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戶籍制度與社會分層和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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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戶籍制度是中國社會一項基本的制度安排，它把戶口作為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憑據，對社會分層和流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在改革開放近三十年后，中國的戶口還起不起作用，以及起著怎樣的作用？通過對綜合社會調查數據的分析，發現中國社會分層具有城鄉戶口差別和城市戶口等級差別并存的特點，戶口轉變和遷移的開放性程度與個人社會流動機會獲得有正相關關系。市場轉型雖帶來了較多流動機會，但戶口等級差別以及戶口對體制內流動所起的結構性影響依然存在。鑒于戶籍制度的強粘附性生成了社會差別，改革這一制度的基本方向是推行戶口一元化和遷移自主化。

關鍵詞：戶口；戶籍制度；社會分層；流動

以戶口登記和管理為中心的戶籍制度，不僅是中國的一項基本社會管理體制，也是一項與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密切相連的制度。人們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學就業、福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都采用了戶口標準。戶籍制度的核心內容包括將公民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二元身份制；同時根據戶口轄地管理原則，對異地間戶口遷移實行嚴格的行政控制，這一制度安排通過對身份轉換和自主遷徙的控制，對中國社會城鄉二分結構的形成，以及城市等級差別現象的出現產生了重要影響。

如今，戶籍制度已經歷了多種形式的改革，如1980年代中期的小城鎮自理口糧戶口及當地有效城鎮戶口改革、居民身份證制度試行、1990年代交錢辦"農轉非"的變相賣戶口，以及進入21世紀后的戶口一元化改革試點等。尤其在市場轉型過程中，越來越多的農村及城鎮人口開始流向大中城市，他們在那里以臨時工、合同工及農民工身份務工或從事著個體經營活動，其不正式遷移戶口也可在城市照常生活的事實，讓人們似乎感覺戶口在今天已經無關緊要了。但是另一方面，戶口有時又顯得格外重要，小到孩子入學，大到個人仕途發展，本地戶口是獲得這些體制內資源的必要條件。在當今的中國社會，有了本地戶口并不覺得享有優勢，但反之則會遇到重重障礙。所以，目前戶口或戶籍制度改革問題作為一個社會熱點問題重新被提起，說明戶口在我們的社會還沒有淡出，戶口可能還在起作用。那么戶口究竟起著什么樣的作用？又是怎樣起作用的？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這些作用是否還能歸屬正義？諸如此類的問題，從立法者到管理者、從學術界到普通民眾，已提出了這樣或那樣的觀點及建議，可謂眾說紛紜。因此有必要通過更為精確的實證研究，對這些問題做一階段性總結和前瞻性展望。

就戶籍制度的理論研究而言，以往研究基本在二元結構論的框架下，討論戶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或是探討戶口管理體制改革的技術性問題，這些研究主要建立在常識性認知和一般性推理之上，在分析戶籍制度的整體社會影響以及呼吁改革方面，已取得一些積極效應。

但是，戶口與中國社會分層與流動機制有何聯系？如何從戶籍制度變遷角度去認識中國社會轉型？中國社會結構究竟哪些已經變化了，哪些還沒有，以及變遷是如何發生的，變遷的效應又怎樣？對這些重要的社會學理論問題的回答，以往的戶籍制度研究則較少涉及。而且在已有的研究中，經驗研究尤其是以大規模抽樣調查數據為基礎、深入細化的實證研究更為少見。因此，從社會分層與流動以及社會轉型的理論視角、立足于經驗數據分析的實證研究，將會有助于人們更深入、更精確地認識戶籍制度造成了怎樣的社會差別，以及差別是怎樣造成的?；诮涷炑芯康陌l現和理論認識，將會增加人們改造這一制度的決心和信心，并提供改造這一制度的策略、路徑和方法。

1理論和假設

在關于戶籍制度與中國社會分層和流動機制以及社會結構轉型之間關系的經驗研究中，一種較為流行的理論就是城鄉二元結構論。如蔡提出，中國城鄉分割的二元勞動力市場，其形成與相關體制有著密切關系，其中，戶籍制度對城市勞動力就業起到了一定保護作用，相反，對農村勞動力則具有排斥作用。還有一些經驗研究提出，在勞動力市場上，勞資關系存在著戶籍差別，城市工和農民工在工資、保險和工會參與等方面存在較大差別，其中戶口的作用在30%左右。而肖文韜則在其研究中指出，戶籍制度實際上并沒有阻止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大量農民工進城的事實就是證據，因此戶籍制度并未對城市勞動力市場起保護作用。根據統計數據分析，肖文韜提出必要工業化人口與年度工業化人口的差異比率過高，就業形勢嚴峻是阻礙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主要因素。

