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營企業主社會屬性問題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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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深入發展，中國大陸社會階層已經發生了并繼續發生著廣泛而深刻的變化。正確認識這些新的社會階層的社會屬性問題，正確處理同社會新階層的關系問題，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臨的重大理論課題和實踐課題。我們黨和同志在長期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的基礎上，經過深思熟慮，明確提出了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廣大人員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的論斷，［1］（P169）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科學地回答了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的歷史條件下社會新階層的社會屬性問題。這一論斷的提出，對于堅持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保持黨的先進性，提高黨的影響力，團結帶領這些社會新的階層，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齊心協力，共同奮斗，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主的社會屬性問題，是由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規律決定的

社會基本矛盾的原理，是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本原理。它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人類社會一切經濟、政治、文化現象的發生、發展與變更，都可以在該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中找到其終極的動因，得到科學的解釋。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主的社會屬性問題，從根本上講，也是由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規律決定的。

從研究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規律中我們可以看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不是青一色的。事實上，目前我國社會的生產關系不再是單一的公有制，而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眾所周知，一定社會形態的性質是由一定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基礎的性質決定的，也就是說，是由一定占統治地位的所有制的性質決定的。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形態，其性質同樣是由占統治地位生產關系的性質決定的。所謂社會主義社會，就是公有制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形態性質的原理告訴我們，任何一種社會形態，其生產關系不可能是純而又純的。當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尚未誕生的時候，新的生產關系，只能孕育在舊的生產方式之中；當著新的生產方式誕生之后，殘存的舊的生產關系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被消滅，還會在新的生產方式之中保留相當長的時間，因為這種殘存的舊的生產關系的存在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可能還是必要的（不僅對于一種私有制代替另一種私有制的社會來說是如此，而且即使對于代替私有制的公有制的社會來說也是如此）；當著新的生產關系成熟、發展以至鼎盛時期，固然舊的殘存的生產關系可能不再存在（其實也不盡然），然而更新的生產關系的萌芽會孕育其中；至于當這種社會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處于衰落的時候，它本身不僅無純而又純可言，而且對于更新的生產方式來說早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了。由此可見，同任何事物一樣，任何社會形態純是相對的，不純是絕對的，決定社會性質的生產關系在該社會中不會是青一色的。否則就沒有必要在界定社會形態性質時使用“占統治地位”這一概念。因此，我們不能用純而又純的眼光看待任何社會，其中也包括社會主義社會。［2］（P9）

從研究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規律中我們還可以看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不是自發發展的。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方面就經濟基礎自身而言，其內部諸經濟成分之間不可能孤立發展，而是相互依存和影響的。固然經濟基礎中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成分對未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成分具有主導和制約的作用，但這并不表明這種作用就是單向的，更不表明經濟基礎中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成分越單一越好。同樣，未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成分要受占統治地位經濟成分的制約，但這并不表明未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成分就是無關緊要的。事實上，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成分對未占統治地位經濟成分的主導和制約作用，就是表明未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成分要反映社會經濟的本質，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增強經濟全局的活力。這正是未占統治地位經濟成分的作用之所在。另一方面就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而言，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也是相互依存和影響的。固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這種決定作用表現在上層建筑的性質取決于占統治地位經濟基礎的性質，上層建筑的發展和變革要與經濟基礎的要求相適應，但并不表明這種作用就是單向的，更不表明經濟基礎的發展可以脫離上層建筑的影響而隨心所欲地進行。同樣，上層建筑要與經濟基礎相適應，但這種適應并不表明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就是無能為力的。事實上，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就是表明上層建筑要體現經濟基礎的性質，反映經濟基礎的要求，促進經濟基礎的發展。這正是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能動作用的體現。說明任何社會形態，其中也包括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其經濟基礎，如果離開上層建筑對其所起的代表、維護、規范和促進作用，同樣是難以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由此可見，我們不能用靜止和孤立的眼光去看待經濟基礎中諸經濟成分的發展。

