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學學科體系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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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業界、學界和一些其他學科的專家學者，大都認為“新聞無學”。以至于近年來，新聞教育在全國似乎出現從未有過的繁榮，新聞類的教學點已達到661個（據2005年底數字統計），似乎什么人都可以辦新聞教育，什么人都可以教新聞，什么人都可以學新聞，什么人都可以做新聞。那么，新聞到底有沒有“學”，“學”在哪里？

那么，如何建構當下我國新聞學的學科體系呢？我以為，必須建立一個比較科學的學科體系模型，特別要在理論新聞學方面做好基礎性的工作，因為理論體系是一個學科體系里面最重要的支撐內容。作為一個完整的學科，我以為至少應具備以下幾個主要內容：其一是概念體系，其二是方法體系，其三是價值體系，其四是效果評價體系。如果用一個表格來表示新聞學科的理論新聞學學體系，擬作出如下圖形：

為什么要做如上建構呢？它的道理在哪里？下面擬從四個方面逐一論述。

一、概念體系

一門成熟的學科，一定要先有一組概念，這一點非常重要。概念是什么？如前所述，概念是定義，概念是設定，概念是一種約定，概念是共同討論問題的前提和依據。

我一直認為，數學與哲學是同宗同源。新聞學學科的概念和理念，完全可以從數學與哲學中借鑒一些東西。類比我們的新聞學學科，新聞學的諸多定義是什么？它有沒有“公設”，有沒有“公理”，如果有，它們又是什么呢？

每個學科的概念，都有其不同的形態和范疇。我認為，新聞學的概念可以分為兩大類，即：“元”概念和“衍生”概念。

（一）關于“元”概念

給出這樣一個概念的分類考慮，主要是基于想把新聞理論與實踐的概念區別一下，因為在實際工作中，新聞理論的概念與新聞實踐的概念有時是亦此亦彼的，很難分清。所謂“元”概念，是指主概念、大概念，是起統領作用的。比如：關于新聞、新聞事實、新聞價值的定義等。關于新聞的定義是新聞學學科中最重要的定義和范疇。據說國內外關于新聞的定義有上百個之多，以至于有多少人去解釋新聞，就有多少個“新聞”的定義。當然，這只是表面現象，我認為在這些表象的背后有幾條最根本的東西，在國內外學界、業界還是比較認同的：

其一，新聞必須是新近發生的事實；

其二，新聞必須是廣泛傳播的；

其三，新聞必須是人們所普遍關心的。

這三條合在一起，構成了新聞文本最主要的基本核心內容，隨你怎么變，都不會離開這三條，且缺一不可。

關于新聞事實，它屬于“元”概念的范疇。所謂新聞事實，就是構成新聞核心要素的那些東西。比如，時間（when），地點（where），人物（whn），原因（what），為什么（why）和一個“H”怎樣解決（how），即我們通常講的五個“W”和一個“H”。不管你是誰，也不管你在哪里，這六個東西都是構成新聞事實的核心要素。

所謂新聞價值，實際上就是衡量新聞事實的尺度、標準，像我們通常講的時新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沖突性等。但對一個具體的新聞事實來說，看它是否時新、重要、接近、趣味、沖突，都是要靠人去判斷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斷尺度和標準。

（二）關于“衍生”概念

“衍生”概念是相對于“元”概念提出來的。“衍生”概念是小概念，是在“元”概念的前提下衍生出來的。比如：關于新聞，我們一般是這樣定義的，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而“衍生”概念就是在這個大定義下，去考慮何類報道或怎樣去報道的問題。再如像新聞真實性、新聞自由、新聞客觀性、新聞輿論、深度報道等都屬于這一類。對“元”概念中的新聞價值，不同國家、不同利益集團，都有不同的價值觀念，這些價值觀念是不同利益集團對時新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沖突性要求的具體體現。

對新聞學科中的“元”概念和“衍生”概念，需要認真梳理一下，真正區分好“元”概念與“衍生”概念的范疇、意義和內容。一般講，“元”概念主要是強調其初創性、定義性、共識性、普適性，而其共識性和普適性是一種舍棄了社會人的主觀意識的東西，放之四海而皆準，每個人都可以接受的。衍生概念就不如“元”概念那么客觀，它夾雜了人的主觀意識的東西。因此，衍生概念具有非統一性、多樣性。

