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普遍主義話語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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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傳播學普遍主義話語亞洲中心本土化范式

[摘要]：傳播學濫觴于美國，并逐漸成為一種“普遍主義”話語迅速擴張到全球。然而，當一種理論離開其生存的母體落地到其他國家或地區時，必然與當地的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風俗習慣產生沖突，這時必然要進行的是“本土化”改造。傳播學的亞洲中心正是在“本土化”發展的過程中提出來的，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取代西方傳統，建立新的話語霸權，而是要與西方進行對話、互補，形成和諧發展的態勢。在這一目標的指引下，亞洲傳播學的發展取向應該拋棄“中心”和“多元”的矛盾之爭，建立根植于亞洲文化和現實的新的研究范式。

Abstract:CommunicationoriginatedintheUnitedStatesincreasinglybecameintoan“universalism”discoursespreadthroughtheworldrapidly.However,asatheoryleaveitsmatrixandbeintroducedintoothercountriesorareas,theconflictswillappearbetweenthetheoryandtheculture,valuesandcustomsofthelocalsociety.Sothe“localization”isnecessaryforatheory.Theasiacentricofcommunicationbeingputforwardjustduringtheprocessofits“localization”,whosepurposeisnottobuildupanewdiscoursehegemonybuttotalktotheWest,toformasituationofharmoniousdevelopmentbetweentheAsiaandtheWest.Withtheguideofthispurpose,theapproachofAsiancommunicationshoulddiscardthecontentionbetween“centralization”and“pluralism”toconstructanewresearchparadigmgroundintheAsiancultureandsocialreality.

Keywords:Communication;Universalism;Discourse;Asiacentric;Localization;Paradigm

一、引言：西方普遍主義話語與東方傳統

東西方的對立或者說矛盾，并非絕對的和本源的，實際上，“每一種文化，在其原初的自我認識上，都是普遍性文化，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世界、人與神、人與時間等基本生存緯度所作的思考和安排。”（張旭東，2006：5）然而，人類社會走到今天，隨著資本的擴張，使得某種文化會以某種形式向其它文化擴張，形成某種“普遍”，而使另一些成為“特殊”。在這一過程中，現代化成了“西方化”的代名詞，比如：經濟領域的“資本主義”的擴張，文化領域“西方文明”的入侵，科學研究領域“理性化、科學化”的研究范式的博興等。在西方普遍主義話語的引導下，有關“西方”的現代化道路、文化發展模式、科學研究范式、社會話語似乎代表了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路徑和狀況。那么是誰賦予了“西方”普遍主義話語的權力，又是誰使得這一“普遍主義”的話語擁有了代表他者、取消他者的地位？

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首先面臨的就是“普遍”與“特殊”之爭。黑格爾的辯證法認為“普遍”和“特殊”并非完全割裂和對立的，普遍是特殊的總體，“它并不自在自為地是一個規定了的特殊的東西，而是通過個別性才是它的諸屬之一，它的其它諸屬通過直接外在性便從它那里排除出去。另一方面，特殊的東西同樣也并非直接地和自在地是普遍的東西，而是否定的統一剝去了它的規定性，從而把它提高為普遍性”。（黑格爾，1981：354）可見，普遍性的產生離不開特殊性，但它“并非特殊性的堆積，而是揚棄了種種特殊性的‘直接外在性’的一種更高的、絕對的質”。（張旭東，2006：4）在黑格爾的邏輯下，西方普遍主義的話語并非與生俱來的“普遍性”，也并非是用一種特殊的東西對另一種特殊的東西施行的征服暴力，而是以“普遍”的名義，把自身“普遍化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他者”都視為“特殊”，并且把這些特殊克服掉，也就是“視為普遍性的實現”。這有點類似于福柯的話語/權力觀，即西方話語在發展過程中，賦予自身“普遍性”的權力，即在與他者話語對話的過程中獲取一種“真理性”，證明自己為真，從而使其上升為一種“普遍性”，成為一種“普遍話語”。

與西方對立的是東方的概念，在西方人的眼里，東方是他者、是特殊、是個別。賽義德最早提出的東方的概念“主要指發生在19世紀的一種文化和物質殖民現象，這種現象與19世紀的歐美殖民帝國主義有關。而‘東方主義’在現階段又有了新的含義：資本主義和后現代經濟社會通過大眾媒體以極快的速度制造了‘非西方’的概念并使它成為資本主義和后現代經濟社會的假想敵”。（謝少波，王逢振，2003：225）在后現代和后殖民時代，東西方的對立從經濟、政治領域轉移到了文化價值領域。面對西方的“普遍主義”話語隨著世界市場席卷全球時，東方世界更強調的是保護和發展“東方傳統”的問題，于是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先后出現了“亞洲中心”的概念。

