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浙江稅收考察報告
時間：2022-09-08 02: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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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與浙江同處東南沿海和長江三角洲經濟發達地區，兩省經濟在總量規模、發展速度及經濟運行質量諸方面均有不俗表現，形成了“以三資企業為龍頭”和“以民營企業為代表”的風格迥異的區域發展特色。深入比較分析兩省稅收增長狀況，對“富民強省”，提升江蘇經濟在全國的優勢地位很有意義。本文依據有關財政稅收資料，作以下比較分析。
一、江、浙兩省財政稅收現狀比較
(一)浙江財政收入增長快于江蘇，江蘇總量保持優勢
**年浙江實現財政收入1166.58億元(不含基金收入，下同)，比上年增長36.3%，江蘇財政收入1292.76億元，增長27.1%，浙江比江蘇增速快9.2個百分點，總量少126億元。縱向看，表一數據顯示，**年后的5年，財政收入無論是環比還是平均增速，浙江均要快于江蘇，且浙江增速有加速趨勢，使得江蘇總量優勢不再顯著。**年江蘇財政收入是浙江的1.45倍，**年縮小到1.11倍。橫向看，兩省財政收入在全國的位置均向前移，但浙江位次提升快于江蘇，由**年的第7位躍居第4位，江蘇則由第4位移至第3位。(表略)
(二)浙江地方稅收超常增長，江蘇中央、地方收入基本同步
**—**年，浙江地方一般預算收入年均增長33.6%，比江蘇高11.3個百分點，主要是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增長較快，年均分別增長22.2%、49.4%和40.7%；特別是**年到**年浙江企業所得稅增長迅猛，年增速分別達42.5%、70.8%和99.8%，而江蘇這3年增速一般。**—**年浙江一般預算收入年均增幅比上劃中央收入增幅高15.6個百分點，而江蘇只高出5.6個百分點。
(三)浙江營業稅、所得稅后來居上，江蘇增值稅當仁不讓
**年浙江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合計比江蘇少10.9億元，至**年只差3.6億元，到**年浙江反超江蘇55.4億元。其中，在列入營業稅統計的行業中，浙江房地產、金融保險、郵電通信和建筑業等行業收入就超過江蘇22.74億元。**年江蘇增值稅入庫617.66億元，比浙江高95.19億元。在列入增值稅統計的20個行業中，浙江只有煙草加工業、飲料制造業、造紙及紙制品業和服裝制品業4個行業超過江蘇，紡織業、化學工業、電子通信設備制造業和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等均不及江蘇。表三數據顯示，4個主要稅種稅收收入江蘇與浙江差額逐漸縮小，由**年的87.1億元縮小至**年的39.8億元，江蘇只有增值稅收入優勢繼續擴大，而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均優勢不再，浙江后來居上。
(四)浙江內資企業稅收身手不凡，江蘇三資企業稅收遙遙領先
**年浙江內資企業稅收945.19億元，高出江蘇56.24億元，占稅收總量的比重達84.1%，比江蘇高8.1個百分點；江蘇三資企業稅收280.4億元，比浙江多101.46億元，遙遙領先。在內資企業上繳稅收中，浙江有限責任公司和個私經濟稅收492.09億元，高出125億元，可見浙江有限責任公司及個私經濟高度發達，其對稅收的貢獻率較高，而江蘇三資企業是稅收收入的重要來源。
(五)浙江第三產業稅收高于江蘇，江蘇制造業稅收優勢較大
**年浙江第三產業上繳稅金421.76億元，高于江蘇25.28億元；江蘇第三產業稅金772.67億元，高于浙江7044億元；江蘇二、三產業稅收比為66.1∶33.9，浙江是62.5∶37.5。從行業內部結構看，江蘇采掘業和制造業稅收高于浙江88.68億元，而建筑業、交通運輸、郵電通訊、商業、金融保險業和房地產業稅收浙江均大于江蘇，5行業合計比江蘇多54億元。
(六)浙江財政收入占GDP比重高，江蘇上劃中央稅收比重高
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年前江蘇高于浙江。在浙江國稅、地稅機構分設后，浙江加強了對地稅的征收力度，地稅收入超常增長，**年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就反超江蘇0.17個百分點，至**年高1.99個百分點。中央收入占財政收入比重的變化趨勢則相反。**年浙江該比重比江蘇高1.2個百分點，以后由于江蘇增值稅穩步增長，**年江蘇反比浙江高5.3個百分點。**—**年財政收入占GDP平均比重，浙江比江蘇高0.94個百分點；中央收入占財政收入平均比重，江蘇比浙江高1.8個百分點，江蘇對國家稅收的貢獻大于浙江。
