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司法的獨立審判，言論自由也無法真正實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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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報道有局部失實，也必須容忍媒體在行使輿論監(jiān)督過程中的這種輕微損害

□我們都知道，我國的媒體與司法的關系正處于一種極微妙的狀態(tài)。尤其是近幾年，對媒體的起訴不斷增多，使得媒體的監(jiān)督權與司法審判的關系越來越密切。前一段時間，您在華東政法學院有一個與此相關的演講，不知您能否就此深入地闡述一下，給我們講幾個您印象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案例。

■首先要提的就是范志毅訴《東方體育日報》名譽侵權案。我認為這個案件極有歷史意義，因為它在中國司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公眾人物”的名譽權問題。要知道，這是在我們的民法中還沒有出現(xiàn)的詞匯，但是，上海靜安區(qū)法院的法官卻能夠走出這一步，這是非常值得贊賞的。

這個案子大概發(fā)生在2002年底。上海《東方體育日報》刊登了一篇報道，說傳聞在2002年世界杯賽時，范志毅涉嫌賭球。范先生怒不可遏，說他根本沒有這些事，就到法院狀告報紙侵犯了他的名譽權。

通常人會認為，是啊，他如果真的沒有賭球，這樣報道是不對的。但是，法院給出的判決是，范志毅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必須要接受媒體更強有力而嚴格的監(jiān)督。同時，2002年世界杯是中國國家足球隊首次打入世界杯，國足在世界杯上的表現(xiàn)更是各界關注的焦點。此外，《東方體育日報》撰寫的本案所爭議的報道，消息來源并非主觀臆斷，從文章的結(jié)構和內(nèi)容看，旨在調(diào)查的是賭球傳聞是否真實，而非要對范志毅本人造成任何侵害。那么，作為公眾人物的范志毅，即便認為這篇報道指名道姓，有損其名譽，或者報道有局部失實，也必須容忍媒體在行使輿論監(jiān)督過程中的這種輕微損害。

值得一提的是，法院還指出：從表面上看，報道涉及范個人的私事，但這一私事與社會普遍關注的“世界杯”聯(lián)系起來，這一私事就當屬社會公眾利益的一部分。新聞媒體對社會關注的焦點進行調(diào)查，行使輿論監(jiān)督的權利，以期給社會公眾一個明確的說法，并無不當。法院最后的判決是：對范的訴求不予支持。

□這個案件其實就是說：公眾人物名譽權要受到限制？

■當然，如果涉嫌誹謗，還有刑法中的有關條款能夠規(guī)范。這個案子的意義是，是在中國司法史上，第一次提出“公眾人物”的概念。什么是“公眾人物”？它來自于英文publicfigure。在美國，這一概念包括行使公共權力的人，比如我們的官員；包括社會中間非常知名的人士，比如余秋雨先生；包括體育界、影視界明星，比如范志毅；也包括由于本身的原因卷入新聞事件的人，比如饒穎。

不同法律體系的國家都接受‘沙利文案’判決的司法精神，恰恰說明它的普適性

□可是為什么“公眾人物”會沒有名譽權？難道這不是他們?nèi)藱嗟囊徊糠謫幔?/p>

■首先，這樣的人往往握有公共權力，或者言行對于社會公眾具有更大的影響，也比平常人占有更多的公共資源，他們理所應當承受比平常人更多的監(jiān)督和評論。這種監(jiān)督和評論包括針對工作的，也有針對道德的。這是無可厚非的。

其次，我們知道，媒體記者在報道過程中，由于視角、時間以及所能夠采訪到的對象的限制，他只能盡力追求真實，而無法保證每一句話都是真的。我想，在一個現(xiàn)代社會，這也是大家都了解的。新聞，條件是“新”，它不新，就不叫新聞了。就是此時此刻發(fā)生的事情，要保證讓公眾了解。而有時，為了保證這種追求“新”的公眾知情權，記者只能對他所見所聞的觀察作出判斷，而無法要求他像一個偵探或警察一樣，把整個事情調(diào)整透徹，確認無誤后再拿出來發(fā)表。也就是說，要及時迅捷地信息，我們必須容忍記者報道的部分失實。

