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論的局限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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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理性 演化博弈 古諾模型 演化穩定策略（ESS）

演化經濟學是近年來新興起的經濟學派，它以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等自然科學為方法論基礎，將經濟系統視為與生物系統相似的一個演化系統，運用演化分析方法研究動態經濟過程。但長期以來，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基本上可以說是一種靜態經濟學，它只研究均衡狀態的制度，分析均衡制度是如何運行的，是否符合效率標準，而不研究均衡是如何形成的，制度是如何演化的。用Peyton Young 的話來說，新古典經濟學只描述塵埃落定之后的世界是個什么樣子，而不管塵埃是如何落定的。博弈論作為經濟學研究的一種新理論，極大地推動了經濟學的發展。尤其是建立在有限理性基礎上的演化博弈理論，已成為研究經濟現象和經濟體制演化的不可缺少的強有力工具。古諾(Cournot)模型是在完全信息和理性條件下研究企業競爭行為的經典模型，競爭企業僅考慮利潤最大化這一單一目標，是一種靜態分析。本文在古諾模型的基礎上，通過對理性局限性的分析，提出了考慮市場份額(即產量)因素的雙目標古諾模型(為討論方便，本文將傳統的古諾模型稱為C模型，將考慮市場份額因素的古諾演化模型稱為CE模型），將競爭企業的競爭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考慮市場份額的雙目標古諾競爭博弈;第二，均衡策略基礎上的演化博弈。并用間接演化博弈的方法(Indirect Evolutionary Approach)，給出了CE模型的演化穩定策略(ESS），分析、比較了由于理性前提假設的不同而導致的C模型與CE模型的結果的不同。CE模型是傳統的C模型的擴展，該模型的構造和均衡結果對實際情況能夠做出更有效的解釋和預測，本文的研究方法對其他博弈模型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

一、理性假定的局限性

在新古典理論的一般均衡模型及傳統的博弈論里，理性是指完全理性，它包括追求最大利益的理性意識，分析推理能力，識別判斷能力，記憶能力和準確行為能力等多方面的完美要求，其中任何一方面不完美就屬于有限理性。因此(完全)理是直接的機械式的“刺激―反應”模式，其所揭示的理未必就是實際行動中人的理。正由于對理性的假定過于機械和苛刻，因此在一些問題的分析中往往陷入一相情愿的困境，盡管有澤爾騰的顫抖手定理，但仍然會出現很多問題，如蜈蚣博弈悖論，連鎖店悖論等。

演化博弈理論正是基于人類理性具有局限性這一事實，將有限理性作為前提，借用生物演化的動態機制研究經濟、社會現象。有限理性意味著博弈方往往不會一開始就找到最優策略，會在博弈過程中學習博弈，意味著一般至少有部分博弈方不會采用完全理性博弈的均衡策略，均衡是不斷調整和改進的，而不是一次性選擇的結果。此外，人的行為還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響，如外部環境，經驗的積累等等，而且在博弈過程中，參與者追求的目標也往往不是單一的。因此，在傳統的C模型中，筆者認為企業還會考慮市場份額的占有因素，從而構造出新的CE模型。

二、傳統的Cournot模型簡介

傳統的C模型是建立在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基礎上的。假設在一個市場上有兩家企業生產同質的產品，每個企業的策略集是其可能的產量qi∈(0+∞),(i=1,2)，反需求函數為p=a-qi-q2(p為價格，a為市場容量，為正的常數)。兩企業有相同的單位成本c，利潤為πi=pqi-cqi=qi(a-cqi-q2)(i-1,2)兩企業的目標為通過選擇產量qi最大化各自的利潤πi(q1,q2)。易求得兩企業的納什均衡產量為,均衡利潤為。

三、考慮市場份額因素的古諾演化模型

由于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企業在決策時難免具有“近視眼”（myopiu)的特征。現將C模型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企業是理性的，企業為了追求長遠的發展，除追求利潤最大化外，還要考慮市場份額的占有。第二階段，由于理性的局限性，采用了演化博弈的分析方法，即在第一階段均衡策略的基礎上，分析企業在利潤和市場份額之間選擇的演化穩定策略(ESS）。

1.考慮市場份額因素的一階段CE模型

假設企業i的效用函數為u1(q1,q2,ti)=tiπi(qi,q2)+(1-ti)qi(i=1.2)，ti∈T=(0,1]指企業i的偏好系數，也表示企業經營的理念。由一階條件，得反應函數均衡產量為。

2.均衡策略下的二階段CE模型

構造適應函數,由于（滿足對稱性），令由于，因此企業i的演化穩定策略(ESS)是由選擇t來確定的。

ESS要求滿足: （3.2.1）

而且對所有 （3.2.2）

將(3.1.1)代入適應函數得

由 得

令ti=t2=t*得。因為(3.2.1)式，等同于[(a-c+5)t-5]2≥0(3.2.3)，故(3.2.1)式恒成立。而且當且僅當t=t*時，(3.2.3)式等號成立,故(3.2.2)式也滿足。因此(t*1,t*2)為二階段CE模型的演化穩定策略。

由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命題:在考慮市場份額因素的兩階段古諾演化模型中,關于利潤和市場份額選擇的ESS為t*1=t*2=5/(a-c+5);ESS基礎上產量選擇的納什均衡為qE*1=qE*2=6(a-c)/15。

四、結果分析

在C模型中，令t1=t2=1，則得到傳統的C模型。下表列出了C模型與CE模型均衡條件下的產量和利潤等指標。由表可以看出，由于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同時，還考慮了市場份額因素，因此導致了，即CE模型中的產量和價格高于C模型的產量與價格，而其利潤卻低于后者。

在現實當中，像CE模型所描述的現象的確也時有發生，如有些企業出于搶占市場份額的動機和理性的局限性，往往不顧市場需求情況，盲目擴大產量，并采用降價等手段促銷，從而導致供過于求，引發惡性競爭。如近年來時常出現的彩電、空調、VCD等產品的價格戰就屬于此類情況。因此，如何在充分考慮理性局限性的條件下，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法規，規范企業行為，限制企業片面追求一些不合理的目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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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程土方車頻繁肇事與超載有很大關系，土方車超載是各方利益鏈條共同驅使和縱容產生的一種惡性循環現象，從博弈論角度看，現有處罰措施等同于一次性博弈，約束效力有限。通過信用管理機制營造的無限重復博弈環境促使土方車運輸中的相關方自執行有關規則，雖不能保證不發生一起交通事故，但能有效治理欺詐行為導致的超載的惡性循環現象，從而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動土方車運輸進入良性發展的軌道，而信用管理機制的完善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有關各方共同努力。

【關鍵詞】超載信用管理大眾定理無限重復博弈冷酷觸發

據有關媒體披露，目前土方車超載幾乎成了普遍現象，一立方料的重量約在2.4噸左右，正常的攪拌車載重量為5.5噸左右，而有些14立方米的桶卻裝滿30噸，超載近6倍。土方車由于其運載的特殊性，在制動上設計較精確，超載后制動效能會大幅下降，而長期超載直接導致車輛制動無法達到標準，加上檢修不及時，埋下了嚴重的安全隱患。對于土方車的超載現象，我們有必要在客觀分析其原因的基礎上對癥下藥，除了加強查處和培訓管理等措施外，本文認為可以通過建立信用管理機制來約束和規范有關各方的行為。

一、工程土方車超載的原因概述

據2009年12月上海《新聞晨報》報道，經濟利益是驅使土方車司機“多拉快跑”的根源，一些運輸公司對于超過指標的車次給予每車多10元的經濟刺激，一些建筑施工單位希望土方車能多裝一點來節約成本，土方車每超載一立方米，建設單位就能少支出50元。此外，攪拌車司機還存在“灰色收入”，在運輸過程中可以將多拉或剩余的混凝料轉手賣給外面的私人老板，轉手的混凝料可以賣到100元左右一立方米。

二、從博弈論角度分析現有土方車超載處罰措施的局限性

目前對土方車超載，相關部門只能對司機進行相應懲罰，而對車輛所屬單位不能作任何懲治。業內人士表示上海還未出現過吊銷企業貨運經營許可證的情況，一方面并沒有相關撤銷貨運經營行政許可的具體程序，另一方面由于取得該行政許可的門檻太低，即使吊銷其許可證也沒有太大效果，還是這輛車，這個司機，很容易就能以另外一個企業的名義重新申請經營資質。而據上海交警部門介紹，他們只能查處違章，現有警力不可能覆蓋所有路口24小時執勤。

