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音樂教育范文10篇

一、春秋戰國時期音樂發展簡況

西周時期宮廷建立了完備的禮樂制度，雅樂盛行于祭祀與典禮等各種活動中。這時期的音樂高度發達，有確切文獻可考的樂器就多達70多種，此外還建立了我國最早的樂器分類法——“八音”。周平王東遷以后，雅樂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進而造就了我國音樂發展的第一次繁榮。但隨著中央政權的衰落和禮樂制度的崩潰，雅樂的地位逐漸衰微，新樂逐漸興盛起來，音樂由官方向民間轉變趨勢的日益明顯。例如，當時社會下層流行的地方音樂地位逐漸上升，并出現了《詩經》這樣的歌詩總集，其中的“國風”記載了北方15個地區的民歌。由于音樂水平的進一步提高，樂器、音樂理論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同時涌現出了一批優秀的音樂家。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的樂器更加精美，音律更為準確，誕生了箏、笛、筑等一些新的樂器。在眾多樂器當中，尤以琴的運用最為廣泛，著名的演奏家有師曠、師文、伯牙等。器樂演奏的形式也不再只是局限于獨奏，而是出現了規模較大的合奏，其中以編鐘和鼓為主的“鐘鼓之樂”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種。

歌唱藝術在春秋戰國時期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出現了專門進行歌舞表演的歌人。隨著俗樂的發展，還出現了一些出色的民間歌唱家，如：韓娥、王豹、綿駒，以及歌唱教師秦青等。

音樂理論在這一時期也有了新的突破，出現了最早的樂律計算方法——“三分損益法”。戰國時代的文獻也明確提出了旋宮的理論，《禮記·禮運》篇中說：“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也?！雹偃寮乙魳匪枷氲拇碇鳌稑酚洝分杏涊d：“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拘，累累乎端如貫珠?！雹谶@一時期音樂理論取得了重大成就，對后世的音樂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春秋戰國時期的音樂教育特征

春秋戰國時期的音樂教育處于重大的變革時期，其內容正逐步由禮樂教育轉為適應于娛樂需求的技藝傳教。從形式上看，當時的音樂教育具有官學和私學兩種。

在我國各個朝代的發展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貫穿于整個中國音樂史發展的長河之中。我國古代的音樂教育經歷了“成均之學”為標志的原始萌芽階段，夏商西周“官辦教學”時期，由于社會制度變革、生產力的提高，到春秋戰國時期文化不斷下移，音樂教育逐漸由官府下移到民間，官學與私學并存的局面，從而促進了私學的發展。春秋戰國時期的“禮崩樂壞”，標志著社會文化發生重大的轉型。公元前221年，秦朝滅六國而統一天下，建立起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國家。西周時期的血緣宗法分封制度在這一時期徹底坍塌，從而使與其相適應的禮樂制度以及教育制度也必然的發生了改變。從歷史發展來看，音樂教育在經歷了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文化轉型后，體制化的音樂教育，基本上從為國家培養所需人才的官辦教育機構中剝離，而存在于一種主要目的是為了適應宮廷祭祀慶典禮儀、宴享娛樂的官設音樂機構中。此時的音樂教育目的，并不是原先為統治階級培養治國人才，而是學藝歌舞技藝等音樂知識，供宮廷娛樂而用。秦漢時期的音樂教育體系正是這一現象的延續。樂府的成立即是音樂教育中心轉移的鮮明標志。樂府始于秦代，“漢承秦制”，漢武帝時進行擴充，樂工八百余人，規模宏大。到漢哀帝時取消這一機構。漢代樂府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著名的音樂教育機構。它的任務是適應宮廷的需要，收集整理民間音樂，創作歌詞、編寫曲調，編配樂器以及表演樂器，唱歌等。其教學任務主要是為了適應當時宮廷的各種音樂活動的需要，提供服務人員，與以前官學中為統治階級輸入治國人才的音樂教育有很大的區別。從概念的界定上講，樂府已并非是官學性質的音樂教育機構，而屬于官辦音樂教育。樂府中即使參與祭祀典禮中的音樂活動也大量存在有“以俗入雅”的行為，其實施主要是以娛樂性音樂為主，是以教授樂人技能為主。另外從樂府的領導者以及宮廷皇族出身來看，如樂府領導人李延年樂師出身；還有漢代皇后趙飛燕既是歷史上出名的歌舞女子，充分證明了當時音樂教育的演變。與春秋戰國以傳教為主要手段的私學相比較，漢代社會中私學性質的音樂教育已相當普遍，大致分為兩類：一是私家歌舞教育，培養舞蹈音樂人才主要是為私家音樂娛樂服務，是一種滿足自我需求的教育行為；另一個是通過舞蹈音樂的培養，對于貴族和皇家音樂娛樂輸送特殊的音樂人才，形成供給和需求之間的關系，并從中獲利，具有買賣的商業性質。秦漢私學教育的蓬勃發展，可以說與當時彌漫于整個社會的奢糜享樂風氣有關。