二、方法論體系

方法論是任何一門學科實現有機聯系的重要內容，它是一種特殊的學科內容，沒有方法，這門學科就運轉不起來。比如，孔子思想體系的方法論就是中庸，中庸是孔子思想的最高境界，孔子說過“中庸之為德”；馬克思主義學科體系的方法論就是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對立統一論等。

新聞學的方法論是什么？我以為很難用一句話或幾個簡單概念去表述，這是由新聞學理論和新聞實踐的普適性、大眾性所決定的。概而言之，我以為可以分為三個層次：

其一，宏觀層面上的方法。這是大方法，指導性的。比如：唯物辯證法、對立統一、主客觀統一以及新聞是一種調查研究等。這些都是大方法，帶全局性、決定性意義的，這些方法對新聞學的學科建設和新聞實踐起指導性作用。

比如：采、寫、編、新聞策劃①等方面的方法。這類方法是支撐新聞學的每一個分支，起一種承上啟下作用，承上是指在宏觀視野下，啟下是說它要對一些具體的東西起一種指導作用。

采訪方法論主要是解決三個問題：

一是采訪與環境，成功的采訪均是創造了一個和諧的采訪環境，和諧出真知，和諧出事實，和諧出新聞。

二是采訪與事實，如何把握事實，如何理解事實，怎樣獲取事實。

三是采訪與思維，這是貫徹始終的。特別是要掌握采訪與形象思維、邏輯思維、抽象思維、靈感思維之間的辯證關系。

寫作方法論主要是解決描述事實的問題。包括事實與主題的問題，事實與角度的問題，以及事實與背景、結構，通讀寫作過程中的借鑒等內容。寫作方法論，說到底就是如何生動地陳述事實、描述事實，使受眾獲得最佳閱讀、理解效果。

編輯方法論主要解決一個如何把新聞文本變成一個受眾易于接受的好文本。刪選稿件有一個取稿的價值標準，處理好審稿與知文、潤色的問題。要突出主題，提升價值。編輯方法論中最突出的問題是把編輯工作視作創造性勞動，編輯的創造性勞動是事半功倍的工作。

策劃方法論就是要尋求和找出新聞策劃的意義價值、一般規律。概而言之，新聞策劃的要旨就是要實現新聞傳播的價值最大化，如果一個新聞策劃沒有實現新聞傳播價值最大化，那這個策劃就是失敗的。新聞策劃的一般規律主要是四條：調查研究是基礎，創新思維是關鍵，找準選題是突破，社會效果是目的。近年來，新聞策劃已經成為媒體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內容之一。

再比如，我曾在研究新聞寫作思維方法時提出過十個關系如何統一的問題②，那十個關系的處理，就是在宏觀層面前提下的中觀層面上的方法論的具體化。這十個“關系”是：

1.主觀認識與客觀事實的關系；

2.邏輯與非邏輯的關系；

3.傳統與非傳統的關系；

4.經驗與理性的關系；

5.現象與本質的關系；

6.創意與選擇的關系；

7.主流與界緣的關系；

8.時代性與歷史性的關系；

9.收斂思維與發散思維的關系；

10.偶然性與必然性的關系。

黨報改革問題，一直是我國新聞改革的最艱巨任務之一。最近，我在思考黨報改革時，借鑒了有些同志的意見，經自己認真思考，又提出了六個統一和六個服從的想法③，即：

1.堅持政治家辦報與報人辦報的有機統一，報人辦報要服從政治家辦報。

2.堅持按黨的紀律辦報與按新聞規律辦報的有機統一，新聞規律要服從黨的紀律。

3.堅持新聞宣傳主旋律與新聞宣傳多樣性的統一，多樣性要服從主旋律。

4.堅持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經濟效益要服從社會效益。

5.堅持新聞規律與執政規律的統一，執政規律要服從新聞規律。

6.堅持黨性與人民性的統一，黨性要服從人民性。

關于第六條，我是這樣理解的，溫總理于2007年“兩會”期間答記者問時明確提出，“一切屬于人民，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歸功于人民”。四個“一切”的歸宿最終落腳在“人民”上，“黨性”為什么不可以服從“人民性”啊。事實上，如果我們的新聞宣傳離開了“人民性”，就沒有“黨性”可言。

對上面的這些思考，其立足點都是在中觀層面上。

其三，微觀層面上的方法。這類方法是在中觀層面意義上的一種具體化。比如：新聞寫作中的白描法和春秋筆法；新聞寫作中的邏輯思維、靈感思維、抽象思維；通訊采訪中的形象思維法；一般消息寫作中的倒金字塔法。采寫過程中的采訪與環境，材料與事實，角度與事實，主題與事實，予與取之間的和諧關系；以及事實與主題，角度與主題，編輯過程中的刪繁就簡等，這類方法側重操作實務，側重技巧。

