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貶值與日本的亞太發展新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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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日本經濟自90年代初資產泡沫崩潰以來長期蕭條，由于貨幣政策作用甚微，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也非常有限。在全球經濟衰退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刺激經濟的唯一手段便是使日元貶值，而這又同提高日元國際地位的政策目標完全背道而馳。在這種兩難處境下，日本經濟是否能如新上臺的小泉政府所許諾的那樣，在三年之內扭轉局勢成為舉世矚目的問題。下面詳細分析一下當前日本的貨幣、匯率和財政政策及效果。

【摘要題】國別經濟

一、引言

2001年12月中下旬，日元兌美元匯率在東京外匯市場上一路狂跌，并于12月25日跌至130.77日元兌換1美元，創下38個月以來的最低點，日元以這次大幅貶值引起了世界范圍的關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是一次政府主導型的貨幣貶值。綜合兩年來日元兌美元匯率的表現，我們發現，這次日元貶值不過是日元近期走勢的一種延續，只是速度更快了一些。日元貶值引起了亞洲其他國家的恐慌，尤其是東亞和東南亞各國，這些國家大多在海外市場上與日本存在著直接競爭。各國紛紛表示對日元匯率給予密切關注，必要時本國貨幣將追隨日元進行貶值，這更加大了亞洲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使亞洲再次成為國際經濟領域的焦點。

貨幣貶值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在控制得當的情況下，它能在不引發通貨膨脹的前提下，擴大出口，促進國內投資增長，并使國內物價水平有所上升。一般情況下，各國為保持自身在國際社會的良好經濟形象而不主張采取這種方式刺激經濟增長，但有資料顯示，進入20世紀90年代，日元兌美元匯率多次大幅度上漲或下跌。下面，我們利用經濟計量模型對90年代日元匯率與各經濟指標變動的關系進行分析，并結合日本政府近期的經濟、外交活動，對此次日元大幅貶值做出合理的解釋。

二、模型設計及相關分析

我們對各經濟指標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時，不是要了解日元匯率變動對各國民經濟指標變動的影響，而是要分析日元匯率變動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為控制或刺激這些國民經濟指標的變動而引起的。即我們要找出日本政府制定日元匯率政策的主要原因。如表1所示，我們選取的國民經濟指標有1990-1997年的日本GDP增長率，日本財政赤字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關系，民間設備投資增長率，長期對外投資凈值，出口、進口增長率，國際儲備和中日貿易增長率等8項。

首先，計算國民經濟指標數據與日元匯率之間的相關系數，討論它們之間的相關性。結果顯示，GDP增長率、進口貿易增長率等5項指標與日元匯率的相互系數較高，均在0.5左右，中日貿易增長率與日元匯率之間相互系數最高，達到0.6756。相反的是，日本貿易出口增長率、對外長期投資凈值及民間設備投資增長率與日元匯率之間的相關系數只在0.2～0.4之間，并未顯示出明顯的相關性，但這并不說明日元匯率變動對日本貿易出口、民間投資、對外投資等項目沒有明顯的刺激作用。原因就在于我們選作統計分析數據的日元匯率是經過處理的日元年度平均兌美元匯率，期間必然存在匯率上漲和下跌對經濟的影響相互抵銷的部分。我們分析的結果體現的只是一種平均化的傾向。鑒于以上分析，我們在下面要進行的回歸分析中將排除上述3個變量，而只選擇剩下的5項，它們依次是：日本年度GDP增長、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進口貿易增長率、國際儲備和中日貿易增長率。

表1

附圖

注：①表中增長率為百分數，長期對外投資及國際儲備為億美元。

②數據來源《世界經濟年鑒》1990-1998年版。

③1991年和1994年日元匯率為根據統計年鑒中相關數據推算而得，日元兌美元匯率為年度平均值。

④1996年1997年日本長期對外投資凈值根據同期日元匯率折算而得。

⑤不同版本統計年鑒之間統計數據存在差異，選取值為最新版本中的數據。

在相關分析過程中我們發現，在選取的各國民經濟指標間也存在著一定的相關性，個別指標間相關系數達到0.7以上，如果進行多元回歸分析或類似方法可能產生多重共線性情況。所以，我們選取一元回歸分析模型，對所選定的統計數據進行分析，建立模型如下：