從研究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中所反映出來的這些問題，對于科學回答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主的社會屬性問題，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既然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不是青一色的，那就表明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的存在不是人為的，而是具有客觀必然性的。否則，為什么在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后已經消滅了的私營企業，在事隔20多年后的改革開放時期又出現了呢？同時，它還表明目前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并非是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異己力量，而是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形式，出現于全國經濟領域里的。盡管私營企業作為以往社會的經濟組織形式，是該社會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基礎，為社會主義社會沿襲后在經濟上也“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3］（P304）并非是社會主義社會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基礎。但是目前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是在以往社會經濟組織形式的“舊瓶”中，裝上了社會主義經濟內容的“新酒”。它的存在不是為復辟資本主義服務的，而是為發展社會主義服務的。因此，不是要按照它以前的面目來改造社會主義經濟，而是要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要求來改造它。可見，目前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不論其經營者主觀意愿如何，但是從本質上講，它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

既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不是自發發展的，那就表明經濟基礎中的諸經濟成分的發展都是要受到制約的。因此，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的發展并不是放任自流的，而是具有規范性的。否則，為什么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這樣講道：“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4］（P372）這就是說“三資”企業在發展中是要受到公有制經濟制約的，是要受到國家上層建筑規范的，這是我們的優勢之所在。“三資”企業尚且如此，那么，目前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就更不言而喻了。正是因為這種制約與規范，才保證了私營企業沿著積極健康的方向發展。這正是為什么作為以往社會占統治地位經濟基礎的私營企業在目前中國大陸能夠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組成部分的根本依據。的確，目前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在發展中存在著不少問題，尤其是反映在勞動關系上的問題十分突出，以至在社會中造成不良影響。盡管如此，但這仍然不能作為否認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是社會主義經濟組成部分這一社會屬性問題的理由。因為要解決這些問題，關鍵還在于國家自身的管理要跟上，通過完善法制，規范企業行為；通過依法行政，管理企業經營。如果管理跟不上，那么，不僅是私營企業的經營會違規，而且國有公有制企業的發展也會越軌。

總之，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規律，決定著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從而為確立私營企業主的社會屬性問題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主的社會屬性問題，是由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及其價值變化的規律決定的

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馬克思以此為樞紐，分析了被物品外殼掩蓋著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闡明了價值形成及其發展的過程，發現了剩余價值規律，構建了政治經濟學的科學體系。從而揭示了當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特點和基本矛盾，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為全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運動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包括勞動價值論在內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本國實際相結合的結果。

現在，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當時面對和研究的情況有很大不同。這種不同，首先表現在社會勞動關系的基礎發生了根本變化。隨著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的基本完成，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便在中國大陸建立起來。從此，剝削制度在中國大陸不復存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也隨之消滅。這一深刻變化，使我國社會勞動關系的基礎也隨之發生根本變化。它表明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經濟不再是在剝削階級與勞動階級對立中運行的，而是在整個勞動階級、階層中運行的。

我國大陸社會勞動關系基礎的這一根本變化，給社會勞動關系帶來了新變化。這種新變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社會勞動者經濟地位的根本變化。在以往社會中勞動者是從屬于資本所有者的，他們之間是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今天，中國大陸的勞動者是國家的主人，人們之間是平等合作的關系。這種關系，標志著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者的經濟地位發生了根本變化。

二是社會勞動外延的根本變化。在以往社會中只把從事物質生產的人們作為勞動者。本來，馬克思當年就認為資本所有者在社會化大生產中具有管理的職能。但是因為當時資本所有者的管理職能是作為獲得工人剩余價值的權力存在的，因此，他們未被列入勞動者的范疇。但是，馬克思認為，“如果協作，例如在樂隊中，需要有一個指揮，那么，指揮勞動的職能在資本的條件下所采取的形式與它在相反的場合，例如在聯合體中所采取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在聯合體中，這種指揮勞動的職能是作為一種同其他職能并列的特殊的勞動職能”。這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經營管理者指揮勞動的職能也屬于勞動職能。因為他們已經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所有者了，他們指揮勞動的職能“不是作為這樣一種權力：這種權力把工人自己的統一實現為他們異己的統一，而把對他們勞動的剝削實現為異己的權力對他們進行的剝削。”［5］（P558）這就是說，社會主義社會經營管理者指揮勞動的職能，不再具有資本主義社會資本所有者指揮勞動職能作為獲得工人剩余價值權力的那種屬性了。因此，作為社會化大生產不可缺少的經營管理者也屬于勞動者的范疇。

