛泛地描個大概。如根據地質學的研究江西龍虎山、安徽齊云山、福建武夷山等名山屬于丹霞地貌,因地殼運動較緩而少有斷層;因巖石質地疏松而多被風化成細小紋理(而非太行山系那樣的大斷層大紋路);因巖石中含鐵量很大而多呈紅褐色。以此分析為基礎,色彩寫生時則要考慮巖石刻畫不能過于棱角分明,尤其在對其進行細節刻畫時,轉折處多做圓角處理,色調處理上要多考慮運用赭石、熟褐、土紅、朱紅等紅褐色系。
二、水文學研究方法的意義
水文學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水文景觀的色彩寫生。江、河、湖、海、潭、澗、溪、瀑等水文景觀也是色彩風景寫生的重點研究對象。因成因不同,其形態差異也很大。運用水文學的研究方法對其進行辨析和理解是必要的。尤其是全景式水域風景寫生時,如不能從水文學的角度來對其進行區分和理解就不能實現準確刻畫。各種水文景觀其構成及流勢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論。況且,不同的水文景觀大多被賦予了相應的人文情懷和文化意蘊,在具體刻畫時是必須要區別對待的,必須在表現手法和造型刻畫上有所區分。否則,大海的洶涌與湖泊的浩淼、淵潭的寧靜與深澗的舒緩、山溪的輕靈與瀑布的噴涌是無法相區分的,其背后各自的人文情懷和文化意蘊更無法得以表現。如黃山人字瀑與黃果樹瀑布相比較,雖都稱之為瀑,實則差異很大。從水文學的研究角度講,黃山人字瀑只是山間的溪流,是由山間石縫間的水匯集而成的。其季節性很強,平時就不寬闊,枯水期便更窄,也常斷流。而黃果樹瀑布則是上游無數條類似黃山人字瀑這樣的山溪匯集而成,其水量很有保障,寬度也很大。考慮到這些,在刻畫時就要注意不能把本是靜靜流淌的黃山人字瀑表現出洶涌奔騰的效果,否則在刻畫失之準確的同時也對其黃山特有的幽靜靈動意境失之表現。同理,在刻畫黃果樹瀑布時,即使在枯水期也要考慮其大落差、大寬度的客觀構造,刻畫時要以大取勝。否則,就會對其澎湃飛動、震耳欲聾的氣勢和西南第一瀑的人文意蘊失之表達。
三、植物學研究方法的意義
植物學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植物景觀的色彩寫生。如果只把植物當做畫面遠景處理則只需做符號化處理即可,植物學研究方法似無用武之地。但如植物作為畫面近景做特寫式的描繪,植物學研究方法就會大有用處。雖然沒必要像植物標本記錄那樣使每個細節都嚴格遵守該植物的生理結構,但必須在整體形態上保持一致。如畫面中明顯出現植物枝杈葉子則刻畫要更嚴格一些,要從植物學的研究方法出發確保筆下藝術形象與真實情況保持相對的一致性。色彩風景寫生不同于裝飾工藝繪畫可以為了畫面構成及形式的需要而對于植物的生理構造進行主觀變形。植物在風景作品中不但可增加畫面的生機活力,還可對畫面的地域性有明顯的標識作用。如刻畫江南風景,在民居瓦舍之旁安置棕櫚修竹不但符合其地域特征還對其江南特有的文化特征起到了有效的表現。
四、氣象學研究方法的意義
氣象學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對氣象景觀的色彩寫生實踐。大自然中的陰晴雨雪是色彩風景寫生的表現重點之一。包括夜景在內的所有氣象景觀都處于一定的光照之下。“光”作為色彩風景寫生最重要的客觀因素,氣象景觀可以作為其最佳的形象載體。傳統西方就產生過透納等專門研究氣象景觀的畫家,對色彩學有著重要貢獻的印象派繪畫對氣象景觀也多有佳作。氣象景觀往往轉瞬即逝,僅憑直觀的觀察和記憶是遠遠不能滿足刻畫的需要的。對此,氣象學的研究方法就會發揮巨大作用。可根據氣象學的相應規律,對未能詳細記憶的氣象景觀進行分析。由于分析的過程并不受時間局限,所以非常有助于寫生實踐。如云是色彩風景寫生的表現重點之一,對其分析和理解離不開氣象學的研究方法。由于時間、風速等因素的影響,云的形態可謂千變萬化而且變化速度極快,即便是寫生高手也很難在很短時間內將其盡收于筆端。于是,在不斷提高造型技巧及繪畫速度的同時更要加強對氣象學研究方法的理解和訓練。云的形態的改變、流動的方向、顏色的變化、整合的趨勢等變化都有規律可循。只要依據氣象學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實現對眼前變化無常的云做到理性把握,在對其各種變化的過程及趨勢做到了成竹在胸就可以從容刻畫而不會手忙腳亂了。再者,氣象學可以和水文學相結合,二者的研究方法的綜合運用可有助于理解各種水域在不同氣象變化下的不同狀態。
以上就是色彩風景寫生實踐中運用較多的自然學科研究方法,只有實現多種研究方法的綜合運用,才能保障色彩風景寫生藝術實踐的順利進行。
作者簡介:
篇2
關鍵詞：主流心理學；科學主義；自然科學取向
分類號：B84-06
1 引 言
心理學中存在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兩種對立的流派。代表前者的構造主義、行為主義和現代認知心理學接受“原子論、還原論、客觀論、決定論、量化方法五個原則”(高峰強，2001)，，以較大的影響力，在心理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主流心理學借鑒自然科學――包括物理學、化學、數學、生理學、醫學和計算機科學等，以機械自然觀為基本世界觀，以實證主義為基礎方法論，吸收了經驗主義、客觀主義、操作主義、價值中立等自然科學原則，并引進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技術、設備和成果，建立了類似自然科學的方法論體系，來指導自身的研究。這種自然科學取向，盡管促進了主流心理學的獨立和發展，但也存在著明顯的弊端，造成了“心理學研究課題、研究方法和社會責任的迷失”(Bakan，1996)。
那么，為什么主流心理學選擇走自然科學之路呢?近20年來，盡管不少學者對這一取向的不合理性進行了批判，但是對于它產生的原因，尚未做深入分析。作者從歷史、社會、經濟、時代精神、學科建制的背景下，考察了主流心理學選擇自然科學取向的原因，其中包括：歷史上自然科學對主流心理學的影響、自然科學具備成熟的方法論和有利的時代精神、自然科學的實踐性優勢、社會需求對自然科學取向心理學的促進、主流心理學研究者的心理因素，以及心理學研究對象的復雜性。作者提出，隨著心理學科的成熟、社會的發展和科學觀的演變，人文社會取向的心理學研究將會受到更多的重視。
2 自然科學對主流心理學的歷史影響
2.1 自然科學幫助心理學獨立
人類心理一方面作為哲學思辨的主體和過程，另一方面又作為哲學研究的重要對象，這種主客體的雙重角色，使得心理學同哲學相互交織，難以分離，無法跨出哲學思辨式的研究方法，始終無法獨立。近代自然科學首先提出了獨立的心理學研究的要求，并貢獻出方法論、儀器和測量手段，幫助心理學擺脫了附庸哲學的地位，實現了獨立。
19世紀初期，天文學家被反應時間差異所困擾。貝塞爾總結了“人差方程式”，提出了反應時間這一研究課題。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神經生理學、感覺生理學、腦機能研究涉及到了心理學領域。以醫學家布洛卡、維爾尼克和物理學家赫爾姆霍茨為代表的研究者們，研究了大腦機能、神經沖動和知覺等，創造了臨床法、切除法和電刺激法，促進了生理心理學的產生。19世紀30-60年代，生理學家韋伯研究了物理刺激與心理感覺之間的關系；物理學家費希納利用物理學和數學方法，創造了均差法、正誤法和最小可覺察法，創立了心理物理學。1879年馮特借鑒自然科學，建立了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心理學研究終于具備了客觀性、實證性、經驗性和可操作性，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
2.2 自然科學推動主流心理學發展
主流心理學在發展過程中，吸收了大量自然科學的原理和成果。艾賓浩斯以實驗方法控制記憶條件、觀察記憶結果，首次研究了高級的心理過程，推動了實驗心理學的發展。鐵欽納吸收經驗主義和聯想主義，秉承原子論，對注意、聯想、情緒和情感進行了研究，創立了構造主義心理學。行為主義采取實證主義、機械唯物主義、經驗主義和還原論，吸收了條件反射學說和生物進化論，以刺激一反應模型對行為進行了嚴格的實證性研究。新行為主義接受邏輯實證主義、操作主義和物理主義，采用數學和邏輯語言來描述人類行為。認知心理學吸納了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數理邏輯、計算機科學，把人的思維看作物理符號系統來進行研究。盡管它反對行為主義對意識研究的忽略，但仍然繼承了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原則。當今的主流心理學出現了生物神經學化的趨勢。它吸收了認知神經科學、生物遺傳學、習性學的研究成果，從生物決定論的視角，以基因、神經和激素等生物層面上來解釋心理現象。
如此看出，在心理學獨立和發展的過程中，自然科學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人文社會科學的創立和發展，相對于自然科學來說比較晚。加之這些學科本身就不夠成熟，其對于心理學的影響也較為次要。
3 自然科學成熟的方法論和思想基礎
3.1 原則和方法論優勢
自然科學方法論建立在決定論、機械自然觀和客觀性原則上，追求普適性真理，采用實驗研究方法。與人文社會科學相比較，自然科學具有原則和方法論的優勢。
1)決定論：決定論假設存在著普遍的因果規律。這就意味著，一旦認識到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人們就有能力對事件進行預測和控制。因此，決定論是科學研究和社會控制的前提。與決定論概念相對的是自由意志，它較多出現在人文社會研究當中。自由意志排斥因果關系，然而沒有因果關系，學科的實用性就大打折扣。
2)機械自然觀：機械自然觀把宇宙比做精密的機器。這種世界圖景具有簡明性、精確性、規律性、可預測性和可控性，有利于研究工作的開展和研究成果的應用。人文觀點承認心理的主觀能動性、復雜性和易變性，這就造成了研究的困難。
3)客觀性原則：自然科學家堅持客觀主義，盡可能地排除研究者主觀態度、信念和偏見對科學研究的影響，以期發現客觀真理。客觀性原則還樹立了一元的真理標準，有利于研究者之間的交流和對成果的評判。
4)普適性：自然科學追求普適性的真理。自然科學家運用歸納和演繹的思維方式，來探索個別現象和普遍真理的聯系，這種方法有利于理論的產生、檢驗和推廣應用。
5)實驗方法：在實驗方法中，自然科學家通過控制變量來確定相關或因果關系，產生的結果具有必然性和較高的可信度。而人文社會科學的結論具有較大的或然性，可信度較低。
以上原則和方法的應用使自然科學具備了客觀性、普適性、準確性、一致性、可觀察性、可重復性和可操作性，形成了一個頗具吸引力的方法論體系。
3.2 有利的時代精神
科學的發展是特定的社會階段和時代背景的產物。因此。“對心理學發展史的理解必須考慮這一學科進化的背景，考慮學科中的流行觀念和那個時代的文化，以及時代精神或時代的思想氛圍”(Schultz&Schultz，2007)。近幾個世紀的多數哲學思潮、時代精神都是有利于自然科學的。
唯科學主義極大地提高了科學的地位。自文藝復興、科學革命開始，天文、數學、物理、生理、醫學等自然科學獲得了空前的成功，“科學取
代宗教成為最為突出的理智的權威，成為文明世界的世界觀的定義者、審判者和護衛者”(Richard，2007)。唯科學主義隨之誕生，它認為自然科學能夠解決一切問題，而其他知識都是不可靠的。在唯科學主義盛行的情況下，主流心理學作為新興的、具有爭議的學科，采取自然科學的定位是明智的選擇。
從物理屬性來闡釋人性的機械主義人性觀也隨著科學革命而盛行。另一方面，由于工業生產方式，“現代社會的一個特征是機械化，工業化和技術化代表了機器變成社會中心這一過程”(Griffin.1998)。在機械主義人性觀和機械化社會的影響下，主流心理學走自然科學的道路，是符合社會思潮和需求的。
19世紀開始流行的實證主義崇尚理性，強調經驗，提出科學研究必須采用假設、演繹、驗證和數學方法，以揭示事物運動的規律。這些思想是與現代科學精神相一致的。通過這些主張，實證主義提高了自然科學的權威，為其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氛圍。
經驗主義是自然科學的基本原則。它主張人類知識起源于感覺經驗，而自然科學正是通過經驗性研究來實現的。與之相對的理性主義否認經驗的可靠性，也就貶低了科學的價值。在兩種哲學思想的交鋒中，經驗主義自13世紀開始占據上風，直至今天仍然處于主導地位。