從博弈論角度看，現有對土方車超載主要靠處罰的管理，從根本上說只是有限的治標之法，而不是治本的解決之道。博弈論認為，當社會兩難（socialdilemma）是一次性博弈時，博弈雙方的不合作會帶來不利的博弈結果。如果博弈是有限重復的，最終結果也是不合作，因為唯一的子博弈完美納什均衡是一系列的不合作。即只要有一個結束點，合作行為就不可能成為重復博弈的社會兩難均衡。反觀目前對土方車超載的處理，對超載車輛司機的處罰不能形成可信的威脅，達不到針鋒相對（titfortat），更缺乏冷酷觸發（grimtrigger）：參與者的一次不合作將使另一參與者轉向“從不合作”戰略，即報復者此后永久選擇不合作戰略。同時處罰措施僅限于罰款，罰款后司機車照開、貨主錢照賺、超載照舊，甚至貨主將罰款當作向主管部門“送禮”，當事人現時行為幾乎不影響其未來狀況，完全等同于一次性博弈，更談不上是有限重復博弈，在一次性博弈中理性經濟人的選擇必然導致失信行為的產生。很難說貨主、車主、司機、“監管部門”及主管部門中受賄串通者不關心自己的長期利益，但在每次都是一次性博弈的情況下，每一次欺騙行為的收益大于損失，長期欺騙的凈收益累加超過長期守信的收益，土方車超載中的相關責任方“何樂而不為”呢？由于對超載和假牌套牌等欺詐行為沒能形成有效約束，導致出現“劣幣驅良幣”現象，許多正規公司迫于競爭壓力也加入了超載行列，形成了惡性循環。

三、博弈論視角下構建治理土方車超載的信用管理機制設想

制度經濟學認為，法律和信用是維持市場有序運行的兩個基本機制，信用機制是一種比法律成本更低的維持市場秩序的機制。信用機制的核心是，當事人為了合作的長遠利益愿意抵擋欺騙帶來的一次性眼前好處的誘惑。對長期信譽的考慮可以使非合作對策產生合作的結局，其中對欺詐行為實行長期懲罰是信譽形成的基礎。針鋒相對、冷酷觸發等戰略都屬于這類對欺詐行為的懲罰。博弈論中有大眾定理（folktheorem）：重復博弈很可能使社會兩難博弈產生合作性的結果。如前所述，大眾定理不適合有限重復博弈。

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只要所有不確定性都起因于人的失誤而不是機會主義行為，則能達到帕累托最優，如果不確定性起因于機會主義行為，則不能達到帕累托均衡。本文認為，借鑒新興古典經濟學的這個觀點，通過信用管理機制營造的無限重復博弈環境促使土方車運輸中的相關方自執行（self-enforcing）有關規則，雖不能保證不發生一起交通事故，但能有效治理欺詐行為導致的超載的惡性循環現象，從而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動土方車運輸進入良性發展的軌道。具體來說，博弈論視角下治理土方車超載的信用管理機制建設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建立土方車運輸公司及負責人、工程建筑施工企業及負責人、土方車司機等相關人員與企業的信用信息數據庫，實行信用評分制度，并實現全國聯網，向行業和全社會公開。該數據庫可通過信息共享機制改變信息不對稱狀態，行為人現時的行為能影響到未來的利益，失信人員和企業的失信行為通過被公之于眾而接受市場經濟規律的懲罰，使失信者的短期利益小于長期利益，同時使守信者的長期利益得到保障。政府相關主管部門應在這個信用信息數據庫的建設中發揮主要作用。

第二，完善土方車運輸經營行政許可、工程建筑施工企業資質管理、土方運輸招投標等相關法規體系，健全失信懲罰機制。對土方車超載等失信行為的直接責任人和責任單位按其信用分數逐級實施懲罰，建立完善相關撤銷貨運經營行政許可的法規程序，對信用分數低于法定相應級別的個人和企業在相應年限內取締其從業資格，對信用分數低于另一法定級別者實施冷酷觸發戰略，即永遠取消其從業資格，同時對違法者實施其他的相應法律懲處。在土方運輸招投標法規中，增加投標方信用分數的考核指標，使信用分數越低者越難以立足于市場，直至被市場淘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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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維迎：法律制度的信譽基礎［J］.經濟研究，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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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incomplete information static game model （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 being applied to the best bidding price offer strategy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Composite bidding game model and the reasonable low price game model are established. The game theory model is applied to guide the corresponding bidding in accordance with engineering practice.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optimization effect is good when the game theory is applied to bidding.

關鍵詞： 投標報價;博弈論;貝葉斯納什均衡;復合標底;合理低價

Key words： tender offer;game theory;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composite bidding;the reasonable low price

中圖分類號：TU7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5）04-0092-03

0 引言

隨著建筑市場管理制度的不斷規范與完善，為更好體現企業間的公平合理競爭，國家推行了建筑工程的施工招投標制度。國家推行工程項目建設招投標制度已有20余年，招投標已成為施工企業獲取工程項目的重要途徑，做好投標文件是施工企業開拓任務的重中之重，而投標報價更是投標文件中的核心內容和投標競爭中取勝的關鍵因素。因此，在投標過程中采取策略是有必要的。

投標報價是指承包商采用投標方式承攬工程項目時，計算和確定承包該工程的投標總價格。投標報價的確定[1]應按照企業定額或者政府消耗量定額標準及預算價格確定人工費、材料費、機械費，并以此為基礎記取相應的管理費、利潤，由此計算出各分部分項的綜合單價。項目措施費是根據現場因素及根據工程實際在工程量清單中規定，以實物量或以分部分項工程費為基數按費率記取。其他項目費是按工程量清單規定的人工費、材料費和機械臺班的預算價為依據確定。規費、稅金是按照政府相關規定執行。最后，將分部分項工程費、措施項目費、其他項目費、規費和稅金匯總得到初步投標報價。確定初步投標報價后，對報價進行成本合理性分析、項目敏感因素分析和盈虧分析，結合企業的經營狀況和項目的實際狀況確定該項目的風險費用及利潤，最終確定最優報價，爭取中標。

1 博弈論

博弈論[2]又被稱為對策論，是現代數學的一個新分支，也是運籌學的一個重要組成內容。在《博弈圣經》中寫到：博弈論是二人在平等的對局中各自利用對方的策略變換自己的對抗策略，達到取勝的意義。博弈論就是研究互動決策的理論，所謂互動決策，即各行動方（即局中人）的決策是相互影響的，每個人在決策時必須將他人的決策納入自己的決策考慮之中，當然也需要把別人對于自己的考慮也要納入考慮之中，在如此迭代考慮情形進行決策，選擇最有利于自己的戰略。

博弈論可以多角度分類。第一個角度是按照參與人的先后順序進行分類，分為靜態博弈和動態博弈;靜態博弈是指在博弈中，參與人同時選擇或雖非同時選擇但后行動者并不知道先行動者采取了什么具體行動。動態博弈是指在博弈中，參與人的行動有先后順序，且后行動者能夠觀察到先行動者所選擇的行為。可見，從這個角度看，投標報價過程屬于靜態博弈。第二個角度是按照參與人對其他參與人的了解程度分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完全信息博弈是指在博弈過程中，每一位參與人對其他參與人的特征、策略空間及收益函數有準確的信息。不完全信息博弈是指參與人對其他參與人的特征、策略空間及收益函數信息了解不夠準確，或者不是對所有參與人的特征、策略空間及收益函數都有準確的信息。在投標過程中，投標人對參與投標的其他人不可能全面了解，故從這個角度屬于不完全信息博弈。可見，投標報價屬于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即貝葉斯納什均衡博弈。通過建立不同評標辦法下的貝葉斯納什均衡模型，從而確定最有競爭力的投標報價，在投標報價活動中取勝。

模型假設每個投標人都是理性的，目標都是盡可能中標，且希望利潤最大化[3-5]。各投標單位具有相同的中標可能性，以及報價基準相差不大，且投標期間發生的費用相對于投標報價而言可以忽略不計，即投標人的盈利函數中不予考慮。

2 復合標底博弈模型

2.1 模型建立 博弈論三要素為：參與人、策略集和支付函數。經分析，復合標底博弈模型的三要素為：

參與人：參與投標且為有效投標的人數為n，即i=1，2，…，n。

策略集：每個投標人都有自己的投標策略。設Dj表示第i個投標者的隨機報價;

支付函數：投標報價即為投標者在初始投標基礎上，在報價決策時的調整報價之和。即：Z=K+？駐Z（1）

式中：Z表示投標人報價;K表示投標人的投標概預算，即初始報價;？駐z為決策報價時的調整價。

假設復合標底為A0，則A0=？棕A+（1-？棕）D（2）

評標標底降低？酌成為報價最高得分點，則報價最高得分點Y為：Y=（1-？酌）[？棕A+（1-？棕）D]（3）

假設評標報價有效范圍為復合標底的[-a，b]內有效，a，b為大于零的百分數;同時，投標報價要控制在成本線以上，并應該保證一定的項目利潤收益且投標報價的風險利潤率應不小于行業平均收益率。

總結以上分析，本文建立復合標底投標報價的表述如下：

Z=K+？駐Z

Y=（1-？酌）[？棕A+（1-？棕）D]

s.t.Y∈[-aA0，bA0]Y∈[C，C+？仔]PS？叟R（約束條件）

式中：Z表示投標人的投標報價;K表示投標人概預算，即初始報價;？駐Z為決策報價時的調整價;Y為報價最高得分點;？酌表示復合標底的最高分值;？棕表示業主標底在復合標底所占的權重;A為業主標底;D為投標單位有效報價平均值;C為項目成本價;？仔為投標報價的項目期望利潤;PS為投標報價的風險利潤率;R為行業平均收益率。

