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影視文化融合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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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科教影視是傳播科學知識弘揚科學精神的重要方式。但是，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對立所造成的觀念誤區(qū)，導致我國科教影視發(fā)展滯后。傳播科學的人文價值，整合兩種文化，已成為我國科教影視的歷史責任和發(fā)展途徑。

［關鍵詞］科教影視；兩種文化；實證主義；功利主義；科學的人文價值

世紀之交，邪教和偽科學在中華大地上為非作歹，多行不義。在反對邪教和偽科學的斗爭中，科學被政府和公眾反復地強調。傳播科學知識，弘揚科學精神已成為時代的呼聲。作為科學傳播的主體和方式，科教影視有著義不容辭的責任。然而，在兩種文化（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對立的背景下，我國的科教影視忽視了人文文化對科學文化的關懷，在作品中排斥包括科學精神在內的人文內容，使它不僅弱化了自身與國外同一領域的競爭力，而且影響著對公眾的科學啟蒙，公眾無法從科教影視中全面認識科學，反思已成為中國科教影視的必然過程。

一、我國科教影視的困境

90年代以來，在改革的深化進程中，科技顯示出了強大的威力。同時，科學分科化趨勢加快，各分支學科之間的交流和理解成為必要。在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下，以視聽方式傳播科學的科教影視較之以往有所突破，也有所創(chuàng)新。但參照于西方發(fā)達國家的科教影視，相對于科教影視在科學傳播中的應有地位，我國科教影視的滯后與膚淺是顯而易見的。

1.播出量少，欄目稀缺

調查顯示，在美國，1997年每個美國人平均收看電視432小時，其中72小時是科學節(jié)目。中國科協公眾科學素養(yǎng)調查的項目負責人李大光通過另一項調查獲知，我國公眾獲得科技信息的渠道分別是：通過報紙、雜志渠道的有56.7%，圖書為7.9%，廣播11.9%，電視66.1%。就是在這樣一個擁有3.5億臺電視機，而且觀眾對它的依賴性較強的國度里，科學節(jié)目占電視播出量的比例，還不到1%。

在電視節(jié)目進入欄目化生存的階段后，節(jié)目類型的壽命和制作與欄目的數量和質量息息相關了。1995年，我國第一個大型科普欄目《科技之光》在武漢電視臺創(chuàng)辦，同時武漢臺也開設了我國第一個地方科技頻道。隨著“科教興國”和“可持續(xù)發(fā)展”兩大戰(zhàn)略的正式提出，中央電視臺才于1997年和1998年相繼創(chuàng)辦《科技博覽》和《走近科學》兩大科普欄目，而獨立的科技頻道在國家級電視臺中仍是一個空白點。與此同時，各地方臺還大量引進美國“探索”和“國家地理雜志”等科技影視頻道的節(jié)目進行重新包裝。但是，真正有中國特色的科教欄目依然寥若晨星。

2.知識量大，精神稀缺

不管是科教電影廠制作的“拷貝”，還是科教電視欄目策劃的節(jié)目，知識科普仍然占據主導地位。也就是說，我國的科教影視以青少年或所謂的“科盲”為受傳對象，以傳授作為物質層面的科學技術知識為主，視聽語言淺化為對科學知識的解讀和介紹。考察中央臺的兩檔欄目，《科技博覽》被放在黃金時間播出，節(jié)目長度為5分鐘，它主要是介紹最新的科學發(fā)明和科技信息；《走近科學》又分為《科學生活》、《科學關注》、《科學人物》、《科學發(fā)現》和《科學論壇》五大板塊，除《科學人物》涉及到了科學的人文價值，其他板塊依然是偏重傳播科學知識，傳遞科技信息。與之相對，作為精神層面的科學精神、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在我國科教影視中卻體現較少。從傳統意義上講，所有科學知識都很重要，但知識是永無止境的，而且具有更替性。可是和科學相關的許多內容涉及到人文的、精神的東西，它們是相對穩(wěn)定的。如果忽視了這些內容，觀眾對科學本質的把握將是片面的。

