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升值論文

導語：日元升值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美元與日元——化解美日兩國的經濟沖突》

作者：[美]羅納德·I·麥金農[日]大野健一王信、曹莉譯，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關于美日兩國經濟的相互作用，永遠都是引人入勝的話題。50年代中期，日本從戰爭廢墟中站了起來；從此，直到整個80年代，其經濟擴張速度超過其他任何一個主要工業化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日本取代了美國在世界制造業市場的霸主地位——首先是紡織、消費品等輕工業，然后是諸多需要第一流工程技能的領域，如汽車、電機等。即使在1992—1995年，日本經濟持續衰退(這是日元升值綜合征的部分特征，本章將加以解釋)，日本高科技工業產品的貿易順差仍強勁增長。

大量書籍、雜志和新聞報道都試圖對日本在貿易上的成功找到解釋——并判斷這是否將威脅美國特定產業，抑或整個美國經濟。在七八十年代，許多作者把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下降、貿易赤字居高不下等情況，與日本的“不公平”作法聯系在一起，他們指責日本利用工業、商業、匯率及國內金融等手段，阻止廣大不同種類的外國商品進入日本市場。

本書的重點在于，研究5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美日兩國宏觀經濟與金融領域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按照產業部類回顧國際貿易的發展變遷。日本出現工業生產率與出口相對高增長等“問題”以后，兩國的工資、物價總水平、利率如何相互進行調整？五六十年代日元兌美元匯率固定時，這些變量的調整與1973年開始實行無平價的浮動匯率制后的調整有否顯著區別?為了尋求一些答案，我們考察了以下方面：美國儲蓄短缺；80年代初日本資本市場自由化，向外國投資者開放；以及在過去20年日本資本大量流入美國。同時，我們還研討了1985年開始出現的宏觀經濟不穩定，其中包括80年代末日本的資產泡沫，1991-1992年美國的信貸危機，以及1992—1995年日本嚴重的通貨緊縮。

但這些內容似乎過于龐雜。我們需要一個貫穿始終的主題，使分析能夠有的放矢。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平價制度下，從1949-1971年初，日元一直平穩地保持在1美元兌360日元(增減1％)的水平。自此直到1995年中，日元對美元不斷攀升，時有波動(圖1—I略)。到1997年初，1美元甚至只能兌換120日元。本書第一個突出特征是，將日元兌美元及其他主要貨幣的勁升與美國的貿易壓力聯系起來，之所以產生這種壓力，是因為兩國爆發商業爭端，貿易關系緊張。相應地，1995年中至1997年初，日元貶值與美國放松貿易壓力密切相關。第11章符分析這一重大事件。

經濟學家的傳統作法是，將國際金融研究(即研究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對匯率決定有何影響)與貿易流動、商業政策及貿易爭端的研究相分離。這種簡單的二分法在大多數時候適用于大多數國家。然而，我們認為傳統的二分法無助于理解1971年以來美日宏觀經濟關系的持殊性。至少到1995年4月，商業沖突，時不時還以貿易戰相威脅，是推動日元升值的一股重要力量。而當1995年夏天威脅警報解除時，日元便貶值了。

我們研究方法中第二個異乎尋常的方面是，將日元匯率的變化視作決定日本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變量，而過去認為貨幣政策獨立地決定匯率水平。這一點在五六十年代十分突出，當時日本銀行因為必須維持日元兌美元的固定匯率而將其國內信貸擴張政策置于從屬地位(Suzuki1986)[1]。但不太為人所知的是，70年代日本銀行收緊銀根，實在是受到日元升值的制約，第7章、第9章對此將進行計量分析。反觀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可自主決定通貨膨脹水平。

本書的許多分析都貫穿著兩個重要的、但尚未為人所知的因果關系鏈條，即從貿易壓力到日元匯率，再從匯率到日本貨幣政策。

大多數研究匯率及國際收支調整、并著書立說的學者(如Bergsten，Cline1985；Krugman1991；Henning1994)都把名義匯率視為調整變量而不是決定變量。自主的貨幣(及財政)政策使各國通貨膨脹率存在差異，匯率應據此進行調整。此外，這些作者認為，大幅度調整實際匯率可有效地調節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失衡——也就是說，能確保資本從A國凈流入B國。因此，他們不愿意再回到固定的名義匯率上去。