總之，秦漢時期的音樂教育即使統治階級在當時曾做過一定的努力，如劉向的理想尚未實現，王莽設立辟雍，東漢設立太學和五經博士，但最終都不能挽回音樂教育從官學教育中分離出去的最終結果，也未能保住音樂教育在官學中的一席之地。當時音樂教育從官學教育體系中分離出去并不是因為統治階級努力的不夠，而是當時的社會環境產生了根本變化，這不是某些人努力可以改變的。音樂教育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從歷史的角度看，一方面繼承了秦漢時期音樂教育的基本特征，即從官學分離的音樂教育，主要存在于宮廷官設音樂教育機構和社會娛樂圈的音樂教育行為，另一方面，它在這一特殊時期遷移的獨特背景下，致使外域外族音樂對中原音樂產生深刻影響，音樂和傳教內容相應變化等。這就是音樂教育的兩個主要內容。官學音樂教育的衰退代之以宮廷以及私家歌舞娛樂的發展，進一步加強了社會音樂教育，強化了秦漢以來的“藝”體系，而忽略了“人”的制度體系；此時西域音樂的廣泛流傳，使音樂教育的教學內容，增加了新的元素，這反過來又進一步加強外國音樂與中國傳統音樂的融合。魏晉時期是樂妓音樂歌舞表演為中心的時代，宮廷雅樂衰落，俗樂興起。清商署作為一個清商樂的管理機構，自魏晉時期，屬于宮廷俗樂音樂機構。在漢代樂府的音樂表演中就已經有清商樂節目，從漢代流傳下來的清商樂，無論是繼承清商樂的宮調系統，或歌舞表演的學習，肯定會有音樂的傳教活動。正是這種音樂傳教使漢民族的傳統音樂得以流傳到后世。清商署中的音樂表演者主要是歌舞妓，也是清商署歌舞教學活動中最重要的參與者。

清商樂的表演，主要是供感官享受的娛樂性歌舞表演。因此，清商署所傳教的歌舞器樂，也是民間俗樂作品。一直到清商樂音樂進入南方后，吳哥西曲的形成，也屬于俗樂的范疇。民族的大融合后，清商樂雖然發展不可能像漢樂府那樣擁有社會條件下的穩定，為音樂教育提供良好的發展條件，而流行于社會各階層在追求感官娛樂的氣氛，使清商樂在社會需求中得到自身發展，同時，強大的社會需求，使樂官、樂工和樂妓自覺從事音樂傳播和音樂教學工作，使得清商樂流傳至隋唐時期，并被隋文帝成為“華夏正聲”。清商樂作為魏晉南北朝最有影響力的民間音樂活動，音樂活動中的傳教活動，可以說是很常見的，遠遠超過了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俗樂繁榮雅樂衰落，宮廷雅樂處于慘淡經營的狀態中。雅樂的傳教，官學不存在，即便在宮廷中，往往是處于“古樂音制，罕復傳習”的境遇下。（《魏書•樂志》）但在雅樂承擔歌功頌德的音樂職能上，雅樂繼續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從音樂的傳播和交流的角度來看，魏晉南北朝是漢族傳統音樂和外域外族音樂，北方和南方的音樂交換周期。這種傳播的普遍性超越于漢代，而且為晚唐音樂的繁榮奠定了基礎。隋唐時期，隨著社會音樂教育活動的廣泛開展，無論是在宮廷還是在社會，音樂教育活動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一整套官辦和層層設置式的音樂教育機構，培養了大批社會音樂人才，反映了這一時期音樂教育活動的發達。隋王朝建立，漢魏官制在中央系統中恢復，在太常寺建立各種音樂教育是官學教育體系之外的官辦音樂教育活動；教育的目的不是培養國家的政府官員，而是需要為宮廷音樂活動中培養和輸送一大批音樂人才。唐代的官辦音樂教育較之隋代社會影響更為發達，在重視教育的社會背景下，建立起唐代宮廷音樂教育的管理制度，也達到了完善的境地?？傮w上，隋唐音樂教育主要體現在官辦音樂教育活動中，在很大程度上，隋唐宮廷音樂的繁榮成為主要的驅動力，促進宮廷與社會音樂教育活動的發展。隋唐宮廷音樂教育取得了相當大的發展，設置了以太常寺為掌管禮樂活動的最高行政管理機構，分層設置，管轄范圍甚寬。隋代在太常寺之下，設置有太廟、郊社、衣冠、清商、鼓吹、太祝等署，和宮廷禮儀宴饗活動直接相關的機構有太樂署、清商署、鼓吹署。太常寺由太常卿、太常少卿負責諸事。太樂署中設有令、丞、府、史、樂正、典事、掌固等官職，又有“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太樂令調合鐘律，以供邦國之祭祀享宴。”（《舊唐書•職官志》）鼓吹署設有令、丞、府、史、樂正等官職，其中“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調習之節，以備鹵簿之儀?！保ā杜f唐書•職官志》清商署主要管理教習南朝傳下來的清商樂。宮廷音樂機構的編制與音樂教育有著直接的關系，隋唐宮廷音樂機構為培養樂人設立了“博士弟子，第相傳教”。

