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空間的閱讀與主體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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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類的文明史也是一部閱讀史，隨著人類文明的演進，閱讀由群體到私人再逐漸走向公共。公共文化空間中的閱讀是物質、精神、社會三層意義的結合體，它促進公眾的社會交往與科學文化素質提升，并最終形成一個國家的公共精神與群體認同。編輯主體價值在其中的作用沒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凸顯。編輯由單一的閱讀資源提供者轉變為閱讀資源提供者與閱讀推廣踐行者的結合體，在公共性閱讀領域，通過優化閱讀資源、共建文化空間、數字賦能融入日常生活三個方面發揮著自身獨特價值。

［關鍵詞］公共文化空間；閱讀推廣；編輯主體；全民閱讀；分眾出版傳播；公共服務

公共服務思想來自西方，我國學界關于公共服務的研究相對較晚。隨著美國學者羅伯特·B.登哈特、珍妮特·V.登哈特將“新公共服務”理論進一步系統化，目前，公共服務主要是指為彌補市場不足而由以政府等公共部門為主提供的滿足社會公共需求、供全體公民共同消費與平等享用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公共服務事業的總需求呈現不斷上升趨勢，帶來人們對于更美好生活的渴望。其中，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占比越來越大，而閱讀是人們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化需求之一。閱讀本身具有無所不在性，其可嵌入一切有需要的空間。如今在“互聯網+”的助力下，一切都數字化、數據化并且可視化，人、空間、信息、內容、知識更加便捷地連接起來，閱讀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公共文化空間中的閱讀在人們精神塑造和社會關系結構中具有重要作用，通過建立合理的公共閱讀空間，實現公眾的社會交往從而獲得精神需求上的滿足，最終形成一個城市甚至一個國家的公共精神與群體認同。在積極推進全民閱讀與建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背景下，政府、企業、社會組織或個人創辦了包括圖書館、獨立書店、社區書屋、鄉村書屋等為公眾提供知識服務的開放空間和場所，也通過電子書、有聲書、人工智能、虛擬現實（VR）等形式延伸公共文化空間，把閱讀與博物館、地鐵車廂、公交車站等諸多公共空間連接起來。與此同時，我國文化需求和文化供給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突出，存在公共文化空間高水平建設相對缺乏，城鄉、區域公共文化空間發展的差距較大，基層文化設施利用不充分，文化服務效能低下等問題。出版業是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本身具有公共性，在傳承文明、培育民族精神、提高公民素質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而編輯人才是出版業的第一資源，出版內容的發現、挖掘、創新、再造，高度依賴智力資源，依托于強有力、高精尖的出版人才隊伍。出版業需要編輯，公共文化空間的建設同樣需要編輯。公共文化空間不能成為一個精巧的物質外殼，而要提升其內涵，發揮閱讀的內核作用，真正滿足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一個文化強國必然是一個全民閱讀高度發達的國家。編輯作為閱讀內容生產和閱讀推廣的主體，在公共文化空間的閱讀建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應凸顯自身主體價值，更好地服務人們生活，提升國民閱讀力。

一、由群體到私人再逐漸走向公共的閱讀

“公共性”是政府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集中體現在行政主體即政府部門的公共性，管理手段即公共權力的公共性，價值觀即公平、正義、民主等價值的公共性，管理目標即公共利益的公共性［1］。公共文化空間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公共性。因此，在公共文化空間中開展閱讀活動也具備一定的公共性，屬于公共活動。漫長的人類文明史也是一部人類閱讀史，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閱讀的功能、形態也發生著變化。在中世紀，由于書籍和閱讀能力的稀缺，以聽為讀的群體閱讀是閱讀的主要形式，聽書已成為社會傳統，修道院、大學、集市等公共場所成為公共閱讀的空間，民眾聽書大多為滿足自我社交、消費知識等需要，此時的閱讀成為公共體形式與私人化目的的結合體。而隨著人文主義和印刷業的興起，私人閱讀成為主流，默讀取代了朗讀，泛讀取代了精讀。此后在社會變革的背景下，報刊、小冊子成為公共輿論的載體，閱讀衍生出新的具備公共性的信息傳播功能。2006年起，我國開始了全國范圍內自上而下的全民閱讀推廣活動，推進以閱讀活動為媒介、公共閱讀空間為載體的新型互動參與模式［2］。與中世紀的群體閱讀不同，如今的閱讀真正帶有公共性色彩，不僅面向社會全體人員，追求雙向甚至多向的交流共享，而且具有公益性質，一定程度上承擔著社會治理的功能。公共文化空間中的閱讀對于公共人格的養成具有重要意義。人格是個人一系列鮮明的品質特征，是由社會和文化共同塑造的，公共人格是公共領域自由交往的保證，其核心在于人們要將自我利益和欲望懸置起來［3］。社交媒體時代，人們在虛擬世界中，以虛擬互動代替了現實交往。尤其在城市中，一個人可能與遠在千里之外的網友稱兄道弟，卻對左鄰右舍一無所知。社交媒體以熟人圈子為基礎的交往邏輯雖然基本滿足了大多數人的信息需求，但也削弱了公共生活體驗。它在具有參與、互動、分享等特征的同時，以表情包、網絡語言等方式為用戶提供自我保護的屏障，使得用戶成為被動、沉默的觀察者。人的閱讀是需要指導和訓練的，公共性閱讀通過公共的討論來展開閱讀所能延展的內容，提升人們閱讀的經驗和品質，從而幫助讀者從私密的閱讀空間中獲得更大的擴展空間。閱讀固然可以變成私密的生活，但只有將閱讀變成公共空間的討論話題，積極地展開對于相關問題的思考，人們才能找到持續閱讀的動力，培養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