然而我們談“東方傳統”，并不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倡導紅木家具、穿旗袍、喝綠茶、看中醫、坐人力拉車。我們要強調的是如何在當今世界里為“東方傳統”，包括文化、價值觀念、風俗習慣等等，創造生存的空間、找到傳播的渠道、建構理論和哲學上的意義，讓其在于“西方”的對話中，開辟出一塊蓬勃發展的空間。在西方普遍主義話語及全球化的背景下來看傳播學的發展軌跡，也充滿了“普遍”與“特殊”之間的博弈。

二、傳播學的西方起源與全球發展

一般認為，傳播學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從美國發展起來的，以人類社會信息傳播活動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一門交叉學科。誕生之初，美國學者分別從不同角度探索人類傳播現象，提出諸多傳播理論以及種類繁多的傳播模式。美國傳播學家施拉姆（WilburSchramm，1907－1988），設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傳播學研究所，主編了第一批傳播學教材，被認為是傳播學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傳播學之所以誕生于美國，除了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免受災禍外，有良好的學科發展環境外，更與美國的社會狀況和文化傳統密不可分。美國的政治與社會生活中有著高度重視大眾傳媒的傳統，在政治機制中大眾媒介被認為是與立法機構、政府機構互相制衡的力量之一；從學術傳統來看，美國學術界盛行實用主義和科學主義，學術研究特別強調解決實際問題以及對現實的效用。而信息傳播、人與人溝通以及社會經濟發展中所面臨的種種問題都成為傳播學研究的沃土。這些條件，都決定了傳播學起源于美國。

而傳播學在美國問世后，很快就傳到西歐和日本。英國的傳播學研究從60年代開始蓬勃興起；日本的傳播學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前蘇聯自60年代起，開始重視研究傳播學理論等。受信息傳播全球化趨勢的影響，傳播學已在世界范圍內成為發展最快的學科之一。就中國來看，傳播學于上世紀70年代傳入我國大陸，而截至2005年我國共有661個新聞傳播學類本科專業點；研究生層次的教育，據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召集人、復旦大學新聞傳播與媒介化社會研究基地主任童兵教授介紹，截至2006年，我國共有新聞與傳播學碩士點123個，其中新聞學60個、傳播學63個；博士點19個，其中新聞學10個、傳播學9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6個；另有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博士后流動站3個；據不完全統計，到2006年止，全國新聞傳播專業在校學生約10萬，教師約1萬人，教授約1000人。（張曉鋒，馬匯瑩，2007）

然而，對于“非西方”國家來說，傳播學完全是一個“舶來品”。在中國，傳播學研究的基本理論、研究方法、概念框架等幾乎都是西方的。當前，大多數非西方國家的傳播學研究還只能借用美國傳統的傳播學理論和研究方法來觀照自己的傳播現象，幾乎無法建立本國的傳播學理論體系，或者說本土的傳播學理論還遠沒有被納入到傳播學的主流中，也未曾對傳播學的主流產生過深遠的影響。而西方的傳播學理論也有著其不可克服的缺點。比如，西方傳播理論以“功能性理性、個人自由、精心計算的個人利益、物質進步和權力意識”為特征，與非西方的文化傳統相悖，因此得不到非西方世界的認同；“西方的傳播理論過分依賴定量研究及統計分析，導致‘反復，缺乏明確的焦點，總是對一些在方法論上需要高深技術、實則雞毛蒜皮的小問題緊抓不放’。而同時卻對傳播的真實概念缺乏更具有創造性的理解”。（趙晶晶，2008：11）

三、傳播學的“本土化”與“亞洲中心”

可以說在傳播學的發展中，西方話語和研究范式取得了“普遍性”的地位和權力，它規定和控制著傳播學研究的方法、理論體系以及思維和表達方式。然而，普遍性并不意味著普適性，這種普遍性是在于“特殊性”的斗爭中不斷取得“真理性”地位的，它不能否定，更不能掩蓋特殊性的存在。當西方傳統的傳播學進入非西方國家后，必然會出現各種各樣的不適應癥，受到輸入國的文化傳統和社會狀況的影響，必然會一定的排異現象，這時傳播學所面臨的應當是“本土化”的問題。