在這樣的教育背景下，樂人增加到三萬人。唐代沿襲隋代音樂機構設置仍在太常寺的領導下，設置下屬樂署太樂署、鼓吹署、清商署等機構，除此之外還創設了教坊和梨園兩個音樂機構。我國古代宮廷音樂機構的發展可以說到唐代達到了最為完備的程度，這是與唐代宮廷音樂高度發展相輔相成的。除從隋代繼承下來的樂署以外，唐朝初年開設的教坊屬內廷管理的音樂機構，目的是為皇帝提供娛樂性的歌舞表演。唐朝宮廷的梨園，是由唐太宗李隆基親自在宮廷中組建的音樂團體，一般認為它是宮廷教坊中的一個培訓歌舞人員機構，然而并非如此，梨園是具獨立行政編制的音樂機構。唐代宮廷雅樂的教育行為不在官學教育系統以內，但是，雅樂的具體實施中，其表演雅樂樂舞從社會功能來講亦具有藝術方面的社會功能，在樂舞的教習過程中實際上是一種音樂教育行為。正是實現音樂教育功能才使得這類樂舞音樂可以在歷朝宮廷音樂活動中傳承下去。因此，也由此產生的教育理念，集中體現在對雅樂教育功能的認識。唐代燕樂是宮廷宴饗活動中所使用的樂舞，也被稱之為“宴樂”在燕樂中根據不同樂舞的表演方式在教學和管理上加以區別對待，設立坐部伎和立部伎。隋唐時期的燕樂組織結構的另一種劃分方式是根據音樂來源地區的不同為依據，形成所謂七部樂、九部樂、十部樂。燕樂復雜的組織構成和樂種繁多以及相應的樂曲、樂器的表演能夠正常開展，實際上是靠相當龐大的宮廷音樂機構對這類活動的管理，以及相應的復雜而細致的音樂教習活動，才能夠維持下來，從而滿足了宮廷音樂的需要。與秦漢魏晉南北朝的社會教育相比，唐代的社會音樂教育活動，社會性越來越廣泛，它不僅為宮廷音樂源源不斷地輸送音樂人才，而且在這種傳教過程中加強宮廷與民間、漢民族與外族外域音樂之間的傳播和交流。綜觀秦漢至隋唐的音樂教育，我們不難發現音樂教育已從官學中分離出來，并且廣泛的吸取了民間音樂的養料。這一階段的音樂教育經過了秦漢時期音樂教育在官學教育中一席之地的不可挽回———魏晉南北朝俗樂興盛而雅樂衰落———隋唐宮廷設立了多種音樂機構，從而推進了宮廷教育的發展，加強了宮廷與社會之間的音樂傳播和交流。自此為止，我國古代的音樂教育基本上實現了一種由宮廷到民間，再到宮廷的輪回。

參考文獻：

[1]修海林.中國古代音樂史料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摘要:馮文慈作為中國音樂史學界思想集大成者，對我國當今音樂教育有著重要的基石和實踐指導意義?？v觀現在的音樂教育，普遍存在著教學觀念陳舊、古今史料研究結構雜淺、創新性不足等弊端?；趯︸T文慈治學思想的研究所啟示，應樹立“以德樹人”的音樂教育理念，用“善疑多思”的音樂教育體系，建立“創新優學”的音樂教育觀。

關鍵詞:音樂教育;馮文慈治學思想;教育啟迪

音樂教育在我國教育體系中始終居于極其重要的地位。從古到今，都把音樂教育作為德育、美育和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與形式。因美化人、用美育人、以美立人、以德立本。在當代教育體系中，音樂教育更是被納入素質教育、立德樹人、促進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重要內容，用樂育德、用樂促智、用樂怡情。吸收外來、面向未來、以史明鑒、榜樣明志，是推動現今音樂教育發展、提升現今音樂教育質量、加強現今音樂教育功能的必由之路。國家教育部幾經強調，要堅定文化自信，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構建德智體美勞全面培養的教育體系;要堅持立德樹人，遵循美育特點，弘揚中華美育精神，讓青年一代身心健康成長。這些重要論述，對如何發展現今音樂教育提供了明確方向。我們應注重學習和借鑒杰出的音樂史學家們的治學思想，結合新的時代要求，建構與新時代特點相契合的音樂教育體系。鑒于此，現以我國著名的的音樂史學家馮文慈的治學思想為研究對象，探析其“大德高僧”“善疑多思”的音樂治學思想，目的在于推進當代音樂教育提供借鑒與啟迪。

