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立實踐科學觀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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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們：

根據區委的統一部署安排，我與大家一起探討政績觀問題，我講的題目是“領導干部要樹立和實踐科學的政績觀”，主要講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政績觀的基本內涵；二是樹立科學政績觀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三是如何全面準確地理解、把握和實踐科學的政績觀。

一、政績觀的基本內涵

所謂政績觀，主要是指怎樣創造政績和如何衡量政績兩個問題。其內涵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價值取向，即其為官一方到底代表誰的利益，用什么作為評判政績的標準。它是區分不同政績觀的基本量標。二是方法論取向，即用什么來取得政績，特別是在主觀需要和客觀基礎之間，決策需作何種取舍。它決定了政績的效果。就我理解，政績觀還有以下幾個特性：

一是政績觀具有政治性和階級性。政績觀存在于每個從政人員的思想意識中，統治階級都要求從政人員形成符合自身發展利益的政績觀。列寧曾經說過：“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看待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政績觀的其中一項內容，就是為誰創造政績，就這點來講，不同的統治階級，其政績觀必然有明顯的差異。如在封建社會實行“家天下”，是皇權統治，在不正確的政績觀支配下，更多的官員搞橫征暴斂，以致官逼民反，造成中國歷史上平均每30年左右就有一次戰亂或動亂，這是臺灣著名歷史學者柏楊研究得出的結論。再比如西方資產階級政黨政治，建立了較為完善的憲政政治制度，但各級官員作為資產階級代言人的角色、身份一直未曾改變，其衡量政績的標準，大財團的看法是關鍵。從其價值取向來說，資產階級政客之所以要出政績，基于二方面考慮：一是要對扶其上臺的壟斷集團負責。政客競選需要大筆的經費，而經費只能自籌，誰給他大筆的經費，誰就是他的股東。其上臺后自然要投之以桃，報之以李。這種例子是舉不勝舉的。美國就有驢象兩黨說，總統上臺委派官吏原被稱為“政黨分肥制”。有的專家稱：小布什之所以實行單邊主義，就是為了迎合支持他上臺的軍火商的利益。而克林頓夫人希拉里在競選紐約州議員時，為了取得美國猶太富翁的支持，一反過去限制以色列的主張，提出要幫助以色列打擊巴勒斯坦，后來干脆稱自身就是猶太裔。（需要說明的是，美國歷屆政府都對以色列采取袒護政策，其根源就在于猶太富翁控制了美國的經濟命脈，決定了其政治生命的存亡續斷）。可見，每一個政客都代表了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二是對選民負責。票數的多少決定了政客的政治生命。政客在競選前后必須盡可能滿足選民的需要。在從政時，盡可能取悅選民。什么方式合適就干什么，如克林頓在朱钅容基訪美時，原決定馬上與中國簽訂WTO協議，但鑒于美國兩個最大的工會組織——勞聯和產聯的巨大壓力（這兩個工會組織掌握著幾百萬鋼鐵行業選民和紡織行業選民），在最后關頭卻退卻了。以至朱幽默地說：煮熟的鴨子飛走了。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政客在迎合選民需要的時候，確實也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但“選民”并不代表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當然也不能代表整個民族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為了財團和政黨的自身利益，他們也可以不顧國家和民族的安危。如國會彈劾克林頓案，就是某些國會議員為了所謂“政績”而“小”題大作的典型寫照。這種事在韓國也出現了。盧武炫現在被彈劾，說到底，就是議員們為了政黨利益公報私仇，而導致韓國出現了權力真空，從而損害了整個韓國的民族利益與國家利益。陳水扁不也是做著同樣的事么？馬基雅維里在《君王論》里宣稱：“不要問是否作惡，而要問是否善于作惡”，這正是資產階級在政績方面取向上的座右銘。