三是勞動者與資產關系的根本變化。以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以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分離為前提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勞動者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因此，只能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謀生。正是這種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使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對立之中。而在社會主義社會，資產階級作為階級已經不復存在，社會生產不再是在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的條件下進行的，而是在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條件下進行的。這種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結合在不同經濟成分中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在國有經濟、集體經濟中呈現的是間接結合的特征；在勞動者行使個體經營、創辦企業、儲蓄、購買國債、股票等各種投資方式中呈現的是直接結合的特征；在私營經濟中則呈現的是合作結合的特征。這種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生產方式與社會主義建設目的的價值取向，決定著勞動者個人的財產是逐漸增加的。于是勞動者由無產勞動者向資產勞動者轉變，便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社會主義社會勞動關系的這些根本變化，給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增添了全新的內容。從研究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主社會屬性問題的角度來講，這種新內容集中表現為以往資本主義性質的剩余價值不復存在。眾所周知，剩余勞動，是新增價值的源泉，是社會發展的基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類社會脫離動物野蠻階段以后的一切發展，都是從家庭勞動創造的產品除了維持自身生活的需要尚有剩余的時候開始的，都是從一部分勞動可以不再用于單純消費資料的生產，而是用于生產資料的生產的時候開始的。勞動產品超出維持勞動的費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會生產基金和后備基金從這種剩余中的形成積累，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切社會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繼續發展的基礎。”問題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基金都是一個特權階級的財產，而政治上的統治權和精神上的指導權也和這種財產一起落到這個特權階級的手里。”這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剩余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被資產階級無償地占有了，并得到了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維系。這就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剩余價值的內涵之所在。但是，恩格斯講，“即將到來的社會變革將把這種社會生產基金和后備基金，即全部原料、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從特權階級的支配中奪過來，并且把它們轉變給全社會作為公共財產，這樣才真正把它們變成社會的基金。”［5］（P562）這就是說，社會主義革命不是要消滅剩余勞動及其價值，而是要改變這種勞動及其價值被資產階級無償占有的狀況，使之真正成為社會的公共財產。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立后，由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消滅，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對立不復存在，因此，剩余勞動及其價值便不再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剩余價值的屬性，而以社會生產基金和后備基金等形式成為社會的公共財產。

從研究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及其價值變化的規律中所反映出來的這些問題，對于科學回答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主的社會屬性問題，同樣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既然我國大陸社會勞動關系的基礎發生了根本變化，那么，私營企業主在創辦企業之前，作為社會中的一員，無疑是屬于整個勞動階級、階層中的成員。他們投資創辦企業，體現了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在企業經營中，他們與工人之間是平等合作的關系，不再是階級對立的關系。因此，他們已經不再具有獲取工人剩余價值權力的那種屬性了。所以，他們指揮勞動的職能，即經營管理，屬于勞動的職能。這就是說，目前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主屬于勞動者的范疇，是名符其實的資產勞動者。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事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社會各階層中處于同等的地位，享受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同等權利，應該受到社會的充分尊重。

既然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價值論發生了根本變化，目前中國大陸的剩余勞動及其價值不再具有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屬性，那么，私營企業主也就不存在剝削工人剩余價值的問題。當然，應該承認，私營企業主創辦企業是存在非勞動所得的。但這種非勞動所得不同于以往社會，具體來講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收入的結構不同。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主的經營管理屬于勞動，其收入屬于勞動所得；私營企業主的投資分紅、經營管理的風險收入屬于按要素分配所得。這些收入都不屬于非勞動所得，應從其中區別開來。二是收入的性質不同。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主的非勞動所得不是以其特權階級的身份獲取的，而是依據黨和國家的富民政策獲取的。這與其他工薪階層從事儲蓄、國債、股票等投資活動所取得的收入屬于同一范疇，都是合法收入。三是收入的歸屬不同。從整體來說，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主的非勞動所得，并非主要進入其個人的消費領域。更確切地講，進入私營企業主生活消費領域的收入與其經營管理的勞動收入是相當的，不屬于非勞動所得歸屬的范疇。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根據第三次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資料分析研究的結果表明，私營企業主及其家庭生活資料的主要來源，是他們自己的勞動所得。［6］（P231）于是，非勞動所得便構成擴資性、保障性、管理性、發展性以及公益性的來源。據北京市社科院社會學所2000年對191戶私營企業抽樣調查的結果表明，這些私營企業主1999年平均投入生產的資金占純利潤的65.4％。［7］（P18）這表明，這些歸屬最終也“會直接或間接地用來為處于社會成員地位的這個生產者謀利益。”［3］（P303）這正是社會主義社會對剩余勞動及其價值歸屬的要求。可見，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主的非勞動所得不屬于資本主義的剩余價值。