二、編輯主體之于公共性閱讀的意義

從內涵看，編輯主體是指在編輯實踐活動中具有自主性、創造性和能動性的人；從外延看，編輯主體包括所有以規劃、設計、組織精神文化生產和以鑒別、選擇、優化精神文化成果為手段，以傳播、積累、發展精神文化成果為目的，而在著作者和視聽者之間進行社會文化實踐活動的人［4］。公共文化空間中的閱讀，編輯依舊“隱身幕后”，但編輯活動早已不是簡單的勞作，編輯主體由單一的閱讀資源提供者轉變為閱讀資源提供者與閱讀推廣踐行者的結合體。一是策劃者與發起者。隨著自媒體的出現，人們可以在網絡空間中自由發聲、分享創作、互動交流，“公民編輯”的把關作用似乎稀釋了編輯的專業性，實際上編輯的作用不可能弱化，反而得以強化與升級。簡單低級的機械式重復勞作，終將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編輯活動升級為基于公共需要的宏觀布局與創意投入，廣泛挖掘“為人作嫁”的創意空間［5］。出版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文化創造過程，創造性是編輯主體性發揮的不竭動力，編輯在社會文化傳播過程中，按照社會需求推動文化產品生產的過程，是社會文化傳播活動的源頭。如全民閱讀活動不僅是培養大眾閱讀習慣的途徑，也是政府引導大眾閱讀的方法，要加強科普類、愛國教育類、經典閱讀類、地方特色類圖書出版，把公共性閱讀放在大眾科學文化素質提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國家文化軟實力增強的大背景中來觀照。二是引導者與規約者。編輯主體在社會文化傳播過程中，按照社會對精神產品的需求，對社會精神文化進行的選擇，是一種文化創新，更是一種文化增值，目的在于實現社會文化結構的最優化［6］。因此，不僅要從工具性層面看待編輯的作用，更要在文化建構的大背景下來重新認識編輯的主體性，編輯是文化建構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對社會文化傳播體系的建設與發展起到重要作用［7］。編輯活動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其工作對象是文化，服務對象是人。在向融媒體發展過程中，人作為交往主體的地位和作用比傳統媒體時期更為明顯和突出［8］。編輯打破以往高高在上的文化地位，而作為與讀者平等的主體，作為讀者的知心朋友與可信賴的伙伴，參與到公共性閱讀中來，成為最具有積極性的主體，通過指導、規范人們在公共文化空間中的閱讀行為，培養人們的閱讀品位。公共性閱讀對編輯的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編輯的價值也隨之更加凸顯。

三、閱讀推廣活動中編輯主體性的提升策略

（一）以業為精，優化閱讀資源

與以往閱讀資源稀缺而造成人們精神空間貧瘠的情況不同，如今是各式圖書如潮水般涌現、文化資源大爆發的時代，但人們依舊面臨“無書可讀”與精神空虛的狀態。置身于宏大規模的文化資源中，漂浮于信息的汪洋大海上，缺少識別與判斷能力的人們往往隨波逐流。此時，編輯的作用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彰顯——編輯要發揮主體性，扮演好“領讀人”的角色。深入了解市場動態，把握受眾心理，以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為依托，積極策劃出版暢銷書和各類科普讀物，同時要努力推出常銷書。不是所有暢銷書都可以變成常銷書，在媒體宣傳因素之外，圖書本身的內容質量是書籍常銷之密碼。要實現出版業的長久發展，還是要走文化建構之路，不能僅僅追求一時的市場利益，因此編輯要致力于研制、推廣國民基礎閱讀書目，為人們提供優質的精神食糧。從全局看，這有利于構建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同時，編輯要有分眾出版傳播理念，從受眾實際需求出發，提供優質閱讀資源。其中，尤其要注意青少年閱讀資源的提供，編輯要成為家長最好的協助者，為中小學生提供教材之外的課外閱讀資源，在書店、圖書館、閱讀角開辟中小學生閱讀專區，并引導家長參與到孩子的閱讀中來，引導青少年從小養成閱讀經典的習慣。從區域來看，城鄉區域發展差異大，編輯要關注農村閱讀資源的質量與獲得的便捷性問題。同時，不要忽視伴隨著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極具時代特征的群體——成長于縣城空間的青年群體。他們處于文化的“縫隙”之中，受到城市文化的強烈沖擊，無法完全適應鄉村的傳統文化，時常處于一種文化上的無所適從之中［9］。因此，編輯要關注小鎮青年的成長，為其打造可以撫慰精神的公共文化空間，并根據他們的具體需求提供適合其審美需求、促進其身心健康成長的優質內容。