現代工業文明由理性文化主導，這與自然科學的理性前提是一致的。現代經濟、政治、社會管理等基本活動都體現了理性精神，這一精神滲透到人們的思想意識當中，創造了有利于自然科學的文化氛圍。
除了剛提到的唯科學主義、機械主義人性觀、實證主義、經驗主義和理性文化之外，西方思想中的唯物主義、聯想主義、客觀主義、身心交感論、物理主義、操作主義，以及達爾文主義等哲學思潮，都推動了自然科學的發展，也吸引了主流心理學向自然科學靠攏。相比較之下，人文取向的思潮，如解釋學、現象學、存在主義哲學，則影響力較小。
4 自然科學的實踐性優勢
與人文社會科學相比，自然科學具有較多的實踐性優勢。這些優勢即吸引了主流心理學，也成功地推動了主流心理學的發展。
4.1 研究對象的性質
從研究對象的性質來看，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客觀物質世界，具有客觀性、機械性、普便性、同質性和易操作的特點。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不同的自然科學家能夠找到同質的研究對象，進行重復驗證。因此，自然科學易于積累、比較和評判研究成果。相比之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存在較大的主觀性、發展性、異質性、歷史性、文化性、倫理性和不穩定性，操作性也較差。人文社會學者很難找到同質的研究對象：很多人文社會現象隨著歷史推移而變化或消失；倫理性原則束縛了對研究對象的控制：社會現象、文化和人類個體較難作化研究。
從研究對象與外界聯系來看，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相對孤立的，較容易確定因果聯系。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對象則處于宏大的社會文化背景、交互錯雜的關系當中，較難尋找到規律。因此，主流心理學偏重研究具有自然科學品性的心理現象。
4.2 研究方法
實驗方法是自然科學研究的重要手段。實驗方法有固定的程序，通過控制變量來確定不同變量之間的關系，容易得出較明確的結論。因此它也贏得了主流心理學的青睞。在《四十項改變心理學的研究》一書里，40項心理學研究中，有28項采用了實驗方法，其他研究方法――觀察法、調查法、臨床法、總結性研究和思辨方法全部加起來，才占了12項研究(Hock，2004)。
自然科學應用數學方法進行定量、統計和分析，以求客觀性、精確性和可操作性。主流心理學追隨了自然科學的數學化趨勢，以對其重要思想進行嚴密的闡述(Thurstone，1986)。數學方法的引用為心理學帶來“簡潔精確的形式化語言，數量分析和計算方法，推理工具和邏輯證明工具”(陳宏，2006)。相比之下，人文取向的研究則較少采用數學量化方法。而采用定性方法時，其定性的標準又多為主觀，難以確定。結果就造社會科學比自然科學更難出成果，卻更容易產生理論分歧。
另外，技術、設備的應用幫助自然科學家更好地觀察、測量和控制研究對象。主流心理學采用了大量類似的技術和設備：從記憶鼓、棒框儀、閃光融合器到迷津、斯金納箱、測謊儀，再到磁共振成像技術、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技術、事件相關電位研究技術等；近年來還出現了計算機化的研究趨勢。這些技術、設備的應用使自然科學成果產出穩定，相比之下人文社會科學較難應用技術、設施來輔助研究，故顯步履艱難。
4.3 研究成果的物質轉化
自然科學與物質進步直接相聯系，多數研究成果可以迅速投入到工業生產、生活消費當中，社會貢獻是外顯的。在實際運作當中，自然科學研究往往和農業、生產制造業、商業等聯系在一起，以研究成果換取資金支持。人文社會科學的成果則更多是非物質和隱性的，不直接貢獻于物質資料，較難投入商業運作，只能應用到政府、管理、學術界、藝術等有限領域，獲得的資金、政策支持也比較少。
4.4 社會認可度
自然科學研究具備客觀性和精確性，為社會作出顯而易見的物質貢獻，因此比人文社會科學受到更多的社會重視。從社會心態來看，由于自然科學距離生活常識較遠，大眾缺乏專業知識對自然科學進行批判。而人文社會科學貼近現實生活，大眾經常憑生活經驗對其進行批判，因此，它在大眾心目中的權威性不如自然科學。
5 社會需求對自然科學取向的促進
科學的發展受社會需求的推動。“科學已經有意識地并直接地指向具體的領域，而且這些具體領域的選擇已經越來越不由科學家決定了……科學研究工作越來越多……受科學以外的機關或團體――工業和政府部門所組織起來的研究機關或團體所控制”(Mason，2005)。心理學的獨立和發展歷經了第二次工業革命、世界大戰、信息化、經濟發展和社會制度建設。這種社會經濟狀況對心理學的需求，更多表現在物質建設的層面。工業、商業、教育、醫療、軍事、科學等領域的需求，有力地促進了行為主義、認知心理學和心理測量等自然科學取向心理學的發展。
獨立的心理學研究的必要性，是由天文學、物理學和生理學等自然科學提出來的。主流心理學回應自然科學的需要，強調人的機械性和生物性，先天地與自然科學聯系到了一起。為了解決狗的腺體分泌遭遇干擾的問題，生理學家巴甫洛夫轉向了對條件反射的研究。行為主義建立在條件反射原理上，與生理學產生了必然的聯系。
1903年法國政府對智障兒童的關注，1905-1913年歐洲向美國的大規模移民，1917年美國加入一戰時大量征兵，都需要檢驗人們的心理素質和能力(Gregory,2006)，有力地推動了心理測量運動。現代社會的多個領域――教育、醫學、企業、行政、學術研究等，都大量應用測量技術對人的心理進行評估。
美國工業革命完成后，大量涌入美國的移民需要接受訓練，以適應新的生活和生產方式；不同地區、群體之間的思想分歧需要被調和，以鞏固統一的國家觀念；工業的迅速發展要求培訓工人，以提高工作效率。這使得強調行為塑造、社會控制的行為主義被廣泛應用，占據心理學統治地位長達幾十年。
二戰后，戰爭的推動、計算機與航天科技的發展，都要求對人類認知進行研究。隨著西方國家從工業社會邁入后工業社會，或信息社會，知識產業、信息產業發展壯大，推動了現代認知心理學的發展(車文博，2007)。
縱觀歷史，心理學獨立之時，正是工業化、社會化生產蓬勃發展及社會制度完善的時期。工業社會更多強調的是經濟發展、制度建設的目標，而非人文的、精神的關懷。在以機器生產為基礎的工業文明中，“心理學服務于這些機器的設計，使得機器最大程度地符合人的能力和特征，同時確保人最有效地使用這些機器”(Denis，2007)。國際競爭造成了近代科學發展的一般傾向：“工業不大發達的國家總是在大力開展工業方面的科學研究，而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則把大部分撥款用在軍事科學研究方面”(Mason，2005)。自然科學取向心理學迎合了工業和后工業社會的需要。
但是，后現代主義思潮已經開始挑戰工業文明和理性主義，強調社會、文化環境當中的人的生存狀態，為人文取向的心理學開拓了空間。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來看，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物質生活的富足，人們將更加重視自身文化性、精神性的存在。人文取向的心理學也會隨之發展。
6 研究者的心理因素
6.1 研究者的學術偏好
庫恩指出，科學中的一些決定并不是出于邏輯思考。而是基于個人的喜好、價值、政治信念和科學共同體中的共識(Kashdan&Steger,2004)。Karl Lashley和Gregory Kimble分別提出，心理學家的學術取向更多是出于性情和世界觀，而不是理性思考(Hergenhagnn，2004)。Lashley把心理學家劃分為柔性思想和剛性思想兩種，以此解釋了他們選擇不同學術取向的原因：“這些純粹是由性情決定的。是基于性情而不是理性的選擇”(Lashley,1923)。Kimble選取APA成員和大學生進行調查，得出結論：不同分會的APA成員、不同學術水平的人士分別傾向于不同的學科取向(Kimble，1984)。
主流心理學的自然科學取向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了學術隊伍組成的影響。在心理學早期的學術隊伍中，大批著名的心理學家，比如馮特、鐵欽納、詹姆士、高爾頓、卡特爾、麥獨孤和伍德沃斯等，都是從醫學、生理學或物理學轉向心理研究的。在心理學研究中，他們把大量的自然科學方法和成果帶入了主流心理學。在后來的發展中，主流心理學也大量吸收了生理學、醫學、計算機、數學等領域的人員。即使在今天。很多大學都鼓勵有醫學、數學或計算機基礎的學生報考心理學。接受自然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研究人員，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了人文社會取向的研究者，這種狀況在相當程度上促成了主流心理學向自然科學方向的偏倚。
6.2 研究者的顧慮
在科學主義的影響下，將心理學建設成為一門自然科學，成為了無數研究者的夢想。但是，由于研究對象的特殊性，使得心理學誕生艱難，科學地位不鞏固，以至于研究者對心理學的合法性缺乏自信心。由于心理現象的主觀性和內隱性，早在17世紀，伽利略就指出心理學不能成為一門科學。由于心理現象在過去不能被實證研究，實證主義的創始人孔德拒絕把心理學列入科學的名單。由于不能采用量化研究，康德也認為心理學無法成為科學。心理學是否屬于科學的問題，至今仍在爭辯當中；近20年還出現了關于心理學合法性的危機論。
根據流行的英美科學體系，只有自然科學才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社會學科只能勉強算是科學，而人文研究則只是“學科”，不是科學。因此，為了確立心理學的科學地位，多數心理學家選擇了自然科學而不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取向。很多心理學家對自己的研究方法心存顧慮，于是盡力遵循自然科學方法論：“以方法中心為根基的正統觀念鼓勵科學家保持‘安全、明智、穩妥一(馬斯洛，1987)。
哲學式的思辨成了主流心理學研究的大忌。Teo指出，“在20世紀，對哲學式思辨的指責成了對心理學家的死刑宣判”；在建立自己理論的時候，馮特、華生、斯金納和喬姆斯基紛紛批評前人對哲學思辨方法的依賴(Teo，2008)。為了避免哲學化之嫌，華生否認把意識作為研究對象，而是將心理現象還原為肌肉活動和腺體分泌的物理、化學現象。在斯金納的激進學說中，理論研究甚至被完全拋棄(Hergenhagnn，2004)。主流心理學家服從自然科學的權威，忽視了心理學研究對象的特點，造成了自然科學化的取向。
7 心理學研究對象的特點
7.1 早期的自然科學取向
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有著復雜的屬性：物質性、生物性、社會性和精神性并存。這四個范疇之間有依存性和時間性的遞進關系：在依存性上，序列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礎，后者由前者演進而來。在時間上，存在無機物、有機生命、社會、意識先后發生的時間關系。由于這四種屬性中占據前位的相對客觀、機械、靜止和外顯，所以研究起來比較容易。這就決定了學科自下而上的發展規律。學術研究從基礎性的對象開始，這樣不僅有利于進行根源性的探索發現，也有利于知識在由低到高的層次上積累和發展。另外，這種研究順序也符合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規律，從而順應了社會需求。
由于人類機械性與主觀能動性、生物遺傳與社會文化影響、物質性與精神性并存，心理研究面臨很大困難。剛誕生不久的心理學不具備完善的方法論對如此復雜的研究對象展開全面研究，只能從低級的心理現象入手。所以，機械性和生物性的心理現象受到了主流心理學的青睞。
7.2 未來的整合趨勢
主流心理學選擇自然科學取向盡管是明智之舉，但是也為此付出了代價：“理論和方法通過忽視不能被數量化的現象來獲得流行”fLalvor,2003)。心理學研究應該遵循這樣的規律：從機械性到能動性，生物性到社會性、精神性，靜止到動態，外顯到內隱，由片面研究到整體研究，決定范疇到自由王國，功利追求到審美追求，從服務經濟到以人為本，從關注人的生存需要到發展需要。當心理學逐步成熟時，人文社會取向的心理學將獲得較大的發展，與自然科學取向心理學進行整合。Henriques指出，心理學面臨的困難是整合關于人的不同層面的知識的困難，并且提出了一個與上述觀點相似的樹形知識結構(由四個維度：物質、生命、思維和文化組成)，來整合知識系統，從而解決心理學分裂的問題(Henriques.2008)。
