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兒童體育鍛煉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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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問題提出

隨著“家庭”人口流動趨勢的出現，城市中流動兒童的數量急劇上升［1］。然而，他們的城市生活狀況不容樂觀，已有研究表明:流動兒童群體城市適應狀況較差，仍是一種“局部適應”，還是城市的邊緣人，未完全融入到城市生活中來［2］;流動兒童心理健康水平較低，容易產生負面情緒以及各種問題行為。例如，孤獨感、自卑感、學習挫折感等心理問題［3］。顯然，探討流動兒童的城市適應狀況、影響因素，促進流動兒童更好地適應城市環境，更健康地發展，乃是我國社會轉型期的一個重要課題，對于構建和諧社會，維護社會穩定具有十分緊迫而重要的意義。對于流動兒童的城市適應，研究者們提出了兩個較為突出的觀點，一個是過程論，另一個是變量論。過程論指出了流動兒童城市適應會經歷興奮與好奇、震驚與抗拒、探索與順應、整合與融入四個階段［4］;變量論指出了流動兒童城市適應標準總體來說可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心理適應，二是社會文化適應［5］。本文主要以城市適應的過程論為依據。以往研究主要關注歧視［6－8］、社會認同［9－10］、家庭環境［11－12］、教育安置方式［13］和人口統計學變量對流動兒童城市適應的影響。王中會等人(2013)對流動兒童的區域文化適應與城市適應進行了研究，其中，文化適應包括生活方式適應困難和人際觀念適應困難兩個維度。其研究表明，人際觀念適應容易的流動兒童探索與順應越多;生活適應容易、人際觀念適應容易的流動兒童，整合與融入越多，流動兒童人際觀念適應困難顯著高于生活方式適應困難［14］，可見人際觀念適應對城市適應有著重要的影響，這也為本文提供了研究新思路。人際交往能力是建立和維持良好人際關系的能力，對個體的人際適應有直接影響，同時也能反映個體的其他適應特征。MarkLeary關于自尊的社會計量器理論［15］認為，人際交往能力好的個體通常能被他人接納和喜歡，其自尊水平也較高，進而影響個體對環境的適應力。Prelow等人(2007)發現，社交能力是社會環境風險(如母親的心理疾病、母親的養育壓力、經濟壓力、社區環境)影響青少年適應的中介［16］。因此，本文假設人際關系能力是影響流動兒童城市適應的一個重要因素。體育鍛煉對個體心理發展的積極促進作用愈來愈受到關注。研究者對體育鍛煉的心理效益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發現，體育鍛煉能夠提供更多積極社會反饋及同伴認同，從而完善個體的自我觀念，減少問題行為的發生［17］。體育運動幫助兒童尊敬自己和他人的身體;積極提高自尊和自信，促進社會認知的發展和學習成績的進步［18］。Fox(2000)對以往的研究進行分析，他認為研究結果足以證明“體育鍛煉是發展兒童積極自我的一個有效的媒介［19］。同時，身體鍛煉對于社會適應的作用也已被證實。如，RichardBailey(2006)［20］認為，體育具有使兒童的身體、生活方式、情緒、社會性和認知發展方面提高的功能。Sibley等人(2009)認為，運動可以改善兒童的認知功能，并且發現，兒童的運動能力越高，代表兒童大腦的神經發展越成熟，且認知功能中的分辨功能指標也就越高［21］。袁建偉(2010)研究認為，體育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活動，良好的體育行為有利于流動兒童的個體社會化與城市融入;作為一種面對面的社會實踐活動，可以加深參與者的彼此了解，減少社會隔閡，有利于培養流動兒童社會化，促進流動兒童更好地融入城市。因此，體育活動可以成為流動兒童個體社會化與城市融入的有效途徑［22］。綜上，本研究將同時關注人際交往能力和體育鍛煉對流動兒童城市適應的影響。同時，考慮到流動兒童群體很大一部分時間生活在學校，對學校的歸屬感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其對城市的適應狀況。流動兒童自身以及外在諸多因素可能也會通過影響學校歸屬感從而間接地對城市適應發生作用。因此，本研究假設學校歸屬感在人際交往能力和體育鍛煉對城市適應的影響中起到中介作用。另外，考慮到小學低年級兒童完成問卷填答的局限，因此，本研究被試包括小學高年級和初中流動兒童。

