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象與生活論文范文
時間：2023-03-27 14:37:17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氣象與生活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科技論文；生物科學素養；文獻檢索
高中生物學教學使用的教材以及生物科技書籍與生物科技新進展存在較大的時差，將生物科技論文中的新觀點、新作法，以及相關的新知識、新成果和新應用傳播給學生，可促進學生對不斷發展的生物科學及其研究的理解和應用，引導學生主動學習，提高生物學學習能力和生物科學素養。
一、科技論文的概述
所謂科技論文是指論證、描述運用科學技術，開展科學研究，獲得一定科研成果的學術性文章。中國國家標準GB7713-87明確指出：“學術論文是某一學術課題在實驗性、理論性或觀測性上具有新的科學研究成果或創新見解和知識的科學記錄；或是某種已知原理應用于實際中取得新進展的科學總結，用以提供學術會議上宣讀、交流或討論；或在學術刊物上發表；或做其他用途的書面文件。”科技論文能體現最新的科技成果及科技發展，科技成果已廣泛運用于生產、生活。在高中生物學教學中，有效地運用科技論文，能激發學生的探究欲望，促進學生對生物學的認識，提高生物科學素養。
二、科技論文的選擇
應選擇近期發表的較高水平的科技論文，注意選擇研究角度新穎、涉及生物學熱點話題的研究文章。如學習有關育種知識時，介紹有關華中農業大學科研人員克隆出控制水稻光敏感核不育的基因pms3，該科研成果可加速水稻“兩系”不育系培育，促進作物雜種優勢利用。引導學生由此相關信息為主題，檢索有關科技論文，讓學生獲取科學性、權威性的基因工程育種的最新科學進展。
還應注意選擇有關促進社會、生產、生活等方面研究的科技論文。例如，在學習“生態環境的保護”時，根據不斷加劇的“霧霾”天氣，引導學生學習《北京一次持續性霧霾過程的階段性特征及影響因子分析》，幫助學生了解北京地區持續性霧霾天氣過程中的氣象因素和氣溶膠演變特征。學生結合“霧霾”天氣親身體驗，加深了對“霧霾”天氣的了解，提高保護環境的意識，有利于學生掌握生物科學知識，運用所學的知識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許多實驗驗證性的科技論文包含有實驗材料、實驗方法、實驗結果、討論和結論，不僅具有科學的、最新的實驗技術和方法，還有翔實的實驗數據，讓學生易于理解實驗過程、實驗數據和結論之間的關系，體現科技論文的應用價值與社會意義。
三、科技論文的教學應用
首先在課堂上為每位學生提供一份論文，要求學生圍繞“文章的研究的目、研究的對象、研究的結論或結果、研究的問題對社會或研究領域有什么影響”等一系列問題進行閱讀，培養學生快速地獲取有關信息的 能力。
然后指導學生羅列論文中相關的生物學概念和難理解的專業名詞，并嘗試理清生物學概念與難理解的專業名詞之間的關系，通過新情境的構建，培養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分析、應用等遷移能力，為理解實驗和科學進展打下良好基礎。
科技論文表述的實驗原理和步驟等具有前瞻性，專業性比較強，學生難以理解。課堂教學時教師應簡要地解釋實驗過程，引導學生理解新的實驗方法和實驗設計，嘗試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簡化復雜的實驗條件和方法，設計相關類似的實驗，提高學生的實驗設計能力。
四、科技論文的教育價值
1.促進學生學會文獻檢索
指導學生從公共媒體如報紙、公共科學雜志，比如《新科學家》《科學新聞》或者中國知網等相關網站，采用“文獻檢索方法”“數據庫檢索方法”“出版物檢索方法”，使用關鍵詞搜索，在論文期刊上網站上或搜尋合適的論文，比如早期原創性研究論文，進行對比閱讀，培養學生學會求知、學會學習，掌握認識世界的工具、學會最迅速、最有效地獲取信息、處理信息和運用信息的能力。
2.促進學生對生物學核心概念的掌握
高中生物核心概念是建立在一般概念、原理和規律之上的對生物學核心問題認識和理解，從不同的角度闡釋生命的本質，有利于幫助學生理解與掌握生物學主干知識。在有關“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等核心概念學習中，以關鍵詞“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影響光合作用、呼吸作用速率等”檢索到《不同營養條件對金魚藻凈化作用及其生理生態的影響》《靜止和充氣培養條件下光強對龍須菜光合生理效應的影響》等科技論文，通過學習，拓寬視野，加深對光合作用速率、光合效率、凈光合作用速率等生物學核心概念理解和掌握。
3.提高學生圖文轉換和圖表處理能力
生物科學經常以生物繪圖或圖表方式呈現科學研究方法或成果，在教學中嘗試將論文的數據用簡化的圖表進行特殊處理，剔除冗余信息，并將圖表與文字相結合，培養學生科學思維和習慣，提高圖文轉換和圖表處理能力，加深對新的科學實驗的理解。
4.提高學生解決問題能力
篇2
關鍵詞：農業生產；應用；氣象信息服務
中圖分類號：S165 文獻標識碼：A
1 氣象信息服務的概述
傳統氣象信息服務主要為社會大眾提供相應的氣象信息服務產品，在操作上較為簡單，這一類型的用戶一般對氣象需求相對較小。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在B/S結構的基礎上構建了一種氣象信息服務站，該網站可為用戶提供一種圖文并茂的氣象服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氣象服務的水平以及質量，尤其是隨著GIS系統的引入，推出了更為個性化且更具針對性的服務，基于GIS這一系統的支持，不僅能夠使氣象信息和有關地理信息有效地融合，同時還可為用戶提供一種可視化服務。
2 在農業生產中氣象信息服務的應用作用
2.1 抗旱保障
近年來，隨著全球變暖，天氣變化的異常，使得一些極端旱災時常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使得各地農作物生長也受到了嚴重的影響。鑒于此，氣象臺和政府聯合成立了相應的抗旱指揮部，通過氣象臺對近期天氣形勢的分析，制定具有針對性的措施，以此使經濟損失可降到最低。同時，氣象信息服務還借助于衛星云圖與天氣雷達，進行人工降雨，使得旱情得到了有效地緩解，在挽救農民經濟損失的同時，也為農業生產穩定實施提供了更為可靠且全面的保障。
2.2 防汛保障
強降水天氣預報與服務措施，借助于氣象部門所有的這一健全網絡系統，把暴雨天氣預警信息及時發送出去，使人們能夠及早做好準備工作，繼而降低財產的損失，避免發生意外的安全傷亡事故。
2.3 利用網絡把氣象信息和農業信息有機結合
通過2者的結合，拓寬氣象信息和農業信息的傳播渠道，以此為農民及時帶去相應的氣象災害預警信息、農業生產技術信息以及防雷減災等相關知識，為農業生產提供更為全面且系統的服務。
3 在農業生產中氣象信息服務的應用所存問題
從近幾年，氣象信息服務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情況來看，盡管其所獲得的成效較為顯著，但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信息的及時性較差，且準度較低。如在應用過程中，對于龍卷風、雷電或者冰雹等一些較為嚴重的氣象災害，其預警時間相對有限；氣象信息的針對性較低。就目前我國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來看，所的這些氣象信息基本均為常規性，大多數為拷貝版本，未從當地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出發，缺乏具有針對性的服務，而這一問題也使得在農業生產過程中，氣象信息服務所具備的這一指導被弱化。
4 提升氣象信息服務水平的相關策略
樹立一種正確且科學的服務理念，加大農業生產特點的研究，基于不同農作物對于氣象條件的具體要求，提供具有針對性的服務。將農業發展、糧食安全的保障以及農民增收作為核心內容，把關鍵時期農作物生產與防災減災作為服務的重點，逐步完善其服務體系。還應根據當地農業的實際發展情況，提供具有特色的氣象信息服務。
積極研發新的氣象預報模式，將近年來我國所儲存的這些氣象歷史資源作為研究素材，把現代MICAPS綜合型處理技術與ArcGIS地理技術作為研究的方式與手段，利用現有的高級編程語言以及現代化的數據庫技術，構建各種關于農業生產的數據庫，并將這些數據庫實施整合，使其成為全面且系統的農業生產氣象信息系統。
盡管當前我國信息傳播技術也十分的發達，但因各地區經濟的差異與主流媒體分配情況的不同等，使得氣象信息在傳遞過程中容易受到影響和干擾。鑒于這一情況，在今后氣象信息服務的應用過程中，必須要加強氣象信息最終傳遞這一環節的管控工作，在最終傳遞過程中，可適當地加大其傳遞的次數或者頻率，又或者細分各地區，采取細分化信息傳遞方式，盡量使氣象信息能夠傳遞至每個人。此外，氣象部門在傳播相關氣象災害信息的同時，還應把和農業生產有關的大氣壓強、光照、濕度以及溫度等信息傳遞至人們，以此使人們能夠基于天氣變化的實際情況，開展相應的農業生產活動。
5 結語
綜上所述，隨著信息可視化、互聯網以及移動通訊等各項技術的快速發展，也為氣象信息服務技術水平的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要想使氣象信息服務滿足當前社會發展的需求，更好地為社會所服務，就必須要充分利用當前現有的這些通訊技術以及網絡技術，基于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提供優質且具有針對性的服務，繼而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的質量。
參考文獻
[1] 翟國芳.農業生產中氣象信息服務的應用探討[J].農業與技術，2012，32（06）：130.
[2] 陳燕，陳建新，易偉霞，等.新農村氣象信息服務現狀及發展對策[C].2011年第二十八屆中國氣象學會年會論文集.2011：1-4.
[3] 周立清，唐小清，張瑞，等.淺談氣象信息服務在農業生產中的作用[J].安徽農學通報，2010，16（12）：24，171.