洪曉楠從科學哲學角度闡述了科學與人文進行整合的必要性：
“科學只是揭示了人的生活世界的一個維度或幾個維度，……人對世界的把握并不僅僅限于科學認知，意義的追問和探求總是多向度的，這就需人文的探索和揭示來完成。只有科學與人文的互補整合，才能完整地表達人的存在的全面性和人的本質的豐富性”(洪曉楠，2008)。主流心理學將人機械化和生物化，忽略了人的社會、文化和精神維度，是不足以窮盡心理現象的豐富內涵的。一個更為宏觀、整合的范式才可以對人的心理現象進行全方位的探索。
8 結語――個宏觀的范式
由于以上原因，主流心理學在發展初期走自然科學化的道路，有其必要的學科建設意義。但是“近年來，我們已經觀察到逐漸上升的對科學心理學方法論，以及其相應的理論思考的不滿”(Toomela.2007)。采用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心理學研究已經被批評為“解答問題的方法論與所提出的問題之間的不匹配”(Toomela，2007)。心理學中有很多問題并非經驗性問題，而是關于意義、理解、道德、文化等宏觀的問題，并不僅僅限于因果關系的描述上(Stam，2006)，自然科學模式不能完全滿足心理學研究的需求。另一方面，科學方法論是由哲學規定的，并且在提出假設、建構理論和解讀數據的時候，哲學思辨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哲學思辨不應該成為心理學的禁忌。
篇3
關鍵詞：社會科學方法論；康德；新康德主義；韋伯
自從蘇格拉底提出探求真理的“辯證法”方法以來，方法論就一直是哲學認識論的重大問題，不過，近代以前的哲學家大都是方法論上的統一論者，他們認為人類無論研究自然、研究人、還是研究社會，其研究方法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都是方法論上的一元論者，他們無法想象針對不同的研究對象會有在原則上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法。近代以后，一元論受到挑戰，這種挑戰源自兩個背景，一個是科學方面的，另一個則源自哲學。從科學方面說，近代自然科學的崛起和勝利，使得科學方法得到了廣泛的運用，但同時也出現了對這種科學方法的反彈，特有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問題也日益凸現；從哲學方面看，近代認識論的特有論說，特別是其有關事實與價值的觀點從哲學層面催生了社會科學方法論學說的產生。當然，這兩個方面是相互影響、相輔相成的。本文撇開了科學方面，僅從哲學方面作一些粗略的探討。從哲學方面說，始于萊布尼茨、休謨等人的知識分類說以及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相區別的觀點是為社會科學方法論之源起。
一、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源起
哲學家們很早就對各門科學知識進行過分類，比如，亞里士多德就把各門科學分為理論的、實踐的和制造的三大類，但它并未促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誕生，這主要是因為，（1）亞里士多德以來的知識分類說大都是基于研究對象的；（2）這種分類并未觸及價值判斷的特殊性問題；（3）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哲學家都是方法論上的一元論者，即都認為各門科學的研究方法在宏觀上和根本上具有內在的一致性。而自萊布尼茨以來，近代哲學家提出了一種不同于古代的獨特的知識分類說，正是這種知識分類說以及相關的價值判斷問題成為了社會科學方法論得以成立的前提。
與古代的知識分類說不同，近代的知識分類說不是基于研究對象的不同，而是基于一種判斷、一種知識的科學性和真理性的不同，萊布尼茨率先提出了這種知識論，他說：“有兩種真理：推理的真理和事實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它們的反面是不可能的，事實的真理是偶然的，它們的反面是可能的。”①萊布尼茨的“兩種真理論”意味著存在著兩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和真理，一種是推理的、必然的知識，這種知識只需要依內在的邏輯一致性即可證明為真，而且必然為真，另一種是事實的、偶然的知識，這種知識則需要借助外在的經驗觀察才能確定真假，而且這種真只具有或然性。
休謨則提出了與萊布尼茨幾乎完全一致的知識分類理論，休謨說，科學知識或者是關于觀念關系的知識，如數學和邏輯等形式科學。但與萊布尼茨不同的是，休謨知識分類說的本義是要明確科學知識的定義和范圍，以表明什么是科學，什么是非科學，從而把一切非科學的東西從科學領域中清除出去。為此，他更進一步提出了將“是”與“應當”、“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作出嚴格區分的觀點，即人們不可能從“是”推出“應當”來，“是”的判斷（事實判斷）與“應當”的判斷（價值判斷）是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判斷，因此，必須嚴格區分作為科學研究的事實領域與作為道德研究的價值領域（相當于現在的社會科學）。這樣，休謨不僅進一步確定了基于判斷之真理性的知識分類說，而且凸現了現代社會科學方法論的一個核心問題——價值問題。
萊布尼茨和休謨的上述觀點在康德哲學中得到進一步的明確和深化，康德將知識分為先天分析知識、后天綜合知識以及康德所獨創的先天綜合知識三大類，前兩種知識分別對應于萊布尼茨和休謨的觀念關系的必然知識和事實關系的或然知識，由于康德認識論的原意是如何證成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因此在這三種知識中，康德本人更重視第三種知識即先天綜合知識，整部《純粹理性批判》可以說都是對先天綜合知識的論證，然而出乎康德意料的是，他的認識論中的前兩種知識，先天分析知識和后天綜合知識卻得到了后世哲學家更多的認同和研究。
另一方面，康德的認識論有一個與休謨相同的目的，即為科學定性和劃界，他是通過對人類理性認識能力的分析來進行論證的，康德一方面論證了科學（康德把它叫做“理論理性”）的價值和意義，在經驗的范圍內，科學真理（理論理性）具有普遍必然性，但若超出了經驗的范圍則科學（理論理性）必然陷入二律背反，成為一種先驗幻象，這說明科學（理論理性）及科學真理不是無限的，而是有限的，在科學的范圍之外還有一片廣闊的領域，這就是價值世界（康德把它叫做“實踐理性”），康德與休謨一樣，敏銳地觸及到了科學的有限性和價值問題，但與休謨排拒價值世界不同，康德認為正是因為科學（理論理性）的有限性使得價值（實踐理性）成為必要和可能，此所謂“揚棄知識，以便為信仰留下位置。”②在康德哲學中，在科學（理論理性）的范圍之外是廣闊的價值（實踐理性）的領域，而且與科學（理論理性）的經驗性、必然性相對應，人類的價值（實踐理性）領域則是超驗的、自由的王國，其重要性甚至在科學（理論理性）之上。因之，康德不只是區分了科學和價值，而且從哲學上對這兩大領域都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和研究，此舉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意義極為重大，因為，在康德之前，人們對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間的區別雖然早有認識，但這種區別 “并沒有從基礎上以哲學的方式建立起來。人們一般認為，一切知識都有共同的理論基礎和哲學基礎。由于自然科學的成就，特別是邏輯、數學和物理學知識的確定性，這些科學的規范、原則和哲學基礎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切科學知識的準則。就認識論而言，康德并沒有超出這樣一種觀念。但是，康德的偉大之處在于為人的行為的可能性留出了一塊自由的畛域。哲學所要證明的，不僅包括人們達到對于自然的普遍必然的認識的可能性，而且還包括人們意志自由的可能性，也就是獨立于自然法則的自由法則的可能性。康德的這一觀點雖然尚未涉及文化科學的各種具體學科，也未涉及文化科學一般方法論問題，但是為一切主張文化科學區別于自然科學的思想提供了最基本的哲學根據，這就是人的行為的自由本性，人的行為以及由這種行為構成的社會的歷史性。”③
綜上所述，萊布尼茨以來的認識論有兩個重要的觀點，1，基于知識的形式特征（與經驗有關還是無關）和真理性（必然真理還是或然真理）的近代特有的知識分類說，這種知識分類說將知識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與經驗無關的、具有必然性的邏輯——數學知識，另一類是與經驗有關的、只有或然性的經驗知識；2，與這種知識分類說密切相關的“價值論”，休謨和康德都區分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在科學領域之外劃出了一片價值的領域，“價值論”特別強調了與邏輯和事實判斷的科學性和客觀性不同，價值判斷是主體的和主觀的領域。近代認識論的第一個觀點將包含了價值判斷的社會科學排除在自然科學之外，不管作出這種分類的哲學家的主觀意圖如何，它在客觀上確認了存在著一種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社會研究，導致了社會科學的獨立存在。第二個觀點以“價值”統攝社會科學，這不僅點出了社會科學的根本特征，而且對“價值判斷”的分析討論日后也成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命題，因此近代認識論的這兩個觀點事實上構筑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前提。
二、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奠基
康德等人區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觀點是社會科學方法論得以建立的起點，也是一個獲得今日學術界廣泛認同的觀點，但進一步而言，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事實與價值之分？特別是應該如何看待包含價值判斷的社會科學？則又是一個引發了廣泛爭議的問題，由是而形成了兩種相互對立的思潮，因而康德之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思想是沿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路徑發展的，一種是主張社會科學科學化的實證主義，另一種是主張社會科學特殊性的歷史主義，兩種思潮都建基于休謨和康德的理論之上。
廣義的實證主義包括圣西門、孔德、密爾、斯賓塞、馬赫及邏輯實證主義等一系列人物和思潮，作為一種具有強烈科學主義傾向的哲學思潮，實證主義繼承了休謨和康德哲學中有關只有邏輯和經驗研究（自然科學）才是科學，價值判斷并非科學的著名觀點，從這一基本理念出發，實證主義認為，價值判斷和社會科學或者根本就不是科學，或者必須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進行整合和分析。而自然科學之所以成為科學，除了研究對象上的原因以外，研究方法上的優越性是一個關鍵因素，這種優越性使得自然科學的原則、規范和方法應該而且事實上是一切知識的準則，因此，社會科學要成為科學，只有使用統一的自然科學方法來分析和研究，實證主義與古代哲學家一樣是方法論上的統一論者，認為只要是真正正確的、科學的方法就既可以認識自然，也可以認識人和社會。實證主義并未承認與自然科學研究相比，社會科學研究有何特殊性，但實證主義仍對社會科學方法論有以下幾項貢獻：1、實證主義專門探討了科學研究（包括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2、實證主義強烈主張社會科學應與自然科學一樣具有經驗性和科學性；3、具備了科學性的社會科學同時也應該是客觀的、價值中立的。
