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文慈治學思想對音樂教育的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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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馮文慈作為中國音樂史學界思想集大成者，對我國當今音樂教育有著重要的基石和實踐指導意義。縱觀現在的音樂教育，普遍存在著教學觀念陳舊、古今史料研究結構雜淺、創新性不足等弊端。基于對馮文慈治學思想的研究所啟示，應樹立“以德樹人”的音樂教育理念，用“善疑多思”的音樂教育體系，建立“創新優學”的音樂教育觀。

關鍵詞:音樂教育;馮文慈治學思想;教育啟迪

音樂教育在我國教育體系中始終居于極其重要的地位。從古到今，都把音樂教育作為德育、美育和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與形式。因美化人、用美育人、以美立人、以德立本。在當代教育體系中，音樂教育更是被納入素質教育、立德樹人、促進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重要內容，用樂育德、用樂促智、用樂怡情。吸收外來、面向未來、以史明鑒、榜樣明志，是推動現今音樂教育發展、提升現今音樂教育質量、加強現今音樂教育功能的必由之路。國家教育部幾經強調，要堅定文化自信，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構建德智體美勞全面培養的教育體系;要堅持立德樹人，遵循美育特點，弘揚中華美育精神，讓青年一代身心健康成長。這些重要論述，對如何發展現今音樂教育提供了明確方向。我們應注重學習和借鑒杰出的音樂史學家們的治學思想，結合新的時代要求，建構與新時代特點相契合的音樂教育體系。鑒于此，現以我國著名的的音樂史學家馮文慈的治學思想為研究對象，探析其“大德高僧”“善疑多思”的音樂治學思想，目的在于推進當代音樂教育提供借鑒與啟迪。

一、馮文慈治學思想探析

馮文慈，系我國著名音樂史學家之一，主要從事近現代音樂史的教學和研究。他的治學思想求真務實、企盼創新，對待學術“善疑多思、堅持反思”。這在他的很多學術著作和文章里都有所體現。他在文獻整理方面有朱載堉原著《律學新說》的標點注釋本，《律呂精義》的標點注釋本(獲1999年文化部第一屆文化藝術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王光祈音樂論著選集》(選著合作稿)等。四十多篇。其中擇評我國音樂史學泰斗楊蔭瀏先生所著《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的三篇文章在音樂史學界引起“軒然大波”。他的這些著作，無不閃爍著他的治學思想的光輝。在中國音樂史學界具有重要的地位。目前，對馮文慈的評價學界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馮文慈音樂史學觀點求真務實，批判性強，其音樂治學思想樸素細膩且直觀，具有唯物主義的樸素的治學情懷;另一種觀點認為，由于他敢于對音樂泰斗級人物發起“挑戰”，有點“以高抬高”的思想。也有學者認為，馮文慈的音樂治學思想，既有“唯物”的成分，亦有“唯心”因素，如以“感于物而動”來闡釋其對音樂史學的情結，其思想具有理性的批判傾向，在其著作里引用詳實的理論依據、佐證其研究命題時，呈現出“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傾向。