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信貸與產業構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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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綠色信貸就是“green-creditpolicy”，是環保總局、人民銀行、銀監會三部門為了遏制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的盲目擴張，于2007年7月30日聯合提出的一項全新的信貸政策《關于落實環境保護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環境問題已經成為當今中國影響到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生態失衡等問題日趨嚴重，人們逐漸認識到單純以經濟增長為目的的生產方式的危害性，希望通過倡導綠色環保、改變經濟增長方式等途徑，實現全社會的可持續發展。2007年12月國務院同意批準武漢城市圈①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作為后發展的中部地區，如何在加快發展，促進中部崛起過程中，走出一條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路子？在工業化尚處于初級階段，生態承載能力空間有限的條件下，如何在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基礎上推進工業化和經濟發展？

由于資源環境問題存在外部性，無法完全依靠市場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解決資源環境問題，需要將負外部性社會成本內部化，以降低污染排放和資源濫用；將正外部性社會收益內部化，使具有正外部性的環境友好產品和服務達到社會最優的供給水平。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依靠政府的制度安排。要解決資源和環境外部性問題，最根本的手段在于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合理的產業布局，而銀行信貸杠桿將發揮著不可代的重要作用。本文將在分析信貸杠桿對產業結構調整與資源利用、環境保護關系的基礎上，通過研究武漢城市圈的資源環境特點和產業結構現狀，對“兩型社會”建設中產業結構的調整提出看法。

二、“綠色信貸”與產業結構的關系

信貸的規模和結構影響著資源的利用和環境的保護。“綠色信貸”的推出，是將環保調控手段通過金融杠桿來具體實現。通過在金融信貸領域建立環境準入門檻，對限制類新建項目，不得提供信貸支持；對于淘汰類項目，應停止各類形式的新增授信支持，并采取措施收回已發放的貸款，從源頭上切斷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無序發展和盲目擴張的經濟命脈，有效地切斷嚴重違法者的資金鏈條，遏制其投資沖動，解決環境問題，也通過信貸發放進行產業結構調整。

（一）“綠色信貸”能有效促進產業結構優化信貸是調節國民經濟的重要杠桿。信貸的投向投量決定產業結構。與一些行政手段相比，綠色信貸這樣的市場經濟手段往往非常有效。

1.產業結構的資源效應不同的產業結構狀態實質上代表著不同的資源配置狀態。資源環境約束下的產業結構調整是確定某一區域內可利用的資源總量，并進行分配，根據不同產業的技術水平，將可分配資源在這些產業之間分配，使各產業最終的產出最大。

2.產業結構的環境效應生態環境對產業結構起著制約作用。經濟活動對環境的“索取”和“干擾”不能破壞環境系統的正常結構和功能，否則超過承載力的環境將失去對經濟的支撐力。經濟學中認為環境污染與生態退化屬于經濟的外部特征，合理的產業結構應該使經濟的負外部性降到最低。因此，解決環境污染問題不僅僅是對己排放的污染物進行治理，應該把環境目標貫穿于產業的整個發展過程中。

（二）“綠色信貸”面臨著制度性和技術性的障礙雖然綠色信貸能促使資源利用、環境保護，但具體實施還面臨著不少制度性和技術性的障礙。一方面是因為綠色信貸只是剛剛起步，還面臨著認識、基礎和信息等多重制約；另一方面是因為高污染高能耗行業由于得到一些地方的政策保護，還有利可圖，有些甚至是短期的暴利行業，因而很難大幅度削減信貸規模。一直以來，我國許多企業通過將污染成本外部化來賺取暴利。雖然根據現行法律，環保部門對企業違法排污最高可以予以十萬元的罰款，但這樣的處罰力度顯然不能與其給社會環境帶來的巨大負效應相匹配。除了體制原因之外，綠色信貸政策的推進還存在四個技術難題。一是相當多的中小型污染企業采取民間融資或者自籌資金，基本上不向金融機構貸款。綠色信貸對這些量大面廣的污染企業尚不能發揮制約作用；二是信息溝通機制和有效性有待完善。一些地方環保部門的企業環境違法信息針對性不強、時效性不夠，不能適應銀行審查信貸申請的具體需要，影響綠色信貸執行效果。同時，商業銀行還不能提供使用環境信息的反饋情況，沒有真正做到數據共享；商業銀行缺乏綠色信貸的專門人員、機構及制度，信貸工作人員對環保法律法規、政策了解不足，制約了綠色信貸深入；三是“綠色信貸”的標準多為綜合性、原則性的，缺少具體的綠色信貸指導目錄、環境風險評級標準等，商業銀行難以制定相關的監管措施及內部實施細則，降低了“綠色信貸”措施的可操作性；四是缺少推進綠色信貸的激勵機制，對于環境保護做得好的企業缺少鼓勵性經濟扶持政策，不能有效吸引銀行業支持環保項目。

