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村建設有深刻的經濟社會發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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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提法早有出現。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有關的中央重要文件和領導人講話中時常出現這個詞。今年以來，總書記、總理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五中全會通過的《建議》，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并放在“十一五”時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分顯要的位置。

如此突出地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是有其深刻的經濟社會背景的。可以概括為“四個并存、兩個條件”。

“四個并存”是指：第一，城市建設日新月異與農村面貌變化較慢并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得到了迅速發展，城鄉面貌發生了許多變化。但是，相比之下，城市面貌發生的變化更大，一大批現代化城市在各地相繼建成，可以說是高樓林立、車水馬龍、人流如織，一片繁榮興旺的景象。農村發生的變化卻沒有城市那么大，雖然在沿海發達地區和一些大中城市郊區出現了許多新房，但是廣大中西部地區仍然存在大量舊房，在一些不發達地區還存在大量破房、土房。即使在發達地區，由于缺乏統一規劃，往往形成“有新房、無新村”的格局，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農民依然不能享受現代城鎮的公共服務，整體環境還處于“臟、亂、差”的狀況。

第二，城鎮居民收入增長較快與農民收入增長較慢并存。由于歷史原因和城鄉二元體制的作用，我國農村居民收入一直明顯低于城鎮居民。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曾經一度縮小，但自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全面開展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重新呈現擴大趨勢。1998年至2004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長8．6％，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平均每年增長4．3％，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只及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的一半。在這種情況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繼續擴大，由1998年的2．511擴大到2003年的3．231，2004年的3．211。如果統一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將更大。

第三，工業生產能力過剩與農村需求不足并存。近些年來，我國工業生產能力迅速增長，有些方面已經出現超過市場需求的增長，部分產品開始出現供大于求的情況。目前，全國鋼鐵、水泥和鋁的生產能力已經出現過剩，電力、煤炭的生產能力也將出現過剩，彩電、冰箱等家用電器和多種日用品嚴重積壓。與此同時，由于農村建設和發展緩慢，特別是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導致農村市場規模較小、購買能力較弱，對工業品的需求普遍不旺，極大地影響了工業生產能力的充分發揮，制約了城鄉經濟之間的協調發展。

第四，財政金融資金收入增長較快與農村資金嚴重不足并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綜合經濟實力不斷增強，財政金融資金收入持續增長。2004年，全國財政收入達到2．63萬億元，銀行存款24萬億元(其中城鄉儲蓄11．9萬億元)，并且仍然在持續增加。但是，農村建設和發展的資金卻依然嚴重不足。多數地區縣鄉財政只是吃飯財政，沒有能力支持鄉村建設。農村金融資金嚴重缺乏，大量資金流向城市，許多地方農民和鄉鎮企業貸款難問題依然是相當突出的矛盾。

“兩個條件”是指：第一，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委和政府對“三農”工作更加重視。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再次強調了統籌城鄉發展等要求。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總書記深刻指出：“縱觀一些工業化國家發展的歷程，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在2004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總書記進一步指出：“我國總體上已經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我們應當順應這一趨勢，更加自覺地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積極地支持‘三農’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地區、各部門對解決“三農”問題的理解不斷加深，認識趨于一致。一個關心農業、關注農村、關愛農民的社會氛圍正在全國逐步形成。

第二，我國已經開始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在2005年3月的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總理在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階段的要求，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地支持農業和農村的發展”。近兩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出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措施，對解決“三農”問題的支持力度越來越大。特別是持續加大減免征農業稅的力度，全國免征農業稅的省份已經達到28個，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對部分地區推廣良種和購買農機具實行補貼，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對貧困地區貧困家庭實行“兩免一補”（即免交雜費和課本費、補助寄宿學生寄宿費），使更多的農村貧困家庭子女能夠上得起學；擴大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范圍，有效地緩解了農村因病致貧返貧的狀況；實行計劃生育獎勵制度和“少生快富”工程，使計劃生育更能得到農民的歡迎和參與；加大對財政困難縣和產糧食大縣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增強了地方政府發展糧食生產和解決實際困難的能力。這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符合我國國情和農村實際，已經對解決“三農”問題產生并將繼續產生積極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有堅實基礎的，必將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