涉及到公眾人物是否會因此人格受損這一點，我們有必要舉出著名的沙利文訴《紐約時報》案。這是發(fā)生在上個世紀60年代的一起重要的名譽權案。

案情大概是這樣的：1960年3月29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個整版的政治廣告，以聲援南部學生抗議種族隔離政策的示威。但在這個廣告中，有兩段涉及亞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的警察，說警察攜帶手槍和催淚瓦斯，封鎖了校園，關閉食堂，試圖用饑餓迫使學生屈服，等等。

沙利文是誰呢？他本人不是警察，是代表蒙哥馬利市公共事務委員會監(jiān)督警察局的人。因此，他認為這段廣告是對蒙哥馬利市警察的指控，也就是對他本人的指控。同時，他也指出這段廣告中有許多不實的地方，比如沒有封鎖學校和關閉食堂等。因此，他起訴《紐約時報》和廣告刊登人的行為對他本人構成了“誹謗”。

這個官司打了好幾年，具體的過程就不細說了，反正起起伏伏，最后一直打到聯(lián)邦最高法院。判決結(jié)果我們都知道，就是“誹謗”不成立。但這起官司的意義在于，對它的判決，代表了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對公眾人物或官員的名譽權的司法態(tài)度。

這次判決有很多令人心潮澎湃之處：“被上訴人和亞拉巴馬法院都依賴本法院早先的裁決———憲法并不保護誹謗性出版物。但是，本法院沒有任何先例可以支持任何用反誹謗法，限制人們針對官員執(zhí)行公務的行為表達批評意見。”“本法院同時謹慎地指出：‘本院保留和行使權力，以廢除那些在懲治誹謗的偽裝下，侵犯言論自由的法律。’因為，‘公眾人物是公共財富’，‘不得拒絕討論，不得扼殺批評的權利和義務。’”

“關系到公共事務的表達自由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我們曾經(jīng)說過，憲法（對言論）的保障‘之所以被造就，乃是因為：惟確保不受拘束之意見交流，人民要求的社會和政治變革才能因勢而成。’‘政府需遵從民意，變革需遵循合法途徑，為此，我們需要確保自由地進行政治討論的機會———這樣的機會事關國家安危———這是我們體系的一個基本原則。’‘說出自己對整個公共制度的想法，雖然這些想法并不總是帶有完美的品位，這正是美國人的天賦特權。’”

“我們裁定，依據(jù)憲法，不能建立這樣一種規(guī)則：一個指向政府運作的非人格化的抨擊，構成對負責政府運作的官員的個人誹謗。”

……

同時，法院還認定，除非沙利文能夠證明《紐約時報》刊登這則廣告對他本人是有“實際惡意”的，否則就不能認定構成誹謗。什么叫“實際惡意”？就是明知道這條消息是假的，但仍然堅持要發(fā)表。這個舉證責任是由原告完成的。可是你如何去證明記者是否有“實際惡意”呢？你根本沒辦法舉證嘛！

□所以，這個原則一旦確立，意味著取消了公眾人物提起名譽訴訟的可能？

■基本上是這樣。這個案子不僅是美國司法史上的里程碑，它所樹立的原則正漸漸被全世界所接受。比如我就知道，意大利、德國兩國，在裁判類似的案件時，也在判決書里直接吸收了“沙利文案”的司法精神。要知道，這兩國都屬于大陸法系。但不同法律體系的國家都接受這樣的司法精神，恰恰說明它的普適性。

人死了還有沒有名譽權？

□在我們國家，似乎這種公眾人物或官員提起名譽權訴訟的官司特別多。

■對，尤其是最近幾年。大家都知道有“名譽權”了，所以都要去法院主張名譽權。其中有好的判例，也有特別荒唐的判例。我先講幾個荒唐的吧。

其中一個是大家比較了解的陳永貴遺孀訴吳思案。除了“公眾人物”原則外，這里涉及到一個原則：死人有沒有名譽權？我認為應該是沒有的。你活著，我罵了你，你痛苦；可是你死了，我怎么罵你，你都不會痛苦了，因為你不存在了。但是，中國又有極特殊的家族文化，就是敬祖，極重視家族、血脈啊什么的。往往兩個同姓的人見面，還要攀一攀，看500年前是不是一家（笑）。

