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評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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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新聞評論的特點需要根據發展了的新聞評論實踐進行重新認識。把新聞性、政治性和指導性作為新聞評論的特點是不合適的。新聞評論有五大特點：以新聞事實為依托、時效性、思想性、論理性和大眾性。

【關鍵詞】新聞事實；時效性；思想性；論理性；大眾性

究竟什么是新聞評論?新聞評論具有什么樣的特點?對它的認識直接關乎新聞評論的發展，但是，學界對此問題仍然停留在80年代中期的認識水平上，未能根據新聞評論實踐的要求進行更為科學的概括，以致形成了對新聞評論實踐的阻礙。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新聞評論的特點進行重新審視。

一

中國大陸對新聞評論的特點進行認真探討，是從80年代中期開始的。筆者所能查到的最早的概括，出現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范榮康先生登載于《新聞戰線》1984年第3期的《新聞評論的一般特征》一文中。在此文中，范先生這樣界定：“新聞評論是就當天或者最近報道的具有新聞價值的事情和問題，所發表的政治性的，面向廣大讀者群眾的評論。”后來，在其專著《新聞評論學》中，范先生進一步明確界定：“新聞評論是一種具有新聞性、政治性和群眾性等顯著特征的評論文章。”“新聞評論是就當天或最近報道的新聞，或者雖未見諸報端但確有新聞意義的事實，所發表的具有政治傾向的，以廣大讀者為對象的評論文章，離開了新聞性、政治性和群眾性，都不成其為新聞評論。”①

后來，范先生概括的“三性”成為一種比較公認的經典認識。

在丁法章先生主編的教材中，曾提到“指導性”，不過沒有專門列出來作為新聞評論的特點：新聞評論“是就當前具有普遍意義的新聞事實和重大問題發議論、講道理，有著鮮明針對性和指導性的一種政論文體，是所有新聞傳播工具的各種形式評論的總稱，屬于論說文的范疇”。②后來，吳庚辰先生在其2001年出版的《新聞評論學通論》一書中，在原有的“三性”的基礎上，又加上了“指導性”，成為“四性”。③

隨著廣播電視新聞評論的崛起，新聞評論研究的重點轉向廣播電視新聞評論。于是，對新聞評論特性的認識不再為人們所關注，所以，后來出版的一些廣播電視新聞評論著作中，大都沿用“三性”來概括新聞評論的特性。

“三性”是80年代人們對于當時的新聞評論實踐的總結，應該說，這一概括，對于新聞評論學科的建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我國大陸的新聞評論學正是在80年代中期建立并迅速發展起來的。但是，80年代至今，是我國經濟文化發展最快的時期，新聞實踐迅速發展，新聞改革不斷深入，人們的新聞觀念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看起來，“三性”的局限性已經充分暴露出來。

二

我們先來考察一下“新聞性”。從上舉定義來看，論者們所講的新聞性實際上就是指新聞評論的對象是新聞事實。不過，因為它的對象是新聞事實，就說它具有新聞性，這是不恰當的。我們從來沒聽人講過體育評論具有體育性，經濟評論具有經濟性，文學評論具有文學性。

我們說新聞性時，一般指的是新聞本身的特性。新聞性起碼包括了真實性、新鮮性、客觀性、時效性等特性。在新聞評論中，我們當然要求新聞評論的對象——新聞事實要真實。但是，這里要明確的責任是，事實的真實與否是新聞報道的問題，而不是新聞評論的問題。我們也要求新聞要具有新鮮性，要求事件必須是新近發生的，或者雖不是新近發生，但別人從未報道過。但新鮮性仍然是新聞報道者的問題。例如，一個記者報道了一則真實性不足、新鮮性不夠的事件，而評論者迅速給這則報道加了個評論，此時我們只能說問題出在記者身上，不能說出在評論者身上。