二是政績觀具有時代性。不同的歷史時期，同一歷史時期的不同發展階段，以及不同政治經濟環境，有可能形成不同的政績觀。如在解放戰爭年代，戰績就是政績。誰能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用兵如神，誰就是統帥之才，鄧小平能27歲就走上正軍級領導崗位，也是27歲就當軍長，就是對其戰績的肯定。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曾經有過“多快好省”的建設高漲階段，在“超英趕美”等不正確經濟發展戰略的影響下，出現時期的“大煉鋼鐵”，以及后來的“毀林開荒”、“圍湖造田”，在當時，都曾作為值得表揚的“政績”。雖然今天，看到這種政績觀顯然不符合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新要求。在時代，政績觀更是產生了嚴重的扭曲，奉行以階級斗爭為綱，抓革命促生產，直至國民經濟嚴重衰退到崩潰的邊緣。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審時度勢，堅定地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并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倡發展是硬道理，使我國二十多年一直保持經濟高速增長，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是有目共睹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的發展觀，要求廣大干部確立科學的政績觀。政績觀的演變過程，實際也是我們黨對三大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過程。

三是政績觀具有導向性。決定領導干部晉升的因素，最大的標準就政績標準。政績觀就象“高考”指揮棒，考什么內容，學生肯定得學什么內容。一個時期形成的政績觀，容易使各級干部的從政行為目標共性化，價值取向一致化。我們國家有搞運動的傳統觀念基礎，有跟風從眾的心理基礎，有一哄而上的社會風氣，無疑會使政績觀的導向作用更加明顯。上面講要做什么，下面就一行百效、千篇一律，緊跟照辦。一些地方發展某項產業大獲成功，那各地就會快速仿效，遍地開花。如全國有23個省市區發展汽車產業，整車廠比世界其它國家總數還要多。這種盲目發展已引起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比如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一些地方把“發展是硬道理”理解為“GDP”增長是硬道理，產生的“GDP”崇拜現象。GDP是一個重要指標，但GDP不是萬能的，1968年，美國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競選總統時說，“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們的生活有意義這種東西”。GDP不衡量社會成本，不衡量增長的代價和方式，不衡量效益、效率、質量和實際國民財富，不衡量資源配置的效率，正像砍伐森林，“算做了當年的GDP，但對國民財富卻是負積累”。中國的萬元GDP總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呈現高投入、高耗能、高增長，低效益。一位德國學者和兩位美國學者曾這樣描述：“鄉間小路上，兩輛汽車靜靜駛過，一切平安無事，它們對GDP的貢獻幾乎為零。但是，其中一個司機由于疏忽，突然將車開向路的另一側，連同到達的第三輛汽車，造成了一起惡性交通事故。隨之而來的是：救護車、醫生、護士、意外事故服務中心、汽車修理或買新車、法律訴訟、親屬探視傷者、損失賠償、保險、新聞報道、整理行道樹等等，所有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職業行為，都是有償服務。即使任何參與方都沒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還蒙受了巨大的損失，但是我們的GDP依然在增長。”他們最后指出：“平心而論，GDP并沒有定義成度量財富或福利的指標，而只是用來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經濟活動的營業額。”城市不斷建路修橋蓋大廈，由于質量原因，沒多久就要拆除翻修，馬路拉鏈每次豁開，挖坑填坑，GDP都要增加一次。為追求GDP的高速增長，各地都普遍擴大開發區建設規模，國土資源的利用呈失控狀態。據統計，全國解放以來，建城區面積有3.1萬平方公里，而近年來開發區的規劃面積達到3.4萬平方公里，面積相當于臺灣省，超過我國50年城市建設用地的總和，這實際上就是追求GDP增長起著導向作用。

四是政績觀的檢驗標準具有實踐性和群眾性。不管是哪個歷史時期，不管是哪個國度，真正的政績應該經得起實踐和群眾的檢驗，實踐和群眾檢驗是判斷是否是政績及政績大小的根本尺度。心中想著群眾，有群眾觀點，即使沒有把功勞記在自己的帳上，老百姓卻會把政績一筆不漏地記在自己的心上。古人白居易、蘇東坡在杭州任職期間，疏浚西湖而用淤泥堆成長堤，千年后還被百姓稱為白堤、蘇堤。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在蘭考治風沙種下的泡桐樹被稱為“焦桐”。被稱為人民的好總理，流芳百世。