對社會科學方法論作出了更大貢獻的是新康德主義，這主要建基于這樣的事實，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自然事實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社會事實之間存在著重大的、甚至是本質上的差異。相對于無目的、無意識的自然事實而言，社會事實具有鮮明的目的性和意向性，因為社會事實都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而人類行為的主觀性、能動性、選擇性和價值性都是客觀的自然事實所不具備的。而且由于這種區別，自然科學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如實驗法等實際上也無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加以運用。所以，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除了運用與自然科學相同的一些方法以外，也應該存在不同于自然研究的、社會研究的特定方法，也即有一種所謂“社會科學的邏輯”，新康德主義正是從這里出發，肇始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
首先是狄爾泰，狄爾泰一生的偉大抱負是完成所謂“歷史理性批判”，他對歷史和歷史科學的獨到見解開啟了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真正建構。他先從存在論的角度區分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在狄爾泰看來，以歷史事物和文化現象為研究對象的人文科學與以自然事物和現象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有著原則區別，自然科學以外在的物理世界為研究對象，而人文科學則以人的內在生命、人的精神世界為研究對象，自然的物理世界本身沒有意義，或者其意義需要人去賦予，而人類生活則是有意義的，由于這種區別，因此，從研究方法上說，“在自然科學中，任何對規律性的認識只有通過可計量的東西才有可能，……在精神科學中，每一抽象原理歸根到底都是通過與精神生活的聯系獲得自己的論證，而這種聯系是在體驗和理解中獲得的。”④這就是說自然科學通過感覺、思維等外在的認識方式來進行，它是用因果關系描述和解釋的科學，而人文科學則應通過人的精神活動內在地去領會，它是用將心比心式的心靈交互來體驗的理解的科學。“社會事實是被人們從內部理解的。我們可以根據對我們自己狀態的觀察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它們在我們之中再現。我們理解它們，就可以通過愛和憎，通過我們激情的變換，而使歷史世界再現。”⑤
與狄爾泰從存在論角度研究人文科學的特殊性不同，新康德主義西南學派的代表人物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則主要從方法論的角度來探討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社會科學）的區別。 文德爾班認為，由于自然“規律”是始終存在、反復出現、不斷起作用的東西，因而自然科學使用普遍化的方法，目的在于尋找自然界的“規律”、“齊一性”、“共相”、“不變的形式”， 它是“制定規律”的科學。而歷史“事件”則只有一次性、個別性和獨特性，因而社會歷史科學則使用個別化的方法，目的在于把某一過去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再現于當前的觀念之中， 它是“描述特征”的科學。
李凱爾特進一步從質料和形式兩個方面區分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所謂“質料的分類原則”即從研究對象上來劃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李凱爾特認為自然是那些從自身中生長起來的、自生自長的東西的總和。文化則或者是人們按照預定的目的生產出來的。在這里，價值是區分自然和文化的標準，而所謂價值就是獨特性，一切自然的東西都是普遍的、重復的，因而沒有價值，都不能從價值的觀點加以考察。反之，一切文化產物之所以具有價值，在于它們的獨特性，它們的一次性發生過程。⑥
與“質料的分類原則”相比，李凱爾特更強調“形式的分類原則”， 即從研究方法上來對科學進行分類。從研究方法上說，自然科學是試圖從事物的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因此，它必須采取“普遍化的方法”。文化科學所面對的是特殊的、一次性的研究對象，因此，它就只能采用“個別化的方法”。當我們從普遍性的觀點來觀察現實時，現實就是自然；當我們從個別性和特殊性的觀點來觀察現實時，現實就是歷史和文化。
新康德主義從康德關于自然領域和自由領域相區別的觀念出發，論證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之相互區別在存在論（狄爾泰）和方法論（李凱爾特）上的內在根據，指出了歷史事實和文化現象與自然事實相比所具有的諸多特殊性，如價值性、個別性等，第一次明確地從學科類型上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文化科學）區分開來。同時，新康德主義還對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比如：狄爾泰對“意義”的分析、對神入型理解的闡述，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對“價值”的強調、對個別化方法的探討等等，這些成就一方面正式開啟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另一方面，其中的許多觀點后來都成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重要原則。
三、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確立
如果說新康德主義開啟了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的話，那么，20世紀德國最偉大的思想家韋伯則把這種研究向縱深推進，并最終確立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原則。
韋伯的方法論思想異常豐富，涉及社會科學方法論中幾乎所有的關鍵問題，首先是如何界定社會科學，劃定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界限，在這一點上，韋伯基本上接受了新康德主義的觀點，認為社會科學應從存在論和方法論兩個方面加以界定，社會科學既有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研究領域，更由于有著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而有其獨特性。
其次，如何看待價值問題。自休謨、康德以來，“價值”乃是不同于“事實”的另一種判斷和另一個領域，是社會科學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新康德主義更是以價值論為中心來建構人文社會科學，無論是韋伯時代還是在現代，價值問題都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問題，韋伯在價值問題上的觀點是一方面強調價值的獨特性和重要性，反對實證主義和自然主義，反對用尋找“規律”等來取代社會科學在對象和方法上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反對德國唯心主義，堅持社會科學也是一門客觀的經驗科學，不贊成用直覺等含混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科學。具體而言，韋伯的基本主張是試圖將“價值關聯”與“價值中立”在方法論上統一起來。
韋伯認為社會科學首先是“價值關聯”的，這表現為價值是社會科學形成的先決條件，也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區別所在，同時，“價值關聯”也表明社會科學家必定是在一定的價值觀念的背景下去從事研究的，研究課題的選擇和目標的確定與研究者的信仰、利益和偏見等密切相關。因此，價值關聯既是建立社會科學的前提，又是解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興趣的根據，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價值分析則是價值關聯的具體化，它具體地揭示了文化意義之所在，它們是經驗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但還不是經驗科學本身。
如果說“價值關聯”是社會科學得以確立的基本前提的話，那么，“價值中立”則是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它向社會科學提出了一個客觀性的要求，這種要求與自然科學的客觀性要求是一致的。區分事實分析和價值判斷，將價值判斷從科學認識中剔除出去，這個由休謨率先提出的原則在韋伯手上得到了明確而系統地闡述。
韋伯認為，前述價值關聯的有效性只限于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確立，它不能代替對實在所作的科學分析。韋伯一方面通過一些具體事例，如對當時流行的工團主義理論和信念的分析闡述了科學與價值的分野，另一方面，在《“價值中立”在社會學和經濟學中的意義》和《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中的客觀性》等文中進一步從理論上證明“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這種觀點是正確的。”⑦因之，“價值中立”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論原則表達了三種規范，（1）必須將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區分開來，（2）價值判斷無法取代科學認識，（3）科學知識也無法得出有關價值的結論。“價值中立”表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一樣必須追求真理，必須滿足客觀性要求，學者不是先知，教師不是宣傳家，講臺不是布道所，韋伯反復強調的這個原則如今已成為社會科學界大多數人的共識。
韋伯“價值中立”說的另一個意蘊是社會科學的價值論域沒有事實領域那樣的客觀真理，一切價值都是相對真理，無法在終極的意義上比較高下，價值論域是“諸神彼此之間永無休止的斗爭。⑧真、善、美是無法統一的，正所謂“一事物之所以為神圣，不但不因其為不美所妨礙，而且唯其不美，方成其為神圣……一事物之所以為美，不但不因其有不善之處所妨礙，而且唯其有不善之處，方成其為美……一事物之可以為真，不但不因其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妨礙，而且唯其為不美、不神圣、不善，方可成其為真……”⑨因此，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和終極信仰都是平等的，哪一個都無權宣稱具有絕對的正確性和優先性，稟持不同價值信念的人均應相互理解和寬容。
韋伯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另一個貢獻是提出了“理解”和“理想類型”兩個研究范式。韋伯認為，“理解”或是合理性的，即邏輯的或數學的理解；或是神入的，即對他人心理和行為的重新體驗。韋伯著重分析了神入性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必要性在于人類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如價值觀念、終極目標、激情行為及所有的非理都很難用邏輯的方法來解釋，而只能作神入式的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可能性在于在大致相同的環境下，人們會產生大致相同的內心活動，因此人們可以通過分析在被理解者所處的情景中將會出現的內心活動來類推他人的內心活動。當然，由于這種神入性理解不具備合理性理解的邏輯明晰、普遍性和規范性，因而其正確性和有效性始終是有爭議的，不過，正如安德列斯基所說，盡管神入性理解有種種局限，但若無神入性理解，社會秩序在幾秒鐘內就會崩潰，因而它是無法從社會科學中排除出去的。⑩
