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角色認知變遷論文
時間：2022-09-15 1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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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社會分工和生產內部的勞動分工以來，職業活動就成為人類社會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作為一種專門社會職業的新聞記者群體，在其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逐漸形成了具有專門業務和特定職責的、不同于其他職業的鮮明特征。改革開放30年來，記者的職業特征和社會角色認知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回歸新聞記者職業本身，是這一變化的趨勢，同時，其他各種關于記者角色的認知仍有存在的空間，呈現一種觀點的多樣化的狀態。從認識一律，到觀點多樣，相互容忍，可以說，我國在記者角色認知方面進入了一種和諧的狀態。
“階級斗爭為綱”思維下的記者角色認知
記者這個社會職業是怎樣來的？胡喬木曾基于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而說道：“為什么要有記者？人生活在社會上，為什么會發生記者這一問題？為什么會有這種職務或職業？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生活，其根本問題是階級斗爭，在階級斗爭消滅以后，還有生產問題，所以社會問題根本上還是生產問題。生產斗爭以及圍繞生產所進行的斗爭，產生了種種經驗，對于這些經驗，有加以宣傳的必要，于是，有些人自告奮勇，或被指定介紹這些經驗，使世人周知，特別希望與他利益相同的人，根據這些經驗辦事，這就是記者產生的根本基礎?！盵1]這種從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簡單導出新聞職業傳播的說法，無法解釋新聞職業為什么僅在最近數百年才形成新聞傳播的社會職業，而不是與人類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一起產生。
我國記者關于自身社會角色的認識，基本是從傳媒的角色導出來的。30年前，在長期“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維內，傳媒的職能被定義在單一的政治宣傳，因而記者自然是黨的宣傳工作者，而不是一種社會職業。盡管1979年的《辭?！逢P于“記者”的解釋是“從事采訪報道的專業人員”，但是在新聞學的教材中，仍然強調記者基本任務是從事政治活動：
“新聞記者是在歷史洪流向前沖進的最近處，觀察和報道歷史前進的每一個腳步，從而參與推動歷史更快地前進……他是這個前進大軍的積極參加者之一，是一個戰士，而且是最前線的一個哨兵。不用說，這種活動是一種政治活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聞記者被稱為政治活動家。”[2]
80年代從事實際新聞工作的人，在他們關于自身工作的文章或書中，也是在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上理解記者的職業特色，強調記者角色的政治性質：
“無產階級黨報的記者是黨的調查研究的專業人員，要有一定的政治素質和思想修養，不僅要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還要努力反映人民的呼聲、愿望和要求，幫助黨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盵3]
盡管社會的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在思想認識領域，通常會發生滯后現象，以階級斗爭為綱時期形成的觀念，不可能很快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跟著變化。既然80年代的新聞改革被視為政治改革的一部分，那么對記者的角色認知，自然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視為政治性質的。
記者角色認知的緩慢變化
然而，也是在80年代，讓新聞記者角色回歸本位的思想開始經常閃現，例如這樣的描寫：“新聞記者同坐在沙發上沉思的政治家或歷史學家畢竟不一樣，他是個哨兵，甚至是個偵察兵，他要耳聰目明，機警靈活”，隨時搜求最新變動的事實。[4]這個思想很接近馬克思關于哲學與報紙區別的論述。馬克思寫道：“哲學，……喜歡幽靜孤寂。閉關自守并醉心于淡淡的自我直觀；所有這些，一開始就使哲學同那種與它格格不入的報紙的一般性質——經常的戰斗準備、對于急需報道的聳人聽聞的當前問題的熱情關心對立起來?！盵5]