一、馮文慈治學思想探析

馮文慈，系我國著名音樂史學家之一，主要從事近現代音樂史的教學和研究。他的治學思想求真務實、企盼創新，對待學術“善疑多思、堅持反思”。這在他的很多學術著作和文章里都有所體現。他在文獻整理方面有朱載堉原著《律學新說》的標點注釋本，《律呂精義》的標點注釋本(獲1999年文化部第一屆文化藝術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王光祈音樂論著選集》(選著合作稿)等。四十多篇。其中擇評我國音樂史學泰斗楊蔭瀏先生所著《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的三篇文章在音樂史學界引起“軒然大波”。他的這些著作，無不閃爍著他的治學思想的光輝。在中國音樂史學界具有重要的地位。目前，對馮文慈的評價學界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馮文慈音樂史學觀點求真務實，批判性強，其音樂治學思想樸素細膩且直觀，具有唯物主義的樸素的治學情懷;另一種觀點認為，由于他敢于對音樂泰斗級人物發起“挑戰”，有點“以高抬高”的思想。也有學者認為，馮文慈的音樂治學思想，既有“唯物”的成分，亦有“唯心”因素，如以“感于物而動”來闡釋其對音樂史學的情結，其思想具有理性的批判傾向，在其著作里引用詳實的理論依據、佐證其研究命題時，呈現出“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傾向。誠然，由于歷史、階級以及認知的局限性，對馮文慈的學術思想難免存在這樣那樣的評判和分歧，但這并不抹煞馮文慈在我國音樂學界的影響，并未影響他在中國音樂史學界的地位。這是因為，他的音樂思想博“諸子百家之大成”，于“陌然產生思考”，在音樂史學之路上不斷探索，在探索的基礎上不斷地體現他的“我疑故我在”的學術精神，不僅體現了他的音樂學養、獨到的見地、社會的洞察能力，而且運用諸子百家的音樂發展的內在邏輯及規律，并啟示著、推動著我國音樂史學的發展。探求音樂的起源，音樂史學的本源及內在問題的關系，即主體與客體的關系，既是中國音樂史學的基本問題，亦是中國音樂史學思想的核心問題。馮文慈在他所撰寫的《漫談音樂的起源》(原載《北京音樂報》1981年8月10日第三版)中從古到今來論述音樂的起源這個問題?；谝魳菲鹪从趧趧又P，從西漢的《淮南子》上的一段話談起，用恩格斯的論點來論證、再引用普列哈諾夫在《論藝術》中的觀點，從這三個維度，探討了音樂的起源這個問題，揭示音樂的起源不只是來源于勞動這個籠統的命題。之于音樂起源，馮文慈強調，“音之起，不止起于勞動，文藝創造乃是人類對于社會生活的反映，由人心生也。心之審美，才會萌芽，詩歌、音樂、舞蹈相結合的藝術才會有可能從無到有，成為幾千年來人類藝術創造的起點”。用簡潔凝練的語言及勞動———音樂———樂舞這樣的邏輯結構關系來說明“音樂”產生過程。他的觀點基于懷疑，于是思考，源于行動(查資料、求考證)即音樂不只起源于勞動，它是心感于物的審美。馮文慈的這種“追溯求源”的治學精神不正是我們所要學習和追思的嗎?音樂史學是音樂理論范疇的學科，音樂是與客觀現實有著密切的關聯。馮文慈在音樂的治學中很注重用心探究這些問題。他在發言稿《從事中國音樂史學的心態自述》(該文是在2002年南京“當代音樂學研究專家論壇”上的書面發言)中認為，音樂史學無論是音樂古代史、近現代史、通史或是斷代史，無論是其子學科亦或交緣學科例如音樂美術史、音樂思想史、樂律學史、音樂教育史、樂器發展史、少數民族音樂史等等都相關聯又有很多的成果有待研究和考證。不同的音樂領域之于人的意義，體現在不同的研究領域，都能“求同存異”。音樂是“資治”與“教化”的傳統。這一觀點符合馬克思主義“主體生產對象，對象生產主體”的唯物史觀。他認為，中華民族是熱愛史學的民族，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時期，史學首要的任務是“資治”，統治者視史學為“治國”的借鑒。我們如今的音樂史學，和政治、教育的關系無可回避。音樂史學是史學領域的重要范疇，也是中國音樂美學的重要原則。馮文慈認為，音樂應秉承“唯物史觀和實事求是觀”，他認為:對待“實事求是”，不同的史家會有不同的認識，不管“流派”如何分野，都應該以“實事求是”的精神選擇史料、描述史事，心田中應該存在著自己的思想支柱，要用“如實”的精神來貫徹。如果從宏觀上研究史學，最基本的靠山還是要仰仗“唯物史觀”。其治學理念作用于人，到如今都是我們引用的范例。這一“唯物史觀”的治學思想，強調了音樂史學的原則性;馮文慈又強調，“以唯物史觀來統帥全局，掌握大事，包括何時運用，是史學家們自覺自愿的事。唯物史觀以其真理性吸引學者，從而廣泛傳播，不是由誰來宣稱‘必須遵循的基本法則’就可以奏效，對運用唯物史觀，要提倡和鼓勵，而非必須”，意即音樂藝術自由表現人的心靈自由與生活自由的，他所提出的這種音樂治學思想，從音樂研究與受眾的視角，闡釋了音樂史學研究的“心態”作用。在這里，從“唯物音樂史學觀”到“實事求是音樂史學觀”，馮文慈都以科學的史學觀思想建構了音樂的史學理念，對我國音樂史學、教育與發展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二、由馮文慈音樂史學觀管窺當今音樂教育之缺憾

一、理解“音樂教育”

這種知識構型使音樂成為一種以知識、技能為基礎的“藝術”體系。于是，在“藝術”的名義下，音樂被建構成為了一種特別的知識體系與技術范疇，脫離開這個知識體系與技術范疇，所謂的“音樂藝術”將不復存在。由此，音樂教育必然是以這些知識和技術為其根基，學習這些知識“范型”和技術“程序”便是所謂的“音樂藝術”教育。③故“專業性”音樂教育對于知識和技能的看重，其合理性當是不言自明的了。然古往今來，音樂教育現象復雜且多樣，并不局限于上述情況。筆者嘗試將我國古代與近代音樂教育與此作一對照性考察，其中所生風景，則引發出另一種的思考。

二、音樂教育：我國歷史的考察

從歷史角度看，我國當今音樂教育有三種主要資源：一種是西方意義的“藝術音樂”教育；另一種也是與西方有關的“美育”教育；再一種即是我國古代的“禮樂”教育。下面從歷時角度，對古代和近代音樂教育資源從觀念層面做一番考察。