在許多重要情形下，我們不能否認傳統理論是有效的，對那些軟通貨國家來說更是如此。這些國家的政府依靠通貨膨脹稅來增加收入，必須讓貨幣繼續貶值下去。傳統理論也適用于未遭受長期通貨膨脹之苦、但經濟十分封閉(指貿易及資本流動未能與外部世界完全融合)的國家。第6章指出，匯率調整有助于管理國際收支。

但我們相信，對那些商品和資本流動向國際市場高度開放的硬通貨國家來說，名義匯率的不斷變動是有害的，這說明各國的貨幣政策缺乏協調。在微觀經濟的層面上，匯率波動會干擾商品的相對價格，從而降低沒資效率(第3章)。在更為宏觀的層面上，兩個緊密相聯的經濟體之間名義匯率的波動不利于兩國相對工資增長、利率及價格水平的長期平穩調整(第4章)。1970年后的25年間，日元震蕩上行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從中期看，匯率高估可以引起嚴重的經濟衰退(第3、5章)。如果未來匯率不確定，那么資本更不容易從一國平穩流到另一國(第7、8章)。盡管本書作者之一麥金農(McKinnon)1996年出版的姐妹篇對這些問題作過更全面的研究，但當前對日本和美國的案例研究還是為我們提供了迫切需要的經驗證據。說明相對貨幣價值變動的代價會何等高昂。

1、1商業爭端的來龍去脈

從70年代初匯率開始脫離平價自由浮動以來，美日兩國的商業爭端是決定日元兌美元匯率的核心要素。由于它影響兩國政府的行為，因而理解爭端背后的政治經濟原因就非常重要。那么，為什么美日之間的商業沖突會比其他工業化國家更嚴重呢?

50年代初以來，日本制造業平均生產率及產出增長遠高于美國(第2章)，兩國出現嚴重的商業沖突。日本的增長很不平衡：電機、汽車及家用電器制造業膨脹十分迅速，遠遠超過其他產業。整個日本經濟(現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快速增長：1964年日本出門總值只相當于美國的1／4左右，但到了1995年，已大大超過3／4。因此，無論國際金融機制運行多么平穩，無論兩國外交官為政治和諧如何不辭辛勞，兩國之間仍不免存在嚴重的經濟問題。

但兩國政治經濟的一些不良趨勢也使經濟調整復雜化了，第2章對此有所涉及。就日本而言，政府過久地依賴“極權開發主義”(developmentalauthoritarianism，參見第2章的定義)，或簡單地說是“開發主義”(Murakami1992)來推動工業部門的發展——其力度已遠遠超過使經濟從戰后廢墟中復蘇可能需要的程度。幾十年來，政府有意識地扶持幾個大產業發展，幫助它們獲得國際競爭力，但目標未完全選準，難以盡如人愿。為了防止政策傾斜過度扭曲國內收入分配，政府建立了一套復雜的管理機制，扶持或保護許多“劣勢”產業——通常是制造業部門以外的產業，使它們免于遭遇國際、國內的激烈競爭。

由于日本多個官僚機構聯手對市場進行管制——這股勢力往往通過日本工商企業組成的貿易聯合會起作用，因而給試圖打入日本市場的外國人設置了可怕的障礙，而且還可能保護日本企業在國際市場上串通一氣。因此，越來越多的作者認為日本進行了“不公平”的國際競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2-1996年任克林頓總統首席經濟顧問的勞爾·泰森(LauraTyson)出版的一本書，名為《誰沖撞誰？高科技產業的貿易沖突》(1992)。該書用數個章節描述了美國半導體、移動電話、超高速計算機及其他高科技產品的制造企業在打入日本市場時，所遇到的極度苛刻的管理障礙，以及沖突可能引起的緊張的政治對抗。之后泰森總結道：“美日之間貿易競爭的案例……以令人信服的歷史證據說明，日本市場一直存在著結構性及政策性障礙。雖然日本主要在美國的壓力下逐步解除堂而皇之的保護，但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征仍不利于外國供應商與占據天時地利的日本對手進行競爭。”(第266頁)在一本更全面地研究日本制造業、基礎產業、服務業的書《差異能否彌合？——關于美日經濟沖突》(1993)中，c·費爾德·伯格斯頓(c．FredBergsten)和馬庫斯·諾蘭(MarcusNoland)得出結論：