誠然，由于歷史、階級以及認知的局限性，對馮文慈的學術思想難免存在這樣那樣的評判和分歧，但這并不抹煞馮文慈在我國音樂學界的影響，并未影響他在中國音樂史學界的地位。這是因為，他的音樂思想博“諸子百家之大成”，于“陌然產生思考”，在音樂史學之路上不斷探索，在探索的基礎上不斷地體現他的“我疑故我在”的學術精神，不僅體現了他的音樂學養、獨到的見地、社會的洞察能力，而且運用諸子百家的音樂發展的內在邏輯及規律，并啟示著、推動著我國音樂史學的發展。探求音樂的起源，音樂史學的本源及內在問題的關系，即主體與客體的關系，既是中國音樂史學的基本問題，亦是中國音樂史學思想的核心問題。馮文慈在他所撰寫的《漫談音樂的起源》(原載《北京音樂報》1981年8月10日第三版)中從古到今來論述音樂的起源這個問題。基于音樂起源于勞動著筆，從西漢的《淮南子》上的一段話談起，用恩格斯的論點來論證、再引用普列哈諾夫在《論藝術》中的觀點，從這三個維度，探討了音樂的起源這個問題，揭示音樂的起源不只是來源于勞動這個籠統的命題。之于音樂起源，馮文慈強調，“音之起，不止起于勞動，文藝創造乃是人類對于社會生活的反映，由人心生也。心之審美，才會萌芽，詩歌、音樂、舞蹈相結合的藝術才會有可能從無到有，成為幾千年來人類藝術創造的起點”。用簡潔凝練的語言及勞動———音樂———樂舞這樣的邏輯結構關系來說明“音樂”產生過程。他的觀點基于懷疑，于是思考，源于行動(查資料、求考證)即音樂不只起源于勞動，它是心感于物的審美。馮文慈的這種“追溯求源”的治學精神不正是我們所要學習和追思的嗎?音樂史學是音樂理論范疇的學科，音樂是與客觀現實有著密切的關聯。馮文慈在音樂的治學中很注重用心探究這些問題。他在發言稿《從事中國音樂史學的心態自述》(該文是在2002年南京“當代音樂學研究專家論壇”上的書面發言)中認為，音樂史學無論是音樂古代史、近現代史、通史或是斷代史，無論是其子學科亦或交緣學科例如音樂美術史、音樂思想史、樂律學史、音樂教育史、樂器發展史、少數民族音樂史等等都相關聯又有很多的成果有待研究和考證。不同的音樂領域之于人的意義，體現在不同的研究領域，都能“求同存異”。音樂是“資治”與“教化”的傳統。這一觀點符合馬克思主義“主體生產對象，對象生產主體”的唯物史觀。他認為，中華民族是熱愛史學的民族，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時期，史學首要的任務是“資治”，統治者視史學為“治國”的借鑒。我們如今的音樂史學，和政治、教育的關系無可回避。音樂史學是史學領域的重要范疇，也是中國音樂美學的重要原則。馮文慈認為，音樂應秉承“唯物史觀和實事求是觀”，他認為:對待“實事求是”，不同的史家會有不同的認識，不管“流派”如何分野，都應該以“實事求是”的精神選擇史料、描述史事，心田中應該存在著自己的思想支柱，要用“如實”的精神來貫徹。如果從宏觀上研究史學，最基本的靠山還是要仰仗“唯物史觀”。其治學理念作用于人，到如今都是我們引用的范例。這一“唯物史觀”的治學思想，強調了音樂史學的原則性;馮文慈又強調，“以唯物史觀來統帥全局，掌握大事，包括何時運用，是史學家們自覺自愿的事。唯物史觀以其真理性吸引學者，從而廣泛傳播，不是由誰來宣稱‘必須遵循的基本法則’就可以奏效，對運用唯物史觀，要提倡和鼓勵，而非必須”，意即音樂藝術自由表現人的心靈自由與生活自由的，他所提出的這種音樂治學思想，從音樂研究與受眾的視角，闡釋了音樂史學研究的“心態”作用。在這里，從“唯物音樂史學觀”到“實事求是音樂史學觀”，馮文慈都以科學的史學觀思想建構了音樂的史學理念，對我國音樂史學、教育與發展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二、由馮文慈音樂史學觀管窺當今音樂教育之缺憾