2.2 模型求解 Y的產生過程，是一個不斷通過迭代運算逼近各投標人有效投標報價的平均值的過程。所逼近的數值即為最優解，也就是最優投標報價。

即令D=Y，得到：

Y=（1-？酌）[？棕A+（1-？棕）Y]

解此方程，得到Y的表達式為：

由上式可知：在招標文件的評標辦法中，復合標底最高分值系數r已知;業主標底在復合過程中所占的比重？棕會給定特定值，在開標現場由隨機抽取的投標企業代表在紀檢督察人員處抽取;業主標底A由招標人在開標日期前公布給各投標人，為已知值，那么最優報價Y即可算出。

2.3 案例分析 在此以實際工程項目的投標報價為例，來說明有標底招標模式下，復合標底評議法投標報價優化模型的應用過程。

鄭州市某基地附屬配套工程，評標辦法中指出：商務標滿分60分;評標辦法采用復合標底法;最高得分點為評標基準價的[-2%，-0.5%]之間;有效評標報價為評標基準價的[-5%，5%]之間;業主控制價A由業主公布為8564.26萬元;業主標底在復合過程中所占的比重？棕為50%，60%，70%，80%，90%（系數？棕在開標現場由隨機抽取的投標企業代表在紀檢督察人員處抽取）。由以上信息來做最優報價計算。經投標人測算，該工程成本C為6717.46萬元。

將工程評標辦法中的業重？棕、業主公布控制價A以及最高分值系數的臨界值分別代入式（4）中計算得到表1。

從表1可知，在不同的業主比重系數下，得到相應的最高得分區間;縱觀整個分析模型可知，無論業主標底在復合過程中所占的比重抽中哪個系數，投標報價在[8374.37萬元，8479.04萬元]之間均可得滿分。

綜上所述可知，該項目投標報價的最優報價范圍在[8374.37萬元，8479.04萬元]，通過企業開發人員對本項目以及項目所在地對投標報價影響因素進行充分收集與分析，經過風險分析，確定風險系數為1.036，則最優報價確定為：8374.37×1.036=8675.85萬元。該最優投標報價屬于有效報價范圍內且高于工程成本6717.46萬元，符合要求。最終企業以此報價中標。由此可知，復合標底的投標報價可采用博弈論模型。

3 合理低價法博弈模型

3.1 模型建立 投標人i的投標報價b隨著估算成本c的增加而增加，或者減少而減少。兩者存在一定的函數關系，記為b（c）。顯然沒有任何一個投標人會低于成本報價，即b（c）？叟c。當投標人i的投標報價b小于其他所有投標人的報價，則投標人i中標，其盈利為其投標報價與估計成本之間的差值，即u=b-c;當投標人i的投標報價b高于其他任何一個投標人的報價時，則其盈利u=0。按照以上討論， 貝葉斯納什均衡，可建立投標人i的盈利函數u：

u（b，bj，c，cj）=b-c bbj（5）

式中，u（b，bj，c，cj）表示投標人的盈利與其自身報價、其他投標人報價、自身成本和其他投標人的成本有關，并構成一定的函數關系。

根據概率論知識可知投標人報價相同的概率幾乎為零，可不予考慮。得投標人i的期望盈利：

u=（b-c）Prob（b

式中，b-c表示投標人i的投標報價與其成本之差，即獲得的利潤;Prob（b

3.2 模型求解 因各投標人既有相同的中標概率，可知：u=（b-c）[Prob（b

根據貝葉斯納什均衡中假設b（c）嚴格單調性，c服從[0，1]均勻分布，得：

Prob（b

其中，b-1（b）表示投標人i的投標報價b（c）的逆函數，從而得到期望盈利為：

u=（b-c）[1-b-1（b）]n-1（9）

期望盈利最大化的條件是：將期望盈利函數u對投標人的報價b求導并令其等于零。即：

[1-b-1（b）]n-1 -（b-c）（n-1）[1-b-1（b）]n-2[b-1（b）]′=0（10）

式中，[b-1（b）]′=1/b′（b），當b為最優投標報價時，b-1（b）=c，整理得：

（1-c）n-1-（b-c）（n-1）（1-c）n-2/b′=0（11）

式中，簡單記為b=b（c），上式為全微分方程，解得：

b=nc/（n-1）（12）

即投標人i在投標博弈中，最優報價為b=nc/（n-1），其中標時，盈利為u=b-c，即u=c/（n/1）。

3.3 案例分析 在“某市軌道交通5號線工程”投標中，采用合理低價法評標辦法。在投標報價過程中，結合以往投標經驗，在成本測算到位的基礎上采用合理低價法博弈模型進行分析，最終中標了該工程。

工程概況為：某市軌道交通5號線工程為環線，線路全長約40.4km，設車站32座，其中換乘站15座;平均站間距約1.26km。全線設一段一場，共設置兩座主變電所，采用集中供電方式。

因投標報名時投標人有6家單位，故投標報價估計報名投標人都參與投標，即。投標報價人員測算成本區間為1.61～1.63億元。按照式（12）分析可知：最優報價區間為1.932～1.956億元。最后，綜合各方面因素，報價定位1.948億元。開標后，此報價為最低報價且經評標委員會評定后為合理低價，最終中標該工程。

4 結論

在上述工程項目投標中，基于博弈論的最優化模型均得到了充分的應用。

隨著招投標各方的水平不到得到提高，經驗不斷豐富，以及招標辦法的不斷改進，將會在投標過程中出現新的問題和矛盾，因此，還需要在博弈論的基礎上建立更貼合實際、更能指導有競爭力的投標報價優化模型。由此可見，博弈論比輿論在招投標活動中有著重大的應用價值和現實意義。

但是，博弈論也有其局限性。上述模型的建立都是基于一個最基本的假設就是假設各投標人都是理性投標，均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進行報價。而在實際工程投標中，不乏存在一些為了特殊原因而刻意放棄最大利益的情況。那么在招標過程中，作為招標人應加強工作素養，剔除這些特殊情況，建立投標各方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策略集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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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一國的稅收優惠政策對FDI影響的研究可謂智者見智，仁者見仁。國內外在這方面的代表性觀點有三：一是認為一國的稅收優惠政策成為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因素；二是認為一國的稅收優惠政策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是無效的；三是認為一國的稅收優惠政策對外商直接投資有積極的影響，但其作用有限。世界銀行（2003）、亞洲開發銀行（2004）的研究報告也指出，東道國采取減免賦稅和給予補貼等優惠措施的作法，對外國投資決策產生的影響很小，并且這種優惠措施會導致扭曲和失效，形成對國內小投資者的歧視，以及對具備潛在比較優勢的地區的歧視。

總體看，一國實施優惠政策對外資產生的積極影響有限，已不成為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因素，同時，外資優惠政策有著明顯的局限性，如造成一國政府的成本加大，引起一國地區收入差距擴大等。但當前，在世界范圍內，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吸引FDI中，仍然非常重視稅收優惠等激勵政策的實施，原因何在？本文試圖通過建模分析，從博弈論的角度來論證一國實施稅收優惠政策來吸引外資的內在激勵性。

建模分析

假定條件：世界上只有A、B、C三國，其中A、B兩國均屬資本稀缺型國家，C國屬于資本豐裕型國家，有過剩資本2000單位需到國外尋找出路。

A、B兩國的投資環境對C國的投資者完全一樣，即C國對A、B兩國的投資機會均等，各為1000個單位資本。

A、B兩國若實施相同的優惠政策，則對C國的投資決策沒有影響，即兩國同時實施優惠政策后，C國對A、B兩國的投資仍各為1000。但若有一國實施優惠政策，而另一國沒有實施，則會導致C國的剩余資本全部流入實施優惠政策的國家。

一國實施優惠政策吸引FDI既有收益，又有成本。假設在沒有實施優惠政策時，外國1000單位的資本能為東道國帶來20個單位的凈福利，若實施優惠政策，同樣1000單位資本為東道國帶來的凈福利會小于20，比方說為10。一般情況下，隨著外資的增加，其給東道國帶來的凈福利會增加，所以，假定2000單位的資本投資東道國時，帶來的凈福利為50是合情合理的。

基于以上假定，下面采用古典的囚徒博弈模型的方法來分析各國通過稅收優惠政策吸引FDI的激勵機制。

A、B兩國實施優惠政策吸引FDI的博弈情況，如表1。

對于理性的國家來說，如果雙方都不實施優惠政策，由于兩國的投資環境一樣（假定2），雙方均能獲得1000單位的外來資本，從外資中得到的凈國民福利各為20，這對雙方來說，是一種“雙贏”的格局。但是，實施對外資的優惠政策是它們的占優策略。因為，對于A國來說，如果對方（B國）不實施優惠政策，它實施優惠政策，它會獲得50個單位的凈福利；如果對方實施優惠政策，而它不實施，則自己來自外資的凈福利為0（因為本國沒有外國投資）；相反，如果它也實施優惠政策，它的凈福利為10。根據理性經濟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則，每一個理性主體都會剔除嚴格的劣策略（不實施優惠政策），去選擇實施優惠的外資激勵政策。

分析結果表明：雖然實施優惠政策的國家都知道，實施優惠政策是要付出一定代價的，但不實施優惠政策又擔心外資會大量流向其他國家，結果他們最終還是有實施優惠政策的意愿。

結論

在世界范圍內，由于潛在的投資總量是一定的，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圍繞著吸引外國投資而展開了激烈的競爭。結果，一國優良和穩定的投資環境在沒有建立起來之前，稅收優惠政策的實施就不可避免，一國實施優惠政策吸引FDI還有很大的運作空間。這就要求引資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在利用稅收優惠吸引FDI時，要充分認識到政策實施的局限性和負面性，趨利弊害，以保證稅收優惠政策目標的實現，更好地服務于本國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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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Computational Sciences Division, NASA

Ames Research Center, USA (Eds.)

