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貸政策對固定資產投資調控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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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固定資產投資進行宏觀調控是保持全社會供求基本平衡，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保證。在諸多調控政策中，通過信貸政策對投資的調控往往起到了從源頭上調節投資規模和增長速度的效果，是調控投資資金的重要“閘門”。

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高度依賴信貸資金的特殊原因

中國經濟目前仍是投資主導型經濟，投資占GDP比重不斷提高，信貸增長仍然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重要來源。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對信貸資金的高度依賴，主要是由以下幾個因素決定的：

第一，經濟處在經濟周期的不同位置和經濟增長的不同階段，對信貸資金的需求有所不同。在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信貸需求增加。每一輪經濟快速增長之前，投資開始加速，物價開始回升，貨幣供應量和銀行信貸資金也開始高增長。近年來，新一輪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正值我國進入資本密集型增長階段，不僅是傳統的重化學工業，而且新興產業和技術的不斷出現，也使得企業和社會對資金的需求越來越大，資本深化不斷推進，創造單位GDP需要的資金存量增加，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客觀上需要更多的資金供給。

第二，我國直接融資比重過低，導致企業融資高度依賴信貸資金。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例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已達到1∶1左右，我國直接融資比例長期較低，融資結構以間接融資為主。貸款在全部非金融機構的融資中占近80%的比重，在企業融資中占90%左右，企業長期資金需求絕大部分通過銀行中長期貸款來滿足。

第三，政府國債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進一步增長，客觀上需要銀行配套資金，從而導致信貸資金需求的增長。以國債投資為例，1998～2002年我國共發行長期建設國債6600億元，銀行配套貸款1.32萬億元，銀行配套貸款是長期建設國債的2倍。也就是說，1000億元的國債投資需要2000億元的銀行配套貸款。

第四，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比例降低后，信貸擴張具有內在動力。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和農村信用合作社改革中，加強了對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例和余額持續“雙降”的考核，商業銀行紛紛采用新增貸款的方式稀釋不良貸款。與此同時，商業銀行上市的沖動，也有力地推動了貸款投放。另外，商業銀行出于控制信貸風險考慮并受制于投資渠道狹窄，也偏好于發放中長期貸款。而我國目前在商業銀行資產運用方面的限制較多，主要限于貸款業務，其他可投資產品較少，因此，銀行體系的大量資金也不得不投向中長期貸款。

對固定資產投資加強信貸政策引導的必要性

由于投資與貨幣供給和信貸增長之間的內在聯系，特別是在我國投資對信貸資金依賴程度較高的情況下，投資過熱往往伴隨著信貸過熱。信貸過熱之后往往形成大量不良資產，導致信貸緊縮，經濟增長速度大幅度回落。為了避免投資過熱及其產生的嚴重后果，就需要對信貸政策進行積極引導，促使投資總量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內，投資結構不斷優化。

當前，致使投資過熱的原因很多：一是相當一部分投資是由政府主導下的投資，一些地方在經濟發展思路上還沒有完全擺脫盲目和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思維模式，地區之間互相攀比，不少地方政府仍然用一年一變樣、三年大變樣的指導思想發展地方經濟；二是國有企業投資預算的軟約束；三是地方政府給予私營和外資企業過于優惠的土地、稅收等優惠政策，造成這些企業投資成本低估。

從金融機構的角度看，固定資產投資信用貸款的增長在我國目前社會信用制度不完善、銀行內控機制不夠健全的情況下，往往容易出現過快增長。因此，如果不對固定資產投資信用貸款加以政策引導，極易助長重復建設和產品積壓，并由此導致不良貸款，引發新的金融風險。這主要表現在：貸款增長過快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推動投資的低水平擴張，助長了經濟的低水平擴張，引發投資過熱和重復建設等經濟結構性問題；信貸資金往往流向發達地區，從而加劇了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對過熱行業的放款對這些行業的投資過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長期持續對這些行業集中投入還會導致金融機構出現系統性風險。

從市場體系的發育程度看，由于我國的利率還沒有完全市場化，利率工具還不能充分發揮作用，市場體系還不具備相對完善的“區別對待”的調節機制，還需要信貸政策進行結構調整，以顯示“區別對待”。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中，利率體系充分市場化，金融機構針對不同風險的企業貸款可以確定不同的利率風險溢價，有利于資金實現有效配置。但在我國，目前這些條件還不完全具備，信貸政策特別是在結構調整方面能夠顯示出獨特的優勢。從長期看，加快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和投融資體制改革是抑制過度投資的治本之策，而在市場經濟運行中，應通過信貸政策等各種政策加強對固定資產投資的引導，由事后調整變為事前引導和事中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