3.功利宣傳泛化，異化現象反思稀缺

北京大學吳國盛教授在《用“科學傳播”替代“科學普及”》這篇文章中指出：“傳統的科學普及把自己規(guī)定成一個科學知識的居高臨下的單向傳播過程。這個規(guī)定還有一個潛臺詞，就是科學技術都是好的，都是有正面價值的。”①在我國科教影視中，這樣的前提預設的確根深蒂固。因而通過科教影視表達的都是科學的“工具理性”，即科學萬能。科學的異化現象在科學影視中卻遭到排斥。這樣的后果便是受眾在觀看科教片或科教節(jié)目后，只能感受到科學控制自然、改造人類社會的力量，產生對科學技術價值與人的價值相互關系的單向認定，同時他們在現實中目睹的異化現象卻不能得到解釋，從而導致科學傳播的效果大打折扣。我國科教影視在創(chuàng)作和策劃時，應全面理解科學的技術價值，適當地在節(jié)目中傳播科學的異化現象，讓觀眾全面審視科學技術。反觀西方的科教影視界，他們的認識要深刻得多。在經歷了工業(yè)社會的熏陶后，面對環(huán)境危機和能源危機，他們提出了“回歸自然”的口號，因而在科教片中，科學的異化現象得以揭露。除此以外，他們還在反映自然環(huán)境的科教片中注入了生態(tài)倫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的反異化理念，使節(jié)目有了“人味”，傳播效果非常顯著。

4.社科類精品多，自然類精品稀缺

科學的外延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科教影視也有自然科學題材、社會科學題材和人文科學題材之別。1985年以前的我國科教影視，社科類作品相對較弱，而自然類作品則碩果累累。從1955年至1985年，自然類科教片在國內獲獎180余次，國際獲獎37次。進入90年代，伴隨著中國紀錄片的發(fā)展，以人類學記錄片為代表的社科類題材飛速發(fā)展，涌現出《藏北人家》、《最后的山神》、《神鹿啊，神鹿》等人類學紀錄片精品，不僅給觀眾以審美享受，而且為人類學研究和普及提供了寶貴的視聽材料。但是，自然科學題材的科教片卻走入了低谷，精品難產。直至2000年，北京科教電影制片廠推出《宇宙與人》獲金雞獎最佳科教片獎，才引起了科教影視界的轟動。盡管如此，我國科教影視界存在的題材發(fā)展的不平衡性仍未被打破，自然類精品目前仍是被關注的熱點。

二、我國科教影視的觀念誤區(qū)

我國科教影視發(fā)展之所以困難重重，投入有限，市場運作不善，制作水平不高等因素都還是次要的。發(fā)展緩慢滯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觀念的誤區(qū)，即在我國科教影視的創(chuàng)作觀念中，嚴重忽視了科學的人文價值，排斥科學的人文背景。誤區(qū)的存在實質上是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這兩種文化的分裂與對立在科教影視創(chuàng)作觀念中的投影。對于一個尚處于“前現代”的國家，在現代化的艱苦歷程中，兩種文化的矛盾似乎成為一種必然。西方已經經歷過這樣的階段，因而當發(fā)達國家從工業(yè)化社會邁向后工業(yè)化社會的時候，兩種文化的整合在反思中便成為思想潮流。在整合思潮的影響下，西方的科教影視才體現出了強烈的人文關懷。相對來說，兩種文化在前現代背景下的中國正重復著西方過去的對立和分裂，科學的技術價值和物質層面被絕對化，科學的人文價值和精神層面被忽視和否定。如此，我國科教影視在內容上失去了“人性”，呈現出單向度的科學價值取向。當然，兩種文化的對立帶給我國科教影視很多負面影響，不是直接作用的結果，而是通過對科學觀、科普觀和科教電影傳統等觀念形態(tài)的異化來實現的。

1.科學觀的誤區(qū)

科教影視的編導或策劃人在構思、拍攝和編輯時，創(chuàng)作意識上總是受一定科學觀的制約。全面反映科學本質的科學觀，必須引導科教影視的制作，既有效地傳播科學又給觀眾以審美享受；片面或錯誤的科學觀，則會誤導科教影視的價值觀照，最終誤導受眾。