Collectives and the Design of Complex Systems

2004, 321pp.

Hardcover EUR 69.95

ISBN 0-387-40165-2

人們需要計算機的功能不斷增加，而希望計算機的價格不斷降低，體積不斷縮小，這些需求促使建立在自適應分布式計算機基礎上的一種新的計算范例形成。這種計算范例用于復雜工程系統的控制及優化，或者是自然系統的分析。這些問題只能通過一個大型的計算機共同體的聯合行動才能解決，其中的每一個計算機都運行它們自己的復雜、分散的機器學習算法。當這樣的系統與系統層次的性能規范相結合時就被稱為集合體。本書奠定了集合體科學的基礎，而且描述了為了優化性能應該怎樣設計這類系統。

全書共有13章。第1章集合體述評；第2章集合體智能理論；第3章有關可學習機理的設計；第4章分散環境中的異步學習:一種博弈理論方法；第5章自適應智能體之間的競爭：學習與集合體效率；第6章集合體中大變動的管理；第7章集合體中的智能體間通訊的作用；第8章人與超人：人類的局限性、創新及資源競爭中的緊急情況；第9章模塊化自我可重構機器人分布式控制的設計原理；第10章適用于智能集合體設計的兩個范例；第11章由交互式異構智能體構成的集合體系統中的效率與平衡；第12章共同進化算法的選擇及逆問題；第13章大型自主式計算系統的動態特性。

本書在單一的卷中介紹了集合體科學及其實際應用，結合了來自物理學、經濟學、博弈論、生物學及人工智能界著名研究人員的方法，分析了集合體中信息傳輸的使用，提供了有關該領域中最新技術及發展的廣泛觀點，描述了基于集合體的系統設計的益處及前景，探索了研究人員當前面臨的挑戰，強調了研究和使用集合體的跨學科價值，提供了綜合的主題索引，每章結尾都羅列了相關的參考資料。

本書通俗易懂的介紹了有關集合體動態特性的最新研究，可供計算機專業的研究人員、工程師和研究生閱讀參考。

胡光華，高級軟件工程師

(原中國科學院物理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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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認知；演化；制度分析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12)08－0136－05

一、引言

經濟活動的實質是對自然和社會范圍內稀缺資源的獲取和配置。在獲取和配置資源的過程中，人類構建出各種形式的制度加諸經濟活動之上。形成了蔚為壯觀的經濟社會現象。隨著新制度經濟學逐漸融入主流經濟學(其領軍人物先后獲得諾貝爾獎)，制度，這一一向被視為經濟活動的約束條件的外生變量也開始內部化，成為決定經濟績效、解釋經濟演化的重要內生變量。然而，如何認識和理解制度的本質特征。并進而理解制度的均衡和演化現象，當下占據主流的博弈論制度分析并未取得共識。更為重要的是，基于博弈論的分析范式還存在著較強的局限性。因此，能否跳出博弈論制度分析的框架，選擇一個更加適當的切入點對制度進行剖析是制度理論發展的一個新方向。

從系統論的角度看，制度是一個復雜的高維系統，包含成千上萬個變量和參量，它們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構成了一幅非線性的圖像。要對這樣多的變量和參量進行分析和計算，不僅在實際上行不通，而且其計算結果也難以檢驗，所以一個好的經濟理論或模型通常是將實際的經濟社會制度投影到一個恰當的子空間上去。這個子空間具有較低的維數，但反映了所討論的制度問題的本質特征。近年來，從個體認知這一制度現象的子空間出發來探討制度發育及演化的文獻大量涌現，諾斯(north)等學者也承繼哈耶克的理論思路，從信念、學習等角度重新詮釋制度內涵。展現出制度分析新的發展方向。本文的立意即在于拓展這一方向的理論進路，以個體認知調整和共同知識演化為基點，討論制度的發育、均衡及演化問題，以對相關理論上的爭論作出回應。

二、幾類典型的博弈制度觀

由于博弈論分析工具的引入，近30年來，以個體策略互動為核心的博弈論制度分析取得了極大的進展。大量文獻運用重復博弈理論和演化博弈理論對諸如聲譽機制、交易制度、自組織體系等自發擴展制度進行建模分析，取得了一大批富有洞見的研究成果。歸納相關文獻的理論脈絡，博弈論制度分析分別將自發擴展制度看做是博弈的參與人、博弈規則和博弈過程中參與人的均衡策略。納爾遜(nelson)明確將自發擴展制度等同于博弈的特定參與人，他聲稱諸如“行業協會、技術協會、大學、法庭、政府機構、司法等等”都是經濟社會制度的組成部分。這一觀點與人們日常生活中對制度的看法相似，但問題在于，將制度等同于組織忽略了二者之間的重要差異，以致無法對自發擴展制度展開真正有效的分析。諾斯早期將制度定義為正式或非正式的博弈規則，認為，制度是“人類設計的制約人們相互行為的約束條件”。赫爾維茨(hurwicz)對這一定義做了更為技術性的處理，從博弈的三要素(參與者、策略空間、支付函數)出發對制度的博弈規則觀進行細化。這一定義抓住了自發擴展制度的表象，但仍未觸及制度的本質內涵。容易理解，經濟博弈中正式規則的確立必須先于博弈過程，而這立刻面臨兩個問題：誰有激勵來制定博弈規則，而誰又有激勵來監督規則的實施?因此，僅僅將制度視為博弈規則是無法對經濟社會系統中大量的自發秩序作出有效解釋的。第三種觀點是將自發擴展制度視為博弈均衡。肖特是這一觀點的始作俑者，隨后諸多學者從兩個方向拓展了制度的博弈均衡觀。薩金(sugden)、揚(young)和鮑爾斯(bowles)從演化博弈論的角度討論制度的發育和變遷，他們認為，個體的行為習慣可以自我形成，不需要第三方實施或人為設計。當慣例演化時，個體在進化選擇的壓力下，傾向于發現某些適應性更強的特征(如認知、偏好、技能等)。這樣，習俗慣例與個體特征將共同演化。格雷夫(greif)、米爾格羅姆(milgrom)、諾斯和溫加斯特(weingast)則從重復博弈論的角度來討論制度，把制度看作是重復性囚徒困境博弈下的子博弈精煉均衡。作為子博弈精煉均衡的制度為每個博弈參與人界定了一種行為策略，該策略是在所有可能的博弈狀態下行動決策的完備計劃，

單地說，制度為個體提供了場景條件下的行動“腳本”。

演化博弈的制度觀明顯贊成制度乃自組織系統。但是它沒有進一步說明該自組織系統得以建立及運作的根源，而是僅僅停留在對它的描述上。重復博弈的制度觀假定個體具有完備的演繹推理能力。然而個體如何能夠在多重均衡的情況下聯合選擇相互一致的策略?重復博弈又如何解釋制度演化歷時結構的多樣性?正如青木所指出的，“子博弈精煉均衡理論根本無法解釋某種制度出現在此地而非別的地方的原因”。因此，盡管博弈論制度分析接近一般均衡理論，但正是這一看似優點之處也是它在制度分析上的軟肋。

如果把自發擴展的制度視為眾多參與個體通過行為互動而達成的一個能夠自我實施的激勵相容的博弈均衡的話，那么關鍵的問題就是，參與人相互之間如何形成關于博弈的共同認知，并且參與人關于博弈的共同認知與其基于這些共同認知做出選擇所導致的實際后果之間的一致性究竟是怎樣建立的呢?若這種一致性被打破，制度的變遷方向和演化路徑又將如何?這些問題乍看起來像是一個常規的系統均衡的穩定性問題，但其實這些問題比系統均衡的穩定性更為根本，不能簡單對待。回答這些問題，將對制度的內涵本質、制度的路徑依賴性及突變有更深入的理解，也將對傳統的制度博弈均衡觀做出重大修正。而這些需要提出一個新的切入點來解剖制度的內涵及其演化機制。