“理想類型”是韋伯提出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另一個范式，韋伯認為，由于研究者面對的社會事實紛繁復雜，要做出接近真實的研究頗為不易，因此需要建構一套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概念系統，它是從歷史事件中抽取和歸納出來的一種概念構架，是為了透視實在的因果關系而構造的非實在的因果關系，這就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理想類型”。韋伯的“理想類型”論以及韋伯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提出的幾種“理想類型”：如新教倫理、科層制、三種統治形式等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顯示了巨大的力量，成為人們廣泛使用的一種研究方法。
因休謨和康德提出事實和價值的分野而肇其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到韋伯時代已完成了初步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原則已經建立起來，并被廣泛地運用到社會科學的研究之中。比如，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分離在今天已是學術界的共識，也是社會科學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分類標準，經濟學據此就有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之分。又如，根據價值中立的研究原則，現代社會科學家都力求避免用價值判斷來代替科學的實證研究，以求得研究結果的客觀公正。另外，價值與事實的不同還表現在價值判斷并沒有事實判斷那樣的客觀性，各種價值具有不可公度性，而社會科學研究又無法回避價值判斷，因此在價值問題上，社會科學家要堅決反對和摒棄唯我獨尊的沙文主義，堅持相互理解、相互寬容和平等對話的原則。
總括本文，從休謨到康德、從新康德主義到韋伯，現代社會科學方法論由是得以建立。
引文注釋
① 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M].商務印書館，1975：488.
② 楊祖陶，鄧曉芒編譯.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人民出版社，2001：59.
③ 韓水法.韋伯.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37-38.
④ 轉引自劉放桐.新編現代西方哲學[M].人民出版社，2000：125.
⑤ 轉引自韓水法.韋伯[M].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40.
⑥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M].商務印書館，1986：20.
⑦ 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楊富斌譯.華夏出版社，1999：100.
⑧ 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楊富斌譯.華夏出版社，1999：28.
⑨ 轉引自蘇國勛.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55.
篇4
關鍵詞：《科學基礎方法論》 方法論 比較 書評
中圖分類號：B0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2）09（a）-0202-01
近年來，國內在方法論方面的研究困境，依然和七年前北京師范大學劉嘯霆教授所指出的情況相似。20世紀80年代國內的方法論熱，主要是討論科學認識方法論；當時的科學認識方法論著作，也不是從科學活動的實際出發，而是按哲學方法來劃分。因為當時的科學觀把科學認識論化，忽視了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科學所包含的豐富內容，而認為科學只是一種知識；當時的哲學觀（知識觀）則往往把科學知識與哲學知識混為一談，認為科學是分門別類的知識，而哲學則是知識的總括，進而混淆了哲學方法與科學方法的界限；當時的方法論也僅限于思維方法，而不認為是實踐方法或活動方法。進入90年代，哲學認識論讓位于價值論，“真理與方法”向“真理”傾斜，人們開始更多地關注實際問題而從分析轉向“面對實事本身”，那些本來似乎有一定操作性的方法論，因與實際并無多大關系而遭廢棄；同時，科學認識論也讓位于科學價值論，學術支點開始下移，一些具有方法論特點、富有方法論探索潛力的交叉學科紛紛興起。[1]20世紀后期，科學研究的重點發生從哲學到社會學的轉向，崛起社會學也引發了方法的革命。但是，相關的方法論研究卻缺乏對新出現的各種方法的系統整理，新世紀就科學的人文社會性研究則強烈表現出整合的趨勢，需要從新的層次和視角出發，重建新的、具有復雜性的科學方法論范式。“這是目前方法論研究所必須面對的歷史真實。”
《科學基礎方法論》就是循著這樣的學術慣性，在復旦大學陳其榮教授1996年10月主持申報并獲批準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九五’規劃基金項目”《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比較研究》課題的基礎上，由廈門大學曹志平教授主筆而成。
科學基礎方法論，揭示的是隱藏在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這三大基本科學類型的活動中，共同表征人類科學最基本特性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及其實現機制。它既不同于自然科學方法論，也不同于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但又構成它們最基本的部分，并使科學成其為科學。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無疑屬于科學基礎方法論研究，既填補科學方法論理論研究的空白，在對比分析中，把握人類科學方法的基本特質，揭示人類科學認識的基礎或者基本方法論，為在認識論和本體論上克服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對立提供方法論依據；又通過科學基礎方法論的探索，促進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實現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相互滲透、協調發展。出于這種建設性的目的，作者提出并探索科學的基礎方法論，力圖在把握人類科學的基本認識特征的基礎上，揭示科學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方法論屬性（即書中所說的基礎方法論），闡述科學思維方式的基本內容，說明包含人文科學在內的科學發生、發展的基本的方法論機制，而不是全面地展開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差異性的一切方面。[2]
難能可貴的是，該書不是空談，而是具有示范意義地，在科學基礎方法論的探索中，堅持了作者認為是“以往的研究表現出這樣或那樣不足的根源”的兩個基本的方法論原則。
（1）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是一個屬于交叉學科或跨學科研究的范疇，面臨選擇論證的立足點的問題：要求超越各自的領域和方法論，既不應該從自然科學（特別是精密科學）方法論出發，像實證主義那樣論證它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統攝；也不應該從傳統的人文主義或“人文學科”方法論出發，像浪漫主義那樣為自己辯護，而排斥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方法的滲透和運用。但實質上，要避免這兩種傾向是非常困難的。作者認識到，“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本身就存在一個（該書提出的）認識主導觀念的‘非中心化’問題，研究者不應該從這種或那種主導觀念出發，而是要面對人類科學發展的歷史和現實實踐，像科學的歷史主義那樣，強調對科學的歷史分析與哲學的方法論研究的有機結合。”
（2）方法論的矛盾要在認識論層次展開，上升到本體論層次才能得到解決；同樣，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也不僅僅是方法論問題，而是一個涉及方法論、認識論、本體論的課題，它本質地需要一個方法論、認識論、本體論辯證統一的認識論平臺。但過去的一些研究，實質上只以實證主義認識論為平臺，在科學上，完全沒有看到現代自然科學，特別是量子力學對經典認識圖景的革命性變革，沒有看到現代生命科學的崛起和系統論思維方式對自然科學認識論的意義；在哲學上，沒有看到后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和科學歷史主義、科學知識社會學、解釋學對邏輯實證主義的批判和發展。因此，作者提出：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比較研究，需要分析、把握人類科學的最新發展及時代精神，吸收現代哲學發展的最新成果；脫離了現代科學的發展，就不能恰當地把握科學思維方式的發展脈絡，不能正確地抽象人類科學的基礎方法論，也不能正確地討論自然科學思維方式、研究方法與人文、社會科學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的連續性和間斷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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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李凱爾特認為按照狄爾泰的做法，人文科學還是依賴于自然科學，并沒有取得與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李凱爾特認為“從自然和精神的對立進行的分類研究，不能達到理解經驗科學之間實際存在著的差別，然而問題卻首先取決于這種區別。”他提出了用自然和文化的質料對立去取代自然和精神的對立，同時用歷史概念和普遍規律概念的形式對立去去代取代自然科學方法與精神科學方法的區分，根據以上原則，李凱爾特將經驗科學成功地區分為自然科學與歷史的文化科學。
二、形式分類原則，普遍化方法與個別化方法的對立
李凱爾特強調僅憑質料原則“還不夠，必須用一個形式的分類原則來補充這個質料的分類原則”他認為，自然科學與歷史的文化科學在形式上的區別表現在它們各自形成自己的科學概念時所采用的原則的對立——即自然科學的普遍化方法與歷史的文化科學的個別化方法的區別。在李凱爾特看來，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歷史的文化科學都是對直接經驗材料的改造，對現實本身的簡化，這是因為概念是普遍的，我們不可能將現實的無限的個別的東西都納入到概念中，概念與現實之間永遠存在一條鴻溝，希望概念像鏡子一樣完全反映出現實之物是不可能的，因此，“認識不是反映，而是改造”。