二、樹立科學的政績觀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是黨中央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經驗的總結和概括，這種新的發展觀呼喚新的政績觀。盡管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科學的政績觀”在實踐中不斷形成并豐富起來，但真正明確提出“政績觀”概念的，卻是最近的事。**年11月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各級領導干部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樹立科學的政績觀。在最近結束的人大會議上，同志又重申了這一觀點。科學的政績觀輪廓逐漸明晰起來。綜合起來看：以人為本，特別是以民為本觀念凸現出來了。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突出的就是一個“民”字，即解決政績觀中的價值取向問題。而講真話、辦實事，求實效，則要解決求政績的方法取向問題。與此相對應，對干部考核的改革與研究也正在悄然興起。據我所知，有這樣四件事：一是北京市于1月7日起，專門邀請公共政策專家研究、制定群眾評價政府部門工作的有關方案。二是由國家行政學院牽頭《公共管理部門績效評估和領導人員素質評估》課題，以及由中組部研究室開展的同類課題也在積極的進行之中。三是一些地方對干部考核改革也正在進行：如曾轟動全國的南京萬人評議領導干部活動已進行了兩年，據李源潮稱：通過群眾的意見，罷免不稱職的干部獲得了成功，今年還將繼續做下去。四是最近出臺了《紀律處分條例》和《黨內監督條例》。由此可見，政績觀正在逐步成為黨的建設問題的焦點。因此，要充分理解樹立科學的政績觀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充分認識樹立科學政績觀的重大意義。

1、發展理念的轉變，必然要求樹立科學的政績觀。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破除了“兩個凡是”，提出了工作重心要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我國由此走上了經濟建設的快車道，創造了堪稱“經濟奇跡”的中國現象。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年均增長率是10.1%，90年代的年均增長率則名列世界榜首，為10.7%。在一個規模如此之大的國家，保持了如此之快和如此之久的增長，在世界經濟史上恐怕只有19世紀后期的美國和20世紀5、60年代的日本可堪媲美。但是，我們又要看到中國也為增長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第一是資源浪費嚴重。**年中國消耗相當于全球總產量30%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創造的GDP則僅占到世界的4%。如果按1美元生產總值能耗計算，我國比發達國家能耗高4至5倍。第二是城鄉差別大。在經歷了25年高速增長之后，中國成為世界上城鄉差別最大的國家之一。不算財政對城鎮居民的補貼，中國目前的城鄉收入差距是3.11倍，這個數字在1985年是1.72。第三是地區差別加劇。中國是世界上地區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國情專家胡鞍剛稱之為“一個國家，四個世界”，不同的省份如此，同一省份的不同地區也如此。中國最富的上海與最窮的貴州的人均GDP差距，1978年是9.1倍，2002年12.9倍。實踐證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沒有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沒有錯，但經濟建設為中心不等同于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經濟建設也不同于社會全面建設。黨中央及時發現了這個問題，在過去3年里，黨中央先后作出了“西部大開發”（2000）、加入WTO（2001）、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將“三個代表”寫入黨章等重大決策，分別回應了地區差距、全球化、執政基礎等重大問題。而**年10月14日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一次將“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還第一次提出了“五個統籌”的提法，——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

應該說，這是中共執政50年來在國家發展觀上的歷史性突破，其意義不亞于十一屆三中全會。而后黨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這個概念，可見，我國這艘巨輪正在進行艱難的調整。從這點看，提出政績觀問題實質上是現代化建設發展的必然要求。