三、價值體系

每一門學科都有自己的價值體系。以往，我曾在研究新聞學學科體系時，借鑒數學上的“三點共圓”，明確提出新聞學學科體系的“三元價值”結構④，即由自在性價值觀、制約性價值觀、效果性價值觀，并由這三者構成一個新聞文化的完全的價值觀體系。見下圖：

這個三元價值體系，當時主要是從媒介生態學意義上去考慮的，或者說是從新聞本體論的框架結構上去理解的，應該說是抓住了新聞傳播最核心的東西。我以為，不管到什么時候，也不管是什么人去研究新聞或去從事新聞工作，都是圍繞如何處理好這三個價值觀之間的關系去進行的，舍此別無他途。它們之間的關系，常談常新。

（一）自在性價值觀

主要是指新聞事實本身。哲學意義上的新聞事實，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一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二是對客觀事實反映以后，通過一種符號再現的新聞文本中的事實；三是對真理性的認識或真實性的描述。這里講的也就是那些可以使事實成為新聞的那部分東西。一般講，這部分東西主要是“新”和“真”的內容。新聞姓“新”，不管在什么時候，或者說在何種地區、何種民族、何種時空條件下，新總是新聞文化最根本、最重要的價值屬性。離開新，無從談新聞的價值。一般講，“新”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時間近，不管是事件本身，還是人物、思想、行動、經驗、成果，都應當是新近發生的。二是內容新，不然就失去了新聞的意義。越是首創的，人們不曾料想到的，就越有價值。求“新”是人們的普遍欲望，新則為人喜；求“真”是人們的本分，真則為人信。

關于新聞的真實性，我認為至少應當在三個方面給予充分體現：

其一，新聞報道的事實必須真實；

其二，對新聞報道事實的概括必須真實；

其三，新聞報道的事實與這類事實的總體要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我們講的是新聞的自在性價值，但事實上，在任何新聞實踐中，從來就沒有絕對的、純客觀的自在性。因為自在性本身也是靠人去定義的，它當然不可避免地夾雜了部分個人的主觀好惡。

（二）制約性價值觀

體現在傳播過程中的諸多因素里。新聞只有傳出去，才能產生價值。在今天，新聞傳播已滲透到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成為政治斗爭的前沿陣地，經濟發展的信息杠桿，文化傳播的有效載體，監督社會的有益鏡鑒，引導輿論的文化先鋒，均已完全超出狹隘的價值體系，成為一個大的社會價值系統中的最重要環節之一。新聞文化這樣一種高位價值體系角色，使得它必然成為掌握政治與經濟權力的代言人。誠如赫伯特·阿特休爾講的：

新聞發展的歷史證明，報紙以及形形色色更現代化的新聞媒介已日趨滿足掌握新聞媒介經濟命脈者個人利益的需要，同時又通過服務于新聞消費者的利益來確保新聞媒介的形象。期望新聞媒介會出現天翻地覆的大變化并對其經濟命脈操縱者的愿望嗤之以鼻，無疑是一種最狂熱的烏托邦式的癡心妄想。⑤

離開政治的報道是不可能的，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指出：

絕對放棄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張放棄政治的一切報紙也在從事政治。問題只在于怎樣從事政治和從事什么樣的政治。⑥

法國新聞學者貝爾納·瓦耶納也說過：

新聞報道者不是簡單的傳播者，他們的作用遠不是純然被動的，相反倒是有決定意義的。⑦

這些都說明，不管在東西方任何地方，新聞文化的傳播效果都是受到一定制約的。制約性價值有大小道理之分。比如就我們黨的新聞事業而言，大道理就是大的原則，這主要是指黨性原則。

媒介是信息傳遞的載體，是一個中間環節，它不是簡單地反映現實、再現現實，而是受到多方面制約后的一種對現實社會的語境呈現。媒介反映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作為技術層面上的載體，這就是麥克盧漢的“媒介即訊息”。馬克思也曾把印刷術稱之為“新教的工具”，認為印刷術“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在當下，除報紙以外，其他諸如廣播、電視、網絡、手機短信等都表現得更加充分。作為符號系統的傳播載體的網絡新聞文本帶給我們的思考更是多方面的，因為它更有助于讀者了解新聞的深層背景和相關信息，更有利于新聞的價值實現。媒介的制約性反映在各個方面，英國學者J·科納就說過：