篇3
關鍵詞：綠色生態建筑設計
中圖分類號: TU2文獻標識碼：A
一、生態建筑的特性
生態建筑在重新審視人和自然關系的前提之上提出, 生態建筑在設計、建設及運用的進程中詳細地斟酌了人和社會環境、自然環境間的關系,以便可以連續發展為指點理論, 綜合使用科學技術、生態學、建筑學等理論,就建筑設計、建設以及運用中的各個環節, 進行合理科學計劃的整體設計, 達到建筑環境的生態平衡、舒適健康；達到建筑的運用中高效、無污染、低耗等。它是以自然為根基, 增加以科學合理的人工創造, 創建統一與諧的環境, 達到人、建筑、自然的生態平衡。
因地制宜在建設進程中使用生態建筑的地區性很顯明。這種地區性表示為以下層面：
1）生態建筑和氣象、地理等實體要素的統一；
2）生態建筑和人文、歷史等抽象要素的統一。
生態建筑其本身即實體元素, 達到建筑正常功效的根本請求是生態建筑和當地的地理、氣象等地區自然要素特點相適應, 同時建筑也是人類文明的體現部分與參與部分, 必定請求和地區歷史、人文要素特點要相互適應。在建筑設計中生態建筑理論的運用, 請求設計要尊敬地區特點,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建筑生態理論的很好實踐, 這個進程也賦予了生態建筑的一定地區特點。[1]
二、生態建設的設計原則
2.1設計科學，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應該是設計的基本原則，這因人是社會的主體，尋求高效勤儉不能以下降生活質量，捐軀人的健康與舒適性為代價。在前面設計的一睦太陽能建筑中，有較小部分是服務于經濟落后地區的，其室內熱適度較低，沒有認真達到合理設計與以人為本，伴隨著我們生活水準的不斷進步，這種標準的“綠色生態”建筑很難再發展，也必將被社會所淘汰。從另一個層面來說，這與國家宏風請求也相符。
2.2從實際出發，不照搬盲目從
綠色生態建筑應該著重強調的是要因地制宜，從實際出發，不能照搬盲目從，國內的綠色彩生態住宅設計存在一種很普遍的現象，很多設計者喜歡照搬西方的現成設計，認為西文的就是好的。并且未知，西文發達國家和國內的建筑模式不同，其次，綠色生態建筑設計應講究地區性特性，建筑設計應充足聯合當地的氣象特性以及其他地區條件，最大限度地應用自然采風，自然通風，被動式集熱與制冷，從而縮小因采光、通風、供暖、空調所導致的能耗與污染。
2.3講求勤儉能源
綠色生態建筑，最主要的是要遵守節能原則，也是勤儉能源、資源、無害化、無污染、可循環、建筑材料運用應該盡可能應用可降解，可再生的資源，同時還要嚴厲達到建材的無害化。綠色生態建筑的設計，請求應用各種手法來創造一個利于我們舒適，健康的生活環境，達到向自然索取和回報平衡，構建一個與諧高效應用資源的生存環境。[2]
三、生態建筑的發展
跟國外相比，國內的生態建筑起步比較晚，還須要進一步地完美與發展。因為國內環境與其它發達國家的環境不同，所以在建筑節能方面，與同地形同氣象的國家相比，國內要運用的建筑材料大約是其他國家的幾倍左右；在綠色設計上、可再生能源應用、綠色環保建材等技術研究方面，國內也須要加大資金的投入力度。
生態建筑在能源的運用上，要充足地應用太陽能、地熱能等再生資源，要安裝太陽能熱水體系、太陽能空調及雨水收集體系，在資源應用上達到全方位的節能減排。在建筑材料上，達到建筑材料的循環應用，大量采用再生材料，如再生混凝土、再生石膏墻、再生骨料、工業廢渣等；達到生態建筑的智能化，最近幾年在我國也涌現出了不少生態型建筑的典范，例如國內著名的皖南民居，寧波五龍潭山野間的山居酒店，上海的佘山國家旅游公園，上海的手動生態樣板樓等等，這些生態建筑很好的與當地生態環境相聯合，達到了建筑的生態化。再如新疆昌吉世紀花園，它是集生態、環保、高科技、人性化、智能化于一體的“世紀花園”，廣泛采用國內領先水平的新材料、新技術、新工藝，計劃設計超前性、先導性與高起點、高標準相聯合，充足體現面向21世紀住宅建設“以人為本”的創新理念，它在具備了節能減排與新能源運用技術的同時，與新疆特有的地形與地貌有機地聯合起來，為居民創造了一個舒適安逸的生活環境，也大大提升了生活品質。[3]
四、生態建筑景觀設計
對于生態景觀設計是建筑環境創造不能少的主要部分。在進行建筑景觀設計進程中，應該把景觀看作是自然生態體系與人工生態體系的復合體，通過借助生態學的原理與方式來進行處理，使其在滿足人類須要的同時，也能夠有效地滿足自然生態的須要，并盡可能恢復已毀壞的生態體系，成為注重生態的景觀。傳統景觀設計的首要內容都是環境要素的視覺質量，而“生態景觀設計”是通過兼顧環境視覺質量與生態效果的綜合設計。其中的操作要素與傳統景觀設計類似，但設計中既要斟酌當地水體、氣象、地形、地貌、植物、野生動物等比較大范疇的環境現狀與條件，同時也須要兼顧場地日照、通風、地形等具體條件與需求。可以說，建筑景觀生態問題的妥善解決，有賴于對景觀生態體系更加深入而體系的科學研究，有賴于更先進與可靠的地理信息體系與分析技術及其與景觀生態計劃的聯合。(目前景觀生態學定量分析根基上的景觀計劃還遠沒有成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景觀生態計劃還剛剛開始)，更有賴于一種新的生態景觀計劃與建設理念及思路的形成，即注重景觀的整體個態效應，同時將人類視為影響景觀的主要因素，從整體上協調人與環境、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的關系，從而最終達到建筑生態景觀的保護與可連續發展。[4]
五、生態建筑的節能分析
從生態學的角度看，建筑就像有機生命體―樣，是須要不斷輸入能量并進行能量消耗而得以生存與運行的，在其整個生命周期進程中，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建筑從其周邊環境中獲得能源的能力及對能源的有效應用水平是體現建筑生態性的主要方向。如何在滿足我們生理、心理須要的同時，使建筑有效應用能源，將建筑能耗降至最低，從而不但勤儉能源同時又能縮小對環境的污染與毀壞，是生態建筑所關注與探尋的主要內容。
建筑能耗通過生產能耗、運輸能耗及其建造能耗所組成，在各種能耗中，狹義的建筑能耗一般是指建筑運行能耗。顯然在綠色生態建筑的理念下，對于建筑被運用的全進程中，應該充足而有效地運用各種能源。其可以通過三個層面來說，即場地選擇及其計劃節能、建筑設計節能及其輔助設備體系的節能。對于建筑護結構是建筑能量消散經過的主要部件，外窗、外墻及其屋面保溫隔熱與防熱對于達到建筑的熱工節能起著關鍵的作用。對于外窗的的熱工節能來講，有以下一些主要技術措施，即控制各朝向窗墻面積比，進步窗的氣密性，進步窗玻璃、窗扇與窗框的保溫隔熱能力，用活動裝置保溫隔熱；窗的日照涉及房間在冬季應用太陽能采暖，而窗的遮陽與通風是達到房間夏季防熱的主要途徑之一。對于外墻的熱工節能來講，在北方寒冷地區，建筑保溫尤其主要；在南方炎熱地區，建筑防熱尤其主要。外墻保溫隔熱主要采取外保溫隔熱、內保溫隔熱與單一材料承重保溫隔熱。而對于外墻的遮陽與通風是南方炎熱地區防熱的主要途徑之一，各種通風墻或防曬墻可以起到較好的防熱作用，其中應用植被對外墻進行遮陽防熱效果很好。對于屋面的熱工節能技術，北方地區寒冷，采取倒置屋面是目前較為先進的一種做法；而針對南力地區炎熱，在屋頂設置通風間層、運用植被綠化遮陽、應用屋面蓄水及被動蒸發冷卻，都可達到屋面防熱的目的。充足應用自然光是達到照明節能的關鍵。
六、結語
生態住宅是多種技術集成的結果，它須要科學技術的進步，理樂能離開在政府相關政策法規的鼓勵與正確引導，只有在設計進程中各專業人員的相互合作與共同努力，綜合運用當代建筑學，建筑技術科學，生態學及其它科學技術的成果，從技術，經濟，環境，能源及社會等角度出發體系地評價與設計住區的室內外環境，才會有更多更好的生態住宅問題。
參考文獻
[1]朱奎．綠色生態住宅室內微環境建筑設計研究[D]．天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2]谷云峰.環保生態住宅的設計與建設探究[J].科技創新導報，2010，9（6）：56.
篇4
【關鍵詞】 小組合作；分層教學
【中圖分類號】G6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3）22-0-01
《科學（3―6年級）課程標準》明確提出：小學科學課程是以培養科學素養為宗旨的科學啟蒙課程。科學課程的評價既要關注學生學習的結果，又要關注他們學習的過程。根據不同學生的認知水平和實踐能力的差異，我們把每個班的學生分為三層：優秀學生、發展中學生（良好）、待發展學生（后進生），根據學生的分層，我們也嘗試進行了分層教學。包括：教學目標的分層、教學策略的分層（提問的策略、小組合作探究）及課外實踐的分層。在實施分層教學過程中，依據學生的種種行為及結果進行分層評價，通過近一年的教學實踐，體驗到了分層教學與分層評價帶來的新氣象、新變化。
在小組合作探究的方式上，我們也嘗試改變以往異質分組的辦法，進行同質分組，也就是讓同基礎的學生自動分成一組。因為以往讓不同層次的學生組成一組，目的是讓好學生幫助后進生，但時間長了發現一個問題，好學生不但未幫助下游學生，反而替代了一切，結果造成后進生懶于動手、動腦、動嘴的不良習慣。后來我們嘗試將同層次的學生組成一組，基礎好的學生爭強好勝自然都能積極參與到實驗當中，而基礎最差的小組，他們沒有了依靠，為了能和別的小組一樣完成實驗操作，也只能發揮他們最大的潛能去積極地探究。然后針對每組實驗設計三種不同層次的實驗報告單。
總之，評價改革是一項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事，短時間的實踐并不能解決科學課程評價所有問題，而且有些問題需要不斷深入探究、反復實踐，才能求得真諦。相信經過我們的努力探索實踐，定能開創小學科學課評價新的局面，實現科學課程追求的價值與理想。
例如：我們根據年齡的層次分別確定了幾個主題活動：我們對三年級學生提出的一級創造目標是：①小制作：利用學具袋中使用過的材料，或者生活中廢舊物品親自動手制作一份精美的工藝品；②閱讀科普故事，制作科學讀書卡。對四年級學生提出的二級創造目標是：①小創意：留心觀察生活，改進你認為給我校的生活帶來不便的產品，寫出你的創意即可；②撰寫調查報告：通過調查、研究校園植物生態系統，了解它們的生長習性等特點。對五年級學生提出的三級創造目標是：①小發明：改造生活中某個使用不方便的產品，改造后的產品要方便、實用，并畫出產品改進后的示意圖；②撰寫科技小論文：觀察、探究自己喜歡的事物（包括動、植物，社會的現象等），然后通過查資料等形式撰寫出小論文。孩子們可能根據自己的實際能力，選擇完成一項到兩項，如果實在沒能力的也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實踐作業去完成。看來我們的擔心是有些多余，大多數的孩子不僅完了，而且完成的很好，部分作品：小制作、小發明、小論文曾獲區市級獎。
篇5
【關鍵詞】新課改背景；高中數學研究性學習；應用
研究性學習是在高中數學新課程改革背景下產生的新型學習模式，該種學習模式對于提升學生的創造能力、學習能力與實踐能力有著良好的優勢.但是，在高中數學研究性學習中還存在的一些問題，本文旨在對高中數學研究性學習模式的應用進行分析，并探究如何利用探究性學習來提升我們的綜合能力.
一、研究性學習的概念與特點
（一）研究性學習的概念
研究性學習強調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自主進行探究，在已經知識基礎上進行同化、探究和組合，從而獲取到新的能力與態度，提升自己的創新性素質.開展研究性學習的核心即素質教育，關鍵就是改變自己傳統的學習模式，推廣研究性學習可以改變以往單純的知識獲取方式，讓我們可以在開放的環境中涉獵知識，并將所學知識應用到實踐活動中，從而培養自己的實踐能力與創新能力.
（二）研究性學習的特征
1.開放性
在研究性學習中，我們可以通過網絡、媒體與書刊來收集相關的知識，進行篩選，實施社會調研，利用針對性的研究方法來得出結論，從而提升自己的科學精神、創新意識與實踐能力.研究性學習的內容是非常開放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可以作為學習內容，這無疑讓我們的學習更加具有趣味性.研究性學習要求學生在確定課題后，通過媒體、網絡、書刊、日常生活等多個渠道，收集信息，加以篩選，開展社會調研，選用合理的研究方法，得出自己的結論，從而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科學精神和實踐能力.
2.探究性
在探究性學習模式中，我們需要探究的主題多為自己確定，學習方式是主動的，積極的，一般不需要教師進行全程指導，只要進行歸納和總結即可.在提出探究性主題之后，可以在相應的情境與背景下進行學習，由我們自主來發現其中的問題，歸納出問題的解決方案.
3.實踐性
研究性學習這種模式強調理論與生活、科學和社會之間的聯系，更加強調關注現實問題，在學習過程中，我們要積極參加社會實踐活動，這既能夠讓自己對數學知識產生興趣，還可以培養自己的實踐能力.
