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FDI流動新趨勢下我國引資策略創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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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世紀以來，在全球經濟加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全球國際資本流動特別是fdi(FOREIGNDIRECT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資)流動，出現了新的趨勢。

一、趨勢

1、投資來源、投資流向全球化--全球FDI流動已經由傳統意義上的以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單向流動為主，發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多向式全球流動。

首先，由于跨國并購的大量發生，發達國家之間的流動占據了全球FDI的絕對比重。九十年代以來，以美國、歐盟和日本為核心的三個地區，集中了全球FDI的80%左右,說明國際投資主要在發達國家之間流動。進入新世紀，雖然跨國并購受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而急劇減少，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發達國家之間繼續大規模的相互并購、相互投資并在全球FDI流動中占統治地位的格局不會根本改變。

其次，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FDI流動仍保持一定增長。整個九十年代,發展中國家的FDI流入以年平均超過10%的速度增長,到2000年達到創紀錄的2651億美元,其中絕大部分的FDI流入來自發達國家。盡管受全球經濟增長減速影響，全球FDI流量急劇下降，但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仍是全球FDI流向的主流。2001年，流入新興市場國家的國際資本從上年度的2438美元下降到2050億美元，凈資本流入約1500億美元，比上年下降12%。由于受中國及亞太地區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吸收發達國家FDI流入持續增長的帶動,發展中國家來自發達國家的FDI流入還是略有增長的。隨著國際產業結構的加快調整和轉移，外商對中國、越南、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投資的步伐不斷加快，領域進一步拓寬，規模持續擴大。國際投資界普遍認為這種勢頭在未來幾年還將保持下去。

第三，也是進入進世紀以來全球FDI全球化趨勢中不能不引起注意的一個現象，就是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FDI流動以及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已經悄然興起。據統計，在兩年多來全球FDI急劇下降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仍然保持發展勢頭。僅亞洲發展中國家2001年的對外投資就高達850億美元。中國政府正在積極推動“走出去”戰略，也意味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將會有一個顯著的增長。據國家商務部統計，載至2002年年底，經原外經貿部批準或備案設立的境外中資企業近7000家，協議投資總額137.8億美元，其中中方投資約90億美元，實際上未經批準的對外投資可能遠不止這個數字。今年一季度，我國海外投資又比去年增長了約60%。

2、投資方式、投資領域多樣化—跨國并購已經取代傳統的綠地投資（或稱新建投資，GREENFIELDINVESTMENT）成為最主要的投資方式，投資領域由主要集中在制造業擴大到包括農業和各類服務業在內的所有領域

90年代以來，跨國投資逐漸成為全球FDI的最主要方式，并在2000年達到頂峰。盡管2001年全球跨國并購總額僅為5940億美元，較上年度下降一半，并購的數量也從上年的7800件下降到不足6000件，但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并購仍是吸收外資的主要手段。即便在亞洲地區，流出的外國直接投資也已從綠地投資為主轉向以并購為主，2001年規模達到250億美元，占本地區對外投資總額的約80％。當然，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并購方式不會也不可能完全取代綠地投資等其他方式，全球FDI投資方式仍然是多樣化的趨勢。最近，聯合國貿發會議投資司經調查后也認為，未來幾年，“綠地投資”將重新贏得各國的青睞。

從近幾年全球FDI流向的行業構成看，發達國家以服務業為主，發展中國家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部門，總體上看，服務業的比重在逐漸提高，并且已經超過了制造業。據《世界投資報告》，2001年，美國吸收的FDI有三分之一投向了金融保險領域；歐盟吸收的FDI主要在公共服務、媒體、金融等領域；日本跨國公司在英國的投資50％以上集中在金融保險部門。從全球范圍看，服務業中的旅游業和電訊業是最能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領域。

3、投資決策、投資增長理性化—經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急劇增長，在2000年達到頂峰后，全球FDI流量近兩年持續下降，并有進一步下降的趨勢。但這種下降總體上看是理性的，是為了下一波的增長而進行的必要調整。

首先，受全球經濟不景氣之累，在2000年出現創紀錄的高水平后，2001年全球FDI流量出現了十年來第一次大幅度下降,流入量從上年的12000億美元猛跌51%，降到7350億美元。2002年比上年又下降27％，僅為5400億美元。由于這種下降主要是由發達國家之間相互并購投資的減少所造成，而且在經歷了九十年代后期帶有一定泡沫色彩的瘋狂并購熱之后，跨國公司在并購決策上普遍更加謹慎，因此這種下降也可看作是一種理性的下降。