三、認知制度主義

沿著奧地利學派(austfian school)注重個體行為選擇的研究傳統，無論是新古典還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當前都開始轉向通過對個體認知和學習過程的考察來揭示制度的發育與演化過程，這一研究取向可稱之為“認知制度主義”。認知制度主義認為，制度的發育和演化是人類知識積累和認知過程的一部分，制度變遷應該被理解為個體認知與系統環境的互動調整過程，即內隱的認知調整和外顯的制度變遷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同構性。以認知調整和信念學習的視角探討制度的發育和演化將為理解制度系統的復雜性奠定經驗基礎。 秩序理論中，哈耶克強調認知作為制度的經驗基礎的重要性，奠定了認知制度主義的理論基礎。在討論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時哈耶克指出，“假如某人的大腦知道所有的事實(正如我們假設所有的事實對于作為觀察者的經濟學家來說都是給定的那樣)，就會有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即使我們能夠證明這一點。也無法解決上述問題。相反，我們必須說明，一項解決問題的辦法究竟是如何通過每個只擁有部分知識的人之間的互動而得以產生的”。哈氏討論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指的就是調規經濟社會系統運行的種種制度設置，而這種制度設置恰恰是攜帶局部認知的個體通過交互作用而發育出來的。在比較制度分析文獻中，青木昌彥尤其關注個體交往的信念和符號系統，認為制度是行動主體之間共享信念的概要表征。近期，拋開個體完全理性還是有限理性的問題，諾斯將個體學習過程運用于制度分析，提供了關于認知、信念系統和制度互相影響及其如何影響經濟績效的理論觀察。諾斯認為，個體信念的演化過程是理解經濟變遷基礎的關鍵，經濟系統演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人們對自身行動結果的信念和認知所塑造的一個精細的過程(a deliberate process)。在這一見解的基礎上，諾斯構筑了“現實——信念——制度——專門政策——產出(改變了的現實)”這一解釋社會變遷過程的框架。馬克斯·普朗克學會(max planck institute)集體物品研究小組將制度理解為共享的心智模式或者是共享的針對重復發生的社會交往問題的處理方式(shared mental models or sharedsolutions to recurrent problems of social interaction)，制度“被錨固”(anchored)在人類的心智中并與特定行為相對應。此外，新興的行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理論也為深入理解認知行為和制度演化的關聯提供深刻的洞見。

在認知制度主義看來，制度是個體間關于策略博弈如何進行的共同認知的自我維系系統。制度的本質是對均衡策略顯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種濃縮性表征。該表征被所有參與人所感知。這樣，制度就以一種自我實施的方式制約著參與人的策略互動，并反過來被他們在連續變化環境下的認知不斷再生出來。因此，從認知的角度來闡釋制度是充分解釋制度形成、演化和發揮作用的關鍵。可以從個體認知和共同認知的形成演化過程著手，構建一個基于認知的制度分析框架。

四、基于認知的制度均衡與演化分析框架

作為一個自組織系統，制度代表了重復參與博弈的當事人之間自我維系的基本預期(共同認知均衡)。從認知角度重塑制度分析框架，關鍵在于刻畫個體間共同認知均衡的收斂過程。由于共同認知均衡是個體間認知試錯與動態調整的結果，因此，首先需清楚單個體局部認知的形成和動態調整機制，在此基礎上再考察單個體局部認知向多個體共同認知均衡的收斂過程，從而建立基于認知的制度分析框架。

(一)個體局部認知的形成

考察單個體局部認知的形成過程，需要了解個體在具體決策場景下如何啟動自身攜帶的交往知識。歸納哈耶克關于個體經歷與共同知識的研究，基于朱憲辰的個體知識分層、知識積累與演化理論。本文引入個體“認知一行為”的簡化分析框架，以解釋個體局部認知的形成和調整過程。

首先。將個體“認知一行為”模式簡化為四個相互關聯的部分：認知結構、信號加工、適應性學習和外界環境。

個體的知識結構好比是個體認知系統的存儲器。其中存儲了哈耶克所謂的“分立的個人知識”及個體間共同知識。這兩類知識的核心構成了個體的認知傳統。認知傳統則決定于個體自身偏好和個體以往的經歷，其中，個體偏好又依賴于個體資源存量和個體控制資源的能力、范圍。在這里，認知被界定為個體對于一個信號和另一個信號(或事件)的聯結。例如，“紅燈停綠燈行”——個體在基本損益評價和學習能力的作用下形成聯結(認知)：紅燈亮(綠燈亮)——危險(安全)，當看到紅燈亮(綠燈亮)時，具有此認知的個體表現出危險(安全)意識，進而采取相應行為，而沒有此認知的個體就不會有這些反應。認知結構中充斥著這樣的聯結，同時，認知結構也對認知聯結進行動態處理，即個體根據偏好、結合自身經歷和擁有資源量的大小對這些聯結進行損益分析，從而區別情況新增或淘汰聯結。

外界環境(自然的、經濟社會的、其他個體的行為)給予個體以信號刺激，信號加工部分對這些信號刺激進行處理。個體主動或被動接受環境信號后。對信號中包含的成本、收益及相關參照系的信息進行處理。并根據處理信號的方式和技術以及學習調整部分反饋回的信息指示，做出接受或屏蔽該信號的決策。若個體做出屏蔽的決策。則停止該過程；若接受這一信號，則將導入個體的知識結構部分。

認知系統將導入知識結構的信號與知識結構中的既存聯結進行比對(這種比對是依據個體偏好、個體經歷和個體所擁有的資源量的大小進行損益分析)，首先產生對所面臨的外部條件的判斷：(1)個體認知結構中存在與當前所接受的環境信號較強的相關聯結，便會啟動固定預期或行為模式行為。這種固定的預期或行為模式可能是原有慣例或交往方式；(2)在個體認知結構中有關聯結較弱，甚至不存在時，個體便會通過收集、加工信息，重新進行理性計算形成預期并付諸行動。上述第一種情況稱為規則支配行為，第二種情況稱為目標驅動行為。

1.當個體認知結構中存在與所接受環境信號較強的相關聯結，采取規則支配行為：行動結果與行動前計劃一致，則個體將保留強化原有的行為準則：行動結果與行動前計劃不符，則個體將重新進行理性計算，調整或徹底改變預期，直至兩者趨于一致，個體便接受經過調整的行為規則。

2.當個體認知結構中沒有與所接受環境信號較強的相關聯結，個體啟動目標驅動行為：經過理性計算做出的預期與行動結果一致，個體將繼續維護、積極遵循該行為規則；個體進行約束條件下的最大化計算做出的預期與行動結果不符，個體將繼續搜尋新的信息。重新進行理性分析，不斷地試錯，直到各自預期與支付結果相一致，個體的行動準則也達到穩定。 配或目標驅動行為，每得到一個支付結果，個體將在進行一次適應性調整之后把信息反饋到信號加工部分和知識結構部分，最終都將影響個體的資源存量，并影響個體的經歷，從而促使個體調整偏好及認知結構。個體局部認知構成了多個體間共同認知的基礎。

(二)個體間共同認知的形成——制度發育與演化

制度作為個體間共有信念的自我維系系統，本質上是個體間共同認知形成、演化的動態過程。在經濟社會系統中，個體為應對環境不確定性而組織和協調集體行動。但這一任務顯然不能依靠單一個體運用其局部知識獨自完成，而需要多個體間的共同知識或共享信念來協調集體行動。制度能否形成、集體行動能否發起均取決于個體間的共同認知能否普遍建立并維持穩定。

此，共同認知的本質和共同認知的形成及動態調整是制度的認知基礎最核心的問題。本文將共同認知視為個體針對其他個體面對場景信號時行為反應的共同預期而建立的信號間聯結，可以對共同認知進行如下的形式化表征：

個體i發出行動ai，i對ai依個人知識中的意義mii聯結將發生的事件11，記為ai——mij，(11)。mij，(11)表示11對i、j分別具有獎懲意義mi、mj。j接收的是ai的信號，依j個人知識中的意義mij聯結將發生的事件12，記為ai——mij(12)。若mij(11)異于mij(12)，則稱個體i與j就ai沒有關于將發生事件的共同知識；否則，將發生事件的獎懲意義相同，j的知識(聯結ai12)就等同于i的知識(聯結ai11)，則稱個體i與j就ai具有關于將發生事件的共同認知。

當信號出現時，個體間基于基本效用評價和學習能力，通過試錯、觀察和模仿等學習方式逐漸形成對該信號行為反應的共同預期。共同認知存儲于社會的集體記憶里，分散在個體的知識體系中，在共同認知的協調下，個體之間便能在相同預期的基礎上交往互動。

個體在與環境的互動中，其攜帶的局部認知在個體群的交往互動中得到調整提煉。從而形成共同認知。我們從兩個體互動與多個體互動兩個方面來簡化共同認知的發生過程。

1.兩個體間共同認知發生簡化。將交往情境簡化為兩個體面對面互動場景。由于社會環境變遷，譬如市場交易機制替代行政控制經濟，個體在經濟交往中必然做出相應調整。此時，個體a對個體b發出行為信號sa，個體b經評價反饋對信號sa做出行為反應sb。若sb與個體a的聯結(sa－sb)預期不符，則a將依一定學習規則調整發出第二次行為信號s’a，于是s’a又將與個體b聯結(sa--sb)的預期不符，再次引發個體b的調整行為s，b，……如此類推，經過長期的面對面試錯、模仿，最后形成了對于信號sa的共同行為反應預期。