2、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必然要求樹立科學的政績觀。黨的執政能力體現在推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的各個方面。政績的匯集、積累則是對一個黨執政能力的檢驗。落實科學的發展觀，創造符合人民群眾利益的政績就是執政能力的具體體現。西方有個著名學者提出“政績合法性”概念，指出：“在民主國家，統治者的合法性通常依賴于他們滿足一些關鍵選民（如資產階級財團等）對他們政績的期望。但是這一制度的合法性卻建立在程序之上，建立在其選民通過選舉選擇其統治者的能力之上。那些在職的統治者不可避免會做不出政績。這樣，他們就失去了合法性，也就會在選舉中被擊敗，新的統治者會接替他們。因此，統治者失去統治的合法性導致了這個體制重新肯定其程序的合法性。”這個政績合法概念就是相對執政能力而言的，對我們黨同樣具有借鑒意義。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談話中，毫不含糊地指出：“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是死路一條。”他又說，“為什么六四以后我們國家能夠很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根據世界發展進程規律，在人均GDP500美元—3000美元的發展階段，意味著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的關鍵階段，也往往是社會矛盾最為嚴重的時期，是“經濟容易失調、社會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會倫理需要調整”的關鍵時期。過去單純地追求GDP的增長并不是真正的發展。比如GDP增長很快，同時，“三無”（土地、崗位、保障）農民大量增加（全國有近4000萬“三無”農民），不注重農民及城市失業人員的收入問題和生活狀況，很可能會落到“拉美陷井”里頭去。“拉美陷井”是以巴西、阿根廷等為代表的拉美國家出現經濟社會發展失調的現象，這些國家都有二三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由于貧富差距擴大，失業率上升，生態惡化等原因，這些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危機，經濟社會發展趨于長期停滯。阿根廷在2001年12月，爆發了南美洲國家一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在政治領域，先后有4位總統在半個月時間內走馬上任。在經濟領域，失業率高達20%，1000多億美元的外債無力償還。為預防“拉美陷井”在我國重演，中央提出要堅持以人為本，注重社會和人的發展，是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在20多年改革期間，我國的國民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世界銀行一份研究報告提出，在如此之大的國家之中，在如此之短的時間之內，收入分配差距如此迅速地擴大，這是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曾有過的現象。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呈擴大之勢，影響了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民意基礎，“端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老百姓采取極端方式表達自己的要求，如上訪呈愈演愈烈之勢，如何維護社會公正，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對我們黨提高執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是增強黨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的重要基礎，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要求之一。

3、領導干部存在的追求政績的不良傾向，必然要求樹立科學的政績觀。中央領導同志之所以近來反復強調領導干部必須樹立科學的政績觀，是針對目前政績觀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而提出來的。一些領導干部對什么是政績、為誰創造政績和如何創造政績等問題缺乏正確的認識，主要表現為：

一是追求政績的“物化”傾向，表現為重視顯績。專干“顯山露水”，只求表面風光。只重視看得見的“硬環境”，不重視看不見的“軟環境”，只把硬環境當政績，不把軟環境當政績。一些干部認為基礎設施等硬指標，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熱衷于鋪攤子、上項目，因為這些政績既能讓人一目了然，讓群眾有所感受。這些干部陶醉于“工程政績觀”之中，大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前階段被判處死刑的安徽省前副省長王懷忠，1994年到東南亞轉了一圈，回來后腦子一熱，提出要建一個世界上最大的動物園，并親自起名為“龍潭虎穴”，要在動物園養千只老虎萬頭巨鱷。王設想，這將使阜陽成為中原地區的一大觀光旅游中心。王懷忠沒有經過規劃和設計，甚至沒有一個成熟的思路，就圈地數百畝，發動數萬干部、教師、學生去挖“龍潭虎穴”的義務勞動，毀了不少良田，最終動物園工程歷時三年，耗資千萬，半途而廢。王懷忠所搞的政績，并非學識不夠，頭腦發昏而決策失誤，其出發點根本就不是為了老百姓，是為了個人仕途的升遷而搞的形象工程。

二是追求政績的“短期”傾向，表現為急于求績。重近期效果，輕長遠利益。從不科學計算投入產出比，不顧社會和人的發展，以為經濟搞上去，其它諸如生態、資源都可以不管，“吃祖宗飯、砸子孫碗”。

三是追求政績的“超前”傾向，表現為政績作秀。不惜民力、借債開發，表面上轟轟烈烈，實際上“一任政績，幾任包袱”、“前任政績后任債”。王懷忠在阜陽任職期間，立志要把阜陽建成中國第一大市，要建設與“大都市”計劃相匹配的“大機場”。機場建設項目共耗資3.2億人民幣，由于客源嚴重不足，勉強營運1年之后，現在只剩下兩條短途航線，每年財政要貼幾百萬元搞維護，飛機場成為野雞、野鴨的樂園，成了“飛雞場”。

四是追求政績的“數字”傾向，表現為謀求假績。把數字指標作為衡量政績的主要依據，以數字論英雄、定優劣，導致“政績不夠數字湊、數字不夠水分湊”。“政績注水”的背后“以數字論英雄”的傾向，引起某些追名逐利者推波助瀾，以至于“層層加水，水到渠成”，“一級騙一級，一直騙到國務院”（朱钅容基視察安徽糧庫成為一個經典的笑談），給國家政策的制訂造成了誤導，如目前階段的“圈地運動”，就與一些地區糧食統計“注水”有某種聯系，使有關決策者誤以為國家糧食儲備很高，減少種植面積，或者改種各類經濟作物不影響大局，去年年底糧食市場供求關系已發生急劇變化，已經危及國家安全，才知道這個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去年，一些國際組織對中國的經濟統計數據懷疑態度，因為中央和地方的統計機構在數據方面自相矛盾，這個就是受數字虛報的影響。