2研究方法

2．1研究對象

北京市某三所打工子弟學校，有效被試301名，其中，小學高年級165人，初中136人;男生168人，女生133人;年齡在9歲－18歲之間，平均年齡為12．32歲。

2．2研究工具

2．2．1人際交往能力問卷采用Buhrmester等人(1988)編制［23］、王英春等人修訂的人際關系能力問卷［24］，包括5個維度:發起交往、提供情感支持、施加影響、自我袒露和沖突解決。該問卷共35個題項，5級評分，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人際交往某方面的能力越強。研究者指出，問卷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25］，本研究各維度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在0．52－0．68之間，總體為0．88。2．2．2身體鍛煉等級量表采用武漢體育學院梁德清等人(1994)修訂［26］，從身體鍛煉的強度、一次鍛煉的時間及頻率三個方面來考察身體鍛煉量，并以身體鍛煉量來衡量身體鍛煉參與水平。身體鍛煉量的得分=鍛煉強度得分×(鍛煉時間得分－1)×鍛煉頻率得分。每個方面各分5個等級，5級評分。身體鍛煉量最高分為100分，最低為0分。該量表重測信度為0．82。2．2．3學校歸屬感問卷采用徐坤英(2008)編制的中學生學校歸屬感問卷［27］，包括5個維度:學校環境、教師行為、學校投入、同伴關系、學校融入。該問卷共24個題項，5級評分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學校歸屬感越強。本次測量中各維度內部一致性系數介于0．63－0．78之間，總體為0．88。為了驗證學校歸屬感問卷的結構效度，本研究用結構方程建模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表明，數據與模型擬合良好:χ2/df=2．70，NNFI=0．93，CFI=0．93，GFI=0．92，AGFI=0．91，RMSEA=0．05。2．2．4城市適應問卷采用劉楊(2008)編制的流動兒童城市適應量表［28］，包括4個維度，48個題項，5級評分，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4個維度分別為:興奮與好奇，分數越高說明流動兒童第一階段興奮、好奇、高興等情緒狀態越高;震驚與抗拒，分數越高表明流動兒童第二階段表現出孤獨、害怕等情緒狀態越高，為想象和現實的差距感到震驚和失望的程度越大;探索與順應，分數越高表明流動兒童第三階段思鄉情緒，孤獨、害怕等情緒狀態越少，個性越開朗;整合與融入，分數越高表明流動兒童第四階段高興、舒服的心境越多，對北京的生活滿意度越高。本次測量各維度內部一致性系數介于0．74－0．79之間，總體為0．89。為了驗證城市適應量表的結構效度，本研究用結構方程建模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表明，數據與模型擬合良好:χ2/df=2．67，NNFI=0．92，CFI=0．92，GFI=0．91，AGFI=0．90，RMSEA=0．06。

2．3研究程序

由經過培訓的心理學專業研究生擔任主試，所有問卷采用集體施測的方式，當場收回問卷。剔除無效問卷后，用SPSS19．0和Amos17．0進行統計分析。

3研究結果

3．1流動兒童城市適應在性別、年級上的差異

根據城市適應的理論構想，四個維度屬于不同的階段，具有相對獨立性;因此，分別以四個維度為因變量，采用t檢驗進行分析。結果表明，流動兒童城市適應在性別上差異顯著(t=2．87，df=299，p＜0．01)，女生的城市適應好于男生;年級差異檢驗發現，初中生在興奮與好奇上得分顯著高于小學生(t=－3．79，df=299，p＜0．001)，震驚與抗拒上得分顯著高于小學生，(t=－10．39，df=299，p＜0．001)，探索與順應上得分顯著高于小學生(t=－2．41，df=299，p＜0．05)。

3．2流動兒童人際交往能力、體育鍛煉、學校歸屬感

與城市適應的相關分析計算身體鍛煉量、人際交往能力、學校歸屬感和城市適應4個維度的相關，結果如表2所示。相關分析表明，流動兒童的人際交往能力與學校歸屬感、城市適應三者兩兩顯著相關，流動兒童體育鍛煉與學校歸屬感、城市適應中震驚與抗拒、探索與順應顯著相關。人際交往能力與城市適應的4個維度均有顯著正相關，其中，與興奮與好奇、探索與順應和整合與融入的相關程度較高，均在0．54以上，與震驚與抗拒相關較低;體育鍛煉與震驚與抗拒顯著負相關，與探索與順應顯著正相關;流動兒童人際交往能力、體育鍛煉均與學校歸屬感顯著相關，相關系數分別為0．52與0．25;學校歸屬感與城市適應顯著相關，與興奮與好奇、探索與順應及整合與融入為顯著正相關，與震驚與抗拒有顯著負相關。