2.三個體間共同認知發生簡化。兩個體間的互動行為及反應，對于其他個體又是一系列新信息，其他個體在評價反饋的作用下也通過預期試錯、觀察模仿對信號形成聯結，如果該聯結結果與前兩個個體一致，即形成了三個個體的共同認知。由此類推到n個個體的共同認知。這種通過較長時間個體面對面交往形成的“共同認知”通常是個體“理性不及”的，擴散過程更多地通過個體潛移默化的“隱性學習”(implicit learning)進行，由此形成較穩定的共同“默會”知識。當個體群中絕大多數個體都采納這一共同認知或固定預期時，在該個體群中一種制度便形成了，見圖1。

但共同認知一經形成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在系統不確定性和個體認知不斷演化的作用下持續(緩慢或者急劇)調整，打破個體之間對博弈規則及可能結果的共同預期。個體通過在行為反應層面的交流互動，發現新的聯結(或信號)。再互相調整預期并作出行為反應，直到達致新的認知收斂狀態，呈現出“共同認知均衡——系統不確定性、認知沖擊及認知擾動——共同認知常規性落空、認知失衡—認知搜尋、試錯——新的共同認知均衡”這樣一個螺旋式波動調整的過程。因此，制度變遷應該被理解為個體信念系統與環境互動調整的過程，本質上是一個認知演化的過程，而認知演化的方向是促進信念系統所型構的制度框架能在怕累托意義上提高個體應對環境不確定性的效率。根據諾斯“信念系統調整——個體行為互動——制度局部發生”的分析思路，可以建構基于認知調整的制度演化框架，見表l。

如表1所示。既有制度以共有信念系統為內核存續下來，個體分享依場景啟動的相同的策略集，現存制度以共有信念系統的概要表征來約束個體在經濟社會場景下的行為選擇。隨著環境的演化(如政府政策變化、技術進步、法制完善、基層秩序自發擴展等)，原有制度所設定的決策集合不能降低環境的不確定性(如計劃經濟條件下配給制的垂直型物品交易方式無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水平橫向的交易環境中發揮作用)，因而發生制度危機。在危機中，各種相互競爭的制度規則——由新的信念系統決定——為部分個體所運用試驗，進而發生個體適應性學習、模仿新決策等認知調整現象。在認知的動態調整過程中，若個體的認知結構內存在與當前所接受的環境信號較強的相關聯結，便會規則支配行為，可能是原有慣例或習俗；若在個體認知結構中有關聯結較弱，甚至不存在時，便會啟動目標驅動行為，重新進行理性計算形成預期并付諸行動。個體的認知調整導致各種變異性策略以一定的規模進行

試驗和競爭；并且各種策略均在“演化選擇壓力”下接受演化考驗，隨著某些決策在演化過程中逐漸上升至主導地位，并成為個體群內的共同認知，新的制度均衡開始形成。特殊地，在環境變化——制度的形成或變革中，原有制度(固有行為模式)就可能阻礙個體對新行為模式的選擇(創新)，或者個體自身依賴原有制度，當此類個體數量達到一定規模時，社會的演化力量被束縛。可能出現制度“鎖入”(look in)或路徑依賴(parth dependence)現象。

五、結論

近年來制度經濟學的一個重要進展是，認知要素逐漸被納入制度分析框架，成為制度變遷理論的重要構件。本文以近年發展起來的認知制度主義為理論基點，對個體局部知識及個體間共同知識的發生和調整過程進行簡化，以期厘清制度的內在發育及演化機制。

篇7

論文摘要：注冊會計師審計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司治理的完善也有助于提高注冊會計師的審計質量。文章以注冊會計師審計與奮司治理的關系為基礎，利用博弈論的觀點分析會司治理完善程度與注冊會計師審計質量之間的關系，指出公司治理與注冊會計師審計是相輔相成、相互作用的關系。并以商業銀行為例，探討當公司具有眾多的分支機構時，如何利用注冊會計師審計完善公司治理。

一、引與文獻綜述

1720年的南海泡沫導致的英國商法革命;2001年安然事件暴露的美國公司治理模式的重大缺陷;2008年金融危機中金融巨頭倒閉引發金融監管的思考。這些都使得理論界和業界意識到: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以及由此產生的委托關系，是公司治理問題產生的根源。注冊會計師審計也產生于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目標是對被審計單位財務報表的合法性、公允性發表審計意見，保護投資人的利益，幫助其作出合理的決策，這與公司治理的目標是一致的，注冊會計師審計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注冊會計師審計與公司治理研究一直都是國內外研究的熱點。在國外，Jensen和Meckling( 1976)認為由于委托人和人追求的目標不一致，人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會損害委托人的利益.因此委托人與人之間存在較大的成本。這種成本的產生主要是因為委托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審計通過鑒證可以降低委托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因此外部審計構成公司治理機制的一部分( DeAngelo，1981 )。在國內，韓東京(2008)的研究成果表明:上市公司是愿意聘請高質量的審計師作為一種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的，但整個審計市場質量還不高，還不能充分發揮其應有的監督作用。而針對公司治理對注冊會計師審計的影響，余宇瑩基于系統論的視角，研究公司治理系統對審計質量的影響，發現公司治理系統越好，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間越小，審計質量越高。

上述研究成果是從審計與公司治理關系的角度進行分析，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兩者是相互作用、相輔相成的關系，一個角度分析不能體現其相互作用的機理;二是隨著公司規模的擴大，大型商業銀行及集團公司的出現，審計對公司治理在作用機理上出現了新的變化。基于以上兩點，本文利用博弈論的觀點分析公司治理完善程度與注冊會計師審計質量之間的關系:公司治理會促進注冊會計師審計質量的提高，注冊會計師審計質量的提高也會促使公司治理日趨完善;公司治理程度低，公司沒有動力聘請高質量審計;注冊會計師審計質量低，不利于激勵公司完善治理。文章最后以商業銀行為例，分析當公司具有眾多的分支機構時，如何利用注冊會計師審計完善公司治理。

二、注冊會計師審計與公司治理

(一)注冊會計師審計對公司治理的影響

現代風險導向審計將風險評估、風險應對與審計程序聯系起來，注冊會計師審計對商業銀行治理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了解商業銀行的性質以及內部控制成為風險評估的重要組成部分，注冊會計師也將公司治理環境作為風險應對的考慮因素。這不僅是公司完善治理的內在動力，同時公司治理層同注冊會計師進行溝通，對相關內部控制環節進行再設計，以完善內部控制。二是注冊會計師在實施控制測試與實質性測試時，會將交易的內部控制目標與關鍵內部控制聯系起來，這將有助于公司相關交易所涉及人員在業務流程中履行好自己的職責。比如商業銀行分支機構的會計基礎工作薄弱，賬戶設置不合理，入賬時間不合理，未按規定更正入賬錯誤等，注冊會計師審計可以起到監督的作用，使公司治理趨于完善。

(二)公司治理對注冊會計師審計質量的影響

公司治理對審計質量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不完善的公司治理會導致審計委托關系的異化，從而損害了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部分上市商業銀行存在國有股“一股獨大”、內部人控制等公司治理結構的缺陷;而非上市的商業銀行治理結構不完善，在審計委托關系上就表現為企業的經營者成為實際意義上的審計委托人，這樣的公司治理模式下產生的審計委托關系將會降低審計質量。另一方面，公司治理結構通過影響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來影響審計質量。公司治理是會計信息的第一層過濾器，完善的公司治理能有效地防止虛假會計信息的產生，提高會計信息質量。但是由于可能存在公司組織結構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內部控制制度不完善，監事會失效的情況，企業的經營者就可能進行盈余管理和財務舞弊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從而使會計信息質量低下。而對其進行審計的注冊會計師由于信息不對稱和自身能力的有限性及審計要求的“合理保證”，不可能發現公司所有失真的會計信息，而作為審計需求者的投資者和社會公眾只關注審計報告的結果，二者之間的“期望差距”使得注冊會計師出具的審計報告滿足這些審計需求者的程度不高，即審計質量不高。

（三）注冊會計師與公司治理相互作用關系

公司治理與注冊會計師審計的相互作用是公司經營者與注冊會計師博弈的過程，其收益矩陣如表1、表2所示。M代表公司經營者;A代表注冊會計師。

1.不存在審計合謀，相應的審計法律責任履行機制健全

由于審計法律責任履行機制健全，因此當公司治理不完善，注冊會計師質量低時，注冊會計師將承擔法律責任和法律訴訟的風險。則該博弈唯一的納什均衡是(公司治理完善，注冊會計師審計質量高)。

2.存在審計合謀，相應的審計法律責任履行機制不健全

由于審計法律責任履行機制不健全，因此公司治理不完善時，注冊會計師將綜合考慮或有收費、可能失去審計客戶以及承擔法律責任、法律訴訟的風險，選擇低質量的審計，出具不實的審計意見。則該博弈存在兩個納什均衡，分別是(公司治理完善，注冊會計師審計質量高)、(公司治理不完善，注冊會計師審計質量低)。