當前，一些領導干部在追求政績存在的幾種不良傾向以外，還受觀念、體制及官場不良文化的影響，對政績觀的認識還有幾個誤區：

一是“唯名”。搞“面子政績”，對自己任內能看到政績的抓，不能增加政績的不肯抓；對容易出政績就肯抓，對難啃的硬骨頭，對一些熱點難點問題唯恐避之不及，不肯承擔責任，只做保險事。對本屆明顯利益好處的，就心往一處想，力往一處使，對當前沒有明顯得益的，工作推動力度明顯缺乏。

二是“唯新”。“一個艄公一道河”，“新官上任三把火”，月月都有新思路，年年都有新規劃，陷于“浮躁政績觀”，習慣于做表面文章，樹政績脫離實際，抓工作似蜻蜓點水，浮而不深，詳而不入，匯報起來新思路層出不窮，客觀情況卻問題多多。

三是“唯穩”。有的干部守攤子思想嚴重，缺乏開拓進取精神；有的干部面對復雜的工作局面，不善于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而是以拖應變，過分求穩，反而錯失解決問題的良機，使一些問題積重難返，不可收拾。有的干部一事當前，總是計算個人得失，避實就虛，避難就易，能推則推，生怕接手后一著不慎，影響自己的政績，影響自己的形象。

四是“唯上”。已受到查處的王懷忠有這樣的“政績觀”，“只要你能出政績就算你能，能上；但關鍵不是讓百姓看到政績，要讓領導看到政績”。“唯上”，凡事都以上級領導的所好是瞻，“不怕群眾不滿意、只怕領導不注意。”

當前一些領導干部在樹立科學政績觀方面存在一些情況，這些情況有著深刻而復雜的社會、思想根源。這些不正確看法，不同程度地誤導了施政行為，導致了浮躁作風的蔓延，不但給事業帶來了不必要的損失，而且影響了干部自身的健康成長。從這種角度講，加強對領導干部的思想教育，引導樹立科學的政績觀是非常必要的。

三、如何全面準確地理解、把握和實踐科學的政績觀

政績觀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折射，是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的反映。科學的政績觀的基本內涵是為公為民、全面發展、求真務實。根本價值取向要符合整個社會、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就指出：“國家官吏應當是人民的公仆”。則把為人民服務定為我們黨的根本宗旨。鄧小平強調，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各條方針的出發點和歸宿。同志則提出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而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則更加明確地要求我們的干部必須“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要求干部“執政為民”，“以人為本”，盡管言辭不一，但應該說，從其根本觀點來說，是一脈相承的。如何樹立科學政績觀，我想可以從自身的、組織的、社會的三個方面去把握：

（一）要準確理解、把握科學政績觀，在謀求政績時實現價值觀取向和科學性的統一。堅持做到五個統一：第一，要用政治的觀點看政績，堅持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統一；第二，要用群眾的觀點看政績，堅持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的統一；第三，要用發展的觀點看政績，堅持近期效益與長遠效益的統一；第四，要用實踐的觀點看政績，堅持開拓進取與按社會發展規律辦事的統一；第五，要用全面的觀點看政績，堅持客觀公正地看成績與實事求是看問題的統一。總之，要用科學的發展觀評判領導干部政績，有利于走出評價政績單純以幾項經濟指標論成敗甚至單純以GDP論英雄的誤區，而是以是否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作為評價標準，從經濟指標、社會發展指標、人文指標、資源指標、環境指標等多方面對政績進行評價，促使領導干部注重三個文明建設的整體推進。