Y=β[,0]i+β[,1]iX+μ,i=1……5

其中Y代表被解釋變量——日元匯率變動，X則代表解釋變量，即各個經濟指標數值的變動，我們用SPSS統計軟件對表1數據進行分析，結果是：

表2

經濟指標X參數估計值標準差t檢驗值顯著性sig值

常數105.7957.17714.7400

GDP增長率

參數3.22.5191.270.251

常數123.7426.85718.0470

財政赤字/GDP

參數-2.9471.513-1.9470.099

常數118.135.4521.6770

進口增長率

參數-0.8200.523-1.5660.168

常數124.43511.16411.1460

國際儲備

參數-8.3110.007-1.1380.299

常數123.3608.63214.2920

中日貿易增長率

參數-0.9910.541-1.8330.141

統計結果顯示，解釋變量統計數據的標準差均處于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表明我們選取的各統計數據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但從t檢驗值來看，各常數的估計值是有很強說服力的，而各項系數估計值的t檢驗均偏小，除財政赤字與GDP比值一項檢驗的顯著性較為合理外，其它4項指標估計值的sig值均偏高。綜合考察此模型的估計值的t檢驗值和顯著性sig值，我們發現，日元匯率變動與上述表1所統計的8項國民經濟指標之間的線性關系并不存在，也就是說日元匯率變動與上述各經濟指標之間并無必然的聯系，因此，單純從經濟因素考慮日本匯率政策是十分不全面的，我們必須努力尋找經濟因素之外的原因對日元此次大幅貶值做出合理的解釋。

三、日元大幅貶值對亞洲經濟的影響

日本經濟長期占據亞洲霸主地位，其國民生產總值占東亞地區經濟總量的一半以上，它為整個亞洲，尤其是東亞地區其他國家提供大量資金、技術、設備和市場空間，已經成為亞洲國家經濟全面增長和東亞國家合作發展不可或缺的推動力量。但此次的日元貶值卻讓人們看到了另一個日本。一方面，日元大幅貶值，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產品對歐美國家的出口，奪取了大片原屬于東亞、東南亞其他國家的海外市場。日元貶值提升了日本產品在海外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刺激了貿易出口的增長，使日本不斷下降的對外貿易盈余大幅上漲。雖然如此，從2001年統計資料我們看到：日本全年貿易出口額僅占GDP總量的9%左右，出口的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十分有限，而另外大幅增長的對外貿易盈余對于早在1997年就已近23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并無特殊意義。但對東南亞國家來講，日元的大幅貶值卻將對其對外貿易及經濟增長給予沉重的打擊。多年來，東南亞及東亞幾國形成了與日本大致相同的產業結構，出口產品結構也十分類似，而且對日本市場也具有一定的依賴性。僅以韓國為例，韓國的電子產品、汽車、鋼鐵等產業的多個出口領域與日本同行存在著激烈的競爭，日元貶值無疑極大地增強了日本產品的價格競爭力，對韓國出口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據韓國有關部門統計：以往日元每貶值10%，韓國出口將減少27億美元，占全年出口總額的9%，進口也將減少8億美元。而事實上，自1999年12月份至今，日元兌換美元匯率下降幅度已超過28%，可以講，日元貶值使得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東南亞國家的對外貿易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另一方面，此次日元大幅貶值極大地削弱了亞洲其他國家對外資的吸引力，加大了這些國家償還外債的壓力。據統計，日本之外的亞洲國家的外債以及外國直接投資中，有70%是來自于日本或是以日本為背景的。日元貶值導致大量本國資本留在國內尋找機會進行投資或投機活動，極大地減少了其他國家的外資來源。東亞、東南亞國家經濟增長放緩，有的國家甚至政局動蕩，已經失去了對外國資本的吸引力，進一步加大了這些國家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難度。日元的大幅貶值使得經濟增長本已放緩的亞洲經濟又蒙上了一層陰影，也加大了各國領導人對本國貨幣匯率政策的思考，許多國家已經采取了行動。如果形勢惡化，引起亞洲各國貨幣的競爭性貶值，一場新的亞洲經濟災難將會來臨。