二、新課改背景下開展高中數學探究性學習的策略
（一）在日常課堂中開展研究性學習
在目前的高中數學教學中，課堂依然是我們學習的主要陣地，研究性學習的開展也要立足于數學課堂，深入挖掘教材中的內容.對于我們而言，求知欲望是我們分析問題的主要動力，如果我們對一項事物產生求知欲，這種欲望就會支持我們孜孜不倦的去探索問題，找尋到問題的答案.在日常學習中，我們可以主動的進行討論，與其他的同學一起來分析問題，讓數學課堂氣氛變得更加活躍，幫助自己走出思維上的分水嶺.實際上，在高中數學教材中，大量的公式和定理本身就是實施探究性學習的重要材料，如對數的性質、橢圓方程、雙曲線方程、拋物線方程等等，這都可以讓我們利用其進行探究.
（二）利用數學開放題開展探究性學習
開放性題目是高中數學中的新題型，與傳統封閉性題型不同，開放性題目更加注重數學問題的研究性，強調我們從多個角度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在開放性題目中，我們可以發現新的問題.在日常教學中，教師常常會給我們布置大量的開放性問題，如這個問題：“在一塊正方形草地上，想要開辟中一個花壇，花壇面積為正方形草地的一半，那么應該怎樣設計呢？”這道問題是典型的幾何圖形問題，在老師提出這個問題后，我們就可以采用研究性學習的模式進行探究，大家一起進行討論，得出問題的答案.
（三）利用生活實踐來實施研究性學習
研究性注重數學理論與生活實際、科學知識和社會知識之間的聯系，數學源自于生活，在我們周圍的世界中，有大量的數學知識，因此，我們要積極主動的參與到社會實踐活動中.在數學研究性學習中，社會實踐是重要的獲取信息和研究素材的渠道，學生通過對事物的觀察、了解并親身參與取得了第一手資料，可以用所學的數學知識予以解決.以下的問題均可作為數學研究性問題來進行討論，如購房貸款決策問題、商品營銷策略問題、氣象學中的數學問題和拍照取景角最大問題等.
三、結語
研究性學習作為課程的新事物，還處于初創探索階段，還存在許多方面的問題.但是筆者認為，傳統的數學教學應注入研究性學習的時代活水是不容置疑的.筆者認為，學生必須深刻理研究性學習的內涵，真正確立以自己發展為本的理念，改變過去陳舊的傳統學習觀念，逐步培養我們的問題意識和創新意識.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一論 文 網專業教育教學論文和以及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
【參考文獻】
[1]高桂清.善于發現，勤于思考，勇于實踐——學生養成良好學習習慣的案例[J].新課程（中學版）.2008（04）.
篇6
【關鍵詞】活力 學生 課堂 特色
在偏遠農村學校，諸多不利因素讓學校的發展面臨嚴峻的現實，如何提升辦學層次？怎樣才能提高教學質量？只有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以“推進活力課堂，發展學校特色”為目標，努力創新，走出一條農村特色辦學的新路。
偏遠農村學校必須落實“活力課堂”，激發學生“生命活力”。給予學生更多的主動學習、完善自我的機會，給學生更多表現自我、展示自我的機會，給學生更多合作交流、發展自我的機會，從而真正激發孩子身上的“生命活力”。
一、文化立校，扎實特色根基
辦學特色必須以學校文化為根基，在校園環境文化建設中力求貼近學生生活，選擇內容豐富、色彩鮮明的，以學習與生活為主。“讓每一塊標牌說話，每一面墻壁展示”是我校環境文化建設的亮麗的風景。我們充分利用教室板報及走廊墻壁，通過學生“自己構思、自己設計”，進而“小組合作，團隊完成”這一過程，讓孩子們學會團隊合作。
貼滿學生作品的墻壁、櫥窗，各種專題板塊為學生提供展示平臺，圖片呈現的樓層文化，明晰易懂的文字詮釋，使文化浸潤學生的精神世界。“胸懷祖國，放眼世界”、“關注時事”、“社會聚焦”、“校園氣象站”、由校園、家鄉、中國放眼到世界，涵蓋萬千；“我的最愛”、“才藝比拼”、“風采青春”讓學生充分展示自我；教室內的“先賢寄語”、“心語心愿”、“競爭舞臺”，讓不同水平的學生知曉先賢的寄語，放飛自己的理想。黑板上貼著：快樂課堂我作主，我參與我快樂；我的未來我創造，智慧在這里升華。增強了學生的自信力。最值得一提的是學校公示欄中的“校園之星”的評比。“明星榜”從不同角度，為每個孩子確立了可以達到的目標，從而真正起到“激勵”作用，使每個孩子都獲得成功的體驗。
二、開展“活力教研”，提高教師教研能力
教師既是課堂的主導，又是教研的主體，是建設特色的主要力量。通過“活力教研”，有效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從而迅速適應“活力課堂”的要求。
1.“活力課堂”激發了教師參與教研的自覺性
我校教師為了盡快適應活力課堂，呈現出積極工作唯恐落后的態勢，自覺地將自己的思想言行統一到學校要求上來。以“學為人師，行為示范”的標準要求自己。開展“活力――探究課堂”課改活動以來，我校師資有了較大的提升，中學高級教師六人，市、縣學科帶頭人、中青年骨干、教學能手多人，縣鄉優秀教師占60%。可以說，有了這樣一支充滿活力的教師隊伍，學生的成長、學校的發展都充滿了勃勃的生機。
2.改變教研模式，靈活開展活動
為讓“活力課堂”高效高質，學校每月第一周為大組活動，其余三次為教研組活動。教研活動主要圍繞對教育教學理論的探討，學習名師優質課，全力解決教學中遇到的問題。日常教研做到有安排、有計劃、有措施，在“研”字上做文章，讓教研工作落到實處，有聽評課，有專題討論，做到一研一得。
在“活力課堂”備課中，要求設置的問題，切忌偏易和過難，由淺入深，問題都要有針對性，要有層次性。
在開展“活力課堂”的三年中，我校二十多人展示了市級公開課，成就了多名骨干教師，教師和獲省市論文獎達三十多篇。我們各學科老師的課堂從時間上說是現在向過去、將來輻射，從空間上說是課內向校內外、家庭、社會輻射，從內容上說是從書本向生活輻射，打破“求同”，敢于“求異”；不受定式的影響，不受傳統的束縛；思考、解決問題多角度、多因果、多方位。
三、發揮特色優勢，進行“活力活動”
充分發揮體育特色優勢，積極引導學生參加形式多樣的體育活動。堅持開展乒乓球、籃球、排球等活動項目，每年舉行冬季三項比賽，確保學生茁壯成長。真正做好“體藝2+1”的工作，以“活力教育”為藍本，精心組建了“興趣活動小組”。聘請專職教師，力爭達到人人都有健身本領，一項藝術才能。
發揮省、市“德育先進校”的優勢，開展系列“德育活動”。如“紅歌唱響校園”，慶國慶“愛我祖國”演講比賽，秋季運動會，還有元旦匯演，“邁好青春第一步”班隊活動。語文組組織“讀名著、寫感想”比賽，又如“愛護校園環境，保護公共設施”簽名等系列活動，形成豐富的德育內涵；在學生中開展的“禮儀之星、進步之星、守紀之星、勤學之星、節約之星、特長之星”等星級評比，實施多元評價，讓學生都有追求，都能享受校園生活的樂趣、成長的快樂。作為學校“活力活動”的特色載體，“體藝”和“德育”將學生、教師與“活力教育”思想和諧融為一體，這也是為活力課堂主體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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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本在于“立德樹人”，在于為每一個學生的美好未來和幸福人生奠定扎實的基礎。金堂縣實驗小學現有少先隊大隊1個，中隊34個，小隊130余個，少先隊員2086名，設專職大隊輔導員1名，兼職中隊輔導員34名。我們緊緊圍繞學校“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辦學理念，以紅領巾系起來、紅領巾正起來、紅領巾飄起來“三步曲”為抓手，貫穿于少先隊精品打造和德育作用補充發揮的全過程，努力實現少先隊文化與生命教育思想的有效結合，全覆蓋培養“立于矩，勤于業，敏于行”的優秀少先隊員。
一、紅領巾系起來――健全少先隊組織
首先，抓好少先隊自身建設，夯實基礎工作。比如，隊干部改選制度，隊干部培訓例會制度，隊干部加分獎勵制度等。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一學期結束時我們會根據以上三項得分的高低評選出十位“十佳大隊干部”和若干名優秀大隊干部，并由校領導親自為他們頒發獎狀和獎品。
其次，加強輔導員隊伍建設，發揮人才優勢。比如，健全少先隊輔導員的選聘制度，綜合素質高、責任感強的優秀教師聘為學校輔導員，為少先隊工作提供了組織保證。強化少先隊輔導員的培訓工作。每次學習后都會進行二級培訓，將學習的內容、精神傳遞給所有輔導員，促使學校輔導員隊伍共同成長。加強少先隊輔導員的團隊力量。成立了少先隊輔導員研修團隊，定期召開團隊工作會議，促使輔導員解放思想、開闊眼界、創新方法。
二、紅領巾正起來――夯實少先隊陣地
（一）“明星走廊”
為進一步激勵全體少年隊員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培育學生健全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從下夯實人生發展之基，我們在每層樓道上方懸掛各中隊推選出最有素養的榜樣少年為學校明星人物，一張張可愛、燦爛的笑臉旁邊是他們的座右銘及掃描的親筆簽名，整個樓道在他們的裝扮下顯得格外的閃亮。同時也讓隊員們明白了其實明星并不是那么遙不可及，只要用心發現明星的身影就在我們身邊。
（二）升旗臺――勤敏少年風采秀
在傳統的升旗儀式后增設了“勤敏少年風采秀”專欄，由值周中隊的少先隊集體或個人進行國旗下“每月一事”主題講話、演唱、舞蹈等才藝表演。由于中央電視臺《朗讀者》欄目深受師生的喜愛，我們就精心選材增加加了朗讀者一項。無論是國旗下講話、誦讀、朗讀，還是舞蹈、樂器演奏等表演，都充分展示著金堂實小紅領巾的自信、健康與快樂。
三、紅領巾飄起來――豐富少先隊活動
（一）“我文明我優雅”好習慣養成教育活動
孔子說：“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學校開展以全體師生和家長共同參與，編寫《十大好習慣拍手歌》，編印了《十大好習慣手冊》。同時，我們確定“每月一事”主題，根據主題開展“336”系列活動（即學校層面做3件事，教師層面做3件事，學生層面做6件事）。隨后評選“實小之星”并頒發胸章及獎狀，在櫥窗里刊登他們的風采。如：“安全之星、節儉之星、科創之星”等。
（二）“我展示我創造”人文校園文化建設活動
1.別樣的開學典禮
每學期開學，學校根據不同主題進行別開生面的典禮，如《踐行核心價值觀，爭做勤敏實小娃》、《弘揚精神美我勤敏少年》、《踐行“三愛三節”，爭做勤敏少年》等開學典禮，為新學期敲響新節奏，展示新形象，注入新動力，帶來新希望……
2.多彩的節日活動
①極具特色的“主題月”活動
3月舉辦科技節活動，孩子們讀科技書籍，看科普展覽，看科普電影，畫科幻畫，寫科技小論文，開展“小發明，小制作，小實驗，小種植，小養殖”，最后進行科技展活動。少先隊員們在科技的海洋中盡情的遨游……5月舉行藝術節活動，為孩子們提供舞蹈、曲藝、合唱、誦讀、書法、繪畫等多個展示平臺。在最后的慶典中，十二個年級和藝術社團精心準備的大型節目以及藝術節中脫穎而出的單項節目精彩呈現，孩子們的心像怒放的花朵，蕩起一片歡樂的海洋。
10月舉辦讀書節活動，師、生和家長三級聯動，開展好書推介、自制書簽、讀書卡，讀寫繪創作、撰寫讀后感、讀書筆記、讀書征文、師生共讀、親子共讀等系列活動。最后在讀書節閉幕式上，呈現集體誦讀、童話劇表演、國學誦讀表演等讀書節成果，表彰閱讀之星、書香家庭、書香班級。11月（或4月）舉辦體育節，這是上個月才進行的體育足球節和運動會，少先隊員盡情展示個體英姿，團結協作，最后，我們為隊員們頒發了冠亞季軍的獎牌，一塊塊沉甸甸的獎牌是對他們的激勵與肯定，他們運動著、他們快樂著、他們成長著。
②難以忘懷的傳統節日、紀念日活動
結合傳統節日、紀念日活動，適時開展豐富的主題教育活動。如：10月13日建隊日，開展以《星星火炬 代代相傳》、《學精神 做紅色傳人》等為主題的建隊活動，活動中家長為隊員佩戴紅領巾、贈送祝福語，少先隊員用錚錚誓詞響亮提出要做一名優秀少先隊員、優秀實小學子的目標。
我們還開展了“節能有道節儉有德”的節能宣傳周和低碳日活動、“三?八”節感恩活動、“我們的節日?清明節”主題系列活動；“鬧元宵，學雷鋒，爭做勤敏實小娃”主題班會活動；“我們的節日――小報創編”等活動。
（三）“我參與我成長”紅領巾假日小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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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可持續發展；生態足跡；生態環境承載力；生態脆弱性
中圖分類號：X171.1 文獻標識碼：A
生態環境承載力是指在不破壞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前提下，生態系統所能承受的人類活動的強度，是對資源開發強度與環境承載力之間是否協調進行判斷的一個重要判據 [1-3]。為了深入了解神木縣可持續發展問題，本研究采用生態足跡與生態承載力理論，以神木縣社會經濟和環境現狀為背景綜合計算縣域可持續發展水平，分析生態脆弱性成因，為神木縣煤炭資源開發利用以及生態環境健康持續發展提供科學指導。
1 研究區概況
神木縣位于陜西省北部，屬黃土高原腹地與毛烏素沙漠過渡地帶，以黃土梁峁、沙漠灘地、以及剝蝕地為主；縣域屬半干旱大陸性季風氣候，冬春干旱少雨雪，夏秋炎熱干燥。由于區域特定的自然條件，加之蒸發強烈，致使大部分地段水資源缺乏。
神木縣煤炭資源最為豐富，已形成以煤炭為龍頭，電力、化工、建材為骨干的地方工業體系，帶動了全縣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煤炭資源的開發利用對全縣經濟做出了重大貢獻，同時帶來了嚴重的、持續的生態環境問題。
2 研究方法
2.1 生態足跡