除農業以外，日本不存在明顯的高關稅及配額限制。但是，世人皆知日本制造業產品市場實際上是緊閉著的。進品管制的方法有：關聯公司(Keiretsu)的網絡是排外的；政府官員對進口中間商進行行政指導；濫用海關程序、產品標準、檢測及合格證的發放程序來限制進口；沒有嚴格保護專利權及商標權；政府采購偏袒國內供應商；限制進品產品的銷售渠道等等。僅列舉幾例就足夠了。(第72頁)

機場報刊亭充斥各種消遣性讀物，繪聲繪色地描述日本公司如何在國際貿易中串通一氣，試圖削弱美國經濟。雖然日本放寬許多更為苛刻的限制，允許更多外國企業在其市場上銷售商品——如設立大型讓利零售店(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1995)，但積極卷入貿易沖突的外國人腦海中總殘留著這樣一種印象，日本政府干預經濟太過分了。

對美國來說，同樣殘留著過去年代的有害物，賈迪什·巴格瓦蒂(JadishBhagwati1993)稱之為“巨人萎縮綜合征”(thediminishedgiantsyndrome)。在五六十年代，美國一方面一統世界高科技產品市場，另一方面又是自由世界抵制共產主義發展的堅固堡壘。隨著1947年關稅總協定、1948年馬歇爾計劃及1949年道奇(Dodeg)計劃的啟動，美國擺脫了國內目光短淺的貿易保護主義者的利益，促成以市場開放、經濟自由為原則的國際多邊貿易新秩序的建立。為了鼓動歐洲各國及日本共襄盛舉，美國在50年代愿意承受西歐國家對美國商品實行的過渡性貿易歧視，以鼓勵這些國家相互進口產品；同時，允許日本實行(過渡性)隱蔽的貿易保護主義，時間之長，令人驚異。例如，直到1964年，日本才正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于經常項目完全可兌換的第八條款義務，到80年代初才差不多實現了資本賬戶可兌換。

但是，正是這項偉大事業的成功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巨人萎縮綜合征”。因為當日本和一些歐洲國家的技術水平足以和美國相媲美時，美國精密制成品市場份額的下降已經無可挽回。這與19世紀末的英國何其相似。

英國在世界經濟中風光不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情緒抬頭，結束英國單方面實行自由貿易原則的呼聲漸高。現在美國也步其后塵。與19世紀英國的情形相似，今天美國主要把氣出在新近崛起的對手身上。當年英國的對手是美國和德國，現在美國則主要針對環太平洋國家，日本更是首當其沖。(Bhagwati1989，第48-49頁)

盡管美國不像英國那樣受到軍事威脅，但巨人萎縮癥狀暴露得更加明顯。八九十年代，世界金融市場實際上已經開放丁，美國儲蓄率下降使其出品相對下滑的局面更趨惡化(第2章)。美國不得不引進世界各地資金，造成美國經常項目和貿易項目都出現巨額逆差，美國在世界各類制成品市場中的份額加速下降。

美國很早就開始關注來自迅速強盛起來的政治盟國的貿易壓力。早在1956年初，美國政府就向日本施加壓力，要求日本對進入美國市場的棉紡織品實行“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exportrestraint)。[2]1966年，美國又勸說歐洲國家及日本對出口美國的鋼材實施“自愿出口限制”，1970年該限制擴大到特種鋼材。1968年，美國電視制造商針對日本制造商提出反傾銷訴訟，1971年美國政府向進口的日本電視機課以沉重的反傾銷關稅。60年代末，美國國會提出許多全面保護制造業企業的嚴厲措施。雖然這些措施最終流產，但還是給政府施加了壓力，敦促政府“有所行動”，幫助美國制造業(RobertBaldwin1988)。

只要布雷頓森林體系匯率平價保持穩定，并且美國經常項目出現盈余，如同五六十年代大多數時期的情況那樣(參見第7章)，美元匯率就不會受到貿易保護主義壓力的影響。這是支撐匯率平價的重要力量之一。但是，1968年以后．美國通貨膨脹率上升，批發物價相對于德國和日本不斷攀升，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增強(第4章)。1971年8月，尼克松總統堅持要求美元對其他主要工業國貨幣貶值。同年12月，美元對日元貶值約17％。盡管當時人們還未充分理解，但該行動實際上已說明美國不再承諾穩定匯率平價。