通過透析馮文慈音樂史學思想，我們可知，音樂的探索之路永無止境，要把握音樂的“本源”與“初心”，究其內源，探究規律，也是我國音樂教育的本質追求。在實踐上，把古代音樂教育中的樂、詩、禮、舞等結合起來，培育人的綜合藝術素養。如孔子以“六書”為教材，主張“知行合一”，強調“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孟子注重音樂審美中總的情感體驗，認為“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孟子•盡心上》，主張“與民同樂”。思想者，所思所想也。有所思，有所想，還得要付之于實踐，實踐的過程要結合當前的實際。時代在進步，社會在發展，在結合不同歷史時期的機構設置、教育內容、價值追求的相同，來探索現在音樂教育之“大同”。以馮文慈的音樂治學思想為視角來審視當今音樂教育尚存在諸多問題與不足，具體表現在:其一，在重視學習、重視基本功方面存在不足。馮文慈一再強調:“千忙萬忙，不可忽視基本功的提高”。他說，針對不同的學習任務，基本功自然會涉及多種領域和學科，而從今天絕大多數音樂藝術院校的中國音樂史學的現狀來說———在教學和研究中最大的障礙就是古漢語一關。縱觀音樂史學科的教學和學習，必須要涉及到文獻資料的參考，最重要的就是古漢語這一關，而古漢語只是最基本的就是識字、讀字，這就需要語言能力的提升和提高，打好了扎實的基本功，教學與研究，才能少出錯，盡量的不出錯。音樂教育應基于傳統文化、時代背景，從人生、道德、社會視角，闡釋音樂及音樂教育的問題的同時明確以提升自我，拓寬知識視野，結合各個學科領域的知識，構建音樂教育的價值體系。從現有的音樂研究成果看，學界音樂教育觀尚存較大爭議:基于當代美育思想，以及音樂教育中存在的“專業化”“非藝術化”傾向，學界普遍認為審美是音樂教育的價值所在，主張以審美教育為核心，并因此建構藝術院校音樂教育課程體系。有的認為以素質教育為核心，建立以多元化認識為基礎，不僅僅是主體對客體的審美，且審美標準和模式是多元的，主張以文化教育為核心。相比以審美教育為核心的音樂教育觀，以文化教育核心的觀念更加重視音樂教育的包容性、人文性，更加關注人的現實世界，強調音樂教育的功能、目的。有的針對創新人才的時代需求，主張以創造為核心，提倡在音樂實踐中，培養教育對象的創新意識、創新思維和創新能力;也有研究者對此持有懷疑態度，認為這有可能弱化音樂的學科特點及其音樂審美功能。而由于音樂教育理念束縛，導致現今音樂教育實踐存在著這樣那樣的不足與問題。其二，音樂史學觀念缺乏與時俱進的理念。“存在決定意識”，古人今人思想有所不同。馮文慈呼吁，在一定意義上，推進音樂史學事業有賴于“爭鳴”，而其真正實現，有賴于音樂教育者本身在心中應燃起對待事業的滿腔熱情，不斷克服自身的弱點，要具有開拓的精神，結合新時代的思想，運用到音樂教育領域。發揚我國傳統文化，集我國諸子百家音樂思想之大成，對音樂的根源、本質及表現形式的探究，對音樂審美特征及社會功能之揭示，把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應用于音樂教育。從宏觀上看，還要吸收西方音樂的影響，與之對比，發現我們的音樂史學教育的不足，推陳出新。要做到推陳出新，主要從以下幾點入手:(1)引導學生不只是認同本民族音樂史，還要認同國外的音樂歷史，擴大音樂教育的史學視野;(2)以教材為藍本，展開史學思維，培養“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學術科研能力，把“問題”變成學術“點子”，把“點子”變成課題，加以研究、解決(結題);(3)樹立廣大音樂史學教育者的民族文化認同感，從指導思想、實踐教學入手，用自己的科研熱情和真誠的付出來贏得各大藝術院校對音樂教育的重視。中國擁有龐大的音樂教育資源，大多數綜合類大學都設有藝術音樂類院校，有近幾十萬名音樂教師提供音樂教育，并有幾百所各類高校每年源源不斷培養著各類音樂教師，但對音樂教育的推陳出新卻不盡人意。馮文慈多次呼吁，音樂教育要規范化，更要多元化。從微觀上看，現今音樂教育無論在課程設置上，還是教學內容設計上，新舊音樂知識比例較為失衡。據筆者對湖北幾十所院校音樂史學課程內容調查結果顯示，學習以往的音樂史學知識的內容占85%，而對現今音樂史學知識內容所占微乎其微。較之西方，音樂史學新舊知識比例嚴重失調。其三，音樂史學教育缺乏創新性、藝術性。馮文慈說，“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愛史學的民族，是尊重自己歷史、尊重自己歷史遺產遺物和史學成果的民族”。在我國古代，樂音之道被音樂學家們納入了“陰陽五行”學說的范疇，古人運用陰陽學說解釋音樂的起源，認為音樂應順應宇宙萬物陰陽相生、動靜相應的和諧辯證規律，顯現在樂音上的節奏、韻律、調式、速度、音頻等特點，都與人體的運行規律相同。在《樂記•樂象》篇談到教育對象時說:“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是其欲。”所以，音樂史學教育應注重其藝術性。藝術性針對不同的教育對象培養其自身身心發展規律和個性特點，在樂教過程中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及教學內容藝術性的貫穿于施教者的身心。要遵循“人心隨樂而變，音律各有宜”的規律，藝術性的有的放矢，因材施教。而當今音樂教育無論在目標追求、課程設置，還是教育模式及教學方法上，沒有針對學生學業程度的高低、個性能力的差異進行不同的教學與管理，缺乏創新性。比如，教材內容設置，沒有更多的新時代的音樂史學內容;在教學教法上，目前，學校多采用“講授法”“引導法”等傳統教學方法，這些在漫長的教學實踐中探索總結的方法，雖然省時省力、自成體系，但單一、陳舊，無生機，阻滯了人的創造性與主觀能動性，致使音樂教育最終目標和教學理念得不到充分的體現。