此外，關于中國戶籍制度的社會影響問題，美國一些學者在文獻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戶籍制度造成了1949年后中國的"社會空間等級"（socialspatialhierarchy）現象。戶籍制度通過對異地戶口遷移的管制，使得不同社會空間的差別得以固化和凸現。如果僅僅有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并不一定造成社會差別，因為人們可以通過自由遷移途徑來改變自己的劣勢地位，從而可以平衡和消解部分社會差別。但是，如果異地遷移權被剝奪，區域發展不均衡就變成了社會空間差別，因為戶口在發展較滯后地區的人，難以在較發達地區獲得發展機會。

在關于中國社會分層與流動機制的社會學理論中，無論是單位再分配論、市場轉型論還是權力維續論，所依據的經驗數據要么只來自農村，要么就只來自于城市，忽視了城鄉之間、不同級別城市之間以及宏觀制度性因素的影響，這就相當于忽略了對組間誤差的估計。而在中國的現實中，制度性影響所造成的組間誤差通常可以解釋階層地位和機會獲得差異的更大一部分。

吳曉剛和特雷曼（D.J.Treiman）在對同期群獲得城鎮戶口的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時，發現雖然教育和政治條件（黨員身份）會增加"農轉非"的機會，但是農村戶口則明顯地減少了受教育和政治地位獲得的機會。由此，他們對先前基于中國城市社會高代際流動率和親子間職業地位低相關的研究結果而得出"中國是開放社會"的論斷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這種判斷以來自城市的數據為依據，而忽略了農村和城市戶口間的差別以及城市戶口的難獲得性，因此造成有偏向的結論。吳曉剛等雖驗證了城鄉戶口對階層和流動機會差異的作用，但沒有考察城市間的戶口等級差別。他們注意到城市戶口的難獲得性，而沒有關注城市間戶口的難遷移性，以及由城市資源相對封閉性而產生的城市戶口的等級差別現象。

雖然程鐵軍和薩爾頓（ChengTiejunM.Selden）提出的由戶籍制度所導致的中國的"社會空間等級制"現象，其實質就是由城市行政區劃級別而延伸出的城市戶口等級差別現象，但他們的這一觀點是基于政策和文獻分析而概括出來的一般結論，并沒有用經驗數據加以檢驗。

基于上述理論研究已取得的進展，本文試圖通過對大規模抽樣調查數據的分析，來檢驗戶口與中國社會分層和流動關系的兩個理論假設：

假設1：在戶籍制度基本規則即城鄉二元戶口和城市間戶口遷移限制未改革的前提下，戶口因素仍對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產生較顯著的影響。中國社會的分層機制表現為城鄉分割和城市戶口等級差別并行的格局，個人戶口級別即戶口所在城市的行政區劃級別越高，獲得較高階層地位的機會越多，城鎮與鄉村居民的階層地位存在顯著差距。

假設2：中國社會在不斷轉型的過程中，社會流動機制雖可能發生相應變化，呈現出歷史階段性特征，不同時期人們因為政策或制度的安排，獲得流動的機會和方式會有所不同。但戶籍制度作為中國基本社會政策和制度安排，一直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影響著社會流動。盡管影響個人社會流動的因素很復雜，但戶口因素所構成的結構性影響較為突出，表現為個人和家庭的戶口性質、戶口遷移和轉變的經歷對個人上升流動機會存在較顯著的影響。越是城市戶口、越是能遷移和轉變戶口者，上升流動的概率越大。

2結論與討論

實證分析的結果，基本驗證了假設1提出的中國階層地位獲得的城鄉差別和戶口等級制現象。在黨員身份獲得上，雖然個人戶口級別影響不顯著，性別影響較顯著；不過，個人戶口性質和戶口轄地卻有著非常顯著的影響，表明政治資源獲得方面存在明顯的城鄉差別以及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差別。在經濟收入方面，戶口的收益率相對較高，證明戶口在收入差別中的作用較大，也證明收入存在戶口等級差別現象，即戶口級別較高，獲得較高收入的機會越大。個人職業階層與戶口因素的回歸結果證明，戶口級別與職業階層地位之間有著較顯著的正相關，即戶口級別越高，進入高層職業的概率越大，相反，戶口級別越低，進入低層職業的可能性越大。

