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化轉型發展的指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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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正確處理了文化的時代性與民族性的關系，為中國文化發展指明了方向。在文化發展問題上存在兩種基本理論主張或傾向：第一種是文化“進化論”或稱為文化進化主義，這種觀點認為文化是一元的而且是呈單線進化的發展模式，因此處在不同階段的文化有先進與落后、高級與低級之分，而不同民族的文化必然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之中。這種觀點看到了文化發展的統一性和時代性，卻否認了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和民族性，“全盤西化論”者把中國的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就屬于這一種觀點。胡適就認為，中國文化發展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2]第二種是文化多元論和文化相對主義，這種觀點則認為不同的民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每一種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價值，不同的文化之間是平等的，并不存在絕對的先進和落后、高級與低級的分別。這種觀點肯定了文化的多樣性和民族性，卻否認了文化的時代性，“東方文化派”明顯的持這一觀點。梁漱溟就認為，中國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各有其特殊性或民族性，他們各自處在三種不同的發展路向當中，各有其存在的合理價值。他說，“中國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條路線”，“若是同一路線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的走終究有一天趕的上；若是各自走到別的路線上去，別一方向上去，那么，無論走好久，也不會走到那西方人所達到的地點上去的！”[3]從鴉片戰爭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方向問題上，逐漸形成了一條基本思維走向，那就是學習西方，批判傳統，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正如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說，“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4]1470而那時的外國主要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然而，當歷史的步伐邁進20世紀時，兩件世界性的歷史事件改變了中國人的文化選擇方向。

其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它使中國人深深認識到帝國主義的本質和資本主義文化的弊病。其二則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生長出一種新的文明即所謂的“第三新文明”，它給苦苦探尋的中國人帶來了新的曙光。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紛至沓來的各種西方文化思潮進行了認真的比較和分析，最終堅定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然而，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中國共產黨早期在文化的時代性與民族性問題上也存在著認識的偏差，主要表現在只強調文化的時代性，而弱化文化的民族性。瞿秋白在1923年發表的《東方文化與世界革命》一文中就明確指出，文化本無東西之別，“東西文化的差異，其實不過是時間上的。”[5]青年雖然也認識到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體系中的獨立地位和價值，認為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中要占半壁的地位，他所說的東方文明就是指中國文明。但在那個啟蒙時代，他跟其他啟蒙思想家一樣主要是站在先進文化或者說文化的時代性角度，主張對民族傳統文化弊端進行最激烈的批判，摧陷廓清，實現決裂，以解放國人的思想、道德。抗日戰爭爆發后，當中日民族矛盾開始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之時，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審時度勢，明確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策略，在文化上則十分強調文化的民族性，充分認識到文化的民族性之于民族的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性，強調維護和發展文化的民族性不僅有利于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且有助于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到抗日戰爭時期，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于文化民族性問題的體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開始自覺地處理文化的時代性與民族性關系問題。一方面，他們繼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民主精神和科學精神，并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他們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而保證了中國文化發展的先進性。正如所指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

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4]1516另一方面，又特別強調文化的主體性和民族性原則，強調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實際特點、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明確指出，我們所要建立的新文化，無論是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是社會主義文化，它都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它必須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認為，隨著的發展，出現了兩種形式主義即形式主義向右的發展和形式主義向“左”的發展，這里所說的形式主義向右是指以胡適為代表的“全盤西化論”，形式主義向“左”主要是指以王明為代表的黨內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向“左”和向右的共同特點是脫離中國實際，雖然他們旗號不同，形式各異，實質都是相同的，他們都無視我們民族自身的特點，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以及社會心理、歷史傳統、民情風俗等等，盲目崇拜外國的制度文化和經驗模式，頂禮膜拜，照搬照抄。而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正確處理了文化的時代性與民族性的辯證關系，既反對全盤西化，又反對復古主義；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方向，又維護了中華文化的民族性，從而為陷入文化迷失中的中國人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嚴重挫傷的中國人重新找到了文化意義上的那種深沉的“民族自我”。思想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典范，是時代精神與民族精神的有機融合。

（二）

把文化的民族化與文化的大眾化相聯系，為中國文化發展注入了無限生機和活力。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思想的啟蒙往往收效甚微，除了后面所講到的沒有很好地把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有機相結合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沒有正確處理好知識分子與人民大眾的關系。知識分子常常以啟蒙者的身份高高在上，在啟蒙的方式上也與廣大人民群眾的接受水平存在差距。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例，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主張文學革命，建設平民文學，力圖使文學更好地走進大眾。然而，誠如所指出的，事實上它并沒有能夠達到普遍化大眾化的地步，“這個文化運動，當時還沒有可能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學’口號，但是當時的所謂‘平民’，實際上還只能限于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即所謂市民階級的知識分子。”[6]在學校教育方面也是如此，農民一向“痛恨學校”，一向看不慣“洋學堂”，因為他們說的都是些城里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深受鄭觀應、梁啟超、陳獨秀等眾多啟蒙思想家影響，青年也認為，幾千年傳統使國人的思想道德根深蒂固，他們思想保守僵化，愚昧落后，奴性十足。因此，唯有進行國民性的批判與重塑方能變革中國之社會，而要變革中國社會，則自然需要一批圣賢站出來“拯民救世”。認為，圣人得大本，賢人略得大本，愚人則不得大本。因此，必然出現“小人累君子”現象，但君子、圣人不應獨善其身，而當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由此不難看出，青年在文化發展的力量與源泉問題上，并沒有很好地處理知識分子與廣大群眾的關系。但當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后，這種觀念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他開始擯棄早期那種君子與小人的二元對立的劃分法，開始把自己融入到民眾之中。1922年11月25日，在《大公報》上發表評論，批判“長衣社會的先生們”以訓誡的口吻、以居高臨下的姿態指點和教訓民眾。