總之，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及其價值變化的規律，決定著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主也是勞動者。從而為確立私營企業主的社會屬性問題提供了現實依據。

三、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主的社會屬性問題，是由社會主義社會私營企業發展的規律決定的

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的發展是自然歷史的過程的論斷表明，任何社會的經濟形態及其具體形式，如同自然界一樣，都是具有不依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經濟運動規律的發展過程。它“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8］（P101）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的出現及其發展便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

在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后，私營企業作為未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成份，在我國仍然具有存在的客觀必然性。早在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基本完成的當年，針對“地下工廠”、“地下商店”的出現，同志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談話中就明確指出，地下工廠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9］（P433）遺憾的是，由于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以及分析估計上的失誤，致使國內階級斗爭不斷升級，最終釀成“”。在這種情況下，私營企業不但未能得到發展，而且一直被當作社會主義的對立物嚴加防范，以至從反右斗爭后的20年間，私營企業在我國大陸不復存在。

改革開放后，隨著城鄉個體經濟的發展，私營企業便在中國大陸開始萌生。1987年后，私營企業便取得合法地位。到1997年又被提升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地位。這一切使得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成為目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中的一支生力軍。

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就其發展的過程而言，表現出三大特點：一是應運而生。私營企業的出現是改革開放初期撥亂反正、調整政策的必然產物。由于“”內亂的影響，中國經濟瀕于崩潰的邊緣，農村貧困、城鎮待業，成為當時突出而緊迫的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要在原有的所有制結構的框架內是難以解決的。就就業來說，要解決當時遺留下來的沉重的就業負擔，僅靠國家投資是不現實的。而集體、個體經濟則具有廣闊的前景。通過這些渠道安排就業，國家不僅不花投資，而且還可以增加稅收。同時，當時全國商業網點少，服務設施差，給居民生活帶來諸多不便，需要加以解決。于是，國家便在堅持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同時，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勵和扶持集體經濟，適當發展個體經濟，從而出現了多種經濟形式全面增長的形勢。“六五”期間，便安排待業人員3500多萬人，［10］（P1870）使長期遺留下來的就業問題得以解決。就在發揮國家、集體、個人多方面的積極性解決就業問題的過程中，人們的思想不斷解放，觀念不斷更新，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勇于改革創新的精神不斷增強。于是，傳統的所有制結構開始突破，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結構格局開始形成。從而奠定了個體經濟的合法地位，推動著所有制結構以及整個經濟管理體制向著更深層次的改革。這一切從觀念上、制度上為私營企業的誕生創造了條件。隨著城市經濟的恢復和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行，我國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人民群眾的收入不斷增加，生活得以改善，社會需求隨之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從資金、勞力與市場等方面為私營企業的誕生創造了條件。于是，私營企業在個體經濟、集體經濟之中得以萌生和發展。