以中國為例，從1982年11月第一次傳播學研討會起，差不多在每一次的研討會上，都有論文重申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之意向。“傳播學本土化”或“中國化”的議題，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也在香港及臺灣出現。1978年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余也魯教授及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系主任徐佳士教授，在香港及臺北先后召開了“中國文化與傳統中〈傳〉的理論與實際”研討會。較早前，由余也魯、徐佳士、朱傳譽及朱立等人倡導的“編纂中國新聞學書刊目錄及論文索引計劃”，雖因資源及人力不足而流產，但期望傳播學“本土化”或“中國化”的意念并沒有因此而消亡。1993年5月，廈門大學召開了有關“中國傳統文化中傳的探索”研討會，兩岸三地的新聞、傳播、歷史、人類、經濟、社會、民俗、語言等學科的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中豐富的傳播現象進行了研討。受這次會議委托，由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主任的余也魯教授、臺北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徐佳士教授、廈門大學副校長鄭學檬教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孫旭培研究員成立了一個組織委員會，考慮并部署中國傳統文化中傳播現象的研究計劃。1997年12月，在多方努力下，克服了出版過程中的重重阻礙，終于出版了勾勒華夏文化中有關傳播現象輪廓的著作——《華夏傳播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華夏傳播論》的出版，可以看作是傳播學研究本土化的一個碩果。（仲富蘭，2008）

另一方面，80年代亞洲區的傳播學者也提出了“傳播學亞洲化”的意念，并于1988年在亞洲大眾傳播中心（AMIC）支持下，出版了一本亞洲傳播理論的專著。除此之外，隨著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學者進入傳播學研究領域，以及傳播學在非西方國家汲取養料，不斷發展壯大，西方傳播學的理論和研究范式逐漸暴露出在非西方國家的不適應性，西方傳播學的“普遍性”遭到了撼動。不僅表現為傳播學的“本土化”的發展，更表現為正在逐步興起和發展壯大的傳播學的非西方學派，尤以亞洲中心學派為代表。

亞洲中心學派的倡導者三池賢孝在《對人性、文化和傳播的重新思考：亞洲中心的評論與貢獻》中指出，“亞洲中心”指的是“堅持將亞洲價值與亞洲理想置于求索的中心位置，從亞洲人民作為主體的視角出發來看待亞洲現象”。（YoshitakaMiike，2004：67）對于傳播學的發展而言，所謂的亞洲中心就意味著或者說“希望——尤其是以討論或研究為目的時——理出一條滲透于所有差異的共同線索，從而在以之與其他相似概念（如‘歐洲傳播’或‘非洲傳播’）進行比較或者對比時，能顯示出只有這個地區才擁有的特征”。（Guo-MingChen&WilliamJ.Starosta，2003）可以說，傳播學的亞洲中心學派的興起“是伴隨著對西方傳播理論的批判性反思發展的”。“他們批評傳播理論的歐洲/美國中心學者們過高地估計了他們本土知識的全球意義”。（趙晶晶，2008：11）華裔美國傳播學者趙晶晶教授認為“目前國際上亞洲中心傳播理論學派是在后現代/后美國思潮的透射和滲透下，從復古求變的生命線上出現的理論建樹”。（

四、全球化時代“中心”與“多元”之爭

湯姆林森認為“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全球化的時代”。（約翰•湯姆林森，2002：4）全球化“是快速發展、不斷密集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存的網絡系統”，（約翰•湯姆林森，2002：2）即一種“復雜的聯結（complexconnectivity）”。這種聯結是多重價值的聯結，它跨越了國界，將人們的實踐、體驗以及各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環境以及文化綁在了一起。“全球化”的發展進程在事實層面上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如果僅把全球化理解為資本的全球擴張、商品的全球流通、消費的全球趨同，那就過于簡單了。“全球化處于現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實踐（culturalpractice）處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約翰•湯姆林森，2002：1）因此，全球化不僅是經濟的全球化，更是文化的全球化。然而，文化的全球化過程并非一帆風順的，在其發展過程中必將受到本土及區域文化的抵制和同化，亨廷頓所預言的“文明的沖突”也并非杯弓蛇影。地區文化或民族文化成為全球化過程中“反霸權”和“反中心”的核心力量。因此，越過經濟、技術層面，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全球化”背后所隱藏的文化價值的“多元”之爭。在此背景下來觀照人類的傳播現象以及傳播學的發展，不可避免地碰到的是“中心”與“多元”的矛盾斗爭。