（一）以“禮樂”為內核的先秦音樂教育觀念

我國從周代開始“，樂”與“禮”聯系到了一塊兒?！岸Y樂”的相關性，使禮的內涵長期影響到樂的含義。眾所周知，西周宮廷不僅有禮樂，也有音樂教育。音樂教育在學校進行，④并有計劃與學程安排?！抖Y記•文王世子》說：“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鑰，皆于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鑰師學戈，鑰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蓖暾慕逃颇堪傲嚒保渲小皹贰币豢萍瓷婕霸姼琛⒁魳泛臀璧?。西周官學的音樂教育中大學有“樂德”、“樂語”和“樂舞”等內容⑤。所謂“樂德”包括：中（言出自心，皆有忠實）、和（不剛不柔，寬猛相濟）、祗（見神示則敬）、庸（接事以禮而有常）、孝（善于父母）、友（善于兄弟）。所謂的樂語：興（以善物喻善事，以惡物喻惡事）、道（引古以刺今）、諷（熟背文辭）、誦（吟誦有節韻）、言（直敘己意）、語（答人論難）。而所謂的樂舞則是與歷史傳統相關的內容：《云門》、《大卷》（黃帝樂）、《大咸》（堯樂）、《大罄》（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由此可知，周代的音樂教育，除有與音樂形式和表演相關的技藝內容外，也體現在涉及人的養成的價值方面。西周的音樂教育觀念，也為后來儒家一系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所承襲、條理化，并加以推進與提升。春秋末孔子便如此。孔子特別強調禮樂與“仁”的聯系。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音樂教育在“成人”方面價值重大。他進一步提出，音樂自身具有“美”、“善”兩方面的內容，并倡導“盡善盡美”的批評準則。音樂在教育方面的功用：“興”“、觀”、“群”“、怨”（《論語•陽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保﹦t體現了更廣泛和多樣化的社會功能。又如戰國中期孟子。《孟子•盡心上》漢趙岐注：“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泵陷V承孔子“仁”學思想，并在音樂教育方面加以發揮“，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即是充分看到了音樂教育在強化人的道德屬性和人格完成方面天然而獨特的優勢，他同時希望《雅》、《頌》之聲能夠在塑造他提出的“大丈夫”人格理想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孟子•滕文公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再如戰國末的荀子?！盾髯?#8226;樂論》曰：“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彼状螌σ魳返摹坝鋹偂毙再|予以確認，并認為音樂的感性性質為人所不能免，由此將音樂的教育價值定位在人的感性方面，并從理論上對音樂在社會生活中的廣泛教育價值再次加以強調“：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保ā盾髯?#8226;樂論》）由此可以看到，我國古代音樂教育，明確地把人的教育放在第一位，具有強烈的人的德性意識。我國音樂教育對于人的價值的強調，其實踐與理論始于西周，于戰國末完成，其后兩千余年直至清末，該理念一直是被延續和遵從。

一、新音樂教育之樂歌教育的產生

學堂樂歌教育的產生，可以從兩方面進行探究，既有鮮明的外力作用，又有深刻的社會內因。外力作用源于帝國主義對華的入侵。在鴉片戰爭的炮火與列強的堅船利炮掩護下來到中國的西方傳教士，大力宣傳西方音樂文化，猛烈沖擊了中國傳統音樂文化，促使中國的傳統音樂教育悄然發生著轉型。此外，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急劇變化，勢必影響到音樂文化的漸變，因而成為中國傳統音樂教育改革的內在因素。當“中國封建時代的音樂文化產物———傳統音樂已完成了其作為主流地位音樂文化的歷史使命，時代呼喚著一種新的音樂形態的誕生，以成為社會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保?］(P116)因此，為抵御外侮、救亡圖存，清政府先后搞了洋務運動、、清末新政三次近代化運動，這在客觀上為新音樂教育的改革提供了條件。在洋務運動中，清政府積極培養人才，開辦了許多近代新式學校，為中國近代音樂教育的出現，作了教育硬件上的準備。然而甲午中日戰爭中清政府的失敗，徹底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同時因戰爭失敗而簽訂的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迫使政治精英們意識到，只有向日本學習，走西方的道路，才能避免亡國的危機。因為處于同時期的日本在經歷了1868年的“明治維新”改革后，在使其建立起完備的西方政治、經濟、教育體制，成為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同時，還廢除了與帝國主義國家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贏得了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此外，由于中國與日本在地域上較近，能夠節省一定的留學費用，加之受“中日同文同種”觀念影響，日本成為中國人效仿的最佳選擇。在中，維新派領導人熱情宣傳音樂對思想啟蒙的重大作用，大力提倡興辦新式學堂、開設樂歌課、發展音樂教育，并提出改革音樂的主張，新音樂教育改革是循序漸進的。早期改革人士的推崇，為學堂樂歌的傳播推波助瀾，如梁啟超主張“今日不從事教育，茍從事教育，則唱歌一科，實為學校中萬萬不可闕者。”［3］(P62)清末新政中頒布的《欽定學堂章程》，將“樂歌”列為學校必須開設的課程之一，加速了樂歌教育在學堂教育中的普及進程。當“1912年共和國建立后，盡管政治、經濟的混亂仍然困擾著各階層的中國人民，從當時的教育主管部門講，對于繼續推行新的教育體制和發展新的音樂教育還是重視的?！保?］(P98)因此，從清末到民初，學堂樂歌具備產生與發展的客觀條件。其作為西學東漸的產物，在效仿西方音樂文化的實踐中，開創了中國近代音樂發展的新局面，接下來筆者就以學堂樂歌教育作為研究對象，進一步挖掘清末民初新音樂教育在“硬件”與“軟件”方面的創新。

二、新音樂之樂歌教育在“硬件方面”的創新

相較于中國傳統的音樂教育，以學堂樂歌為代表的新音樂教育的創新之處主要體現在樂歌創作與樂器選用、樂歌教學機構與教授科目、樂歌傳播載體與教授對象、專業樂歌教育家的培養等方面。