（二）建立一套科學的績效評估指標體系，為樹立和實踐科學的政績觀提供制度保證。

在我黨歷史上，對干部的培養教育乃至考核歷來受到高度重視，但具體標準和方法卻因時而異，它反映了每個時期黨和政府工作重點的轉移。如戰爭年代對干部的考核標準以戰績為主；“”年代則看誰放的“衛星”最高；“”時期，則把能否積極地投身到階級斗爭中去作為考核干部的最高標準；改革開放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干部的選拔和考核主要強調“德才兼備”。這沒有錯，但關鍵是它僅著眼于干部本身的素質，而在實際工作中，并不是一個干部具備了好的素質就能夠做出成績的。

真正為干部的選拔和考核標準賦予了具體的內容的，是1989年鄧小平提出的“要讓那些堅持改革開放路線并有政績的人進入新的領導機構，要讓人民感到滿意”。這段話為后來選拔和考核干部的標準定下了基調，即今后在選拔和考核干部時要遵循三個標準，第一擁護改革開放路線，第二要讓人民滿意，第三政績突出。我黨注重和強調干部要有政績就是從這時開始的。它使干部選拔有了可操作的尺度，推動了一大批干部作出實績。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缺點又開始出現，因為對官員政績的衡量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它的困難之處在于，公共管理部門的績效是很難量化，而且公共管理部門的目標往往是多重而不是單一的。1994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嵐清給寫了一封信，提出怎樣才能科學地鑒定一個干部的政績，他以省長和部長為例，說現在考核省長的政績主要看他所在省的國內生產總值，但完全看國內生產總值行不行？財政收入很重要，但是不是有了財政收入什么都好？

其后，1994年至1996年，中組部出臺了一個“縣級黨政領導班子政績考核辦法及考核標準體系”，并在部分縣市試點。這個考核標準體系共分三大類十八個指標體系。三大類指標包括：經濟發展指標、社會發展指標、精神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指標。1996年，中央正式頒布了這個指標體系，并在全國部分縣市試點。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發現它的優點是可操作性強，注意了統籌協調，但也有明顯的缺陷：第一，它太偏重于經濟發展的內容，特別是偏重GDP考核。第二，它是按照全能政府設計的一套指標體系。譬如這套指標體系中設立了企業應減虧多少，這就明顯不是現代有限政府的管轄范圍。

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提出考核地方政府政績的五大“綠色”標準，一是原材料消耗強度，即萬元產值的原材料消耗，體現工業增長對原材料的消耗強度，是技術、管理水平、經濟結構調整的綜合體現；二是能源消耗強度，即萬元產值的能源消耗；三是水資源消耗強度，即萬元產值水資源消耗；四是環境污染排放強度，即萬元產值的“三廢”排放總量，體現了經濟增長對環境的壓力水平和程度；五是全社會勞動出產率，綜合體現一個國家或地區勞動資源利用水平和勞動素質的高低。

我認為，要建立一個比較科學的績效評估體系，在目前，尤其要注意以下幾點：

一是要從“硬指標”與“軟任務”的成果上檢驗績效。要以“三個成果”來衡量干部的實績，既注重干部在物質文明建設中的成效，又注重干部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中的成效。在評價標準上，既要重數字，又不能唯數字。防止“數字出干部”的傾向。

二是要從個人實績與集體實績的區分上看待績效。一個班子工作上能夠取得成績，往往是班子集體努力的結果，但又與班子成員的努力密切相關。要根據干部在班子中所處的位置，承擔的責任和應發揮的作用，通過仔細考察，實事求是地看每個成員所起的作用。要在突出對領導班子正職考核的同時，強化對領導干部班子副職的考核，解決好干部在實績上吃大鍋飯的問題。

三是要從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的關系上透視績效。既要看干部局部工作成績，又要看干部對全局利益所持的態度和所做的貢獻。領導干部在局部范圍內所取得的成績對全局利益的影響和作用越大，績效就越大。

四是要從日常工作與重點工作的完成上衡量績效。日常工作體現了崗位職責的基本要求，而重點工作則體現了事物的主要矛盾。考核中既要重視日常工作的完成情況的考核，又要把緊緊圍繞黨委和政府的工作中心，足以反映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工作面貌、工作實績的若干重點工作，作為考核干部實績的重點內容。

五是要從當前和長遠的結合上考核績效。我們在考核干部時，就不能只看干部近期取得了多少成果，還要看這些成果是否有利于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是否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是否有利于今后的發展。