其次，從地區結構上看,全球FDI流入的下降程度不平衡，并非全盤下降，而是有升有降。發達國家下降幅度最大，發展中國家下降幅度較小，而亞太地區FDI流入總體呈持續增長趨勢，特別是中國仍然一枝獨秀，保持高速增長。2001年，發達國家間的直接投資流入量收縮了59%，而發展中國家只縮減了14%。2002年發達國家直接投資流入又下降了40%，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今年以來，由于受美國經濟持續低迷以及SARS在全球幾十個國家爆發等因素影響，全球FDI的流動仍然呈疲態，如無特殊情況，今年的全球FDI流量很有可能繼續下降。只有中國例外，去年中國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國，實際引資達52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2.5%，今年又繼續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據國家商務部的統計，今年1－4月份，全國新批設立外資企業數比去年同期增長34％，合同增長了50％，實際利用外資增長51％。從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的驅動因素看，投資方看重的是中國潛力巨大的市場，引資方要的已不僅僅是資金，說明投資方與吸收方都更趨向理性。

第三，盡管跨國并購交易大量減少，跨國公司全球擴張計劃并未改變,中小企業對外投資亦呈增長趨勢。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在2001年5月和11月份對129家跨國公司的調查，主要跨國公司在未來三年里還將繼續推行他們的全球擴張計劃。在發達國家擴張的主要方式是跨國并購，在發展中國家主要采取綠地投資的方式。據日本國際合作銀行對日本制造業的501家跨國公司所做的調查，72%的日本制造業跨國公司打算加強和擴張它們的對外業務，這個數字比上年增加了55%。與此同時，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中小企業，面對全球化潮流和跨國公司全球化的戰略，只能迎頭趕上，其對外投資的領域和增勢，甚至超過了前者。以中國為例，這幾年臺港澳地區來內地投資的企業絕大多數屬于中小企業，而隨著跨國公司加大向中國產業轉移的步伐，與之生產配套的來自歐美日本的中小企業也逐年加大了對華投資的力度。

二、策略

從90年代以來的情況看，由于國情特殊等原因，我國吸收FDI的增長趨勢往往與全球FDI的增長趨勢出現反方向變化。因此，面對全球FDI流動新趨勢，我們應冷靜觀察，處變不驚，繼續完善各項引資配套政策,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抓住機會提高引進外資的規模和水平。另一方面，應居安思危，趨利避害，研究新的、更加理性、更加主動的引資策略，不能滿足于既有的引資現狀和成果。

1、“法律環境優先”策略，即把加快建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大力改善外商投資的法律環境，作為利用外資工作的第一要務

從這些年外商對華投資的增長態勢看，我國的吸引外資的因素中，廉價生產要素和市場潛力居于前兩位，尚未集中到投資環境綜合競爭力上。這是值得引起重視的一個重要問題。近幾年，外商對中國的投資環境的關注重點已逐步從優惠政策轉到法律執行、產業導向、技術標準等方面，對中國進一步健全法律制度，增強執法能力和水平，提高監管制度的透明度，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加快各項體制創新和機制創新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面臨國際資本流動更趨理性的趨勢下，我們一方面應進一步完善吸收外商投資的法律體系，保持外商投資政策法律的穩定性、連續性、可預期性和可操作性，努力為外商投資創造統一、穩定、透明、可預見的法律環境和政策環境。另一方面，要增強法制觀念，做到公開、公正、透明，努力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為外商創造良好的法律執行環境。

當前，應結合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工作，堅決制止外商反映最強烈的對外商投資企業亂收費、亂檢查、亂攤派、亂罰款，打破地方保護和行業壟斷，加大保護知識產權的執法力度，堅決打擊侵權盜版行為，創造統一開放、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進一步完善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制度，依法保護外商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完善且寬松的投資環境無疑會提高外商擴大對華投資的積極性，尤其有助于吸引那些較重視投資軟環境的中小企業安心來華投資。

此外，對于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采〉囊恍┲莢詡喲蠖醞饃淘諢蹲嗜ㄒ嫻謀；ず透納仆饃掏蹲史苫肪車牧⒎ɑ蛐薅┓傻木俅耄ɡ紓薅噸魅ǚā貳ⅰ渡癱攴ā貳ⅰ蹲ɡā返榷喔齜煞ü媯憂苛碩災恫ǖ謀；さ齲喲笮牧Χ取?nbsp;

2、“大力促進并購”策略，即把大力促進外資并購特別是跨國公司對國有企業的并購，作為重要的引資增長點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由于我國政策導向和投資環境的原因，外商對華投資主要是綠地投資的方式。如前所述，進入九十年代以后，企業并購這一跨國投資形式在全球發展很快。世界跨國并購額1987年僅為1000億美元，到1999年已增至7200億美元，占當年世界對外直接投資額的83%，國際間的跨國并購成為全球FDI流動的最主要方式。但我國由于原來在指導思想上對外商并購國內企業特別是并購國有企業，一直持謹慎態度，有關政策法律嚴重欠缺，因此前幾年外商以并購方式對華投資的案例很鮮見。近兩年，外商并購中國國有企業的投資開始有所增加，經批準或正在申請批準的跨國公司并購中國國有企業的案例逐步增多，個案規模已達數億美元。外資通過控股、參股等進入國內上市公司的投資總額也在逐年增長。