三、武漢城市圈產業結構現狀

（一）產業優勢

武漢是我國重要的老工業基地之一。現已形成汽車、鋼鐵、石化、電子信息、紡織服裝等六大產業。武漢城市圈所在的江漢平原是有名的魚米之鄉，是我國最重要的商品糧油生產基地和最大的淡水產品生產基地。武漢市的紡織、服裝業起步比較早，基礎好，現在已經形成了以武漢、鄂州、黃石為主的鄂東服裝工業走廊，其服裝產品在國內外市場占有一定的份額。武漢的電子信息產業發展較快尤其是光纖、光纜、數據與設備以及計算機軟件等方面。武漢鋼鐵工業歷史悠久，以武鋼為龍頭的鋼鐵企業產量一直位居全國前列，在全國鋼鐵市場上具有較強競爭力。汽車工業是武漢市的支柱產業之一，東風汽車總部由十堰搬遷到武漢之后，使武漢形成了一個轎車、卡車、輕型汽車、微型汽車和專用車等較為完備的生產體系。光電子信息產業已發展成為武漢市新興支柱產業。

（二）城市圈內產業結構不夠合理、經濟發展不平衡

從三產業結構看，農業所占比重逐漸縮小，工業和建筑業發展較迅速，所占比重呈現增長趨勢，而服務業所占比重一直在50%左右波動，未得到明顯提升。從工業內部結構看，輕工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而重工業所占比重逐年提高，現今已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近8成，偏“重”的特點突出。從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情況看規模仍然不大，發展潛力有待進一步挖掘。武漢城市圈土地資源總量少，且易受洪水侵襲，另外土重金屬污染較嚴重。水資源雖然豐富，但分配不均，山區極度缺水。城市區域人口集中，工業發達，生活廢物和工業“三廢”排量大，多數地表水體為靜水環境，自凈能力差，容易導致地表尤其是湖泊污染。礦產資源總量豐富，但人均資源相對不足。產品種齊全，但缺煤、少油、乏氣，能源礦產緊缺。礦產質量貧富不均，貧礦多、富礦少。“十一五”期間，武漢環境保護取得較大成績，但環境污染較重的形勢仍沒有根本轉變，人均“三廢”排放量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人均環境污染源治理投入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城市圈內經濟發展不平衡，城市間的差距比較明顯。這種不平衡不利于圈內的經濟總體發展。

四、政策建議

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其目的在于減少資源消耗、降低環境污染、增加經濟和社會效益。以環境承載力為基礎，以自然規律為準則，以綠色科技為動力，構建經濟環境協調發展的社會體系，實現可持續發展。

（一）加強制度建設，建立信貸支持節能環保的長效機制科學發展觀的落實需要強有力的制度來支撐。一套成熟完善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就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制度安排；綠色信貸政策則是建立這個體系邁出的第一步。綠色信貸的導向作用，體現為限制、促進、壓縮、退出等多種策略。要充分發揮綠色信貸的杠桿作用，必須建立信貸支持環保的長效機制，多角度拓展節能環保企業的籌資渠道；同時，在為企業或項目提供授信等金融服務時，把審查企業信用報告中的環境信息、企業環境守法情況作為提供金融服務的重要依據。

（二）建立全國環保信貸評估標準、充分發揮綠色信貸的杠桿作用現行的技術層面障礙，可以通過建立全國環保信貸評估標準、統一銀行對排污企業懲戒尺度、建立專門的排污鑒定專家組等方式解決。一是進一步完善環保與金融部門的信息溝通和共享機制。通過聯席會議、信息平臺等方式，規范信息通報格式，加強相關從業人員的環保培訓。二是要加強對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的信貸指導。充分借鑒國際上比較成熟的環保信貸準則，制定出適合我國國情的綠色信貸指導目錄、污染行業信貸指南，既引導銀行投資環境友好的產業和項目，又限制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項目的信貸。三是加快環境經濟政策制定，與環保信貸政策形成合力。按照建立科學發展的機制要求，繼續加快研究環境稅、生態補償、綠色證券、綠色貿易、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等環境經濟政策，創造綠色信貸“生根發芽”的政策環境。

（三）綠色信貸支持武漢城市圈產業結構優化的重點取向

根據以上對湖北及武漢城市圈資源環境以及產業結構現狀的分析，湖北及武漢城市圈在建設“兩型社會”產業結構的調整中，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城市圈內建立有效的溝通合作機制。通過相關政府部門的協調，按照市場規律，可以在武漢建立環保新材料、新能源等產業的研究、生產、銷售基地，在其他8個城市建立起原材料供應基地，實現產業對接，充分發揮武漢的聚集和輻射功能，帶動武漢城市圈的整體發展。

第二，產業結構要實現新型工業化，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并由主要依靠工業帶動增長向工業、服務業和農業共同帶動增長轉變。提升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向生產力的轉化。

第三，建立以循環經濟為重要特征的經濟發展模式。資源利用方式要實現由“資源產品廢棄物”的單向式直線過程，向“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反饋式循環過程的轉變。

第四，加強產業結構的規劃指導及監督實施。明確鼓勵類、限制類和淘汰類產業項目。改革排污管理模式，推進環境保護，以長江、漢江流域水污染防治為重點，推進跨區域大江大湖水環境的綜合治理和山脈森林濕地等生態系統的建設，建立城市圈生態環境共同保護機制和環境違法行為聯防機制。

第五，要素投入要由主要依靠資金和自然資源支撐增長向更多地依靠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支撐的轉變。利用武漢城市圈勞動力資源優勢，致力于人才培養和人力資源的開發。將資源環境正外部性的社會收益內部化，使具有正外部性的環境友好產品和服務達到社會最優的供給水平，實現在資源環境約束下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