大眾傳播是通過大型組織的工業生產活動產生出來的，這種生產組織的政策和職業規范存在于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法律的結構之中。⑧

在制約性價值中，新聞自由是不能不涉及的。因為新聞自由問題是對傳播價值產生影響的最主要內容之一。美國的杰克·富勒在分析新聞自由時說：

在這些對言論自由的頌揚中，你找不到提及新聞界應承擔何種職責的只言片語。讓我們正確無誤地認識這一點：除了在某些范圍狹小的情況下（例如欺詐和誹謗），言論自由體系并不對從事表達工作的人強加任何特別的義務。事實上在大多數話語領域，言論自由向人們提供了撒謊的許可證。因此，一個開放社會的政府無權強制他人執行新聞工作準則，即便是必須講真話的準則。⑨

自20世紀以來，市場經濟的發展，包括我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得媒體傳播過程中的價值觀念與信息資源緊密結合。因而，在制約性價值觀里面，市場經濟影響的因素將越來越重要。哈貝馬斯說：

一種傳播工具的引導使我們能夠讓信息瀑布通過，產生一種調節行為的效果，鼓勵人們借助現代手段更新工具秩序的傳統觀念。⑩

曾有專家設計了如下一個表格，專門把主要的社會制約性因素列出，這對我們可以提供有效的借鑒，我對其中的一些內容作了部分修改、增刪，見下圖：

（三）效果性價值觀

與其他價值觀不一樣，一般講，價值是主體對客體的效用，新聞的效果性價值主要是指新聞傳播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和經濟效果，包括其反饋效果。這樣，由自在性價值、制約性價值和效果性價值三位一體，比較系統地體現了一個完整的學科價值體系，這種價值體系結構最主要地體現了人類傳播實踐活動所創造的目的性結果，體現了一種精神價值和社會價值的有機統一。

效果性價值是文本后價值，是指新聞事實經傳者到受者那里所產生的效果，這種效果是通過人們的態度變化體現出來的。比如，從它對人類的致利、致善、致美方面來講，是一種精神價值；從文化傳承的角度上講，是一種文化價值；從對世界的解釋方面，它具有認識價值和信息價值，因為它把真理告知人們，把事實告知人們，給人們提供認識世界、認識人類的資訊服務；從政治學的視野看，是一種宣傳價值；從輿論學的角度看，它可以借助“議程設置”收到“沉默的螺旋”的效果，來達到預期目的；在審美視野里它可以使人的靈魂、人格升華到一個更高的境界。總之，價值的最終目的是以其有用性為前提的。當然，新聞文化的效果性價值有些是顯現的，有些則是潛在的。

傳播學理論告訴我們，確定傳播效果先要從大的方面去考慮：一是社會效果，二是經濟效果。從傳與受來講，評價傳播效果，最根本的是要看受眾評價和他們的認知程度。從傳播效果的層次分析，一般認為有幾個層面上的效果，比如，認知層面上的效果，這種效果比較廣泛，它是以基于定量基礎之上以定性的形式出現的；心理、意識、態度方面的效果，這種效果比認知層面要進一步，因為它已經進入到人的意識這個比較深入的層面上了；再就是行動層面上的效果，它是信息傳播的終極效果。正是這些效果，對經濟發展、人們的價值實現、社會進步等起著最直接，也是影響最大的傳播效果。

（四）關于功能體系

作為一門人文社會學科，在傳播效果的意義下，新聞學還明顯具有另外一個“三元”結構的功能體系，即：信息功能、文化功能、整合功能。見下圖：

這個功能體系是從新聞學對社會的功能實現的意義上提出來的，這個“三元”功能體系也是新聞學所獨有的，是新聞學這門學科生生不息、壯大發展的生命力所在。

1.信息功能。這是新聞學的最本質屬性之一，新聞學就是一門研究如何傳遞有效信息的學問。

2.文化功能。這一點無需再做詳細解釋，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新聞文化實際上是傳媒對關于當下人們生活樣態的一種生動、有效、客觀的描述，是對現實社會的一種文化反映，它不僅具有文化內容，同時也具有文化的傳承。

3.整合功能。這種功能屬性是輿論文化所具有的，是輿論文化引導性的具體體現，同樣也是其他載體文化所不具有的。新聞文化是置于意識形態領域前沿的一種大眾文化、媒介文化和輿論文化，它對人們價值觀念的整合性是大張旗鼓的，鋪天蓋地的登高一呼，具有一種典型的鼓動性。它不僅可以引導人們的消費，給人們提供娛樂服務，同時還可以在整合人們價值觀念上發揮重要作用。

