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暴力與大學語文教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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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代語言暴力現象

在語言哲學的引導下，“泛語言化”一度成為世界學術潮流最引人注目的特色，對語言的審視和分析曾經幾乎成為文學批評的全部，文學和語言被認為存在著本體意義上的血緣關系，“語言是存在的家，在其家中住著人，那些思者以及那些用詞創作的人，是這個家的看家人”（海德格爾）。“我們正在與語言搏斗,我們已經卷入與語言的搏斗中”“想象一種語言就是想象一種生活方式”（維特根斯坦）。然而，在與語言“搏斗”的過程中，在“存在的家”里，語言的“看家人”，擁有語言的無上權力、在語言肆意擴張的同時，卻已然發動了“家庭暴力”。在當代文學中，語言的“看家人”對于曾經被頂禮膜拜奉為至尊的語言恣意踐踏，對于各種語言暴力現象熟視無睹甚至助紂為虐。語言暴力現象在物質文明日趨發達精神文明日益匱乏的當今中國社會轉型期表現得愈加顯著。復雜多元的社會狀態、市場化浪潮、全球化媒體、網絡化環境等等刺激當下文學語言更加世俗，文學的大眾化、藝術形式的多樣化、作家地位的平民化導致各種粗制濫造、迎合大眾低劣趣味的文本大行其道，其突出特征即是作為語言藝術形式的文學作品充斥暴力語言。文學語言的暴力現象還表現在文學批評活動之中。文學批評轉向大眾傳媒，文化批評取代文學批評成為批評主流，文化批評與媒體與娛樂聯姻導致泛批評偽批評盛行，以媚俗為目的的各種謾罵、感官刺激、搞怪搞笑的語言暴力代替了理性的批判。中國傳統文學語言向來秉承的是儒家“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的和諧精神，尤其是代表中國傳統文學主要形式的古典詩歌及詩話，所體現的更是語言非暴力傳統。詩化的漢語言文學，“和而不同”的詩論充分體現中華文化的和諧精神，儒家倡導“不學詩無以言”的詩教傳統對于歷代建構文明和諧的社會生活語言具有根本性的引導作用。即使是最具暴力的《水滸傳》，其暴力色彩的語詞不過是“灑家”“鳥”“鳥人”“撮鳥”“直娘賊”等等。雖然中國文人有罵人的習慣，孔子罵過人，魯迅也罵過人。但魯迅也說過“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過程中，作家們也普遍在自己的作品中努力避免暴力因素，在文學語言表達突破中尋求和諧的個性的語言之美。即使是充滿火藥味的白話文運動、新時期文學論爭等等，也是體現了理性批判精神的和諧論爭。新時期文學朦朧詩人北島的詩句“我只他媽的喊了一聲，胡子就長了出來”，因為國罵入詩當時曾引起很大的爭議，這跟當今“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某些“詩人”相比，與今天的國罵相比，完全是小巫見大巫了。當今，語言暴力是文學謀求陌生化的必然手段還是失語后的瘋狂？語言暴力是對文學的結構抑或解構？文學語言的暴力傾向對于社會的意義何在？中國文學傳統的詩意美和諧美正面臨極大的挑戰，其實質也正是當代文學衰退的表現之一。其充分體現了以表意為特點的漢字文化向西方以語音為中心的邏各斯主義的徹底倒戈。西方語言藝術尤其是現代文學后現代文學更相信語音的力量，更多的是體現口語化特點，傾向于還原現實生活語言的暴力特性。而代表中國當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一些典型作家如王小波、余華、莫言、王朔等人，莫不是向西方現代文學后現代文學的模仿，其文學語言風格方面亦不可避免地體現出口語化暴力化特點。而漢語具有西方表音文字迥然不同的特點。漢語是視覺的，是感性的，是文人的小眾的。西語是拼音文字，是聽覺的，是抽象概念的，是大眾的，所以脫口秀在西方很發達。文人的小眾的漢字是意象的漢字、引人遐想的文字、詩意的浪漫的文字、反暴力的文字，如戈止為武，以手取月為有。作為表意文字代表的漢字本身比語音文字更具和諧文化意味。漢語表達長期以來一直嚴格區別為書面語與口頭語，尤其是書面語被嚴格要求雅化非暴力化，并長期以來以絕對的優勢影響著社會口頭語表達。而隨著“怎么說就怎么寫”的白話文運動之后，代表漢語書面語精華的文言文表達被國人摒棄，中國文人“敬惜字紙”的傳統業已圮毀，成為了今人田園牧歌式永遠的回憶。文學表達提倡接近口語化世俗化的同時，不得不亦步亦趨地迎合大眾的“重口味”。尤其是當今網絡文化發展迅猛，泥沙俱下，文學創作走下圣壇，語言藝術不再是作家們獨有的話語活動，網絡化文學活動中人人擁有話語權，人人都是作家，人人都可以參與到文學創作活動，網絡文化的大眾化通俗化特點使網絡語言成為當今語言暴力現象的最為突出的表現，傳統雅化的漢語言在當代大眾化網絡化的文字活動中遭到了戲弄與異化。如“冏”字、“雷”字等等其含義已與本義相去甚遠，網民們或改造或憑空生造出一批詞語如“臥槽泥馬”等等，極其暴力色彩。