社會分層的戶口等級制和社會空間等級差別現象的存在，反映了資源在城鄉之間、不同級別城市之間的不均衡配置，也反映了戶口仍然是獲得重要資源的依據，以及戶籍制度安排構成相對封閉的階層結構。城鄉差別和戶口等級差別的社會分層特點，與戶籍制度的關聯主要在于城鄉戶口身份的難轉換性和城市間戶口的難遷移性，這兩種機制將由行政化資源配置體制所造成的城市和區域差別轉為社會性的差別，體現為不同戶口身份上粘附著有差別的價值。

在戶口與社會流動關系方面，假設2中提出的個人和家庭戶口因素對個人職業和地位流動性及晉升機會獲得有著結構性影響被證實。例如，城鎮戶口、較高戶口級別以及父親戶口遷移經歷等因素對增加個人上升流動機會有積極的作用。市場轉型促進了勞動力市場的開放，也使社會流動性尤其是農業戶口和小城鎮戶口的職業及單位流動性提高，但地位晉升機會獲得仍受到戶口限制，由此出現伴隨高度不確定性的高社會流動性。不過，從某種意義上說，無論是正式遷移戶口，還是不遷戶口的流動，都是戶籍制度開放性的表征，都對社會流動和個人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以戶口為切入點的實證研究為中國社會轉型理論以及社會分層與流動理論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和經驗事實。從這一視角和經驗事實出發，我們會看到，1949年后的中國社會結構雖經歷了變遷和轉型，但戶籍制度安排所型構的基本格局在該制度未進行實質性改革的情況下，仍維持著城鄉分割和城市等級制并存的狀況。改革開放乃至市場轉型過程中，階層結構和社會流動機制雖發生了局部變遷，越來越多的人可以在體制外獲取資源和流動機會，但戶口作為獲取體制內資源的憑據，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決定著城市的階層結構與社會整合。由此說明，在一些基礎性社會制度不改革的情況下，社會結構、分層與流動機制不會有質的變遷?；蛟S正因為如此，社會上要求改革戶籍制度的呼聲一直不斷。

此外，實證研究的發現推進了我們對戶籍制度改革的認識，以往人們一般認為，只要剝離粘附在戶口之上的差別分配原則，便可把戶籍制度與社會差別徹底分離開來。然而這一認識忽略了為什么差別原則能夠粘附到戶口之上？我們又怎么能剝離這些原則呢？如果可以剝離原先的差別原則，我們又怎能保證新的差別原則不會再粘附上去呢？所以，要從根本上消除戶籍制度與社會差別的聯系，必須從制度變遷本身著手，而不能回避制度本身的變革。既然戶籍制度具有較強的粘附性，且為社會差別的生成機制，那么改革就要去消除其粘附性。而粘附性的根源在于制度安排所設置的城鄉戶口的難轉換性和戶口的難遷移性，因此，戶籍制度改革的中心任務是取消城鄉戶口身份劃分和戶口遷移的行政限制，實行一元化的公民身份制，以及公民自由遷徙和選擇居住地的法律制度。當然，戶口一元化和遷移自主化的制度改革，并不一定立即解決社會差別與發展問題，但是，制度至少為所要實現的社會目標提供了可靠的軌道，如果制度軌道本身偏離了目標方向，那么所追求的目標是不可能達到的。

從現實來看，從決策層到普通民眾，可能都會擔心戶口一元化和遷移自主化改革將帶來社會震蕩，認為農村人會涌向城市，大城市會出現人口膨脹。而事實是，戶籍制度在如今除了生成社會差別外，對人口移動行為已經起不到調控作用了，任何人都可以不遷戶口而流動。而且，從筆者參與全國政協社會法制委員會對北京、河北、四川和陜西等省市的戶籍制度改革試點專題調研經驗來看，戶口一元化和遷移落戶條件的寬松化并未誘致過多人口涌向大城市，也未造成新的城市貧困問題。再者，從理論研究結果來看，戶口轉變和遷移的開放性對個人發展的諸多方面都有著積極的意義，因而對促進社會轉型與發展也有積極的作用。至于要避免因戶籍制度改革給大城市可能帶來的人口和資源壓力問題，需要借鑒1980年代中后期的城市發展戰略，即大力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在資源配置、利益分配和投資政策安排方面，需要改變行政主導下資源向大城市和行政級別高的城市集中的機制，通過宏觀調控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機制實現資源在城市和區域間的合理、均衡配置，這樣既可以消解戶口等級和城市之間的差別，同時也將有助于減輕人口流動給大城市帶來的壓力。

誠然，戶籍制度改革是一個復雜和艱巨的過程，但是為了構建和諧社會，就必須正視這一制度所粘附的社會差別與不和諧，用改革的方法去消解那些可以避免的差別，促進社會更加和諧與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