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傳播語境的特色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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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意在對全球化在傳播領域的情況進行探討。分析了全球化傳播語境的歷史發展和現實特征。

［關鍵詞］全球化；全球化傳播語境；地球村

全球化是當今社會一個典型的特征，已不容忽視。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辦的《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今年第二期推出了“全球化”專輯。主持該期專輯的格雷厄姆·湯普森在《導論：給全球化定位》一文開篇就對全球化的顯著性定了位：“‘全球化’一詞已在當代社會科學中占據了中心位置。……這一術語不僅僅用于分析國際經濟的性質，實際上‘全球化’所要求的是采取真正跨學科研究方法來對社會作整體的分析。”湯普森講了這樣幾層：其一，肯定“全球化”一詞的學科重要性；其二，點明了“全球化”由國際經濟領域衍生出來，又突破了經濟領域的特定性，具有了寬泛的包容性；其三，指出了全球化現象的研究方法：跨學科的整體視野。本文試圖對全球化傳播語境作點粗略的探討。

全球化傳播語境有一個發展變化的歷程。1962年，加拿大傳播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提出著名的“地球村”概念。1969年布熱津斯基在《兩代人之間的美國》中正式提出“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麥克盧漢肯定電視的威力而提出了“地球村”（globalvillage,又譯“全球村”）。后來，約翰·奈斯比特在《大趨勢》中則對麥氏作了點校正。他說：蘇聯1957年發射的第一顆人造衛星，標志著全球信息革命的開始，這是正在成長中的信息社會所缺少的技術催化劑，其真正重要性在于它開啟了全球衛星通訊的時代。正是人造衛星把地球變成了馬歇爾·麥克盧漢所說的全球村。麥克盧漢認為，電視是促成全球的工具，我們現在知道，其實是通訊衛星。阿里·穆罕默德既承襲又超越了奈氏的看法：“通過消除地理距離，衛星傳播是市場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因素。”這里的不同在于，它已不僅僅是從技術層面回答“是什么導致了地球村”的問題，而是直指傳播的全球化市場了，回答“是什么承載全球化——全球化的市場。只有進入了真正的市場，全球化傳播語境才是現實的。導言中還提到美國學者認為的“全球化”內涵：“尤其是在當代條件下，它指這樣的方式，即權力和傳播伸展到全球各地，壓縮了時空，重構了社會關系。”很顯然，它表達了三層含義：一，傳播技術縮短了時空；二，全球化中蘊含著權力（power）和傳播（communication）的地理流動性；三，作為結果，它要重塑社會關系。這種認識，明顯是對麥氏和奈氏認識的發展。當傳播技術由電視、人造衛星發展到因特網（lnternet）時，全球化的趨勢又一次獲得了巨大的奈斯比特所稱的“技術催化劑”，如克林頓政府1993年才提出要建立NII（Nation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全國信息高速公路），僅僅兩年后又提出要建立GII（Glob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可見，全球化傳播語境的加速在所難免。

當前，全球化傳播語境有這樣幾個特點。

一、全球化傳播語境是偏斜性的。

全球化語境不是一個中立或中性的概念，事實上它從來也沒有中性過。像最先明確提出“全球化”這一詞語的布熱津斯基，意在將美國作為完美的國家范型予以兜售，同時，要讓人放棄對“帝國主義”的批判。可見，全球化最初就被烙上了政治目的，為的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后來隨著舊的殖民體系的土崩瓦解，政治形態的殖民統治讓位于經濟形態的新殖民主義。很大程度上，全球化語境是以國際經濟的依賴特征而為人所熟悉的。更進一步的事實是，經濟領域中的全球化不是大致對等的依賴，而是呈明顯的偏斜性特征：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發展中國家過多地依賴著西方發達國家，比如資金的依賴、技術的依賴、產品的依賴等等。這種偏斜性特征在傳播領域表現得更其突出。西方大國的報紙、廣播、電視以及通訊社壟斷了絕大部分的信息傳播資源，20多個富有的工業化國家仍然在媒體資源和傳播能力方面遙遙領先，而許多貧困國家則是媒體資源匱乏、傳播能力低下。今年4月，澳大利亞RMIT大學國際傳播與信息技術研究中心召開學術研討會，討論太平洋島國的媒體和傳播發展趨勢。其中講到，像西沙摩亞等不少太平洋島國傳播狀況非常惡劣，并不充分的信息傳播還主要來自美、法等國。所以，就連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者也批判地審視道：“目前西方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計劃意味著美國的全球公司能更好地獲得全球市場。它們已經處于統治地位了。二戰以來的歷史表明，美國一直在領導著全球市場。”

可見，全球化傳播語境是異常偏斜的。當前的現實傳播語境依然是，與“民族—國家”這種政治主導模式相一致的“民族—國家”的傳播語境，因此，全球化傳播語境很難凌駕于“民族—國家”傳播語境之上。具有現實可能性的倒是，盡可能在全球化語境和“民族—國家”語境之間找到結合點。這表明，全球化傳播語境中蘊含的傳播自由不是無所限制的，它既有著超越國界的信息傳播流向，又要受到來自特定“民族—國家”的一定程度的制約。這導致的結果是，既培養出一定的世界同一性，又維護著特定地區、國家與民族的獨特性，兩者的此消彼長過程就是斗爭的過程。對此，美國著名的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在1990年出版的《權力的變移》中就深刻地質疑道：“全球化傳播媒介真會把民族之間的差異同化掉嗎？”接著又指出：“全球化不等于同一化。我們可能看到的不是已故加拿大傳播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漢所預言的單個地球村落，而是大量不同的地球村——它們都被納入新的傳播系統，同時又努力保持或加強各自的文化、種族、國家或政治個性。”另一位國際傳播和新聞/政府關系專家哈森在1999年最新版本的《世界新聞多棱鏡》中，對托夫勒的總結還是深表認同。