不管報道是真是假，它都與評論者無涉。評論者只對自己的觀點和論證過程負責，不對新聞的真實性負責。核實新聞的真實性，是記者的任務，抓取新鮮的事件也是記者的任務。評論者沒有時間、沒有責任、也沒有辦法去對新聞再進一步核實。他將視報道出來的新聞為已經證明是真實的新聞。當然，如果一則新聞并未見諸報道，是評論者將它加以陳述，然后做出評論，此時，核實新聞真實性的責任當然在評論者。但是，這是評論者作為一個記者的責任，或者說，是他所兼的記者的身份的要求，而不是作為評論者身份的要求。我們在談論評論者時，當然不能把這一責任交給他。

如果硬要說新聞評論具有真實性，那么，這種真實性只是評論者意見的真實性，即評論者說的是自己內心所想的，而不是心中一套，文章中一套，說些違心話。但這樣的真實性其實說的是真誠性，與新聞的真實性根本不相干。

至于說客觀性，若要加到新聞評論頭上，那就更荒唐了。新聞評論發表的就是主觀的意見，如果要客觀化，就沒有新聞評論了。

只有時效性是報道者要注意，評論者也要注意的問題。但是，這里所說的時效性與新聞報道的時效性是不同的。新聞報道的時效性指的是記者要把新聞及時地加以報道，而新聞評論的時效性指的卻是新聞報道與新聞評論之間的時差要校二者的時差越小，新聞評論的時效性越強。如果記者報道得很真實，很新鮮及時，但評論卻很長一段時間才搞出來，那么問題就在評論者身上。一篇新聞評論，如果不注重時效性，發表出來已成為對舊聞的評論，就起不到它應有的作用，失去了新聞評論的意義。事實上，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新聞評論與新聞報道之間的時差已經變得越來越小，甚至在電視新聞評論中，往往是一邊報道，一邊評論，許多時候，評論的“及時性”變成了“即時性”，同步評論在新聞評論中所占有的百分比越來越大。

即便是新聞評論與新聞報道之間的時差問題，也不僅僅是評論者的問題，時差的大小與媒介的特性、與編輯的過程都緊相關聯。比如，互聯網上的新聞評論時效性就要強得多，因為互聯網具有即時互動性。再如，一篇新聞評論投到報社后，可能因為編輯的疏忽、送審過程的漫長等原因而使其時效性弱化。

新聞評論的特點要求作者創作要快，媒體處理要快，否則就成了明日黃花。

總之，新聞評論講求時效性，而這里的時效性又不是新聞性中的時效性。所以，說新聞評論具有新聞性是不能成立的。

至于政治性，它無疑是構成新聞評論的重要因素之一。原因很簡單，新聞評論作為意識形態中的特殊部分，它帶有強烈的政治傾向性，代表著一定階級、階層或民族、集團的利益。新聞評論工作者時時刻刻要講政治，要注意自己的新聞評論對社會可能產生的正負面影響，要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注意維護人民的利益，正確地去引導大眾的輿論。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新聞評論就是政治性評論，僅僅是就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或當前具體的政治活動作出評論；而是只要是有價值的新聞事實都可以做出評論。新聞評論也不一定是從政治角度所做的評論，不管從什么角度，只要它是對新聞事實的評判，它就構成新聞評論。黨報和市級以上電臺、電視臺作為黨的喉舌，作為各級黨組織和政府聯系群眾的橋梁，要宣傳黨的各項方針政策，解釋政府的法律法令，積極反映群眾的政治要求，政治性要更強一些。但即使是作為黨和政府喉舌的輿論工具，也會發表一些政治性較弱，甚至看不出有政治性的新聞評論。比如第三屆全國優秀廣播評論《致富路上說養豬》：

農民朋友!今年上半年，咱縣生豬存欄數比頭年下降不少。原因是一些農民覺得眼下來錢的道有的是，養豬是零錢湊整錢，沒帳算。說起來，這話也不是一點道理沒有。大凡出手一頭豬，總得個一年半載的功夫，少說也得用四、五百斤苞米，確實是零錢湊整錢。可話又說回來，零錢也是不能小看的，零錢能堆金山。這個理兒過去咱都經著過，不少人不就是靠養豬的零錢湊成的整錢娶了媳婦，渡過難關了嗎?今天，咱們走上了致富路，也有養豬的一份功勞……