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臺灣有個著名的“誹韓案”。有一個刊物發(fā)表了一篇文章，說唐代著名作家韓愈生活不檢點等等。然后，就有一個姓韓的先生起訴了這家刊物，說是侵犯了他爺爺?shù)臓敔數(shù)臓敔數(shù)摹凑呛枚噍呑孀诘拿u權。結(jié)果，法院還判了侵權成立。現(xiàn)在，這起判例成了臺灣司法界的一個笑柄，大家沒事兒就拿出來說說。

我們中國是有這種家族文化的，但對于“祖宗”的名譽權是否應該保護，應該如何保護，我覺得還應該再研究。

不過，陳永貴的案子主要不是這個問題。陳永貴生前就是公眾人物，就是行使公共權力的人，理應受到監(jiān)督，或者說，就必須承受大家的東說西說。何況，吳思只是把陳永貴在歷史上的一個事實陳述出來了，而且這件事是有確鑿根據(jù)的。結(jié)果，法院最后還是判吳思侵權成立。

類似還有，魯迅的兒子周海嬰為父親的肖像權到處起訴。在中國，魯迅已經(jīng)不是他們家的私有財產(chǎn)了，他已經(jīng)是個符號，是公眾人物、公共財產(chǎn)，魯迅的文章進教材，登魯迅的畫像，都不應算侵權。你怎么能說：我出版一本《魯迅傳》，封面上用了魯迅的照片，就侵犯了他的肖像權呢？

□如果可以這樣算，偉人的后代不用干別的了，到全國各處去找哪里用了他們祖宗的照片就可以生活了。

■呵呵。是啊。

對于法庭審理的案件，公眾有沒有知情權，有沒有監(jiān)督權？

□在實際生活中，新聞界與法院、法官也經(jīng)常意見“對立”。這二者應當是個什么關系呢？

■有一個案子，應該是1998年的事。《新疆商報》發(fā)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這筆惡債是如何栽到國企身上的》，主要講一起建筑糾紛，因法院的違法辦案導致新疆建筑總公司無端背上了172萬元的債務。但是，文章見報后，《新疆商報》卻被這個案件的主審法官起訴了，因為在文章里，對主審法官的人格、品質(zhì)、道德等進行了一些評論，法官認為他的名譽權受到了侵害。

這個案子比較有意思的是，被輿論監(jiān)督的這個“個案”被糾正了，但媒體卻被法官告倒了，認定侵權成立。當然，不是在這個法官所在法院審理的。

這里面涉及到一個問題：法官是什么人？是代表大眾主張社會正義的人。何況，在前一段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草案）》里規(guī)定，法官可是公務員啊（笑）！那也是行使公共權力的人。這就是“公眾人物”啊！一個主張社會正義的人的品質(zhì)和道德，是不是應該受監(jiān)督呢？他的學識、判案水平和修養(yǎng)應不應該有個標準呢？為什么不能對此加以評論？更何況，后來錯判被糾正已經(jīng)表明，報道的內(nèi)容或者方向并沒有錯啊。

□但是，在這類報道中，也許對于一些過于個人隱私的事情不應披露，比如：包二奶……

■不，我認為公務員不能“包二奶”（笑）。這的確是在監(jiān)督的范圍之內(nèi)。行使公共權力的人，必然要有道德上的要求，因為他的行為風范對于社會是有影響的。但是，比如對于孩子的教育方法是否妥當、結(jié)婚之前曾經(jīng)跟誰談過戀愛之類，應該有所保留。