1991年的一本新聞學的書，一方面意識到信息社會的環境變化，另一方仍然局限于在“階級”、“先進”之類的傳統概念之上，賦予記者職業不堪承受的社會義務。該書寫道：
“新聞記者，是在世界社會環境發生劇烈變動、國內外政治斗爭日益復雜和經濟與科學技術文化快速發展的歷史條件下，一定社會的統治階級或先進社會力量，為了社會的生存與發展所需要的從事傳播和評價事物最新運動狀態信息和反饋信息的人才。”“新聞記者是信息時代的驕子，是人類社會系統中由于他們及時傳播真實信息而使社會充滿活力的催化因素。”[6]
1993年版的新聞學教材，開始呈現出對以往記者角色認識的脫離傾向，把新聞工作者的職業特征描述為以下七點[7]：
廣泛地接觸社會生活，以全社會為工作對象和服務對象，了解社會的需要和社會的心理；
思想敏捷，視野開闊，及時把握外界的新的變化；
以獨特的新聞手段向公眾報道第一手材料；
以社會的新聞傳播者面目出現，完成社會教育者的使命；
以巧妙的手法為一定階級的利益服務，自覺地表明自己的政治傾向；
落筆成章的寫作能力；
有效地運用一切傳播技術手段。
在這些關于記者工作特征的描述中，對記者工作特點的要求顯得太高了，但是畢竟是記者應該追求的，例如了解社會、思維敏捷、占有一手材料、社會的新聞傳播者、寫作能力、掌握傳播技術。這些都顯示了作者記者職業的特征，但是落實到記者工作的目的上，卻是“完成社會教育者的使命”和“為一定階級利益服務，自覺表明政治傾向”，仍然沒有擺脫記者凌駕社會之上的態勢和從事的是政治工作這種認識窠臼。
梁衡則在1996年說，新聞信息和自然信息不同，它有社會性，是通過大眾傳媒，傳給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看的?！坝浾咝展?，要以公論立論，為公益傳訊?！毙侣動浾呖偸亲杂X地關注一個時代的新變動、新情況、新事物，把握時代的最新動蕩，做時代脈搏的最直接、最敏銳的感應者?！坝捎谑姑年P系，社會給記者一個特殊的位置，他既處在制高點，俯視社會，又處在連接點，摸著事件和人物的脈搏。在前者時，他應表現出冷靜、清醒，在后者時，就應熱情、積極，他既有一副冷眼，又有一顆熱心?！盵8]同類的說法也出現在教材里：
“新聞記者是新聞信息的傳播者，是為公眾服務的社會工作者。在整個社會活動中，他們扮演著公眾利益的‘守護神’，社會輿論的‘導向人’的角色?！盵9]
這些對記者的特征描述已經接近記者的本職內涵，但同時充滿一種對該職業的浪漫想象。其實，記者能把現實發生的事實清晰地講述出來，就很不錯了，若記者能夠把握時代的脈搏，當“守護神”和導向別人，那各路社會精英和各級黨政領導人做什么呢？
1997年版的一本關于新聞職業道德的書，從信息學和社會學角度把記者職業描述為以下四點：
信息的敏感的采集者和傳遞人；
擁有社會武器的干預者；
塑造社會現狀的精神生產者；
十字路口的“社會人”，即記者好像是站立在十字路口的“社會人”，環顧上下左右，傾聽八方來音，匯天下之風云，立筆開言，傳遞時代信息。[10]
在這些關于記者工作特征的描述中，對記者工作的目的的描述，至少擺脫了直接的政治語言，但是“擁有社會武器的干預者”、“立筆開言”，無形中仍然把記者視為一種高于普通社會人群的特權人群。
新世紀對記者角色認知發生的較大變化
2003年發生了很多事件，伊拉克戰爭爆發后中國電視新聞首次成月地直播戰事和報紙規模化地連續報道；中國當局瞞報、謊報信息造成非典疫情蔓延和后來公開信息形成社會合力化解危機；山西繁峙礦難中11名記者受賄失語；全國整頓行業報，數百家新聞性不強的行業報和縣級黨報?？?，等等，引起了學界對“新聞專業主義”的較為集中的研究。同時，這一年起，因繁峙礦難在新聞界持續數年開展“三項學習”運動，首次由官方提出“新聞職業道德”、“職業意識”、“職業精神”等等概念。這些都在無形中提示人們，新聞記者是一種社會職業。新聞專業主義基于以新聞報道與傳播本位為核心的價值判斷，倡導著新聞記者踐行一系列職業規范。
這年以來，來自采寫一線的記者在自我角色認知時，強調記者的職業理想首先是記錄，其次是影響。他們的認識已經完全回歸到記者的職業本身。《南方周末》記者南香紅說：
“記者就是一個旁觀者，記錄是最基本的，影響是記錄所產生的，但你不能更多地去奢望和作為，你的作為就是很好地記錄，專心地去傳達你所關心的命題。”[11]
《經濟日報》記者庹震說：
“用我們的筆，我們的鏡頭，記錄著我們國家的日益強盛，記錄著人民的日漸富裕，也記錄著新聞工作者放入一種職業的幸福?！盵12]
2007年，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張志安采訪25位活躍在采訪前線的著名記者后發現，在這些記者的職業意識中，更多的記者堅守內心忠誠，追問、記錄、表達和傳遞新聞事實真相，進而啟蒙或影響受眾。[13]在他們的心中，記者是一個忠實地記錄歷史，忠實地為社會進步吶喊的崇高職業。[14]
相對新聞學的教材，來自實踐一線的記者已經超越了死板的新聞理論教材。例如，2000年的教材還在說：