評價效果性價值觀一般要看其社會效果，這個社會效果是由兩個“核心價值觀念”構成的，它充分體現了政黨利益和公民利益的關聯性。在社會主義的利益機制下，嚴格講來二者應是統一的、一致的。政黨利益與公眾利益就如同是一個橢圓上的兩個焦點，當這兩個焦點隔得較遠時，這個橢圓就很偏，當這兩個焦點趨于重合時，它就接近一個圓了。如果從V[,1]至V[,2]的長度等于W[,1]至W[,2]的長度，即F[,1]與F[,2]在原點（0，0）處重合，那這個橢圓就成了一個完美的圓了。見下圖：

理想的傳媒價值體系，其兩個核心價值應該是非常一致的。這是因為，對政黨的維護，并不一定以損害公民利益為前提，而對公民利益的維護，也不排除對政黨利益的更高維護。但是，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是不存在沒有沖突的價值體系的，特別是在分配機制不公，多種經濟體制并存，多種利益交織在一起的時候，這種矛盾就愈加顯得突出。

四、效果評價體系

新聞學學科過去很少涉及效果評價體系，以往的理念就是我講你聽，我登你看，效果怎樣，全然不管。上個世紀80年代以后，西方傳播學引入，有同志借鑒傳播學的方法做了一些工作，但不系統。社會發展到今天，媒體對于人們的影響，受眾對于媒介的發展，特別是受眾對媒介的消費，其作用無論怎樣評價都不會過分的。美國的利昂·納爾遜·弗林特早在1925年出版的《報紙的良知》中談到“報紙影響力”問題時，就曾引用過美國長老會牧師、演說家亨利·沃德·比切的一段話來說明其重要性：“你曾停下來設想過上百萬人沒有文學，沒有學校，沒有布道臺，而只有報紙的情形嗎？10個人里沒有一個會看書，但我們每一個人，除了那些極端貧窮無助的人，每天都用報紙來塞滿自己的頭腦。它是我們的父母、學校、大學、劇院、布道臺、榜樣、顧問，（所有這些角色）它都集于一身。我們身上的每一滴血都受它的影響?！?00多年過去了，今天的媒體已遠遠不止報紙，還有廣播、電視、網絡、數字化通訊等。因此，我們必須注重建立效果評價體系，這個評價體系主要是兩方面，一是“傳”，二是“受”，“傳”是影響力之源，“受”是影響力的效果。利昂·納爾遜·弗林特甚至悲觀地說過：“沒有人將這個問題簡化成一門精確的科學，最多只能得到個大概。”(11)不過，他還是為這個問題建構了一個數學公式：

影響力＝可信度＋說服力／偏見＋惰性

研究新聞傳播的效果評價，必須借鑒傳播學的理論，像以往的子彈論模式，有限效果論模式，溫和效果論模式，強大效果論模式，都要進行揚棄，吸收其合理的內核。

研究新聞傳播效果，要建立科學的指標體系、評價標準、評價方法，既考慮到定性，又要考慮定量，從定量中去看定性，從定性中去分析定量。完整的科學的效果評價體系，應當是建立起新聞傳播過程中的因果關系的科學體系。

建構新聞學的理論新聞學學科體系，是一項浩大的工程，而這樣一篇短文是難勝其任的，只能是一個初步的嘗試，只能是一個初步的論綱，更深入的研究，只能俟諸來日，期望得到讀者的批評和建議。

注釋：

①方延明：《新聞實務方法論》，南方日報出版社2005年版。

②方延明：《從創新意識談新聞工作思維方法的十個關系》，《新聞知識》，1999年第4、5期。

③方延明：《我們今天應培養造就什么樣的新聞人才》，《中國新聞報》，2007年5月16日。

④方延明：《解讀新聞文化的價值觀意義》，《南開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

⑤［美］赫伯特·阿特休爾：《權力的媒介》，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38頁。

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9頁。

⑦［法］貝爾納·瓦耶納：《當代新聞學》，新華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頁。

⑧［英］阿克頓：《自由與權力》，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⑨［美］杰克·富勒：《信息時代的新聞價值觀》，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頁。

⑩JurgenHabermas,LadpenseepostmetapAstque,Armandcolin,pans,1993,p.83.

(11)［美］利昂·納爾遜·弗林特：《報紙的良知》，蕭嚴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