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離我們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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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柏林墻倒塌了,在接下來的短短兩年內，整個蘇聯東歐國家紛紛改旋易張，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以西方的勝利而宣告結束。

早在冷戰結束以前的十年，中國就開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國際上奉行和平與發展的外交路線的改革開放。

人類是在全球化的大浪潮中甚至歡呼聲中進入21世紀的。

樂觀的人們以為，全球化以為著原有的國家界限的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全球村”和人類共同體，其既包括經濟-貿易上的WTO，也包括更大范圍上的世界政治秩序，在這種秩序下，人們將越來越能夠共享一套基本的信念、價值、經濟-貿易發展帶來的好處、通訊-交通帶來的便利。總之，是自由民主的勝利，因此也是“歷史的終結”。（弗蘭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

悲觀的人則認為，隨著東西兩大陣營的冷戰以一方勝利而結束，代之而起的，將必定是文明之間的沖突，特別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圈與依斯蘭文明圈、儒家文明圈之間的沖突。如果不是文明沖突，還能是什么呢？（SAMULHUNGTINGTON《文明的沖突》）

在中國國內，主導的觀念也是和平。在這種觀念引導下，不但學術上在反駁文明沖突的可能性中，主要的反駁基本上是建立在一個“和”字上，例如說儒家文明如何注重“和為貴”，歷史上中華文明如何善于吸納、兼容各種外來文化，等等；而且，在具體的經濟-政治布局上，基本上不再考慮毛時代的所謂“備戰”，大量的“軍轉民”（軍工生產轉為民用生產），國際上也奉行大國外交，一再主動與美國等西方強國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參見伏波：）

人們似乎忘記了，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其實是充滿了血腥、暴力、戰爭和各種規模的武裝沖突的世紀。在此之前，從14世紀殖民主義時代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話---戰爭和暴力，已經成了強國爭奪資源和領土的主要手段。到了18-19世紀，隨著工業化的推進，戰爭更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在世界各地展開，其所造成的殺傷和破壞，也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最為震撼的，首推美國對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經過了它在越南戰爭其間對整個村整個鎮的地毯式轟炸，直到現在還在使用摧毀性轟炸，包括了對平民和民用設施的濫炸。

更重要的是，從制度的層面上說，現代制度本身，第一次把戰爭本身也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ofwar）了！暴力，構成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維度。（Giddens，Nation-StateandViolence），這是前現代國家很少有過的現象，甚至是前現代許多君王和將軍也無法想象的。歷史上當然有過延續時間很長和涉及范圍很大的戰爭，也有過尚武的時代和國度，西方歷史上有著名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幾次十字軍東征，東方也有中國古代的戰國時代，成吉思汗的所向披靡，等等。但是，這些戰爭與沖突，都沒有如現代社會那樣，被制度性地嵌入到體制內部；沒有如現代民族-國家那樣，把軍事作為國家建設的一個最重要的有機構成；沒有如此名正言順的國防預算、軍費開支、軍工生產、義務征兵，等等。

現代國家的一個基本理論，是為了確保本國公民的安全和權利，同時為了確保國家本身的主權（既包括領域和邊界，更包括國內和國際事務中的自主性），有必要運用軍事的手段或暴力的機構。于是就有了非常矛盾的結構和結果：內部的安全是建立在外部的緊張之上的，很多時候，是用武裝保衛和平，用暴力換取平安。這在西方強國里的保守思想和前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理論中，都可以看到。

再一個基本的理論，是關于列強爭奪資源以及后起的強國爭奪生存空間的分析。因為早期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世界不再是各自封閉的小體系，而是越來越連成一體的大體系（“世界市場”，“資本主義”，等），在這個體系內，從早期的領土之爭發展到近期的資源之爭，強弱之間的力量對比不斷變化，強者之間的利益分攤也不斷出現新的變化，有的時候是妥協和合謀，更多的時候則是要通過戰爭一決雌雄。列寧曾經極而言之：帝國主義主義就是戰爭，而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兩次世界大戰，似乎既應驗了這些似乎矛盾的理論，也從這些理論中對實際的沖突有了相當的理解。二戰后雖然沒有大范圍的戰爭，但是局部武裝沖突從來就沒有中斷過，大國甚至一直不斷挑唆、引發小國開戰，為此不惜發動政變、培植傀儡、販賣軍火。一個特別詭秘的現象是，由于戰爭和暴力本身成了現代國家（尤其是超級大國）建國立國的基礎，它們一旦建立起來，就不能沒有戰爭：已經發展起來的軍工集團和軍火商人，不僅成了最大的經濟實體，而且也成了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力量，它們不允許自己的產品無處銷售、自己的利益無處表達！

當然，事情遠比任何一種理論復雜。在這個意義上，克勞塞維茨還是對的，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初看起來，在冷戰結束后，以美國為首的強國仍然不斷發動或參與各次局部戰爭，科索臥，阿富汗，這個現象似乎是令人費解的。“流氓國家”、“邪惡軸心”等無疑既是托詞，也是理由。由于有了所謂“流氓國家”、“邪惡軸心”，有了所謂---特別是911以來---恐怖主義，民主制度受到了新的威脅，而趁著威脅者手上還沒有大規模殺傷武器，所以要趕快動手術，切除“癌細胞”。