**—**年兩省財政收入彈性系數(財政收入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比)均值均超過2，說明兩省財政收入增速都高于經濟增速，但浙江每年的系數值都大于江蘇，且是在浙江GDP年均增速超過江蘇1個百分點基礎上取得的，充分體現了浙江財政收入增長快于江蘇的特點。
二、浙江稅收增長快于江蘇的因素分析
近些年來，江蘇稅收雖然保持較快增長，總量仍然強于浙江，但相對浙江的迅猛發展，領先優勢正在縮小，部分稅種浙江已后來居上，優勢明顯。浙江的成功得益于改革開放，得益于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富有特色的政府理財和民營經濟是浙江成功的支點，而這均是“以人為本”，協調各方利益，求得個人、集體和社會利益最大化的結果。
(一)在生產供給領域，浙江三產提速，產業集聚，內資充裕
1、三產提速，結構優化。自**年以來，浙江市場競爭優勢得到發揮，內生增長機制逐步形成，第三產業加速發展，經濟增長潛力釋放。**—**年浙江GDP年均增長11.3%，比江蘇高0.5個百分點；三產增加值年均增長12.3%，高出江蘇1.1個百分點。**年浙江三次產業比重為8.8∶51.2∶40.0，第三產業比重比**年提高了7.8個百分點，高于江蘇(37.3%)2.7個百分點；**年江蘇三次產業比重為10.5∶52.2∶37.3，結構也有所調整，但幅度沒有浙江明顯。浙江第三產業的加速發展為地方財政收入超常增長提供了豐富源泉。浙江第三產業特別是房地產、金融業和郵電通信業及建筑業的加快發展，為其營業稅高速增長拓寬了稅源。從這些行業的計稅營業額看，無論是總量還是增速，浙江均好于江蘇。
2、塊狀經濟，激活產業。盡管就單個企業而言，浙江企業普遍較小，但由眾多中小企業構成的專業化產業群卻在國際國內市場占據重要地位，如紹興的紡織產業群、義烏日用小商品產業群、諸暨大唐的襪業產業群、嵊州領帶產業群、慈溪的小家電、樂清的低壓電器等。**年，浙江擁有超億元的塊狀經濟達519個，其中10—50億元的區塊為118個，50—100億元的區塊為26個，超100億元的區塊有3個，形成了最具創新力和競爭力的產業基礎。在浙江省17個經濟強縣(市)中，具有相當規模和競爭實力的各類特色產業區塊共有33處，涉及近百個行業和幾萬家企業，逐步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場高回報”和“小資本大集聚”的區域特色產業。特色塊狀經濟占這些縣(市)工業經濟的一半以上，有的甚至高達百分之七、八十。目前，浙江有232種工業產品市場占有率居全國第一，其中全國市場占有率達40%以上的產品有160種。
3、民營資本，投資靈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沿海地區形成了三種典型的區域發展模式，即蘇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和溫州模式，溫州模式中個人或家庭是企業的主要創辦者和投資者，市場化和工業化的主導性推動力來自民間，經濟發展所需資金主要依靠區域內部積累，是一種典型的內源性民間資本推動發展經濟的模式。相對來講，民間資本投資靈活，責任清晰，參與意識強，高度市場化，潛力巨大。**年末浙江金融機構年末存款余額少于江蘇456.35億元，但貸款余額卻超過江蘇378.23億元，存貸差比江蘇省834.58億元，銀行資金運用效益好于江蘇。浙江中長期貸款超過江蘇36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中國內貸款占30%，而江蘇只有16%。**—**年浙江金融機構存貸款分別年均增長21.6%和21.3%基本持平，而江蘇存款增速要比貸款高2.8個百分點。可見，浙江銀行較之江蘇更大程度地滿足了本地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資金需求，對激活民營經濟發揮了更大作用。
**年浙江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占GDP的51.4%，比江蘇高6.5個百分點，其中個私經濟增加值所占比重為43.5%，高于江蘇16.8個百分點。企業性質的差異，帶來其對稅收貢獻的不同，**年浙江內資非公有經濟提供的稅收比江蘇多101.67億元，占整個稅收的比重也比江蘇高10.9個百分點。
(二)在需求領域，投資消費，雙輪驅動