生態足跡是指能夠持續地提供資源或消納廢物的、具有生物生產力的地域空間，即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EF）。
2.2 生態承載力
生態承載力是指在一定自然、社會、經濟條件下，一個區域能夠提供給人類標準的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的總和稱為生態承載力（EC）[4]。
3計算結果與分析
3.1 生態足跡
根據《神木縣統計年鑒》[5]整理出2010年神木縣生物資源生產量，計算出各類生物資源的生態足跡，如表1。
根據《神木縣統計年鑒》[5]，統計出2010年神木縣能源消費量。采用Wackernagel等人確定的世界單位化石能源土地面積的平均發熱量為標準[6]，將當地能源消費量通過折算之后得到能源資源生態足跡，如表2。
由表1和表2得到神木縣2010年各類土地生態足跡，通過總人口以及均衡因子進行調整，得到人均生態足跡，如表3。
3.2 生態承載力
根據《神木縣統計年鑒》[5]統計出2010年神木縣各類土地生態生產性面積，計算出各類土地類型的生態承載力，如表4。
3.3 生態盈余/赤字
生態赤字（EC-EF）可以用來表征區域可持續發展程度，生態赤字0表示區域處于可持續發展狀態。神木縣生態盈余赤字情況如表5。
3.4 結果分析
3.4.1 生態足跡結構分析
由表3可知，神木縣2010年人均生態足跡達到27.6hm2/人，其中化石能源用地占到全部用地需求的90.36%，而在化石能源用地中原煤占97.10%，說明神木縣域對于能源的消耗量較大。
3.4.2 生態承載力結構分析
由表4可知，2010年神木縣人均生態承載力結構中，耕地最大，占總面積的64.2%，高于生物資源生態足跡比例的44.4%，這與我國傳統土地利用結構相符合；牧草地僅占總面積的4.72%，與牧草地55.4% 的生物資源生態足跡相差甚遠；水域人均承載力最小，占總面積的0.51%，這是由于神木縣干旱的氣候以及水資源匱乏、分布不均等特征決定的。
3.4.3 生態盈余/赤字分析
由表5可知，神木縣人均生態赤字比較嚴重，達到了25.964 hm2/人，其中化石能源用地生態赤字就達到了24.944 hm2/人，其次牧草地赤字1.315hm2/人，耕地赤字0.063 hm2/人，建筑用地赤字0.016 hm2/人；而林地盈余0.365 hm2/人，水域盈余0.008 hm2/人。
3.4.4 生態脆弱性成因分析
3.4.4.1自然因素 神木縣滑坡、崩塌、泥石流等自然災害是導致生態環境狀況迅速變化的原因之一；復雜的地形地貌容易產生水土流失；干旱、大風，沙塵暴、干熱等氣象災害易加劇生態環境脆弱性；水資源時空分配不均將導致植被稀疏，環境惡化。
3.4.4.2人為因素 人類生產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著生態環境的變化。神木縣生態環境壓力主要是由工業能源消耗造成的，隨著煤、電等工業產品的輸出，神木縣自身將承載著巨大的生態負擔，這種不合理的資源利用結構將導致未來縣域資源耗竭，從而進一步加劇生態環境破壞。
4 結論
4.1近幾年神 木縣生態赤字嚴重，煤炭資源過度開發是造成神木縣生態赤字的主要原因，也是引起生態脆弱性的重要因素，當地經濟發展和生存環境都將受到嚴重影響。
4.2為保證神 木縣生態可持續發展，必須加大生態環境保護力度，提高生態修復能力，逐步降低生態環境脆弱性，促進生態環境向著穩定方向演替。
4.3在隨后延 伸的神木縣生態環境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將重點對生態脆弱性程度及其所面臨的生態約束進行分析，為神木縣生態環境保護、資源合理利用、經濟可持續發展等相關政策的合理制定以及陜北能源化工基地生態環境治理與修復提供重要參考依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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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史學 思想框架 研究思路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中國生態史（或稱環境史）[1]研究如新筍破土、蓬勃向上，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中國史學的一個嶄新分支——生態史學正在逐步建立之中。然而，應當如何建立和建立怎樣的中國生態史學？生態史學應當具有什么樣的思想框架？如何在史學體系中給予它以合理的學科定位？它與中國史學的其它分支、特別是目前居于顯學地位的社會史研究是什么關系？對于這些問題，學者時或言之，專門系統的論述則未嘗見，故筆者草成本文，陳述幾點初步想法，期以拋磚引玉。
一、中國生態史學的本土淵源
從世界范圍來說，生態環境史研究大約興起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學者開始進行這方面的專門研究稍晚一些，80年代初開始出現在題目上標注“生態環境”一詞的史學論文，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別是最近幾年來逐漸成為熱門課題，一些學者相繼呼吁建立中國環境史學，筆者甚為贊同，但更愿意稱之為“中國生態史學”。
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國外環境史學的影響，這一點毋須諱言。近三十余年來，歐美國家的環境史研究不斷發展，新論迭出，漸成熱門之學，并且有的外國學者還致力于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環境問題[2]，令國內學者聞風聳動。不過，根據筆者的觀察，直至今日，除臺灣學者之外，國內對西方環境史學的了解仍然很少，有關方面的理論方法尚處于初步引進的階段[3]。也就是說，迄今為止，國內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在思想理論和技術方法上并未受到歐美環境史學的顯著影響，而主要是依憑本國的學術基礎。換言之，由于“歐風美雨”的刺激，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在較短時間里快速興起，以致最近若干年來標榜“環境史”或“生態史”的研究課題日益增多，但無論就問題意識還是就理論方法來說，它都具有不可否認的“本土性”[4]，可從上個世紀中國史學自身發展的脈絡中找出它的學術淵源和軌跡。只不過早先的相關研究是在不同學科中分頭進行的，顯得非常零散，也沒有明確打出“生態史”或者“環境史”的旗號。筆者以為：構建中國生態史學，固須積極引進和學習國外相關理論和方法，對國內學者所作的前期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績進行一番認真清理亦是十分必要的。唯有如此，中國生態史學方能建立在更加堅實的學術基礎之上，更好地結合本國實際開展研究工作，并免受“邯鄲學步”之譏。為此，筆者先對大陸學者以往的相關研究作一個簡要的評述。
1.考古學和古生物學者的相關研究
在中國學術界，最早關注歷史生態環境的是考古學和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向以歷史早期的物質文化遺存為主要研究對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出土文化遺存時，除了關心人體骨骸、人造事物（如器具、建筑、墓葬、手工業場所等）之外，也注意動物骨骸、植物籽粒或核殼等。出土動物骨骸、植物籽粒和核殼，指示著遠古時代各地動植物種類的構成乃至整個生態系統的構造。上個世紀前期，當考古學家在殷墟遺址中清理出大象的遺骨和古文字學家從甲骨文中發現“獲象”、“來象”之類的記載時，學者逐漸認識到這種動物曾在華北地區棲息，也很自然地想象當地古今生態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其它多種喜溫動植物遺存（如犀牛和竹鼠的遺骸、水蕨孢子等）亦在華北各地不斷出土，學者做出了遠古中國氣候和動植物構成與現代迥然不同的判斷[5]。
上世紀末期以來，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受到社會的普遍關切，考古學者也深受震撼，在國外考古學的影響下，大陸和臺灣都有一批學者積極著手建立中國的環境（生態）考古學，試圖對遠古人類聚落的生態環境進行某種程度的重建，并考察特定區域的生態環境因素對遠古社會組織、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影響。與此同時，古生物學家也不再孤立地認識某些野生動植物，而是逐漸采用生態變遷的大視野，根據動物和植物考古資料，考察某個區域動植物區系和物種構成和特定動植物種類分布區域的歷史變化及其原因。應該說，考古學和古生物學家所開展的工作是非常有意義的，至少為我們長時段地考察中國生態環境變遷提供了豐富的和古今對比強烈的歷史信息。
2.歷史地理學和氣候史學者的相關研究
歷史地理學以自然和社會現象的歷史空間分布為主要研究內容，致力于探討人地關系演變的過程和規律，與生態環境史研究有著天然的密切聯系。由于特殊的專業優勢，歷史地理學者具有令人贊嘆的廣闊思維空間，他們不僅注意到了歷史上的森林破壞、河湖變遷、沙漠擴張和一些珍稀野生動植物分布區域的歷史變化，也注意到了歷史上聚落、城市及經濟產業的分布與生態環境的關系。雖然他們的思想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歷史地理學的，但前輩學者如史念海、譚其驤、侯仁之、文煥然、何業恒等人的不少論著實堪稱生態史研究的經典。
氣候史方面，早在民國時期，竺可楨就已注意到中國歷史上氣候的冷暖變遷問題。1972年，他在早年研究的基礎上，發表了題為《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4]的著名論文，對中國東部氣候的周期性寒暖波動進行了系統論述，成為學者引用頻率最高的史學論文。繼他之后，有一批學者先后在這方面開展了系統的研究，出版了數量可觀的論著[5]。
從最近10多年的成果來看，歷史地理學者顯然不再滿足于考察和描繪某些自然和社會文化現象的歷史空間分布，而是日益關注自然現象與社會文化現象之間的彼此聯系，在人口與環境、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與環境、社會變動與氣候變遷、疾疫和災害與環境、民俗與環境等諸多方面，都進行了卓有成績的探討；一些研究其實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課題了[6]。假如它們仍然必須被稱為歷史地理學的話，那么只能說生態史學和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本來即有很大的重疊，兩者間的界線事實上非常模糊，幾乎無法斷然劃清。直到目前，我們所進行的許多生態史課題，往往是由歷史地理學者提出并率先開展研究的。如果說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主要是從歷史地理學中生長出來的，也不算言過其實。我們要想特別標立一種與歷史地理學相區別的生態史學，必須從學理上進行認真辨別，對兩者的理論方法和學術指向做出必要的判分[7]。
3.農牧林業史學者的研究
農業、牧業和林業的本質，是充分利用各種自然條件如水、土、光、熱和物種資源，干預動植物的生命過程，促進那些經濟動物和經濟植物的再生產，獲得以衣食原料為主的各種產品。任何一個類型的農牧林業生產都不可能離開特定的生態環境，它們的歷史發展，與生態環境變遷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因此農牧林業史家比較早地關注到歷史生態環境問題，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我國農牧林業史家關注生態環境，大約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8]。在此之前，個別學者已發表過若干相關論文，如雷海宗先生在1950年代曾發表《古今華北的氣候與農事》[9]，根據古書記載概述華北氣候的變遷及其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但并未形成一種群體性的學術傾向。20世紀80年代前后，東西方農業科學界都在反思“石油農業”和過量使用化肥、農藥對農業生態系統的危害，提倡所謂“有機農業”（后來又提出“生態農業”，再往后則是“可持續農業”；日本則有人基于道家思想提倡所謂“自然農法”），不少中外農學家稱贊中國傳統農業技術方法的合理性和優越性，使中國農史學家受到了鼓舞，于是有人開始論說傳統農作方式對維持生態平衡的積極作用，比如重視水土保持和積肥施肥、實行作物輪作間作套種、種植與飼養相結合、采用生物防治等等，對促進有機物質循環和保持農業生態平衡的作用和意義，試圖闡發傳統農學的現代價值，其中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桑基魚塘”、“蔗基魚塘”生態農業模式被賦予了典范意義。農田水利作為農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向來受到重視，有大量的論著發表，學者很早就關注農田水利建設對水資源調配的重要作用，及其對農業生態環境正反兩方面的影響。與考古學家和歷史地理學家相比，農牧林業史家對歷史生態問題的論說顯得更加專業，這一方面由于他們具備良好的自然科學特別是生物學基礎，另一方面則由于他們一開始就注重對生態學（特別是農業生態學）理論方法的運用。