商業銀行治理越不完善，越會對注冊會計師施加更大的壓力，從而使注冊會計師可能屈從于客戶的壓力而出具標準無保留的審計意見，從而影響審計師的獨立性和審計質量的提高，出現“公司治理不完善，注冊會計師審計質量低”的“惡性循環”狀態。如果商業銀行將審計視為公司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彌補內部審計存在的不足，那么注冊會計師審計將有助于公司完善治理，出現“公司治理完善，注冊會計師審計質量高”的“雙贏”狀態。

注冊會計師也不是完全被動的接受:在公司治理不完善時，注冊會計師可以選擇不與公司進行審計合謀，嚴格按照審計準則展開審計工作，促使公司必須完善公司治理;注冊會計師審計質量不高也會給管理層舞弊、粉飾財務報表提供機會，注冊會計師審計沒能起到很好監督的作用，這將不利于公司完善公司治理。

三、商業銀行治理與注冊會計師審計

注冊會計師審計在商業銀行治理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從監督分支機構和營業網點的規范化治理和保證財務數據真實、可靠性方面考慮，商業銀行需要重視內部控制以及管理信息系統。但是由于商業銀行內部審計受內部審計模式、內部控制受經營者觀念的影響，效力有一定的局限，必須引入獨立的第三方注冊會計師對這些分支機構財務報表開展審計工作。注冊會計師將分支機構存在的問題與治理層進行溝通，治理層提出相應的改進對策，商業銀行綜合利用內部控制與注冊會計師審計達到完善公司治理的目的。

商業銀行審計與一般公司審計有所不同，它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商業銀行審計本身就具有較大風險。由于商業銀行機構龐大、分支行眾多，注冊會計師不能對其進行全面審計，只能選擇部分分支機構進行抽查，又由于審計抽樣的局限性以及注冊會計師職業判斷及定性的審計評價，使得商業銀行審計具有特殊性。二是商業銀行業務復雜，由于不斷擴展和創新，每個業務都包括大量的信息資料，給審計工作帶來新的挑戰，審計人員很難全面掌握商業銀行內部經營管理情況，而且商業銀行不斷推出新業務，現有審計人員專業素質、知識結構不能完全適應審計發展的需要，審計技術方法滯后于金融業信息化的步伐。

四、結束語

商業銀行審計對于商業銀行治理的重要性和商業銀行審計又存在上述的問題，這兩者的矛盾如何解決，商業銀行如何更好地利用注冊會計師審計，注冊會計師審計如何提高審計質量，達到商業銀行治理與注冊會計師審計質量“雙贏”的結果?

針對以上問題，為了提高審計質量，更好地發揮注冊會計師的監督作用，完善商業銀行治理，筆者認為應該逐步改善證券市場的法律環境，引導審計市場健康有序的發展，促使會計師事務所增強獨立性和執業能力，提高審計質量，建立聲譽和品牌，逐漸發揮出較強的外部監督能力，減少公司中的問題，改變實際的審計委托模式，提高治理效用。

篇8

面對網絡文化強勁的發展趨勢，政府應該如何去管理和引導這一新生事物，使之健康發展，成為社會普遍關心的重要問題。政府要避免在網絡文化管理方面的越位、錯位、缺位狀況的出現，就需要改進傳統的社會管理手段，因為它們在運用于網絡空間時所采取的封堵、過濾、刪除和關閉等方法過于簡單化，具有明顯的局限性。

一是網絡空間不同于普通的物理空間，網絡社會由于具有虛擬性、自由性、開放性和匿名性等特點，這使傳統的社會管理方式的效果大大弱化。一方面,互聯網是由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很多局域網所構成的,它采用離散結構，因而現實社會中那種分地域設卡、設點管轄控制的傳統管理方式往往作用不大。另一方面, 網絡行為具有數碼化或虛擬性的特點, 我們看到的聽到的文字、聲音、圖像和影像變成了數字的終端顯現,甚至人也是以一個“符號”的身份在活動,彼此不再熟悉, 使人們覺得網絡是一個布滿機器的無人之境。在這個“無人”之境中, 人們感到外力對網絡行為的調控作用在式微。

二是政府的信息管制不僅成本十分高昂，而且稍有不慎還會損害網絡的效率和功用。與此同時，規避政府的信息監管卻非常容易，成本低廉。在互聯網上人們可以輕而易舉的“繞道而行”，從而影響管制的可操作性、公正性，管制的效果也就大打折扣。

三是信息網絡技術瓦解了傳統的等級結構，把權力分散到了更多的個人和群體當中，將分權化的網絡結構置于比其他組織模式更為優越的地位；網絡打破了傳統社會中政府及媒體對于信息的壟斷。在網絡社會中，沒有任何人居于最高或中心的地位，進入網絡空間的每一位成員都是平等的，人人都有可能參與網絡社會的管理。而且，隨著平等參與技術的逐漸成熟，個人和群體可以為了各自不同的目標而交互行動，也可以聯合行動，卻不需建立一個有形的或正式的實在機構。

如何既不封堵又能有效導引網絡文化的發展？“尼葛洛龐帝式鼓掌”為我們提供了有意義的啟示。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中描述了這樣一個實驗：一個大禮堂中有千余人，實驗者要求大家開始鼓掌，掌聲盡量協調一致。結果發現，雖然沒有人指揮，起初雜亂無章的掌聲卻很快就節奏一致。這樣的結果讓所有觀眾驚愕。而尼葛洛龐帝研究后也不由地感慨：我們對于從完全獨立的行動中所產生的協調行為的認識是多么的膚淺。

篇9

1.國外研究現狀

Robert.LKTiong（1987）對BOT項目風險評價進行了研究，分析了凈現值法、專家打分法、決策樹法等幾種常用的BOT項目風險評價方法，認為對BOT項目進行評價必須要有可行的評價手段同時需要對風險評價的結果有正確的理解。

Dixit（1989）提出費用模型、任務模型、運籌規劃模型等科學的BOT項目風險量化模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將BOT項目存在的風險依次劃分為國別風險、項目自身風險以及客戶風險。

CM Tan（1994）提出基于模糊邏輯技術的BOT項目風險評價模型，并將此方法運用于大型BOT項目的風險評價及控制中驗證該方法的有效性。Kitti Subprasm（1994）將模糊數學分析方法運用于BOT項目風險評價中，在此基礎上提出可以將模糊數學分析方法用于投標方案的評價。Kumaraswamy（2004）找出影響BOT項目風險的八個主要因素，并針對八個影響因素建立了風險評價模型。

2.國內研究現狀

張丹文（2003）運用經濟學方法分析了BOT項目的潛在風險，并建立BOT項目風險評價的指標體系，運用層次分析法和專家打分法為各項指標打分賦值，最后得出BOT項目風險值。

齊國友等（2003）認為在BOT項目投資決策中需要仔細考慮項目面臨的各種風險。在綜合分析現有評價方法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新的投資評價方法，即風險NPV法。利用風險NPV進行評價需要確定NPV服從的概率分布及折現率，根據NPV的概率分布函數進行計算。

王芳（2004）等運用實物期權的思想，在考慮價值評價變量階段性變化的基礎上，通過參數的階段變化反映變量的階段變化，基于Lto隨機微分方程提出了一種新的BOT項目價值評估方法，為BOT項目的投資決策提供量化標準，便于各項目之間的比較與選擇。

王愛民和范小軍（2004）在分析BOT項目期權特性的基礎上，提出了基于實物期權的評價模型，該模型考慮了項目價值和項目建設成本的動態變化，用于計算BOT項目價值和項目建設成本的雙變量項目期權價值。

曾衛兵（2004）用期權理論建立了內資BOT公路項目的投資決策評價模型，進一步用博弈論方法研究并論證了該投資決策評價模型的正確性，最后將其運用到實例中驗證其有效性。

3.研究不足

從上述文獻可以看出目前研究的一些不足：

（1）風險評價方法的運用沒有結合BOT項目的特點，僅是簡單的將各種項目風險評價方法直接運用到BOT項目中。BOT項目與一般的項目有所不同，它具有特許期限等特點，在對其進行風險評價時，應該結合BOT項目自身的特點對風險評價方法進行完善。

（2）現階段常用的BOT項目風險評價方法自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各種風險評價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將其運用到BOT項目風險評價中時應針對其局限性對其進行完善，直接將其運用到BOT項目中會導致評價結果出現偏差。

（3）采取建立指標體系通過專家打分確定權重綜合評價BOT項目風險的方法，風險評價指標較為單一，將一些不可量化的指標通過專家打分來賦值，主觀性較強，最終得出的評價結果準確性較差。

（4）風險評價的數學模型復雜、需要大量的歷史數據，但是由于歷史原因我國一些資料部門工作不夠全面，從而導致對項目進行風險評價時很少有可以借鑒的歷史數據，極大程度上影響了項目風險評價的準確性。其次，風險評價的數學模型專業性很強，操作起來復雜，項目的各參與方知識有限，專家對項目風險的分析不能讓決策者很好的理解，這樣必然會影響到風險評估與風險決策的質量。

4.建議方法—模糊綜合評價法

從指標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角度評價BOT項目風險，必須綜合考察BOT項目的所有主要風險，同時要考慮不同參與方對待風險的態度不同。在基于各參與方的BOT項目風險評價指標體系中，由于各指標的影響因素各不相同，除少數可以通過統計方法獲得，大量的指標則只能采用專家評分法。對于這樣的評價問題，運用模糊數學的方法，即模糊綜合評價法（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簡稱FCE）可以得到較好的解決。