像這樣的優秀評論，政治性在哪里?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我們可以推論說農民聽了評論后多養豬，市場豬肉供應就不會緊張，便于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同志說，搞好經濟建設，就是當前最大的政治。不過，這已超出了狹義的政治性評論的含義。現今出現的一些專業性媒體、商業娛樂性媒體中，更是大量地出現了非政治性評論。當然，商業娛樂性媒體、專業性媒體中的新聞評論工作者也要講政治，也要注意政策界限，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在黨紀國法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規范內發言。他們也要積極地為推進社會進步、國家安定作出貢獻，但要每篇新聞評論都帶上明顯的政治性卻有點苛求。事實上，有一部分新聞評論屬于政論，還有一部分則不屬于政論。同樣，有的政論屬于新聞評論，有的政論則不屬于新聞評論，新聞評論和政論屬于有交叉的兩個概念，在定義中強調政治性特點很容易讓人把新聞評論與政論混同。

事實上，現代的新聞評論已經開始把目光投向了現實生活的各個領域，如財經走勢、證券風潮、影視動態、體壇風云、家教天地、追星族、婚外戀、保健經等等，有什么樣的新聞焦點，就有與之相隨的新聞評論，幾乎無所不評，無所不論。

之所以有人會把“政論文體”作為新聞評論的屬概念，這既與我國的新聞評論文體沿革有關系，也與社會形勢不可分離。就文體沿革說，我們國家有著悠久的政論傳統，先秦諸子的著作中，有不少政論名篇，后來歷朝歷代，人們都把文章作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諸如李斯的《諫逐客書》、賈誼的《過秦論》、柳宗元的《封建論》、蘇洵的《六國論》等，都成為后人文章的規范。在中國報刊發展最為重要的一個階段——19世紀末時，宣傳變法維新又成為報紙的一個重要任務，以至于在那個時展起來的報刊政論又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政論傳統。新中國成立后，我們一度又在強調階級斗爭，新聞評論成了階級斗爭的工具。在這樣的氛圍中，人們很少想到新聞評論與政論的區別。

群眾性是新聞評論的大眾傳播特性決定的。新聞評論之所以要把它作為一個特點提出，不僅僅是因為相對于新聞來說，評論是講道理、發議論，如果不注意群眾性，就會使人們看不懂，不愿看，不愿參與；它還包括了新聞評論的內容與群眾的相關性、群眾對于新聞評論的介入性等方面。

把“指導性”作為新聞評論的一個特點也不適合今天的情況。它帶有時代印記，是在傳統的新聞評論實踐中總結出來的。過去，人們看社論，要把它當作黨中央精神的傳達，用以指導工作。那時的新聞評論都是指導性，但如今的新聞評論已經逐漸跳出了傳統的樊籬，人們已經基本上達成一種共識，即新聞評論最終要靠從思想上說服讀者而發揮作用，評論是說服人的藝術。即使是最重要的新聞評論，包括黨的機關報代表同級黨委發言的社論，也是新聞評論，不能同黨和政府的決議、文件等同起來。如今，還出現了許多個人專欄評論、群眾評論，這些都難以說是指導性評論，更多是屬于引導性評論。它們并不以權威身份發言，而是靠其評論的見地而建立起權威。“指導性”的背后隱藏著一個對接受者指手劃腳的人，一個高踞于群眾之上發號施令的人。如今，觀念大解放，面對同一個新聞事實，人們會發表各自的觀點，群眾是在對這些觀點的權衡中實現自己的認同的，或者說，真理是在觀點的碰撞中顯示自身的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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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認為，新聞評論具有以下幾個鮮明的特點：

