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建中共享 在共享中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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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在今年3月7日看望工會、共青團、青聯、婦聯的全國政協委員并參加聯組討論時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強調指出：共建共享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由之路，要把共同建設、共同享有和諧社會貫穿于和諧社會建設的全過程，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這個重要講話不僅清楚地說明了共建與共享的良性互動關系（共建為了共享，共享需要共建），還明確表達了共建共享的一系列根本觀點：共建共享的主體是廣大人民群眾；共建共享的根本是造福全體人民，實現他們的根本利益；共建共享的切入點是解決民生難題，完善公共服務。

從現階段的實際情況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實質仍是社會事業的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社會事業的發展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所以，著力促進社會發展和解決民生問題，是推進我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重要一環。要真正化解社會事業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社會事業的發展不能滿足人民群眾需要引起的種種社會矛盾，從社會學的視角看，應該通過制度創新逐步建立四個體系，這就是：第一，逐步建成能夠適應促進社會發展和解決民生問題的服務型政府體系。第二，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能夠提供基本公共產品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第三，逐步建立能夠廣泛容納社會成員的現代職業體系。第四，逐步重建能夠推動社會整合的社會信任體系。這些有關民生大事的體系建成了，共建共享和諧社會也就有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逐步建成能夠適應促進社會發展和解決民生問題的服務型政府體系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要求建設服務型政府，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正是為了從一個最重要的方面落實促進社會發展和解決民生問題，這是因為各級政府擁有人民賦予的權力，掌握著大量公共資源，處于經濟社會管理者的特殊地位，在促進社會發展和解決民生問題進程中承擔主導責任。反過來說，促進社會發展和解決民生問題的實踐，又推動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強化自己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

為了推進上述促進社會發展和解決民生問題與建設服務型政府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決定》明確提出，要以發展社會事業和解決民生問題為重點，優化公共資源配置，注重向農村、基層、欠發達地區傾斜，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當前，我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差距大，必須擴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覆蓋范圍，更加注重向農村、基層、欠發達地區傾斜，向困難群體傾斜，保障這些地方和群眾的基本公共服務需求。這樣做，不僅是各級政府義不容辭的職責，也是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緩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公平所必需的，更是各級政府轉變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必經之路。

由于長期受傳統觀念的影響，一些政府工作人員往往更多地從行使權力的角度來看待施政問題，存在重權力輕責任、重管理輕服務現象。發展社會事業和解決民生問題的實踐，能夠強化政府的服務意識和責任意識，推動政府從偏重行政控制向科學化的公共治理轉變，這是大勢所趨。

服務性，是服務型政府的基本規定。作為服務的主體，政府要通過制定規則和實施監督，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為社會提供穩定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自覺地為人民服務，為執行國家意志服務，為市場主體服務，為社會發展服務。公民、國家、經濟社會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因而服務型政府，應該是也必須是一個內部各部分目標一致、相互協調、運轉靈活、解決問題高效的體系。

當然，要真正促進社會發展和解決民生問題，只靠政府組織的力量是不夠的，還要發揮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的作用。以企業為主體的市場組織，要有社會責任感，財富取之社會，回報社會。以公益性民間組織為主體的社會團體，在彌補市場失靈、政府失靈以及減少社會管理成本、培育社會共識等方面起著自己獨特的作用。后兩類組織在發展社會事業和解決民生問題中，都能發揮各自的作用。

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能夠提供基本公共產品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確定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其中包括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更加完備，政府管理和服務水平有較大提高，明確提出了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能夠提供基本公共產品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要求。

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建立，主要涉及“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公共服務的制度安排問題。

當前，包括教育醫療、收入分配、就業和社保、食品衛生與公共安全、環境保護在內的公共產品增長遲緩，分配不公已成為我國社會的突出矛盾。而在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的制度安排上，還存在不少急需解決和改進的問題。例如，公共服務供給中沒有形成制度的分工和問責制，公共服務指標的“軟化”相當明顯；沒有形成公共服務可持續的財政支持體制，財政功能性支出中比例最大的，仍然是經濟建設支出；城鄉二元分割的公共服務制度安排，拉大了城鄉差距；尚未形成公共服務的多元社會參與機制和有效的監管機制。可以說，目前我國在公共服務領域出現的問題，主要根源并不在于沒有提供公共服務的經濟能力，而在于缺乏合理的公共服務制度安排。實踐證明，如果沒有一個制度化的約束，公共服務支出并不能隨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的增長而實現同步增長。近年來財政支出增長速度很快，基本保持在每年15％左右，但科教文衛等公共服務方面的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從1992年至2005年卻基本沒有增長。

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所提供的公共產品，首先要解決的是由誰來提供的問題，要以政府為主，動員社會力量廣泛參與，這就是擴大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盡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并開發多種社會渠道，提供有效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其次，還有一個如何提供的問題。除了政府直接提供之外，還要通過多種間接提供的方式，其中政府通過買服務的形式來提供公共產品，是行之有效的，既能節省管理成本，又能扶持、推動社會組織的健康成長。