三、馮文慈音樂治學思想對當今音樂教育的啟迪

當今，音樂史學教育已經滲透到音樂教育的各個層次和領域，通過“學史”“研史”闡釋現今音樂教育存在的矛盾和問題。目前，在文化復興的背景下，音樂教育正處于深度改革和轉型的歷史進程中，如何繼承、發揚中華民族優秀的音樂教育思想，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通過對馮文慈音樂史學的治學研究和思考，可以獲得以下啟迪:首先，樹立“以德樹人”音樂教育理念。“樂者，德之華也”，用“德音”來施教是馮文慈強調治學的重要原則。音樂的教育功能關鍵在于“治心”，即消除人的內在欲望和外在的誘惑，使之歸于“禮”，這就把音樂的本原放在人的心性基礎之上了，通過音樂的道德教化而經治人心。“樂”養“德”，“德”于“樂”之盛開。音樂的美，不只是感官和情緒上的快感，而且還能體驗、領悟“德音”中的“義理”，從而獲得精神上的愉悅，要以樂輔德。音樂教育不是簡單傳授音樂常識、理論這樣的書本知識，也不是單純地對音樂技能的實踐，而是用藝術的手段對思想情操、情感世界、道德觀念產生細雨潤無聲般的滲透和影響，寓教于樂，培養學生健康的心理、高貴的德操，提高人們的素質和素養。要在音樂教育中，開展德育教育的觀念和意識。現今大多數音樂教育者的認識還局限于傳播音樂知識，發展音樂技能，輕視德育教育，認為音樂教育就是唱唱歌、跳跳舞，文化課不好而為之等觀念，使整個社會對音樂教育的意義缺乏更高層面的共識。樹立“以德樹人”的教育理念，重視音樂教育的德育滲透，是馮文慈的音樂治學理念觀，也是實現“以音樂審美為核心”的現今音樂教育指導思想。它包含兩層意義:教育者“以德立身”，即用高尚的品德、精湛的藝德培養學生;受教育者“以德立本”，即通過音樂教育，修為品德，提升綜合素質的教育之本。其次，完善音樂史學古今音樂的發展和交緣的理念。在理論上，音樂史學基于中國傳統文化和先秦諸子百家音樂思想，確立了音樂教育的價值體系和美學原則，是對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傳承;在實踐上，古代音樂教育注重把樂、詩、禮、舞等結合起來，以“樂和”促進“人和”“天和”“政合”。馮文慈認為:“在我國，民族音樂豐富，古老樂種很多，從樂學發展方面說，由古至今，一脈贅續古代音樂史學和民族音樂史學牽絲掛縷，交緣很多。在涉及交緣的或一脈相承的古今關系時，既要揭示其聯系，又要慎重對待，不可誤猴為人，以今人之意增釋古人之文”。由此可見，古代音樂教育和現今音樂教育一脈相承，其意義源遠流長，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深深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中，呈現出濃郁的民族特色。相比之下，現今音樂教育體系中對音樂教育的交緣與發展的理念卻日益弱化。我國擁有豐富的音樂傳統文化，這些應是現今音樂發展的“魂”與“根”。黨報告強調，繁榮和發展中華文化，應推動中華優秀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把傳承和保護民族音樂當作責任，確立以音樂文化多元性為音樂教育的基礎目標。基于我國的文化戰略需要，各級各類藝術院校應把德育教育與音樂教育相結合。當作音樂教育“主旋律”，根據自身辦學優勢和特點，各顯特色。強化音樂教育對傳統美的熏陶與感染。同時要立足本土，吸收外來，引入世界各國優秀、先進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借鑒他國優秀文化的經驗。吸取其精華融入我們的音樂教育之中。注重建構音樂教育模式的“創新性”。馮文慈認為，史學要常寫常新，在創新中不要忘記回顧與反思。他說，在中國，史學是門十分古老的學科，又是一門不斷更新的學科，特別是在進入20世紀以來，史學表現出常寫常新、充滿活力的態勢。現今進入21世紀，社會的發展，生活質量日趨提高，新的史料和新的知識不斷展現，現今音樂教育應“直己而陳德，動己而天地應焉”。強調音樂教育者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在實踐上，創新和實施“與人歌而善，必先反之，而后和之”的教學法、啟示法以及“不知言，無以知人”的因材施教法等方法。鑒于此，筆者認為在傳承傳統音樂教育的基礎上，從音樂的本質和本源出發，注重音樂受眾者的音樂興趣和音樂創造的能力培養。為此，當代音樂教育教學，應遵循教育規律、尊重音樂受眾者的個體差異，結合音樂教學內容，探索和創新有效的、與時俱進的新的音樂教育體系，讓現今的音樂教育體制充滿靈活性、創新性。讓原始的藝術活動充滿生機，使每個音樂受眾者成為音樂的主人，在音樂天地中暢想人生。

四、結語

綜上，馮文慈作為中國音樂史學界的大家之一，他的音樂史學治學思想深刻揭示了音樂的根源、本質及表現形式，系統論證了音樂特征及社會功能，為我們現如今音樂教育提供了認識論與方法論的指導。誠然，音樂史學理論是有著高深思想和嚴密體系的音樂學科，由于歷史、階級以及認知的局限性，音樂史學思想也存在唯心主義成分，在歷史長河的作用和影響意義深遠。這需要我們以歷史與辯證唯物主義立場和觀點去洞察，博古論今，吸前人音樂史學家精華，去其糟粕，用科學的、正確的音樂史學理論觀不斷提升音樂教育質量，充分發揮音樂教育的多元價值功能，拓寬音樂史學教育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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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殷瑰姣 李茵 單位:湖北科技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