1、樂歌創作與樂器選用

中國傳統音樂中的秦漢時的鼓吹樂，魏晉時的清商樂，隋唐時的琵琶音樂，宋代時的細樂、清樂，元明時的十番鑼鼓、弦索樂等都是根據現成歌詞、曲牌，填以新詞，多以塤、罄、簫、笛、琴、笙、竽、鼓等傳統樂器為伴奏，并且以個人獨唱輔以樂器伴奏為主，例如琴曲《廣陵散》《梅花三弄》，琵琶曲《十面埋伏》《夕陽簫鼓》，箏曲《漁舟唱晚》《寒鴉戲水》等等。相對于中國傳統音樂教育而言，學堂樂歌則將中國近代音樂教育帶入了“以借鑒西方高度聲樂化和高度器樂化的音樂形式為代表的專業音樂創作階段”［2］(P116)。學堂樂歌的歌詞風格主要有“白話詞風”和“典雅詞風”兩大類。歌曲基本上是用與西方和日本相通用的簡譜或線譜記載的，根據現成曲調填以新詞而編成。如“白話詞風代表沈心工填詞的《拉纖行》是根據俄羅斯民歌《伏爾加船夫曲》的曲調填詞的。而學堂樂歌的編創手法帶有我國傳統音樂中‘一曲多用’和‘一曲填詞’的創作痕跡，但其所用之曲與所創之歌卻成就了一種新的音樂形式。”［5］(P32)此外，與中國傳統音樂教育的樂器對比，學堂樂歌的樂器多以西洋樂器為主，如風琴、鋼琴、提琴等，伴隨著樂歌的學習進行技藝的傳授。學堂樂歌作為清末民初時期在新式學堂和社會上廣泛流行的一種歌唱形式，由于它最初仿效日本音樂教育模式，所以在學堂樂歌創作的初期，它的曲調大都來自日本以及歐美，由中國人以中文重新填詞而成。隨著民間曲調的選用，學堂樂歌才進一步民族化。隨著樂歌歌詞內容的多樣化造就的學堂樂歌為后來的工農歌曲、群眾歌曲等歌曲的創作直接提供了范本。因此，樂歌教育在歌曲創作技法與樂器選用方面的新變化，是西學東漸的結果，標志著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傳統音樂教育向近代音樂教育的轉變。

一、民國時期音樂“審美功利主義”價值觀的形成

民國時期音樂“審美功利主義”價值觀與中國古代音樂“以樂育德”價值觀有密切的關聯，它是在繼承和革新中國古代音樂教育價值觀的基礎上形成的。

(一)中國古代兩種音樂教育價值觀

⒈“以樂育德”儒家功利主義價值觀。即音樂教育為教化民眾服務、為維護階級統治服務。早在先秦時期古代先賢就通過制禮作樂，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禮樂制度?！岸Y崩樂壞”后禮樂制度瓦解，孔子將“禮”與“樂”在教育中結合，即通過“禮樂相濟”的教育形式將“美”與“善”統一。雖然孔子認同音樂給人帶來和諧體驗的“審美”意義，但在“樂教”的定義中，孔子偏重關注音樂的社會作用。“教民親愛，莫善于孝;教民禮順，莫善于悌;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1］因此，“樂教”是以“道德”為核心，通過“聲和”到“心和—人和”，最終達到“政和”的目的。漢代以降，由于統治者推行“獨尊儒術”的政策，儒家“以樂育德”的音樂教育價值觀逐漸在教育中占據正宗地位。因此，“樂教”的價值逐步依存于“道德”之中，音樂教育也逐漸失去了“審美”的本質意義。直到近代以前中國古代音樂教育形成了以強調“樂以載道”、“樂與政通”，否定個體審美價值的“以美育德”功利主義音樂觀。⒉以“審美”為主的道家非功利價值觀?！耙詷酚隆钡囊魳方逃恢笔艿健绊槕匀弧钡睦锨f道家思想的反對。道家從崇尚自然的哲學觀、美學觀出發，反對功利性的音樂，提倡形而上、超越功利性的“審美”化的音樂。老子認為“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2］他肯定了個體在審美活動中的獨立地位，認為人們在審美過程中消解欲望，從而超越物象時空，領悟自然音聲中所含蘊的至大神韻。道家認為不應違背音樂的“審美”本質，過分夸大社會功能，反對用“樂教”作為束縛人性的工具。儒家與道家相對立的價值觀構成了中國古代音樂教育的和諧之音，直接影響著我國封建社會音樂教育的發展。

(二)民國時期音樂教育“審美功利主義”價值觀的形成

⒈音樂教育價值觀的近代轉型。道家與儒家在中國古代音樂教育價值觀上的分歧，是促進民國音樂教育思想發展變革的基本動力。鴉片戰爭后，清政府被迫打開國門，西方思想涌入我國。受康德、席勒思想影響的新型知識分子，如梁啟超、康有為、曾志忞、王國維等人，他們在探求救國真理的過程中積極尋找啟蒙救國的利器，并將目光投向西方的“美育”上，認識到“審美教育”能夠使人實現精神的超脫。以現代“美育”為載體的“精神教育”，能養成國人高尚情感，實現解救現實人生的功利目的。比如，王國維一方面接受了康德的思想，把“審美”與“道德”分離，傳承道家思想強調“審美”的獨立性:“蓋人心之動，無不束縛于一己之利害，獨審美之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純潔之域。”［3］另一方面，他又繼承了傳統儒家“以樂育德”的思想，將“審美”與“道德”相協同，將審美知覺“無利害性”特征賦予了輔助道德的功能，此乃他提出的“無用之用”。這種“審美功利”主義觀不僅在二十世紀初期有代表性，而且在民國時期被學者們普遍接受。如蔡元培認為“美育”是培養人高尚純潔的精神境界的手段:“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4］魯迅明確地提出以藝術文藝改造國民性、療救國民病根的主張;梁啟超視藝術為情感教育的利器，大力倡導藝術教育“趣味教育”，使之皆成為“美化”的國民;朱光潛提出了藝術的“無所為而為”更突出“審美”育“德”的功能性意義。因此作為美育重要實施手段之一的音樂教育是以重視音樂“審美”本質價值而達到道德目的的“審美功利主義”價值觀?！皩徝拦髁x”價值觀將音樂教育的意義落實到現實人生的解救，這一理解是基于音樂本身的特征，而不是僅僅把音樂作為輔助工具。這與“西學東漸”帶來的康德“無利害感”、叔本華“純粹的認識”、克羅齊講“直覺”已有很大差異。可見，民國以現代“美育”為思想的“審美功利主義”價值觀是中西古今文化交匯、碰撞的歷史產物，既是對中國古代美學思想的繼承與轉型、也是對西方美學思想的吸納與創新。⒉音樂教育價值觀的制度化。教育宗旨將美育納入其中，從此“審美功利主義”的音樂觀進入教育實踐。辛亥革命后，時任教育部部長的蔡元培發表了《對于新教育之意見》，系統提出了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舉”的思想，將“美育”提高到國家教育方針的地位。民國政府成立后，教育宗旨采納了這一思想，并將音樂納入基礎教育學科。從此，在以蔡元培為代表的教育家們的積極提倡和苦心經營下，音樂教育形成了以音樂本體價值為核心的學科建構;以人為本的音樂教育主體的回歸;以輔助“道德”為音樂教育的最終目的的“審美功利主義”價值觀。

