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各國公共行政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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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理學院譚融教授發表的《論西方公共行政研究的發展》（《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3年第5期）一文，提出自政府出現伊始，政治系統便開始出現。政治系統為了實現其目標，必須組建政府并要求政府的相應行為，使公共行政應運而生。但公共行政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則很晚，18世紀德國學者試圖探討系統管理政府事務的重商主義財政理論，從那時起，公共行政才逐漸成為西歐國家的一個學術領域。在公共行政研究發展的歷程中，不同地域的國家呈現出不同的發展路徑和研究取向。20世紀60年代以來，法國的公共行政研究出現法律、管理和社會學三種研究趨向，文化主義分析也對其公共行政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同期，人們稱德國的公共行政研究為“改革學”。伴隨兩德統一，德國的公共行政研究涉及權力、資源重新分配及多層決策等問題。美國人19世紀后期才開始研究公共行政問題，20世紀60年代比較研究成為核心問題，但迄今未能解決比較公共行政的系統理論和研究范式問題。英國的公共行政研究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更加職業化和切合實際方面都作出了貢獻，但這并不意味著英國建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公共行政學。在構筑國家地位和作用方面，英國的公共行政學遠不能與法國和德國相比擬。

貿易結構與我國節能降耗

經濟學院周申教授等發表的《貿易結構變動對我國能源消耗的影響》（《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4年第3期）一文，首先基于投入產出思想建立了理論框架，對貿易結構變動對能源消耗的影響進行剖析，并在此基礎上運用投入產出法、兩極分解法等定量分析方法展開經驗研究。根據1997年、2002年和2007年我國工業部門各細分行業最終產品的能耗實物量，將工業部門各細分行業劃分為能源密集型部門和非能源密集型部門，并對工業部門進出口除均衡增長以外的能耗效應（結構性因素所導致的能耗變動）進行分解，深入考察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中的結構性因素對節能降耗的影響。從貿易結構變動的能耗效應、單位總產出能耗實物量變動的能耗效應以及投入產出系數變動的能耗效應測算結果來看，研究期內（1998-2009年）無論是我國工業部門對外貿易的上述三項結構性變動因素的總能耗效應，還是分解出的對外貿易結構變化的能耗效應，均以2007年我國推行出口節能政策為分界點，在此之前總體上朝著不利于能源節約方向變動，之后開始向有利于節能降耗的方向演變。我國節能技術的推廣對于能源節約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技術的節能空間可能將逐漸縮小，所以應更加重視貿易結構的優化和調整，充分發揮貿易結構變動的節能潛力。從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角度，不僅需在產業、貿易政策層面維持對能源密集型部門的節能激勵，而且要加強非能源密集型部門的節能激勵政策。

融入全球價值鏈，迎接國際貿易新規則挑戰

經濟學院盛斌教授發表的《迎接國際貿易與投資新規則的機遇與挑戰》（《國際貿易》2014年第2期）一文，首先總結性地分析了當前國際貿易與投資的新格局與趨勢，指出進入21世紀后全球生產、貿易與投資體系已經逐步向全球價值鏈的新型模式轉變。從企業層面看，它表現為在生產組織選擇方式上的日益外包化和在空間選擇上的日益離岸化；從國家層面看，它表現為生產制造、服務、貿易與投資日益融合為“一體化綜合體”。在這種背景下，它引發了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商業利益集團和政府對國際貿易與投資進行全球治理改革的要求，其核心目標在于通過制定高標準與高質量的新規則進一步統籌全球價值鏈，實現供應鏈的無縫對接，降低成本，繼續保持領先競爭力。這種變化同時也對發展中國家的傳統貿易政策理念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基于全球價值鏈的國際貿易新規則主要是通過所謂“第二代”貿易政策議題體現出來。它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包括目前在談的WTO“多哈發展議程”中但多數尚未達成有關協定的議題；二是未在WTO談判與磋商框架內而只是在雙邊或區域貿易協定（RTAs）中達成條款或正在談判中的議題。在當前的形勢下，當多邊主義無力推動新規則時，其倡導國家已將談判的重心與資源轉移至區域、復邊或雙邊協議上，近年來，TPP、TTIP、TISA談判的啟動以及快速增長的高質量雙邊FTAs都是另辟蹊徑的嘗試與努力。中國應以開放、包容、與時俱進的態度客觀認識新規則的影響與作用，克服保守主義和陳舊理念，將全球價值鏈與可持續發展觀嵌入新時期的經濟結構改革設計藍圖中，并仿照入世經驗，將在區域主義中踐行新規則作為推動與全球深層次經濟一體化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