1．以新聞事實為依托

新聞評論是對于新聞事實的評論，失去新聞事實，新聞評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不以新聞事實為依托的評論就變成了非新聞評論。有的學者認為，新聞評論不一定是對新聞事實的評論，它還可能是對重大問題發言(如前舉丁法章先生的定義)，這種觀點其實是把新聞評論的對象與新聞評論的選題弄混了。對新聞事實的評論不能就事論事，而要從中發現普遍存在的“問題”，并就這一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所以，“問題”是從新聞事實中發現的選題。有些評論確實是針對著重大問題，但它沒有新聞事實作依托，不能算作新聞評論。比如梁啟超先生，他的文章大都是針對一些重大的問題，有的甚至是針對一個國家興亡存廢的大問題而發，并且多是發表在報刊這種大眾傳媒上的，但他的著眼點不在新聞事實，而是要利用報刊去呼吁維新變法。所以，嚴格說來，他的大多數文章是政論，卻不是新聞評論。比如《中國積弱溯源論》，《論進步》，看題目就不是新聞評論，因為前者的主旨是談中國是怎么逐漸走向貧弱的，后者則是談社會發展的。梁啟超先生在中國報刊史上有著重要地位，但這并不是因為他的文章都是典范的新聞評論，而是因為他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代思想精英，是“時務文體”(報章文體)的開創者。面對的是不是新聞事實，這是新聞評論不同于其他評論的鮮明特點。

當然，新聞評論以新聞事實為依托，并不是說在新聞評論中一定要出現新聞事實。正如我們平時說話時經常省略掉一些彼此都知曉的前提一樣，新聞事實在評論中經常被省略。例如《光明日報》2002年3月20日署名黎廣銘的評論《“”殺人害命天理不容》：

今年2月3日晚發生的遼寧朝陽“”癡迷者董立殺妻害女慘劇再次表明，“”邪教所標榜的所謂“真、善、忍”是徹頭徹尾的騙人的幌子，它對生命的虐殺，對家庭的危害，對社會的犯罪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血淋淋的事實一再警示世人：邪教不除，民無寧日；殺人害命，天理不容。

因為人們已經從媒體中了解了那個癡迷者用鎬頭殺妻害女的新聞事實，所以，這則評論就沒有交代事件過程，而是一開頭就直接說那個事件再次表明了什么。顯然，評論依托的是那個事件，是對那個事件的評論，盡管這里省略了對新聞事實的敘述，但誰也不會不清楚的。

2．時效性

由于新聞評論是針對新聞事實的評論，所以，它就帶上了時效性特點，因為若不對新聞及時加以評論，時過境遷，就變成了舊聞評論。舊報館有句話，叫做“看完大樣寫社論”。每天的新聞排好版之后，留下一塊版面空在那兒，主筆的人看看新聞大樣，覺得哪一條新聞的價值更大，更值得議論，便大筆一揮，寫上幾百字、千把字的社論。老一輩的革命家和政論家都十分重視評論的時效，他們所寫的許多新聞評論都是在緊迫的情況下趕出來的，及時配合了形勢，發揮了新聞評論的戰斗性。現在，我們的許多媒體常常是發了一篇新聞之后，在后面直接配上一篇評論。就是某一媒體對于別的媒體所發的新聞的評論也是快速跟進。比如，中新社2002年2月27日發表了一則題為《教育腐敗甚于司法腐敗，沈陽人最不滿教育行風》的報道：由沈陽市民參與投票的全市行風評議活動爆出大冷門，教育系統在被評議的30個重點部門中，群眾滿意度排名倒數第一。第二天，《工人日報》就發表社評《教育行風“最差”令人難過》。

隨著新聞媒體的進步，交通、通訊器材的不斷改進，新聞評論的時效性越來越強，即時性新聞評論得到了大發展。在廣播電視中，已經有一些主持人能夠做到現場采訪、現場評論，啟發聽眾(觀眾)對新聞事實背后所反映出的問題、跡象進行深入思考。這種即時性的深度報道得到群眾的一致好評。

3．思想性

新聞評論屬于意識形態領域，是評論者對新聞事實發表的看法、觀點，它必須亮明評論者的立嘗態度，旗幟鮮明地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而不是人云亦云、隨波逐流。評論者不是單純的新聞記錄者，不能滿足于對新聞事實的準確記錄，不能浮在事件的表層，而要透過新聞現象，洞察現象背后本質的東西。