這里還要強調一下公共服務體系與社會安全的關系。一個社會的安全需要涉及到兩個基本方面：一是整體社會和國家的安全需要，二是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安全需要。過去我們主要側重于強調社會和國家的安全，忽視了個人生活中的安全。實際上，后者是每一個社會成員更經常、更普遍面對的問題。從我國目前情況來看，“現實困境”和“未來威脅”是個人安全問題的兩種實際成因。

“現實困境”是個人生活中已經遇到的實際困難或問題，如貧困、失業、失房、失地，黨群、干群、勞資關系的不協調或緊張，社會不公平、社會治安不力等，這些都嚴重地影響了社會成員的安全感。當前，“現實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和財富占有問題上。

“未來恐懼”是指可能對個人生活造成的威脅，因為風險本身就是一個超前性、非事實性概念，是未來可能發生的對人類安全的威脅。目前我國社會處在劇烈變革時期，各種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因素容易被激發，社會成員對風險的潛在威脅也很敏感。譬如，公共突發事件（公共衛生事件、生產事故、食品安全事故、水污染等）造成的恐慌，資源短缺（“電荒”、“煤荒”、“油荒”、“水荒”等）引發的各種緊張現象，公共物品（如教育、銀行、通訊、交通、醫療等）的漲價，個人生活中可能發生的非預期性事件（如失業、意外傷害、疾病、殘疾），以及個人退休后的生活質量和養老負擔等，這些潛在威脅都有可能降低安全指數，導致社會成員的“預期性焦慮”心態。

惠及全民的、能夠提供基本公共產品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形成，無疑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和減緩“現實困境”和“未來恐懼”的雙重壓力，形成一種社會安全的屏障。

逐步建立能夠廣泛容納社會成員的現代職業體系

現在，如何把建設新農村、建設和諧社區與建設能夠廣泛容納社會成員的現代職業體系結合起來，是一個很大的課題，有很多等待我們去創造的機會。

我國人口大部分是農業人口，中國農民總體上說還是游離在現代職業體系之外的社會群體，現在的農業總體上說也還不是產業，而是生計農業。所以，創造一些適合的產業，特別是發展第三產業，來容納這些人口，是一個主要的途徑。構建現代職業體系，使至今尚游離在現代職業體系之外的農民逐步進入現代職業體系，是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途徑。

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如何把農民這樣的社會群體逐步納入到現代職業體系中，武漢市的做法具有創造性，也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把郊區一些圍墾區改造成為農家樂基地。圍墾區絕大多數是安徽來的移民。政府要求把原來的房子改成“徽式”的，具體政策是政府出資40%，農民出資60%。經過改造，外觀美麗了，內部干凈了，這樣才能吸引城市的游客。政府還負責公共設施的投入，而且指導他們改變土地使用的辦法。例如把一畝地分成十份，城里人可以包養一份、兩份。有幾種消費的辦法：你可以周末到這里吃新鮮的、無污染、無農藥的菜，也可以讓農民送到城里你家里，這兩者都可選擇。這樣，農民由小農業轉向了現代服務業，這就是實實在在地創造現代職業體系，就是實實在在地進行創新。

社會工作，是現代職業體系中的一個重要職業。對社會工作這一現代職業體系的重要職業，過去我們認識不夠，現在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它的重要性，特別是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要建立宏大的社會工作者隊伍之后，培養社會工作者隊伍進入了全國規模的實質性的推進階段。

社會工作者也有廣義和狹義的區分。狹義的社會工作者就是從事專門的社會服務工作的專業技術人員，也就是人事部、民政部聯合頒發的《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評價暫行規定》所指出的，在社會福利、社會救助、社會慈善、殘障康復、優撫安置、衛生服務、青少年服務、司法矯治等社會服務機構中，從事專門的社會服務工作的專業技術人員。而廣義的社會工作者是指遵循助人自助的價值理念，運用個案、小組、社區、行政等專業方法，以幫助機構和他人發揮自身潛能，協調社會關系，解決和預防社會問題，促進社會公正為職業的專業工作者。社會工作者隊伍的壯大，肯定要有一個數量擴大、質量提高的過程。在強化大學培養不同層次專業化、職業化的社會工作者這個主渠道之外，現有的廣義上的非專業化和非職業化的社會工作者，也要通過不同渠道、采用多種形式加以培養、提高。