90年代以后，農牧林業史家的研究思路漸趨開闊，對于中國歷史上農牧林業與生態環境的關系，漸漸不再只是強調好的一面，而是開始反思傳統的農業資源開發利用方式的弊病及其所造成的生態惡果，例如關于黃土高原過度開墾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宋代以后長江中下游的圍湖造田和明清以來山區墾殖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等問題，均取得了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一批學者從農業史和經濟史入手探討中國歷史上的“天人關系”，也取得了相當可喜的成績[10]。盡管農林牧業史學者的研究范圍大抵局限于對產業內部歷史問題的探討，但由于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大國，直到上個世紀才開始走上工業化道路，此前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其實也主要表現在農牧林業生產方面，離開了這些方面的基礎研究，想要真正認清中國生態環境變遷的歷史，殆無可能。事實上，自譚其驤、史念海以來，歷史地理學家探討中國古代生態環境問題，亦主要從農、林、牧業入手。
由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在中國，與生態環境史有關的學術研究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前期，并且已經取得了不少成績，為進一步考察中國生態環境變遷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為我們著手建立中國生態史學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學術資源。
然而，已有的研究尚不足以構成中國生態史學。首先，以往相關探討大抵只是考古學、古生物學、歷史地理學和農牧林業史等學科研究的外向拓展和延伸，而非以系統繪制中國歷史生態環境圖像為學術指歸。研究者對生態歷史問題的考察仍是立足于各自不同的專業，并沒有凸現出全面認識中國歷史生態環境、最終對之進行某種程度的系統重建的意向，更沒有從開始生態環境出發對社會歷史運動進行系統解釋的努力，這就造成相關研究與主流史學之間存在相當大的隔膜，其成果也未能很好地被一般史學著述所吸收；其次，盡管以往已經探討了許多重要論題，在研究思路和技術方法上也作了諸多有益的探索，為中國生態史學的建立準備了一些重要的構件。但是，這些論題、思路和技術方法顯得相當零碎和分散，彼此之間互不關聯，尚不足以構成學術界域分明、結構層次清晰并具有內在整體性和統一性的生態史學框架；其三，由于“自然”與“社會”二元分立的思想觀念根深蒂固，以往對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理解和定位存在著不容回避的嚴重偏差：人們普遍將它視為社會歷史之外的另一學術領域。傳統史學一向重人事、輕自然，對自然的歷史用力甚少，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幾乎是一片空白，生態環境史研究者立志加以填補，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矯枉未免過正，早先的生態環境史研究明顯偏重對自然層面的考察，社會層面的問題則被嚴重忽視了，從而造成了新的偏頗，以致許多人以為生態環境史的研究目標只是考察古今自然環境之變；其四、與以上幾個方面相聯系，盡管越來越多的學者逐漸認識到了開展環境史研究的必要性，實際介入這一領域者亦已不可謂少，但極少有人對這一新研究進行學理上的論說。迄今為止，國內的生態環境史研究仍局限于具體問題的探研，附屬在不同的相關學科之下，如果上升到“專門之學”這個層次加以考量，則仍存在著嚴重的學科理論缺失。正因為如此，在一些人的眼里，生態環境史研究只不過是探討一些邊邊角角的歷史問題，算不上什么專門的學問，至多只能充當歷史著述的“緣飾”和“花邊”，難登史學的大雅之堂。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1] “生態史”又稱“環境史”，中外學者都往往混用，但“環境史”的叫法更加流行。個人認為：這一研究的基本理論框架應是生態學，因此更愿采用“生態史”一詞。另外，“環境史”仍有將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人為分割的嫌疑，而在我所主張的生態史學中，兩者是一個彼此影響、相互作用、協同演變的整體，人類（社會、文化）系統應被視為地球生態大系統的一部分。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亞著名中國經濟史和環境史家Mark Elvin (伊懋可)，他在多年前即開始了系統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其中包括對洱海、巢湖、杭州灣、近代結核病與環境等問題的專門研究。伊氏曾與臺灣學者劉翠溶合作主編會議論文集——《積漸所止：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上、下冊），由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2000年出版中文版，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版（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與中文版所收論文略有不同），在中西方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最近，伊懋可又以《大象的退卻：中國環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為題，對中國環境史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系統論述。
[3] 近年來，一些研究外國史的學者如侯文蕙、、包茂宏、梅雪芹、高國榮等做了不少這方面的譯介工作，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學術信息，令人欽佩。
[4] 筆者這里使用“本土性”一詞意在說明：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主要并非導源于近30年來在國外興起的環境史學，而是基于本國學者在相關領域的前期研究。請切勿作過分寬泛的理解。
[5] 例如關于遠古動物，徐中舒早在1930年就發表了題為《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的長文[1]（pp.51~71)，根據殷墟出土甲骨卜辭中“獲象”、“來象”之文，參以其它文獻記載和出土實物，對商代河南產象及象之南遷事實進行了論述。其后，德日進、楊鐘健、劉東生等人又先后，對殷墟出土哺乳動物群進行了系統研究[2][3]。這些均可視為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先聲。
[6] 例如青年歷史地理學者王建革關于華北平原和內蒙古草原生態、經濟與社會史研究的系列論文，其實更多地采用了生態學而非歷史地理學的理論方法，與傳統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大異其趣，可為顯著的例證。
[7] 關于環境史學與歷史地理學的關系，同行學者時有議論，但對兩者究竟如何判分，并未形成成熟的意見。個人認為：環境史（生態史）的理論基礎是生態學，它的主要著眼點是“生命系統”，重在考察生物（特別是人類）與環境、生物與生物之間的歷史關系；歷史地理學雖然一向強調人地關系，但其理論基礎是地理學，主要著眼點是“空間構造”和“空間運動”。因此，歷史地理學并不能包辦環境史學的研究工作。
[8]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中國農史》、《農史研究》和《農業考古》等幾家農業史刊物，均陸續刊載有題目上出現“生態”一詞的論文。在同一時期的農業史著作中，更時常見有“生態農業”、“生態平衡”、“生態破壞”等詞句，有關論述也不斷增多。
[9] 該文收入氏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10]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農業史研究中，“風土”和天、地、人“三才”觀一直是學者關注的重要課題，先后有不少論著發表。1999年12月，中國農業歷史學會、中國經濟史學會古代史分會和《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聯合召開了“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 學術討論會，分別從天人哲學、農林牧業生產實踐、資源保護等多方面探討人類經濟活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會議論文由李根蟠、原宗子和曹幸穗等結集為《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由中國農業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二、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中國生態史學
誠然，從不同學科出發考察歷史生態環境的具體問題，是非常有意義、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相關研究必須加以有機整合。若欲改變目前的“零打碎敲”局面，開展全面系統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以獲得對環境歷史變遷的貫通認識，并由此取得對社會歷史的更加透徹的理解，就必須建立一種專門之學——生態史學，使之成為中國史學中的一個獨立分支學科。
毫無疑問，生態環境史研究要想提升為一個專門獨立的史學分支，必須具備獨特的思想框架和理論方法。然而，完成生態史學框架體系的構建工作，恐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西方學者已就“什么是環境史”、“環境史主要研究什么”這些基本問題討論了數十年，并提出了多種定義和構想，但各家的意見并不是很一致的；國內雖也有個別學者提出了一些設想[1]，但事實上還沒有人真正著手進行這方面的努力。在此，筆者也只能提出自己的一點粗淺見解。
我們認為：生態史學作為一個新的史學分支，其新穎和獨特之處，不僅僅在于它的研究對象，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理論和方法，首先（應當）體現在它將現代生態學理論方法應用于歷史研究，以生態學以及它的分支學科——人類生態學（生態人類學）、人口生態學、社會生態學和文化生態學等，作為觀察和解釋歷史的思想導引和分析工具。簡要地說，生態史學是運用生態學理論方法來處理史料、解釋歷史現象和歷史運動（既包括自然現象和自然運動，也包括社會現象和社會運動）的一種新史學。它的基本學術指向是采用廣泛聯系、彼此作用、互相反饋和協同演化的生態系統思想，陳述和剖析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互動變遷的歷史經驗事實，并就如何協調人類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與一般的歷史研究不同，生態史學的觀察視野不局限于社會和人事，而是將目光較多地投向人類的生物屬性和與人類社會活動發生過種種聯系的那些自然事物和現象；但生態史學又非寬泛意義上的自然史研究，它事實上只著眼于自然界（特別是地球生物圈）中與人類活動發生過關聯的那些方面。也就是說，生態史學的學科特點表現在研究對象上，是它立足于自然生態與社會文化的中間界面開展學術探討，對于這個中間界面，我們或許可以借用“天人之際”一詞加以概括。[2]在生態史學者看來，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乃是一個彼此影響、互動作用、協同演變的統一整體，自然環境和人類活動彼此施加于對方的歷史作用，人們對這種彼此作用的認識和反應，以及這些認識和反應的道德、價值、符號、組織、制度和各種行為體現，都是生態史研究者理應探討的內容。了解生態環境的歷史面貌和變遷過程，固然是生態史學的一個重要目標，但考察生態環境及其變遷作用下的社會文化運動亦應作為它的基本任務之一，而正確認識兩者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和過程，則是這一新興學科的最高追求[3]。
很顯然，生態史學雖然看起來應當集中考察歷史“自然”問題（這既是先前的研究所造成的錯覺，也是一種矯枉過正的結果），事實上卻堅決反對將社會和文化排除在觀察視野之外。不過，生態史學者之關注社會和文化，與一般歷史學者關注社會和文化相比，在視角上有較大區別——生態史學強調人類的生物屬性，以及社會現象與環境因素的歷史關聯，文化則被視為人類這種特殊生物同周遭環境（在這里，“環境”既包括自然環境，也包括社會環境）打交道的方式和方法體系。也許可以不甚恰當地說，生態史學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將人類還原為一種動物——同其它動物一樣需要空氣、食物、水和各種其它資源，人類的繁衍方式、人口密度、生命維持體系和社會組織形式等等，同樣深受特定生態條件的影響和制約。所不同的是，人類具有創造、學習和傳承文化的能力，在應對環境的過程中，構建了復雜的工具、技術、組織、規范、價值觀念和意義象征體系，而一般動物只是渾渾噩噩的寄居者；人類依靠其所創造的文化而生存，一般動物只是憑著本能而已。