例如2001年8月24日《中國青年報》所刊署名宋慶光的評論《為啥一升官就長學問》。文章在敘述了新聞事件后，一針見血地指出：

中國目前還存在著較嚴重的官本位現象，這就是“一升官就長學問”的根源所在。官就像從前黃金那樣的硬通貨，幾乎在流通領域里暢行無阻。黃金可以兌換成各種有價證券，官也有類似的屬性。只要有了官，不但可以兌換成像銀子、房子、車子等實惠，也可以兌換成專家、教授等名譽和頭銜。而且官比從前的黃金還要“硬”得多，因為這種兌換根本不需要動用本金。官具有如此神通，必然導致一些人的“權力至上”和“權力崇拜”心理，乃至頭腦發脹，忘乎所以，既不能正確地認識他人，也不能正確地認識自己。

人們說：“新聞評論是傳媒的靈魂。”確實，有沒有評論者的觀點，是區分消息和新聞評論的一個關鍵。消息一般是忌諱者站出來說三道四的，而新聞評論恰恰就是要對新聞事實說三道四。

許多新聞評論，很難用政治性加以全面概括，但思想性卻是明擺著的。政治性較強的新聞評論，具有政治思想性(政治不僅僅有思想層面，還有行動層面——人們常說政治行為、政治生活，而不說思想行為、思想生活——而新聞評論中的政治是屬于思想層面的，所以，說“政治思想”比說“政治”要更準確一些)，經濟性較強的新聞評論具有經濟思想性，這些都可用思想性來涵括。正是因為有了思想性的存在，新聞事實與新聞評論才得以分開，新聞評論才可以說是“靈魂”，才真正具有了“深度”。

歷史的轉變在產生著新思想的同時，也在產生著新的評論。從新聞評論發展的歷史來看，思想解放是新聞評論解放的前提。越是變革劇烈的年代，越需要新聞評論的積極參與。當今，人們的金錢觀、時間觀、風險觀、效益觀、開放觀等都處在劇變中，所以新聞評論的用武之地也越來越大。無疑，思想性是新聞評論的一大特點。

4．論理性

新聞評論不但要亮出評論者對于新聞事實的看法，而且要通過擺事實、講道理，用道理去支撐自己的看法，從而說服別人，影響輿論。若少了講道理的環節，僅僅是亮出觀點，做出判斷，就無法保證評論的有效性，無法真正切實地去影響輿論對于某一新聞事實的看法，無法使接受者對新聞評論者的觀點心悅誠服。新聞評論必須靠講道理使人折服。比如2001年12月25日《中國青年報》“求實篇”專欄署名金陵客的評論《論“差師”》。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先用一系列新聞說明，我們的老師中確實有一些差師：“隔離專家”，“用刀專家”，“打罵專家”。作者進而論證：“從教學過程來說，學生之所以淪為‘差生’，責任基本上應該歸之于‘差師’”。他分析了學生淪為差生的3個原因，而每一個原因都與“差師”有關。由此，作者得出結論：要正視“差師”現象。在這里，作者不是不負責任地隨便做判斷，而是認真講道理，以理服人。文章發表后，人們紛紛加入對“差師”問題的討論。作者又發表了《再論“差師”》、《三論“差師”》，從多個角度對“差師”現象加以剖析，使討論進一步走向深入。