六是要從客觀條件與主觀努力的程度上把握績效。由于干部的崗位不同，物質條件、工作基礎不盡相同，取得實績的難易程度就有所區別。在考核中既要看干部的主觀努力、工作態度、創新精神等，也要看實績的外因條件，分清哪些是主觀努力得到的，哪些是客觀環境帶來的。

七是要從領導和群眾的統一上評價績效。考察干部實績必須走群眾路線，實行領導和群眾相結合，要把群眾贊成不贊成、擁護不擁護、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作為決定干部升降去留的主要依據。

八是要從真實績與假政績的辯別上判斷績效。要對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的工作績效進行認真的分析和辯別，剔除那些貪大求洋、短期行為、形式主義等與求真務實和科學發展觀背道而馳的所謂“政績”。

九是要從定性考核與定量考核的結合上考察績效。在重視定性考核的基礎上，要加大定量考核的力度。沒有質的考核，就難以作出基本評價；沒有量的考核，考核工作就難以在更高層次和水平上完善深化。要建立實績考核指標體系。在明確領導干部崗位職責的基礎上，制訂好領導干部年度工作目標，為實績考核提供依據。對本身有任務指標、能量化考評的工作要堅持做到量化；對沒有具體指標但非常重要的工作，有可能量化的也要盡量量化，難以量化的，則應采取群眾民主測評、群眾滿意度等方式，將抽象變為具體。

十是要從成績和失誤的識別上洞察績效。成績總是與失誤相伴產生的。在處理二者關系上要做到一看主流，二看發展，特別要善于把握成績的發展態勢和失誤的發展態勢。善于分析過失的性質、程度、因素及其關系。同時還要觀察干部對過失的態度。

（三）在全社會切實樹立“以人為本”的觀念，破除“官本位”的社會土壤。這是樹立科學政績觀的治本之策。要樹立科學政績觀，必然要求確立正確的價值取向，即要有正確的宗旨觀、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尤其要正確對待權力，進一步解決權力是誰給的，為誰掌權的問題。領導干部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干部政績觀之所以出現偏差，說到底是由于幾千年封建傳統思想孕育而成的“官本位”觀念作怪。美國一名學者以自己的親自經歷撰寫了一本書，當他成為州政府部門主管和州內閣成員的時候，突然發現自己增加了許多新朋友，他想見面的時候，商業和社團領導人會隨時恭候，經常有上電視、報紙的機會，而當職務終止的時候，不再“重要”，沒有“地位”了，就沒有再受到邀請，也沒有媒體的采訪了。這種突然間得到朋友，又突然間全部失去的現象，他經歷了多次，他經過思考認為與成功相伴而生的榮耀和失落，是一種必然現象。這個學者提出不管在位不在位，你都應善待得意時遇見的人，因為他們和你失意時再次遇到的人是同一群人。作為領導干部，要保持一顆平常心，得失皆坦然，善待自己的職責，切實踐行“做官先做人，萬事民為先”。而要破除“官本位”，就是要樹立“民本位”，即人本位。“以人為本”觀念恰恰是從根本上樹立干部科學政績觀的基石。首先，它決定干部在執政時必須平等地保障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其次，它決定了干部必須在執政中破除“GDP神話”。本來，“人是萬物的尺度”，“人是萬物的靈長”，可有段時間，人沒能成為尺度，反倒是GDP成了尺度，人沒能成為萬物的靈長，反倒為GDP所驅使。而現在要把它重新倒過來。再次，它決定了領導干部必須深入貫徹“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所以，如果全社會特別是領導干部都能樹立“以人為本”的觀念，都能牢記并踐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那句名言：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那么，科學的政績觀在每一個干部中的樹立就已經指日可待了。

同志們，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以科學的政績統領各項工作，這并不是抹煞、否定各級干部以往創造的政績。我區作為臺州市主城區，近幾年來經濟社會的快速、全面、協調發展是有目共睹，是群眾認同的。大家在各自崗位上積極開拓進取，真抓實干，作出了應有的政績，功不可沒。這一點，歷史不會忘記！群眾也不會忘記！在進一步推進主城區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下，我們要以科學的發展觀、政績觀作統領各項工作，求真務實、勇于進取，作出無愧于時代，無愧于社會、無愧于后人的政績。

讓我們永遠記住鄭板橋的兩句詩：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