在生態史學看來：人類的任何一種社會歷史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空間中進行的，離不開特定的環境條件，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種種生態因素的影響，如將生態環境排除在觀察視野之外，就難以全面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真正秘密。因此，具體（而非抽象）、實證（而非玄學化）地考察生態環境因素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影響，理應成為歷史學的一項重要任務。
與一般歷史學相比，生態史學不但有其特定的觀察視野和理論方法，而且具有獨特的社會歷史觀。它特別強調：無論文明怎樣發達、社會如何進步，人類始終都是動物界中的一員，人類的歷史始終都是地球生物圈中生命系統流轉的一部分。正如其它物種因生態環境的區域差異和時代變遷不斷發生變化一樣，人類社會和文化亦因所處環境的地域和時代不同而千差萬別。因此，社會和文化的許多歷史變異和差別，不但需從其自身的發生、演化過程中尋找答案，而且應從其所處的生態環境中求索根源。生態史學將告訴我們：在不同的時代和區域，社會文化如何受到各種生態環境因素的影響，并且在這些影響之下不斷發展演變？
另一方面，與自然史研究不同，生態史學雖然重視考察各種歷史自然現象，但時空界域圈定在人類誕生以來、與人類活動發生了關聯的那些部分。而在這一時空界域內的生態環境變遷，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過程，人類的各種活動及其方式和結果，都是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影響因子和表現。隨著人類實踐能力的不斷增強，人類活動在生態變遷中所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生態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目標，就是要弄清生態環境在歷史上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人類在其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從一定的意義上說，它事實上想要搞清楚：由人類活動所造成的“第二自然”是如何逐步形成、并且不斷發生改變的？這些改變又如何對社會產生反饋作用，影響人類的繼續生存和發展？
要之，在生態史學的思想框架中，環境是有人類的環境，人類活動是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促發和推動因素；社會是一定生態條件下的社會，許多生態因素都是社會歷史運動的重要參與要素——從總體上說，人類社會文化系統是地球生態大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在具體研究實踐中，我們既可側重探討人類活動影響下的環境變遷，亦可側重考察環境影響下的社會文化發展——這兩個側重構成生態史學研究的兩種學術指向，但兩者事實上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如果割裂了兩者之間的聯系，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態史學。
根據以上想法，我們對自己所設想的中國生態史學的基本框架作如下幾點歸納：
一、生態史學作為一種新史學，并非刻意拋棄傳統的史學理論、方法和命題，而是要在歷史觀察中引入生態學的理論方法，強化對生態環境與人類活動相互關系的歷史探討；
二、生態史學擯棄“人類中心主義”，人類及其社會和文化的歷史被視為地球大生態系統演變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也不是簡單地主張“生態中心主義”，雖然生態史學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對生態環境的歷史進行系統描述和某種程度的“重建”，但人類活動及其方式和成果仍然被放置在關鍵的位置。因此，生態史學的歷史觀既非“文化決定論”，亦非“環境決定論”，而是“人類——環境互動論”；
三、生態史學從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的中間界面尋找和選擇論題，它的基本內容（根據側重點不同）包括兩大方面：一是歷史時期的生態環境面貌及其在人為作用下所發生的種種變遷；二是在人類（社會文化）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生態環境及其諸要素所發揮的重要影響和作用[4]；
四、生態史學研究的最終目標，是探索人類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與過程，系統地描繪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彼此影響、相互作用和協同變遷的歷史圖式。
顯而易見，生態史學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跨學科研究，它所要考察的，不僅僅是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也不僅僅是自然現象和環境因素，并且也不是兩者的簡單堆砌和相加，而是自然和社會兩大領域眾多現象和因素之間的有機、互動的歷史關系與過程。
毫無疑問，開展生態史學研究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作，研究者需要具備復雜、綜合和廣泛聯系的思想方法，需要具備廣博的知識——最好兼受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方面的訓練，并且需要具備超越于兩個學科領域之上的進行綜合、整體思辨的能力。由于以往學科劃分和教學方式的局限，一般中國學者在知識結構和思維訓練上都存在不可忽視的缺陷和不足。正因為如此，盡管目前生態環境史研究越來越熱門，已經觸及了非常廣泛的問題，但就所見的成果來看，多數論著的學術水平并不很高，總體上說，研究深度仍未超出1993年香港“中國生態環境歷史學術討論會”的會議論文[5]。我們注意到：一般歷史學者的相關論著中時或出現一些常識性的錯誤，而由具備不同自然科學背景的學者所進行的研究，又往往局限于各自的專業領域，彼此之間缺少必要的聯結和貫通，未能有機地整合起來形成系統的歷史認識。要想很好地開展這一研究，不僅需要有豐富的知識貯備、系統的理論方法訓練，而且要求不同專業領域的學者密切交流、通力協作。
[1] 例如，包茂宏在《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一文（載《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曾就此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視的設想。
[2] 之所以特別指出“借用”，是因為筆者并不認為“天人之際”的歷史含義并非今天所說的“人類與自然之間”。一些學者將“天”理解為“自然”，將“天人之際”、“天人合一”解釋為“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人類與自然環境的統一”是很不恰當的。但從歷史文獻中，我們一時還找不到一個更簡約的詞匯來表達這種關系，只好暫且借用。
[3]景愛《環境史：定義、內容與方法》[6]一文認為：環境史是研究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史，研究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歷史過程。顯然，在景先生看來，環境史所關注的“環境”并非寬泛意義上的“自然”，而是與人類發生了關系的自然環境。在這一點上，我們的觀點是一致的。不過，雖然他所主張的環境史研究強調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但觀察的重點仍在于“環境”，而筆者所主張的生態史學是從生態學立場出發的，更強調人類與環境的整體性和統一性，不僅為了理解環境的歷史，同時更是為了理解人類和社會的歷史。
[4]景愛認為環境史研究應主要圍繞三個方面進行：第一，要研究自然環境的初始狀態；第二要研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第三，要研究探索人類開發利用自然的新途徑[6]。梅雪芹在吸收西方學者觀點的基礎上，將環境史研究分為四個層次：一是探討自然生態系統的歷史，二是探討社會經濟領域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三是研究一個社會和國家的環境政治和政策，四是研究關于人類的環境意識，即人類概述周圍的世界及其自然資源的思想史[7]（pp.10~11）。盡管他們都強調人類與環境的相互影響，但基本學術指向仍是理解“環境”，仍不能包容我們所設想的生態史學。
[5] 這次會議的絕大多數論文均收入前揭伊懋可、劉翠溶主編論文集。其中中文版除《序》和《導論》之外，設立了《比較的觀點》、《對自然環境的詮解》、《人類的聚落》、《邊疆地區》、《水文與水利》、《氣候》、《疾病》、《環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態》、《環境的形象-文學的和通俗的感受》和《環境與近代經濟發展-臺灣和日本》等欄目，一些論文視角之新穎、論說之深入十分值得贊嘆。 三、中國生態史學研究的兩種理路
如上所言，我們所主張的生態史學，將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視為統一的整體，致力于探索兩者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與過程，它所研究的是“天人之際”的歷史問題。這就決定了它既不能像傳統史學那樣只重視歷史上的社會和人事，曾被嚴重忽視的自然歷史變動將被當作重點突破的對象；亦不能像先前的相關研究那樣只對自然層面的問題情有獨鐘，眾多的社會歷史問題同樣需要認真加以考察，傳統史學所探討的諸多重要問題，仍將成為生態史學的重要論題，只是采用了新的思想方法，變換了論說的角度。換句話說，生態史學研究的對象，既包括自然歷史現象和問題，也包括社會現象和問題，橫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領域，是一種典型的交叉學科。
與多數成熟的史學分支相比，生態史學具有顯著的“邊緣學科”性質。然而，在這里，“邊緣”意指它的思想空間是在多個多科領域的聯結和交匯部分，而不是說它應該被定位在歷史學科的邊緣位置——盡管它目前仍然多少有些尷尬地被視為一種邊角的學問。事實上，只要稍微回顧一下學術史，我們不難發現：一種學術究竟屬于“主流”還是“邊緣”，未必就是命定的，而是既取決于相關成果的積累，更取決于不同時期的學術興奮點——而學術的興奮點總是與人類社會的現實問題密切關聯。隨著歷史條件和社會情境的改變，曾經的主流學術可能被邊緣化，邊緣學術亦可能向中心位移而成為顯學。筆者大膽預測：生態環境史研究將逐漸登上中國史學的大堂正殿[1]。
當然，這仍需生態環境史學者做出持續不斷的努力，開展更扎實系統的研究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還必須努力改變研究理路，具體來說，需要更多地關注人與社會的歷史，從生態史學的立場出發切入主流史學所長期關注的那些相關歷史命題，即在一定程度上向主流史學、特別是目前居于顯學地位的社會史研究靠攏。這不僅僅是一種爭取學術地位的“技巧”，同時也是推進社會歷史認識的需要——觀察社會歷史運動和解釋社會歷史現象，原本即是生態史學的“應有之義”，只是路徑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回顧過去一個時期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的發展，我們不難注意到：不論從學術動機還是從實際研究情況來看，兩者之間都似乎少有瓜葛。直到最近10余年來，情況才發生了可喜的變化：這兩種分途發展的學術研究逐漸出現了互相交融、彼此會通的趨勢。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和努力推進的學術走向，向來重人事、輕自然和將自然與社會相分離的史學傳統，將可能因此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應該說，互相溝通和彼此聯結乃是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不斷深入而產生的共同學術訴求。
試細言之。