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勸誡“長衣社會的先生們”以平等的身份與大眾溝通：“但愿教訓我們的人，能站在我們的地位來教訓我們；能夠不為我們的師長，而降格以為我們的朋友，再不要再開口就‘你們做工人的’‘缺乏常識’、‘不守秩序’、‘品類日雜’，……應該要說‘：我們大家……’才好呵！”[7]在知識分子與人民群眾關系上，一方面，仍然高度重視知識分子在革命和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許多論著中對知識分子問題都有過重要闡述，他所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是中共中央作出并的第一個專門關于知識分子政策的決定。認為，知識分子是中國民主革命運動中首先覺悟的成份，中國共產黨從誕生起，就是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革命力量的組織和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另一方面，把文化的民族化與文化的大眾化相統一起來，在他看來，一個民族的主體毫無疑問的就是廣大的人民群眾，沒有民眾，就沒有民族，人民大眾是民族之本，是民族文化的主要創造者和最大接受者。因此，始終堅持群眾的觀點和群眾的路線，從這一立場出發，強調對知識分子進行團結、教育和改造，主張共產黨員和知識分子都要虛心向群眾學習，甘當小學生，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強調文藝創造應該深入群眾，應該為人民群眾服務。認為，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實踐才是文化發展的最深層次的源泉。“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這是唯一的源泉，因為只能有這樣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個源泉。”[1]860把文化的民族化與文化的大眾化相聯系，認為文化的民族化內在地要求文化的大眾化，強調人民群眾在文化發展與文化創造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從而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注入了無限生機和活力。

（三）

把發展中華民族文化與謀求近代社會革命相結合，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找到了現實的道路。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從辛亥革命到新文化運動再到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其實走過了這樣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首先是辛亥革命昭示人們，僅有政治形式的革命還不足以把中國從落后、愚昧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尚不能完成民族與民主革命的重任，還必須有人自身的現代化，于是有了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新文化運動的戰士們搖動“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大聲吶喊，試圖通過對封建思想發動最猛烈的批判來完成改造國民性的歷史使命，將億萬蕓蕓眾生從專制與愚昧之中解放出來，成為創造新時代所需要的新國民。然而，新文化運動顯然也沒有如其所愿。于是，歷史的車輪進一步推進到新民主主義革命，以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再一次走向政治革命，只不過有所不同的是，它承繼了新文化運動的基本精神，并把文化革命進一步引向深入，真正走進大眾，并將文化變革與政治革命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比較成功地推進了中國文化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在文化革命與政治革命關系上，一方面，一如既往地重視文化革命，把文化革命作為政治革命的先導，作為政治革命的有力的思想武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所提出的諸多觀點都反映了這一思想特點。例如，在土地革命時期，針對兩種反革命的“圍剿”（軍事“圍剿”與文化“圍剿”），提出了兩種革命深入（農村革命深入與文化革命深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文武兩條戰線（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思想。在1944年陜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所作的講演中，指出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的觀點；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又強調，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另一方面，又把政治革命視為建立和發展新文化的重要手段，把發展民族新文化與謀求社會變革相結合起來。在看來，只有首先通過政治革命解決廣大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切身利益問題，才有可能真正完成對廣大人民的思想改造，擯棄封建思想，建立新的文化。當經濟基礎與政治上層建筑發生變革，建立其上的觀念上層建筑，乃至整個社會觀念形態都將發生或快或慢的變革。早在1927年，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指出，所有一切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隨著農民權力的升漲而動搖。

地主的政治權力破壞完了的地方，農民對家族、神道、男女關系這三點便開始進攻了。但是，完全推翻這三項，還要待農民的經濟斗爭全部勝利之后。因此，認為：“目前我們對農民應該領導他們極力做政治斗爭，期于徹底推翻地主權力。并隨即開始經濟斗爭，期于根本解決貧農的土地及其他經濟問題。”[8]家族主義、迷信觀念和不正確男女關系之破壞，乃是政治斗爭和經濟斗爭勝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結果。土地革命時期，中央蘇區文化變革正是中共建設中華民族新文化理論與思路的首次實踐，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進一步把抗戰救國與建設中華民族新文化相結合。一方面，強調新文化要為抗戰救國服務，正式提出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因為只有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才能夠保證抗日戰爭的勝利，才能保證我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另一方面，中共又是在抗戰救國的斗爭和實踐中來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絕不是通過口頭上的說教就能夠建立起來，只有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實踐中，通過變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進行文化建設實踐中才能夠真正樹立起來。正是政治革命與文化革命的這種結合使延安文化呈現一片繁榮的景象，不僅在文藝創作、史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邊區教育等方面取得了豐富的成果，而且延安軍民的思想觀念也得到巨大的解放，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延安文化與精神像一塊磁石一樣吸引著無數熱血青年，使他們克服重重困難奔赴延安，延安文化成為全國矚目的大亮點。新中國建立后，我們正式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完成了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制度革命和社會變革，與此同時，中國人的文化精神同樣也發生了一次深刻變革，文化建設因此而迎來了又一次新的高潮。

作者：李群山工作單位：西南科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