從GDP支出法的角度看，經濟增長是由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貨物與服務凈出口三大需求拉動的。在省內需求中，受積極財政政策的影響，政府消費和固定資本形成不斷擴張，占GDP的份額也在增大；而居民消費和存貨增加在GDP中的份額有減少的趨勢。**—**年間浙江這種變化比江蘇更為明顯。從增速看，浙江政府消費年均高于江蘇8.2個百分點，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和居民消費分別年均高2.2個和2個百分點以上，存貨增加浙江年均下降16.9%，江蘇仍在上升。從比重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和政府消費浙江比江蘇提升得快，居民消費下降得慢，存貨增加降幅大。說明浙江在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下，政府投資和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更大。
(三)在分配領域，以人為本，效率優先
浙江注重“以人為本”，在充分尊重人的基礎上，協調各方關系，兼顧個人、集體和社會三者利益，使得個人、集體和國家實現“三贏”。**年浙江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純收入分別為11716元和4940元，與**年相比年均分別增長9.7%和6%，而江蘇居民收入分別只有8178元和3996元，年均增長7.2%和4.1%，江蘇不僅絕對額遠低于浙江，增幅也不及浙江，差距越來越大，從而造成兩省個人所得稅差距呈擴大趨勢。浙江個人所得稅由**年低于江蘇2.12億元，到**年高于江蘇6.32億元；個人所得稅年均增長35.6%，江蘇為28.7%。江蘇人口7381萬人，浙江4667萬人，主要就是江蘇人均收入比浙江低，收入差距直接影響個人所得稅稅基，進而影響整體個人所得稅收入。
浙江在顧及個人利益同時，充分發揮個人的創造性，降低企業成本，政府也靈活利用政策加大對企業的虧損補貼，增加財政貼息支出，減輕企業經營負擔，發揮財政“四兩撥千斤”作用，增強企業活力，雖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不及江蘇，但企業盈利卻好于江蘇。**年浙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只有江蘇的63.7%，但其創造的利潤卻是江蘇的11倍，而利潤總額的大小決定了企業所得稅的高低。
(四)在政策方面，浙江思想解放，大膽創新。
經濟是稅收的基礎，政策是稅收增收的保證。浙江不拘泥于國家現行稅收管理政策，大膽創新，形成具有浙江特色的財政稅收管理體制。在浙江稅收增長因素中，政策性因素發揮了重要作用。三次創新，全國領先。
創新之一：實行省管縣的財政管理體制，減少管理級次，市級財政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財政，實現了財政資源的有效配置；同時市縣財政與地稅合署辦公不分家。相對于江蘇的省管省轄市、市管縣的管理體制和市縣財政地稅分開辦公的模式，浙江的省財政對縣財政具有較大的調控能力和調控余地，縣也具有更大的理財自主權。
創新之二：省集中市、縣財力增量的20%。從**年起對市、縣財力增量集中“兩個20%”，即地方財政收入增收額的20%和稅收返還增加額的20%。這樣，既保證了市、縣財力的綜合平衡，又兼顧了省一級的調控能力。相對于其他省份按稅種集中的辦法(如集中增值稅25%部分，營業稅等稅收增量的一半)，此舉成功避免了某一企業、某一稅種就決定一個市、縣的財政命運的狀況，可以更好地調動市、縣的增收積極性。
創新之三：建立了分稅制下規范的省對下轉移支付制度。**年開始，浙江對全省65個市、縣實施了“抓兩頭，帶中間，分類指導”的財政政策，就是針對不同地區的經濟條件和財政狀況，建立激勵與約束相結合的運行機制，實施不同的獎勵與約束政策，規范制度，分類指導，以點帶面，全面推動：
——“億元縣上臺階”獎勵政策。對地方財政收首次上億元的縣一次性獎勵30萬元且允許獎勵給個人，以后每年以3000萬元為一個臺階，每上一個臺階一次性獎勵20萬元。
——“兩保兩掛”補助和獎勵政策。從**年起對貧困縣及經濟欠發達市、縣，實行“兩保兩掛”政策，即在“保上交、保平衡”的基礎上，地方財政收入每增長1%，省對縣的補助增長0.5%；地方財政收入每增收100萬元，省財政一次性獎勵5萬元。“兩保兩掛”起到了“四兩撥千斤”的杠桿作用，不僅使貧困縣的財政稅收脫離了困境，同時也在思想上產生了深刻的變化：一是變“同床異夢”為“同心同德”；二是變“壓力”為“動力”；三是變“柔性預算”為“剛性預算”；四是變“等、靠、要”為“增強造血功能”。
三、借鑒浙江經驗，促進江蘇稅收經濟發展