（二）以人為本，共建文化空間

文化實踐生產出文化空間，人是文化空間的主體，有形的物質文化建筑包含著諸多無形的精神文化活動。列斐伏爾指出，文化空間應該包含物質空間、精神空間和社會空間三個層面。對于空間的研究，必須揭示出物質、精神和社會三個領域的理論統一性［10］。就公共文化空間而言，物質空間是人們集合的地理空間含義，精神空間是凝結其中的公共精神與公共意識，社會空間是人們交往連接的場所。公共文化空間建設中，要以人為本，注重這三個維度的功能滿足。編輯在其中要發揮主體性價值，既要參與社區書店、流動圖書館、鄉村書屋的文化活動，以及讀書節、“圖書漂流”、換書大會等公共閱讀活動，在現場互動中傳遞人文價值，又要利用好出版社空間，承接、組織、參與各種城市公益性文化活動，在全社會營造濃郁的閱讀氛圍，如在出版社布置展覽或組織開放性參觀活動，將出版社打造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地標等。目前城市公共文化空間融合發展趨勢明顯，多種文化空間功能相互補充，閱讀空間業務的混搭和功能的復合，增強了閱讀服務便利性和文化資源的利用率，進一步滿足人們的多元需求。圖書館的文化共享空間以分散化的小型公共圖書館為重點，拓展了社區書屋、農家書屋、流動圖書館等文化空間，努力實現公共閱讀資源的下沉。同時，人們對公共文化空間的需求表現為對大量復合式功能的需求。以“咖啡+文創+圖書+電影”為主的獨立書店成為城市公共文化空間的新坐標，它們既是以利益為導向的商業空間，又是兼顧公共利益的公共文化空間。如何防止獨立書店成為販賣文創產品的商業場所，如何避免圖書淪為商業空間的附庸？這些問題需要編輯給出專業指導與建議。此外，加強對一些特殊閱讀空間的利用，如以地鐵車廂、公交車站為代表的城市通勤場所，促使人們在短暫的停留之中獲得片刻的休憩，賦能、激活這些空間的文化屬性，為疲于奔波的人們提供精神食糧，可以有效提高人們生活幸福感。對于城市公共文化空間，要重視其質量與便利程度，而對于農村公共文化空間，要重視其充實程度，不僅是物質空間和閱讀資源的數量到位，更要關注閱讀資源的適配性、文化活動舉辦的豐富性。各類公共文化空間匯集在一起，相互補充、相互融合，形成了以人為本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以“數”為媒，融入日常生活

斯科特·麥夸爾在《地理媒介：網絡化城市與公共空間的未來》一書中提到“移動和植入式媒介設備連同被擴展后的各類數字網絡，將城市重造為媒介內容與網絡連接‘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媒介空間”［11］，并且“數字網絡的分散特點意味著可以獲取并整合多重的信息輸入，這使得城市居民可以重新定義城市空間的文化氛圍，‘參與式公共空間’的理想在實踐中顯得更為重要”［12］。數字時代的到來本身是技術的進步，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機遇，其危機往往存在于人們對它的理解與使用偏差上。編輯的作用在數字時代沒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強化，編輯要加強自身技術能力，不能缺位于互聯網之中。在算法的篩選下，編輯是保證媒體公共性內容和提升網絡空間公共性意識的重要助力，否則商業化、娛樂化的內容將會充斥人們的日常生活，損害并消耗人們的精神世界。隨著新技術的快速發展，圈層化、社群化日益顯現，分眾出版傳播必將更加重要，編輯要深刻認識與理解用戶行為。一方面，借助5G、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分析用戶數據，并根據用戶愛好、興趣等進行分群分組，同時對傳播內容進行分類，實現精準傳播。另一方面，文化空間需要通過數字技術手段，采取數字化公共文化服務模式，從而賦能用戶更多創新性文化體驗。編輯要依照分眾出版傳播理念和場景適配原則，將公共性閱讀與文化服務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營造濃郁的閱讀學習氛圍，進一步建構全民閱讀、書香社會的傳媒生態。

作者：陳潔 陳企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