二是合作而為。私營企業的創辦是改革開放中尋求發展、擺脫貧困、創造富裕的勞動群眾相互合作的結果。20世紀90年代之前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主主要是以農民為最多，而在90年代之后的業主中，工人、干部的比重便迅速增加。他們最初投資的來源主要靠借貸。此間，私營企業主身份的構成發生了顯著變化，這就是專業技術人員的比例上升。最初受雇于私營企業的勞動者也主要是年輕的農民。他們文化不高，缺乏技能，在農村資源缺乏、勞力過剩、脫貧困難的情況下，想通過打工來增加收入，擺脫困境。隨著改革的深入，部分下崗的國有企業的員工受雇于私營企業的日益增加。正是在出資者與出勞者雙向選擇的過程中中國大陸私營企業出現了。這說明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的出現，既沒有西方資本主義私營企業發展初期的那種“羊吃人”的血雨腥風，也沒有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私營企業發展初期那種以殖民主義入侵為動力的刀光劍影。它是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為適應生產力迅速發展的要求，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使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合作結合的產物。這表明，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的勞資關系，盡管沿襲著以往社會的形式，但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已經具有本質上的不同于以往社會的新的內容。

三是乘勢而上。私營企業的發展是由我國諸經濟成分相互關系的內在要求決定的。改革開放以來私營企業發展的過程深刻說明，越是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時候，就越是私營企業迅速發展的時候。尤其是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發展處于關鍵時期，這一點就體現得更明顯。隨著黨的十五大對公有制主體地位科學內涵的深化，在明確公有制主體地位內涵、方式和實現形式的同時，科學界定了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職能，克服了以往在公有制主體地位認識上的形而上學觀念，為國有經濟的改革和戰略調整指明了方向。同時也明確了非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職能，使包括私營企業在內的非公有制經濟，名符其實地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并使之成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第一位的指導方針。這就為包括私營企業在內的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就私營企業而言，國有經濟深化改革，需要私營企業為其下崗分流提供就業支持；國有經濟戰略調整，也需要私營企業為其填補“真空”；提高國有經濟控制力，實施西部開發戰略，以及應對入世實施“走出去”戰略等，都離不開私營企業的支持和參與。總之，這一切為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的發展，深化了定位，拓展了功能，開闊了空間，提供了機遇。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的發展正是在這一系列的背景下乘勢而上的。它表明，目前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與公有制經濟同是社會主義經濟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們之間是相輔相成、共促發展的。發展私營企業決不是黨和政府的權宜之計，而是由社會主義經濟內在要求決定的長遠之策，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之必需。從這個意義上講，的確“私營部門的出現是中國改革開放進程最重要的結果。”［11］（P9）

從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私營企業發展的規律中所反映出來的這些問題，對于科學回答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主的社會屬性問題，更是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既然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的出現是在改革開放中應運而生、乘勢而上的，那就表明，私營企業的發展并沒有對社會主義經濟構成威脅。相反，作為社會主義經濟不可缺少的發展形式，它為社會主義經濟增添了活力。這些年來我國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國家的綜合國力迅速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迅速提升。在這方面私營企業功不可沒。難道不正是因為包括私營企業在內的非國有經濟的發展，還不適應國有經濟深化改革和戰略調整的需要，而影響我國經濟以更快的速度發展嗎？私營企業的這種應運而生和乘勢而上，體現了私營企業對國有經濟的適應性、依附性和互補性，這既是決定私營企業社會主義經濟屬性的內在依據，也是決定私營企業勞動關系的經濟基礎。既然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的創辦是在改革開放中尋求發展、擺脫貧困、創造富裕的勞動群眾合作而為的，那就表明，私營企業的發展并沒有在社會造成尖銳的階級對立，相反，作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勞動者平等合作的形式，它為人民群眾告別貧困、邁進小康、謀求富裕提供了有效的途徑。這些年來我國貧困落后的面貌迅速改變，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狀況迅速改善，整個社會安定團結。在這方面私營企業同樣功不可沒。由此可見，平等合作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勞動關系的政治和經濟基礎。這就是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勞動關系從本質上不會形成階級對立的依據。

總之，社會主義社會私營企業發展的規律，決定著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的勞動關系是同志式的平等合作關系。從而為確立私營企業主的社會屬性問題提供了實踐依據。

綜上所述，從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社會勞動及其價值變化規律以及私營企業發展規律的研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社會主義社會，私營企業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形式，成為社會主義經濟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私營企業主不再是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剝削者，而是從事經營管理的勞動者；私營企業的存在和發展不會形成勞動關系上的階級對立。基于上述認識，我們認為目前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主，應該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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