(一)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促進營業稅增長。營業稅作為流轉稅的一種，在地方稅收體系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也是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新稅制實施，營業稅收入規模在地方稅收收入中比重一直呈上升態勢，地位不斷提升。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經濟越發達，與營業稅密切相關的第三產業的發展動力越大，發展速度也越快。從浙江經驗看，發展第三產業可為營業稅帶來較大的增長空間。今后江蘇應利用沿江、沿海和緊靠上海的優勢，運用十分突出的交通通訊、金融保險、商貿服務、文體旅游等有利條件，著力建立高科技含量、高信息含量、高附加值含量和高服務含量的新生格局，以促進產業不斷升級。加強規劃、引導和協調，促進第三產業加快發展，以不斷鞏固和提高第三產業對地方稅收的貢獻。
(二)提高居民收入，擴大居民消費。居民收入增長率近年來低于經濟增長率及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連連下降(**年我省比**年下降2個百分點)，說明目前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不利于居民消費需求的擴大，最終消費率只有45%，明顯偏低。因此在采取積極財政政策的同時，應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大幅度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提高消費需求占GDP的比重，將居民消費需求作為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支撐點來培育。將我省經濟增長動力機制由投資主導型向居民消費和社會投資雙拉動型轉換，從而實現稅收與經濟的良性循環。
(三)在蘇北地區進行適度集中，打造若干個產業帶。適度的集中才能形成聚集效應和規模經濟，才能造就特定行業的專門人才，并有條件不斷提高他們的綜合素質，進而吸引并穩定各方投資者，促進區域經濟和稅收超常規增長。這一點不僅被浙江實踐所證明，而且在我省昆山亦有充分顯現。在經濟欠發達的蘇北地區，遍地開發只會浪費寶貴的資源，應運用一切可運用的優惠政策將原先零星企業吸引到一起來，從而打造若干個在省內外叫得響的產業帶。同時，財政要通過加大對蘇北地區及貧困落后縣的轉移支付，解決這些地方由于客觀因素造成的區域間財力橫向不平衡，從而實現共同富裕。
(四)加快所有制結構調整，進一步發展民營經濟。我省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個私經濟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遠低于浙江，今后應按照“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推進公有經濟戰略性調整，提高公有經濟的素質。要創造公平競爭環境，積極鼓勵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實現非公有制經濟重大突破。制定鼓勵民營中小企業特別是高新技術型企業發展的政策，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和國有企業的重組。積極探索通過財政稅收政策，解決好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建立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信貸擔保體系和多種形式的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風險投資基金，探索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直接融資的形式和途徑。
(五)加強財政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首先根據國家產業政策需要，充分運用財政貼息手段，擴大銀行信貸資金對國家鼓勵發展產業的有效投入，引導銀行資金流向，吸引企業和民間投資，促進企業技術改造、產業升級、經濟結構調整和生態環境保護。其次積極擴大銀行投資性貸款，配合財政政策，切實有效地帶動民間投資增長。當前我省銀行資金來源充裕，存款高達萬億元以上，但“存差”多達3600多億元，巨額“存差”對宏觀經濟具有消極影響。應積極擴大銀行投資性貸款，縮小和消除“存差”，配合財政政策，帶動民間投資，擴大社會總需求，促進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