日元匯率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對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也產生了巨大的壓力。中國政府及中央銀行曾多次表示：為了保障亞洲經濟及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地發展，中國政府承諾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日元的貶值意味著與美元保持相對穩定的人民幣相對于日元的升值，也將對中國的貿易出口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

表3

經濟指標年份199219931994199519961997

日元兌美元匯率124.73107.7999.5093.97109.10121.00

日本對中國出口增長率(%)30.6022.605.1017.40-0.20-0.50

日本對中國進口增長率(%)12.106.2030.3030.3012.803.70

注：①數據來源于《世界經濟年鑒》1993-1999年版。

②數據之間存在差異的，以最新版為本。

③日元兌美元匯率為日元年度平均匯率。

從表3中我們可以看出：1994年日元雖然升值，但人民幣匯率回調，使日元相對于人民幣仍然是升值，中國對日出口增長由6.2%一躍而至30.3%。1996-1997年2年間，日元大幅貶值，中國對日本出口增長明顯減速，雖然中國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已經轉移到以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為主，但貿易出口的增長仍然是國民經濟增長不可或缺的推動力量。到目前為止，日本已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國之一，中國也已成為日本在亞洲的最大資金投放國。日元的大幅貶值，對中國產品出口以及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將產生影響，無疑給中國經濟增長以及正常的對外經貿往來帶來了巨大障礙，也對人民幣幣值的穩定造成了巨大壓力。

正如日本央行行長速水優新講的“單靠日元大幅貶值并不能使衰退的日本經濟走出困境”。這次日元貶值并沒有給日本經濟帶來巨大的好處，卻極大地損害了日本經濟的信譽，也使投資者和居民對日本經濟及日元失去了信心，有可能加劇經濟的衰退以及長期以來的通貨緊縮狀態。同時，日元的大幅貶值卻使得亞洲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如同雪上加霜，產品出口嚴重受阻，貨幣匯率面臨巨大的貶值壓力，各國貨幣處于競爭性貶值的邊緣。

四、日本亞太發展戰略及其面臨的障礙

從上面的回歸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日元匯率變動與日本外匯儲備似乎不存在任何聯系。無論日元匯率如何劇烈振蕩，日本外匯儲備除個別年份外均呈大幅上升之勢，如此巨額的外匯儲備使得日本政府根本不是沒有能力穩定日元匯率。這次日元大幅貶值完全是由日本官方主導的干預匯率的政府行為造成的。那么究竟為何日本政府要以鄰為壑，采取這種損人利己的貶值政策呢？我們認為，日本政府誘導日元大幅貶值，其意圖已超越單純的刺激出口、挽救頹勢的國民經濟的范圍，在它背后，隱藏著真正的日本亞太政治經濟發展戰略。

日本曾構想過在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尤其是在東亞和東南亞，建立起完整的生產—市場—金融服務體系。希望在新、馬、泰、印尼等國生產的汽車、家用電器等產品，在美國和中國銷售，日本則充當金融資本、技術和服務的供應者，同時成為利潤的吸納者。企圖在亞太地區建立起以日本為中心的經濟體系，并進一步通過在日本建成聯合國亞太總部，使日本逐步發展成為亞洲的政治、經濟、外交的中心。如果這些構想能成為現實，日本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將占據絕對的優勢。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構想和實施其亞太戰略，而東盟以其在亞洲獨特的政治、經濟地位成為日本亞太戰略的核心，日本與東盟之間建立了廣泛的經貿往來，二者貿易額是中國與東盟之間貿易額的4倍以上。日本通過技術、資本的輸出，已將東盟融入其構想的“雁形經濟體系”之中。而在1997年形成的“10+3東盟—中、日、韓領導人非正式會晤”，也稱“10+3框架體系”只不過是日本與東盟既有的經濟合作關系的擴展以及日本—東盟開放區域的延伸。