3．3流動兒童學校歸屬感在人際交往能力、體育鍛煉

與城市適應中的中介作用檢驗根據相關分析，以及本文先前的假設，本研究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分別構建了以流動兒童人際交往能力為外源潛變量，身體鍛煉量為外源變量，以學校歸屬感為中介潛變量，以興奮與好奇、震驚與抗拒、探索與順應、整合與融入為內生顯變量的結構方程模型。由于身體鍛煉量與興奮與好奇、整合與融入相關不顯著，因此在興奮與好奇、整合與融入中只以人際交往能力作為外源變量，進行模型建構，擬合指數如表3所示。由圖1可知，人際交往能力對興奮與好奇有直接效應(β=0．47，p＜0．001)和間接效應(β=0．19，p＜0．01)，增加了學校歸屬感之后二者對興奮與好奇的總效應為0．66，其中，間接效應占總效應的29%。這說明，學校歸屬感在人際交往能力與興奮與好奇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由圖2可知，人際交往能力對震驚與抗拒有直接效應(β=0．60，p＜0．001)和間接效應(β=－0．23，p＜0．01)，增加了學校歸屬感之后二者對震驚與抗拒的總效應為0．37，其中，間接效應占總效應的62%。身體鍛煉量的直接效應為－0．28(p＜0．001)，間接效應為－0．04，總效應為－0．32，間接效應占總效應的13%。這說明，學校歸屬感在人際交往能力、身體鍛煉量與震驚與抗拒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由圖3可知，人際交往能力對探索與順應有直接效應(β=0．47，p＜0．001)和間接效應(β=0．38，p＜0．01)，增加了學校歸屬感之后二者對探索與順應的總效應為0．85，其中，間接效應占總效應的44%。身體鍛煉量的直接效應不顯著，間接效應為0．07。人際交往能力的直接作用顯著。這說明，學校歸屬感在人際交往能力與探索與順應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體育鍛煉的直接作用不顯著，這說明，學校歸屬感在身體鍛煉量與探索與順應之間發揮完全中介作用。圖4學校歸屬感在人際交往能力與整合與融入中的中介作用由圖4可知，人際交往能力對整合與融入有直接效應(β=0．26，p＜0．01)和間接效應(β=0．44，p＜0．001)，增加了學校歸屬感之后二者對整合與融入的總效應為0．70，其中，間接效應占總效應的63%。這說明，學校歸屬感在人際交往能力與整合與融入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

4討論

4．1流動兒童城市適應特點

流動兒童的震驚與抗拒在性別上存在顯著差異，女生城市適應好于男生，男生在震驚與抗拒上得分顯著高于女生，這與前人［29－30］的研究結論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源于男女生本身的性別差異和社會對男女的不同期待有關。流動兒童城市適應在年級上存在顯著差異，初中生在城市適應四個維度上得分均高于小學生。初中生的年齡以及在生理、心理上比小學生成熟，能更深入地思考問題，有著更深的情緒、情感體驗和適應能力。這與前人的研究不一致，王中會等人(2013)研究得出年級變量負向預測城市適應［31］，這可能是與選取的被試不同有關，本文中流動兒童的選取范圍為4－9年級，王中會等人選取的被試為1－8年級，在以后的研究中還需要進一步驗證。

4．2流動兒童人際交往能力、體育鍛煉與城市適應的關系

流動兒童由于家庭、社會制度、戶籍等因素成為處境不利的兒童，其城市適應狀況較差。那么，如何改善流動兒童的城市適應狀況呢?本研究得出流動兒童的人際交往能力、體育鍛煉與城市適應顯著相關。但同時也發現，人際交往能力、體育鍛煉與城市適應4個維度的相關程度有較大差異，人際交往能力與興奮與好奇、探索與順應、整合與融入之間的相關程度較高，與探索與順應的相關系數達到0．67，而與城市適應震驚與抗拒的相關程度低，相關系數為0．27，這也符合城市適應過程理論，震驚與抗拒為城市適應的第二個階段，更多的代表城市適應中的適應不良和負性情緒，分數越高表明流動兒童第二階段表現出孤獨、害怕等情緒狀態越高，為想象和現實的差距感到震驚和失望的程度越大，而探索與順應階段是第三階段，分數越高表明流動兒童思鄉情緒，孤獨、害怕等情緒狀態越少，個性越開朗，因此人際交往能力與探索與順應有更高的相關。體育鍛煉與探索與順應為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12，說明體育鍛煉量越大的兒童城市適應也越好;與震驚與抗拒為顯著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24，這說明體育段鍛煉量越大的兒童其震驚與抗拒就越小，體育鍛煉可以對震驚與抗拒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