按照先前的觀念，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目標是認識自然環境、而非社會文化的歷史。如前所述，中國學者早先的相關研究，正集中于歷史上的氣候、森林、野生動物、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河流湖泊、海岸變遷和農業生態平衡等方面，研究者大多具有一定自然科學背景，如氣象學、地理學、農（牧、林）學、文水（水利）學等等[2]。歐美早期的生態史研究大抵也是如此，美國的生態環境史研究，雖然早期的研究已多與環保、邊疆和拓殖的歷史相聯系，但重點仍在于自然方面[3]，目前這一領域的權威雜志——《環境史》是由美國環境史學會與森林史學會合辦的。但是，隨著相關研究不斷深入，學者日益意識到：生態變遷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過程，至少自農業時代以來，生態環境的諸多變遷與種種人為因素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無視人類活動的影響，就無法理解生態環境的歷史變化。正因為如此，最近一個時期以來，關于生態環境的歷史著述愈來愈重視社會性因素的影響和作用。美國“進入90年代以后，環境史與社會史合流成為一種趨勢，性別、種族都被納入環境史的研究內容。”[4]歐洲的環境史研究視野也在不斷擴展，從歐洲環境史學會網所刊1976-2004年間的相關論著目錄看，雖然近年的論著從數量上說仍以討論氣候、水源、森林、景觀、污染、災害疾病等問題者居多，但經濟、社會和文化與環境的歷史關系愈來愈受到重視[5]。在我國，關于近一萬年來（農業起源以來）生態環境變遷是否主要由于人類活動所致，學者尚有不同的看法，但生態破壞的社會原因日益受到重點關注卻是無可爭議的事實，譚其驤、史念海等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其實已經率先做了若干十分精湛的開創性研究[6]。
社會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類群體（即社會）發展的既往經歷，理所當然應以解釋社會歷史現象為鵠的。然而，單純從社會來解釋社會、或者僅將生態環境視為社會發展的“背景”，顯然無法對眾多社會歷史現象做出圓融的解釋[7]。從年鑒學派開始，法國的社會史家逐漸不再只是在理論上承認環境對社會的影響，而是將生態環境視為影響社會歷史進程的結構性要素，通過實證研究探索其影響的具體機制，成為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新視角，并對歐美社會史、文化史和經濟史研究的發展發揮了重要引導作用。最近若干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者特別是地域社會史、災害疾病社會史和社會生活史研究者，也開始將生態環境作為能動因素納入各自研究思考的范圍[8]；在經濟史和文化史研究中，也出現了同樣的學術趨向。
雖然國內迄今仍無人對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相互結合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作專門系統的探討，但在我們看來，這兩個看似互不相干的研究領域發生關聯，互相對話、借取和觀照，走向匯流融通，卻是一種必然的學術發展走向和趨勢。這既是兩者均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途徑，更是生態史學研究應取的理路。
站在目前主流史學的立場，人們也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生態史研究對于認識中國歷史究竟有何意義？最容易得到認同的回答是：有助于認識社會發展演變的自然背景。這樣的回答自然并沒有錯，但從生態史學的立場來看，則仍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很偏頗的。這是因為，在生態史學觀念中，生態環境不僅是社會發展演變的自然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能動參與因素。對生態史研究進行合理的學術定位并與社會史研究真正有機地結合起來，完全可能為深化中國社會歷史認識做出更多貢獻，而不僅僅是為演繹社會歷史戲劇鋪設一個“自然的布景”。
筆者曾經指出：生態史與社會史研究互相滲透和結合，可能導致新的學科交叉，根據側重點不同，形成兩個學術分支：一是生態社會史，二是社會生態史[8]。前者的目標主要是了解自然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但與某些生態史研究相比，它特別強調并具體論證生態變遷過程中人類活動和社會（及其文化）因素的影響；后者則試圖采用生態學理論來研究歷史上的社會，強調自然環境因素的能動作用和影響，以期更好地認識人類社會及其發展演變，目的在于理解社會的歷史運動。簡而言之，前者是研究人類活動作用下的生態環境的歷史，后者則是研究生態環境參與下的人類社會的歷史。
為了進一步闡明我們的想法，且將自人類誕生以來的歷史不恰當地濃縮為一個童話式的簡短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茂密的叢林，林中有一個小村，村里居住著幾戶人家。村民們世世代代在這里勞作和生息……。”生態社會史家主要講述這片叢林的故事，談論這片叢林曾經有多大，生長過哪些樹木，棲息過哪些動物？進一步，會談論這片叢林逐步縮小、或至消失的歷史過程及其社會原因，如由于村莊的人口不斷增長，需要開墾更多土地、搭建更多房屋、樵采更多燃料等等，樹木因此不斷遭到砍伐，叢林面積逐漸縮小，原先棲息在這片叢林中的許多動物，也因無處藏匿和覓食逐漸逃逸、終至絕跡……等等；社會生態史家則主要講述這個村莊中的人的故事，亦即描述由這幾戶人家所組成的社會的歷史，談論諸如村落社會結構、經濟狀況、生活習慣、婚姻風俗、文化娛樂、生老病死……等等問題。如果想把故事說得更加清晰和完整，就要進一步談論叢林和叢林中其它物種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村民的謀生方式、利益分配、權力結構、生育死亡、安全保障、娛樂活動，乃至信息交流、觀念情感等各個方面曾經發揮過的作用和影響。很顯然，由于歷史關注的側重點不同，可能分別做出不同的歷史敘述。而歷史的真實情況是，叢林與村莊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彼此互為變化的因果，任一方面的變化都是促使另一方面發生改變的能動因素。
側重“自然”一面的生態社會史研究，基于這樣一個預設：人類活動、特別是經濟活動，至少從農業時代以來就是生態變遷的主因之一。因此，有關研究雖然著眼于生態環境變遷，但強調人類活動的影響，對生態變遷的討論不是從生態環境到生態環境，而是將人口、技術、生產與生活方式、風俗習慣乃至意識形態等等社會性因素，與水、土、光、熱、生物、礦物等自然因素，一同視為參與物質循環、能量流動、信息傳遞乃至整個生態系統演變的重要因子，在特定情況下，甚至視為比自然因素更加重要的歷史變量。沿著這種思路所展開的生態史研究，實際上差不多是考察人類改變生態環境的歷史。
社會生態史研究，則將人類社會視為地球生物圈內的一個特殊生命系統，它一方面承認人類與其它動物相比具有極為特殊的智能，即創造、傳播、積累和更新文化的能力，承認由于這種能力，人類社會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另一方面，它同時認為：人類必須服從生態規律的最終支配，社會發展變遷的歷史過程，從根本上說，乃是人類不斷調整與生態環境關系(包括經過自己改造的生態環境)的過程——技術體系的進步、生業方式的改變、社會組織的變遷，乃至風俗習慣和思想觀念的嬗變，都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社會對生態變遷的適應性調整，或者間接地跟從于這些調整；經濟類型、社會結構、生活方式乃至精神風貌等等許多方面的地域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態環境差異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同樣導致上述方面發生種種改變。正由于人類社會在地球生態大系統中與周圍環境存在著廣泛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流，是其中的一個特殊生命系統，因此人類社會的歷史，也就存在著采用生態學理論方法加以認識的可能性。
社會生態史的主要研究對象，仍然是歷史上形形的社會現象、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和流轉不息的生命運動。但與一般的社會史研究相比，它更側重探討社會現象的生物性質和自然基礎，致力于尋找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社會因子與生態因子之間的歷史聯系。在這里，紛繁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諸如衣、食、住、行、生產、消費、婚姻、生育、疾病、死亡、遷徙、社交、娛樂、戰爭等等，以及因之所產生的技術、組織、結構、制度、規范、習俗、思想意識，就不單純地被理解為“社會的”或者“文化的”，同時還被理解為“生物的”，是在特定“自然”和“生態”影響下產生、并反映特定自然生態環境的；家庭、宗族、村落、城邑等等，也就不應只是被理解為社會的單元或聚落，同時還是大小不同的生態單位或系統，可以采用生態學方法加以考察。要之，社會生態史學者承認文化因素的生衍變異和社會系統的發展演化具有自己的內在邏輯，但卻不認為它們是（至少不完全是）封閉、自限和自我決定的過程，而是與生態環境及其眾多因素彼此影響、協同演進的過程。
這樣一來，生態史學研究就有了兩個側重點不同的可取理路：即生態社會史和社會生態史研究。如果選取前者，即使在具體實踐中十分強調人類社會活動的影響作用，也仍然屬于社會史之外的另一學術領域，它的學術目標是系統地描繪生態環境及其變遷的歷史圖像，當然客觀上也可為講述人類社會的歷史故事增添一個“布景”和“底圖”；如果選取后一種理路，則不僅是生態史學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視為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新的思想框架。這種新的思想框架，將社會及其所處的環境視作一個有機、統一和整體的生命系統納入考察范圍，不僅考慮各種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將各種生態因素視為重要的參與變量，從而呈顯出一種新的社會歷史觀，我們姑且稱之為“社會（文化）——生態史觀”。一旦采用了這種新的框架，史家對“叢林中的村落社會”的觀察，既可能提出許多新的問題，對一些老問題的認識也可能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而不僅僅是在敘述故事時簡單地添加一些在過去看來無關緊要的內容。生態史家有信心為社會歷史觀察提供新的視角、問題意識、解釋途徑乃至新的歷史觀念，并對推進中國社會歷史認識做出獨特的貢獻。
從生態史學的視角來觀察社會歷史可能會提出哪些新的論題，現在還難以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會提出并討論許多從前不曾思考的歷史問題；以往曾經探討的不少論題，包括一些長期爭辯的重大問題，亦完全可以、而且應當重新研究，并可望做出新的解釋。事實上，已經有些學者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比如關于歷史上中國南北文明進程的差異、胡漢民族的沖突與融合、周期性的社會動蕩、經濟重心的轉移、水利與專制政體的關系[9]等等，已陸續出現了一些結合生態環境而重作思考的新論。還有不少重大問題，例如中國“封建社會”何以長期延續、何以歷史上漢文化不斷成功地向南擴張卻難以向長城以北推進？……等等，亦都可從人類——環境的互動關系和過程中重新求索。微觀層面上的許多歷史問題，同樣可以采用這一思想框架加以考察。當我們全面考察某個地域社會的歷史時，決不能置當地的山川形勢、氣候、水文、土壤、生物（特別是經濟動、植物）構成乃至礦產資源于不顧，因為當地社會在生產模式、飲食結構、服飾式樣、居處方式、交通設施、疾病、災害以及娛樂、信仰、知識等眾多方面所呈現出來的地方特色，都毫無疑問是根植于其獨特的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舉例來說，一個地方的水資源環境，必然要影響當地的生產結構和生活習慣，迫使人們圍繞水源控制管理和水旱災害防治形成某些特殊的組織、制度和秩序，甚至進一步影響到當地民眾的心態，形成某些特殊巫術、禁忌和神靈信仰。如果不充分生態環境因素對社會文化發展的能動作用，許多宏觀和微觀層面的歷史現象都將無法得到合理圓融的解釋。
當然，筆者也曾指出：采用社會生態史的框架來認識社會，只是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特殊途徑，不能期望所有問題都能由此得到圓滿的回答。這是因為，社會生態史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一般的社會史研究，有些社會歷史問題并不在它的觀察范圍；更重要的是，現代生態學畢竟導源于生物學，而人類不僅具有生物屬性，同時還具有文化屬性（特別強調一點：文化具有自我演繹性），擁有復雜文化和思想情感的人類畢竟不同于其它動物，人類社會系統與其它生命系統的差距很大，其系統結構、系統功能與運行機制的復雜性遠遠超過其它任何生命系統，在觀察社會歷史問題方面，現有生態學理論方法的解釋力仍然有所不足，對于現代生態學概念、術語和技術方法在社會歷史研究中的適用程度，不能期望過高，更不能簡單機械地套用，而應在認真披揀、選擇和改造其適用部分的基礎上，努力構建符合中國歷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論方法體系[8]。如果將人類社會簡單類同于一般動物系統，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所得出的結論將可能是十分荒謬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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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一點可由《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中國史研究》、《史學月刊》、《歷史地理》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等權威學術期刊頻繁刊載有關方面的學術論文可以看出。