在這種托詞和理由背后，又是什么呢？

毫無疑問，人們立即想到了資源，尤其是石油。而在石油這個東西后面，還有由來已久的巴以沖突，更有一整套地緣政治戰略，從中歐、中亞、中東，一直伸延到遠東和太平洋等地。

我們應該明白，在整個冷戰期間，雖然有諸如越南戰爭這樣的長期的武裝沖突，但是畢竟沒有爆發新的世界大戰，其基本的原因是非常富于辯證法的：蘇美兩大集團各自擁有摧毀對方和整個世界的核力量的“均勢”，是各自沒有輕易撥動核按鈕的關鍵。而在理論上，類似基辛格這樣的人對于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斷，其淵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彼斯麥時期的梅特涅，關于平衡、制衡等，也至少是美國相當一個時期內處理國際關系的依據。

但是，甚至還在冷戰結束前，美國就有一些智囊開始反省這種“均勢”理論。他們從列奧·施特勞斯(LeoStrauss)的理論中尋找靈感，發現美國奉行的基辛格那一套緩和戰略，蘇聯得到的好處比西方得到的要多得多。同樣的批評也發生在對華戰略的檢討中，其認為通過接觸政策，中國得到的太多了，而中國的發展，不管是不是最終徹底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都會在經濟和資源上導致所謂“中國威脅”，所以至少應該重新回到“遏制”時代。

這些理論決不只是說說而已。舉例來說，冷戰后每次中美關系出現別扭，除了具體的原因（例如向臺灣出售戰略進攻性武器、中國大使館被炸）外，都與這股所謂“新保守主義”重新抬頭并入主或影響白宮和五角大樓決策層有關，所以，也基本上每次都是以中國妥協而暫告一段落。而在已經發生的幾次沖突、戰爭背后，都有這套以積極姿態出擊的新保守主義智囊團的影子。

很有意思的是，這是一群野心勃勃的理想主義者、樂觀主義者，他們反對的是1960年代以來的文化相對論，而要重新確立西方文化大優越性。他們不是原來意義的保守：保衛等級、傳統、現存秩序。相反，他們要的是美國式民主的普遍價值在全世界推廣，為了這個目標，政治權力---必要的時候軍事干涉---必須被積極地運用，從而積極地改變世界。

如今在依拉克運用的軍事“威懾”，就是這種理論的體現。其不但接受有限的戰爭，必要的時候還要先發制人，甚至也可以使用戰術核武器；也可以實行單邊主義，聯合國乃至其他西方國家，不同意、不通過也沒有關系。當然，正如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梅爾（JohnMearsheimer）在他最新的著作《大國政治的悲劇》（TheTragedyofGreatPowerPolitics，2002）所說：“美國在19世紀以來就有殖民主義和向外擴張的記錄，美國人今天當然不這樣看待自己的歷史，他們唯心主義的一套歷史言說實際上遮蓋了美國權力如何野蠻地成長起來的過程。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在通常情況下當然要通過聯合國來推行其政策，但是當在聯合國那里通不過的時候，美國就會置聯合國于不顧，用別的辦法來推行其政策。”

這種“美國國際主義”（AmericanInternationalism，不是帕特里克·布坎南的“美國第一Americanfirst”，其主張美國從國際事務中撤回來專注于國內事務），二戰以來還從來沒有這么公開地被鼓吹過。這里可以明顯看到列奧·施特勞斯的理論幽靈，它擔心，如果民主力量不起來與專治作斗爭（包括主動訴諸武力），就不可能占優勢；它主張，好的政權有權力、有責任用暴力反對壞的政權，而我們還沒有找到比美國更好的制度。

這種理論最大的問題，是經不起歷史的考驗。近代歷史上，戰爭并不總是發生在民主與專制國家之間，例如”一戰”，當時的交戰國其實是民主制度;再如“二戰”，德國本身，從選民比例來看，其民主基礎要遠遠高于英法。還有一種戰爭，是強國不斷操縱的結果，比如1970年代早期，美國的民主政府動用軍事手段推翻了智利的民主政府，卻扶持了一個極端專制的政府上臺。

這種理論的另一個闡釋，是由羅伯特·庫伯（RobertCooper）完成的。無獨有偶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是從相反的立場來闡述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的。庫伯提出并不斷地宣講的一個主要概念是“新帝國主義”。他把世界上的國家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后現代國家，既北美、歐洲的國家和日本；第二類還是傳統國家，即它們還是民族-國家，如中國、印度、巴西、巴基斯坦等；還有一類是前現代國家，如非洲國家、阿富汗、中東國家。新帝國主義的意思是，后現代國家首先要動用它們的國家力量---如果必要，動用他們的武力---來控制現代國家，同時也用武力去制止前現代國家那些諸如屠殺、專制之類的事情。庫伯提出，“在后現代國家內部，我們應當按照法律原則及安全協作的原則來行事，但是對于傳統國家，我們還可以使用過去那些粗暴的方式：動用武力，防御性進攻以及欺騙等，總之，我們要用一切手段來對付那些至今仍然生活在19世紀那個自私時代的國家。我們之間可以講法律，但當我們進入叢林時，我們就應該按照叢林法則來行事。”（羅伯特·庫伯《恢復世界秩序》，參見：法國《世界報》2003年4月25日文章“后現代帝國主義”）