但是，美元一次性貶值不能緩解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70年代未，美國政府對進口鋼材實行“觸發價格”(triggerprice)。此舉與“自愿出口限制”到期后，美國鋼鐵公司提出的大量反傾銷訴訟緊密相聯。這些訴訟針對所有外國鋼鐵制造商，尤其是日本制造商，前后貫穿整個80年代，并延續到90年代。隨著日本工業產品日益復雜化，在貿易領域，美國政府的目光越來越集中在日本身上。日本對出口美國市場的自愿限制激增，70年代開始影響電視機產業，70年代至80年代波及機械工具，80年代輪到汽車。美國商業部的一系列作法，使美國公司越來越容易證實其針對外國企業，特別是貨幣升值國家[3](如日本)企業的傾銷指控是成立的(Krueger1995)。

80年代中期以前，各國政府為緩解對美貿易壓力進行協商，結果“自愿”實行專門的出口限制。這明顯違背關貿總協定的宗旨，但卻沒有與其中任何一項具體條款相沖突。同樣，民間的反傾銷訴訟可能會與關貿總協定的反傾銷條款相一致。但是，美國商業部評估外國商品在美售價的程序過于繁雜，反傾銷訴訟(無論輸贏與否)給外國公司造成難以置信的賬面損失，以及判定美國制造商遭受損失的標準一降再降，這些都與關貿總協定的精神不相符(Krueger1995)。

但到了80年代末．由于國際共產主義勢力對美國經濟與軍事不再構成威脅，美國總統更難以壓制國內貿易保護主義的利益集團，他們在國會有勢力強大的代言人。到1988年．美國越來越飛揚跋扈，自行其是，把游離于關貿總協定之外、現在人們通稱的“超級301條款”在貿易法中固定下來。安妮·克魯格(AnneKrueger)在《美國貿易政策：制定過程中的悲劇》(1995)一書中指出：

1988年的《貿易與競爭綜合法》將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款納入其中，從而大大擴展了所謂不公平貿易作法的范圍；使之遠遠超出關貿總協定的原則。特別是，國會指示美國貿易代表將其他國家不公平貿易作法記錄在案……每年5月末要向國會遞交有關報告……1988年的貿易法還授權美國貿易代表，一旦未能通過談判要求相關國家改變受到指控的不公平貿易作法，可以對這些國家的進口進行報復。(第64頁)

301條款為美國貿易代表掃清了道路，他們可以單方面要求其他國家采取行動，向美國商品開放本國市場，而美國無需提供互惠待遇。一個結果是通過所謂的“自愿擴大進口”(voluntaryimportexpansions)，詳細規定了美國商品在外國市場中所占的份額。1986年就頭一項“自愿擴大進口”協定展開談判，以確保外國生產的半導體(據認為主要是美國產品)在日本市場上占20％的份額；協定還有附加條款，要求日本保持足夠高的價格，以保證美國制造商在國內及第三市場上更具有競爭力。進入90年代出現了許多反指控，導致重開談判，議題是日本是否違反上述附加條款(Itoh1994)。

克魯格注意到，1990年超級301條款到期時，布什政府并沒有加以延續。但她同時指出：

到1994年冬，在克林頓政府“數量目標”的壓力下，美日雙邊貿易關系又趨惡化。1994年3月，克林頓總統以政令形式重新啟用超級301條款。他堅持認為，對日雙邊貿易平衡狀況以至日本進口的具體項目數量都應該進行雙邊談判。他揚言，如果日木不認真糾正導致雙邊貿易嚴重失衡的“不公平貿易作法”，未能使美國滿意，美國將施以報復(很可能是懲罰性關稅)。(第67頁)

1995年頭4個月，以美國重新動用超級301條款為基礎，美日兩國就日本向美國企業開放汽車及零部件市場問題展開艱苦卓絕的談判。整個過程扣人心弦。其間，美國談判代表威脅，將不經過世界貿易組織的許可，對日本出口的豪華小汽車征收100％的關稅；同時，外匯市場上日元急劇升值。最后，1995年6月，兩國政府終于勉強達成協議，要求日本增加美國汽車及零部件的進口(第11章將解釋美放松對日商業壓力如何影響匯率變動)。

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盡管烏拉圭回合貿易談判在1994年宣告結束，隨后新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取代了關貿總協定，但美日兩國商業政策上的緊張關系早已根深蒂固，可能還會長期持續下去。那么，它對金融已經造成、還將繼續造成什么影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