僅僅確立了觀點，只能算“評”，只有講了道理，才能叫“論”，有“評”有“論”，“評”“論”結合，才能叫評論。

有的著者認為新聞評論應具有“嚴格的科學性”。這話沒錯，評論沒有科學性，不講邏輯，所論之理就會走向片面化，甚至會歪曲新聞事實所具有的意義。但是，這是對于新聞評論的要求，而不是新聞評論的特點。特點者，存在的根據，與他物的不同點，即沒有了它就構不成新聞評論的那些東西。新聞評論若不闡述道理，就不成其為新聞評論。但是，有的道理可能講對了，有的可能講錯了；有的可能講得較科學、全面，有的可能講得不科學，講得較片面。我們不能因為哪篇新聞評論道理講錯了，或講得不全面、不辯證，就否定它是新聞評論。如果一則新聞評論已經把真理完全占有了，也就沒有別人參與討論的余地了。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每個人由于其所站立場不同、理論背景殊異、知識水平有限，他的觀點總難免有一定的片面性。共時性地看，真理有諸多側面，歷時性地看，真理又在不斷發展，以有限的生命去解讀無限的真理，誰也不能保證自己的評論是“具有嚴格科學性”的評論。如果這樣來審查新聞評論作品，那就沒有了新聞評論。這樣的說法只能把大眾拒絕在新聞評論大門之外，而由少數所謂“具有嚴格科學性”的評論家們去壟斷新聞評論話語了。事實上，我們今天回過頭來看前人的新聞評論，發現謬誤實在太多。比如《人民日報》曾有一篇題為《不要當官，要干革命》的評論，曾經被一些學者當作優秀新聞評論看，這篇評論從題目上看就是不科學的。“當官”和“干革命”本來就不是相互矛盾的概念，要照論者的觀點推論下去，豈不成了當官的都是不革命甚或是反革命的了?事實上，、、等都曾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領導者，他們也被尊稱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把“當官”和“干革命”對立起來，這樣的評論，別說“嚴格”的科學性，就連不嚴格的科學性也談不上。當然，我們不是要苛求他們，恰恰相反，我們承認他們在寫作當時所做出的求科學的努力。但他們的錯誤又說明，我們不能苛求新聞評論具有“嚴格的科學性”。所以，應該說，新聞評論的特點之一是“論理性”，而不是“科學性”。“論理性”使新聞評論既區別于單純的新聞，又區別于黨和國家的政令，區別于文件的轉發與傳達。新聞評論都要以評論者對社會人生中諸多新聞事實的判斷和認識去發言，去影響輿論，引導輿論。

還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新聞評論雖講求論理性，但它與學術論文有很大的區別。它是就新聞現象提出看法，說明道理。比如記者采訪被毆現象，評論者可能會認為它與專門的新聞法的缺失有關，認為由于無法可依，就使毆打記者的人得不到應有的懲罰，因而呼喚盡快制定專門的新聞法。但是，新聞法如何制定，中間要考慮哪些因素，具體的新聞法條文應包含哪些內容，就不是評論所要闡述，而是專門的法律工作者去思考的問題了。當然，某則法律條文也可能成為人們所關注的新聞事實。比如新《婚姻法》中對“包二奶”、“第三者”的制裁條文就曾經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個焦點。此時，對那個條文提出看法，說明道理，就成了新聞評論。

5．大眾性

新聞評論的大眾性，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新聞評論是借助了大眾傳播媒介進行的。隨著大眾傳播媒介的逐漸形成，才有了新聞，繼而在新聞發展的前提下，在大眾對各種新聞事實議論紛紛、自發評論的基礎上，才產生了新聞評論。沒有大眾傳播，就沒有新聞評論。

(2)新聞評論是對同大眾利益密切相關的問題加以評論，是大眾輿論的反映。它通過對大眾中的各種輿論進行篩選，將分散的、零亂的、互相矛盾的，甚至片面的、不正確的社會輿論集中起來，加以概括、分析，變成比較正確、系統的意見，從而反映大眾輿論。

(3)新聞評論的目的是影響和引導社會大眾全體的看法，或者說它的目的是作用于輿論(所謂輿論，就是群眾的言論)。新聞評論不是給少數人看，讓少數人聽的，它要對大眾輿論產生影響，制約大眾輿論，引導大眾輿論朝著評論者所期望的方向進行。

(4)大眾性還有一義，即群眾對于新聞評論的積極參與。新聞評論有別于專業性評論，是對大眾共同話題的評說。有了大眾的參與，形成雙向對話交流，新聞評論就真正有了生命，成為有源之水。

注釋：

①范榮康：《新聞評論學》，人民日報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5頁。

②丁法章：《新聞評論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4頁。

③吳庚辰：《新聞評論學通論》，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