那么科學概念如何才能把握現實呢？李凱爾特首先從概念與現實的關系入手，提出現實的“異質連續性原理”。李凱爾特認為概念不能包攝現所呈現出的連續性和異質性；但理論上，我們可以把這兩種顯示所呈現出來的這兩種特性，科學對現實的改造和重構就表現在兩個方面：一種是用同質的連續性來改造現實的異質的連續性，這是一種普遍化的方法，自然科學把與任何價值都沒有聯系的事物和現象看作自己的研究對象，它的目的在于發現同質的普遍聯系和規律；而另一種是把現實的連續性改造為現實的間斷性，歷史文化科學就采取這種方法，它以分割現實的連續性為代價而保存現實的異質性。要研究歷史文化科學，就必須注重對象一次性發展的特殊性和個別差異性。
只有個別性才對文化價值有意義，才是本質的。即采取將異質的連續性改為異質的間斷性的方法，為了防止科學概念變為個人純粹主觀意愿的產物，只有將它建立在一個“先天判斷”的基礎上才是可能；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通過這種先天的價值原則就能把所給的現實材料中的本質成分與非本質成分區別開來；所以為了搞清楚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的研究方法的不同特點，就必須厘定兩者形成科學概念所各自遵循的一般原則的不同。
篇6
關鍵詞:經濟學;科學;性質
1經濟學科學性質之“惑”
對經濟學的科學性質的爭論從經濟學的出現至今就沒有停止過。羅森伯格指出,經濟學是一門“處于純公理系統與應用幾何學的交叉點上、類似于數學的一個分支”的科學;米塞斯(L.V.Mises)認為:“經濟學不是來自經驗,它先于經驗,是行動和事實的邏輯”,“經濟學的定理不是來自于事實的觀察,而是從行動的基礎范疇中演繹出來的”。按照米塞斯的這段話,其認為經濟學因為無法進行精確可控的實驗,所以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瑞典經濟學家謬爾達爾在獲獎后批判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設立,因其認為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
2波普爾的科學劃界標準
在批判邏輯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基礎上,波普爾在其自傳中簡單明確地提出了自己對科學的劃分標準:可證偽性。從邏輯上來說,每次的實證描述都只是單稱描述,而一個全稱陳述的理論是不可能被一個個的單稱陳述所證實的。經濟學的三大基礎假定之一:資源是稀缺的,我們可以從對某種資源的觀察得出結論來證實“資源是稀缺的”這一假定。但是我們是不可能窮盡世界所有種類的資源是否稀缺來證明這個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證實的。但它卻有被證偽的可能性。我們或許可以找到這個假設的反例,從而推倒這個假設。但是人類發展至今,還未能找到什么資源不是稀缺的,因此這個假設暫時未被證偽。但是它有被證偽的可能性。這就是命題的可證偽性。可證偽性正說明了科學的科學性。波普爾從這個角度說明,科學的分界應該是可證偽性。此外,對科學性質無任何爭議的物理學,有存在無法實證的假定,例如物理學中的隨機性假定。
3經濟學的客觀性
3.1關于客觀性
科學的客觀性并“不是建立在脫離了科學家個人的價值斷定采取超然態度的基礎之上的”,這是波普爾的前提觀點。由于科學的客觀性在于科學方法的公共性質,所以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各種偏見的社會科學家們正是在充分徹底的討論中產生出客觀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學家的態度比社會科學家的態度更客觀,這是完全錯誤的。人們之所以認為社會科學不具有自然科學的客觀性,是因為他們將以前自然科學的標準強加于社會科學的后果,是對客觀性本身的誤解。我們應該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考察客觀性問題,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與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有何不同的問題。“與此相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不是建立在科學家們的不帶偏見的心境的基礎上,……建立在科學事業的公眾性和競爭性的事實……客觀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評,建立在批評的方法,批評傳統的基礎上。”從中可以看出,波普爾認為的客觀性與一般意義上的懂得不同。他認為科學的客觀性是方法的客觀性,而不是內容的客觀性。
3.2關于經濟學預測不準確
經濟學家預測的不準確性是受人們詬病的一個方面。歷史決定論者主張:在經濟科學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觀性。其根據之一就是預測具有自我實現和自我毀滅的雙重效果,波普爾把這兩種效果總結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體來說,這種效果也就是指預測既可以成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為阻止該事件的原因。如果經濟學家有意圖的進行預測,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愛好和自身的利害關系來進行行動。這種價值斷定就會影響預測本身的內容,給預測內容的客觀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觀性造成各種各樣的損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曾經說過,在他認識的人里,很少有因為根據經濟預測采取行動而賺錢的人,倒是有不少靠賣經濟預測賺到了錢。
但是,波普爾認為俄狄浦斯效果屬于科學的處理操作內部的事情,即預測的準確與否不能成為一種理論是否成為科學的衡量標準。喬治•荷曼斯(GC.Homens)也認為:有效性和精確解釋等科學構成因素雖然說對一門科學而言極為重要,但它們只是社會科學的目標而不是科學研究的結果。喬治•荷曼斯(GC.Homens)舉了達爾文的進化理論為例:雖說它并未精確地敘述進化的過程,也未從其理論中引申出有效的預測,但沒有任何科學家會否定進化論在科學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對現代遺傳學的貢獻。
3.3關于經濟學受經濟學家意識形態影響
人們廣泛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學中,研究者比較容易保持“價值中立”,而在經濟學中,研究者既是觀眾,又是演員,很難保持“價值中立”。經濟科學中沒有廣泛的永久性的法則,而自然科學中卻有。羅賓遜夫人坦言:經濟學的著作中幾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觀性偏見的論述。
從波普爾對科學的客觀性的看法可知,經濟學常受到的關于階級屬性的質疑是無意義的。因為經濟學的客觀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觀性。經濟學發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識形態的國家里都是可以借鑒的。在經濟學的方法上,是無階級意識之分的。因此,對經濟學的階級屬性的質疑是對經濟學不公平的對待。至于部分經濟學家的帶有階層性質的,“巧”借客觀的經濟學分析方法的為某個階層服務的經濟理論,那就是那些經濟學家個人問題,而不能成為論證經濟學不是科學的論據。
4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統一性
4.1研究對象
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上,廣泛的看法是,社會情況比自然情況更加復雜——這在經濟學科的研究中不勝枚舉,計量經濟學者更是常常為變量的選取與舍棄而大傷腦筋。也因此,認為經濟學沒有自然學科諸如物理學那樣的客觀性。波普爾認為這種偏見可能有兩個來源。一是我們往往把不應比較的事情加以比較,即具體的社會情況和人工隔離實驗的自然情況。二是一個古老的想法,認為社會情況的描述必須涉及有關的每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乃至生理狀態。他認為,這種看法是一種曲解,是不加思考隨波逐流的一種看法,“社會科學不但不如物理學那么復雜,而且具體的社會情況一般說也不如具體的自然情況那么復雜……”。波普爾的話可以這樣懂得,經濟學中的經濟現象分析,不必考慮進社會全部的因素,我們能夠建立一些簡單的模型來分析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而這種簡化的模型與自然科學的模型并沒有本質的區別。事實上,在自然科學的模型中,我們同樣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變量。而那些廣泛的自然科學研究對象可以更簡化,乃至可通過實驗來模擬,由此認為自然科學更具客觀性的看法只不過是自然科學的發展更具深厚的傳統罷了。經濟學和自然科學進行模型分析和應用的困難只是程度問題而并不是性質問題。:
4.2科學發明方法
除了提出理論的劃界方法這一對經濟學有利的論斷之外,波普爾在理論發明的看法上也有力支持了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的觀點。在波普爾看來,科學發明的方法是試錯法。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應該是保持試錯法,他們都是人類理性的產物,理性是可批判的,因而在可錯性這一點上沒有本質的差別。經濟學中,從古典經濟學派,到凱恩斯學派,再到新古典綜合派,無不說明經濟學是在問題的不斷提出、解決過程中發展的。二戰后凱恩斯的國家干涉主義,正是為懂得決當時經濟中出現的問題而產生的。經歷了約40年的統治時期,資本主義進入滯漲發展階段,凱恩斯的國家干涉主義也漸漸地失去其威力,于是新的學派出現。經濟學在不同時期出現的不同發展流派恰好體現了經濟學理論的發明遵循著波普爾的科學發明公式,這一點和自然科學的發展不存在本質性的差異。
4.3經濟學發展現狀
波普爾指出:“所謂科學學科不過是以人工的方法劃分的問題與嘗試性解決方法的混雜物,真正存在的是問題和科學傳統”。由此我們甚至不應該太過注意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劃分,這可能只是一種傳統的偏見。確實這一看法也是符合社會科學發展現實,隨著自然科學家的新論點和文化研究的興起,“從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這兩個超級領域之間的組織分界”。許多科學家都承認不僅兩個領域的徹底區分是不可能的,就是對“對社會科學知識所作的鮮明制度性區別也具有相當大的人為性”。
5總結
波普爾的科學哲學觀點,應用在經濟學的科學性質上,從科學的劃界標準,研究對象,到科學發明方法等方面都可以得到論證,可以得出經濟學是科學這一結論。另外,經濟學發展至今,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由于其與自然科學的融合,更有“經濟學帝國主義”之說。資源經濟學、環境經濟學、人口經濟學等新興交叉經濟學的興起,更是說明了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不可分割性,他們在科學性質上并無本質上的區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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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喬治•荷曼斯箸,楊念祖譯.社會科學的本質[M].臺灣:桂冠出版社,1987.