摘要：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于德育方面的教育越來越重視，而其中的音樂教育所起到的作用也越來越必不可少，甚至可以說是不可替代。文章主要研究了音樂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的應用和意義，以及如何實現音樂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發揮重大作用的做法。

關鍵詞：音樂教育；高校；德育教育

近年來，各大高校基本都實現了新課標的改革，同時不斷有一些關乎道德方面的問題發生，因此，各大高校逐漸重視起學生的德育教育，在各個學科里，音樂教育也發揮著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們全方位的教育學生，為的就是能夠培養出德、智、體、美能夠全面發展的學生。我們如果想實現這一愿望，就一定要做好對學生的德育教育，讓音樂教育在德育教育中充分發揮其作用，同時使音樂教育與其他方面的教育做好配合工作。

一、音樂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作用的現狀

古往今來，音樂教育一直在高校的德育教育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在當今的社會環境下，音樂所發揮出的德育教育作用也在高校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例如，許多高校開設了音樂選修課，一方面陶冶了學生的情操，但是又存在著選題不當或是重點偏向于音樂的節拍和旋律而忽略了音樂本身所散發出來的魅力。從音樂中感受美好的、真實的、善良的情感有助于學生形成正確的人生觀，但一些教師過于重視學生對音樂的感受而忽略了音樂背后的故事，這樣使學生不能真正的了解到音樂的情感所在。

二、高校實現音樂教育的具體方法

摘要：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于德育方面的教育越來越重視，而其中的音樂教育所起到的作用也越來越必不可少，甚至可以說是不可替代。文章主要研究了音樂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的應用和意義，以及如何實現音樂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發揮重大作用的做法。

關鍵詞：音樂教育；高校；德育教育

近年來，各大高?；径紝崿F了新課標的改革，同時不斷有一些關乎道德方面的問題發生，因此，各大高校逐漸重視起學生的德育教育，在各個學科里，音樂教育也發揮著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們全方位的教育學生，為的就是能夠培養出德、智、體、美能夠全面發展的學生。我們如果想實現這一愿望，就一定要做好對學生的德育教育，讓音樂教育在德育教育中充分發揮其作用，同時使音樂教育與其他方面的教育做好配合工作。

一、音樂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作用的現狀

古往今來，音樂教育一直在高校的德育教育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在當今的社會環境下，音樂所發揮出的德育教育作用也在高校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例如，許多高校開設了音樂選修課，一方面陶冶了學生的情操，但是又存在著選題不當或是重點偏向于音樂的節拍和旋律而忽略了音樂本身所散發出來的魅力。從音樂中感受美好的、真實的、善良的情感有助于學生形成正確的人生觀，但一些教師過于重視學生對音樂的感受而忽略了音樂背后的故事，這樣使學生不能真正的了解到音樂的情感所在。

二、高校實現音樂教育的具體方法

摘要：中國茶文化的特點是歷史悠久、影響深遠，茶文化融合儒釋道三家的核心思想，不僅能夠具有充分展現了中國歷代勞動人民的聰明智慧，而且也具有及其豐富的教育價值。隨著社會不斷發展演變，茶文化的教育價值開發也更加受到關注，素質教育背景下，本文針對茶文化與音樂教育的聯系進行具體研究分析。

關鍵詞：茶文化；音樂教育；研究

研究茶文化視域下的音樂教育，就是研究茶文化與音樂教育的結合問題，茶文化內涵豐富，歷史悠久，在新的教育形勢下，茶文化的教育價值逐漸受到關注。音樂教育是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茶文化與音樂教育的結合，能夠使音樂教學更加豐富，也可以使音樂教學更具感染力。音樂是人類共同語言，以音樂課堂為平臺，繼承中國茶文化，無疑是當代中國傳統文化得以傳承和發展的有效途徑。茶文化又豐富了音樂教育的內涵。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是當代教育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以茶文化視角，研究音樂教育，是發展和傳承中國茶文化的一個有效途徑和方式。