現階段由于受實證主義科學和功利主義科學觀兩種片面的科學觀的影響，我國科教影視只注重知識的傳播，忽視科學精神的傳播；偏重宣傳科學的功利性，忽視科學的異化現象。實證主義科學觀強調科學與人文兩個世界的截然區(qū)分，它強調自然科學是唯一種類的科學，強調認識世界和體驗世界的異質性，強調只有自然科學在認識上才是有意義的，而一切人文文化在認識上是無意義的。胡塞爾對實證主義科學觀的總結非常精練，就是“科學觀念被實證地簡化為純粹事實的科學。科學的‘危機’表現為科學喪失生活意義。”②既然科學在實證主義科學觀中被等價為“事實”，那么作為“事實”的解釋形式，科學知識自然成為科學傳播的要義，甚至是唯一要義。而科學的人文價值卻由于認識和體驗的分離在“簡化”的過程中被隱去。科教影視作品也因此沒有了科學精神、科學思想、科學家、科學美，失去了“生活的意義”，只有科學的知識外殼。這類科教影視作品播得越多，居高臨下的教化感就越強。

相對于實證主義科學觀，功利主義科學觀對我國科教影視的觀念誤導要隱蔽得多。它將科學、人和社會作為統一體來思考，強調科技進步推動社會進步，科學不僅應當服務于人，而且能夠服務于人；強調科學是造福人類的唯一手段，不具備終極意義。由于功利主義確立了科學技術價值與人的價值的一致性，肯定了科學在社會文明進程中的進步作用，因而吻合了我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宗旨。我國科教影視作品為宣傳“科教興國”和“可持續(xù)發(fā)展”兩種戰(zhàn)略，很容易就迎合了這種觀念。在屏幕上，觀眾看到的只是科學的全能，是科學作為另一種“萬能的神”的存在。其實，功利主義隱藏了自身的缺陷。首先它以“科學技術價值與人的價值的一致性”在邏輯上偷換了“科學價值（包括技術價值和人文價值）與人的價值的一致性”，消隱了科學的人文價值，所以在我國科教影視作品中，觀眾只能看到科學技術多么偉大，而科學人文價值的空氣相當稀薄。其次，功利主義忽視科學的異化現象，科教影視作品也對此視而不見，從而造成觀眾的迷茫，上文已作了分析，此處不在重復。

2.科普觀的誤區(qū)

科教影視是科學普及的形式之一，科普觀的發(fā)展必然影響科教影視的走向。吳國盛教授認為：“1949年以后的科普創(chuàng)作有兩個特點，第一個是服務于工農業(yè)生產和經濟建設，所以提倡應用性，實用性；第二是服務于意識形態(tài)的需要，所以用于論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作品不少。屈從于這‘兩個服務’的科普作品很難有自己長久的生命力。”③盡管吳教授強調的是文字作品，然而在科教影視領域，這種觀念依然存在。1962年第一次全國科教片會議之后，聶榮臻題詞道：“科學教育電影是普及生產斗爭知識和科學實驗成果，宣傳唯物主義的一件有利工具，應該努力加強這方面的工作。”④只要回顧中國科教影視的歷史，就能發(fā)現從1949年到1985年，科教影視作品大多是關于農業(yè)生產和醫(yī)療保健的。可見不管在政策上還是在實踐中，“兩個服務”的痕跡在我國科教影視領域中是非常明顯的。90年代以后，中國的科普觀雖然突破了“兩個服務”的無形框框，呈現出與國際接軌的趨勢，可是整體來看仍然停留在傳統意義上。

傳統科普觀支配下的中國科教影視呈現出與西方發(fā)達國家科教影視的異質性。在我國是用“意圖”來衡量科教片，認為科教片的作用主要是知識傳播；在西方是用“效果”來衡量科教片，主張科教片的作用是傳播科學精神，喚醒或激起人們對科學的熱受。因此，我國的科教影視作品人的內容少，物的內容多；科學精神少，科技知識多；科學審美少，科學認識多。其實世界影視歷史上有些經典作品的創(chuàng)作初衷純粹是個人感悟和審美追求，但在學術上仍有科普價值和科研價值。眾所周知，弗拉哈迪攝制的《北方的納努克》標志著人類學紀錄片的誕生，它為研究愛斯基摩人的生活習慣和生存狀態(tài)提供了最直觀的資料。埃里克·巴爾諾卻認為：“弗拉哈迪從事這項工作，與其說是由于學術上的原因，不如說是出自深遠的個人原因，但結果都是一樣。”⑤因而我國的科教影視要有質的飛躍，科普觀的更新是重要前提。

3.科教電影傳統的誤區(qū)