這方面，基層政府也有很多探索與創造。例如，深圳南山區幾年前就開始這樣做了，現在也已經比較系統地總結出建立四支隊伍的經驗。他們所說的四支隊伍，第一支是與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相關的黨務骨干隊伍，包括社區黨務干部建設、“三員隊伍”（黨建工作指導員、黨建工作專職組織員、黨建工作聯系員）建設，“兩新”組織（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黨務干部建設。第二支是與推進“五大戰略”（即升級、優化、替代、置換、儲備）相聯系的高素質的社區社會工作隊伍。第三支是綜合事務協管員隊伍。第四支是一支富有愛心的志愿者隊伍。這里面確實有很多自主創新的地方，比如對下崗人員中黨員的重新聘用。他們舉辦專場招聘會，通過面試、筆試、綜合考試公開選拔了10位下崗人員中的黨員，既擴充了黨組織的力量，又為他們提供了就業機會。

現在全國每年都評地方政府創新獎。在社會矛盾的多發期和不和諧因素的活躍期，地方政府可以創新的地方很多。只要敢于實踐、大膽探索，可以創造出許多新鮮的經驗。現在許多事情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遵循，需要有創新的精神。

逐步重建能夠推動社會整合的社會信任體系

社會結構的轉型、體制和制度的變遷、群體和組織的解體和重組，使得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信任遇到很大的挑戰。譬如，由于現在人們的職業崗位在很多情形下是流動性、臨時性的，社會關系的穩定性大大降低，社會成員相互之間忠誠和承諾的效力受到了削弱。在我國社會轉型加速推進中，我們的決策、政策、管理和治理難以避免地會出現一些失誤，也會對以往建立起來的社會信任產生某種動搖。總的看來，社會信任在狀態上不穩定化了，在時效上短期化了，在價值取向上實用化了，人民群眾對政府的信任越來越取決于政府提供的服務對于他們的需求的滿足度和滿意度。然而，我們對社會信任的這種總體發展趨勢一直缺乏足夠的認識，這種現狀迫切要求我們把重建社會信任作為一項重要的任務，在觀念、體制、制度上充分適應社會生活的這些新變化。

社會信任關系到一個政權的尊嚴性、權威性、合法性，是社會政治體制的法理基礎，是需要通過較長的時間，以誠意、耐心和毅力在人民大眾的心理上、感情上培育起來的“軟結構”，因而它的獲得很難，失去卻很容易，失而復得可以說是難上加難。目前，應當從社會的兩個層面上同時入手來改變社會信任方面出現的不利局面：

一個是在制度層面，實行“社會信任的制度化”，這主要是針對我們的黨政機關、司法執法機關、公共機構及其干部中自身存在的問題。社會學研究表明，腐敗高發期是與社會快速轉型期相聯系的，我們正處在這樣的發展時期。目前出現的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執法不公、行政不當、為政不廉、假公濟私、欺壓群眾、奢侈浪費等不良作風和腐敗現象，這類損害老百姓利益的現象加重了干群矛盾，結果是嚴重影響了公眾對政府的信任，腐蝕了國家政權的基礎。所以，制度層面上重建社會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個是日常生活層面，實行“社會信任的基礎化”，即在大眾中廣泛地進行社會信任的教育，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賴，使公民普遍認識到誠信是自己的基本責任，也是應當履行的個人義務。目前，社會信任的國民基礎也受到了嚴重腐蝕，如考試舞弊、商業賄賂、人情關系的特殊對待等等，都表明了這一點。這也說明，增進社會信任不僅是政府的責任，每一個社會成員也要承擔起自己的責任。通過個人生活建立起來的日常信任是社會信任最深厚的土壤，能夠為“社會信任的制度化”提供有力支撐，從而消除公共政策、社會管理和治理過程的障礙，提高執政效能，使社會生活中出現的矛盾、沖突得到緩解和消除。

“制度的信任”與“生活的信任”是相互聯系和增進的，目前最為重要的是建立“制度的信任”。現在我們一些干部覺得治理社會比過去難多了，最主要的原因是老百姓對你缺乏信任，老百姓不相信你真是在為他謀利益、你能夠為他謀利益。盡管中央三令五申加以禁止，損害老百姓利益的事情還是時有發生，這怎么能讓老百姓信任你？所以，老百姓的信任，是一種非常可貴的社會資源。只要有老百姓的信任，即使社會政策考慮得不盡周全也能彌補，有了矛盾也好解決，大矛盾化解為小矛盾；反之，如果老百姓不信任，最好的社會政策也難以貫徹，小的矛盾也難化解，甚至被激化為大矛盾。因此，要實實在在為老百姓做實事，讓我們的人民群眾，特別是社會困難群體共享社會發展的成果。各地通過城鄉社區建設，都積累了一些可貴的經驗，只要堅持下去，持之以恒，隨著時間的推移，是能夠重建可貴的社會信任的。

實現社會和諧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舊的矛盾解決了，還會產生新的矛盾。我們要繼續探索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的新措施、新辦法。共建和諧民生體系，共享科學發展成果，是解決社會矛盾的治本的途徑。現在各地都有很多創新經驗，值得很好地總結。我們社會學工作者確實應該到基層去，在共建共享活動中與地方結合起來。這樣中國社會學才能實現自己的理論創新，發揮自己的實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