[2] 關于過去一個時期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發展情況，張國旺:《近年來中國環境史研究綜述》（載《中國史研究動態》2003年第6期）、佳宏偉:《近十年來生態環境變遷史研究綜述》（載《史學月刊》2004年第6期）分別作了較系統的回顧；王子今:《中國生態史學的進步及其意義——以秦漢生態史研究為中心的考察》（載《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也提供了一些線索，可參閱。
[3]關于西方環境史學的發展，曾華壁《論環境史研究的源起、意義與迷思：以美國的論著為例之探討》（臺灣《臺大歷史學報》1999年第23期）、包茂宏《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及《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載《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和梅雪芹《20世紀晚期的環境史及其學術意義》（收入氏著《環境史學與環境問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文分別有所介紹，可參閱。
[4]高國榮《美國環境史學研究綜述》（“中華文史網”2004年9月22日刊發）。對于這一轉變，包茂宏《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一文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此外，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載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42，December 2003，5-42。茲據historyandtheory.org/McNeill.pdf）一文也有專門的論述。
[5] 由于筆者不懂英語以外的其它西方語言，以上印象只是根據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eh)網“Bibliography”英文部分得出的，讀者若欲了解詳細，請登錄 eseh.de/bibliography.html 。
[6] 例如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收入《長水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史念海《隋唐時期重要的自然環境的變遷及其與人為作用的關系》（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均為經典之作。
[7]盡管中國史家早就注意到自然對人事具有重要歷史影響（例如司馬遷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視為史家的基本任務，至少隱含了關注自然環境影響社會人事的思想傾向），近代以來中外史學家都曾就“環境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展開過熱烈討論，但自然環境（中國古人多稱“風土”）在傳統史學中曾長期被視為一種恒久不變的客觀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玄學化”了，“究天人之際”并未真正付諸實證性的學術實踐。
篇10
關鍵詞： 標志設計 傳統與現代 創意性 民族性 國際性
一、歷史文化元素在圖像傳承中的衍生與嬗變
中國古代先民具有豐富的暗示力和象征力，他們把似真似夢的境界與無形無跡卻又無往不在的虛空融為一體，超脫、渾厚而又空靈，借以表達自己的情感寄托與夢想憧憬。從遠古崇拜的圖騰直到明清產生的吉祥符號，都體現了這種獨特的宇宙觀與生命情調的認知，并在繪畫與藝術設計等領域中表現其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美學價值。如何運用中國寶貴的傳統文化遺產為現代設計服務，使傳統文化的深刻意蘊為現代標志設計服務，這是值得探討的偉大工程。
華夏民族歷來自古崇尚自然，無論是北方的游牧民族，還是南方的農耕民族，他們對自然的頂禮膜拜，其最終形式是投身自然，與自然融合為一，即所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這既是道家的思想，又是儒家追求的境界。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像中國這樣把自然的地位放得如此重要。作為華夏文明的發源地的中國北方由于富裕而遼闊，人們生活在山澤原野之中，與宇宙天地及自然界奇禽異獸的活潑生命相接觸，接受自然的感應，加上自身的頓悟，于是，他們用豐富的暗示力和象征力代替對形象的實際摹寫，把似真似夢的情景與無形無跡卻又無往不在的虛空融為一體，從而形成流傳數千年深入炎黃骨髓的傳統元素。
可以說，傳統元素是民族文化觀念的物化形式和傳播載體，具有特定的內涵和約定俗成的信息傳播功能，先人把特定情感和觀念與物的形式相聯系，借物抒情，以形寫意，形的背后往往蘊藏著深層的象征寓意。譬如太極圖形由黑白兩個魚形紋組成，俗稱陰陽魚，形象化地表達了陰陽輪轉，相反相成是萬物生成變化根源的哲理，且不論它的深刻含義，單從圖形設計的巧妙性來說，成功地運用了圖底反轉，對比強烈卻又融匯合一。太極思想，折射出中國人的哲學觀，也闡述了中國人對萬事萬物存在的解釋。中國人習慣用動態變化來理解事物，萬事萬物都有兩面，陰晴圓缺、憂歡禍福、天地乾坤、水火、生死、冷暖、動靜、吉兇……太極圖形由黑白相生、首尾相連的陰陽魚構成，寄寓著東方式的陰陽哲學。太極構圖給人的感覺是動態中的平衡，是東方文化的一種視覺特征與記憶符號。太極圖本身是具有生命力的，那些以此為構圖模式設計的標志圖形，同樣延續著這種動態平衡的力量和美態。如香港著名設計師陳幼堅為香港西武百貨公司設計的標志將雙魚符號與西武百貨公司英文名字“SEIBU”的首寫字母“S”同構，象征著企業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同時“魚”與“余”同音，又蘊含著“年年有余”之吉祥意蘊，這與中國傳統文化是一脈相承的。
當然，不單單是像太極的陰陽魚圖形這一類構圖，共用的構圖方式也常常出現在中國民間吉祥圖形與文字中，猶如信手拈來的游戲，折射出中國人的聰明智慧，是中國傳統文化衍生的有趣思維方式。在這種文化心理的指引下，中國傳統藝術中產生了豐富的圖形、文字、符號，比如：香港平面設計師靳埭強設計“中國銀行”標志，以古銅錢與“中”字相結合，以常見的圖形傳達深刻的寓意；又如“三兔三耳”“三魚共一頭”“招財進寶”等構思。當這些符號與現代標志設計所需求的信息傳播、文化心理等因素相契合時，它們的豐富寓意便會在現代設計中重新釋放，并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中國傳統符號因其豐富的造型和吉祥寓意，早已根植于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和審美文化，沉淀為民族審美心理圖景，其在當下商業文化傳播中展現出巨大的商業價值和恒久的審美魅力，經過現代設計手法的演繹，煥發出神奇的魅力。諸如中國聯通、北京申奧標志等一批兼具民族文化魅力和現代審美時尚的新形象，也是為大家所認同和推崇的標志設計的精品佳作。
二、民俗文化的在傳統標志中的深厚積淀
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中，民間的文化藝術形式猶如一顆顆珍珠散落在其中。民俗圖形其實是古代先民對生活的美好愿望和理想憧憬的一種形象表達，專門為營造吉祥而創造的裝飾藝術造型設計，它的形成不是一個偶然藝術現象，是中國民間、民族藝術和民俗文化千百年來的深厚沉淀，是廣大勞動人民集體的智慧與創造。中國傳統圖形資源極為豐富，在其自身的發展和演變中，既有一以貫之的脈絡，又有多姿多彩的風貌；既有多樣而統一的格調，又有獨特、深厚、富有魅力的民族個性和民族意蘊。這些圖形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的演變而不斷沉淀、延伸、發展，從而形成中國特有的傳統藝術造型體系，它凝聚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智慧精華，也體現出了華夏民族所特有的藝術精神。
在民間風俗文化中能找尋到許多現代標志設計的圖形元素，結合數字化時代的處理方式，向世界展示出中國現代與傳統相結合的設計之風。我國圖形藝術源遠流長，民族元素符號具有多樣的形式、豐富的內容、深邃的含義，且富有極其耐人尋味的文化意蘊。
譬如，最常見的龍鳳，就是我們先祖想象出來的吉祥動物，是一種預示祥瑞的征象，是幸運福祉的象征。龍能治水，預示龍能帶來風調雨順；鳳是百鳥之王，鳳鳥和鳴是太平氣象，是老百姓所期盼的。對農耕民族來說，最關心的是天文氣象。據專家考證，《周易》的河圖洛書就是天文和氣象圖。在封建社會，統治者將龍代表帝王的權威，而民間則用作美好的象征。中華民族被喻為“龍的傳人”，故而，在國際上，“龍”被認為是中國符號。
花卉也是中國傳統藝術中常用的題材，許多花都象征了美好的寓意。蓮花清雅脫俗，是佛教的專用花卉；牡丹國色天香，象征榮華富貴；梅花傲雪猶香，象征氣節不屈；桂花與“貴”字諧音，寓意富貴臨門。如云南白藥的標志采用的就是寶相花和葫蘆作為元素，寶相花是人們吸取諸多花美的特征，想象創造出來的一種富有裝飾性的富麗花形。好比中國的龍，是動物的結合體，寶相花也是花卉的結合體，集百花美之典型，寓意吉祥美滿。而葫蘆通常代表珍貴寶物的收藏器具，它又與“藥”有聯系，民間有諺語說“葫蘆里賣的什么藥”，通過這個標志云南白藥很明顯地體現了企業性質和行業特征。
三、傳統圖形的幾何構成及其在現代標志設計中的運用
中國原始先民在最早的彩陶器皿上，進行裝飾性描述，逐漸開始掌握抽象幾何的藝術形式，并學會了直線與曲線的妙用。如新石器時代彩陶藝術中的人面魚紋，生活在西安半坡的氏族以漁獵為生活的主要來源，久而久之，人面魚紋就成為半坡氏族的主圖騰，它以太陽與魚復合為人面祖先像，以雙魚作雙耳，以魚尾作人面唇須與頭徽，相輔相成，同時具有“黑白”的雙關效果。又如長江下游河姆渡文化中象牙雕刻上的雙鳳朝陽紋，太陽與鳥是河姆渡文化先民的祖先崇拜物，以兩只鳥形與一個日形共用，組成一個左右對稱的圖徽，取得均衡穩定的視覺效果。最巧妙的要數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神徽”，即神面像，其最上端為一弓形冠，冠下為一倒梯形人臉，冠頂飾放射狀羽毛紋，獸面眉脊與鼻下為血盆大口，人的腿呈盤膝狀置于獸嘴下，獸耳同是人臂，人足同是獸須，人面與獸面又是人體與獸頭的搭配，渾然一體而不可分割，是遠古圖徽共用形的絕妙實例。
在這之后，人類開始了抽象的幾何紋樣的研究和使用。在今天的標志設計中，抽象的中國幾何紋樣融合了傳統文化的精髓和寓意，它是現代設計創意的重要元素。
方勝、萬字符、如意、雙錢、盤長等幾何紋樣都廣泛地被運用在當今標志設計中。盤長，佛家說盤長包含“回環貫徹、一切通明”之意，盤長圖形，無頭無尾，象征連綿不斷之意。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聯通的標志。還有云紋、渦紋、火紋、魚紋……設計師對原形不斷分解、轉變和重構的衍生形融合到標志的設計之中。這樣設計出來的標志，不僅能夠保留傳統藝術的神韻，而且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還能充分地表達標志所蘊含的理念與個性。如：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原企業標志就是根據吉祥紋樣的“回紋”造型變化而來的。將約定俗成，并已經在中國民眾心中達成共識的傳統圖形的“形”和“意”，沿用到標志所屬公司的固有的內涵之中，從而延展出更新、更高層次的理念精神，使其具有鮮明的文化性與民族性，是中國現代標志設計走向成熟的必然趨勢。
傳統符號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載體，是我們探索現代設計民族性的重要資源和基礎，任何“新的創造、現代創造”都不可能切斷與一脈相承的傳統文化的關聯。在世界日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文化也時刻影響著我們的設計觀念，設計教育和設計評價也有盲從西方的趨向，中西設計交流活動中因為中國設計師本元文化的缺失，屢屢受到西方同仁的質疑和批評。我深信，中國設計師在歷史轉型中感受到的這種“話語失落”的痛苦，根源在于我們對本土深厚的歷史文化繼承的缺失，這就造成我們對標志設計所秉承的理念的盲從和失落。毋庸置疑，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是必要的，任何純西方化或極端民族化的觀點都是失之偏頗的，傳統不應該被湮沒抑或僵化，它也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但脫離了國際視野和現實環境探討現代設計的民族性，也不過是犬儒的觀點，都是短視和狹隘的表現。正如魯迅所說，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有根植于民族文化與時代氣息的創造和弘揚，才能賦予標志設計藝術恒久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