此外，這類評論里通常會有一些比較情緒化的用詞，這方面媒體當然要特別注意。但法院也不能因為使用了一些情緒化的用語，就認定侵權。這里面的界定非常微妙。你的名譽是否受到損害，其實不是由報道中是否使用了情緒化的用語決定的，而是由報道中列舉的行為是否惡劣決定的。那么，又回到報道是否真實、是否出于“實際惡意”上來。

話說回來，對于法庭審理的案件，公眾有沒有知情權，有沒有監(jiān)督權？毫無疑問是有的。這種權利最直接的表現(xiàn)方式，就是在大眾媒體上發(fā)表評論。如果你堅信自己的判決是正確的，是代表社會正義的，讓人家評論去唄，怕什么呀？但我們現(xiàn)在的法院的確很怕記者、怕媒體。我和法院的朋友在一起時，常聽他們說：防火防盜防記者（笑）。

這種“怕”有時到了什么程序呢？比如2003年，廣東省高院居然發(fā)了一個紅頭文件，公開封殺6名記者在廣東三級法院一年的采訪權。理由是：這6名記者“法院未判，記者先判”，嚴重影響了法院的正常審判秩序。

這次封殺是依據(jù)此前半年，廣東省有關方面和省高級法院聯(lián)合下發(fā)的《關于規(guī)范采訪報道法院審判案件活動的若干規(guī)定》作出的。其主要內(nèi)容為：“依法公開審理、尚未宣判的案件，記者可以旁聽，但不得進行采訪報道”；“已經(jīng)公開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訪報道，但必須實事求是，客觀公正，并且不得作出與法院裁判內(nèi)容相反的評論”；“省級以上（含省級）新聞單位采訪各中級法院和基層法院的審判活動，必須經(jīng)省法院新聞辦公室審查批準”，等等。

我一開始根本不能相信這是一省之高院作出的規(guī)定。它有什么權力規(guī)定記者可不可以采訪、如何采訪、如何評論？又是依據(jù)哪條法律作出這樣的“規(guī)定”？表面上看，似乎法院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但實際上，一個機構自己制定規(guī)則，同時又自己解釋規(guī)則并作出處罰，這種權力本身就失去了制約。法院只能按照立法機關所制定的規(guī)則對于各種違法行為作出判決。如果涉及到法院與傳媒之間的關系，因為事關司法獨立以及言論自由等重大的憲政問題，是需要國家通過基本法來調(diào)整的，而不是一家地方法院就能夠決定的。我們試問，如果這6名被封殺的記者對此不服，他們應該到哪里去說理呢？去起訴廣東省高院嗎？

□可幾乎各地的法院都有類似的規(guī)定。據(jù)我所知，到陜西省各級人民法院采訪，需要持最高人民法院新聞辦公室的介紹信，這也是下發(fā)三級法院的紅頭文件。可最高人民法院既不管我們，也不管他們，憑什么開具介紹信呢？這種規(guī)定，實際上就是不允許記者采訪的規(guī)定嗎！

■我想，這也是“中國特色”吧。事實上，就內(nèi)在性質(zhì)而言，司法與媒體本身確是對立的：媒體往往是一時一地民眾情緒的傳聲筒，它就是情緒的、不夠?qū)徤鞯模瑫r又是多元化多變性的；而司法則是代表普遍的社會正義，它是理性的，審慎的，嚴格依照法律的。但不能因為這樣，法院就可以單方面剝奪大眾的知情權，這完全違背了肖揚院長上任之初即不斷強調(diào)的審判公開的法律準則。所謂審判公開，決不僅僅是指對當事人及其親屬公開，更包括一般公眾有權獲得與審判相關的信息（涉及個人隱私和國家機密的例外），獲取的途徑有兩條：自由到法院旁聽，或通過媒體及時而全面的報道。

從法院自身看，不允許媒體報道也是不明智的。當法庭上雙方的證據(jù)、各自的論辯都被公開地展現(xiàn)在更廣泛的公眾面前時，那種試圖干預司法獨立、謀求法外利益的力量就會受到來自輿論的抑制———有關事實和證據(jù)，“地球人都知道了”，誰還敢明火執(zhí)杖地枉法裁判？