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日本亞太戰略的實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日本曾是亞洲尤其是東亞地區資本和技術的重要提供者。但進入90年代，日本并未抓住世界性的產業結構調整的機遇，積極引導國內高新技術產業部門的發展，而仍以傳統的制造、電子等行業為主導產業，從而使其失去了對技術要素活動方向的控制權。90年代中期，東亞、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經濟的高速增長，使早期形成的“雁形梯次產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日本不再是亞太地區資本的唯一提供者，資本和技術可以不經過第2梯次而直接到達第3甚至第4梯次的國家和地區。另外，亞太區域生產—銷售—金融服務體系也體現出極大的不完整性，在生產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產業結構相似，產品出口結構趨同，加上本地區對產品吸納能力十分有限，導致在銷售上對外部市場產生很大的依賴性，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產品和服務要在歐美國家市場上得到實現，這使得日本與東盟之間在發展經貿合作的同時，也形成了激烈的市場競爭。

日本國內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泡沫經濟的破滅、金融體系的脆弱、官僚機構的腐敗以及效率低下，導致日本經濟長期處于低迷狀態，加上歐美國家的競爭以及東亞地區產業調整等外界壓力，日本已沒有能力控制亞洲經濟的發展方向。日本近期奉行的“親美入亞”的亞太戰略、日美貿易同盟以及與美國共同開發戰區導彈防御系統的計劃都遭到了一向反對美國霸權主義的亞洲各國的一致反對。這一切使得日本“美好的”亞太戰略構想面臨嚴峻的考驗和巨大的阻力。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中國同以東盟為核心的亞洲其他各國之間經貿往來的日益頻繁、經濟關系的日趨密切，使得日本在自身陷入困境的同時，在亞太戰略實施過程中又出現了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2001年中國提出成立的“中國—東盟經濟合作專家組”提出的“在10年內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議得到東盟各國領導人的一致認可，并且在WTO多哈會議召開的前4天，東盟領導人正式宣布啟動該計劃，“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準備工作全面開始。我們認為，在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長遠目標下，先于在“10+3框架協議”下成立東亞自由貿易區，而在“10+1框架協議體系”下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是極具戰略意義的。它表明在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道路上，中國已經走在了日本的前面。2001年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已經取代日本成為東盟地區最大的投資國。在東盟對外貿易額日益遞減的情況下，東盟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卻在逐年上漲。雙方領導人一致認為，隨著中國—東盟經濟貿易往來日益頻繁，關系日益密切，雙方有必要進一步相互提供便利，促進商品、技術、資金和信息的通暢。中國加入WTO之后，將為中國與東盟的進一步合作與共同發展帶來新的、更大的機遇。這與日本近年來的表現形成鮮明的對比，也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視。

日本亞太戰略的一個重要砝碼就是提升日元的國際地位，使其逐步成為亞洲的核心貨幣或亞元的代名詞，進而成為世界貨幣的一部分。事實上，日本政府早已開始了這一戰略的實施，但實施期間由于歐洲各國及美國的反對而被迫擱淺。伴隨著亞洲各國對1997年金融危機的反思以及對歐元誕生的思考，日本又一次將日元國際化提上日程，并多次暗示，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將與美元、歐元占據同等重要的位置。日本認為，世紀之交，國際貨幣體系又處于十字路口。21世紀的國際貨幣體系是采用以美元和歐元為核心的“兩極體系”，還是再加上日元形成“三極貨幣體系”還未成定數，值此關鍵時刻，加緊推進日元國際化、謀求建立3種貨幣的鼎立局面的國際貨幣體系，已經成為日本亞太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幾年來日本經濟持續低迷，出口、投資、消費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已嚴重阻礙了日本日元戰略的實施進程。