二、文學語言暴力與當代大眾語言的相互影響

福柯認為語言從來就不是一個孤立存在的系統，而是和人的社會存在密切相關的權力體系。俄國形式主義代表人物尤•迪尼亞諾夫也提出“文學的言語定向”這一術語，以描述文學與鄰近系列(社會生活)之間可轉化關系，并說明轉化的中介總是“語言功能”。文學系統(文學言說)與社會生活系統(實際生活言說)的矛盾始終存在，而且正是在既對立又生成轉換的互動中彼此影響彼此滲透而推進文學的演變和社會生活言說的進化。語言暴力與和諧社會的相互關系充分體現了文學系統(文學言說)與社會生活系統(實際生活言說)之間既對立又生成轉換的互動關系。語言暴力不是語言擴張而是文學失語后的瘋狂，是對詩性語言的一種解構。在語言暴力盛行的社會，文學語言充滿暴力更是文學媚俗的充分表現。文學語言的暴力化也正是文學走向衰敗的體現，而文學批評活動的不和諧實質是文學批評的理屈詞窮。一旦充滿暴力語言的偽文學作品大行其道，加上一些影視節目一些傳統媒體一些文化名人在其中推波助瀾，不可避免地會對社會口頭語形成滲透作用，甚至成為流行語，語言暴力往往影響到整個社會的話語時尚，污染社會語言文明。當代文學語言充滿暴力，已經失去了漢語言的機智和詩意。語言暴力的泛濫削弱了文學社會功能的發揮，間接成為影響社會文化發展的不和諧因素。社會實際生活言說的文明程度反映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化的發達程度。文學語言暴力之于社會日常話語、社會流行語（包括網絡語言）的相互影響，可見文學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文化力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文化和諧之于和諧社會的地位和作用等等。如何在吸取當代優秀口頭語的同時，摒棄粗口語言，凈化漢文學表達，提倡優雅文明非暴力的語言表達？作為文化工作重要一翼的大學人文課程及任課老師如何在和諧社會建設中承擔應有的責任？如何引導大眾剔除語言暴力、引領大眾審美走向、如何充當和諧社會建設者的角色？理應是大學教育長期思考的問題。

三、大學語文的責任

大學語文課是全日制高等學校除中文專業之外所有專業應當開設的公共基礎課。在功利主義至上的現實面前，在西方文化伴隨其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受到愈來愈多年輕人盲目崇拜的當下，在漢語言的文化內涵受到忽略的今天，大學語文課其實已有意無意地承擔了另一種責任：在當代大眾中努力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回歸傳統，重拾漢語言的詩性特點，恢復其和諧美感，對社會生活語言產生積極的影響。考察我國古今文學語言暴力現象，反照中國傳統文學及文學批評中所表現的和諧精神、和諧文化，總結中國文學語言尤其是詩語言的和諧傳統，尋找當今語言暴力的盛行與和諧社會的反比關系，我們會發現，只有從社會生活中尋找詩意語言的活水源頭，回歸漢語的本真，文學才能謀求突破。大學語文任課教師只有自視為一名文化批評工作者，自覺思考如何平衡文學批評的非暴力與批判性，才能通過語言藝術的教學在提升大學生的語言品味中有所作為。因此，在文學語言與社會語言之間大學語文課程應承擔其應有的橋梁作用，在大學語文課程的教學內容設置上應以中國傳統美文為主，注重挖掘漢語言傳統文學的語言美感。大學語文課應該以傳統文化的優秀代表——中國文學經典名篇的教學為主要內容。早在1942年朱自清先生在《經典常談》序言中就說：“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創設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氛圍，使學習者熱愛漢語言文化，從而對外來文化西方文化有一定的鑒別力，喚起學習者的想象力，提升其審美力。從而挖掘漢語言的美感、提升漢文化在今天的魅力，提高大眾漢語言的領悟力，反對語言暴力，并最終養成當代大學生以優秀傳統文化為內核的人文氣質。如加強對于唐詩宋詞必要的“熟讀成誦”，理解原旨大義，后學其引申義，如舉辦經典背誦大賽，舉辦楹聯大賽等等，恢復傳統中國文人對于漢語言的游戲活動。使傳統文化在當今煥發新鮮活力，培養年輕一代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力，引發學生對傳統書面語的崇拜，達到文化成人、精神成人、培養語感、提高品味的目的，藉此激發對文化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趣和熱愛之情，并能讓這種興趣和熱情保持至參加工作走向社會，從而對社會生活語言活動產生積極影響。

參考文獻

朱自清1999《經典常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德里達2002《聲音與現象》，北京：商務印書館。

雅斯貝爾斯、鄒進譯1991《什么是教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作者:葉建明 單位:福建警察學院基礎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