再說對已宣判的案件，“不得作出與法院裁判內(nèi)容相反的評論”。法院判決不等于是真理，憑什么不允許批評？即便是真理，如果這么害怕批評，那樣的“真理”也太脆弱了。略有憲法意識的人都會清楚，憲法中規(guī)定的言論自由決不是規(guī)定公民只有說“正確的話”的自由，或者只能說“官方許可說的話”的自由。相反，言論自由最重要的價值，恰好是讓那些為流俗或權貴所不喜甚至憎恨的言論得以自由地表達。歷史一再證明，推動社會變革的最重要的動力，往往都是批評，而不是頌揚。

中國法官在判決里確立了兩個“閃光”的原則

□我們國家有沒有這樣構成“動力”的判決呢？

■當然有。一個就是大家都知道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的那個官司。《北京文學》的編輯肖夏林寫了一篇文章，叫《文化中的文化》，評論了文化界的一些現(xiàn)象，但主要是批評余秋雨，說他沽名釣譽，不像個學者。比如，他在深圳時發(fā)表了一番評論，說深圳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是中國文化的橋頭堡，將來會出現(xiàn)中國文化的深圳學派，云云。肖夏林在文章里指出，余先生這樣說不是偶然的，而是因為深圳市政府送了他一套豪宅。余先生看了之后就開始了訴訟。

我看了最后的判決非常激動。這是北京市東城區(qū)人民法院判的。三位法官，即審判長楊瑞玲、審判員趙式潔和陳家忠，他們在判決里進行了非常詳細的推理，告訴本案當事人，余秋雨得到深圳市贈送豪宅一事是不是肖夏林本人捏造的，是至關重要的。而肖夏林所提供的證據(jù)表明，在那段時間，北京學界、文化界確實都在傳說余秋雨先生得了深圳的一套房子。法官采信了這一證據(jù)，認定肖夏林所述并非捕風捉影。

同時，法官們也認為，肖夏林的文章盡管有沒有核實有關事實的缺陷，但是基本上仍屬于文化評論的范疇，不會使得原告人的社會評價降低，也不能認為具有貶低損害原告人名譽的性質(zhì)。所以，余秋雨先生敗訴了。

當然，一個人在寫文章的時候，必須認真核對事實，但這種核對的要求不能超出合理的限度，不能超出個人的能力。當他所述的是一段時間內(nèi)很大一部分人都信以為真的事實，而依靠作者本人的能力又無法核實，就不能認定他是“實際惡意”。

還有一個更有標本意義、更讓人感到欣喜的判決，就是廣州市華僑房屋開發(fā)公司訴《中國改革》雜志社一案。雜志刊登了一篇報道，揭露華僑公司這個國有企業(yè)在內(nèi)部管理方面存在嚴重問題，導致國有資產(chǎn)大量流失。華僑公司認為報道不屬實，有損其名譽，并影響了他們的效益。但是，法院最終判決：華僑公司敗訴。

審理該案的三位法官的名字是巫國平、伍雙麗和郭越，他們在判決里確立了兩個“閃光”的原則。一個叫“合理信息來源”原則。就是只要記者所依據(jù)作出判斷的信息來源是合理的，即便有瑕疵，也不應算失實。《中國改革》上的這篇報道的消息來源是企業(yè)的年度報表、廣東當?shù)貓蠹埖膬?nèi)參以及對一些知情人的訪問。這些消息來源是合理的，而且從記者角度看，也是可信的。如果是因為企業(yè)報表上的錯誤，導致記者作出了企業(yè)認為的不正確的判斷，那也是你的企業(yè)報表的問題。法官說，你不可能要求記者變成一個科學家、一個偵探，永遠偵查下去。

第二個原則是“公正評論”原則。即媒體所做評論是否侵權，取決于他的目標是什么。法院的判決書里說，固然這些評論里有個別字眼有些情緒化，但報道的最終目標是為了維護國有企業(yè)的利益，為了維護每一個國企員工的利益。所以，這樣的評論對國家是有價值的，不應被認為構成侵權。