我國加入WTO以后，跨國并購、股權轉讓等新的投資方式應逐步成為外商投資的重要方式。為適應并購這一國際資本重要流動形式，有必要盡早制定相應法律與實施細則，跟上國際資本流動趨勢，這不僅對新世紀我國擴大吸收外資規模和提高引資水平十分必要，更重要的是它將成為我國改組改造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最佳途徑之一。可喜的是，去年年底以來，已有《關于向外商轉讓國有股和法人股有關問題的通知》、《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暫行規定》、《利用外資改組國有企業暫行規定》、《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等多項與向外資轉讓國有資產有關的政策法規出臺。但這些政策法規也有明顯的不足，一是仍未成體系，二是與其他相關法律法規存在諸多的不配套、不協調，三是開放度有限，離真正的“促進”、“鼓勵”還有相當距離。

因此，筆者主張在并購問題上，要更多地從并購之有利于強化市場功能、引進先進投資理念、規范市場投資行為、吸引中長期投資出發，采取更加開放、主動的策略。特別是要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區別國有經濟在不同領域分布的實際情況，采取不同的方法，大力鼓勵外商參與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重組和改革。比如，在有步驟并確保可監管的前提下，我們應盡快制定法規，允許外商以證券投資方式投資國內A股市場。

3、“以我為主”策略，即主動加快服務業對外資開放的步伐，爭取在較短時間內較大幅度提高服務業引資的比重

據聯合國貿發會議《世界投資報告》研究分析，目前服務業FDI的流動已占全球FDI流量的一半以上，2001和2002年都約占年流量的50-55%,其中70％以上投向金融業、保險業和銷售業。外商特別是跨國公司正越來越多地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服務業市場。

多年來，我國吸引外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上，服務業全方位對外資的開放還是近幾年的事。從理論上考察，有步驟地推進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既是經濟結構性調整的要求，在引進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服務，增加就業等方面，也都符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我國根據自身發展的需要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積極、穩妥、有序地擴大服務領域的對外開放是非常必要的。遺憾的是，由于涉及到一些部門的本位利益，實際上在服務業每一個領域的開放過程中，總會遇到一些自覺不自覺的阻力。本來，加入WTO后服務業引資有望出現較大幅度增長,特別是金融、電訊、流通等服務貿易領域可望成為中國吸引外資新的熱點。但從這兩年的實際情況看,這些領域的開放步伐仍然較慢，我國服務業的引資熱潮尚未真正到來。據統計，近幾年外商對華投資的產業投向結構中，投向服務業的一直介于25-30%的較低比重之間。2001年外商在中國服務領域的投資大約僅在140億美元左右，其中房地產占了相當大的比例。

因此，在服務業的對外開放上，確實有個轉變觀念與調整策略的問題。究竟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是主動開放好，還是被動開放好？是早開放好，還是遲開放好？對這些問題有關方面一直都有不同的認識。筆者認為，從全局而言，服務業的開放現在不是快了，而是慢了；是被動了，而不是主動了。放在全局的視野來看，在目前國際資本急于尋找出路的情況下，正是我們主動開放，擴大開放的大好時機。原因至少有三：

第一，由于是主動開放，而不囿于入世談判中的承諾，因而可以采取“以我為主”的策略，不必受制于人。我們可以根據這幾年服務業的發展情況選擇最有利于開放的行業和地區進行擴大開放的試點。例如，可以考慮對港澳地區服務業的進入專門制定一個更加開放、門檻大大降低的政策。這既有利于為香港眾多面臨困難的中小服務業企業找到出路，助其走出困境，又可為今后與跨國公司更大規模的合作積累經驗。港澳地區服務業企業眾多，且相對于內地來講在管理、理念、技術、人才等方面都有不小的優勢。對港澳地區實行特殊的政策，既體現中央政府的支持，又不至于引起國際上“非歧視性”的異議。

第二，在主動加快開放的過程中，必然要加快完善對服務貿易領域的法律規范，健全統一規范的服務業市場準入制度，重點鼓勵引進國外服務業的現代化理念、先進的經營管理經驗、技術手段和現代市場運作方式，這既有利于改善我國服務業結構，提高服務業的水平，又可以為制造業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持，進而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投入制造業。例如，加大銀行、保險等行業的開放，與世界著名的基金管理公司、投資公司進行合資合作，加快發展中外合資的會計、律師、投資咨詢等中介機構和中介服務業，將有利于引進國外現代化的管理經驗、管理科學和先進技術，培養熟悉國際慣例和資本運作方式的專門人才。