篇7
Abstract：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local basic research. Through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his paper collects the data of Tianjin funded projects in 2009-2015.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bibliometr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tuation of project funding of Tianjin science foundation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basic research.
關鍵詞：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天津市；2009-2015年；資助情況
Key words：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Tianjin；2009-2015；funding situation
中圖分類號：G322；G3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7）13-0215-03
0 引言
為推動我國科技體制改革，變革科研經費撥款方式，1984年2月14日國務院批準成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長期以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在促進基礎研究、培養科學技術人才，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等方面做出巨大貢獻。[1]本文以天津市高等院校和科學研究機構獲資助項目為研究對象，探討天津市基礎研究管理工作，為促進地區基礎研究發展提供參考。
1 數據來源與分析方法
本文數據來源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ISIS系統及2009-2015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統計表。運用文獻計量學與Excel的排序、篩選等功能對項數經費、依托單位、項目類別、學部分布進行分類統計。
2 獲資助項目的總體情況分析
截止2016年10月，天津市高等院校和科學研究機構有52個單位注冊為科學基金依托單位，2009-2015年間獲資助的依托單位有43個（高等院校19個，科學研究機構24個），7年間共獲科學基金資助6032項，資助金額30.9億元。
歷年及總體獲資助情況見表1。
由表1可看出，高等院校是天津市獲科學基金資助的主力軍。2009-2015年，高等院校獲資助項數占比均達90%以上。從年度上看，獲資助項目數由555項增至1072項，獲資助經費由18020.7萬元增至53230.75萬元，表明7年間天津市基礎研究能力穩步提升。
與全國相比，以面上項目為例，2009-2015年天津市獲資助項目數在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除港、澳、臺）中居12-15位之間。[3]2015年天津獲資助1072項、53230.75萬元，全國占比2.85%、2.9%，表明天津市基礎研究實力在全國范圍內的水平較穩定，科研能力中上，屬于科研實力較強地區。
3 獲資助依托單位的性質情況分析
天津市有南開大學和天津大學2所985、211高校，天津醫科大學和河北工業大學2所211高校。2009-2015年，985、211高校共獲4172項、240481.5萬元資助，經費占比77.82%；普通院校共獲1662項、61220.9萬元資助；科研單位共獲198項、7309.3萬元資助。表明資助集中于重點高校。
7年間天津市獲科學基金資助位列前5名單位的獲資助項數和經費占比分別為74.07%和81.39%，立項依托單位較為集中。
4 獲資助項目的類別情況分析
2009-2015年，天津市獲科學基金資助涵蓋17類項目。其中占據首要地位的是面上項目，其次是青年科W基金項目，第三是國際（地區）合作與交流項目。7年間，這三類項目共計獲5409項、231911.7萬元資助，占比89.67%、75.05%。項目類別較為集中。
4.1 面上項目
2009-2015年，天津市面上項目共獲2801項、17.02億元資助。7年間，天津市獲資助項目數由287項增至485項，資助經費由9346.7萬元增至2.8億元，各項指標均大幅提升。
從依托單位分布上看，7年間天津市共有30個依托單位獲過資助，項目數超過20項的依托單位有12個，超過300項的有3個，超過6000萬元的有6個。天津大學、南開大學和天津醫科大學位列前三，7年獲資助項數占比73.34%，獲資助經費占比73.75%，表明面上項目資助集中于重點高校。
4.2 青年科學基金項目
2009-2015年，天津市青年科學基金項目共獲2389項、53780.9萬元資助。7年間，天津市獲資助項目數由161項增至476項，資助經費由3220.2萬元增至9371.4萬元，漲幅較大。
從依托單位分布上看，7年間天津市共有42個依托單位獲過資助，獲資助項目數超過20項的依托單位有17個，超過100項的有8個。天津大學獲資助項數和經費分別占比25%和25.81%，位列第一。
4.3 國際（地區）合作與交流項目
2009-2015年，天津市國際（地區）合作與交流項目共獲220項、7934.582萬元資助。7年間，天津市獲資助項數由37項降至22項，小幅度降低；資助經費由455.9萬元增至1506萬元，漲幅較大。
從依托單位分布上看，7年間天津市共有12個依托單位獲過資助，獲資助項目數位列前3的依托單位分別為天津大學、南開大學、天津醫科大學，分別為104項、77項、14項，資助金額分別為4203.2萬元、1684.3萬元、1530.5萬元。天津大學獲資助項數和經費分別占比47.27%和52.97%，位列第一。
5 獲資助項目的學部分布情況
天津市2009-2015年7年間8個學部獲資助項數總體穩步增長。7年間，工程與材料科學部獲1194項資助，位列第一，占比19.79%；獲71150.18萬元資助，占比23.03%。醫學科學部獲1137項資助，位列第二，占比18.85%；獲50773.7萬元資助，占比16.43%。化學科學部獲1025項資助，位列第三，占比16.99%；獲59799.7萬元資助，占比19.35%。
由圖1可看出，工程與材料科學部、醫學科學部、化學科學部、信息科學部是天津市優勢學科。2009-2015年7年間4個科學部共獲4133項、222010.33萬元資助，分別占比68.52%、71.85%。
從依托單位上看，高等院校是天津市科學基金項目資助的主力軍，科學研究機構的科研水平有待提升，基金支持力度有待加強。
6 結語
本文收集了天津市2009-2015年獲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的項目數據，對項數經費、依托單位、項目類別、學部分布進行了梳理，科研發展情況分析如下：
①基礎研究能力穩步提升。7年間，天津市科學基金獲資助項數由555項增至1072項；資助經費由18020.7萬元增至53230.8萬元，漲幅較大。在全國總體排名穩中有進，表明近年來天津市的基礎研究能力穩步提升。
②高等院校是主力軍，集中于重點高校。7年間，高等院校獲資助項數和經費占比均達90%以上。4所985、211高校@資助項目總數由420項增至689項，獲資助總經費由14487.6萬元增至40971.85萬元，資助集中于以天津大學為首的重點高校。
③學科發展不均衡。天津市優勢學科主要分布在工程與材料科學、醫學科學、化學科學等基礎研究領域，工程與材料科學優勢最為明顯，而在數理科學、管理科學、地球科學等領域相對薄弱。今后應發展優勢學科，扶持弱勢學科，促進學科均衡全面發展。
④承接重大項目能力有待提高。7年間天津市共承擔重大項目6項、國家重大科研儀器研制項目6項、國家重大科研儀器設備研制專項1項，集中在南開大學、天津大學，且2010、2011、2015年均未承接重大項目。
為推動天津市科研發展，提升科研實力，均衡學科發展；促進學術交流，吸引科技優秀人才；關注政策動態，制定相應策略是各方機構未來工作重點。
參考文獻：
[1]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機構設置[Z].
[2]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網站ISIS信息管理系統―項目檢索，項目綜合查詢，2009-2015年.