如上文所述，西方話語之所以取得“普遍性”的地位，是由于憑借其經濟實力的強大，政治領域的霸權，在與其他話語進行對話和碰撞的過程中，排擠他者話語的空間，取得自身“真理性”的地位，從而成為一種“普遍性”的話語。西方傳播學的發展亦不例外，尤其在當前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傳播學假“普遍”之名試圖掩蓋和壓制他者文化中傳播思想和理論的合法地位。然而，在后現代、后殖民和后美國的時代，必須用一種全新的多元主義取代西方所倡導的“普遍主義”。而我們所倡導的多元并非要以一種中心取代另一種中心，或者試圖樹立多個中心，而是一個“去中心化”的過程，真正讓各種文化及其價值系統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其生存和發展的空間，成為全球話語的一元存在。因為，從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來看，任何對“普遍性”的強調實際上都強化了統治群體和亞群體的等級制，具有一種壓抑性和反動性。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更希望“全球化”是一種辯證的多向流動，不是任何“中心”的單向輸出的過程。“非西方”世界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應該保持相當的文化自主性，讓價值的、倫理的、日常生活世界按照自身的邏輯展開，而不是被強行納入一種世界文明的“普遍主義”話語及其價值系統中去。當然，這并不是說，面對全球化的過程，“非西方”一定要強調其文化的特殊性、不可兼容性，甚至對抗性，并非要與“西方”進行你死我亡的斗爭，而是要強調，“非西方”世界應該在其自身歷史發展的非連續性當中考慮自我發展的問題，要尋找適合自身的歷史經驗的表達方式，保持或建立適合自己的話語系統，與西方的“普遍主義”話語進行對話或者交流，使得“全球化”的過程真正充滿活力并趨近多元。

由此來觀照傳播學的“亞洲中心”，筆者認為并非是要用“亞洲中心”取代“美國中心”或者“歐洲中心”，而是要“多中心”，多中心的結果應該是取消“中心”或“去中心”。其實，亞洲中心的倡導者們也認為亞洲中心的思路“既不是霸權式的亞洲中心主義，也不是種族中心式的歐洲中心主義在亞洲的翻版。亞洲中心性并不是要將亞洲的世界觀設定為宇宙之惟一，更不會強加在非亞洲人身上。研究者們明示傳播理論的亞洲中心與歐美中心不是對立的關系，聲明‘堅持亞洲中心是要使自己根植于亞洲文化精力之中，并不意味著對歐洲中心的悖反’，胸懷寬廣地倡導超越東方－西方的二元極端，呼吁東西方融合，互補雙贏”。（趙晶晶，2008：12）雖然，“任何文明都希望自己是世界舞臺的中心，這也是文明本身發展的動力。然而我們再為傳播理論的亞洲中心努力建構的同時，需要警惕新的語言霸權在亞洲內的建立”。（趙晶晶，2008：12）因此，筆者認為，傳播學的亞洲中心并非要建立一種新的“普遍性”話語，或者新的學術霸權，來對抗西方的“普遍主義”話語，并非是一種“中心”代替另一種“中心”，更確切地說，我們所謂的“亞洲中心”應該是一種“主張”、一種“視角”、一種“取向”，甚至是一種“方法”。

五、“亞洲中心”的取向：建立立足于亞洲文化的傳播學研究范式

拋開“多元”與“中心”之爭，就意味這我們嘗試著打破東西方的二元對立，打破這種主宰我們思維和認實踐的最主要范式。在這種視域下，我們提出傳播學的“亞洲中心”并不在于要統計有多少亞裔的傳播學者、有多少亞洲的傳播學期刊、有多少“亞洲問題”，而在于在研究和解釋人類傳播現象時、在構建傳播學理論時，是否運用了亞洲文化的價值系統、是否使用了亞洲的研究方法、解釋體系以及話語表達，同時這種價值體系、研究方法、解釋系統和話語表達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范圍內成為西方學者在研究和討論人類傳播現象時不得不考慮的參照。傳播學的“亞洲中心”的一個目標就是要能夠在討論研究傳播問題時對西方的傳播理論產生沖擊，對其“普遍性”的概念體系提出修整，并能夠建立一種立足于亞洲文化的傳播學的研究范式。

1962年，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用范式（Paradigm）而不是傳統的理論來說明科學的發展。庫恩所說的范式，一般是指特定的科學共同體從事某一類科學活動所必須遵循的公認的“模型”，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觀、基本理論、范例、方法、儀器、標準等同科學研究有關的所有東西，它實際上是科學共同體從事科學活動的共同立場，共同使用的認識工具和手段。（許為民，2002：147）借用庫恩的范式的概念，我們提出傳播學“亞洲中心”的發展目標，具體來看應該朝一下幾個方面努力：