“我國記者的社會職能，就是通過自己的新聞采訪活動，傳播新聞信息，傳播黨的聲音，當好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就是通過自己的采訪活動，勇于堅持真理，揭露謬誤，敢于反映民眾呼聲，正確開展輿論監督。我國記者的社會地位，就是社會活動家，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就是廣大群眾利益的捍衛者和代言人。”[15]
2003年的教材把記者的職業特征概括為以下幾點：
能夠及時、敏銳地反映社會和時局的變化；
能夠與社會生活和人民群眾保持著十分廣泛的聯系；
作為喉舌、工具具有很強的政治性；
作為輿論的代表具有很高的權威性；
是一種快節奏、高強度的創造性勞動。[16]
這里，社會監測和守望功能放在記者職業特征的首要地位，顯示出認識的進步，但是仍然留有較為濃重的以往思維的痕跡。
2006年，一本新的新聞理論教材從信息學、傳播學和記者職業的社會性的角度把新聞傳播者的角色定位于以下幾點：
為受眾而產生、存在和工作的職業群體；
信息流通的始點；
反映時代、記錄歷史的人；
大眾和社會的“教師”；
“文化人”；
社會活動的活躍分子和專門家。[17]
這時，回歸記者本職的意識開始顯現，不過“教師”的比喻仍然顯現一定的對記者過高的作用估量。
5.12地震報道中，很多記者表現出很強的職業意識，把最新信息和事實傳遞出去，把信心傳遞出去，把希望傳遞出去，把堅強傳遞出去，把“以人為本”的理念傳遞出去。同時，某些記者缺乏基本職業道德的種種做法，也促使研究者們重新審視傳媒的基本職責和記者職業理念。
傳媒的“四大職能”導出的記者角色認知
正是有了如此漫長的經驗和教訓，我們才有可能使得關于傳媒職能的認識和記者角色的認知回歸新聞本位。2008年6月出版的一本新聞理論講座，引用了黑格爾的一段話：
“科學，作為服從其他部門的思考，也是可以用來實現特殊目的，作為偶然手段的；在這種場合，就不是從它本身而是從對其他事物的關系得到它的定性。從另一方面看，科學也可以脫離它的從屬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獨立的地位，達到真理，在這種地位，只實現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盵18]
顯然，黑格爾區分了認識科學（新聞學應該是“科學”之下的一門學科）職能的兩種思路。一種思路是從它與其他事物的關系得到它的定性，例如我們前面講述的很多關于傳媒職能的認識（主要是從傳媒與政治的關系定性的）。另一種思路，拋開與其他事物關系的定性，而只從傳媒本身來確定傳媒的職能。
沿著第二種思路，關于傳媒的職能的論述，拉斯韋爾（HaroldLasswell）提出的傳媒三項主要職能，以及查爾斯•賴特(CharlesWright)補充一項職能，得到較為廣泛的認同。
第一，對環境進行監測。這一條看起來很簡單，不論你是黨報黨刊，還是自由主義的傳媒，監測的范圍、內容、角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所有傳媒都有這么一個基本職能。也就是外面發生了重大的變故，如果這個變故涉及到你負責傳播的領域，涉及你的受眾利益和興趣，你要及時刊登，向你的受眾報告。沒有報告，或者報告不及時，就是失職。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敘述。新近發生了一個重大的事實，具有新聞價值，你要不向你的受眾講述這個事實，就是你的失職。這是所有的媒體共有的一個基本的職能。因此，記者的角色當然應該定在監測環境、報告新聞這個基本任務上。
第二，使社會各部分為適應環境而建立相互關系。傳媒及時發出信息，目的決不是火上澆油，加劇社會沖突。而是幫助人們及時了解情況，獲得新的信息以后，調整自己和外部世界的關系，小到家庭關系、朋友關系、人事關系，大到個人、團體與整個社會的關系。這是傳媒的一個社會職能。比如，媒體發表了反對家庭暴力的新聞，那些家庭不和睦的人也許接受了這樣的信息，會調整社會最小的單元——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的相互關系。我們的媒體發表了的講話或視察活動的報道，實際上是為了建立或協調中央領導人和人民之間的一種相互關系。媒體上刊播廣告，實際上建立和調整著廠家和消費者之間的某種關系。所有的媒體，盡管刊播的內容有所差異，但是最后的目的都是這樣的，使社會各部分為了適應環境，不斷地調整和外部的關系、建立相應的新的關系。
第三，使社會遺產代代相傳。這也是所有傳媒都擁有的一個職能，往往是無意識的職能。因為你每日每時在播出、刊登新聞的時候，把所生存的社會環境的文化基因繼承下來了，同時，可能也把文化的創新記錄了下來。各國媒體的文化特征為什么會有很大的差別？原因是傳媒總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氛圍中，你會每時每刻使社會的文化遺產通過你的發表、播出代代相傳。當然，這種代代相傳是一種揚棄式的接受和傳播。