□這兩條原則看起來和“沙利文案”所闡釋的司法精神差不多。

■對。但這個案子還有一個背景，就是發(fā)生在“郎顧”爭論時期。我認為，當時那種對國有企業(yè)、國有資產(chǎn)的廣泛關注，對這起案子的判決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當然，判決出來以后，司法界和新聞界的贊賞都很多。因為這對輿論監(jiān)督和言論自由起了非常大的鼓勵作用。從這個案例，我們可以看出，司法對維護憲法和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有多大，我們的法官們也在探索著如何維護言論自由。

依據(jù)健全理性不會信以為真的言辭，不構成名譽侵權

□您認為，這類案例最有價值的意義就在于此？

■是的。言論自由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啊！法院或法官在審這類案子時，不能自覺地就把民法和憲法割裂開，狹隘地說：沒錯啊，這就是民法啊，這就是名譽權問題啊。法官在審案時，首先要維護的，是憲法的尊嚴。

這方面我有一個印象很深的案例，是2000年的恒升電腦訴王洪侵權案。這個叫王洪的小伙子買了臺恒升筆記本，但是毛病不斷。他就去找電腦公司要求退貨。公司說：不能退，只能修。于是王洪就同意修，但公司又說：你自己加了內(nèi)存，已經(jīng)不在保修范圍了，修還要再交錢。王洪說：加了內(nèi)存不會影響其他性能，比如噪音大啊什么的，為什么不能保修？結(jié)果，電腦公司就是不給保修，小伙子年輕氣盛，就在網(wǎng)上貼了“大字報”《請看我買恒升筆記本電腦上大當?shù)慕?jīng)過》。在這篇文章里，他很憤怒地把恒升筆記本電腦說成是“垃圾”、“豆腐渣”，號召大家都不要買，引來很多跟帖。后來，恒升公司就把王洪起訴了，法院也判決侵權成立，要賠恒升公司50萬元人民幣，兩家轉(zhuǎn)載章的媒體各賠將近25萬元。二審的結(jié)論基本相同，但王洪的賠償款減到9萬元。

法院判決依據(jù)的法條是《民法通則》第120條，該條規(guī)定：法人的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可以像自然人那樣，“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并可以要求賠償損失”。

但是，我們不能只看到《民法通則》。我們還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其中第6條規(guī)定：“國家鼓勵、支持一切組織和個人對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進行社會監(jiān)督。大眾傳播媒介應當做好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宣傳，對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進行輿論監(jiān)督。”

同時，我們還有憲法第35條：公民享有新聞出版、言論方面的自由。

那么，法院在審理這類案子時，就不能只看到民法，而看不到其他。不能只看到電腦公司的名譽權受民法保護，也要看到消費者批評企業(yè)的權利也是受法律保護的，公民的言論表達自由是受憲法保護的。如何在這三者中找到平衡，需要細致的考量。

我讀過王洪的文章，覺得一審判決書說他“未能客觀全面地介紹恒升集團對其產(chǎn)品的售后服務過程”是不合理的，這本來是恒升公司的義務，而非消費者的義務，何況，你怎能要求一個沒有從企業(yè)那里得到服務的消費者，“客觀全面”地娓娓道來呢？

判決書還認為，王洪使用了“侮辱性語言”，比如稱其產(chǎn)品為“垃圾”之類的，“損害了恒升集團的名譽”。那么，如果稱某個股票為“垃圾股”，該公司和股東是不是也應提起訴訟呢？再比如，球迷們在賽場舉著橫幅，公然稱我們的甲A是“假A聯(lián)賽”或“假極聯(lián)賽”，這算不算“侮辱性語言”呢？

其實，稍有理性的人都看得出，這種情感強烈的“氣話”并不具有真正的說服力。企業(yè)也好，法院也好，都不應低估了人們的判斷力。我認為這里面包含了一個名譽權案件重要法理定律：依據(jù)健全理性不會信以為真的言辭，不構成名譽侵權。