1.挖掘亞洲文化中的普世價值觀

亞洲是一個小于全球的地理概念，然而亞洲地域遼闊、種族眾多、宗教多樣，亞洲文明源遠流長、政治復雜，價值觀念多元，面對這樣一個幅員遼闊、文化不一的土地，要建立起一個相對一致的“亞洲中心”談何容易。然而，正如亞裔傳播學者陳國明所言，亞洲，就其在“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方法論、目的論各個層面”都具有相似性和共性。“在本體論方面，亞洲文化傾向于對宇宙采取一種整體觀”；“在認識論方面，對宇宙乃一整體結構的意味深長的理解，被深植于對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聯系的認識之中”；在價值論方面，“作為亞洲文化價值的核心觀念的和諧被當作是人類傳播的終極目標，而非手段”；“在方法論方面，亞洲人認為宇宙的轉換過程并不是線性的，而是一種無窮的非線性循環”等，（Guo-MingChen&WilliamJ.Starosta，2003）因此，我們要建立的亞洲中心的傳播學研究范式，應該挖掘亞洲不同文化中的普世價值觀，打通亞洲不同亞文化之間的隔閡，在保持多樣性的前提下，挖掘共同性。

2.運用亞洲文化的思維方式來解釋亞洲的傳播現象

西方的傳播學研究來源于西方哲學的理性主義傳統，從而倡導邏輯分析的思維方式和科學主義的研究方法。而亞洲哲學強調“和諧”、“整體”和“中庸”，于是在解釋亞洲的傳播現象時，應該運用亞洲文化中的思維方式。比如：“亞洲人在傳播互動的過程中更傾向于‘感知’而非理性的‘分析’或‘思考’；重視同情性傳播……愿意主動接受事物、主動脫離小我、培養一種慈悲心，愿意接受他人的存在；在亞洲傳播中，沉默也是一種言語表達方式”，這與亞洲人崇尚寧靜有關；和諧觀念能夠防止“亞洲人在傳播中走極端”，鼓勵實踐“中庸之道”；在為“避免不必要的尷尬或沖突時……亞洲人會通過一種微妙或含蓄的方式表達自己”（Guo-MingChen&WilliamJ.Starosta，2003）等等。

3.建構根植于亞洲文化、立足于亞洲現實的傳播學理論

新的范式形成的重要標志之一便是不同理論體系的建立。相對于傳播學研究的西方傳統而言，傳播學研究的亞洲范式建立的表現之一是應該有一系列根植于亞洲文化、立足于亞洲問題的傳播學理論的提出。我們所要建立的亞洲傳播學也應該是只有亞洲社會、文化、價值和心理結構才能孕育和產生的，這些理論是極具亞洲特色的，是貼近亞洲現實，解決亞洲傳播現象的，是那些生活在西方文化傳統中的學者不能提出的。比如日裔著名的傳播學者三池賢孝從亞洲中心的角度對人類傳播的本質進行再思考，提出了5個與西方中心相異的人類傳播命題：（1）傳播是提醒我們宇宙萬物都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的過程；（2）傳播是讓我們減少自私心理/自我中心主義的過程；（3）傳播是我們對萬物生靈的歡樂與痛苦加以體驗的過程；（4）傳播是我們與萬物生靈進行受恩與匯報的過程；（5）傳播是我們將宇宙道德化、和諧化的過程。（YoshitakaMiike，2004：67）雖然三池賢孝的理論還止停留于假設層面，但與西方實證主義研究傳統不同的是，亞洲文化更崇尚闡釋和演繹的研究方法，因此，這些理論假設在研究層面也同樣具備了理論價值，是亞洲傳播學研究的大膽創新和嘗試。

4.建立傳播學研究的共同立場、站在在亞洲視野的高度與西方對話

傳播學“亞洲中心”的建立首先應該達成共識的是傳播學研究的亞洲立場。立場不統一必然導致話語的多樣化，而任何一個特殊的亞洲文化都不能代表亞洲文化的整體。因此，在建構亞洲傳播學理論和研究方法之前，我們應該首先建立一個亞洲人都能夠接受和認同的研究立場；其次應該站在亞洲視野的高度，摒棄任何狹隘的地方主義，與西方傳播學進行對話和交流。不可否認的是，西方的傳播學傳統能夠迅速壯大并具有全球擴張的活力，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和適應性，它能夠把“他者”文化和問題包容進來。而我們所倡導的“亞洲中心”若想在世界傳播學領域占據一席之地，最可行的辦法就是拋棄狹隘的民族主義，站在“大亞洲”的高度，盡可能地擴展亞洲傳播研究方法及其理論的適應性和包容度。在這樣的基礎上，與西方傳播學傳統進行對話，取長補短，才能在世界傳播學領域發出聲音，才能為人類的傳播學發展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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