回顧我國科教影視的歷史，電影制片多于電視制作，并形成了自身的傳統。在科教電影的傳統中，有兩點片面認識值得關注，因為它們至今仍存在于科教電影中，并已擴散到科教電視節(jié)目。

第一是對“科學內容”的片面認識。在傳統觀念中，我國科教電影強調科教片必須有嚴格的科學內容，而科學內容又被簡單化為科學知識。至于科學家及其科學思想、科學精神則被局限于紀錄片或故事片的范圍。“盡管那些紀錄片、故事片觸及的題材都和科學有關，但這兩個片種都不深挖科學內容，一掠而過只是為了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事跡。科教片則完全不同，主要是講述科學知識……任何以紀錄片或故事片來冒充、頂替科教片的做法都是有害的。”⑥像這樣的觀念在當時只能是傳播科學知識的物質外殼，科學的人文內容被排斥到了其他片種，兩種文化在科教電影的傳統中尖銳對立。

第二是對科教片藝術性的片面認識。傳統的科教電影觀雖不完全反對借用一些藝術手法來豐富科教片的藝術表現力，但是“借用”有著嚴格的題材范圍，被限定于地理風光和科學考察兩種類型之中。自然類科教片在當時是不允許存在藝術性的。傳統觀念認為：“科學知識本身就很有趣，很有魅力的，也是充滿曲折和斗爭的，并不需要游離科學內容硬加什么藝術性。”⑦誠然，矯揉造作的藝術表現手法運用于科教片必然弄巧成拙，然而傳統觀念否定的“藝術性”并非純然的藝術表現手法，還包括了科學的人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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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科教影視的突破途徑

我們不能否認傳播科學知識的重要性，即使是傳播科學精神等人文內容，也要依托科學知識。可現實卻是兩種文化的對立造成的對科學人文價值的忽略，從觀念上抑制了我國科教影視良性循環(huán)，作品中的人文內容稀缺。走出困境的途徑只有一個，就是在傳播內容中注入人文因素，突出科學的人文價值，使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統一于科教影視創(chuàng)作之中。科教影視作品的人文內容主要體現在以下四點：

1.主題——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

對于中國科教影視傳播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恐怕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當務之急，更應看作長遠戰(zhàn)略，將之作為傳播內容的重中之重。對于大眾，科學曾被理解為物質的知識體系，其實科學也是一個思想體系、精神體系。科教影視要實現鏟除邪教和消滅偽科學的社會功能，就必須在傳播效果上使受眾完成從科學的物質形象認識科學的精神形象認識的轉變。因此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必然成為我國科教影視的主題。科學思想除本身具有十分豐厚的哲學意義，而且還強有力地影響著哲學、藝術等人文學科和人文文化的更新和發(fā)展。科教影視的創(chuàng)作群體應著力于用形象直觀的畫面展示出豐富的科學思想，揭示科學思想和人文思想的聯系，通過影視手段溝通兩種文化。科教影視所傳播的科學精神，不僅包括追求邏輯上的自洽和尋求可重復的經驗證據這兩個學術層面，更應延伸到倫理道德領域，突出自由探索的精神、勇于批判的精神、大膽創(chuàng)新的精神和嚴謹求實的精神。觀眾在潛移默化的精神感染下便自然而然領悟到科學的本質意義，激起對科學的熱愛。

2.背景——自然與科學的人文環(huán)境

1999年8月11日出現千年最后一次日全食，土耳其的三個城鎮(zhèn)是全球最佳觀測點，觀光者和專家從世界各地紛紛趕來，當地居民的生活秩序被打亂，甚至在三座城鎮(zhèn)之間發(fā)生了矛盾。這是土耳其科教片《影子掠過的時候》的主要情節(jié)，這部科教片獲得了2000北京國際科教電影電視展評會特別獎。它的成功之處不在于拍攝到了新奇的自然現象，而是揭示了千年最后一次日全食背后的人文景象——土耳其城鎮(zhèn)和觀光者，使自然現象在人文的大背景中得以展示，強調了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的關系。只有自然的人文背景才能成為連接自然與人的橋梁。

另外，表現科學活動的人文背景也是十分必要的。科學與文化活動一樣，也是一項人類的歷史活動。它根植于整個人類社會、歷史和文化的土壤里。它也受時代、歷史、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的影響和制約，因而具有時代性、歷史性和人文性。離開人、社會、歷史和文化這些人文背景來反映科學，是十分膚淺的。科教影視注重從人文背景的角度反映科學，有利于強化科學的社會意義，帶給觀眾更開闊的視域和更深刻的內涵。