篇8
教育科學屬于科學的范疇，教育科學研究具有科學研究的基本特征。科學研究簡稱研究，是尋求問題解釋、解決的過程，這個問題可能是自然現象，也可能是社會現象或是精神現象。廣義的研究是指對一些現象或問題經過調查、驗證、討論及思維，然后進行推論、分析和綜合，來獲得客觀事實的過程。狹義的研究是指運用一定的方式方法對限定的事物或現象進行分析、驗證，來獲得客觀事實的過程。
科學研究以系統的、實證的方法獲取知識。科學研究要使用實驗、觀察、檢驗等實證方法，以保證所獲得的知識是真實可靠的。科學判斷知識真假的標準是客觀事實與邏輯法則，不符合事實或邏輯的知識是虛假的知識。科學與形而上學是對立的，后者使用的是主觀、思辨的方法，它對于同一事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釋，而科學則是客觀的，任何人只要采用同樣的科學方法會得到出同樣的結論。盡管科學是對普遍規律的說明，但是科學研究卻是具體的、分析性的。研究通常是將是事物分解，然后對具體問題做出獨立的分析，最后才加以綜合、概括。科學研究是人的活動，它不僅要求研究人員具備一定的特殊能力，例如，智力、創造力和想象力，而且還要受到個人主觀因素——例如個人愛好、價值傾向、世界觀等的影響。此外，現代的科學研究實際上是一種帶有社會性質的活動，通常它是許多個人的有組織的專門職業活動，不僅需要組織管理與協調，而且還需要一些共同的規范和規則。
科學研究過程并不以改造世界為直接目的，它的直接目的是認識世界。它要求認識和掌握研究對象的新特點和新規律，發現新對象，新領域，科學研究過程終了的時侯，不是要求重復已有的理論，而是要求提供新信息、新知識、新理論，將現有的理論和知識推向前進，豐富和發展現有的知識理論寶庫。科學研究具有不同于一般認識過程的形式和特點：
①、科學研究都有比較系統的理論框架，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劃地通過實際調查與研究，檢驗理論的假設的正確性，解決實踐中遇到的各種問題；而人們一般的認識過程，雖然也用某些概念或假設，但是缺乏系統性和周密性，也不可能嚴格檢驗各種觀點和想法。
②、科學研究都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機制。科學研究中，人們具有自覺的繼承性與創造性，并總是設法恒定或排除某些無關的因素，以便著重觀察與分析有關對象的關鍵特征及其影響因素，找出事物發展的因果關系；而人們在一般認識過程中，很少會有意識的控制某些條件和系統地解釋各種現象。
③、嚴密的分析。科學研究中總是有意識地、系統地尋求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從而對象做出嚴密、深入的分析與解釋；而一般嘗試中對于某些關系的說明，往往是松散的、缺乏系統和比較表面的。有極強的探索性。科學研究是要認識未知世界，認識人類尚未認識的客觀規律，因而決定科學研究具有探索的性質，也就意味著它的道路不是平坦的、筆直的，而是有成功也有失敗。
科學研究的上述特點，必然明顯地影響和制約著科學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論。有些研究課題是在一般社會實踐中提出的，這就要在社會實踐過程中，針對現實社會的特點采用一些特殊的觀測、調查手段與方法，進行系統分析和思考。有些課題只能先在實際社會和生產過程以外的科學實踐過程中研究，即在科學實驗中進行研究。科學實驗是一種特殊的實踐活動，它是從生產與社會斗爭中分離出來的為實現一定科研任務而進行的特殊的觀測、實踐過程，既是科學認識的源泉，又是科學研究的實踐方式，途徑與手段。
與自然科學研究相比，教育科學研究具有自己的一些特點：
①、教育科學研究的對象是教育存在和人的學習，教育存在包括教育現象、教育過程和教育理論。影響教育的因素不僅包括客觀的條件因素，而且還涉及個人的主觀心理因素以及人際之間的社會因素，所以，教育現象之間因果關系比較復雜。由于對人的內部世界無法向自然科學那樣直接觀察，對教育現象達不到自然科學那樣，在有效控制或隔離某些相關條件和影響因素的條件下實施研究活動，因此，事實上教育科學研究很難采用嚴格的實驗方法和精確的觀測手段。
教育存在的異質性也給研究造成很大困難。自然科學家可以從一滴水或一個物體的研究中概括出普遍的定律，而教育科學則不能從一個人或一個組織的研究中，得到普遍適用的結論。這意味著，教育研究要抽取更多的樣本，它的研究結論的概括范圍受到嚴重的限制。
篇9
關鍵詞：數學；自然觀；科技觀；科學技術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 G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1069（2016）29-109-2
0 引言
自然辯證法是研究自然界和科學技術發展一般規律以及人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一般方法的學科。數學作為一門自然科學， 其研究和學習過程中處處都蘊含著自然辯證法的思想。本文分別討論了數學與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數學與辯證唯物主義科技觀以及數學與科學技術方法論之間的關系，進而幫助人們更好的理解數學與自然辯證法之間的密切聯系，使人們進一步明確數學中的自然觀，增強哲學素養，把握科技發展規律，拓展科技創新視野，熟悉科學方法特點。
1 數學與“兩觀一論”
1.1 數學與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
首先，數學理論的產生和發展符合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特點。數學是一個系統辯證的自然科學。不同的數學知識之間是相互聯系的，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系統的數學學科。數學作為方法運用于自然科學， 不斷加深人們對自然界各個細節的了解， 特別是對力學規律的把握， 進而形成對自然界的總體認識。另外數學在科學發展過程中也具有指導科研的作用。數學以自然科學為中介， 對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豐富和發展表現在多方面。數學的各種理論常常為物理學等學科的理論突破提供絕佳的語言工具，例如微積分是牛頓力學的基礎；偏微分方程對麥克斯韋的電磁學理論的指導；隨機數學是量子力學的基礎。總之，數學中充滿了辯證法的內容。
其次，數學理論的產生和發展豐富和發展了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進一步推動了科學的發展，對人與自然的認識有了新的觀點。16-18世紀的科學技術革命和機械唯物主義的自然觀，數學是近代自然科學發展最充分的科學之一。笛卡爾開辟了“解析幾何”的全新領域。我們所熟悉的x，y來自笛卡爾，正是這種代數對幾何的應用鋪平了微積分發展的道路。解析幾何成了物理學與自然科學研究方法中的常用利器。由此可見數學與自然辯證法是緊密聯系、相互促進的。隨后，牛頓和萊布尼茨各自獨立地創立了微積分，耐普爾發明了對數，歐拉等人致力研究了微分方程、微分幾何、變分法、無窮級數、復變函數等。這些數學成就進一步推動了近代科學的發展。
通過上述數學與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之間的關系，我們應該明確數學中的自然觀，培養人文精神，增強哲學素養。
1.2 數學與辯證唯物主義科技觀
數學是科學中非常重要、不可缺少的工具，正因為此，數學才能在科學技術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反過來，在科學技術發展的推動下，又加速了數學和其他學科的相互滲透、相互影響，促進了數學自身的發展和進步。科學技術發展的內在動力是科學理論內部的邏輯矛盾。科學技術在建構假說和理論的過程中，往往需要進行邏輯證明和數學推導。科學理論內部的邏輯矛盾是自然科學發展的內在動力之一，悖論和佯謬就是科學內部矛盾的具體表現。
在數學發展史中，悖論曾引發了三次大的危機，從而極大地促進了數學的發展。數學第一次危機是古希臘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希帕索斯悖論，希帕索斯發現了數學史上第一個無理數■，導致了無理數的引入，從而使數的概念發生了深刻的變革。數學的第二次危機是微積分的發現，17世紀，牛頓、萊布尼茨各自獨立發現微積分，許多的疑難問題運用這一工具后變得簡單。牛頓和萊布尼茨所創立的微積分理論都建立在無窮小分析之上，這一問題的提出導致了第二次數學危機的產生。第三次數學危機是1902年羅素的理發師悖論，1902年，羅素發現了一個悖論，它除了涉及集合概念本身外不涉及別的概念。羅素悖論曾被以多種形式通俗化，比如涉及某村理發師的困境。為此，數學家們展開了長期而激烈的爭論，并使數學在更加嚴密的基礎上得到迅猛的發展。
從20世紀世界數學發展的態勢看，首先辯證唯物主義科技觀要以數學等自然科學為基礎，它加速了科學與技術的轉化，為人們分析和理解世界上的各種現象提供了強有力的定量分析和計算方法。其次， 數學是一門基礎學科，主要的作用還是為其他應用科學提供理論和運算工具。第三，由于數學具有集創造力與想象力于一身的特點，它提供了大量富有創造性并卓有成效的思想，為科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反過來， 數學等自然科學要以辯證唯物主義科技觀為指導，科學是數學的解釋和模型，是構筑當代物質文明的最底層的基石。由此可見數學等自然科學與辯證唯物主義科
技觀，二者是在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中不斷地向前發展，因此，要加速科學技術的發展，還必須千方百計把數學研究搞上去。
1.3 數學與科學技術方法論
數學方法是創立科學理論的基本思維方法之一。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數學方法在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中已經成為一種必不可少的認識手段，它的作用主要表現在：第一，為科學技術研究提供簡潔精確的形式化語言。在科學技術研究中，借助數學的方法、觀點和語言，有助明確概念的含義，揭示隱含的內容，能夠確保把復雜的結構轉化為較為簡單的邏輯。數學方法的運用把某種精確性帶給了科學和技術，沒有各種數學方法的運用，科學研究工作將寸步難行。數學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第二，為科學技術研究提供定量分析和計算的方法。要進行數量分析和計算，就離不開數學方法。數學可以使科學技術更精準，更有效率，更值得人們相信。很明顯，數學為科學研究提供了保障，數學是科學的后盾。數學推理為科學技術暫時沒有認識到的內容――科學猜想，提供了研究可能。數學和科學技術方法論二者形成合力，相互促進，為人類提供更多的知識，為改善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及智力提供更多的發明及發現。因此我們必須熟悉數學方法的特點，這樣才能夠將數學方法應用自如。
在當代，隨著生態價值觀的興起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出，數學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必須熟悉數學方法的特點，這樣才能夠將數學方法應用自如。數學方法具有以下特點：第一，高度的抽象性。第二，嚴密的邏輯性。第三，應用的普適性。熟悉了這些特點，我們才能在數學的基礎上把握科技發展規律，拓展科技創新視野。
2 總結
首先人們要想在數學上取得成功，必須自覺地學習和運用自然辯證法這一思想武器，堅持唯物主義的理論。自然辯證法是人類認識發展的最高度的概括，可以確保數學研究方向的正確性，進而獲得促進人類進步和幸福的數學成果。其次，數學科學的發展，可以加深對自然辯證法基本規律的理解，豐富哲學內容，為科學思想方法帶來重大變革。總之，自然辯證法為數學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 數學的研究和學習有利于自然辯證法的發展。
參 考 文 獻
[1] 教育部社會科學研究與思想工作司組編.自然辯證法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4.
[2] 胡春風主編.自然辯證法導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篇10
觀察近20年來心理學的發展,當可發現,國內與西方心理學在取向上呈現明顯差異。國內心理學界一如往昔奉西方心理學為圭臬,且均呈蓬勃發展趨勢;各大學相繼增設心理學系所,各相關院系不斷加開心理學課程。這顯示現社會對心理學的需要增加,心理學的知識廣受重視。然在西方心理學界卻呈現另種不同景象,非但歷來因理論紛歧而阻滯心理學發展的問題再度擴大,甚至對多年來原已形成的“心理學是科學”的共識也遭到質疑。美國著名心理學家科克(Koch,1985)曾指出,心理學自一百多年前脫離哲學以來,一直未能成為獨立科學,且因受其本身條件限制,心理學將來也永遠不可能發展成為獨立科學。科克認為,現有的心理學知識,在性質上只不過是些堆積的資料,其中絕大多數并非科學研究結果。除科克外復有多人相繼對心理學提出類似抨擊(Robinson,1985;Henley,1989;Robins et al.,1998;Glassman,2000),因而引起近年來西方心理學界對以往心理科學取向的檢討與反省。本文之撰寫,擬從歷史的觀點分析心理學發展的困境,并管見未來可能的出路,用以就教於學界先進。
1 從范式更替看心理學欠缺科學條件
現代心理科學與自然科學同源於古代哲學,惟就二者脫離哲學后之發展歷程看,顯然有兩點不同之處:其一是自然科學發展在前,心理科學發展在后,前者始自文藝復興后的17世紀,后者則遲至自然科學發展后兩百多年的19世紀末方始出現,而且心理科學自始即在理論與方法上以自然科學馬首是瞻。其二是自然科學脫離哲學后即與哲學斷絕了親子關系,對自然界物性變化的解釋,不再采以往神明決定一切的看法,而改采人能研究自然并利用自然的觀念。心理學脫離哲學之后,在思想上與傳統哲學間的臍帶一直無法切斷,對世間人性變化的解釋,始終圍繞著古代哲學留傳下來的一些老問題打轉。以下試就此一特點作簡要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