庫珀發表這一套新帝國主義理論以來，西方許多很有影響的主要刊物，比如《泰晤士報》、《外交季刊》等，又公開地、正面地重新開始討論帝國主義問題了，而二戰以后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要么回避“帝國主義”這個詞匯，要么認為這是個負面的甚至是可恥的詞匯，但現在，它居然又成了正面的東西了。（參見：PerryAnderson：“三種新的全球化理論”。）

具有諷刺意味的還有，如今由美國共和黨政府所領導的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軍事行動，無一例外都得到了英國工黨政府的全力支持。它是不是也反映了一個無情的現實：不管國內政策可能有多大的差別，在國際事務、爭端、沖突中，英美總是彼此呼應的？或者，如許多批評者所言，庫珀乃至布萊爾，在很大程度上，實際上已經背離了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現在，布什和布萊爾，已經雙雙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這是要證明用暴力換和平的合法性，還是要徹底改變“和平”兩個字的本來含義？

歷史走到了如此的反諷地步，以至于原來鼓吹用革命暴力打碎舊制度的國家機器的國家，要么徹底瓦解或繳械（蘇聯東歐），要么完全相信和平與發展已經成了時代的主流（中國）。而正是當初被革命的暴力理論要推翻的對象美國（以及英國），今天卻張揚起“正義”的大旗，要用武力去“解放”被壓迫的人民！

更大的問題是：在這種種跡象、勢力、理論背后，還有沒有可能實現和平？或者說，反戰，還是一種可行的方案嗎？

如今，我們還沒有處在所謂的后現代時代，民族-國家和民族國家體系，仍然還是最重要的社會組織制度和權力架構。雖然，我們已經開始不斷碰到來自全球化的挑戰---資本、技術、產品、信息和人本身的跨國大流動；但是，如果現在就說人們---或者，發達國家的人們---已經進入了后現代時代，未免也太“樂觀”了。

記得1970年代初曾經有法國朋友問中國總理，你怎樣評價法國革命？的回答是：法國革命到如今還不到200年，評價它為時太早了。我們今天所生活的基本制度，還是法國革命以來所形成的，它當然包含了很多陰暗的方面，特別是戰爭和暴力。如果說，民族-國家作為一種制度還仍然是最為基本的制度，那么，它所賴以成立的基礎---獨立、主權等，還沒有過時，我們需要檢討的，是究竟如何處理好國內的事務，究竟如何處理好國家間的關系，究竟如何處理好跨國的種種力量關系和現象。

和平，首先就是在這個層面提出來的。國與國之間，不論什么糾紛，如果總要以槍炮相見，則不論什么理由，都會造成生靈涂炭，平民遭殃，環境惡化，仇恨加劇。而所謂的“人權高于主權”，似乎忘記了：人權國家有多大的能力橫掃世界不民主的各個角落？用武力把人權的價值強加給其他地區的其他人群，怎么體現人權的意義而不是違背人權的本意？對于廣大“傳統國家”和“前現代國家”來說，來自發達的“后現代國家”的暴力、轟炸，怎么保證不會孕育出來自所謂“恐怖主義”或恐怖分子的抵抗？而且，暴力也好，恐怖也好，怎么保證它們就不會來自“發達社會”本身而不是什么“塔里班”和“基地”？最后，更重要的是，我們怎么保證武裝干涉、單邊轟炸、先發制人等不會演化為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

民族-國家作為一種體制，有很大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之一，恰恰是它太依賴暴力了，總是在以暴易暴的規則下彼此爭斗，我們如果要超越它，有沒有可能不通過暴力去實現。世界上大概只有一種暴力是不應該簡單受到譴責的：那就是弱者的反抗！而今天，即使是反抗，也沒有條件了，人民革命已經成為歷史，老牌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也已經退出了歷史的舞臺。動員全世界的弱者的反抗，不是用暴力，而是用和平，這里首先要反抗的，就是新帝國主義的霸道秩序。

人類如果一定還要有戰爭，那么這場“戰爭”必須是無硝煙的，例如抗擊SARS之戰，在這樣的“戰爭”中，各個國家和地區所需要的，恰恰是和平的合作。

中國古代的智慧告訴我們，依靠強力、暴力，只能建立霸道，依靠義、理，才能建立王道。

戰爭，離我們還太近；和平，離我們還太遠。越是如此，就越要為和平而呼吁，這，是愛好和平的每個人的責任。（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