第三，只要政策得當，適當放寬準入條件，服務業吸收外資的絕對值和比率將明顯提高，可望拉動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較大增加。

4、“西部大優惠”策略，即推出以所得稅優惠為核內容的更加優惠的西部引資政策雖然我國吸收外資的政策已逐步向產業傾斜，但是在對外開放中落伍的中西部地區隨著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勢必加大對外資的需求，對這一地區優惠政策的傾斜仍是不可缺少的。我們不能總是走極端。以往過份強調從沿海向內地的逐級梯度開放，忽略了產業政策。現在一講產業政策，又似乎不能再有地區間的政策差別。我國中西部地區幅員遼闊，農牧資源、礦產資源、旅游資源豐富，人口眾多，市場潛力大，勞動力及土地等生產要素成本相對較低。這些都是吸引外資的有利因素。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穩步推進，中西部地區的交通、通訊、城市建設等硬件設施明顯改觀，投資環境趨于改善，生態建設取得很大進展，特色經濟發展潛力逐步顯現，外商到中西部投資正面臨嶄新的機遇和發展空間。

中西部地區引進外資的潛力很大，當前，重要的是要有真正對外資有吸引力的鼓勵政策。中西部地區除基礎設施、國企改造對跨國公司有吸引力外，其他領域在短時期內還缺乏與沿海地區的競爭條件。因此，一方面，西部地區自身要更加努力。要大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努力改善投資環境。要對那些有資源優勢、競爭優勢的產業應專門制定更加優惠的合資或并購條件，加大引資力度，特別是要大力鼓勵外商投資于老工業基地的改造，發揮老工業基地基礎雄厚、人才聚集的優勢。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國家要在稅收減免特別是所得稅方面出臺一些對中西部地區特別優惠的政策。這兩年中央已經制定了一系列鼓勵各類企業到中西部投資的優惠政策，但這些政策尚不能彌補中西部地區因投資硬環境較差所抵消的吸引力，在吸引外資方面見效并不特別明顯。因此，筆者建議參照改革開放之初中央對特區采取的政策和一些國家開發落后地區的做法，對在中西部（或僅限西部）省份注冊的企業實行企業和個人所得稅的優惠。從國際上和我國沿海地區以往成功的經驗看，這種地區傾斜政策還是有很大的政策效應的，只要能夠做到由國家統一制定政策，對內資外資等各類企業實行國民待遇，既不違反WTO的規則，也不會對中央財力和國內市場經濟秩序造成太大沖擊。

5、“兩頭抓”策略，即既要重視吸引跨國公司來華投資，也要重視吸引發達國家中小企業來華投資；既要加大對發達國家的引資力度，也要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引資力度重視吸引跨國公司和發達國家企業來華投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幾年跨國公司對華投資快速增長，美、日、德、英等發達國家對華投資的比重也有所提高，這既有我國社會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市場潛力巨大等客觀原因，也是各地高度重視主觀努力的結果。但是，現在一些地方不顧本地區的具體情況，一味“抓大放小”，對引進中小企業和發展中國家投資重視的程度明顯不夠，以致“高不成、低不就”的現象很普遍。

其實，根據原外經貿部的外資統計，目前外商對華投資的主要來源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主力仍然是中小企業。2001年，來自發達國家的投資約占全年引資總額的28％，2002年比重略有提高，也僅占不到30％。雖然近些年世界500強的跨國公司中已有400多家來華投資，并且有進一步增長的趨勢，但截至2002年年底，其投資額也僅僅占我國累計實際利用外資總額中的很小比重。這與我國外資來源地大量來自臺港澳地區，以及這些投資項目大多數是中小企業投資項目有很大關系。這是我國區別于一些發展中新興國家引資特點的一個顯著不同。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引資實踐情況分析，下面幾個情況更能說明問題。

一是臺港澳地區和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來的投資項目總是“由小到大”，亦即一開始是一些小企業、小項目先進來（大部分是“三來一補”的出口型項目），之后大的企業才陸續前來投資，但中小企業始終是主力。

二是歐美發達國家一般是“由大到小”，先是跨國公司、大企業進來，現在則是與跨國公司生產配套的中小企業跟進的時候了。以日本為例。2002年日本對華投資項目比上年增長約36%;而合同利用外資和實際利用外資則比上年有所減少,這說明,隨著日本大型企業在華設立生產基地,與之配套的關聯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小規模投資大大增多了。

三是跨國公司和發達國家企業對華投資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特別是一些較大的城市，而中小企業和發展中國家地區的投資則幾乎全國“遍地開花”。

可見，充分重視、研究、分析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中小企業對華投資需求與趨勢，采取有針對性的引資策略和招商方式，吸引這部分企業與資金，對于我國擴大引資規模和提高引資水平，還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