雖然如此，我們看到，日本似乎一直在利用其經濟實力來強迫人們接受日元，日元國際化更像一種政治上的妥協而非經濟貿易便利的需要。博弈均衡理論認為，區域貨幣或貨幣區的形成作為一個“合作均衡”，它一定是各當事國經歷一次又一次的“納什均衡”，支付了相應的政策損失之后自然選擇的結果，沒有理由為了特定目的在一個沒有沖突和政策矛盾的國際經濟環境中制造出一個“區域貨幣”或“貨幣區”出來。這更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什么日本政府百般努力，付出巨大代價，而日元仍舊沒有成為亞洲貨幣的真正原因。雖然這其中有亞洲各國對強勢貨幣的認同和接受以及各國的“民族情結”的影響，但更重要的這是由亞洲的整體經濟環境決定的。亞洲國家絕大多數處于經濟發展階段，一個國家要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必須有充足的貨幣供給，這就要求各國保持經常性的貿易盈余，這直接導致各國制定了幾乎相同的“重商主義”經濟發展政策，日本也不例外。而重商主義強調各國家之間的競爭，以獲得稀缺的國際硬通貨，而區域貨幣或貨幣區的形成則要求國家間的合作，它是以各國之間相互的貿易依賴與互補為前提的。幾十年形成的亞洲產業結構使得各國之間很少存在互補性的貿易往來，結果不但形成不了獨立的區域貨幣或貨幣區，而且還使本地區經濟對美元產生了很大的依賴。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與日本的做法相反，中國政府則一直著重于培養人民幣的強勢貨幣形象，更注重于亞洲經濟的整體發展，中國低成本的普通機械產品、家用電器、紡織產品及部分農產品與東盟各國、亞洲其他國家如韓國、日本等國的電子產品、汽車及高端機械設備，精密儀器等形成明顯的貿易互補性，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在中國與東盟各國的貿易往來中，有50%以上的產品具有互補性。中國政策制定的經濟發展政策在“10+1框架協議”體系中也與其他國家的重商主義政策明顯不同。中國在與東盟的貿易中存在巨大的貿易逆差，并自1993年以來這個數字在不斷擴大。中國與東盟及亞洲其他國家的經貿往來日益密切，中國在亞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也日益明顯，中國政府對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以及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勁走勢為人民幣塑造了一個強勢貨幣的形象。此時的日本憂心忡忡，擔心隨著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體系的逐漸融合，人民幣匯率放開并在資本項目下可自由兌換，人民幣將被廣大亞洲國家所接受，并最終取代日元的國際地位，成為亞洲的核心貨幣。屆時，日本的亞太戰略將不得不宣告破產。

五、結論

日本經濟長期衰退，振興乏術，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卻在高速增長，并由此制造出人民幣的強勢形象，中國—東盟10+1框架協議體系的形成以及中國拋開韓國、日本單方面與東盟啟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準備工作，直接威脅到日本亞洲經濟霸主的構想，也使得日本成為亞太地區政治、經濟、外交中心的戰略實施受到極大挑戰，日本此時采取誘導日元大幅貶值的政策正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克魯格曼(Crugman)教授等人認為的：日本經濟幾年內將持續惡化，像以前一樣半死不活已不可能，為了避免這場災難，唯一的辦法就是爆發信心危機，日本政府必須放松貨幣政策，并容忍隨之而來的貨幣貶值，而這必然會給區域經濟帶來巨大的傷害。至此，日元大幅貶值的戰略意圖已十分明顯：日本誘導日元大幅貶值表面上為的是刺激出口與投資的增長，實際上卻是希望通過日元的大幅貶值，造成亞洲金融貨幣體系的混亂，干擾中國與東盟及亞洲其他國家之間正常的經貿往來，降低本地區的其他國家投資與貿易增長的活力，并對人民幣及其它亞洲貨幣形成巨大貶值壓力，進一步遏制中國產品出口及經濟的快速增長，削弱中國對外投資能力以及其在亞洲日益提高的經濟地位，減少人民幣可能對日元國際地位產生的沖擊，與此同時，為日本經濟的全面恢復爭取必要的時間，以便將來能重新制定和實施其新的亞太政治經濟發展戰略。

收稿日期：2002-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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