第四，提供娛樂。當大家接受前三者的時候，如果傳媒再相應地提供一些娛樂內容，能夠使接受者帶有一種比較輕松的心情。傳媒的娛樂職能之所以能夠在1958年提出來，就是因為二戰后全球整體上進入了一個和平時期，盡管局部地區戰爭不斷。這種情形下，人們在緊張工作之余，需要適當的娛樂，得到休整和放松。[19]
在這四種傳媒的基本職責中，第一條亦是記者角色的要點。其他幾點是由傳媒整體運作來體現的。經歷了30年，我們已經有條件讓記者的角色認知回到簡單而艱難的角色認知上。隨著社會結構的完善，原來附加給傳媒的各種不堪承受的“重任”，以及對記者職業的過高要求，應該由相應的黨政部門和社會團體，以及職業教育家、專業學者來承擔，記者主要角色，是向公眾及時、客觀、全面的報告新近發生的事實。這一角色能夠擔當好，遵循職業道德，讓公眾滿意，就是好記者。
為什么本來簡單、清晰的記者角色，會變得如此復雜、多重化？我國千年來“文以載道”的傳統，是為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服務的，因而與精神活動相關的所有文化和信息傳播，都被賦予無限的政治倫理責任。記者職業雖然是現代的產物，但把它推及到傳統的認知上，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再則，我國現在的傳媒業，是建立在革命戰爭時期黨的宣傳工作基礎上的，盡管社會早已進入和平建設時期，但是我們對于新聞工作的認知，長期停留在政治宣傳的角色上，自然就得從黨政機關的角度提出各種任務，把記者當作干部看待，而忘卻了記者的本來社會分工和專業是什么。
當然，現在這種認知上的“減負”并不意味著記者沒有社會責任了。記者既然是一種職業的崗位，自然應有職業道德和職業規范的約束，這方面，我們要做的工作很多，因為有些記者連基本的職業道德和規范都不懂。在記者角色認知回歸以后，全面了解新聞記者的職業道德與規范，成為很現實的問題。我國新聞記者從業人員作為一種職業讓社會認同，也需要時間。
[注釋]
[1]《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下），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第271頁。
[2]《新聞記者——政治活動家》，見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中外記者成才經驗談》，1988年秋（內部用書）。
[3]《新聞工作手冊》，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第590頁。
[4]蕭乾《老報人隨筆》，參見徐向明編：《中外新聞名家名言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5—46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20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6]《系統基礎理論新聞學》，新華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228頁。
[7]《新聞理論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226頁。
[8]《新聞原理的思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12頁。
[9]《現代新聞傳播學》，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頁。
[10]《新聞職業道德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8—45頁。
[11]《記者如何專業——深度報道精英的職業意識與報道策略》，南方日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186頁。
[12]庹震《怎樣當記者》，中國發展出版社2006年版，第2頁。
[13]同12。
[14]胡新橋，李明文《激情：記者工作的生命》，《當代傳播》2008年第5期。
[15]《新聞采訪學新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頁。
[16]《當代新聞理論》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583—586頁。
[17]《新聞學原理》，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205頁。
[18]黑格爾《美學》中文版第1卷10頁，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19]《新聞理論十講》，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