4．3學校歸屬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得出流動兒童的人際交往能力與體育鍛煉能直接或間接預測其城市適應，基本證實了研究假設。學校歸屬感在人際交往能力與城市適應的各個階段中起中介作用。中介作用分析發現，學校歸屬感在人際交往能力與城市適應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能通過學校歸屬感預測城市適應。其中，人際交往能力對探索與順應的預測力高達到85%，說明在探索與順應階段人際交往能力對流動兒童的適應有很大的影響。人際交往能力對震驚與抗拒的預測力為37%，相對較弱，說明人際交往能力的強弱對震驚與抗拒的影響作用并不是很大，可能還受其他重要因素的影響。學校歸屬感在體育鍛煉與震驚與抗拒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體育鍛煉與探索與順應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體育鍛煉負向預測震驚與抗拒，其預測力為32%，說明喜歡體育鍛煉，身體鍛煉量大的兒童震驚與抗拒相對較小，即在城市適應過程中體驗到的害怕、孤獨情緒以及負面情緒越少，體育鍛煉對探索與順應的預測力為17%，主要是通過學校歸屬感的中介作用實現的，也就是說體育鍛煉對學校歸屬感有很好的正向預測作用，這一點也不難理解，因為體育活動的合作性、團隊意識對置身其中的兒童有潛移默化的作用，使得他們在參與到體育鍛煉的同時更多的體驗到集體情感和團隊意識，因此可以正向預測學校歸屬感。同時，也可以看出，體育鍛煉對城市適應的預測力相對較弱，究其原因，是由于流動兒童體育參與程度較低。袁建偉(2010)研究表明，盡管流動兒童自身在參與體育活動方面有著強烈的興趣與積極性，但是流動兒童在面臨學校、社區與家庭這三種客觀因素的制約下，其參與體育的行為并不容樂觀，同城市兒童相比，更多的是被排斥在本該屬于他們這個年齡階段所享受的體育快樂之外［32］。我們可以看出體育鍛煉在流動兒童的城市適應中的潛力和價值，為流動兒童城市適應的干預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視角。本研究結果可以給我們以下啟示:流動兒童的城市適應問題可以通過提高流動兒童人際交往能力、體育鍛煉以及增強學校歸屬感來改善。以往的研究都是基于人口統計學變量、學校因素、家庭因素等，而這些因素基本都是很難改變的現實因素，也無法很好地進行干預。本文從人際交往能力和體育鍛煉出發探討流動兒童的城市適應問題，如果能夠培養并發揮人際交往能力與體育鍛煉的作用，即使那些身處不利社會處境的兒童也能獲得很好的發展。人際交往能力與體育鍛煉可以作為流動兒童城市適應的保護因子，在國家積極倡導陽光體育的政策下，打工子弟學校也應該好好利用政策優勢，對流動兒童進行體育教育，提高自信心，改善同伴關系，增強人際交往能力，促進他們更好地適應城市生活。

5結論

5．1流動兒童城市適應女生好于男生，初中生在興奮與好奇、震驚與抗拒、探索與順應上得分顯著高于小學生。5．2流動兒童的人際交往能力、體育鍛煉與城市適應顯著相關。人際交往能力與城市適應的四個維度顯著正相關，體育鍛煉與震驚與抗拒顯著負相關，與探索與順應顯著正相關;學校歸屬感與震驚與抗拒顯著負相關，與興奮與好奇、探索與順應、整合與融入顯著正相關。5．3流動兒童的人際交往能力和體育鍛煉可以直接預測其城市適應的積極發展，同時也可以通過學校歸屬感間接促進城市適應的積極發展。

作者:孔艷贇王英春后玉良單位:北京體育大學運動人體科學學院運動心理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