3.敘述——科學研究主體的活動

科教影視既要重視科學研究的課題——物質和知識，也要重視科學研究的主體——科研機構和科學家。科學史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美國的薩頓認為：“自然的研究必然是由人研究的。盡管這種研究是客觀的，并且科學家們試圖使它盡可能的客觀，但是它仍然是以人類的經驗和價值來觀察解釋一切的。科學不過是自然界以人為鏡的反映。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始終是在研究人。因為我們只能通過人的大腦才能理解自然。”⑧科學研究主體的活動是人文性質的，就其本身而論更是一項高品位的認識活動、精神活動或文化活動，它涵納了科學思想、科學精神和科學知識，這就給了受眾一個機會，通過解讀科教影視作品的人文內容達到了解科學的目的。具有人文意味的科教影視作品應該以科研主體的活動為敘述主線，結構全篇。特別是對于傳播科學精神，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作為觀念形態(tài)的科學精神，其自身的抽象性是很難通過畫面直觀表現的。它的內涵都外化于科學研究主體的活動中。科教影視通過展現科學活動，讓觀眾領悟其中的精神因素，從而激起觀眾對科學的熱情。“國家地理雜志”創(chuàng)作的《開天辟地》可謂是一個范本。這部科教片要告訴觀眾關于“生物進化”的過程。但它并非以知識傳遞的形式簡單交代這一過程，而是以達爾文出海考察為主線，通過他的野外研究揭示生物進化現象。在達爾文的考察中，觀眾不僅能了解進化論的一般知識，更能體察到進化論產生的背景以及達爾文個人的精神氣質。如此觀眾便很容易理解達爾文反對特創(chuàng)論的堅毅，從而受到啟迪。

4.細節(jié)——科學家的情感

科學家在從事科學活動時，除了服務社會造福人類的外在目標，還有特定的價值目標，那就是對知識和真理的追求。于這種思想的、理想境界的追求之中，凝結了科學家的深厚情感。用情趣性細節(jié)表現科學家的情感，是科教影視不能忽略的關節(jié)點。一部科教影視作品有了情感，才能打動觀眾，讓觀眾主動地接受科學知識。“探索”頻道的《星際探巡》在揭示情感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伽利略”號探測艇進入木星大氣層后是否能夠在被蒸發(fā)前傳出數據，牽動著從事這項工作的科學家們的心。《星際探巡》用一位科學家的談話和他的表情表達了當時復雜的情感。科學家說：“我就像參加最后的審判日。第二天，我不是在天堂就是在地獄。”接著鏡頭就切換到指揮中心的現場，再現科學家們焦急的等待以及成功后狂喜的情景。情趣性細節(jié)的使用立刻便使整部科技片具有了“人”氣，令人過目難忘。

除了傳播內容要注意觀照科學的人文價值，在制作技巧上的創(chuàng)新也使科教影視富于濃烈的人文意義。風格化敘述和真實再現是較為有效的方式。風格化敘述是指解說詞敘述的個人色彩鮮明，說話者的語調不像一個教育者，更似一個交流者。另外，人物訪談也不時穿插其中。人物訪談在這里已不再是背景的交代，而是和解說詞一樣成為推進敘述展開的方式，實質上也是風格化敘述。真實再現是用演員扮演和模擬場景的手段再現歷史情景。國外的科教片經常用真實再現追敘歷史上著名的科學家的科學活動或某些歷史人物創(chuàng)新活動，節(jié)目引人入勝，人文意味強烈。

對于當今的中國大眾，科學精神比起科學知識似乎更為急迫。因而科教影視必須突破傳統的重圍，在人文和科學的共同基點上傳播科學，走向兩種文化的融合。

注釋：

①吳國盛：《用“科學傳播”替代“科學普及”》，《光明日報――讀書周刊》2000年11月2日第2版。

②埃德蒙德·胡塞爾：《歐洲科學危機和超驗形象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30頁。

③吳國盛：《科普著作點評》，《文匯報》2000年12月30日。

④《科教電影簡論》，科學普及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30頁。

⑤埃里克·巴爾諾：《世界紀錄電影史》，中國電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頁。

⑥、⑦同注④第47頁。

⑧喬治·薩頓《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