1茶文化與音樂教育

茶是中國的國飲，在中國傳承了4700多年，不僅歷史悠久，而且蘊藏了豐富的文化內涵。茶的起源能夠追溯到神農時期，當時茶作為一種藥材被發掘，在《神農本草經》中記載：“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边@就是中國關于“茶”的最早記錄，茶是具有解毒功效的，后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又發現茶的保健、減肥、美容等功效，首先，茶葉逐漸在中國皇室、文人墨客中普及，一時間被視為奢侈品，是一種身份的象征。一直到唐代，茶文化才開始逐漸盛行，唐朝的陸羽，被譽為茶圣，他是第一個以茶事為主編寫專著的人，陸羽的著作《茶經》至今仍是享譽世界的茶學典籍，歷史的車輪不斷向前翻滾，茶文化也隨著時展逐漸完善，宋代的茶文化已經普及到了一般民眾中，自此中國茶文化系統已經初步奠定。在唐宋兩代，茶文化對中國文人以及教育領域的影響非常大，中國有大量的古代詩詞，是歌詠茶文化的，同樣的，作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音樂與茶文化之間的淵源頗深。比如唐代白居易的《宿杜曲花下》中，同時提到了茶柜與琵琶，可見，古代人民就已經習慣于一邊飲茶，一邊欣賞音樂。又如：吳文英的《望江南•茶》中，同時對茶與樂器笙進行了描寫。從大量的茶事、茶詞中能夠發現，音樂和茶從來都是不分彼此的，以至于中國人一提到茶，很自然就會聯想到音樂，尤其是中國文人，而聯想到的音樂大多是中國古典音樂。正所謂“茶宜凈室，宜古曲”，這就是中國人的一種慣性思想，是滲透到人們思想意識中的。說到中國的音樂，起源則可以追溯到炎黃時期，中國有很多關于音樂的民間傳說，從這些傳說中我們也能夠了解到先人們在很早的時候就開始使用樂器了，這些樂器都是勞動人民自己制作，供自己使用的，因此，中國傳統音樂的造詣非常高，它不僅僅展現了中國古代人民的智慧，而且也是中國5000年文明史的一種積淀。據說，中國的古琴，最早就是伏羲氏制作，炎帝精通編曲，黃帝精通彈琴，上古時期的領袖皆愛音樂，何況古代人民。茶葉被發現，與中國古代音樂的發源恰恰是在同一個時期，《茶經》記載了中國人開始引用茶葉，就是在神農氏時期。也就是說音樂與茶的融合具有良好的歷史根源和基礎。初期，音樂與茶相互結合的時候，主要作為背景使用，人們在飲茶的時候，習慣輔以音樂，調劑情緒，提升人們的精神體驗，從而更好的品味茶文化的內涵。在茶文化不斷普及與發展的過程中，音樂與茶的聯系越來越緊密，近代出現了茶歌、茶舞，以及采茶戲等等，這些歌曲、舞蹈、戲曲，借助中國古典名曲，將勞動人民平時采茶、種茶等典型的勞作場景，藝術的再現出來，成為了膾炙人口，極具群眾基礎的茶類歌曲。比如，《挑擔茶葉上北京》是現代流傳比較廣泛的茶歌之一，它完美的將茶文化與現代音樂結合在了一起，碰撞出了更加精彩的火花，為當代音樂與茶文化的融合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不但如此，茶藝表演作為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形式，不同茶品、不同環境都會巧妙的選擇不同的音樂與其配合，通過引入的音樂，豐富茶藝表演內容，烘托茶藝表演環境。

2音樂教育在茶文化中的作用

摘要：本文主要以音樂教育的文化意義為基點，探討綜合性大學音樂教育的文化觀念，針對全國綜合性大學興辦音樂教育的現象，探索一條適合綜合性大學發展音樂教育的新思路。

關鍵詞：綜合性大學音樂教育文化觀念文教興國

中美音樂教育之比較

美國教育界對音樂教育的認識是不斷演化的，上個世紀60年代初它還是主科(如語文、數學等)的“飯后甜食”或“裝飾花邊”。①當時音樂教育在美國并不是處于核心地位，“它比核心科目低上一二英寸”。②但美國音樂教育的地位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穩步提升。以《音樂教育的基本概念》和《音樂教育的基礎和原理》等著作為發端，美國不斷進行音樂教育改革，直至1994年3月克林頓政府承襲布什2000年教育戰略的幾乎所有內容，用立法程序通過了《2000年目標：美國教育法》。該法令對美國藝術教育（包括音樂）給予了史無前例的支持，藝術被法定為六點國家教育目標中第三項所列“核心學科”之一。在這一系列的措施下,美國學校教育已將藝術列為與讀、寫、算并列的四個基本能力。美國2000年聯邦法案已規定藝術為幼兒園至高中畢業的核心課程，而各州大學已將修讀高中藝術課程定為大學入學條件之一。

據上世紀90代初的統計，中國的音樂教師至少缺50萬人。正統音樂教育的缺乏，自然導致許多學生更多地接受娛樂式、快餐式的流行音樂。雖然音樂講究多元化，但單一地接受流行音樂會造成“營養不良”。中國綜合性大學音樂教育的落后也暴露了中國高等教育文化觀念存在著缺陷。人們常說，現在的大學生，學理的就是“一文不染”，而且大部分理科生連論文是什么都不知道，更別說音樂了。形成這些現象的原因之一是應試教育；其二則是因為許多大學生視野太狹窄，偏重專業而忽視博覽百家之長，尤其缺乏音樂藝術方面的素養。

通過對中美音樂教育的比較可以看出，中國的音樂教育還處于比較落后的狀態。重理工、輕人文，重專業技能、輕綜合素質，是中國高等教育面臨的嚴重弊端，而伴隨市場經濟而來的實用主義、急功近利的思想，更是高校人才成長的嚴重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