模糊綜合評價，是一種基于模糊數學的綜合評價方法，即用模糊運算法則，得出一個評判矩陣，并且通過評判函數對受到多種因素制約的事物或對象做出一個總體評價的過程。

模糊評價方法的特點主要表現在：第一，模糊評價方法可以不直接依賴于某一項指標，也不過分地依賴于絕對指標，而是采取比較的方法，這樣可以避免一般數學評價方法中，由于標準選用不盡合理而導致的評價結果的偏差。第二，評價指標的重要程度通過權數加以體現，但允許在權數選擇上有一定的出入，而不至于改變最終的評價結果。第三，模糊評價中算子的選擇和隸屬函數關系的確立，使各項參與評價的非量化指標間建立了有機聯系，使評價結果能夠更好地反映出評價對象的整體特征和一般趨勢。

龔潔（2010）將模糊綜合評價模型應用于BOT項目投資風險的綜合評價過程中，利用其具有結果清晰、系統性強的優點，能較好地解決模糊的、難以量化的問題這一特點，對適合BOT項目中各種非確定性風險因素的綜合評價。

參考文獻：

[1]Robert L K Tiong. Evaluation of proposal for BOT projec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1987，l5（2）：67-72.

[2]DixitAK， pindyik P S. The risk assessment of BOT project[J]. Harvard Bussiness Review，1989，28（4）：129.

[3]C M Tan. BOT model for instraction development in As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1994，17（6）：377-382.

[4]張丹文.BOT項目可行性評估指標體系研究[D].成都電子科技大學，2003.

[5]齊國友，曾賽星，賈艷紅.BOT項目投資決策模型研究[J].建筑管理現代化2003，24（3）：12-14.

[6]王芳，楊乃定，姜繼嬌.基于lto隨機過程的BOT項目價值評估[J].管理評論，2004，16（7）：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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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金運用風險管理的核心是投資管理

1.信用風險管理管理信用風險的主要方法是購入多種投資工具，通過投資的多元化來分散非系統性的投資風險。對于金融產品信用風險的認識，從其內在的穩定性和穩健性來衡量，包括該產品的性質、相對規模、管理情況和信譽度，以及該產品的足夠保障倍數。

（1）清算前風險衡量。應在一致的基礎上，對所有產品和業務部門清算前的信用敞口進行衡量，并定期與每一個對手的限額進行對比。

（2）當前和潛在的敞口風險。清算前敞口衡量方應在信用相等的基礎上，反映市場情況的變化從而產生現在和潛在信用敞口的衡量。

（3）可預期和不可預期的損失。潛在的信用敞口應與交易對手違約和回收率相結合，以便決定可預期和不可預期的信用損失。這些也應用于風險資本和經風險調整的業績評估。

（4）清算風險衡量。除了清算前風險外，還應對清算風險進行衡量，并按日與每個交易對手各自的清算風險限額進行比較。

（5）軋差。公司只有在適當的合法的軋差協議支持下，才可將信用敞口進行軋差。

（6）信用程度。公司風險管理職能部門，通過一個獨立的信用部，負責對客戶和交易對手進行信用評估，并分別為其建立授信限額。

2.利率風險管理

管理利率風險的主要方法是運用資產負債聯合管理的方法，使資產的持續期與負債的持續期相匹配。隨著金融市場創新的發展，今后衍生金融產品也會被用來管理保險公司的利率風險。

3.市場風險管理

管理市場風險的主要方法是以科學的態度去執行有關政策，把握好業務開展的政策適度性，對那些違背政策原則的業務，即使利潤豐厚，也不應經營。依法經營、合法經營是一個穩健的保險公司應該遵循的理念。

（1）估價。所有的頭寸必須用已獲批準的政策和程序，至少每天獨立地按市場價格標出。包括信用質量（未獲得的信用價差）、市場流動性（出售頭寸的成本）、籌資成本、管理成本、頭寸規模。

（2）每種產品所特有的市場風險成分應予認定，以便為保證市場風險衡量的精確度提供基礎。

（3）市場風險的衡量。用一個包含三個主要市場風險衡量方法的風險衡量機制，每天計算所有業務部門的市場風險，并以此與市場風險限額作比較。

（4）事后驗證。風險價值模型的精確度和可信度必須用市場事件來證明，并不斷更新以反映市場情況的變化。

（5）頭寸流動性。市場風險的風險價值衡量應調整到能反映頭寸的市場流動性。

4.流動性風險的管理

（1）現金管理，應對每種貨幣預計的短期現金流量進行測量和監控，以便預期將來的籌資需求。

（2）籌資戰略，在公司的應急流動性計劃過程中應該有替代策略，以滿足由于市場流動性的損失或市場進入問題而引發的流動性需求。

（3）市場流動性，流動風險應編入市場風險模型或分別計算和監控。

5.管理風險的管理

（1）部門間的制約，建立防火墻。所謂部門間的制約，就是通過部門的有效設置形成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的機制，有效控制風險。按國際慣例，監督部門（如內部清算部門、內部審計部門）應對交易部門進行年檢，檢查交易是否合乎規定，企業內部會計部門應對每一筆交易進行記錄、比較、分析，從而防止違規交易、超授權現象的產生，達到控制風險的目的。

（2）制定內部交易行為準則。交易部門應設立內部交易行為準則，對不同人員的分工、交易權限、虧損限額，對不同的操作環節，如指令輸入、交易復核、清算交割、授權審查、超授權部分的審批等做出明確的規定。

（3）實行首席交易員負責制度。每天由首席交易員根據資金、市場情況制定交易計劃并最終進行平盤。對每個交易員限定交易權限，超越權限就無法操作；對每筆交易業務都限定止損點，超過止損點就強行平倉，有效地制止風險的產生和擴大，是一種較為先進的風險管理模式。

二、資金運用風險管理的理論選擇

1.資產組合理論

資產組合理論是從收益和風險的關系出發，定量選擇組合，通過一系列分散投資的方法，使投資者把組合的風險降低到最小限度，是投資者選出一個風險最小、最有效的投資組合。這一點對當前我國保險業資金運用有十分強的操作性，即將一定量的資金按不同的權重投入不同種類的業務。通過改善投資配比，在投資收益和投資風險中找到一個平衡點，從而在總體上把風險減小到最低限度，這對投資者獲得穩定的收益有著重要的作用。

2.套利理論

目前保險資金的投資開放還有很大局限性，表現在投資場所和投資比例的限制。這從某種意義上限制了保險資金的套利空間，使保險資金只能在同一市場的不同品種之間或不同市場的相同品種之間進行套利。這種套利行為是建立在金融市場不完善的基礎上，會引起市場價格發生變化，套利者買進的證券，其價格會上升，導致該證券的預期回報率下降，反之，套利者賣出的證券，其預期回報率則會上升。這一價格調整過程將一直持續到市場套利機會消失為止。投資者動用套利定價理論，實現投資收益的最大化。

3.期權漂移理論

該理論認為，證券價格行為遵循以證券價格的比例表示、以期望漂移率為常數的一般化過程，即只有證券價格的當期值與未來的預測有關，變量過去的歷史和變量從過去到現在的演變方式與未來的預測不相關。因此，在投資選擇時，分析各投資品種的市場價格，預期該品種的未來價格趨勢，同時對該品種進行可靠性分析，從而確立投資方向。

4.博弈論

博弈論可以劃分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現在研究的博弈論，一般指的是非合作博弈。從不同的角度劃分博弈，就是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安全信息動態博弈、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具體在資金運用的過程中，要求對所有資金運用的場所的參與者進行分析和研究，掌握和了解他們交易（行動）的習慣，以及他們可能得到的信息狀況和可能采取的投資戰略。在此基礎上，制定我們的投資戰略計劃，采取有針對性的交易手法，做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三、資金運用的風險管理展望

1.保險資金運用的風險管理十分重要。隨著我國保險市場的快速發展及保險資金運用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保險公司的資產將不斷積累，資產可運用比率將明顯提高，規模將會不斷擴大，保險公司將成為金融市場上舉足輕重的機構投資者。

2.保險資金運用風險管理技術分析要求更高。由于自身經營的要求和證券市場的進一步發展規范，保險資金運用方式將呈現多樣化和證券化趨勢，風險管理技術測量將更加依賴于數理分析等數學手段建立模型來完成。

3.健全的監控機制使風險管理體系完善。保險資金運用管理體制進一步合理化。在宏觀方面，將會建立起以修改完善后的《保險法》為主體的法律法規體系，依法對保險資金運用進行監督管理，宏觀調控也多運用間接手段為主。在微觀管理方面，保險資金運用將實行高效的資產負債管理，建立起適合自身發展的經營機制。

4.保險資金運用風險管理必須具有一支專業投資隊伍。經營機制的轉換，先進的管理辦法，經驗的積累和從業人員素質的提高，也使保險公司運用資金的水平大大提高，從而促進整體效益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