二、全球化傳播語境中的傳播理念是多樣化的。

全球化傳播中既敏感又重要的一塊就是新聞傳播，所以這里以新聞傳播理念為例。賽伯特、彼得森和施拉姆的《報刊的四種理論》將全球的新聞傳播理念按國家的政治體制分為四種，即集權主義理念、自由主義理念、社會責任理念以及蘇聯共產主義理念。后來的學者又有所修正，比如哈森就在《世界新聞多棱鏡》中剔除了第四種，而加上了發展理念、革命理念兩種。不管怎樣，這都表明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全球的新聞傳播理念是多樣化的。由此引出的關鍵問題是，當今，全球化語境并沒有使新聞傳播理念達成全球的統一，它說明了什么深層次的問題呢？至少說明，新聞傳播有著自身的獨特性，而絕不僅僅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傳播。新聞傳播中的意識形態斗爭從來都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鑒于當前的世界格局依然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格局，那么可以預測的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全球化語境雖有更其強勁的信息技術支撐，但新聞傳播理念多樣化并存的格局仍然會大致持續下去。承認現狀的同時，我們還是不得不問，全球化語境中到底有沒有建立全球統一的傳播理念的必要，如必要，可能性又在哪里呢？這是應該探討的。

這一提問觸及的是尷尬的現實。國際層次上，有關建立國際信息傳播新秩序的爭論主要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展開。而隨著1989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有關新聞流動的爭議也結束了。哈森指出：“1990年5月，聯合國負責信息政策的一個委員會一致通過一項決議，不再考慮有關國際信息新秩序的政策問題。西方外交官對這項決議表示歡迎，指出它標志著這場爭論在聯合國的結束。……駐聯合國約總部的發言人安德魯·魯道夫指出：‘全球信息秩序已經成為過去’”

我們應該從信息新秩序話題淡出聯合國這一事實中看到些什么呢？顯而易見，這一決議利于本來就處于優勢地位的西方發達國家，而不利于處于劣勢地位的發展中國家。很快我們就會看到，強勢國家越發占盡強勢，而劣勢國家越發被擠壓而邊緣化。這就是典型的“馬太效應”。“信息新秩序已經成為過去”，那么嚴峻的現實又將如何面對呢？在性質上，聯合國是各國政府間的國際組織。連各國政府都無法通過該組織商談出一個有效的、各方滿意的建立信息傳播新秩序的方案，那么，全球化傳播語境的發展又應當怎樣處理與“政府”這一控制力量的關系呢？話題雖然于相互妥中淡出聯合國，卻并不意味著矛盾的不再存在，并不意味著跨國界的傳播就能肆無忌憚地洞穿政府這一對本國具有絕對主權的統治機構。全球化傳播語境自然要求信息傳播的自由流通，但各國政府也自然會為保護自身的國家利益而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施加限制。這樣一來，全球化傳播語境恐怕并不能得以順利發展。

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傳播語境應包括兩個最為基本的方面：一，傳播是“全球化的”（globalized）。國家這一主體對新聞傳播的限制大大減小，新聞傳播能夠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二，新聞傳播有著大體共同的傳播語境，具體表現在比如新聞選擇中大體一致的價值判斷，受眾解讀中大體一致的文本解讀等。如果按照這個基本標準，不但目前上未不存在，而且在今后相當一段時間里也無法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傳播語境。要同時做到以上兩點是困難的。阿里·穆罕默德說：“今天，全球化的最大意義之一就是所謂‘信息自由流動’。如果，我們將CNN視為一個全球公司，其主要功能是新聞和信息，但是它的新聞主要是以美國的觀點來建構的。”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全球化傳播語境在當前必然是一個被過濾了的傳播語境。第一道過濾器是“民族—國家”。“民族—國家”的政府讓一些信息入境，淘汰掉其他的信息。第二道過濾器是受眾，他們以自己的文化語境來過濾外來的信息傳播。至于說可能的取向，則是復雜的問題，須得分析各種變量，比如經濟變量、政治變量、文化變量等等。比如，有著民族文化優越感的法國受眾，恐怕更強調傳播中自己的民族特色；比如非洲窮國，經濟上政治上都受到來自美國的強大壓力，受眾可能會出于要擺脫貧困處境的心理而極大地接受美國塑造的傳播影像。魯迅先生著名的“拿來主義”觀點——“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就是我們應當恪守的如何過濾的原則。公務員之家

面對全球化趨勢的發展，到底是出現奈斯比特說的民族語言和文化的強勁復蘇，西班牙會更加西班牙化，中國會更加中國化呢，還是會出現更加的同一呢？我們應當追蹤全球化發展的步伐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注釋：

⑴[英]格雷厄姆·湯普森：《導論：給全球化定位》，《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2000年第2期

⑵[法]阿芒·馬特拉：《傳播全球化思想的由來》，《國際新聞界》2000年第4期

⑶[美]約翰·奈斯比特：《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方向》，第11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