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公共體育政策對群眾體育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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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歐盟非常重視把體育作為推手實施各項社會政策的作用，認為體育是一種蓬勃發展的社會與經濟現象，它為實現歐盟“團結與發展”的戰略目標以及各項社會政策的實施起到了重要作用[1]。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我國體育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本文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公共體育政策與歐盟現行的公共體育政策進行比較分析，探討其對我國制定公共體育政策的借鑒意義。

1歐盟公共體育政策與法規的狀況

近年來，隨著歐盟的發展,體育在歐盟一體化過程中的重要性逐漸顯現。歐盟公共體育政策的特點有：(1）在歐盟框架下制定相關公共體育政策，有利于各歐盟成員國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共同協調發展公共體育事業[2]；（2）大多數歐洲體育組織反對歐盟制定的相關公共體育政策，原因是體育不受政治干預和影響[3]。（3）在論及歐盟體育與法律的關系問題上，作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區域性一體化組織和眾多現代體育運動的發源地和流行地區,歐盟的體育法制主要涉及運動員的轉會、競爭法、轉播權、興奮劑以及爭議裁定等領域[4-5]。體育是對歐盟成員國的市民具有極大的社會影響力，正如歐盟最具權威性的正式法律文件《歐盟體育白皮書》中描述的那樣，有近60％的歐洲民眾日常在約70萬個體育俱樂部參加體育活動，而絕大部分體育活動都是由業余體育組織發起的[6]。近年來職業體育對社會的影響力也日趨加大,體育不僅促進歐盟公民的健康，其教育功能還滲透到人們的社交、文化和娛樂領域。在《歐洲體育憲章》框架性體育政策的影響下，歐盟各成員國對大眾體育都予以了高度重視，以歐盟成員國芬蘭為例，1/10的芬蘭人在空閑時間經常參與體育活動，芬蘭有近8000體育俱樂部，有1/5芬蘭人是俱樂部的會員。芬蘭《體育法》明確指出，制定體育政策的目的是為了促進休閑、娛樂、競技體育和相關的公民活動、提高人口健康和福利、保障兒童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創造平等、公正、寬容、多元文化和可持續發展的良好社會環境。

2中國體育法規的歷史與現狀

新中國建立后,黨和國家把“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作為中國體育發展的指導思想和政策，明確了我國體育運動的根本任務和政策目標。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先后出臺了有關《全民健身計劃綱要》等政策性文件，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第2條規定:“國家發展體育事業,開展群眾性的體育活動,提高全民族身體素質”,更加明確了我國新時期群眾體育發展根本任務和方向[9]。近30年以來，我國充分認識到體育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確指出體育是社會發展與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個標志，體育事業發展水平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和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體現[10]。《體育法》第2條規定:“體育工作堅持以開展全民健身活動為基礎”。把群眾體育作為體育工作的重點，同時我國更強調學校體育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保障運動員的退役再就業，歐盟強調的是“雙重職業”的培養應由職業培訓中心來完成，而我國則強調要積極發展高等體育職業教育[11-12]。但是，雖然體育政策更是在不斷地改進，由于我國曾經出現體育政策上的不科學、不適應時代的要求，體育政策經歷了人治的環境、逐級法治、法制化的過程，目前我國的體育政策還沒有走上真正意義上的法制化道路，更沒有走上體育休閑化的道路。

3歐盟公共體育政策對我國體育發展的借鑒意義

從以上來看，在政策層面上，歐盟與我國彼此對積極開展體育活動，促進體質健康的重視程度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兩者的側重點略有不同，歐盟的政策更偏重與鼓勵、協調、合作，而我國的政策則側重實施、推廣、落實[13]。另外，歐盟的政策似乎更強調社會各方面的參與，而我國則更突顯各級政府的角色作用。顯然，歐盟與我國關于加強體育教育的政策法規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歐盟強調通過教育培訓的形式來促進體育活動的開展[14]。通過對歐盟和我國群眾體育政策的分析，我們看到群眾體育是一個具有根本性、非常重要的社會文化活動形式，它發展與否，直接涉及到國家的人口素質和健康、社會進步和發展。雖然我國在推動群眾體育工作的開展上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如實行了社會體育指導員技術的等級制度、國家體育鍛煉標準、學生體質健康標準、普通人群體育鍛煉標準、成年人體質測定標準、廣播體操,以及單項性的業余田徑、健美操、籃球、舉重、游泳、輪滑等大眾性的鍛煉標準等[15]。然而與競技體育相比，重視程度還遠遠不夠。目前我國主要依賴社會的捐贈資金和有限的體育彩票公益金來資助群眾體育的開展，從而出現了公共體育設施嚴重欠缺、群眾體育事業經費嚴重不足以及體育社會指導員隊伍組織化程度過低等現象[16]。因此，要加大政府對群眾體育的投入，即利用公共財政來保障公民享有基本體育服務，改變體育事業經費中群眾體育事業費比例過小、增長幅度過低的狀況。同時，要促進全社會共同興辦群眾體育事業，通過市場和社會中介組織滿足人們多樣化的體育需求等[17-18]。另外，要重視基礎體育組織的建立和完善，充分發揮家庭、學校、社區等社會機構的作用，并在場地設施、經費等方面予以保障[19]。

作者:許靜 馮駿杰 單位:廣州市體育科學研究所 廣州體育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