□而且，這個宣判過后，會使消費者對此類事情噤若寒蟬。無論50萬，還是9萬，對個人來說，都不是小數(shù)目。

■這就涉及到合理的司法引導問題。法官應該想到，一個訴訟也可能影響到?jīng)]有介入到訴訟中的人。它會產(chǎn)生一種連鎖反應，就是以后誰也不敢隨便發(fā)表對一個企業(yè)的批評。我們更應認識到，與企業(yè)利益相比，消費者常常是孤軍奮戰(zhàn)的，是弱者；與企業(yè)或個人的名譽權相比，言論自由、表達自由這樣的基本公民權利，顯然是一種更高位階的權利。這類基本權利的維護不僅僅讓民眾受益，更有利于推進我們的經(jīng)濟發(fā)展，保持社會穩(wěn)定，增進官場以及企業(yè)的清廉。我們不能通過法院判決，讓大家對自由表達產(chǎn)生恐懼。那樣的話，我們每天看到的，就是GDP多少啊，哪里的先進啊，什么人是典型啊，那有什么意義嗎？

我們不能只享受言論自由的好處，而不承受其代價

□言論自由當然很重要，但現(xiàn)在司法界和律師界有一個觀點，認為過多的言論會干預司法公正。如何在二者之間掌握一個平衡點呢？

■這的確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有些人認為，媒體說三道四，或者報紙每天登的都是黑暗啊，腐敗啊什么的，對整個社會的人的心態(tài)有非常不好的影響。但是，托克維爾講，我們不能只享受言論自由的好處，而不承受其代價。如果那樣，你會發(fā)現(xiàn)，你邁出的第一步已經(jīng)跨到專制里去了。你要享受言論自由的好處，就必須忍受公眾人物被說三道四，就必須忍受對官員、對政府、對司法的評論。這樣做的好處是什么？是人民能夠發(fā)出聲音，能將大的社會動蕩消解于小的言論沖突中，能在官員腐敗還處于萌芽期時就挽救他，能在政府試圖掩飾什么時加以揭露，從而使我們的社會和國家更好。當然，這也是對每一個公民作為個人的尊重——人活著就是要說自己想說的話啊！

一位思想家說過一段話來形容言論自由可能的“代價”：我們的社會間經(jīng)常出現(xiàn)這種局部的動蕩，它是我們和諧的人類社會的一部分，正好比暴風雨是和諧的自然的一部分，我們不可以想像一個美好的民主社會里居然沒有這樣局部的動蕩。

如果要我說，言論自由對一個民主社會來說是根本性的。即便司法也應該這樣。所有的判決書都應該在網(wǎng)上全文公布，所有的案卷都應該可供查閱，除非法律明確規(guī)定的特殊情況，所有審判都應公開，旁聽者有權利作記錄（我們的法庭居然不允許作記錄？！），所有的政府部門、官員和公眾人物都應該做好隨時被人評說的準備。因為：只有你讓人民擁有更多監(jiān)督的權利，才會顯示政府的信心，才會讓政府更有聲望，有更大的能力和動員力來使一個國家向前邁進，讓經(jīng)濟得到有序的發(fā)展，讓社會穩(wěn)定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證。但是，不讓人民說話，永遠獲得不了這些。

當然，要實現(xiàn)這樣一種境界，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比如傳媒從業(yè)人員的素質(zhì)、司法從業(yè)人員的素質(zhì)，都有待提高。比如我們的司法體制的變革，還有培養(yǎng)行使公共權力的人的觀念和思維習慣。

□我看過您的一句話，講如何保證司法獨立和公正———在較低層面上，使司法官員無所畏懼；在較高層面上，讓司法官員向往尊榮。我覺得，這其實也是對掌握社會公器的媒體人士的要求。

■對。說到底，這二者是同質(zhì)的。一個國家沒有言論自由，對司法沒有實行有效的監(jiān)督，司法不可能表現(xiàn)良好；另一方面，沒有司法的獨立審判，言論自由也無法真正實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